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张玉玲[1]（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李文静[2]（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张伟军[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包志国[4]（2019）在《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文中认为随着世界步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在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东西方的价值观念、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思想相互激荡交融,世界各国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发展和追问愈来愈烈。从这一大的全球视角来审视价值观念系统的建构,具有更加深远的现实重要性和时代紧迫性。价值观教育是价值观念系统建构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之中,更是发挥着建立社会价值秩序、塑造人的内心世界以及重建人们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执政党的价值观教育对政权的巩固、多元价值观的整合以及社会思潮的引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49-1956年这一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传递新的时代精神、锻造新的时代品格和引领新的社会风尚的历史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和最为根本的社会变革。这一深刻变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进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开启了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从饱受屈辱到站起来的一个全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新中国初创后的这七年,经济、政治、文化经历着急骤的变迁,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内心深处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异乎寻常的矛盾冲突和选择调适。各种价值观呈现出交织交锋状态,封建的、落后的、保守的、反革命的价值观与科学的、先进的、进步的、革命的价值观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碰撞与斗争,形势异常严峻和复杂。面对深刻的社会变化,如何通过执政党的力量来确立起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摆在当时刚刚取得全面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项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段重要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价值观教育,整合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构建国家和民族新的价值观念系统,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平稳顺利地完成这一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社会变革,使得1949-1956年间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了蓬勃盎然的生机。本文中的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价值观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不同社会群体所进行的价值系统重塑的一种教育。从深刻意义层面来看,价值观教育是价值信仰系统建构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每个个体,都必不可少。对社会而言,其具有树立共同的价值观念,融合多元的意识形态,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等重要作用。对个体而言,其具有认知时代发展趋势、坚定信仰、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这一重大变革时期,价值信仰系统建构如何稳固国家政权、如何巩固执政党地位以及如何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这一问题导向为切入点。在归纳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历史文献资料,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教育思想为指导,以融通中共党史、共和国史、价值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支撑,深入到文化深层结构的价值观层面,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开国奠基时党的价值观教育,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源头活水,剖析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梳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对象及核心内容,归纳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途径与载体,总结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显着成效、基本经验、主要教训以及对新时代价值观教育的深刻启示。历史需要观照现实,现实更要回望历史。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更好构筑中国价值,均需回溯到更深的层次和更大的历史格局中,在历史语境中去解读现实。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拓展多学科协同研究的视野,在整体性把握下凸显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价值观教育的特征,突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当代走向研究,试图从学理层面为新时代构建国家民族价值信仰系统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及有益的历史借鉴。
孙延青[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认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赵兴银[6]（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的政治地位、中心任务和面对的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党主动适应社会变革带来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领导和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抓住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全面执政经验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建设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条件下,党始终能把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紧依靠人民,作为战胜一切困难、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先决条件,并为此作出了持续的、不间断的努力。在初建政权的特殊时代背景中,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不走样,明确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的历史方位,在此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工作任务的转型和工作方式的转变,并在艰难的转型中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为推动新中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1949年至195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探究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并结合相关问题的研究,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巩固政权、化解危险、领导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为开辟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境界,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共分七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内容,分别为:一、论文选题的背景与依据,包括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评价;三、相关概念界定,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间界定、“群众”内涵的界定、“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党群关系”等概念的界定;四、主要研究方法;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等。正文部分分六章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论述,确立了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明确了执政党建设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明确了方向;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群众工作的社会理论基础。第二章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依靠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其群众工作的好与坏、成与败,直接影响并决定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的存续与发展。本章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具体实践的历史考察,对各个历史时期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有效做法的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之间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进一步为当前如何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思路借鉴和方法指导。