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冲击导致分歧扩大

一、中信震荡导致分歧加大（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崔向平^[2]（2021）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转型,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盛行、特朗普的上台等“黑天鹅事件”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进程,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中美战略格局由接触合作向遏制竞争方向转变日益加剧。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中国的加速崛起,以及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欧盟各国、俄罗斯、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与中国的发展差距正在被不断拉大,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有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下行,失业率不断上涨、国内游行时有发生、种族问题和民粹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包括第四次工业革命、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的发展以及数字经济来临等新时代的诸多新变量,正在改变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甚至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格局。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各国都将面临一个更加严峻和复杂的新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特朗普正是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当选,其对华政策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政策性课题。由于特朗普采取“全政府”的对华政策思路,若想充分解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脉络,本文从四个层次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台背景进行全面和系统探究,又从政治目标、经济目标、文化目标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目标进行层次分析。具体而言,在政治目标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全球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印太地区充分利用盟友,不惜以牺牲盟友的利益为代价,一方面保障自己减少了军费支出,另一方面维持对中国的高压态势,最终来实现美国自身的利益,进一步巩固美国的霸权统治地位。在经济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贸易战为前阵,以遏制中国科技发展为内核,试图打断中国科技崛起的节奏,全面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并尝试与中国经济脱钩。在文化目标上,特朗普政府以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输出为由,综合防范且有限阻断中美文化交流,精准防范中国网络安全与数字经济类的文化传播。此外,特朗普政府的权力资源是政府内党派共识及政策精英的团结以及国内社会部分团体的默认和积极配合,特朗普善于活用“以压促变”等手段,以高压姿态逼迫中国妥协,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关键领域实施有效管控,为把知识产权保护打造成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构建加固了美国技术转让壁垒,稳固了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充分防止了中国在技术使用中获得更多的相关信息,进而拉大了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有效防范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本项研究从全球、地区、单元和个人四个层次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维度。从全球层面上看,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干扰中国崛起进程,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全球范围遏制中国经济和中国科技发展;其次,特朗普政府以地缘政治为核心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最后,特朗普政府在舆论上大肆针对中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构陷中国,还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正常的对外政策曲解为“锐实力”,并将新冠疫情政治化,将责任推给中国。从地区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优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让盟友承担更多军费,使其更符合“美国优先”的逻辑。同时,加大力度拉拢印度,试图在印太框架下编织遏华网络。从单元层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公开对华展开多维度、全方位的战略遏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体现在借“修例风波”破坏香港政治生态环境,在台海地区活用台湾牌,并企图借民族问题从内部瓦解中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对抗。不断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妄图使中国陷入自顾不暇的困境,从而打断中国崛起的进程。从个人层面上看,特朗普本人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其商人出身的背景使其更加善于运用“对等外交”与“强人政治”等各种博弈手段。此外,还对特朗普“交易”思维下的“对等外交”、“强人政治”进行了重点剖析。最后,论文围绕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手段、实施方案、政策实施过程以及政策结果等方面展开综合评估,并将重点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手段和结果拟定为考量和评估的重点,具体将围绕政策实施过程中取得的主要成效和比对政策成效与既定政策目标,进而考量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以及其政策手段的本身进行评估,并从安全、经济、政治三方面阐述了特朗普政府政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特朗普下台后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做出了详细的分析。

宋艳静^[3]（2021）在《银行业开放对我国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商业银行的微观证据》文中指出随着金融业双向开放的稳步推进,我国银行业开放的步伐持续加快。面对更加深层次、更加全面的开放局面,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将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银行业对外开放与银行风险的关系成为意义重大和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我国银行业“引进来”和“走出去”为切入点,基于商业银行的微观证据,探究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首先,本文系统的梳理了银行业对外开放和银行风险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了银行业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其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基于我国157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微观数据,以外资参股和境外投资分别作为银行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代理变量,检验了银行业对外开放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其一,外资参股和境外投资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二,银行业开放与商业银行风险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非线性特征。具体来看,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外资参股与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正“U”型关系;境外投资与银行风险Z值呈倒“U”型关系,与银行不良贷款率呈倒“N”型关系。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来说,外资参股与银行风险Z值呈倒“U”型关系;境外投资与银行风险Z值呈正“U”型关系,与银行不良贷款率呈倒“U”型关系。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其一,有效化解和管理银行自身风险。包括要处理好银行业开放与银行风险的动态关系,正确看待银行业开放对不同类型银行风险影响的差异性,有效应对银行业开放对银行风险的负面影响。其二,持续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包括鼓励中小型商业银行“走出去”,关注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监管部门要做好银行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风险防范措施。

