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儒学的重新兴起与齐鲁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论文文献综述）
刁春辉[1]（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王越[2]（2021）在《汉代城乡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即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往的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探讨,具体到两汉时期则更加侧重于城市和乡村的分别研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不仅可以补充古代城乡关系研究体系中相对薄弱的一环,还有助于打通汉代城市研究与乡村研究的关联。同时,研究汉代城乡关系也有深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解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城乡关系作为研究主体,探究汉代城乡关系的历史实际,梳理两汉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和乡村从宗法血缘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城乡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居住等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新的动向。受到多国林立、社会动荡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城乡关系还展现出区域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历史特点。短暂的秦王朝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下一统局面下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汉代以后,城乡关系得以继续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代城乡关系中存在较多的同一性要素。这是城乡共同体时代的基因遗存和“大一统”王朝政治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城乡同一性要素主要体现在政治治理和居民生活两方面。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地缘行政管理体系,拥有着相同的基层组织和管理人员设置。各种身份人群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广大城乡平民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经济权益和文教机遇。此外,城乡经济和文化方面也具有同一性表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广泛分布于城市与乡村之中,城乡居民在主流思想文化上也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想法与诉求。其二,汉代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并且有差异化发展的趋势。这是城乡共同体色彩淡化,城乡分野明晰化的结果。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两方面。城市与乡村在空间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以及空间发展趋势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与乡村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市场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此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也存在着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就汉代城乡关系的结构与发展趋势而言,城乡同一性要素的存在与城乡的差异化发展始终是并存的。其三,汉代城乡差异推动着城乡相互交流。城市和乡村通过政治互动,实现了治理功能的互补,乡村自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乡经济也因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和区域差异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城乡思想文化呈现出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形态。汉代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中自由选择居住,造就了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流民在城市和乡村中祈求生存,造就了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其四,汉代城乡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汉代城乡转化规模十分可观,乡村向城市不断地演进,城市也在向乡村不停地回归。影响城乡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个方面,各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社会单位城乡形态的变化。城乡转化的实现得益于汉代城乡的特定背景,是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城乡共同发展的“马太效应”推动了大都市和小型乡村的涌现,也为城乡转化提供了发展动力。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发展趋势来看,两汉城乡关系出现了较多变动,其结果是乡村的成长与城市的停滞,但是没有突破城乡关系的原有结构。这是汉代城乡关系有别于其他时期的显着特征。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在于农本,而欧洲古代城乡没有共同的基点,由此造就了中西古代城乡关系的结构差异。