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苏玉鑫[1]（2020）在《知人论世·多元勾勒·文本细读·学科打通——评《心田的音乐:翻译家黎翠珍的英译世界》》文中指出翻译家作为译者中的佼佼者,是翻译史演变的核心,译家研究自然成为翻译史研究的主体。以往的译家研究多关注少数精英译家,且以大陆（内地）译家为主,极少关注港台译家。张旭新着《心田的音乐:翻译家黎翠珍的英译世界》便是研究香港女翻译家黎翠珍英译作品音乐性特色的学术专着。其知人论世、多元勾勒、文本细读和学科打通的研究方法,为译家研究拓宽了研究范围,增补了译家研究方法,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冉金雨[2]（2020）在《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罪与罚》中译本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霍姆斯在翻译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译者的主体性,由此他强调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做决定的过程。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持续过程,而文学翻译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译者主体性包含三个特征:译者受动性;译者适应性和选择性;译者主体创造性。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受动性是主体创造性的有效限制。译者在传递译文信息的过程中,考虑到译入语文化读者的接受程度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性,译者受动性进行发挥,译者便受到源语社会及文化因素的牵制,需要考虑到读者的语言环境从而不能完全按照自我意愿及源语文化进行翻译活动。译者需符合读者期待视野,充分考虑读者的感受,准确传达译文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文学翻译活动是译者选择并适应文本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以第一读者的身份适应原作的语言风格并对其进行形式标记,还要以第一译者的身份适当选择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词汇、句式和词组等。译者的创造性是对适应性和选择性的延申。译者的主体创造性是基于译者对原作理解的无限性和可能性,适当地对原作进行删减和修改,直至译者、读者和原作者三者视域的高度融合。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与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契合,为文学翻译提供新的视角。本文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这部小说的原文,同时对多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语言特色与翻译策略加以探究。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绪论介绍《罪与罚》及其中译本,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一章论述译者主体性的诞生背景和理论渊源,以及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第二章通过分析《罪与罚》原文以及中译本,论述译者主体在接受美学理论下所体现的受动性。运用接受美学视域下语言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观点,从词汇翻译、词组翻译和句式翻译三方面对预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译语读者感受到原作的美学价值和审美情感体验进行阐释、强调作为读者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第三章通过分析《罪与罚》原文以及中译本,论述译者主体在风格翻译论下所体现的适应性和选择性。运用翻译风格理论视域下原作风格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观点,从修辞风格、音乐性风格和口语性风格三方面来加深对原文本风格的理解,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创造出与原作风格更趋一致的译作。第四章通过分析《罪与罚》原文以及中译本,论述译者主体在阐释学理论下所体现的主体创造性。运用阐释学视域下文化语义翻译的译者主体性观点,从物质文化语义和精神文化语义两方面来探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课题的研究结论与现实意义。
孙吉娟[3]（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提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聂炜,张白桦[4]（2020）在《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分析》文中指出我国对于翻译家系统性研究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近30年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探索出了逐渐清晰的研究脉络。虽然探索研究翻译家的研究范式日益规范,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却日益凸显,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过于集中于名家名着,因而疏于对隐形价值翻译家的挖掘与探索;研究途径浮于表层的史料钩沉,缺乏理论的支撑。试以翻译家西德尼·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为历史语境,结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文献计量法,梳理和归纳国内外对"沙博理"的相关研究,描述学界对外来译家的研究现状,以期对后续以沙博理为代表的外来翻译家研究有所裨益。
