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

一、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刘钧^[1]（2021）在《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在世界画坛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尤其是到19世纪下半叶更是达到了顶峰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肖像画派逐渐形成,不仅出现了像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科夫和谢洛夫等耳熟能详的肖像画大师,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肖像画家也创作出十分精彩的作品,正是当时所有艺术家的合力作用之下,才创造出俄罗斯肖像画领域的辉煌成就。这种艺术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本文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程相结合,从艺术发展规律、文艺思潮和社会背景的深层次角度来解读肖像绘画,并且从被描绘对象的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分别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公众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阶层。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角。首先,在俄罗斯肖像艺术传统当中有着英雄人物情结,对为民族历史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群极为崇拜。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最为耀眼的群体当属公众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作为武器,改变了陈旧的观念,推动了社会变革,为时代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当成批量的描绘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肖像作品出现时,正是艺术家顺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艺术现象在世界肖像画领域也极为少见,也成为了俄罗斯肖像艺术的独特标志。其次,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罗斯平民阶层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底层的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俄罗斯肖像艺术家群体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变化,在创作中开始大量出现描绘农民工人的肖像作品,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帷幕的拉开。最后,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肖像艺术家为自己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这些作品既是个体灵魂的自我审视,也是时代意志的精神投射,充满了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对近现代中国肖像绘画发展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产生环境和发展脉络与中国肖像艺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的深入研究,希望找到其演化发展之规律,为中国肖像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一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孙燕^[2]（2021）在《思想与艺术的互动：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意义再生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所属学科的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下的文化符号学与诗学研究,旨在通过文化符号学的视角,研究由艺术语言构成的文学文本,具体来说是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来阐释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以解析其小说独特的意义再生机制,努力探索一条经典文学文本的符号学解读路径。本论文将以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复活》（Resurrection）三部长篇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领军人物尤里·洛特曼（Yuri Lotman,1922-1993）的文化符号学中的“对话机制”、“异质性”、“穿越界限”、“时空观”等理论,对三部文学文本的意义再生机制进行逐步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托尔斯泰也被誉为是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被视为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然而,学界又很难阐释这位伟大作家的创作与其宗教观之间的矛盾,往往觉得其宗教观有碍于他的艺术创作,甚至于不自觉地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宗教不仅丰富着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精神世界,而且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体裁和表现形式上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只有把托尔斯泰的创作艺术与他的宗教思想的精神探索融为一体,综合研究,发掘托尔斯泰创作艺术的内在机制,才能对托尔斯泰的文学艺术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本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论文的导言部分,简要概述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作为方法论,在研究托尔斯泰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之间的矛盾”问题上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文献综述部分,对国内外学术界不同视域下的托尔斯泰研究,所呈现出的“多元共存”的发展态势,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第二章旨在努力探索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时的精神历程,并揭示其创作中现实与精神对话之间形成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托尔斯泰将人与上帝同一的理想,等同于实现“自然至善”,使得小说文本,从表层上来,记载着“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生活,但却在深层展示着人物受宗教思想的洗礼,走向自然和谐的心理活动。