同时,官方政府统一主导着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这与西方古代的城乡分治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张重洲[3]（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尤旭星[4]（2021）在《汉隋间河陇儒学分期研究》文中提出在区域社会史和儒学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对处在丝绸之路交通干线上,历史上东接关中,西通西域,南连巴蜀,北达内蒙古高原的河西陇右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总结与梳理,不仅有利于对甘肃乃至西北区域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总结,而且更有利于通过对儒学在边地的传播和边地民众对中原文化认同过的探讨程,使人们从区域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从而推动“中心”与“边缘”的动态研究。河陇地区在秦及汉初,只有其东部地区（陇右）为中央王朝控制,且一直作为防范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前沿,尚武风气浓厚。随着汉武帝时期帝国政治军事势力的西进,汉王朝西北边防前沿战线一再西移,在河西地区构建了军事要塞,陇右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于是凭着临近关中儒学文化发达区关中的地缘优势和处在关中通往河西西域干道上的交通优势,在中央王朝儒学化律令和儒学化诏令的浸染下,在儒生型官吏的教导下,在往来移民、商人、使者等的传播下,儒学在河陇地区逐渐获得了雄厚积累,得到了迅速发展。约两汉之际,河陇本土儒学开始兴起。东汉时期,河陇名士大儒辈出,河陇豪族也由崇尚军功向崇尚文化转变。河陇儒士以实用经世为风尚,治学广博芜杂,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经学、史学、文学成就突出。此时河陇出现了陇右与河西二元并立的儒学地域格局。东汉时儒学在河陇的迅速成长与发展,造成新旧文化激烈的冲突,引起帝国西部支柱的河陇政治军事集团的分化。崇慕儒学的一派,以皇甫嵩为代表,恪守忠君理念,率领河陇军团荡灭黄巾起义,但对宦官祸政之事碍于礼法约束,却置之不理;轻儒任侠的一派,以董卓为代表,积极进取,逐鹿中原,纵横中州,事实上造成了东汉朝廷的灭亡。三国西晋时期,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河陇地区成为全国儒学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具有全国意义的名士大儒。政治上河陇儒士开始由地方迈向中央政治核心层,声动朝野。当“五胡”进入内地,河洛板荡,中原儒学在战火中失去生机,而河陇地区却延续着汉晋儒学传统,保持着儒学发展的繁荣,成为当时北中国的儒学中心,吸引着一部分中原儒士的迁移投奔。人们以前总是认为,永嘉之乱后,中原儒士向河陇的迁移,才推动了儒学在该地的腾飞。事实上,儒学在该地繁荣局面的出现,主要是汉晋以来河陇几百年儒学学术积累的结果。加之当时北方陷于战火,河陇得地缘之利,比较安定,因而能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延续着汉晋儒学的成就与辉煌,吸引了大批中原儒士的前往。而中原儒学在汉晋之间即发生了转变,从“务实”向“务虚”转型,玄学大盛。河陇因“边缘”相较于“中心”的所固有的后发展效应,其儒学一直坚持实用功利的风格,玄学未能在此地站稳脚跟。反倒是佛教不仅在河陇信仰世界中多所斩获,而且持续向河陇知识界渗透,动摇了儒学在河陇的独尊地位,形成儒、佛二元发展的学术格局。公元376年与公元439年,在前秦、北魏政权的强制要求下,河陇本土儒士大量东迁,从那以后,下至隋唐五代,汉晋时期群英荟萃的河陇地区几无有影响力的学人出现,河陇儒学衰落。如果说两汉时期儒学在河陇地区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汉帝国强大的外推力即中央强力的文化输出的话,那么魏晋河陇儒学的凸显,则正与两汉相反,主要来自河陇地区与中州相比,战乱较少,社会安定所具有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也与边缘地带所固有的后起效应有关,即边缘地带的儒学发展与中央地带的儒学发展有一个时间差,边缘地带总是在追赶中央地带的脚步。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动荡,因为战乱,才给了边缘地带儒学发展赶上甚至超过中央地带的契机,边缘与中央儒学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小,与中央地带的停滞关系很大。战乱与动荡对中央地带来说是灾难,对边缘地带来说,有时就是意味着机遇,意味着人才、教育等资源的集中。
王岩[5]（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提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潘润[6]（2020）在《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文中提出由于战国七雄等大国国力的强盛影响力较大,在战国史研究中战国七雄往往得到较多的关注,对同时期各个小国的研究则较少。中原泗上及周边邻近的小国,在战国早、中期频繁参与到诸侯征战中。且由于各自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地缘战略价值,其自身的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进程。即使是在战国时期结束后的下一个历史阶段秦末汉初,曾经的诸东方小国故地通过地域性的整合,从而参与到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深刻影响了秦末汉初的历史进程。在战国时期的东方小国中,鲁、宋、郑、越作为影响较大的诸侯国,其兴衰过程对历史走向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一章首先讨论鲁国三桓在全面掌握政权的大背景下,于战国初期通过驱逐鲁哀公实现“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从而权势达到顶峰的过程,并基于此比较了战国早期特定时代背景下鲁国的政治变迁与齐、晋等国的异同。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论文讨论了战国早中期之交三桓之所以衰微、鲁穆公又能恢复公室,鲁国自身原因在于周代礼制于鲁国的强大惯性,外部原因则是田齐对三桓根据地的攻击削弱了三桓的力量。