马涛[5]（2019）在《阿拉伯文学汉译史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始于部分穆斯林学者对《古兰经》部分章节及颂圣诗《天方诗经》的翻译,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纵观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史,在特定时期翻译政策影响下,在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呈现出不同的表征,译者的翻译选择与各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翻译政策保持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契合。本论文从多元系统论出发,视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为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将阿拉伯文学汉译实践的主体一—译者——置于不同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探究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影响之下所呈现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本论文的写作总体上是以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肇始以来各历史阶段的社会历史语境与翻译政策的演变为线索的。本论文除绪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的简要历史梳理,将阿拉伯文学汉译在中国的历史分为发轫期（17～19世纪）、活跃期（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后期）、第二次高潮（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和稳定期（20世纪90年代初～今）五个阶段,分阶段对阿拉伯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作了历史梳理。第二至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按历时顺序排列。第二章主要研究清末民初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表征,对意识形态、诗学规范和翻译主体间的译者行为进行了考察。清末民初,译者对《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关注并非源自其对阿拉伯文学的自觉关注,而是译者译介西学、引进西方思想的热情所产生的副效应。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一时期译者对域外小说的解读往往带着“开启民智”的意识形态诉求。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清末民初的译者在翻译《一千零一夜》故事时大多选用“意译”策略,相对于源语文本而言,译者的主体性在译作文本中较为凸显。译者以“归化”的方式在翻译中进行有意的增与删,以期符合中国传统文学的诗学规范和主流价值观念;在译本序跋中,译者往往强调所译作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引导读者的价值观念。这种文本层面的“趋同”实际上与译者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求异”是一致的。译者文本层面所表现出对传统诗学规范的“趋同”实际上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求异”一种的手段。第三章主要研究“五四”后至建国前文学研究会和回族留埃学生群体中出现的阿拉伯文学译者及其主体性表征。“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在文学研究会所提出的“为人生的艺术”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在“白话”取代“文言”作为主流诗学形态的背景中,中国阿拉伯文学译介在体裁、内容、时代和翻译风格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进展,萌发了新的发展生机。相对于晚清而言,在“五四”时期的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译者更加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功用,而不是其中的诗学价值。因此,这一时期,包括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在内的文学翻译活动都具有上述特点,致使译者大都自觉追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从改造社会这一目的出发选择翻译那些切合当时国情的文学作品。这一倾向一直延续至20世纪40年代末。第四章主要讨论新中国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特征。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间,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得到空前发展,其所涉及的国别范围迅速扩大,翻译出版的作品数量也急剧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政治标准第一”为原则的翻译政策导致译介作品的主题类型呈现出单一化、集中化的特点,译作几乎全部都是与“十七年”间的时代氛围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作品。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偏离了文学本身的轨道,呈现出过度政治化而非彰显文学性的特征。文革后十年中,译者的阶级身份意识得到空前强化,译者个体必须诉诸集体,在集体翻译中获取有限的话语空间。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学汉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逐渐消匿在群体中。第五章着眼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多元开放的环境下译者选择的变化。新时期开放多元的社会历史语境为阿拉伯文学汉译事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将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推向了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氛围中,译者的翻译选择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却也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或自觉或无奈地通过改译、删节或增补等策略迎合读者喜好与出版社的需求。
