给秋天写一封信

一、写封书信寄向秋天（论文文献综述）

黄德海^[1]（2021）在《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文中指出金克木,一代学人,梵学研究、印度文化研究家,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以小学学历而卓然成家,和季羡林、张中行、邓中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本文按年谱体例分上、中、下三编,以学习时代、为师时代、神游时代为界,细致梳理先生近九十年的传奇人生,得窥先生读书与治学的独到之处。青年学者黄德海以至诚之心、文学之笔,沿途追索,处处志之,甚而独出新裁,引领读者跟随先生足迹,去读书"偷学问",开阔视野。如此,经由两代学人之循循善诱,令人得悟先生自学之方法及自强之信念。这一部编年录,演化成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对于喜欢读书之人,甚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有诸多启迪意义,亦给后生晚辈留下一份珍贵的生命记录。

李丁一^[2]（2021）在《严羽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严羽是南宋末年着名诗论家和诗人,其诗论着作《沧浪诗话》被历代的论诗者和写诗者奉为圭臬,另有诗集《沧浪吟卷》传世。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大多着眼于对其诗论《沧浪诗话》的研究,对其诗歌作品关心不足,并且普遍认为严羽诗歌存在着“内容贫乏、境界狭窄”等问题。严羽出生之时,南宋王朝江河日下,几乎走到末路。而生于这个不幸时代的严羽仍有兼济天下的志向,但是因为各种理由他终生没有中举出仕,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有着大量的消极悲观情绪的表达和细微外物的状写。但是,蕴含于他心底的宏图大志和不平块垒依然可见。他自始至终清高自守,待人诚恳,而且深刻意识到了当时“生民之多艰”的残酷事实。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了严羽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生平经历。本章结合学界的专着和史料,描绘出了严羽所生活的时代的画卷,并简要勾勒出了诗人严羽的生平、形象。第二章论述了严羽的诗美理想。本章主要结合严羽着作《沧浪诗话》,并结合具体事例,简要阐释了严羽心中的诗美理想,即什么样的诗才是佳作的问题,其主要分为“兴趣”说、“妙悟”说、艺术手法“以禅喻诗”三方面。第三章论述了严羽诗题材内容。本章将严羽诗歌划分为边塞征旅、赠别怀人、爱国情怀、咏史怀古、隐逸情怀五大题材,从多方面入手论证分析,还原严羽诗歌多样化的特征和严羽本人立体化的形象。第四章论述了严羽诗艺术特征。本章承接前述两章,主要结合严羽的诗美理想和诗歌体裁内容,论述了使得严羽诗出色的艺术特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优游不迫,沉着痛快”的风格、近体为主的体裁。

李江才^[3]（2021）在《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陈方^[4]（2019）在《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庐山自东晋慧远法师起,就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其中蕴含的佛教文学作品在整个中国佛教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僧人群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慧远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外部层次上具有佛经科文三分结构的特点,还运用了汉译佛典的“格义”之法进行诗文创作,并在诗文的意境上展现出“象境—神境—化境”的三个阶段。教团成员的佛教文学作品,也在导师的影响下呈现出对“象”“神”的重视、对三教的融通。除慧远外,东晋南朝时期的庐山僧人,以竺道生最有代表性,他的佛性理论使文学创作加深了对心性的思考、促进了南朝文学灵感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语言观也促使文学理论对语言的讨论主题从工具论转变至本体论。至隋唐五代,庐山僧人数量激增,庐山佛教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与文化优势,与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文人的加入也使庐山的文学活动兴盛起来。中唐至五代的庐山出现了大量诗僧,他们在作品中运用了黯然衰残的景物意象,表达孤独飘零的情思意绪,同时也对当时流行的禅宗思想有深刻的阐说。从教外文人的佛教文学创作来看。陶渊明、谢灵运与白居易是晋唐庐山佛教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诗人。陶渊明作为在佛教传入中国前期的深受儒道思想浸染的文人,他对佛教的运用主要是在词汇层面,对佛教的接纳主要还是在佛教与儒道的相通之处。谢灵运倾心佛教,他的山水诗具有与佛经近似的体制模式;其佛学思想深受慧远、竺道生影响,他不仅将庐山净土文学中的净土图景搬入诗中,还将竺道生的佛学理念运用于文学创作。白居易与庐山的因缘从他被贬江州开始,洪州禅成为对白居易影响最大的禅学思想之一。洪州禅不仅使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注重心性的阐发、在创作上形成平俗浅近之美,也在生活心态上使其形成了体宁心恬的审美境界。在僧传、传说等文献建构起庐山的神圣空间后,诗僧与文人对其展开了热情的歌颂:僧人通过运用显圣意象,延展了神圣空间的书写范围,并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圣哲先贤的崇敬之情与招隐世俗的希冀之情;世俗文人赞叹佛法的神秘灵异,向往清幽静谧的方外世界,心念世俗却高喊归隐,将神圣空间作为洗涤心灵的净化场所,于其间参悟真谛。总体来看,晋唐阶段的庐山佛教文学,其审美主体的总体创作水平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佛教文学作品具有佛学思想与时俱进、写作内容日益丰富、创作手法逐渐精进三个方面的特点。