由此,小说形成了生活与心灵双层交织和互动的独特对话形式,造就了小说双层叙述的独特艺术形式。第三章深入探究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的思想与艺术的互动,作家把上帝理解为爱与至善,与上帝的同一就是与“爱”的同一。在此基础上,该小说创作由二元对立走向融合同一,形成了一个中心由外向内编织的网状结构。第四章旨在探讨晚年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与艺术表现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作家从人类的精神本质出发,提出博爱、尊重、忍耐和救赎的“救世思想”。与此相呼应,在小说《复活》中,作家构建了“现实”、“上帝”、“自我”三个有限的空间层次,并以此来表现多维而无限的世界,凸显了艺术文本的空间模拟机制。第五章借助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发掘托尔斯泰小说创作及其独特的文本意义再生机制形成的缘由。论文梳理了托尔斯泰丰富的人生履历和创作历程,表明他一生在不同的符号圈之间不停地穿越界限,从符号圈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到中心。这就为作家创作的独特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论文结语部分主要指出,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中“天人关系”的嬗变,直接导致了三部小说的意义再生机制的形式迥异和变迁,同时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并指出后续研究的可拓展空间。综上所述,本论文运用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托尔斯泰创作,主要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三部长篇小说。据此,论文对托尔斯泰不同时期的宗教思想与艺术创作进行参照和对比,揭示三部作品在意义再生机制上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将洛特曼的理论建构与托尔斯泰的文艺实践相结合。这样既可以加深对于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的进一步理解,又能够加深对于托尔斯泰创作的认知,尤其是对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矛盾问题的阐释,为我国文学批评界解读文学经典,提供值得借鉴的途径。

魏梦莹^[3]（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

伍丹^[4]（2019）在《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跃文小说是个丰富的文学存在。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大影响力的湖南作家,王跃文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对文学创作的深切感悟以及不懈的美学追求,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和持续的艺术反思,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现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博的社会文化内涵、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文学的见识和观念,建立起了自己初具形态的小说诗学体系。论文试图从“小说诗学”的角度解读和审视王跃文小说。王跃文小说诗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建构在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等四个具有逻辑关联的结构性元素上。论文的四章分别剖析了这四个结构性元素。王跃文小说创作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与精神空间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生成的外部研究。第一章将分析王跃文小说诗学的文化构成,从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时代文化语境的濡染和湖湘文化的浸润对王跃文小说创作的影响。幼时的乡村生活经历和多年的官场生涯使王跃文收获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他在时代变革的律动中,一方面自觉地适应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文化语境,客观上满足了当前社会对文学创作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他受湖湘文化精神传统的影响,能超越消费文化的物质化制约,以对永恒人性的不懈追求,坚守文学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担当,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畅销书”也是“常销书”。第二章到第四章属于王跃文小说诗学本体论的范畴或内部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学本体的实际“存在方式”。论文将透过这些内容论述王跃文小说的文学理念和实践模式。其文类（小说）特征与诗学思想的应合,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王跃文小说诗学形态的多面性和丰富性。第二章将探究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审美原则。王跃文是鲁迅、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他在怀疑与否定中揭开“病苦”,寻找“出路”,在揭露与批判中坚守信仰,呼喊良知。他的小说始终饱含着一种“温柔敦厚”的情感基质,彰显着强烈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这种“温柔敦厚”正是“中和之美”的显现,具体到叙事策略,即平衡之道。王跃文小说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他追求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表达的真实。在对现实的真切关怀中,王跃文始终具有一种清醒的理性和隐含的忧患意识。他既传承、光大了现实主义,又向现代主义开放,既有经典现实主义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理性思考,又揭示了人在沉沦与身份危机下的焦虑和迷惘。这股始终弥散的苍凉让王跃文小说具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悲剧性内涵。