张晶,吴青,王志杰[6]（2018）在《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的概况与思考》文中研究说明不限时间检索国内有关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的文献,发现在中医翻译领域,译家翻译思想研究发文量极低,仅有15篇;发文期刊选择面很小,仅7种期刊刊载过此类论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魏乃杰、文树德、李照国和谢竹藩等译者;论文类型主要有译家点评、专着介评、译文评析以及史学研究等4种方法。表明国内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鲜有研究者关注。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是中医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医翻译的理论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今后的相关研究应引入理论指导、深化现有研究、拓宽研究对象、优化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研究数量和质量。
宋晓舟[7]（2017）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译者贡献 ——以“何道宽现象”为例》文中认为翻译活动源远流长,翻译研究同样历史悠久,翻译史研究国内外都取得了瞩目成果。然而,翻开中国翻译史研究,呈现的是名家名作研究史,其中文学翻译占据巨大篇幅,对学术翻译家,特别是人文社科学术翻译家的研究,如果不是完全“缺席”的话,至少是寥寥无几,被严重“忽略”。这是翻译史研究的学术缺位。究其原因,可能学术翻译队伍未成整体气候,只是零敲碎打的应景应时行为,也可能是研究者的思维定式,似乎觉得只有文学翻译才可登堂入室,于是面对学术翻译家的贡献,研究者慧眼有所不及。无论上述两种情况何为主因,深圳大学翻译家何道宽教授50余部传播学译着及其对推动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发展的贡献,不能不该不应再被“忽略”,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翻译家研究的独特个案。经过四年多的海量资料收集,通过与何道宽邮件往来和面对面交流,通过对何道宽译着的个案研究,尤其是通过梳理何译（为节省篇幅,“何道宽翻译”在不引起误解的情况下,简称“何译”,下同）与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发展的相关性,本研究终得“正果”,主要发现包括:1)中国传播学界学人为发展中国传播学参考借鉴何译的比例大大超过参考国外原着;2)之所以何译得到中国传播学界的高度认可,一是因为何译介绍西方传播学着作不但系统而且与时俱进,二是因为何译“译笔”质量上乘且个人风格鲜明;3)何译系统佳作来自他自身的文化功底,来自他由译而研,以研促译,因而译笔有特色,研究有心得;4)何道宽英语科班出生,从翻译起步成为所译学科的研究专家,这对于外语学人的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职业发展,无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典范;5)翻译家如何成家以及有何资格可以成家,必然包含着翻译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借鉴某种翻译理论给予描述和论证。具有高度职业道德的翻译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意识,但“发挥”不是偏离文本的“跑马”。本研究主要运用布迪厄翻译社会学理论,分析其中“场域”、“惯习”和“资本”三个核心概念在何译活动中的体现,为中国翻译史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研究,对促进学术翻译家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对外语学人职业发展亦有重要的启示。数十部英语原着与何译平行对比语料库正在建设中,完成之日相信能够克服本研究局限,进而推出后续研究新成果。
田金慧[8]（2016）在《以《彼得堡故事》为例论满涛翻译艺术特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满涛（1916-1978）是我国着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在数十年的翻译生涯中,将许多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对我国翻译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交流。文学翻译不仅满足了译者的个人需求,也满足了社会需求。然而,翻译家受不同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译作就会显现不同的文学特点和艺术特色。满涛在翻译时选词严谨,忠实于原文,充分再现原文长句与复合句的特点,同时在长短句式之间自由切换,原汁原味地保留原修辞手法,运用四字词等新的辞格,在原文明显的口语特点之上又增添了独特的方言色彩。满涛的译文充分体现了译者在忠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原则,本文尝试以满涛《彼得堡故事》为例从其个人经历、译作成果、语言艺术等方面对满涛译作的语言艺术特色进行系统地探索与总结,以期揭示满涛翻译艺术手法,努力学习满涛等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经验,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与深入提供一定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借鉴,为文学翻译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介绍了论文选题的原因,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章介绍满涛的生平经历、翻译路程及主要译作。第三章界定了文学翻译、翻译语言的文学性、译者的主体性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分析了满涛译本《彼得堡故事》词汇与句式的特色。词汇包括四字格、语气词、动词、对比含义词汇的选用,句式包括长短句的选用与前后语序的调整。第五章分析了满涛翻译的修辞及语体特色。修辞层面涉及比拟与排比的翻译与技巧,语体层面主要涉及的是活泼的口语和色彩鲜明的方言翻译特点。结语部分回顾总结全文,指出本课题的研究结论与现实意义。
