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与控制

一、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分析与控制（论文文献综述）

左腾飞^[1]（2020）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每个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和变化。矛盾的性质,从建国之初的敌我矛盾,逐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内容,经历了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下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再到发展模式调整背景下社会供需矛盾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起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最新论断,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系统阐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转化所引发的实践要求、作用、价值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晰历史新方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本文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理论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依据、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评述国内外对本选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进一步探讨、研究及深化的空间,阐明了论文研究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社会主要矛盾基础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分析。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区分和对比,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及转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较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主观论断,兼具主体性和属人特点,其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对我们今天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章着重研究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背景、转化原因和转化程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转化的最大背景和最重要原因就是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就必须对“新时代”这一矛盾转化背景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原因,还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及其转化程度、转化背景及其转化原因,形成丰富和立体的认识。第三章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整体分析,主要包括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的矛盾主体、矛盾客体、主要矛盾的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需要在实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更加突显主体需要的全面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体是现实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但新时代社会供给相对于人民全面的需要而言,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制约着主体需求的满足。本章内容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特点,重点研究了现实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容及其产生原因,总结了现实生产供给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制约问题,为我们认识这一制约新时代社会发展全局的矛盾提供切入点,更为我们下文解决矛盾提供发力点。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好推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矛盾不是终点,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其中,设立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增强社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和关键所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人们美好需要的满足提供根本保障。第五章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价值。从理论上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实践上看,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全局发展提供着力点,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为建设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结语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内涵、解决方案及现实价值进行概述,立足现实,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深化研究做出展望。

王通^[2]（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黄永强^[3]（2019）在《中国收入极化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极化问题已经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从1978年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增长,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收入差距持续不断的扩大,收入分化也正在加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处于高位状态运行,远超0.4的国际通用警戒线水平;但是高收入群体规模迅速扩大,财富水平急剧膨胀,中国富豪们的财富增幅远远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变化幅度。因此,中国现阶段的收入极化程度如何?收入极化演化具有什么特征,变化趋势又是怎样?形成机制具体又有哪些?特别地,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和总任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收入极化的规律和特征是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问题都是本论文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深入系统地探讨这些问题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论文基于CFPS微观数据对中国收入极化的特点、动态变化规律、形成机制以及收入群体的变动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具体地,以收入极化现象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围绕极化内涵、测度、分解和现实基础进行展开,结合中等收入群体和流动性以及极化的影响因素对收入极化演化进行分析,形成收入极化研究框架。研究内容主要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相关极化问题的文献综述、论文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其余五个部分分别为:第一章概述收入极化的相关概念、测度和分解等理论;第二章分析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历史演变与收入极化现象;第三章给出中国收入极化实证测度和分解;第四章探讨收入群体变动与收入极化形成原因;第五章分析中国收入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一个部分是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并展望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在上述的研究框架下,根据对相关章节研究内容展开探讨得到如下结论:1、在中国收入分配宏观格局中,改革开放后的初次分配中整体上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企业（资本要素）的收入分配比重增长幅度最快,而劳动力要素收入增长最慢并且分配比重较低;二次收入分配中,中国政府虽然注重收入分配公平原则,但调控力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中国收入分配微观格局中,城镇居民收入格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化,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份额持续增长,但工薪报酬比重依然过大;农村居民收入格局也显示出收入来源出现一定优化,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源泉,但整体上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偏低,财产性收入比重较小。