成向东^[4]（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欧阳资生,李虹宣,杨希特^[5]（2021）在《网络舆情对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使用2015年1月到2018年12月期间东方财富网45家上市金融机构1000万余条发帖信息为研究载体,从网络关注度和网络情绪两个角度构建"网络关注度"、"网络情绪"和"网络意见分歧"共3个网络舆情指数;然后使用DCC-GARCH模型估计CoVaR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之后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和差分广义矩估计（DGMM）方法实证分析了网络舆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关注度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显着影响,投资者网络关注度越高,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越高;网络情绪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并且网络积极情绪较之消极情绪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更大;另外,网络意见分歧越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越高.文章研究表明,基于"互联网+风险管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察应坤^[6]（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孙碧涵^[7]（2020）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及世界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巨大影响。美国投资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爆发负有重大责任。投资银行的高杠杆、高风险业务开展方式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高度复杂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是导致次贷危机产生和快速扩散的主要因素。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出台了包括《沃克尔法则》在内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剥离了美国投资银行的短期自营业务,禁止投资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同时对投资银行的激励制度进行了严格约束。巴塞尔委员会也于同年出台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对投资银行核心资本比例的要求。尽管美国投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业务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监管,但美国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市值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恢复甚至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投资银行的快速复苏离不开业务的调整。那么,美国投资银行业务是如何迅速调整的?本文通过大量国内外特别是美国的科研文献、财务报表和其他统计数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现代资本市场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案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调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探索其经验及教训,以期能为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的研究中,本文放弃了传统业务、引申业务和创新业务这种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分类方法,根据美国主要投资银行普遍实行的业务部门划分对投资银行业务进行分类,即:投资银行部门业务、交易部门业务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这种基于经营模式和实际操作中部门的业务分类方法,更符合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趋势,更有利于对投资银行业务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从投资银行的工作实际出发来研究各类业务的情况、特点,包括收入来源、风险构成等,可以较好地避免问题研究与实际运营相脱节,便于理解、解决实际问题。根据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重大事件可以将美国投资银行200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1783年至1929年。美国投资银行从萌芽到第一个发展高峰,从混乱无序的经营到形成较完善的业务体系和经营模式;（2）1929年至1981年。大萧条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实施确立了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的模式。（3）1982年至今。在美国商业银行不断尝试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和国际综合性银行的竞争压力下,美国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商业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务领域的限制,美国投资银行业再次进入混业经营。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再次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是受内因和外因影响的。外因主要体现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环境、低迷的房地产市场等方面。内因主要是投资银行要扭转大面积亏损局面和降低风险等方面。根据现代资本市场等理论,美国投资银行盲目的扩张背离了实体经济,危机后的业务调整必然加强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注重与实体经济的同轨同速发展。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中的资产组合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推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业务均衡发展,减少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隐蔽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品业务。降低系统性风险和实现风险与利润的平衡是此次业务调整的主要原则。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投资银行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分析了投资银行部门的融资业务和并购业务,并将次贷危机前后的业务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危机后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在融资业务方面,加强了传统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利润占比回升,美国市场证券承销业务行业集中度小幅下降,美国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对美国本土依赖度增加,传统业务和本土业务在美国投资银行的业务结构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并购重组业务进一步细分细化,并购业务的收入及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加,近年来新的并购潮拉升美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交易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本文对交易部门的业务中根据资本所有者划分的客户交易和自营业务两种业务的性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对比了交易部门在危机前后的业务构成和收入变化,危机后受短期自营业务被剥离的影响,高盛等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部门业务收入和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其中投资银行在自营业务方面转向以权益类投资为主。