第三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精神向度。对人性本质的关注既是王跃文小说始终暗藏的线索,也是王跃文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化观照的深层诗性品格。或者说王跃文小说诗学的终极追求,即为精神迷失的当代中国人找寻回归之路。这是一个超越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人性维度。具体来说,王跃文在其小说中展现了一种平民化的人情世态。他置身于权力场外,站在平民的立场实现了与官场的对话。他执着于洞察生命的本质,表达了对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关怀。他在政治和爱情中探索人的存在,在灵与肉的冲突中展示人生困顿。他揭露了绝对意志攀援中人性的沉沦以及庸众无声下个体的孤独。王跃文写尽了人生的无常,却依然心存理想。他希望通过良心建立道德自律,通过敬畏获得精神救赎,通过悲悯抵御生命的悲凉。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试图以道德唤醒人内心深处的善良和美好,重建凡俗的人性世界。第四章是王跃文小说诗学的叙事方式。王跃文用对世俗大众的生存关怀和世俗化官场生态的展示实现了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事。他自始至终都坚持故事讲述。以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以中心人物的官场境遇为主事的叙事结构、以闲笔从容书写的叙事节奏构成了王跃文小说淡定从容的故事化叙事方式。女性话语的缺席和女性身份的“他者”构成的隐在叙事话语对男权中心话语自觉的坚守,构成了王跃文小说男性化的叙事视角。在此基础上,王跃文小说的语言表现出从容自如的话语言说、避重就轻的叙说风格、注重反讽等特点。总之,本文意在超越以往王跃文小说的研究范式,从小说诗学的角度全方位解读、审视王跃文的小说,并通过探寻王跃文小说的文化地域特质和艺术审美风韵,进一步拓展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获得新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张中锋^[5]（2015）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信仰危机》文中提出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宗法制乡村的贵族作家,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俄罗斯那广袤无垠的土地不但给作家提供着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资源,这里的精神资源不但包括风俗人情、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还应包括人的情感寄托和终极关怀,因而大地崇拜中的“大地”不再是物质上或物理意义上的“土地”,而是具有了形而上色彩的理想世界。总的来看,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的主要内涵是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崇拜是人和自然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神秘关系,是人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还要依附于自然,离不开自然这根脐带的标志。关于“大地崇拜情结”弗雷泽在《金枝》中谈道了“阿多尼斯的神话”,把大地看作是一位“男神”,他主宰着大地。在林惠祥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一书中,大地被看作是一种“地母”,生养万物。在这里不管把大地想象成“男神”还是“地母”,都体现着农耕时代对大地的崇拜,并且这种崇拜成了一种情结“遗传”下来。对于这种现象,用黑格尔的艺术理论来讲,人和自然的关系还处在一种象征型关系,属于一种自然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大地不但是人的信仰对象,也是人存在的价值尺度,落实到社会制度层面就是宗法制度,它是古典形态的,前现代的。尽管这种状况带有原始的泛神论色彩,但由于能够形象地反映事物,因此,这无形中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性。由于托尔斯泰毕竟是一个已经文明化了的现代人,因此在上述基础上又可以引申出两层内涵：一层意思是托尔斯泰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把自然看作是人性解放的手段。自然的解放也就意味着人性的解放,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意味着人的觉醒和人的个性解放,尽管以自然的名义,但人和自然开始产生分裂,落实到政治制度层面上,就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提倡。这一点托尔斯泰是以开拓人的主体世界来体现的。二层意思是进入现代社会,托尔斯泰开始借助自然反对文明对人的异化。对自然赞美,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和张扬。上述两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是浑然一体的,不过相来讲,对大地的原始崇拜情结,是最为基本的。大地崇拜情结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存有普遍性,而真正脚踏大地,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对大地崇拜情结,并取得巨大文学成就的当首推托尔斯泰。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从大地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一样,托尔斯泰也从大地崇拜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和激情四射的创作灵感,为世人创作出了一部部像《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着名的长篇小说,和像《哥萨克》（1862）、《伊万·伊利奇之死》（1886）、《哈吉穆拉特》（1905）等一系列精彩的中、短篇小说。但是没有离开大地并不等于就一直稳稳地站在大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大潮的渐近,现代都市生活的到来,土地似乎渐渐失去了昔日的丰厚和魅力,正日益变得贫瘠和陌生。此时的大地也似乎不再那么坚实可靠了,作家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直至摇晃不止。大地的颤动表明托尔斯泰对大地的崇拜情结已经发生危机,具体表现为作者由对大地的崇拜,开始发生质疑,并逐渐失掉信仰,抛弃大地,转向对宗法道德的推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托尔斯泰又创作出了不少中篇小说如《克莱采奏鸣曲》、《舞会之后》等,以及长篇小说《复活》。应该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在减弱,特别是《复活》,成了作者最终离开大地的标志,它也很难说是一部代表作了。