袁西玲[9]（2014）在《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内现有的延安学研究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关照缺乏,致使目前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涵盖和反映延安时期社会文化的全貌。从翻译角度而言,国内众多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对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也鲜有提及,致使延安时期的翻译命题成为中国翻译史研究中一个缺失的环节。本论文以延安时期翻译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翻译史研究常规的描述性、社会性和“翻译考古”的方法,以翻译政治、翻译生态学、翻译伦理三大理论为支撑,从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需求问题入手,宏观考察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翻译活动的整体特征、影响与学术意义；并对此时期的翻译现象、翻译类型,翻译机构、译者群体与翻译作品从翻译对于国际话语权、宣传与外交的作用进行历史的评价与跨文化解释,归纳这些翻译活动起到的社会功能与发挥的历史作用。论文指出研究延安时期翻译专题史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对新中国的对外编译局、外交部门、高等外语学校的发展都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翻译史研究、口译史研究、应用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对象。论文强调延安时期的翻译者们作为历史见证者和文化创造者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延安时期翻译实践的时代特征,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翻译政治学和社会学特征与意义；论文最后以史为鉴,提出了延安时期翻译活动对当前中国外宣翻译的借鉴意义。论文对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政治性、跨文化性进行综合考察与深入分析,并以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设、外交的大视野,观照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政策、困境与成就,指出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对中国应用翻译研究的特殊贡献。延安时期的马列着作翻译、外电国际新闻翻译、对外英语广播和外宣文稿翻译、国际友人采访的口译翻译活动、战地军事翻译等活动都具有显着的战争时代视域下的应用翻译特征,不仅在内宣上成为延安时期马列思想与国外文化输入的主流渠道,在外宣传播上也促进了当时延安与国际世界的交流,还对塑造与提升延安的国际化形象以及形成积极正面的舆论宣传起到推动作用。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经验对当前国际化语境下做好中国形象与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王春[10]（2014）在《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文中认为翻译家李文俊（1930-），译述成果丰富，所译介的代表作家阵容壮观，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塞林格、麦卡勒斯、艾略特、艾丽斯·门罗等，尤其对威廉·福克纳在中国的译介，引导了几代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就其译作的数量、质量和影响而言，理应被当作一个重量级翻译家进行专门研究，但截至目前，却罕有专门的深度评述。本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缺憾，对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家研究、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福克纳影响研究，以及翻译家的当代翻译文学史地位研究等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研究成果也将为学界的进一步穷其精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翻译家李文俊成长于文化碰撞衍生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思想、方法论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有机会从中国现代“文艺复兴”的成果中汲取丰富的滋养，并受教于那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先行者们，多元的文化影响与沉淀，契合了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艺术最大限度的用另一种语言等值再现的文学翻译工作。作为译者，李文俊功力深厚，中英文俱佳，在各种文体的翻译中均有所优异表现，尤长于翻译美国作家的作品，其所译福克纳的作品，均为上乘之作，被奉为经典，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为当代中国文学不仅仅“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更在创作思想、艺术审美等诸多方面为当代作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2011年因其卓越的翻译成就，李文俊获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本文以比较文学和翻译社会学理论为研究视角，考察、描述和挖掘当代中国文学不断变换的语境下，翻译家李文俊在新中国成立后各不同时期的文学译介活动和翻译思想，尝试对其基本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做理论层面上的升华。换言之，一方面，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给翻译家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角度探讨译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捕捉其生存心态影响下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有助于全面考察其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的“互文”视角，将外来文学影响、当代文化语境以及民族文学传统等因素纳入研究视野，以期在影响研究中对翻译家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审视。本研究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跨学科意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译福克纳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生产，并在文学传播、文学评论、比较文学、审美文化等方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李译福克纳的研究，是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脉络的重要途径之一。