这一章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收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第三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其内在的逻辑思维和工作方式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各个阶层社会心理发生的变化。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立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的条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进程实现了有机融合。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几千年的传统封建社会中形成了较为稳定和牢固的社会心理。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即使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后,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和认可度仍然会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本章首先对不同社会群体,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党围绕不同社会群体社会心理的变化,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对群众工作政策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群众工作方式方法上的转变。第四章重点回顾并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实践进程。群众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群众工作是在相对比较特殊的时代条件下推进的。处理好执政党与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反映到群众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上来,就要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在党的政策层面进行调整。本章通过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在运行机制、内在监督机制、内在长效机制三个方面对党的群众工作实践机制建设进行了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党的群众工作方法围绕机制的建设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党完成执政任务、实现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本章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为执政条件下完成党的工作任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动力保障、建设思路、实践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经验,明确了目标和要求。第六章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关键要为当前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前三部分分别从群众工作应探索其规律性,把握特点,研究方法,做到因时因势而异;群众工作的实践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应成为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第四部分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当代启示,通过对党的群众工作的时代背景、具体举措、历史价值和实践经验的分析,指出对当前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启示。结语部分主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并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思路及方向。
李艳丰[7]（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张学娟[8]（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于洋[9]（2017）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追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渊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服务于今日中国的建设事业,助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探索思想与实践之间的互动统一关系,不仅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触碰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本质,又能以最亲密的距离切身感受由革命路径向建设思维转变的曲折与艰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建国形态。抗战结束至伪国大召开是联合建国的尝试阶段。中国共产党处于动态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外有雅尔塔体系四方均势,内有国共之间“战与和”的两难抉择,采取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并行的策略,意图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然而,迫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以“真民治”为内核的过渡形态的地方自治政权的夭折,标志联合建国尝试的失败。伪国大召开至战略决战前夕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共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只战不和”与“和而为战”。在这种转折逻辑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影响,一方面在两次民主性反思的作用下,进行了由力量诉求逐渐转向建国探索的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受到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构筑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科学、统一的财经工作体系。战略决战前夕至新中国成立是全面建国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美苏冷战格局的背景下选择符合人们意愿和历史潮流的方案实现建国理想。形成一边倒的外交思想,国体与政体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执行机关也在不断具体化,民族问题和国家制度的构思也在日臻完善。而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映了新中国经济体系之下工业、农业、商业有机结合,城市与乡村兼顾的特征,展示了经济为政治和建国理想服务的逻辑。总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地把握了国际国内局势发展的脉搏,并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建国思想与实践,始终以建立人民的、统一的、工业化的国家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思想与实践,既不是苏联建国模式的简单模仿,也不是预设方案的完整呈现,而是一个动态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等思想、理论的有机结合。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建立现代民族民主国家的心路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李琨[10]（201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文中提出制度自信,是指一定阶级对于自己所建立的制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根本上说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适应具体环境、历史任务及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制度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是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发展性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同与自信。制度自信应该建立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方法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视角考察从古代社会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的基本范畴,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制度的有益探索,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为把私有制说为合乎自然秩序的理想制度而提出的关于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所谓超阶级、超时代的假象,对社会主义制度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表达出的坚定的信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以及《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着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主要原理,以审慎的态度对相关制度的特征、构想进行了大胆的预测。“社会化大生产、消灭私有制、人民主体性、人类解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要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实践一方面立足于近代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运动,另一方面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这些实践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观、价值观、伦理观深深地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在实现民族复兴、破解世界发展难题、探索人类解放等方面展示出充分的自信。