由于大地崇拜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源泉,是作家审视世界的支撑点和感悟世界的出发点,因此,作家对大地崇拜的情感危机,深刻地影响着其创作变化,具体表现为崇拜大地时的作品风格表现为单纯、丰厚、沉静,矛盾危机时作品风格表现为深刻、形象、丰富,转向宗法道德时作品风格简单、单薄、抽象、肤浅,艺术水准的下降。同时在作者创作观念的转变过程中,它的作品结构、人物塑造,以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上,都有所改变。另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地崇拜上的相近性加以比较,更能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创作观念的优势和局限性所在。本论文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辅以美学研究方法,对托尔斯泰一生的创作,展开分析。以下分为八章来加以论证,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大地崇拜情结,并把《战争与和平》看作是作者大地崇拜情结的充分体现,及其信仰危机初始。本章开始论述了大地崇拜情结的内涵,并认为《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在大地崇拜情结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的一部作品。作品虽然描写了别祖豪夫、博尔孔斯基、库拉金、罗斯托夫等四大贵族家族,但作者描写的中心却是罗斯托夫家族,因为作为乡村贵族的罗斯托夫家族体现着作者对大地的崇拜情感。本论从罗斯托夫一家狩猎场面开始论起。罗斯托夫家族长期生活在乡村,偎依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与土地相伴,因此,罗斯托夫家的人养成了性情淳朴、善良、乐观、忠厚仗义、热情好客等特点,当然也有保守和忠君思想等不足,总之,这是一家为作家所偏爱的人家,其他的家族都在精神上受着它的影响。但也就在对大地最为崇拜之时,出现了危机,这便是罗斯托夫家族最值得骄傲的少女娜塔莎被一个花花公子所诱惑,发生“婚变”。大家闺秀做出了使家族身败名裂的事情,可见古典宗法文化的脆弱。再加上罗斯托夫庄园在经济上的衰落,并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这可以说是托尔斯泰所崇尚的大地已经发生颤动,信仰危机已经开始。大地崇拜情结充满了神秘性,而神秘性又使得《战争与和平》充满了非理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人物性格出现了“流动性”；二是表现在对战争的描写上,战争的胜负存在着偶然性；三是表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历史的发展存在着神秘性。《战争与和平》中非理性现象的大量出现,使作品焕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对大地崇拜及其质疑的现象不是从《战争与和平》开始的,在这之前作者所写的中篇小说《家庭幸福》和《哥萨克》中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属于早期萌发时期,其中的一些描写似乎是后来《战争与和平》中某些情节的“预演”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地崇拜情结的减弱和信仰危机的深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表现更为明显。《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最能展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作品。该作品的两个主人公安娜和列文,一个生活在大都市里,一个生活在乡村,分别讲述着两个爱情故事,这种奇怪的结构正是作者对大地崇拜的继续和信仰危机进一步发展的矛盾体现。列文的人生困惑和安娜的悲剧结局是这一矛盾或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安娜和列文的命运看似毫无联系,实际上他们在借助大地而“互喻”第三章论述了继《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作者信仰危机进一步加重。《安娜·卡列尼娜》发表后,托尔斯泰进入一个心情紊乱,思想矛盾时期,此时很难再建立起思想一元化的宏大叙事,于是便产生出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其中比较着名的有《伊万·伊利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和《舞会之后》等。通过这三部作品,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情结的进一步弱化和信仰危机的进一步加重。第四章论述了作者最终离开大地,转向了道德崇拜,只不过这种道德崇拜是以向基督教皈依的形式出现的。标志着托尔斯泰真正从对大地崇拜走向对道德推崇的是其晚年所写的长篇小说《复活》,因为这时的作者思想已不再矛盾,而是趋于稳定,形成体系,即“托尔斯泰主义”。在该篇中,道德家的托尔斯泰正在战胜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对道德的信仰正在代替对大地的崇拜。托尔斯泰创作观的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第五章论述了托尔斯泰虽然离开了大地,但理智压抑不住情感,他内心深处仍然眷恋着大地,《复活》之后《哈吉穆拉特》的出现,似乎是个证明。大地崇拜情结再次出现所带来的审美主义创作观,使其再度创作出了一部当代史诗一样的作品。不过作品中道德主义批评之声并没有完全消弭,并存在着在信仰上再次转向异教（有可能伊斯兰教）的可能。应该说在艺术上这是一部回光返照式的创作,体现了作者大地崇拜意识的微弱复返,以后作者再也没有创作出类似的作品。第六章论述了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情结的质疑和信仰危机之间的思想矛盾,影响到了作品的结构。对大地崇拜情结的坚守和向道德信仰的转向可以简括为自然主义（诗性的）和道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彼长此消的过程也影响到了作品的结构,出现了多线索结构的《战争与和平》,双线索结构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单线索结构的《复活》。第七章论述了托尔斯泰对大地崇拜情结的质疑和信仰危机之间的思想矛盾变化,拓展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托尔斯泰上述创作观的变化也影响到了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使得现实主义向三个方向“拓展深化”,即“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心理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不过这种“拓展深化”既有成功地方,也存在着不足。第八章论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近的大地崇拜情结。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上有关对大地崇拜情结上具有“相近性”。两者加以比较,能更好地看出托尔斯泰创作所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总之,托尔斯泰对大地由崇拜到质疑再到信仰转移的过程,贯穿了他一生的全部创作,把握住这一点,就能够把握住托尔斯泰的创作秘密。