杨栖^[5]（2019）在《岑参边塞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岑参是盛唐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谈及岑参,离不开其边塞诗,岑参的边塞诗深入人心,成为岑参最为显着的标签。岑参边塞诗有七十余首,在其全集中所占比重不多,但最有价值。自古以来,真正来过西域的诗人并不多,很多诗人的边塞诗是依靠想象写出来的,这种边塞诗由于没有真实的生活经历,并没有真正地反映边地的生活。岑参两度前往西域,在西域生活了大约六年,对西域风物有足够的的审美体验,因此岑参的边塞诗具有真实性。岑参来到西域之后,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西域的景色在岑参的生花妙笔下大放异彩,岑参的边塞诗传达出西域的神奇与瑰丽,在描写内容与艺术手法上都有所突破。本论文共分为四章,引言主要介绍岑参边塞诗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研究的意义。第一章介绍岑参两次出塞的经历及创作,并对岑参两次出塞所创作的边塞诗进行了比较,剖析了其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第二章探讨岑参边塞诗的思想内容,包括建功立业的意识、送别友人的不舍、思念家乡的情感以及对边地民情的书写。第三章论述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色主要有雄壮的主体风格、奇特的美学特征、真实的本质特性。雄壮的主体风格体现在雄壮的志向以及雄壮的军威;奇特的美学特征体现在景观、想象与手法的奇特;真实的本质特性体现在边塞经历的真实性与地名的真实性。第四章研究了岑参边塞诗的文学价值、地位以及影响,岑参的边塞诗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对陆游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

于海晴^[6]（2018）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爱情题材选文选编比较研究 ——以人教版和鲁教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语文教科书是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主要材料。书中所选录的经典性着作是经过长久的时间积淀,而流传下来的宝贵文学作品。语文具有人文性的特点,学生通过语文学习,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身心急剧发展,他们开始对异性产生关注,内心萌发着恋爱的情愫。如何通过语文教科书中这些经典的爱情文学作品让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爱情观显得尤为重要。本篇论文主要是通过对人教版和鲁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爱情题材作品的数量、类型、体裁、选编时间等进行分析,从而得出这两个版本爱情题材作品选编的特点,并预计其产生的效果。本论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这五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首先阐明进行人教版与鲁教版中学爱情题材作品研究的缘由、目的、对象、方法及研究设计。第二部分,对人教版与鲁教版中学爱情题材作品进行梳理。期间运用了统计的方法,并把这一统计的结果制作成表格。第三部分,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对人教版和鲁教版中学爱情题材作品进行分类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第四部分,从总体上分析这些选文存在的特点,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详细的阐述。第五部分,是基于前面的分析,提出建议,并预计产生的效果。