鲁穆公恢复公室权力后参与到“三晋伐齐”之中,影响了战国早期晋齐争霸格局,并且在三晋列为诸侯的过程中又影响了战国早期剧烈的时代变革。第二章讨论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变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考证战国时期着名的政权更替事件“戴氏取宋”应该开始于战国早期,其原因是春秋时期戴氏在宋国的兴起。论文同时讨论了郑国在战国早中期之交发生的“太宰欣取郑”政权更替事件的过程、影响,认为“太宰欣取郑”发生的原因是春秋晚期七穆在郑国的兴起,以及三晋、楚国争霸过程中插手郑国内政。此外,论文由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讨论了宋、郑四战之地的地理位置及其对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特别是其中两场决战连堤之战、大梁榆关之战的巨大影响。论文认为“宋郑之间有隙地”和三晋、楚国集中力量对“隙地”的争夺是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霸的战略新特点。第三章的研究,首先讨论了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过程,指出这决定了战国中期郑国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当然,韩灭郑并迁都新郑又使郑国继承了“四战之地”位置,这也决定了后来韩国在战国历史中的发展走向。本章还把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与“子南氏取卫”进行比较。论文认为“戴氏取宋”系新兴政权,此与“子南氏取卫”从而变成大国附庸有本质的不同。论文由“鲁酒薄而邯郸围”这样的古谚,指出这恰恰说明战国中期鲁国在齐、魏、楚争战中特别是齐魏桂陵之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讨论了越国在经历“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内乱后,由大国向小国转变并向江东退却的历史进程。论文指出战国中期诸侯纵横中郑、宋、鲁、卫、越等东方小国的自身政治变革和外部地缘环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而这又对战国中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讨论了宋王偃的强盛和走向灭亡关键在于战国晚期走向一统的历史大势。战国时期宋国作为小国能够强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乐毅五国合纵伐齐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论文也讨论了战国时期周王室内乱和二周的兴起对秦统一的影响。认为周天子对洛阳控制力的削弱使得秦国可以更便利地灭周并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论文认为春申君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通过对鲁国以及江东的开发,在越、宋、鲁故地构建了楚国的抗秦大后方。战国晚期东方小国的灭亡和故地治理整合,特别是抗秦后方的建立对新的大一统局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由“东南有天子气”的讨论,指出楚国在越、宋、鲁故地的抗秦大后方的构建对秦朝统治的巨大威胁。认为战国时期越国的历史记忆是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的重要原因。论文认为战国时期宋国历史和楚、宋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刘邦灭亡秦朝、实现“秦亡汉兴”的重要原因,并进而指出秦汉时期宋国故地彭城一带开始成为楚地的中心。论文认为战国时期鲁国历史和楚、鲁文化在楚国统治下的结合,是促成秦始皇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两种对立政治倾向的重要原因。战国时期越、宋、鲁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既反映出楚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秦亡汉兴”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秦末汉初东方对西方胜利的历史偶然性。
许东[7]（2020）在《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嘉庆道光年间,安徽石埭人周太谷于江西庐山传道,创立太谷学派。周太谷晚年由庐山北上扬州,收张积中、李光炘二人为徒,委以“还道于北”和“传道于南”的重任。张、李二人不辱太谷遗命,分任南北,开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实现了学派的长足发展。同治五年（1866）,黄崖山事件爆发,黄崖北宗遭遇灭顶之灾,龙川南宗生存环境恶化,太谷学派在李光炘的支撑下艰难维系。太谷学派晚期,黄葆年、刘鹗、蒋文田、毛庆蕃等人共创归群草堂,实现了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太谷学派各代学人着述等身,思想庞杂。在道统传承上,周太谷自诩远承“羲、文、周、孔”儒家四圣,近接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其思想以《周易》《论语》为中心和源泉,采取以易解儒的方式,建构了太谷圣功之学的理论体系。周太谷所构建的圣功之学未脱离宋明儒学的范畴,特别是在孝道和民本思想两个方面,鲜明彰显了周太谷民间儒家学者的特质。在太谷后学中,对于周太谷思想继承最多、阐发最力、拓展最深的当属张积中、李光炘。与周太谷“尚易尊孔、罕言佛道”相比,张、李二人更主张“以儒为宗、融通佛道”,强调以先秦儒家为底色,对程朱、陆王以及佛道等各派各家之说进行批判继承,形成了融合各家而又不同于各家的太谷圣功之学。在太谷学派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早、中、晚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周太谷在早期创派传道过程中,其个人兴趣爱好以及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其思想内容和学说体系的神秘性和宗教性倾向,而太谷学派作为新兴的民间社团,在初创阶段为吸引信众而采取重术好玄的传道方式,更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倾向。