李晓霞^[6]（2013）在《1990-2010年中国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者对托尔斯泰学的研究也早已起步,至今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有关托尔斯泰的研究着述可谓是浩如烟海,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的文章较为少见,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国内托尔斯泰研究情况,尤其是对托尔斯泰小说研究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以期为我国今后的托尔斯泰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本论文由导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对托尔斯泰自传入我国到90年代之前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简单回顾。正文部分共有两章：第一章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托尔斯泰译介与研究史进行了简单回顾,同时对该时期中国的托尔斯泰研究情况——生平创作研究、哲学美学思想研究、艺术创作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关系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第二章对中国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分别对作家的三大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中短篇小说在我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论述,这是本文的重点。最后是结论、参考文献及致谢。

张磊^[7]（2012）在《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 ——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为个案》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俄苏文学研究自20世纪初发端以来,经过几个时期的发展和积淀,至今成果已蔚为可观。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局面的形成是众多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果。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学人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俄苏文学学人的研究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俄苏文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本论文在此基础上选择俄苏文学学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研究方法问题,试图揭示出学者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作用及贡献,进一步丰富俄苏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内容。俄苏文学学人群体庞大,本论文主要选取新时期以来的学者作为研究对象,但个别研究内容会涉及到新时期以前的情况。同时,本论文采取以点带面的方法,选取学者较集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为个案,从中选取五位不同类型的学者进行分析论述。绪论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机制、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整体框架问题。第一章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俄苏文学学人的概况。按照学者所属单位的所在地区,将我国的俄苏文学学人划归到北京、沪宁杭地区、北方其他地区和南方其他地区四个区域中,并对其基本情况进行概述。第二章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我国俄苏文学学人的主要研究方法,如社会历史批评、实证主义批评、宗教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神话原型批评等方法,并选取若干学者的有代表性的例证加以分析。第三章以戈宝权为个案,探讨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重材料、重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在普希金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第四章以高莽为个案,从“视角独特的俄苏文学研究”,“绘画和文学研究交相辉映”以及“俄罗斯文化的传播者”等角度,论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的特色。第五章以吴元迈为个案,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苏联文学思潮研究以及俄苏文艺学方法论研究等角度,探讨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第六章以周启超为个案,从白银时代研究,俄国经典作家研究以及俄苏文论研究等角度,阐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涉及的重要领域。第七章以刘文飞为个案,从布罗茨基研究,俄语诗歌研究以及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等角度,论述他在俄苏文学研究中的特点。结语认为,学人和方法都是俄苏文学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俄苏文学学科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婧飞^[8]（2011）在《试析托尔斯泰主义体现着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文中研究说明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托尔斯泰主义是基督教和东方精神,特别是中国儒道墨学说的综合体,是东西方思想的合璧。他的一些伦理原则在形成时每一条都结合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而背离了基督教的教义。