张汐^[7]（2014）在《《张籍集》考论》文中指出张籍是中唐时期的着名诗人。作为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杜甫与白居易之间,张籍起了承先启后的桥梁过渡作用。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其诗篇多写实、讽喻之作，思想上提倡儒学、排斥佛道；诗作体裁也较为全面，有五言古诗、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乐府诗等等。在当时，其诗作就已经为人所称道、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卓着的诗人，史书及其他史料对其生平的记载也大都比较简略。《旧唐书》、《新唐书》只用简单的几句话叙述了其生平履历。此外，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及其他的笔记小说也只给了学者们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对于张籍的家世，则基本上无史书进行过明确记载。自卞孝萱教授开始，有了对张籍生平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在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阅读、考证史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关于张籍的家世及其生平还有研究的空间。故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考辨。由于张籍在世之时，并没有将自己的诗文集结集出版，直到五代南唐张洎对其作品进行搜集整理，张籍作品才作为整书流传于世。《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唐才子传》、《百川书志》、《述古堂藏书目》中皆有着录，本论文以余恕诚、徐礼节《张籍集系年校注》为底本，参考诸本进行研究。张籍的诗歌内容横跨多个领域：写景抒情，酬唱赠答，反映国计民生、社会状况，应有尽有，尤其是他的近体诗更是成为了“晚唐体”诗风源头。笔者将张籍的诗歌分为六大类：战乱之痛、关注女性、官民反差、抒怀抒情、观景咏物、酬唱赠答，对每一类诗歌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出自己的评价。在这几百首诗歌中，人们也能发现张籍蕴藏的思想，笔者在本文探讨了他对儒道佛三家的态度和所怀的文学理想，展现了张籍入世的一面与出世的一面；而他与当时的大官文人们的往来唱和则成为了文坛的一段佳话，本文主要描述了他与韩愈、孟郊、王建、白居易、裴度、令狐楚之间的友情，反映了张籍的交游情况。对一个立于中唐文坛而有所成就的诗人来说，张籍之所以能够名传后世，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学领域内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诗歌大都平易自然，质朴中透露着对古代先贤行文做事之法的赞赏与思慕，着名文人白居易称其诗歌“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所言非虚。除此之外，张籍作品集中所具有的文献价值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翻阅他的诗歌，中唐时期的社会境况、百姓的真实境遇、人民生活的各种习俗以及社会制度等在他的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为人们了解唐朝那个遥远的年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魏玮^[8]（2012）在《北宋仁宗词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仁宗词坛是宋词繁盛的肇端,在仁宗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词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仁宗词坛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的一面,本文力图对仁宗词坛作一综合性的描述,并结合多方面因素还原仁宗词坛的真实面貌。绪论部分主要考察了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阐述了选题的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仁宗词坛的历史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政治方面,北宋至仁宗朝立国已稳。宋仁宗虽不是千古明君,但他任人唯贤,善于纳谏,围绕在他的身边是一群北宋朝出类拔萃的名臣。他本人仁厚宽容、不纵私欲、克己复礼,治国有方,维持了北宋朝的稳定。北宋朝在签订澶渊之盟后,军事局面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在经济方面,仁宗朝出现经济繁盛的局面,农业、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大都市随之兴起,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这都为词的繁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娱乐业的繁荣促进了词的繁荣,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使词作本身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在文化方面,一方面,仁宗朝继承了宋朝开国初期崇文尊儒的文化传统,注重文治教化、继承了宋太祖崇文抑武、善待文士的传统；科举制度完备,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宋仁宗自身重视文化,鼓励士人掌握文化知识,并且,在仁宗朝,文化开始市民阶层普及。另一方面,仁宗朝上下普遍崇尚娱乐,宋仁宗本人公开提倡娱乐,上行下效,宋代士人关注自身的生活状态,并注重娱乐,表现出人格分裂化的特征,他们忠君爱国,以儒立身,怀有强烈的政治使命感的同时纵情声色、沉溺享乐。由于市民阶层在仁宗朝的崛起,新兴的市民阶层有他们的娱乐需求,仁宗朝,并存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娱乐文化,一种是士大夫阶层崇尚的文人雅会式的娱乐,一种是市民阶层推崇的纵情狂欢式的娱乐,两种娱乐文化的并存,也促使仁宗词坛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追求。第二章综论仁宗词坛的创作格局。从仁宗朝词作者身份的构成,仁宗词坛创作中心的形成和仁宗朝两大词人群体的形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仁宗朝词作者身份呈现出“多样化”与“集中化”的趋势,多样化指仁宗词坛词作者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集中化指仁宗词坛的主力军是官僚阶层。并且,仁宗朝出现了四位存词量大,艺术成就较高的词人——柳永、晏殊、张先和欧阳修。仁宗词坛形成了地域性的创作中心,以首都汴京为中心的京畿地区,成为了仁宗词坛创作最为繁盛的地域,除此之外,仁宗朝也形成了较为零散的,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创作中心。由于仁宗朝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娱乐文化,词的风格也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主要受到雅文化影响,形成了崇尚雅致之感、主张含蓄蕴藉之美的词作风格,一种主要受到俗文化的影响,形成贴近市民审美趣味,浅俗直白的词作风格。仁宗朝的四大词人也可以分成崇雅派与尚俗派,由于两派词人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崇雅派的词人有拟俗词的创作,而尚俗派词人的部分词作也呈现出雅致的风貌。第三章主要论述庆历党争与仁宗词坛的关系,梳理了庆历党争的大体过程和词人在庆历党争过程中的个人命运,并通过对晏殊、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的个案研究揭示庆历党争对词作者个人的影响。第四章主要论述仁宗朝的词学观。从认同、功能及分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认同上,仁宗朝市民阶层与士大夫阶层对词的认同相异,市民阶层对词表示接受、认同与喜爱,士大夫阶层对词的认同则存在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新兴文体十分喜爱,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词为小道,不能登上大雅之堂。两大阶层对词的娱乐要求也有所不同,市民阶层要求词能满足他们感官与精神的双重要求,满足他们纵情娱乐的需求,士大夫阶层则要求词能满足他们在娱乐中对雅致的追求。在功能观上,词在仁宗朝不仅仅是尊前花间的娱乐工具,同时也初步具备了言志功能和社交功能。在分歧方面,由于仁宗朝雅俗两大文化圈并存,词作风格也呈现出雅、俗两种不同的追求,词体的雅俗之辨也自仁宗朝肇端。第五章主要论述仁宗词坛的特色,从主题、体式与结构、意象三大方面展开论述。在主题取向方面,仁宗词坛主要表现为传统题材的新变和新兴题材的出现。在体式与结构方面,主要是长调慢词的勃兴,和令词“上景下情”抒情结构的被打破,表现为情景的散化与多种铺叙结构的运用。在意象方面,仁宗词坛的词人在意象选取上,主要沿袭花间意象系统,较少新变。在意象的类别上,主要以描述性、象征性的意象为主,在意象描述方面呈现出共性化与个性化的特征,并以晏殊、欧阳修为个案,研究二人词作意象组合的特点。第六章主要论述仁宗词坛的定位与评价。在定位方面,仁宗词坛的定位是宋词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仅使得五代词朦胧幽约的词体特质得以保留,同时仁宗词坛的一些新变因素也对后世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评价方面,长期以来,词评界对晏殊、欧阳修的评价皆以好评为主,而对柳永的评价则毁誉参半,随着近现代对柳永评价的提升,对仁宗词坛的总体评价也应以正面评价为主。