2)文学意义：福克纳等作家及作品的译介是美国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映射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诸多发展特征，李文俊的翻译为国内学界美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文本基础，对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等进行探讨，是洞察、把握美国文学的价值观、创作理念、艺术手段最新变化的有效途径。3)实践意义：注重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的实证性，通过对译者的深度访谈、译者“副文本”的分析，以及译者影响力的文献计量研究，考察李文俊文学翻译行为和思想策略；此外，当下学界对尚且健在、翻译工作活跃、译着较多的翻译家鲜见关注，翻译家的研究不应沦为一种形式上的“考古学”，应突破那种“盖棺”方可“定论”的惯性思维。本文采取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的方法：横向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背景，共时描写当代翻译家的集体特征，揭示其受时代语境操控和影响下的文学翻译活动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纵向以时间为坐标（1958-2012）,以李文俊不同时期的福克纳翻译为研究对象,借助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将李译福克纳的经典建构和演变轨迹置于一个“互文性”参照之中，以形成一个由多视角、多层面构成的系统研究成果。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层面上，本文以描写研究为基础，在尽可能收集所有相关资料后，进行全面客观的描述和详尽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科学、成熟的实证研究方式，辅以译本个案研究、翻译家影响力研究等实证方法。在翻译社会学层面上，切入社会学主要概念的视角，廓清研究范围；深化惯习、场域等社会学概念及其本质属性的认识，厘清其与翻译家研究的相互关系；从李文俊翻译活动的梳理上升至其翻译思想的理论高度，共时比较当代翻译家的集体特点，揭示他们受时代社会语境操控和影响下的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文学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本研究的预期目标和当下意义做逻辑递归，尝试对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家研究提出参考性意见，从研究方向和内容方法上做实践基础上的前瞻。
二、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知人论世·多元勾勒·文本细读·学科打通——评《心田的音乐:翻译家黎翠珍的英译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翻译家黎翠珍与《心田的音乐》说略 |
| 2 知人论世，论出有据 |
| 3 多元勾勒，形散神聚 |
| 4 文本细读，论证有力 |
| 5 问题导向，学科打通 |
| 6 结语 |
（2）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罪与罚》中译本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译者主体性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罪与罚》的翻译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罪与罚》及其中译本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及价值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三)选题价值 |
| 注释 |
| 第一章 译者主体性与文学翻译 |
| 一、译者主体性的诞生背景 |
| 二、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
| (一)文学翻译的定义及特点 |
| (二)译者主体性与文学翻译的契合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罪与罚》中译本语言的主体性 |
| 一、接受美学理论的译者主体性 |
| 二、词汇翻译的用词选择 |
| (一)修饰语翻译的比较 |
| (二)动词翻译的比较 |
| 三、短语翻译的用词选择 |
| (一)自由词组的翻译比较 |
| (二)固定词组的翻译比较 |
| 四、句式翻译调整 |
| (一)把握句子的实际切分 |
| (二)肯定句和否定句的转换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罪与罚》中译本翻译风格的译者主体性 |
| 一、翻译风格理论的译者主体性 |
| 二、修辞风格的译者主体性 |
| (一)语义修辞风格的翻译比较 |
| (二)句法修辞风格的翻译比较 |
| 三、音乐性风格的译者主体性 |
| (一)声韵的协调 |
| (二)节奏的把握 |
| 四、口语性风格的译者主体性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罪与罚》中译本文化语义翻译主体性 |
| 一、阐释学理论的译者主体性 |
| 二、物质文化语义的翻译 |
| (一)文化负载词翻译比较 |
| (二)文化负载句翻译比较 |
| 三、精神文化语义的翻译 |
| (一)宗教文化词汇翻译比较 |
| (二)心理语句翻译比较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 1.3.3 研究所翻译 |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 4.5.2 方法论意义 |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 5.2.3 理论发展性 |
| 5.3 语法学视角 |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 5.4 修辞学视角 |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 5.5 逻辑学视角 |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 6.1 创办过程 |
| 6.1.1 创刊背景 |
| 6.1.2 创刊特色 |
| 6.1.3 创刊艰辛 |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 6.3 引领前沿 |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 7.1.1 衷怀辞书 |