有很多现实矛盾和发展困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形成了挑战,作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级的政治文明形态,还需要拓展提升其自信的路径,需要社会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用新理念引领制度创新、发挥制度优势,注重话语权体系建设,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了谁”的理念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是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崛起的历史必然性。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取得全面比较优势,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发展难题。破解发展难题,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影响和地位,最根本的仍然是要依靠创新和改革。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创新方面的任重道远,又要对实现改革与创新持有充分的勇气和自信。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对制度创新的合理期待,无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制度体系的良性发展,也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现。
二、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1.5 核心概念界定 |
| 1.5.1 价值观 |
| 1.5.2 中国共产党价值观 |
| 1.5.3 价值观教育 |
| 第2章 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源泉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1.2 列宁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1.3 毛泽东的价值观教育相关论述 |
| 2.2 实践源泉 |
| 2.2.1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初创 |
| 2.2.2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探索 |
| 2.2.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深入 |
| 2.2.4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发展 |
| 第3章 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时代背景 |
| 3.1 涤除旧的价值观念:旧中国统治阶级残余思想急需破除 |
| 3.1.1 肃清帝国主义奴化思想 |
| 3.1.2 清除封建主义愚民思想 |
| 3.1.3 根除官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
| 3.2 建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价值观亟待确立 |
| 3.2.1 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 |
| 3.2.2 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
| 3.3 促进社会整合:社会变革时期各阶级的复杂社会心态尚待调节 |
| 3.3.1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 |
| 3.3.2 各阶级中的复杂社会形态 |
| 第4章 教育群体与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对象及内容 |
| 4.1 教育对象: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群体指向 |
| 4.1.1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价值观教育的示范群体 |
| 4.1.2 工人、农民、革命军人:价值观教育的核心群体 |
| 4.1.3 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群体:价值观教育的广泛群体 |
| 4.2 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内容 |
| 4.2.1 马列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
| 4.2.2 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的价值目标 |
| 4.2.3 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的价值追求 |
| 4.2.4 集体主义:汇集众力的价值主张 |
| 4.2.5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价值倡导 |
| 4.2.6 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 |
| 第5章 教育举措、路径探寻与价值承载: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途径及载体 |
| 5.1 方法选择: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 |
| 5.1.1 理论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灌输与渗透 |
| 5.1.2 实践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培育与践行 |
| 5.1.3 榜样示范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典范与标杆 |
| 5.1.4 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法:价值观教育的强化与提高 |
| 5.2 路径探寻: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 |
| 5.2.1 旧有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广泛的价值观教育传播系统 |
| 5.2.2 思想改造:涤除旧社会的价值观念 |
| 5.2.3 思想文化领域的“三次批判”:掌握文化领导权 |
| 5.2.4 土地改革中的价值观教育:唤醒农民的阶级意识 |
| 5.2.5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
| 5.2.6 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价值观教育:引领新中国的发展走向 |
| 5.2.7 农村冬学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
| 5.2.8 职工业余教育: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 |
| 5.3 价值承载: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
| 5.3.1 以重大活动载体增进新的价值认同 |
| 5.3.2 以重大会议载体达成新的价值共识 |
| 5.3.3 以传媒载体宣传新的价值主张 |
| 5.3.4 以文艺载体讴歌新的时代精神 |
| 第6章 审视反思: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成效、经验、教训及启示 |
| 6.1 行之有效: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取得的显着成效 |
| 6.1.1 凝聚思想共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 |
| 6.1.2 新旧对比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
| 6.1.3 汇聚众力经济政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
| 6.1.4 价值实践中人民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彰显 |
| 6.2 以史资政: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经验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
| 6.2.2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开展价值观教育 |
| 6.2.3 运用政治动员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渗透力 |
| 6.2.4 注重社会各阶层的正当利益需求与价值观教育相融合 |
| 6.3 知往鉴今: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教训 |
| 6.3.1 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界限 |
| 6.3.2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式方法简单化 |
| 6.3.3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价值观教育存在过激行为 |
| 6.4 当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启示 |
| 6.4.1 价值观教育尤其是党自身的价值观教育极端重要 |
| 6.4.2 价值观教育要深入细致覆盖到不同社会群体 |
| 6.4.3 价值观教育要注重对多元价值观及社会思潮的引领 |
| 6.4.4 价值观教育的内容要与时代特征相融合 |
| 6.4.5 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要不断创新 |
| 6.4.6 价值观教育要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
| 结语 现实观照:对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理论依据 |
|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历史借鉴 |
| 一、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 |
|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极发展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力推进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发展 |
| 五、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三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背景 |