周太谷晚年扬州传道,从收徒规模、传道内容、传道方式等方面,纠正了早期传道过程中的宗教化倾向,致力于太谷学派由教派特质向学派特质的转变,确保了学派的长久安全发展。张积中作为继承太谷道统的学派领袖,身负周太谷“还道于北”的遗命,聚徒山东黄崖山,创建黄崖北宗,渐兴渐旺达十年之久。张积中以中下层民间儒者的身份,奉行“教养合一”的学派理念,在民间开展了一场以自我为主导、极富使命感的社会救赎,在这场轰轰烈烈以悲剧收场的社会实践中,张积中挖掘儒学固有的宗教性,吸收佛道二教特别是道教“为方便法门,利其深入人心,易于领会”的特点,对教理、教义、教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吸收、改良和创新,建构起了以天地先贤为主要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以心息相依和九还七返为特色的宗教经验,以入门拜师和祈祷献祭为主要内容的宗教行为,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宗教组织,在现实中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是一种非典型性宗教,但因为宗教化实践的不彻底和清政府的扼杀,导致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尝试最终走向失败。李光炘作为太谷学派龙川南宗的开创者,身负周太谷“传道于南”的遗命,龙川南宗在发展路向上秉承了太谷学派宗教化、民间化互相杂糅的特质,但由于外部条件、个人性格、突发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与黄崖北宗走儒学宗教化的发展路向不同,龙川南宗更多地表现出了儒学民间化的倾向,致力于塑造民间儒家学派的形象,最终保全了太谷学派的发展命脉,奠定了太谷学派后期发展的性质与基调,是太谷学派发展历史中的关键环节。在太谷学派晚期,归群草堂作为太谷学派南北合宗的产物,其在儒学民间化的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世俗化、独立化、学理化的改造与重塑,彻底摆脱了太谷学派“异端反叛”的帽子,在清末民国时期开创了太谷学派发展的新局面。综上而言,太谷学派是清末民国时期,社会中下层民间儒者积极践行“教养天下”的使命责任,其在传扬过程中以学术为体、以宗教为用,社团发展在本质上一直保持着儒家学派的特性,而宗教化是学派在传扬过程中适应传播需求的理论和功能借鉴。太谷学派可以看成是“教派与学派结合”、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的综合体。以史为鉴,儒学未来发展应挖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坚持“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原则,在全球化视野下,着眼于解决人类社会和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站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批判儒学,站在儒学的视角审视、批判当代社会,完成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冉诗泽[8]（2020）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历史是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将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延绵不绝和中华民族走向一体的原动力,少数民族和汉族皆是感知和实行这一原动力的主体,其中少数民族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历史,也是一部各民族追求“大一统”理想的历史,“大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才是异态,这正是历史上王朝不断更迭,而“中国”却始终存在并向“大中国”嬗变的主要原因。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丰富和实践“大一统”理念上的贡献是卓越的,他们要么参与到中华“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要么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为之努力奋斗,为推动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关切还不够,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作系统性论述的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对此想作一番尝试性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即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在“大一统”思想与实践上的初步探索;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调适与发展;清朝满洲族大一统思想的成熟与成功实践。以时间和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的特点与成效分阶段进行论述,以反映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在内容与实践上的阶段性特点,同时又将各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探寻各阶段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从刘渊建立“汉国”政权始,少数民族开始纷纷加入追求“大一统”的行列之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正统王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华大一统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集“大一统”思想之大成并成功实践,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并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在少数民族“大一统”实践历程中,“小中国”向“大中国”转变,“华夷之辨”向“华夷一家”转变,整体上来看,少数民族将汉人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的“大