| 7.1.2 编纂历程 |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 7.2.1 编纂译学观 |
| 7.2.2 编者主体性 |
| 7.2.3 读者意识 |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 7.3.1 一体三环论 |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 致谢 |
（4）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方法 |
| (一)文献计量法 |
| (二)描述性翻译研究 |
| 二、研究对象 |
| (一)特殊历史语境:中国“红色”翻译时期 |
| (二)外来翻译家“红色”翻译时期研究 |
| 三、翻译家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翻译家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翻译家研究现状 |
| 四、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五、沙博理的“红色”翻译时期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沙博理“红色”翻译时期(1 949—1 9 6 6)的描述性研究 |
| 六、结束语 |
（5）阿拉伯文学汉译史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一、译者主体性理论溯源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范围与研究意义 |
| 四、论文框架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 |
| 第一节 发轫期:经释着作中的零星节译 |
| 第二节 活跃期:西学东渐的副效应 |
| 第三节 第一次高潮:“进步文学”的代表 |
| 第四节 第二次高潮:打破“欧洲中心论”的东方文学 |
| 第五节 稳定期:益趋成熟的规模化译介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在“趋同”中“求异”的译者 |
|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中自觉追求意识形态启蒙的译者 |
| 一、译序中译者对意识形态诉求的积极阐释 |
| 二、译文中译者超越原文本的有意误译与增删 |
| 第二节 主动适应传统主流诗学规范的译者 |
| 一、译者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文言译述 |
| 二、译者浅易文言的“变格”对现代语体的初步探索 |
| 第三节 翻译职业规范缺失与译者的自由话语空间 |
| 一、译书交通公会规范翻译行为的初步尝试 |
| 二、译者刻意化名与译者主体性的自由发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五四”以后:“文学为人生”的译者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社团中的作家译者 |
| 一、“世界文学”观照下译者对阿拉伯文学的转译 |
| 二、“文学功利观”指导下译者的人道主义文学关怀 |
| 三、“弱国模式”实践中译者对西方霸权的含糊抵抗 |
| 第二节 回族留埃学生群体:通晓阿拉伯语的学者译者 |
| 一、译者对原作异域文化色彩的保留 |
| 二、译者对原作文学价值的重视 |
| 三、译者对“文学革命论”的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隐匿在集体中的译者 |
|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间: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集体淡薄 |
| 一、译者对“翻译外交”需求的应和 |
| 二、译者对译作泛政治化主题的挖掘 |
| 三、译者对译作合法性的辩护 |
| 第二节 “文革”后十年:在集体主义中消匿的译者 |
| 一、集体匿名式的阶级标签署名 |
| 二、政治应景式的翻译任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面向世界”、面向市场的译者 |
| 第一节 多元开放的环境下自由的译者 |
| 第二节 市场化与文学翻译的通俗化 |
| 第三节 规范化出版与公版书出版热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对阿文学译介出版作品一览 |
| Ⅰ 十九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1900～1948年) |
| Ⅱ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 |
| Ⅲ 改革开放后至今(1978～2018年) |
（6）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的概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医译家思想研究概况 |
| 1.1 发文数量与期刊 |
| 1.2 发文时期与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方法概况 |
| 2 中医译家思想研究的重要性 |
| 3 对中医译家思想研究的思考 |
| 3.1 引入理论指导 |
| 3.2 深化现有研究 |
| 3.3 拓宽研究对象 |
| 3.4 优化研究方法 |
| 4 结语 |
（7）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译者贡献 ——以“何道宽现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五节 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译者研究:从隐身到凸显 |
| 一、古典译学中译者边缘化 |
| 二、语言学范式下译者隐身 |
| 三、“文化转向”视域下译者凸显 |
| 第二节 国内外译者研究概览 |
| 一、国外译者研究概述 |
| 二、国内译者研究概述 |
| 三、布迪厄社会学视域下的译者研究 |
| 第三节 中国学术翻译研究概览 |
| 一、中国学术翻译的发展与问题 |
| 二、中国学术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何道宽翻译活动的场域研究 |
| 第一节 传播学学术翻译与中国传播学的关系 |
| 一、外来学科:开启传播学的世界大门 |
| 二、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三次浪潮 |
| 三、本研究传播学译着范围界定 |
| 第二节 中国传播学译着发展的三次译潮 |
| 一、投石起步,潮起潮落 |
| 二、译丛丛牛,花团锦簇 |
| 三、选题多样,体裁丰富 |
| 第三节 传播学翻译的困境 |
| 一、翻译规范不清 |
| 二、“集中化”现象凸显 |
| 三、译着与译者选择的随意性 |
| 第三章 何道宽翻译惯习研究 |
| 第一节 个人经历与译者惯习 |
| 一、典籍:传统文化的熏陶 |