宫洪涛^[9]（2010）在《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文中研究说明同一作家虽兼作诗、词,但对二体之态度及着力之轻重有别,再加以诗、词体性之殊与“人才各有分限”之间矛盾,故同一作家难以兼美诗、词二体。专意为诗,才性与诗之体性暗合者,终以“诗人”名世,词则是其馀力抑或携余勇所填,借鉴于学界常用的“诗人之文”、“文人之诗”等范畴,笔者将创作主体为“诗人”的作家所填之词,以“诗人之词”称之。本论文截取唐五代北宋一段,对白居易、皇甫松、潘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诗人所填之词进行研究,终得出“诗人之词”发展至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以苏轼为核心的“诗人词派”,并得出“诗人之词”的共性：题材上逐渐脱离艳情,走向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风格上突破了单一的绮靡冶艳,而是豪爽与婉约并存；功能上使词如诗般可以谕志讽谏、沟通交际,真正地将“词缘情”转向了“词言志”；传播上使词远离了歌妓之口,代之以文本形式；内质上使词向诗歌靠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出温柔敦厚的中和美。总之,在一定程度上,“诗人之词”改变了词的“小道”地位,振立了词格,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诗歌精神,推动了宋词的繁荣,终使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而通过对诸家“诗人之词”的探究,也进一步论证了“诗人之词”这一范畴,较之于“诗化之词”、“以诗为词”等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全面性,它既注意到了“诗人”填词的客观现实,又揭示出词融“诗法”、具“诗心”的内在原因,还隐然可见诗、词两种文体之间的互动。