一统”观整体向“华夷一家”的新“大一统”观的转变和发展,从而促进中华民族走向多元一体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文希望在充分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史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力图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综合性的考察,探寻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发展与特点,以期加深我们对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认识,增强我们对“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认同,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肖驰[9]（2020）在《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刘一明（1734-1821）是清代乾嘉年间西北地区着名的龙门派道士,道教易学和内丹学大家。刘一明将易学研究与内丹学理论相结合,他对易学象、数、理均深研其几并从“性学仙道”的角度做出深刻系统的阐释,形成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思想。刘一明的道教易学思想实是以易学观念丛来建构和表达的,以内丹学之超越性追求为核心旨趣的形上学思想。此文将刘一明的道教易学思想置于易学与道教思想的交融发展史以及道教气论和性命论思想的发展脉络下来考察其理论特质和意义,并探究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在会通儒道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此论文由导论、正文两个部分构成。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以及创新点进行了阐释。正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考察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第二章针对目前研究所忽略的刘一明相关道教易学着述的文献问题进行新的考辨,展示刘一明道教易学文献的真实面貌,并考察刘一明学《易》治《易》的心路历程,厘清他关于易学性质和易学象数理各要素之内在联系的基本看法,以及他治《易》的基本旨趣。第三章重点考察仍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刘一明道教易学着述《三易注略》,以此为主要文献,从先天一气论、气化阴阳观和气化五行观三个方面来探讨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气本论和气化论的特色。刘一明通过对河图洛书象数结构特征的阐释,来说明五行之气“生化克成”的运动情态以及“绾合错综”之“顺逆”运动机制,为五行气化的宇宙图景提供了新的诠释理路。他又通过“河图中一”的概念来阐发“先天真一之气”作为一种“无限开展之气本体”的实质,并藉由《易传》的“神”概念来对此气本体所内具的创造性动能进行说明。他还通过先天易学的研究提出“先天阴阳观”,用以说明“先天真一之气”所具有的阴阳两种样相之迭转相生的规则,更通过“一神两化”之易学命题的诠释,对先天真一之气与后天阴阳二气的体用关系作出新的说明。第四章考察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性命论,重点分析刘一明藉由易学思维模式对气论与心性论之融摄问题所提出的新诠释理路,并对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在会通儒道性命论思想方面所提出的新观念进行深入探讨。刘一明通过对“胎中面目图”、“黍珠图”等由“无极图”改造而来之《易》图的阐发,提出作为生命本体和心性本体的“真灵之性”的概念,又以“太极之中”的概念来说明真灵之性就是“性命合一之体”,“心神”是真灵之性主宰生命活动的功能。他通过对“天地之心”的诠释而将理学仁体的概念与“真灵之性”的概念融合起来,又藉由“乾坤简易”来阐发王学的“良知良能”,从而将良知良能与真灵之性相融摄。他又融合了道教“混元”的概念和易学“乾元”的概念而提出“混元体”之生命整体观,更利用河图五行的动态模型来统摄道教的五元和儒家的五德概念,提出了融通儒道思想的生命整体观。他还通过对“穷理尽性至命”、“取坎填离,进阳退阴”的阐释来论述内丹学性命合一的工夫论进路和修炼法理,并力图将道教性命双修与儒家内圣修持之工夫论统一起来。第五章对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意义和不足做出归纳总结。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主旨是“丹道即易道,圣道即仙道”,他基于这一主旨进行理论建构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之特色是“以图卦理数易,释先天真一气”。刘一明的道教易学思想,从多个向度为本源论与本体论的融合提供了更具理论解释力和逻辑自洽性的新的致思路径,推动了道教气本论和气化论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他以先天真一之气来阐发并统摄心性、性命、精气神等概念范畴,形成了一套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性命论,为返性还元的心性修炼与精气神转化之修炼的阐发和统一提供了新理路,推动了道教性命论的发展。他通过易学研究和诠释提出沟通融合儒道性命论思想的新观念和思路,进一步推动了儒道思想之会通。刘一明在诠释相关易学问题时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况,他通过易学观念来阐发的气论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张劲松[10]（2019）在《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义宁州①位于江西西北部,系湘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山高林密,为江西西北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清以来,宁州战祸不断,其中既有所谓“土贼”窃发,也有明末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州城数次被破,破坏严重。战乱造成人口剧减、土地荒芜。