在收入分配区域格局中,四大地区的城镇收入的区域差异有缩小趋势,但与东部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四大地区的农村纯收入的区域差异也具有缩小趋势,但东北地区却在2012年后出现逆转特点。通过对等级收入变化情形的分析表明,中国城镇不同收入等级群体的收入虽都有显着增长,但城镇收入差距具有扩大化趋势并已经呈现了两极分化的特点;农村不同收入等级群体收入虽也出现一定程度增长,但整体收入增长较慢,并且高收入群组的增速明显快于低收入群组,收入极化趋势也在加剧。2、通过对收入极化的实证测度表明,中国全国收入极化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极化趋势具有先降后升的特点;城市收入极化处于较高水平且趋于平稳略有下降,而乡村收入极化水平处于快速上升期,不过,城市收入极化水平高于乡村收入极化水平;三大区域中,收入极化水平按照由东、西、中逐步下降趋势,并且东部地区极化水平波动较大,西部次之,而中部地区较为平稳而且收入极化程度也较低。进一步,通过收入来源的分解发现,中国收入极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收入极化的相对贡献率有所上升,而经营性收入的相对贡献率则明显下降。通过认同-疏离感分解发现,在全国层面上,中国收入极化认同感指数变化相对较为平稳,而疏离感指数与极化指数同步变动;在城乡层面上,城市家庭和乡村家庭人均收入极化的整体认同感指数处于下降趋势,其中城市家庭疏离感趋于下降,而乡村家庭疏离感却急剧上升;在区域层面上,三大区域的认同感指数普遍处于下降趋势,且疏离感指数基本上与极化指数保持一致。总之,由认同-疏离感分解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目前收入极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因素。通过动态分解发现,中国收入极化水平整体上比较平缓,其中收入增长因素依然是进一步导致家庭收入极化的原因,即中国收入差距继续进一步扩大并会导致极化加大,而收入极化的下降却主要归功于再分配效应,即收入分布更为合理化。另外,通过收入估算发现,中国城市和乡村家庭的每一项收入来源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隐瞒上报,其中,城市家庭收入的平均瞒报程度大约在80%-100%之间,乡村家庭平均瞒报程度也达50%-70%左右。通过收入估算后的中国收入极化水平普遍提高,且收入极化规律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由收入估算后的极化分解表明,在估算前的认同感逐步减弱而疏离感却逐步增强的规律变化为在调整估算后的认同感和组间疏离感均呈下降特征;在估算前的收入极化的主要原因是由收入差距扩大变化与在估算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造成的。3、通过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实证测度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且呈现萎缩趋势,这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收入极化越来越严重。进一步,通过分析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布曲线的变化趋势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由单峰分布逐步向多峰分布转变,反映出局部群集效应增强。通过分析收入群体外部流动性表明,在整体上中国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相对流动性逐步减弱,而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相对固化,中等收入群体却有萎缩趋势,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收入极化的程度正在加剧。由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流动性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内部流动性已接近充分流动性。通过对比收入估算前后的收入极化程度发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性的规律基本一致,但在估算后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普遍更小,且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性均有下降。4、通过对影响中国收入极化的主要因素的分析发现,在宏观方面,经济基础、金融服务、就业结构、教育、贸易开放度、城镇化和政府收入调节等因素对收入极化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经济基础、金融服务和就业结构对中国家庭收入极化产生正向作用,而教育、贸易开放度、城镇化和政府调节能力能有助于降低中国家庭收入的极化程度。在微观方面,家庭户主的个性特征和家庭本身的特征都不同程度上对收入极化产生显着影响。其中,户主结婚与否和教育程度高低对收入极化产生反向作用,而户主性别、年龄和户主是否为管理者则对收入极化产生正向作用;另外家庭是否属于城市和家庭规模对收入极化有反向关系,而家庭是否拥有汽车、家庭就业比例和家庭整体教育水平对收入极化产生正向作用。最后,在本论文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稳健增长;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加强区域之间协调发展,加大对落后地区政策扶持的力度;深化乡村改革,推进城镇化,有效破解二元结构等方面的政策建议。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为:第一,构建了收入极化问题的分析框架,系统地阐述了收入极化的内涵、测度、分解以及收入群体变动等的理论以及收入极化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收入极化的理论体系。第二,在收入极化实证测度和分解中,不仅考察了在全体样本下中国收入极化的特征和规律,而且还对城乡和区域子样本分别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有助于把握中国收入极化问题的异质性,为政策制定的精细化和可针对性提供依据。第三,在对收入极化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本论文分别将宏观性和微观性因素纳入极化模型中,并在微观影响因素中首次将家庭是否拥有汽车和是否历经拆迁等变量引入到极化模型中,不仅提高了估计精确度,而且丰富了模型的经济含义。第四,通过对收入估算方式的极化测度和分解进行再检验,不仅可克服传统调查收入数据被低估的不足,而且也使实证结果更真实可靠,同时可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葛和平,吴福象^[4]（2019）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演化脉络与机制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富差距扩大,似乎与"共同富裕"相悖。而实现全国贫富差距缩小的目标,首先有必要研究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演化脉络。其次对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发展进行机制分析,并进行模型构建,研究表明工人知识独占性以及技术变革会扩大工资差异,进而扩大收入差距,最终扩大贫富差距。最后,利用统计软件结合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选取与贫富差距相关的四个指标,即基尼系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了四项指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存在基尼系数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基尼系数具有负作用,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却是正作用的结论。

刘胜^[5]（2018）在《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不可避免,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也是外部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全社会固定投资同比增速自2011年以来以持续回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城镇化率的提高,投资难以实现以往的高贡献度水平;另一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率逐年降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不如前。至此,“三驾马车”中仅剩的消费,却早自2000年以来就出现了极大的下滑,近年来虽有抬头的迹象但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投资和贸易受阻的情况下重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如果要扩大内需,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这一问题上来。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是要提高居民的劳动或资本收入,二是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前者主要从内生增长的角度来考虑,这与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后者主要从政府财政手段的角度来考虑,更准确的说是税收手段。