刘波^[10]（2010）在《“第三代”诗歌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三代”诗歌运动（1984—1989）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先锋诗潮。从1984至1989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阶段,政治上“溽热”、“潮湿”,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上达到了“文革”之后一个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一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文化背景中,持续时间并不长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诗学意义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在非诗学意义上也有一些值得阐释之处。因此,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重审“第三代”诗歌运动,对运动结束后诗人生活与创作做追踪性考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的既定目标。本文主要由五方面构成。绪论部分,首先梳理“第三代”诗歌的概念,对其最初的命名,以及它的发生与演变过程作必要的阐释。其次指认相比于朦胧诗和更早的“前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具有诸多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反叛性、开放性、启蒙性与民间性。最后对80年代以来“第三代”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理性分析,并确立本文的写作目的与创新点。第一章重点研究“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资源。认为其诗学资源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继承与反叛,其中既有借鉴和吸纳,又有拒绝和超越。二是“第三代”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学资源的接受,这种接受是主动与被动交织在一起的。三是“第三代”诗歌具有自身的时代语境,即80年代中期各方面的社会环境与人文思潮,也对诗人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可称之为自身资源。第二章从文化形态上阐释“第三代”诗歌运动。在一些人看来,“第三代”诗歌运动最重要的成就不是诗歌作品,而是一种行动的诗歌精神。本文认为,“第三代”诗人具有不同于朦胧诗人的出场方式,在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不仅在生活中普遍张扬一种反叛精神,而且在创作上也崇尚解构性,以口语化的语言实践,彰显独特的个人立场。第三章对“第三代”诗歌作整体性扫描。一是从具有“文化潮”倾向的流派入手分析“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和“非非主义”等流派,认为他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更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入手,写出了比朦胧诗的更具历史感的作品。二是考察具有“生活流”倾向的“他们”、“莽汉”、“海上”、“城市”诗派等流派,认为他们以书写现实和当下为主,从生活现场里撷取鲜活的诗歌素材,凸显平民化的风格。三是解读8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潮流,认为从被压抑的身体的觉醒,到性意识的张扬,从“黑夜意识”到“闺蜜效应”,诗人们现代女性的独特经验开始呈现,并自觉承担起了女性诗歌书写的重任。第四章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第三代”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诗人的行走、聚会和“流浪”体验,他们以喝酒朗诵与书信递送的方式,实现对诗歌文本的直接传播,诗人们通这种交流诗歌与生活的独特方式,是其“灿烂”精神的体现。而除了朗诵和书信传播之外,民间诗刊也是“第三代”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先回顾诗歌民刊的传统,然后考察“第三代”诗歌的民刊观念和具体形态,再次对另一种重要的诗歌传播形式——正规出版的报刊与诗集,进行深度观照。第五章分析“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影响和“第三代”诗人的创作转型。1989年后,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结束,随着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到来,诗人们的选择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下海”经商,一部分则继续留守在诗歌现场。留守的诗人也分为几种类型,或改行从事其他文体写作,或继续写诗,但都面临着持续性写作和转型问题。“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了朦胧诗,另一方面又被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和之后的“70后”、“80后”诗人所超越,而且这样的影响正面、负面并存,经验、教训兼有。结语部分对“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与现状作整体性的总结,尤其是对其缺陷进行“病理性”解剖,认为时有宣言大于实践、理论大于文本、“非诗”大于诗性之嫌,这些不足都不乏警示作用。

二、写封书信寄向秋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写封书信寄向秋天（论文提纲范文）

（1）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论文提纲范文）

（2）严羽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岑参边塞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学语文教科书爱情题材选文选编比较研究 ——以人教版和鲁教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张籍集》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8）北宋仁宗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论文提纲范文）

（10）“第三代”诗歌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写封书信寄向秋天（论文参考文献）

• [1]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J]. 黄德海. 江南, 2021(05)
• [2]严羽诗研究[D]. 李丁一.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白居易花卉诗歌研究[D]. 李江才.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晋唐庐山佛教文学研究[D]. 陈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岑参边塞诗研究[D]. 杨栖. 喀什大学, 2019(07)
• [6]中学语文教科书爱情题材选文选编比较研究 ——以人教版和鲁教版为例[D]. 于海晴. 聊城大学, 2018(10)
• [7]《张籍集》考论[D]. 张汐.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8]北宋仁宗词坛研究[D]. 魏玮.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0)
• [9]论唐五代北宋的“诗人之词”[D]. 宫洪涛. 暨南大学, 2010(09)
• [10]“第三代”诗歌论[D]. 刘波. 南开大学, 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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