为改变土旷人稀、赋役征收困难的局面,清初康熙年间地方将招徕移民开垦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闽粤及本省赣南等地的移民流寓宁州,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战乱记忆与逐渐形成的资源争夺、文化冲突等使土着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敌外心理,客观上造成了土着集团与客籍移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雍正三年（1725）,清廷批准客籍棚民在宁州成立怀远都,编为四都八图八十甲,分插在六乡,使棚民在政策层面上成为宁州地方合法成员。移民群体在宁州存在的合法化及其发展要求与土着对此的反应,成为清代义宁州书院发展的历史背景。宋至明代的宁州书院总体表现与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同频,北宋黄庭坚家族的樱桃芝台书院、明代山泉书院等反映了家族势力与官府等在书院建设中重要作用,这一因素在清代得到较好的承续,成为义宁州书院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传统。清代义宁州书院高速发展,新建书院数量超过宋元明时期,尤其在晚清时期集中爆发,呈现出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濂山书院的发展中得到官方的持续支持,书院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高度文化认同,位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较高社会地位与影响使这成为义宁州的中心书院。清代义宁州以濂山书院为代表的中心书院与遍布各乡都的乡村书院构建了“核心——外围”的格局,发展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书院群。清代义宁州书院在运行中表现出区域特色,在书院群内部存在普遍的文昌神崇拜是书院世俗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科举制度在书院中深刻影响的具体表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书院群成员几乎都编纂了书院志,志书的体例、内容与传统教育书院有所不同,诗文、讲义等阙如,代之以公移、捐名、契据、章程等。书院志的实质是档案册簿的事实,反映了晚清时期义宁州书院的现实需要与务实风格。奎光书院、培元书院、梯云书院等数所书院由义宁州所特有的（文）会、（文）季等民间组织演变而成,不同于新建书院,建立在会、季基础上的书院高度重视并保留了会、季时期的考课、宾兴等功能,从而使书院的性质与功能发生转变。“无田即无院也”,教养相资的优良传统在义宁州书院中得到较好贯彻。为建设书院,在地方官员的支持和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义宁州书院获得了广泛的的社会捐助,其内容包括田地、银钱及各种物资等,从而保障了书院膏奖、宾兴花红等各类经费的支出。在捐资活动中,议叙政策、捐户进主、肄业资格与从众压力等成为绅民捐赀书院的动力所在。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丰富了我国书院祭祀活动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规制”一词在传统书院语境中主要指书院建筑物的“规模”与“形制’,自1980年代以来,书院研究界创造性地将原主要指建筑物的“书院规制”转换为主要表征“书院功能”与“书院制度”的组成部分,并提出我国书院“教学、祭祀、藏书、学田”四大规制,从而实现了“书院规制”含义的重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从功能与章程所反映的史实来看,考课是清代义宁州书院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考课是书院的本质规定,清代义宁州书院几乎都是考课书院,祭祀、学田、藏书等活动均以考课为中心。因此,考课是清代义宁州和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基于对清代义宁州书院考课规制的认识,在书院研究中应形成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道光十九年（1839）,客籍士子甘临吉参加濂山书院的甄别考试并被知州录取,嗣后土着以甘氏入籍在后、书院建设在先,要求州宪剥夺其肄业资格,由此引发持续五年之久的濂山书院案。案件经州控、府控、省控,最终在江西巡抚的判决下以甘临吉不准与考书院而告终。伴随着案件的审理与发展,土着集团与移民族群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案件的最终结果客观上刺激了义宁州书院建设,推动了地方人才培养,同时也加剧了土着与客籍移民之间的对立,书院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义宁州社会的发展,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二、汉代儒学的重新兴起与齐鲁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汉代儒学的重新兴起与齐鲁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关系的变化 |
| 第一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政治关系 |
| 一、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二、新型城乡管理体系的特征 |
| 第二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经济关系 |
| 一、城乡赋役关系的变化 |
| 二、城乡多向的商贸往来 |
| 第三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文化关系 |
| 一、乡村文化的形成 |
| 二、城乡文化的交流互动 |
|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城乡居民关系 |
| 一、城乡居民的流动 |
| 二、城乡居民关系的开放 |
| 第二章 汉代城乡的同一性要素 |
| 第一节 城乡政治治理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地缘行政体系下的城市与乡村 |
| 二、城乡基层组织设置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二节 城乡产业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农业的城乡分布 |