居民税收负担包括所得类税收负担和消费类税收负担,他们分别指对居民所得征税和对消费行为征税。如果单从某一税种的角度来看,税收都会降低个人的消费水平,但如果从社会整体水平来看则不然,比如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降低了个人收入水平不利于消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的特性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利用低收入人群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整体上促进居民消费。单一税种如此,更遑论众多税种的不同组合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税收负担水平与税制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贸易、投资受阻,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要促进消费,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又成为了重要问题,要解决居民税收负担的问题,又要从税制结构调整入手。因此,要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过缓的问题,关键在于税制结构如何调整。虽然在逻辑上这一推理是成立的,但实际理论是否支持?税制结构实际中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描述了税制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在Banchard（1985）的无限期界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税制结构在内的最优化模型,分析了税制结构对消费的整体影响;二是通过税收归宿模型分析税制结构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从一般性上分析了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通过使用89个国家（地区）199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了所得税、流转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有利于居民消费,而流转税不利于居民消费。为了进一步降低方程的内生性,利用计量方法剥离出消费偏差,重新评估了税制结构对消费偏差的影响,结果同样支持前文的结论。最后进一步分析税制结构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结论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效应更大,而流转税的替代效应更大。再次,本文还分析了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消费外溢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外的税制结构不同,中国的间接税占总体税收比重偏高,而间接税会嵌入到商品的价格之中,进而抬高国内商品的价格,导致境内外商品价格之间的“反差”或“倒挂”。鉴于此,本文利用97个国家（地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间接税促使了消费外溢的产生。然后,本文选取了农村税费改革与“营改增”这两起事件,从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税负担的角度分析了税制变革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上升,且这一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对比第一阶段的改革效果和第二阶段的改革效果,更证明了降低居民直接税税收负担对促进消费的有效性。“营改增”则通过降低企业流转税负担,间接降低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单位含税量,最终降低了商品价格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最后,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结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董田甜^[6]（2016）在《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但同时聚集大量的民生问题使得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治运行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解决民生问题、进一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深入系统地研究民生政治,推进民生政治。民生政治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议题。系统研究民生政治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中国政治主题的新发展,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客观趋势。重视民生政治的实践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民生问题,有利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的保障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政治程序和行动模式。民生政治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组成部分,民生政治所显示的治国理政程序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因此,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应着力关注和弘扬的良治政治理念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现实政治问题的重要视角和分析途径。本文以民生政治的理论构成和实践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揭示民生问题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力图全面系统地论证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政治发展与发展战略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逻辑,从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四个维度构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并在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读民生政治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有必要提出一种新型的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民生政治命题,并以民生政治解读、统领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为我国从“经济建设型”转向“民生型”的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并对政治改革与发展和政府治理方式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科学有效地改善转型期民生问题提供具有操作性的解决路径。论文结构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其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缘由及意义,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与本文议题相关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还简述了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对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也进行了预估。正文总体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民生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民生、民生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为民生政治的学术和现实内涵打下基础,本部分重点对民生政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是后续论证的重要框架。第二部分以中国民生思想和发展历史为主线,以发展政治学为学科视角,在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探讨民生政治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与构建的战略意义,重点从传统、环境和结构三方面分析,理性节制的政治变革是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第三部分主要针对我国民生政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五、六、七部分分别阐述了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动力阻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系统构建出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研究重点。第八部分立足本国国情,探索民生政治进一步发展和优化的战略实施与对策建议,重点通过建立民生发展指数的预测模型来解读民生政治如何在实践中推动和发展进步,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民生政治发展和建设。最后的结论将各章节的主要观点贯穿起来,得出核心观点并展望中国民生政治的未来发展趋势。论文从战略与全局的高度,运用规范和实证相结合,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政治学说,提出构建民生政治的发展体系之说。较为系统地提出民生政治的概念,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发展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进行视角创新,试图在整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学的原创性研究。对当代中国民生政治的系统研究重点在政治发展方面,从价值目标到制度和政策层面再到机制层面,从内到外逐层分析建构,提出系统的民生政治发展的研究趋势和实践探索路径,以利于在总体上推进民生政治发展的战略实施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和对策建议。