| 一、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党的群众工作与群众复杂多变的社会心理 |
| 三、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 |
| 第四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推进 |
| 一、以任务为导向明确群众工作的新使命 |
| 二、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机制 |
| 三、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
| 四、党的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
| 第五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价值意蕴 |
| 一、群众工作为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发挥了保障作用 |
| 二、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思路 |
| 三、群众工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意识拓宽了实践路径 |
| 四、群众工作为执政条件下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累了经验 |
| 五、群众工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新任务 |
| 第六章 党的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
| 一、群众工作应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做到因时因势而异 |
| 二、群众工作应在丰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中体现时代性 |
| 三、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党的群众工作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 |
| 四、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厘清的几个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缘起及选题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创新点 |
| 三、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概况 |
| (二) 研究评析 |
| (三) 关于研究本身的几点思考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来源 |
| 一、概念的定义与界限 |
| (一) 制度的概念 |
| (二) 党的制度相关概念 |
| (三) 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相关概念 |
| (四) 毛泽东思想语境中的制度概念 |
| (五) 党的制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
| 二、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前应该厘清的几个问题 |
| (一)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地位不应否定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研究对象 |
| (三)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关系 |
| (四)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与党的其他建设思想的关系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 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二) 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三) 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四) 关于党内选举制度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五) 关于党内监督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六) 关于党对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的理论来源 |
| 第二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形成过程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萌芽时期(1918-1927)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早期酝酿向具体实践过渡 |
| (二) 节点:创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完成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开始萌发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1927-1935)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发动工农向武装斗争过渡 |
| (二) 节点: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 |
| (三) 特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发展突出 |
| 三、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形成时期(1935-1949)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指导地方向指导全党过渡 |
| (二) 节点:遵义会议与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
| (三) 特征:革命党制度建设思想体系框架基本建构完成 |
| 四、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成熟时期(1949-195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
| (二) 节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全面成熟 |
| 五、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曲折发展时期(1956-1976) |
| (一) 脉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总结借鉴向全面自主过渡 |
| (二) 节点:中国共产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三) 特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在曲折中发展 |
| 第三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基本内容 |
| 一、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思想 |
| (二) 中央对地方领导制度思想 |
| (三)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制度思想 |
| (四) 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制度思想 |
| (五) 多党合作制度思想 |
| (六) 党对军队领导制度思想 |
| 二、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组织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
| (三) 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三、党的干部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干部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干部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四、党的监督制度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监督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监督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五、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党的管理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管理制度思想内容 |
| (三) 党的管理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六、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思想 |
| (一) 毛泽东关于党的宣传制度的探索 |
| (二) 毛泽东党的宣传制度思想的内容 |
| (三) 党的宣传制度建设成果概览 |
| 第四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解析 |
| 一、毛泽东制度建党思想中的制度属性探讨 |
| (一) 制度属性的质疑与评判标准 |
| (二)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特征 |
| (三) 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建设思想的特例 |
| 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 |
| (一) 人性善恶与制度设计 |
| (二) 毛泽东对人性的看法 |
| (三) 制度设计的路径选择 |
| 三、制度建设的技术抉择 |
| (一) “人民主体”的实质正义追求 |
| (二) “群众路线”的程序正义保障 |
| (三)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与偏离 |
| 四、制度调整的关键把握 |
| (一) 三个选择 |
| (二) 三对关系 |
| (三) 四个要点 |
| 第五章 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意义与启示 |
| 一、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制度建党中国化先河 |
| (二) 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三) 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总体性框架 |
| 二、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摆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位置 |
| (二) 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解决制度缺位和制度虚设问题 |