庞希云^[9]（2006）在《“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 ——十四至十九世纪中西古典小说中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文中指出处于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之下的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西古典小说，有着许多根本性的差异。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差异?古典小说与宗教文化心理密切的交互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中西古典小说差异性与同一性内在因素的可能。西方传统文化心理以基督教精神为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则以儒释道思想为主宰。西方人关注的是灵魂，中国人关注的是人心；西方人祈求的是神的救赎，中国人注重的是现世的自悟；西方人叩问的是个人的心灵，中国人则在现世社会中去寻求和谐。“人心自悟”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文化中依靠自我力量获得超越的鲜明特征。它既是中国人自我修养的行为与方式，也是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自我超越的一个途径。“灵魂拯救”体现的是西方文化中在神的关照之下实现个人完善的特征。它是西方人寻求解脱、追求永恒的心理行为方式，是个人灵魂得救的过程与途径。“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两者各自皆分别长期积淀于东西方人的心灵深处，持续对人类精神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些文化心理的差异，也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不同的创作思维和创作倾向。受“人心自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以正史之补，以经世致用、益于世道人心为宗旨摆脱“小道”的卑下地位；另一方面，也融入“澡雪精神”、陶冶性情的审美理想。至明清，这一文学关注世道人心与追求人心超然的创作倾向融合互补，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统摄了善与美的文学追求，注重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的理想融合，注重人与天地自然、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和谐追求，仁义忠孝与空灵无常、因果轮回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所寻求的善与美的境界。与中国古代小说关注世道人心不一样，西方小说更关注个体灵魂的净化与超越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它承继了西方文学忏悔意识与哲学思辨的传统，深重的罪感与虔诚的忏悔以及深刻的灵魂思辨与剖析，构筑了西方小说独特的感染力。处于“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不同文化心理制导之下的中西古典小说，有着双方共同关注的表现对象，共同的精神内核及共同的文学追求，也有着不同的创作心态和接受心理，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不同的关注重点及相异的价值指向，双方既有各自文化所带来的优秀的传统，也有各自的局限性。由此而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可磨灭的永久性价值，自然也有其不合理的甚至腐朽的部分；反过来，西方基督教文化及其体系之下的文学也如此。因而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与文学可以融合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精华，却不应以西方文化与文学来否定或归化中国的文化与文学。

吴泽霖^[10]（2005）在《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文中认为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诟病,而如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就能洞解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真谛。他认为,情感是人性最本真的体现。思想只有转化为情感才能沟通人、联合人。而"推动情感"才是艺术的独特功能。从而把艺术直指人类心灵融合的终极追求。

二、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思想与艺术的互动：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意义再生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4）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信仰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6）1990-2010年中国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 ——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8）试析托尔斯泰主义体现着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9）“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 ——十四至十九世纪中西古典小说中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D]. 刘钧.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思想与艺术的互动：列夫·托尔斯泰小说的意义再生机制研究[D]. 孙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魏梦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1)
• [4]王跃文小说诗学研究[D]. 伍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5]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地崇拜情结及其信仰危机[D]. 张中锋. 山东大学, 2015(12)
• [6]1990-2010年中国的托尔斯泰小说研究[D]. 李晓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2)
• [7]新时期中国俄苏文学学人研究 ——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为个案[D]. 张磊.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8]试析托尔斯泰主义体现着中国古典文化思想[J]. 刘婧飞.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1(03)
• [9]“人心自悟”与“灵魂拯救” ——十四至十九世纪中西古典小说中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D]. 庞希云. 上海师范大学, 2006(05)
• [10]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J]. 吴泽霖. 励耘学刊(文学卷), 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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