在交易部门业务调整方向的选择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摩根几乎完全放弃自营业务,以做市为交易部门的主营业务;高盛在被剥离短期自营业务后依然保持大量的自营业务。在对美国投资银行中资产管理部门业务调整的研究中认为,金融危机后,资产管理部门成为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主要发展方向,这部分业务在美国大型投资银行总收入中占比明显提高,投资银行管理下的资产业务总量上升明显。美国大型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部门业务的客户群体也发生明显改变,危机前的主要客户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开始加强资产管理的零售业务,为更多的个人投资者提供服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估与分析。宏观方面的效果主要体现为:有利于股市的稳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降低了金融危机系统爆发的风险。但仍然存在“大而不能倒”、信用违约风险和潜在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微观效果主要体现为:能够使美国投资银行迅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显着降低。但也存在盈利能力下降、员工激励机制还有待改进、资产周转率下降等问题。研究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的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能够为中国投资银行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加强国家金融系统稳定提供重要参考。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我国对外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与世界大型投资银行同台竞争的格局正在形成。中国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应充分挖掘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扩大业务范围,适当发展衍生品及面向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完善资本市场的分层和业务的差异化,减少同质竞争。同时政府部门应适当引导证券公司间的兼并和收购,形成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公司,将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常玉洁^[8]（2020）在《沟通合法化与全球治理制度的创建路径 ——以美元本位制的形成为例》文中提出加强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有效的全球治理关键靠制度。国际社会的领导国,在全球治理制度的创建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最为典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主导创建了一系列国际制度,这些国际制度囊括各个不同领域,呈现多种形式:地区性制度、全球性制度、经济制度、安全制度、多边制度、双边制度等。领导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创建国际制度,并根据偏好对其进行调整。但是,建立制度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简单可信的承诺和领导国的自我约束。从本质上讲,合法性是一种社会和关系现象,一个人的地位或权力在真空中是不合法的,这个概念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才有意义。即便是领导国,也不能单方面地创造合法性,合法性只能是他人给予的,是由国际社会其他国家授予的。国际制度的创建并不是领导国的独角戏,它要有效运转并得到其他国家的遵守,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和参与。领导国在主导创建国际制度的过程中是如何令其他国家同意并支持其供给的制度安排的,领导国实现国际制度合法化的路径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领导国在创建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谋求强制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制度安排。从领导国的制度方案竞争到最终的制度法律化和社会内化之间是一个持续沟通的过程。法律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度的社会化也并非是完全于制度创建之后才开始的。领导国主导创建国际制度并推广其制度方案的过程,正是通过沟通的方式将利益激励与价值观传播给其他国家的精英与民众的过程。简而言之,沟通合法化是领导国主导供给全球治理制度的合法化路径。沟通合法化是指通过在沟通过程中的论辩达成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共识,以期取得合法性。沟通合法化分为输出与输入两个维度。输出合法化是指领导国向其他国家推销供给制度方案并被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的过程。领导国供给的制度方案越满足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需求并贡献越多,这一国际制度方案的输出就越具有吸引力,输出过程就越顺利,越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输入合法化是指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对领导国制度方案的反馈并被领导国吸收的过程。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不是被动接受领导国输出的国际制度方案,他们会发挥自身能动性,通过论辩和沟通迫使领导国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当领导国输出自己的制度方案时,其他国家通过修正自身偏好接受领导国的制度方案,或者通过发挥能动性迫使领导国调整制度方案以迎合本国需求。制度参与国与制度供给国的交往构成了一个相互合法化的过程:供给国将制度方案以利益为外壳,以价值观为内核输出给制度参与国,参与国在调整偏好的同时将自身利益诉求反馈给供给国,这一反馈过程对于供给国来讲是一个输入过程。供给国为了提高国际制度的合法性,获得更多国家的接受和参与,会对制度的初始方案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制度方案会再次进入新一轮的输出过程,以最终达到供给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利益趋同和价值观趋同。本文对二战前后美国创建国际货币制度的案例进行验证,通过考察在大萧条之后至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这一时期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沟通合作态度的变化,发现由于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合作态度的不同,国际货币合作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在大萧条初期,英美等国各自为政,缺乏有效沟通而导致创建国际货币制度的失败。各国都奉行一种国内优先的政策,通过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拯救本国陷入崩溃的经济。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各国缺乏有效沟通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有过合作的机会,但都因缺乏诚意和目标与利益之间的极大分歧而告失败。在欧洲形势紧张到美国参战这段时期,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从消极沟通转为积极沟通的过渡阶段。美国参加二战之后通过对他国输出多边主义、平等互惠、非歧视的价值观以及创建国际制度利益的需求,并且通过调整制度方案以迎合其他国家的利益而最终成功创建国际货币制度。