| (三) 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进程 |
| (四)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部分 |
| (五) 要把党的制度建设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有机统一起来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于研究成果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建国思想“场域”的历史解析 |
| 1.3.2 研究方法：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 |
| 第2章 联合建国的尝试：地方自治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夭折 |
| 2.1 联合建国背后的逻辑：雅尔塔体系均势下的战与和 |
| 2.1.1 雅尔塔体系中的美国与苏联 |
| 2.1.2 美、苏、国、共四方达成的均势 |
| 2.1.3 战与和的此消彼长 |
| 2.2 联合建国的目标形态：国家民主化 |
| 2.2.1 联合建国时期中国共产党眼中的“民主” |
| 2.2.2 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并行 |
| 2.2.3 国家民主化的形态 |
| 2.3 联合建国的过渡形态：地方自治政权 |
| 2.3.1 地方自治政权建设的土壤：战与和 |
| 2.3.2 以省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和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的对垒 |
| 2.3.3 解放联合会的构思：苏联地方自治政权经验与教训的借鉴 |
| 2.3.4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过渡形态的地方自治政权 |
| 第3章 独立建国的探索：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协奏 |
| 3.1 在转折逻辑下建国思想的独立性与探索性 |
| 3.1.1 转折的逻辑 |
| 3.1.2 转折逻辑下建国思想的独立性 |
| 3.1.3 转折逻辑下建国思想的探索性 |
| 3.2 土地改革：由力量的诉求转向建国的探索 |
| 3.2.1 土地改革的目的：力量诉求 |
| 3.2.2 土地政策的变迁 |
| 3.2.3 对民主的两次反思 |
| 3.2.4 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建国探索 |
| 3.3 财经工作重心的转移：由支持战争转向经济建设 |
| 3.3.1 财经工作的两条主线：支持战争和发展经济 |
| 3.3.2 战时的财经工作体系的构筑 |
| 3.3.3 新经济政策的影响：经济建设重心的转移 |
| 3.3.4 “工业化”的构思与科学统一的财经工作体系的构筑 |
| 第4章 全面建国的实践：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展开 |
| 4.1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形成 |
| 4.1.1 “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
| 4.1.2 “一边倒”外交政策下的全面建国 |
| 4.2 政治建设的全面展开 |
| 4.2.1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互动 |
| 4.2.2 工农民主专政思想向人民民主专政思想过渡 |
| 4.2.3 政权形式的演变与成熟 |
| 4.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单一制”国家构想的确立 |
| 4.3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全面展开 |
| 4.3.1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存在的外部环境 |
| 4.3.2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演变 |
| 4.3.3 对于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 |
| 4.3.4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构思背后的政治指向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制度自信的思想溯源及其维度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制度的道德憧憬 |
| 一、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对劳动平等的追求 |
| 二、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描述 |
| 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和谐的期盼 |
| 第二节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视界中的制度自信 |
| 一、人的自然权力理论:资产阶级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 |
| 二、商业交换和市场机制:资产阶级制度自信的制度基础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视界中的制度自信 |
| 一、社会化大生产和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社会基础 |
| 二、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阶级力量 |
| 三、人类解放的趋势: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必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维度 |
| 一、科学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思想维度 |
| 二、发展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维度 |
| 三、人本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价值维度 |
| 四、自我革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逻辑:制度与现代化 |
| 一、经济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核心能力 |
| 二、政治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本遵循 |
| 三、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新进展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 |
| 一、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的制度探索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社会制度的探求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自我革新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文化根基 |
| 一、制度自信的文化基因 |
| 二、制度自信的文化命脉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民族复兴的政治制度保障 |
| 一、具有强烈内聚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二、统筹政治合力的政治协商制度 |
| 三、共荣共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四、治国安邦的法治保障 |
| 第二节 疏解发展难题的制度选择 |
| 一、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探寻多样化的所有制实现形式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相结合 |
| 第三节 人类解放的制度阶梯 |
| 一、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 |
| 二、制度自信的文化支撑 |
| 三、制度自信的本质特征 |
| 四、制度自信的现实选择 |
| 第四章 破解社会发展困境的制度优势 |
| 第一节 坚定制度自信脱离“中等收入陷阱” |
| 一、中等收入陷阱之因 |
| 二、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之态 |
| 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本 |
| 第二节 建立制度自信走出“塔西佗陷阱” |
| 一、“塔西佗陷阱”形成的原因及特点 |
| 二、基层政府机关在危机管理中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
|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的现代化 |
| 第三节 强化制度自信识破“修昔底德陷阱” |
| 一、中美两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 |
| 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展望 |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由之路 |
| 一、全面深化改革为增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奠定了物质基础 |
| 二、发展才能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
| 第二节 不断推进制度建设和创新,落实制度自信 |
| 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制度创新的前提 |
| 二、扩大民主参与:制度发展的要求 |
| 三、坚持稳定协调有序:制度现代化的目的 |
| 第三节 加强制度自信中的话语权建构 |
| 一、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主题的正确确立 |
| 二、马克思主义话语主体的有效建构 |
| 三、马克思主义话语载体的综合运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4]中国共产党价值观教育研究（1949-1956）[D]. 包志国.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6]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研究[D]. 赵兴银. 扬州大学, 2019(06)
- [7]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8]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9]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与实践研究[D]. 于洋. 清华大学, 2017(02)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D]. 李琨. 武汉大学, 2017(06)
标签：制度建设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