廖尹航^[7]（2016）在《当下中国代际收入流动问题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当下中国在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不仅已成为社会各界强烈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已经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处于较高位域。此外,本世纪以来,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趋势突显,“富、贫、官”等阶层的“二代”现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低意味着,国民的子孙辈之间是有着更多平等竞争的机会,还是主要受益于或受制于父祖辈的影响或制约。由代际收入流动性所映射出的机会公平问题日渐被学术界和社会所重视,成为社会公平讨论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也是当下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居民收入在代际间的传递方式与结果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因素有哪些?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传递机制如何发生如何运行?是否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调节和改善代际收入流动?观察、分析和回应这些问题,能够为理解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拓展新的视界,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和流动性阻滞问题,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研究界面,系统分析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与传递机制,并以当下中国社会为样本,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进行测度和分析,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维层面探析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之变量与成因,进而提出改善代际收入流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建议。关于代际收入流动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其中,国外研究者对代际收入流动的测度和分析相对丰富,其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和实践有重要借鉴参考意义。中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更有其特别的政策环境,这些因素都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然而,现有的国内相关研究中,大多数仅致力于对代际收入的依循性进行测度,没有深入讨论中国社会背景下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机制与影响因素,更缺乏在公共管理视域下对代际收入流动与社会公平的关联性与对策研究。回应与探讨这些问题,正是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学科间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跨学科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对于代际收入流动问题,虽然目前大多数研究方法和成果都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范畴,但是其同样可以为公共管理研究所用。实际上,代际收入流动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框架下探求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问题,一方面可以充分吸收和利用这一论题在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已有方法和成果,另一方面有助于拓展和深化这一论题的研究,以利于改善公共政策制定,优化国家治理。本文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重。定性分析方面,首先对代际收入流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和梳理,然后分析代际收入流动的制约因素,最后综合定量分析的结果,探讨代际收入流动与社会公平之关系;在定量分析方面,通过OLS和分位回归方法计算中国代际收入依循性,再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各因素进行效应分解,探析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供给方面对调节代际收入流动所应起到的作用。本研究所获得的主要结论是如下五个方面。第一,中国社会较长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从对代际收入流动问题的研究中获得重要解释。广受社会各方诟病的“二代”现象与代际收入流动的停滞和固化密切相关,代际收入流动性过低与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同时突显,呈现其正相关性。第二,当下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停滞固化问题在城乡、不同地域以及收入阶层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总体而言问题突出,亟需探求破解之道,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对之进行调节。第三,制度环境对代际收入流动有重要制约作用。代际收入流动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三者在邻代人之间的传递来实现,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更为明显。第四,代际收入流动性是多因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三者共同作用于收入的代际传递过程中。第五,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关政策,与社会各方通力合作,通过深化市场改革、完善制度建设、优化公共教育、建立遗产税制、发展慈善事业等措施,推动和实现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持续改善。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首先,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以公共治理和政策工具视角审视当下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拓宽了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视野。其次,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通过系统全面分析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和传递机制,揭示收入代际传递的基本过程,并且构建“收入分配—收入流动—社会公平”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代际收入流动与社会公平的关系。第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测度时,运用分位回归方法以检测各个分位刻度上的代际收入依循性;而在分析代际收入流动的传递机制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测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财富资本在增加子孙辈收入中的效用,从而能够为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可资参考的重要信息,以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改善性政策。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研究结果不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所导致的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现实具有更深入的解释力,而且对制定相关政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收入流动性的持续改善有助于解决收入分配的均衡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治理的界面,构建一个系统有效的政策体系,用以监测和调节代际收入流动。