耿锐^[9]（2020）在《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一直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基本命题。广大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是关涉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稳定的根本问题。对认同问题的关注,本质上是聚焦教育有效性问题。大学生能否通过教育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价值认同,是衡量理论教育是否有效的核心点位。改革开放40余年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也日渐深刻,如何通过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的研究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了时代赋予认同问题研究的全新使命。尽管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认同”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少对概念本身的前提性梳理,使相关研究在范式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和泛化现象。这导致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研究总是在不同理论视角间往复,彼此之间难以相互印证和支撑。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状况,论文将以前提性的概念梳理为逻辑起点,以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对象群体的思想认同特点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数据支撑,系统分析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生成机理和教育策略。为了使研究更切近研究主题,论文首先从概念层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认同相关研究之所以在范式上混乱,在于认同概念的复杂性。其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均有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论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概念中,不能简单引用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视域下的认同概念。如果用“我是谁”的问题来概括认同概念,则本文视角下的认同即不仅是哲学中对“是”的同一性追问,也不仅是心理学中对“我”的主观选择,亦不仅是社会学中对“谁”的社会形塑,而是“我是谁”的辩证统一,是连接自我和社会的,超越外在现象的,通过理性跃升形成的价值认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独特理论体系,其认同不能停留在直观的知识和情感层面,而是在此二者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从客观知识跃升为理性的价值认识过程。在本质内涵梳理之后,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研究的对象,即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理论认同特点问题。当代大学生的独有特点是时代特点与大学生群体性特点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认为,在“多”样的社会环境变化背后,源自于“一”的基础性作用,即现代性冲击导致的精神生活物化。在此背景下,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呈现出较以往时代更为明显的矛盾性、表象性和过渡性等特点,这一方面使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认同的形成更为艰难,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他们对思想理论独特的价值需求。当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出现了新的难点,也内在生成了破解难题的突破点,对难点的剖析和突破点的揭示是论文研究的重要基础。经过客观的调查研究,论文对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机理。论文认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内在结构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变化内在规定了每一个时代特定的理论认同路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知识获取层面摆脱了对课程教育的依赖,且大学生通过自主实践形成价值认同的难度增大,使“问题”辨析过程在课程教育中体现出时代特有的不可替代性。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唯有在结构上与当代社会环境的内在规定性相匹配,突出“问题”辨析的独特地位,方能从根本上提升教育的有效性。鉴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了基于“问题导向”的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策略。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是一个“主体间性”的实现过程,既要保持教育内容的理论性和辩证性,也要充分关注受教育者的主观性和普及性。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问题”辨析的方式呈现,引导大学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方法和思维逻辑分析和观察理论观点和社会现状;另一方面,通过话语和环境建构的柔化作用,使“问题”辨析过程以大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唯有使大学生通过认同教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论证方法,并运用其观察和解决现实问题,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同教育的目的。

张海成^[10]（2020）在《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文中研究表明卡尔·波兰尼是从经济思想史入手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过程的。他通过对早期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经济生活本来是嵌含于社会关系之中的。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要求社会屈从于市场之下,这就形成了社会与市场的博弈。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为条件,这是人类不幸的开端。为使人和社会免遭市场的摧残,自发的社会保护应运而生。所以波兰尼认为市场永远无法完全脱嵌于社会,纯粹的自律性市场就是一个乌托邦。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所形成的双向运动引发了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社会灾变,法西斯主义兴起就是因为其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是缘于国际制度的损坏,以及由市场经济无节制扩张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灾难。波兰尼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手段,这个问题将无法解决,而政府的手段不可避免地运用政治权力将自由市场经济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同时,为防止极权主义产生,必须要为扩大民主治理而进行斗争。因为政治权力与被赋予民主权力的公民相结合,才是对抗市场无情扩张的最佳制衡力量。波兰尼也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和道德危机。他认为对自由、民主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塑造是社会危机的真正出路。波兰尼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全新视角,他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信震荡导致分歧加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信震荡导致分歧加大（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银行业开放对我国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商业银行的微观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7）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沟通合法化与全球治理制度的创建路径 ——以美元本位制的形成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信震荡导致分歧加大（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崔向平. 吉林大学, 2021(02)
• [3]银行业开放对我国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商业银行的微观证据[D]. 宋艳静. 河北大学, 2021(02)
•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5]网络舆情对中国上市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J]. 欧阳资生,李虹宣,杨希特. 系统科学与数学, 2021(05)
•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7]金融危机后美国投资银行业务调整研究[D]. 孙碧涵. 吉林大学, 2020(03)
• [8]沟通合法化与全球治理制度的创建路径 ——以美元本位制的形成为例[D]. 常玉洁. 外交学院, 2020(08)
• [9]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认同及教育策略研究[D]. 耿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卡尔·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D]. 张海成. 黑龙江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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