| 二、访学:走出国门,打开视野 |
| 三、川外:比较文化的延伸 |
| 四、特区:跨界前沿攻坚战 |
| 第二节 跨文化研究之渊源及其跨界拓展 |
| 一、跨文化研究背景与渊源 |
| 二、跨文化交际的引入和译介 |
| 三、从跨文化交际到跨文化传播 |
| 第三节 不同时期的翻译文本选择 |
| 一、以介带译:开启传播学翻译的艰难之旅 |
| 二、渐入佳境:麦克卢汉引路人 |
| 三、视域拓展:莱文森系列译着 |
| 四、群星灿烂:媒介环境学系列译着 |
| 五、辐射效应:传播学译着立体画 |
| 六、拓展与补遗:其它人文社科译介 |
| 第四章 惯习影响下的何译风格研究 |
| 第一节 何道宽译语风格研究 |
| 一、文本易读性 |
| 1. 简洁明快,搭建短句架构 |
| 2. 显化衔接,强化逻辑连贯 |
| 3. 情感表达,加强感染力度 |
| 二、语言艺术性 |
| 1. 巧用四字,格式工整 |
| 2. 添加辞格,增添辞趣 |
| 3. 消极欧化,驱除殆尽 |
| 4. 同义异词,增强异趣 |
| 三、信息完整性 |
| 1. 准确性 |
| 2. 严谨性 |
| 3. 充实性 |
| 第二节 何译副文本特色 |
| 一、书名翻译 |
| 二、“译者注”释义翻译 |
| 三、译研结合的前言与后记 |
| 第五章 何道宽学术资本初探 |
| 第一节 何道宽中国传播学资本积累 |
| 一、何译对当代传播学界的影响 |
| 1. 从无章到有序:系统译介传播学理论知识体系 |
| 2. 从译介到热潮:中国大陆麦克卢汉研究热 |
| 3. 何译受众接受情况分析 |
| 二、何道宽传播学研究成果 |
| 1. 学术思考: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 |
| 2. 学术延伸:媒介环境学研究成果 |
| 第二节 何道宽学术翻译资本积累 |
| 一、何道宽翻译思想 |
| 二、建构翻译规范 |
| 三、译本批判与重译 |
| 四、学术翻译之启示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果 |
| 第二节 对中国英语教育和翻译教育的启示 |
| 第三节 局限与超越 |
| 附录1 何道宽译着总表 |
| 附录2 何道宽论文及专着总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以《彼得堡故事》为例论满涛翻译艺术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РЕФЕРАТ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
| 注释 |
| 第二章 翻译家满涛 |
| 一、生平简介 |
| 二、坎坷的译路人生 |
| 三、丰富的译作成果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文学翻译中译语的文学性及译者的主体性 |
| 一、翻译语言的文学性 |
| （一） 译作语言的文学性 |
| （二） 翻译研究中的修辞问题 |
| （三） 文化调试中的文学语言 |
| 二、译者主体性显现及地位嬗变 |
| （一） 主体性的提出 |
| （二） 译者地位的嬗变 |
| 三、译者主体性作用下的忠实与再创造 |
| （一） 译者“受动性”下的忠实 |
| （二） 译者“能动性”下的再创造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满译《彼得堡故事》的词汇及句式特色 |
| 一、翻译词汇的文学性 |
| （一） 四字格的凝练简洁 |
| （二） 语气词的声情并茂 |
| （三） 动词的传神达意 |
| （四） 对比词的丰富蕴含 |
| 二、翻译句式的创造性 |
| （一） 句式的语境适应 |
| （二） 语序的灵活调整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满译《彼得堡故事》的修辞及语体特色 |
| 一、翻译的辞格运用 |
| （一） 生动活泼的比拟 |
| （二） 气势恢宏的排比 |
| 二、翻译的语体特色 |
| （一） 鲜活运用的口语 |
| （二） 独具韵味的方言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延安时期”的界定 |
| 1.1.2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研究现状 |
| 1.2 研究问题与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目的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意义 |
| 1.4.1 对翻译史学研究的意义 |
| 1.4.2 对延安学研究的意义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成果 |
| 2.1.1 国外翻译史研究 |
| 2.1.2 国内翻译史研究 |
| 2.2 翻译史的研究维度 |
| 2.2.1 翻译活动与政治权力 |
| 2.2.2 翻译活动与翻译生态环境 |
| 2.2.3 翻译活动与翻译伦理 第三章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生成语境 |
| 3.1 延安马列理论学习的需要 |
| 3.1.1 延安马列着作翻译机构 |
| 3.1.2 马列着作翻译政策 |
| 3.2 延安了解世界的需要 |
| 3.3 世界了解延安的需要 |
| 3.3.1 延安的外事与外交活动 |
| 3.3.2 外事外交翻译机构 |
| 3.4 延安的外宣需求 |
| 3.4.1 延安时期的外宣政策 |
| 3.4.2 延安时期的外宣机构 |
| 3.5 翻译人才的需求 |
| 3.5.1 军事翻译人才的需求 |
| 3.5.2 外事翻译人才的需求 |
| 3.6 延安时期的翻译生态环境 |
| 3.6.1 国际、国内的翻译生态环境 |
| 3.6.2 边区的翻译生态环境 第四章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译者主体 |
| 4.1 延安时期的翻译者群像 |
| 4.1.1 翻译群体的构成 |
| 4.1.2 翻译群体的整体特征 |
| 4.1.3 翻译群体的翻译伦理 |
| 4.2 译者主体的认可 |
| 4.2.1 译者主体的边区认可 |
| 4.2.2 译者主体的社会认可 |
| 4.3 译者主体的历史作用 第五章 延安时期的翻译人才培养 |
| 5.1 翻译人才培养的语种类型 |
| 5.1.1 日语军事翻译人才培养 |
| 5.1.2 俄语军事翻译人才培养 |
| 5.1.3 英语外事翻译人才培养 |
| 5.2 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与成效 |
| 5.2.1 应用型人材培养模式 |
| 5.2.2 翻译培养的成效 |
| 5.2.3 延安时期翻译培养的局限 |
| 5.3 延安翻译人才培养与新中国的外语教育 |
| 5.3.1 对新中国外语高校发展的影响 |
| 5.3.2 对新中国外语高校教学模式的影响 第六章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翻译产品 |
| 6.1 内宣翻译产品 |
| 6.1.1 马列经典译着 |
| 6.1.2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翻译文章 |
| 6.2 外宣翻译产品 |
| 6.2.1 日文翻译宣传品 |
