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琪，我的哲学启蒙老师

一、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论文文献综述）

阮洋^[1]（2021）在《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刘萍^[2]（202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其历史根源,就要溯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传播理论初期对照中国现实,就开辟了中国化演进之路。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传播,其影响力日渐增强,为当时及今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作为一种进步思潮进入中国,到后来作为一种邻国经验影响中国,最后成为一种成功实践改造中国。这一过程,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入手开始研究,其次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领域。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实践探索使中华民族翻身解放,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实现了与时俱进,其理论特质不断增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社会革命的索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中国化不是相互剥离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仅仅通过简单地传播介绍是很难在中国立足的,而是从传播的开始就不断尝试并最终完成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性驱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结合起来,深切反思社会历史现实,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里程碑式的成果。中国社会不断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同阶段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特点。本文着重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即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本文所指的“早期”,是从四个方面考虑的,一是从时间方面,指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二是从理论成果方面,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中最早“里程碑”,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阶段;三是从实践层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曲折探索,最终确立正确革命路线的阶段;四是从研究观点层面,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界定主要对以早期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研究来界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彼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是求得民族解放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给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指明了变革的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进步外来思想,要植根于中国,必然会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思想之间碰撞,两者思维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在一些理论观点上也有共同之处,这种不同思想碰撞而产生的张力促进了两种哲学的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是实践的主体,梳理其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进程,当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代表人物的微观个案研究。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零散到完善,并逐渐系统化、体系化的过程十分必要。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凝聚了各阶段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他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突出的个人贡献,也有带有共性的整体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明晰其历史形态和特点,归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复杂环境下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启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

杨晓素^[3]（2021）在《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研究》文中认为张伯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白族第一代共产党员。张伯简撰写的《社会进化简史》（以下简称《简史》）是我国较早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读物之一,在干部培训、青年教育和发动群众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宣传和政治动员作用。毛泽东对《简史》青睐有加,曾向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和身边工作人员推荐此书。延安时期,他致信胡乔木收集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书籍,其中就包括《简史》。目前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主要围绕基础理论、时代价值和传播发展展开论述,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在传播主体的研究上对地方党史文献中的个案关注不足,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张伯简及其思想的研究而言,通俗性论述较多,对其论着和思想缺乏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因此,首先从张伯简的日记、书信和着述等文献梳理出张伯简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他成长为先进青年的重要影响,梳理他对唯物史观的认知经过了萌芽、发展到成熟三个历程。其次,对《简史》呈现时空交替的文本体系进一步阐释能够将学界对张伯简阐释体系的研究推向深入。然后,归纳总结《简史》中蕴含的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生产资料的占有与阶级地位、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社会分工与交换以及阶级社会的产生和消亡的唯物史观原理能够拓展张伯简对唯物史观的阐释研究。再者,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张伯简与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李大钊、蔡和森、张闻天、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阐释和探索进行比较,总结张伯简与同时期理论家在唯物史观中国化的体现出的保持唯物史观传播的完整性与科学性、以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将理论传播与斗争实践相结合、以动员无产阶级斗争为目的共通之处,以进一步凸显出张伯简唯物史观思想在阐释方式、理论来源和探索中国革命和道路问题上的时代特征,揭示出其唯物史观思想在促进时人向科学史观的觉醒、为毛泽东唯物史观思想的构建提供理论参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最后,进一步思考张伯简唯物史观思想在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推进唯物史观的阐释和发展以及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传播的启示意义,拓展唯物史观在当代的理论应用和实践发展。