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本研究仅聚焦于收入的代际流动,而公共管理视域的代际流动研究还需包含教育、职业、财富等多个方面,认识和改善当下中国的代际流动问题,需要在公共治理的框架下进一步构建完整的社会流动分析体系。2、由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和传递机制都十分复杂,其中许多变量无法进行精确的量化,加上CHNS数据本身的限制,使得实证分析的效度有所损失,得到的结果与社会的真实情况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何海琳^[8]（2014）在《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刘国光经济思想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主要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刘国光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分析。本文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计划与市场结合论、经济体制改革、双重模式转换、宏观调控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方法、批判新自由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进入新世纪后刘国光的经济思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史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对刘国光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并提出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对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第一,刘国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刘国光曾多次参与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研究刘国光经济思想可以加深对党和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和改革开放历程的认识；第三,刘国光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严谨学风是广大经济学人学习的榜样。

陈细英^[9]（2013）在《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飞速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总体收入、城乡居民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针对我国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及原因,通过分析及借鉴日本、北欧国家、印度和巴西等国有关收入分配政策的相关经验教训,以公共政策理论为依据,为改革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状提出四条建议：第一完善三次分配制度及相关政策,创造公平的政策环境；第二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实现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第三改革非均衡发展政策,保障地区及行业公平的发展；第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茆伟^[10]（2013）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在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富差距程度也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不断飞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合理的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反之,悬殊的贫富差距会引起人们的仇富心理和社会治安的动荡,从而阻碍经济良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只有发挥贫富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才能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最后,本文试图全面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及贫富差距扩大对和谐社会带来的影响,分析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缩小贫富差距的合理化对策。贫富差距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因为贫富差距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飞速发展,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呈现出越来越扩大化的趋势。长此以往,威胁民族团结,扰乱社会稳定秩序,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这个命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安全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研究贫富差距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历史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贫富差距概念界定,现状与成因,以及双重性影响,最后是解决对策措施几个阐述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严重性,希望对政府努力缩小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与衡量。主要是通过对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概念界定和衡量,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理解思路更加清晰。第二部分：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通过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五个方面来说明。第三部分：贫富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本部分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去讨论,用全面的、科学的、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从而指导人们认识到贫富差距扩大化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危害。第四部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成因,其中从自然环境、历史、经济方面、政治职能性等几个因素去考虑。第五部分：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本部分通过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健全、文化教育体制的深化、就业结构的调整等几个方面来入手,努力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严重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分析与控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分析与控制（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收入极化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演化脉络与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下中国代际收入流动问题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分析与控制（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左腾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2]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3]中国收入极化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黄永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演化脉络与机制分析[J]. 葛和平,吴福象. 现代经济探讨, 2019(05)
• [5]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D]. 刘胜. 暨南大学, 2018(03)
• [6]当代中国民生政治发展研究[D]. 董田甜.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7]当下中国代际收入流动问题治理研究[D]. 廖尹航. 南京大学, 2016(06)
• [8]刘国光经济思想研究[D]. 何海琳.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9]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基于公共政策视角[D]. 陈细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3(09)
• [10]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D]. 茆伟. 安徽农业大学, 2013(06)

标签：社会流动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