| 6.2.2 外宣刊物 |
| 6.2.3 对外广播稿翻译 |
| 6.3 延安时期翻译产品的宣传价值 第七章 结语 |
| 7.1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特质 |
| 7.1.1 政治特质 |
| 7.1.2 宣传特质 |
| 7.1.3 生态化特质 |
| 7.1.4 军事口译特质 |
| 7.2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研究的学术价值 |
| 7.2.1 延安时期翻译专题史 |
| 7.2.2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与我国应用翻译研究 |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 |
| 7.4 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
| 1. 对论文选题的说明 |
| 2. 毛泽东在陕北会见国际友人活动目录 |
| 3. 延安出版的马列着作和译着 |
| 4. 《新华周刊》注册表与查封训令 |
（10）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李文俊及其对文学翻译的贡献 |
| 1.1.1 李文俊的文学翻译分期及成就 |
| 1.1.2 李文俊的外国文学研究成就 |
| 1.1.3 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及特点 |
| 1.2 比较文学与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家研究 |
| 1.2.1 比较文学的视角 |
| 1.2.2 翻译社会学的视角 |
| 1.3 本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李文俊的中国文学意识和文学翻译观 |
| 2.1 翻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
| 2.1.1 几个重要观念的厘清 |
| 2.1.2 新时期译者的集体翻译观 |
| 2.2 李文俊的“世界文学”眼光与中国文学意识 |
| 2.2.1 “世界文学”与文学翻译 |
| 2.2.2 《世界文学》与李文俊 |
| 2.2.3 李文俊的中国文学意识 |
| 2.3 李文俊的文学翻译观 |
| 2.3.1 李文俊翻译观形成的外来影响 |
| 2.3.2 李文俊的翻译文本选择观 |
| 2.3.3 李文俊的文学翻译追求 |
| 第三章 李文俊的文学翻译策略——以福克纳的译介为例 |
| 3.1 “阶段式”译介策略 |
| 3.1.1 初期：以“介”带“译”（1958-1977） |
| 3.1.2 中期：“译”与“介”的同步、互文（1978-1999） |
| 3.1.3 高潮期：以“着”佐“译”（2000-2012） |
| 3.2 “掘一井而汲泉式”深度译介：李译“副文本”分析 |
| 3.2.1 “深度翻译”：译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与显现 |
| 3.2.2 “副文本”：译者主体的阐释空间 |
| 3.2.3 李译福克纳的“脚注”语用分析 |
| 3.2.4 《福克纳评论集》“前言”和李译三部长篇“译序”的分析 |
| 3.3 “内容与技巧剥离”式阐释策略 |
| 3.3.1 “意识流”在中国的译介 |
| 3.3.2 福克纳“意识流”成功译介的意义 |
| 第四章 李文俊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以福克纳译介的接受与影响为例 |
| 4.1 新时期翻译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
| 4.1.1 新时期翻译文学的接受土壤 |
| 4.1.2 新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择取特点和传播渠道 |
| 4.2 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李文俊影响 |
| 4.2.1 翻译文学影响下的当代文学师承 |
| 4.2.2 福克纳文学的译介对当代作家的影响 |
| 4.3 国内“福学”研究中的李文俊因素 |
| 4.3.1 国内的“福学”研究略述 |
| 4.3.2 国内“福学”研究中的李译因素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研究结果 |
| 5.2 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的启示：翻译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缺位与匡正 |
| 5.3 研究局限与拓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 寻找与寻见（后记） |
| 附录 1 2012 年对李文俊先生第一次采访 |
| 附录 2 2013 年对李文俊先生第二次采访 |
| 附录 3 李文俊着译主要情况表 |
四、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知人论世·多元勾勒·文本细读·学科打通——评《心田的音乐:翻译家黎翠珍的英译世界》[J]. 苏玉鑫. 翻译史论丛, 2020(02)
- [2]译者主体性视域下《罪与罚》中译本对比分析[D]. 冉金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3]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4]外来翻译家沙博理研究综述——基于中国“红色”翻译时期（1949—1966）的分析[J]. 聂炜,张白桦.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阿拉伯文学汉译史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D]. 马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6]中医译家翻译思想研究的概况与思考[J]. 张晶,吴青,王志杰. 亚太传统医药, 2018(09)
- [7]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译者贡献 ——以“何道宽现象”为例[D]. 宋晓舟.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8]以《彼得堡故事》为例论满涛翻译艺术特色[D]. 田金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8)
- [9]延安时期的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研究[D]. 袁西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12)
- [10]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D]. 王春.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