孔晓菲^[4]（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认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何明霞^[5]（2021）在《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革命伦理即为革命思想的政治规定化,它彰显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时期的革命伦理价值观倡导对革命理想的坚持与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要求对民族、阶级革命实践的全力投入与无私奉献,强调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与革命利益,革命伦理价值观为革命实践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文艺是创作主体进行伦理思想实践的一种形式,文艺观的形成就是创作主体以文艺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过程。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于延安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下,对具体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活动进行指导实践而生发出的意识形态产物。本论文旨在考察革命伦理观与延安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艺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出对政治革命的配合与宣传功能,这将为如何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文艺伦理观提供参考与反思。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梳理,如对延安文艺和革命伦理做出的概念界定和阐述,最后对所涉及的延安文艺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其中文献包括延安文艺史料类、延安文艺革命伦理研究成果类以及针对延安文艺本身的研究成果类。在对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找到研究目标,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总述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第二、三、四章则是革命伦理观在延安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呈现出的总体特征,分别为:延安文艺的大众性、延安文艺的阶级性与延安文艺的民族性;第五章深入政治、历史语境维度,理解延安文艺时期对革命伦理价值观做出历史选择的原因。结语部分针对延安文艺革命伦理对于个体伦理的相对忽视做出了分析,总结了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的不足所在,但究其缘由也是历史现实所致。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中国启蒙思想兴起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颠覆了传统文艺中的伦理思想,在这场文艺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强调以个人为主体的个体主义伦理观,祈望以文艺作品与文艺运动唤醒个体之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战争的升级,个体主义伦理观开始逐渐向集体主义伦理归依,此时的文艺革命伦理观体现出重视集体与倡导奉献的特点,这标志着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初步确立。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提出标志着人民本位的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形成与确立。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在文艺作品与活动的具体实践中表现出对无产阶级的认同与对革命目标的强调。第二章着重探讨在革命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文艺形成的大众化发展方向对个体主义伦理思想的冲击,以及个体主义向革命大众的迎合与归并。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阶级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延安社会中的落后者成为了被大众改造与团结的对象,女性走出阶级压迫走入革命群体成为了革命力量,个体主义成为了集体主义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被重新定义与改造。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追求个体自由与价值的个人主义伦理观被追求社会救亡与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伦理观所覆盖,延安文艺因此呈现出大众性的革命伦理思想特征。第三章考察革命伦理思想影响下的延安文艺中的阶级认同意识,分别选取了家庭、文艺社团、民间文艺三个延安文艺的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分析,考察它们如何在革命伦理思想的引导与规训下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从原本松散的状态下一跃成为延安文艺革命伦理思想的创造者和宣传者。本章之中所论及的革命伦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因阶级认同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这种伦理思想对延安文艺所产生的影响有效的聚集了革命力量、推进了革命进程。在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身份认同意识成为了革命伦理的组成部分,阶级身份的认同替代了原有的价值观判断。第四章论述了民族主义伦理思想作为延安文艺一贯的价值标尺,在延安文艺中的变化、运用与发展。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延安地区的历史语境与革命任务发生了转变,在抗战时期,革命伦理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延安文艺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目标的转变,延安文艺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合谋的状态继续作用于革命伦理思想之中,成为构建延安革命伦理思想的道德评判标准,这种合谋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性与阶级性”和“民族性与现代性”之中。首先,在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中,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民族主义是具有阶级立场的,不同的阶级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但民族主义也存在着国民所共有的属性,在具体情况中可做出具体的分析。延安文艺中的民族性是与阶级性互为条件且可实现互相转化的。其次,在延安革命伦理思想中,民族性与现代性并不是互为悖反的关系,将“现代性”蕴含于“民族性”之中建构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型革命伦理思想,是延安文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第五章主要以政治现实与历史语境为视角,理解延安文艺对革命伦理价值观的选择原因。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本就受到政治形态的影响,政治伦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会成为影响文艺实践的价值标尺,文艺革命伦理观的价值指向就是通过文艺实践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建立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自我修德。延安时期在特定的革命历史语境之下,文艺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媒介,通过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得文艺作品与文艺活动承担着革命文化的宣传与发展义务,呈现出大众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特点,革命伦理思想对文艺的介入使得文艺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革命伦理思想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使得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表现为对革命的过度关注,忽略了文艺本身的建设与发展,损害了文艺的独立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以革命伦理为角度对延安文艺进行重新审视,就是要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客观的思考革命伦理的价值所在,可以说,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艺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伦理活动。结语部分对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中个体主义的缺失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在历史特殊时期,对革命伦理思想的强调彰显了崇高的民族信仰与革命信念。革命伦理思想通过对延安文艺的介入参与到了革命事业的实践中,对现代化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对集体主义与革命伦理过于关注的同时,却造成了对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相对忽略,致使个体生命与个人价值在革命语境之下的被漠视与被削弱,这一现象的发生使得延安文艺在整体上呈现出对革命理想的单一化追求,与人类情感本应该丰富的审美感受有所悖离,但放置于大的时代之中,文艺作为能动于革命实践的意识形态,做出顺应时代的历史选择也是使命使然。

张挺玺^[6]（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齐磊磊,吴思柳^[7]（2020）在《陈珪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珪如学习自然辩证法缘于她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找到了自然科学与革命的结合点。1949年,陈珪如编译了我国最早一本以《自然辩证法》为书名的着作,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成果。陈珪如创立了我国高校中第一个自然辩证法教研组、是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首任主任、培养了2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弥补了当时国内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不足的情况。她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领导成员、是首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常务理事。在讲授"自然辩证法"时,她坚持"百家争鸣、克服教条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生致力于实现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结合。

曾伯秋^[8]（2020）在《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文中研究说明我们根据冯定的生平简介,可以将其思想历程简要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初成阶段、成熟阶段和再发展阶段。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推进;二是在教学和教材内容改革方面坚决扞卫列宁“一整块钢铁”;三是重视青年的道德修养。冯定对马克思主义通俗哲学的开拓,有其特定的原因。首先,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其次,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前提和手段,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与中国化助力;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也是当时的现实需求。《平凡的真理》可谓应时之需,该书集中体现了冯定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就路径而言,冯定主要使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出发研究哲学。通过与艾思奇的大众化路径及思想的两相比较,在通俗化、注重与实际的联系等方面有相同之处,同时也有差异。艾思奇更注重“民族化”,冯定更侧重通俗化的理论与群众平凡生活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青年的信仰,帮助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冯定坚定扞卫列宁哲学的“一整块钢铁”学说,认识到苏联教科书式哲学体系造成哲学原理庸俗化、支离化的倾向,在《平凡的真理》中尝试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同时也在教学与教材编写工作方面做出了努力的尝试。冯定同时致力开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新局面。我们着重分析冯定为何突出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青年道德修养问题以及在哪些方面于青年道德修养问题有创见,如《青年应当怎样修养》《共产主义人生观》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阐述。就冯定哲学思想的评价而言,一方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哲学思想有一个宝贵特点——理论联系实际。就其历史地位及其思想启示方面而言,冯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新的积极开拓者,也是加强新道德、新价值观建设的积极开创者。冯定的一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奋力求索的一生,他的丰富着作是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其学术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既有历史的局限性,又有历史的超越性和前瞻性。我们如何开发和继承冯定留给我们的学术理论,理解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以及伦理学和教学、教程改革方面的贡献,具有特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胡冬华^[9]（2020）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研究》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百余年来,人们一直重视研究五四运动。本文把人们对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的回顾、分析、说明和评价等,简称为“五四阐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初期,初步确立了从政治运动方面阐释五四运动的方向,中经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从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内在统一的高度把握五四运动,建构了“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并成为“五四阐释”的思想主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五四阐释”革命话语的基础上,确立了“五四阐释”的建设话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先后建构了“五四阐释”的革命话语和建设话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五四阐释”进行积极有效的革命动员,从革命的领导力量、动力、阶段划分及任务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五四阐释”进行积极有效的建设动员,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精神动力等方面阐释五四运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五四阐释”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是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和表达其初心和使命的重要方式,是中国共产党人表达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对于驳斥“五四阐释”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重要意义。

张赫^[10]（2020）在《艾思奇哲学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启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成为能够解决“中国向何去”的时代课题的理论武器,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需要不断的加强和巩固。习主席强调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战线的忠诚战士,艾思奇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和实践者,其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简称“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过程中,准确把握世情和国情,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敢于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在批判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哲学》等哲学大众化的着作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读物的先河,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表述及传播形式的大众化,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相结合的创新理论成果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艾思奇哲学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提供宝贵经验和启示。艾思奇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启示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科学体系,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艾思奇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贡献启示我们:必须认清世情,回答人类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必须立足国情,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艾思奇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贡献启示我们:应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研究;必须采取丰富多样的宣传方式展示大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惟其如此,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话最细腻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正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

二、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陈珪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论文提纲范文）

（8）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艾思奇哲学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论文参考文献）

• [1]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与经验研究[D]. 阮洋. 燕山大学, 2021
•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早期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D]. 刘萍.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释研究[D]. 杨晓素. 大理大学, 2021(10)
• [4]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D]. 何明霞. 西北大学, 2021(10)
• [6]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7]陈珪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J]. 齐磊磊,吴思柳.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0(12)
• [8]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D]. 曾伯秋. 湘潭大学, 2020(02)
• [9]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阐释”研究[D]. 胡冬华. 湘潭大学, 2020(02)
• [10]艾思奇哲学思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启示研究[D]. 张赫. 大理大学, 2020(05)

标签：艾思奇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