| 二、工商业的城乡分布 |
| 第三节 城乡居民生活的同一性要素 |
| 一、城乡居民分布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居民政治地位的同一性表现 |
| 三、城乡居民生活状态的同一性表现 |
| 第四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一、城乡思想的同一性表现 |
| 二、城乡文化的同一性表现 |
| 第三章 汉代城乡的差异化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差异 |
| 一、城乡空间规模的差异 |
| 二、城乡空间形态的差异 |
| 三、城乡空间的不同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 |
| 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 |
| 二、城乡消费结构的差异 |
| 三、城乡市场结构的差异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差异 |
| 一、城市文化的繁华与乡村文化的质朴 |
| 二、城市文化的官方性与乡村文化的民间化色彩 |
| 三、城市文化的兼容性与乡村文化的封闭性 |
| 第四章 汉代城乡的交流与交融 |
| 第一节 城乡治理功能的互补 |
| 一、乡里体系对郡县功能的补位 |
| 二、乡村民间自组织的功能补位 |
| 三、城市治理功能对乡村治理体系的补位 |
| 第二节 城乡经济的交融 |
| 一、社会再生产中的城乡经济交融 |
| 二、区域交流中的城乡物产交换 |
| 第三节 城乡思想文化的交互影响 |
| 一、城乡文化的交相互动 |
| 二、思想文化互动的影响 |
| 第四节 城乡人口的流动 |
| 一、城乡人口的主动性流动 |
| 二、城乡人口的被动性流动 |
| 第五章 汉代城乡的转化 |
| 第一节 汉代乡村向城市的演进 |
| 一、军事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二、政治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三、文化祭祀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四、经济导向下的“乡—城”演进 |
| 第二节 汉代城市向乡村的回归 |
| 一、“城—乡”回归的复杂性 |
| 二、上古邑国的衰落 |
| 三、“城—乡”回归的因素导向 |
| 第三节 城乡转化的历史逻辑 |
| 一、城乡关系的特定背景 |
| 二、城乡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
| 三、“马太效应”下的城乡转化趋势 |
| 第六章 汉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特征 |
| 第一节 城乡关系的变动趋势 |
| 一、城乡关系的变动 |
| 二、变动后的城乡关系 |
| 三、乡村地位的上升 |
| 第二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点 |
| 一、农本与汉代城乡关系 |
| 二、城乡关系发展基点的特色 |
| 第三节 汉代城乡关系发展的主导力量 |
| 一、官方对民间力量的引导 |
| 二、城乡关系的主导力量差异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考古与简牍资料 |
| 三、今人着作 |
| 四、学术论文 |
| 五、海外研究资料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汉隋间河陇儒学分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河陇地区之概念界定与范围 |
| 二、选题原因与意义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四、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河陇儒学的铸造期——传入和崛起 |
| 第一节 儒学传入河陇地区 |
| 一、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二、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渠道 |
| 三、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表现 |
| 四、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影响 |
| 第二节 河陇儒学的崛起 |
| 一、河陇儒学崛起的社会背景 |
| 二、河陇儒学崛起的表现 |
| 三、河陇儒学崛起的影响——河陇政治军事集团的分化 |
| 第三节 铸造期河陇儒学的地位——两汉时期的河陇儒学 |
| 第二章 河陇儒学的繁荣期——兴盛和凸显 |
| 第一节 河陇儒学的兴盛 |
| 一、河陇儒学兴盛的背景 |
| 二、河陇儒学兴盛的表现——河陇儒士的成就与影响 |
| 第二节 河陇儒学的凸显 |
| 一、河陇儒学凸显的原因 |
| 二、河陇儒学凸显的表现——河陇儒士的旨趣与影响 |
| 第三节 繁荣期河陇儒学的地位——三国西晋时期的河陇儒学 |
| 第三章 河陇儒学的转型期——鼎盛与变异 |
| 第一节 河陇儒学的鼎盛 |
| 一、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区的政治局势和发展状况 |
| 二、河陇儒学鼎盛的社会背景与原因 |
| 三、河陇儒学鼎盛的表现 |
| 四、迁入河陇之儒士对河陇儒学的影响——也论陈寅恪“转移保存”说 |
| 第二节 河陇儒学的变异 |
| 一、玄学挑战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
| 二、儒玄合流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
| 三、儒佛交融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
| 第三节 转型期河陇儒学的地位—以儒士东迁对河陇儒学的影响为中心 |
| 一、前秦时期河陇儒士的东迁对河陇儒学的影响 |
| 二、北魏时期河陇儒士的东迁对河陇儒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学术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5）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文献考古材料与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与考古材料 |
| (二)学术史综述 |
| 1、学者对战国鲁国历史的研究 |
| 2、学者对战国宋国历史的研究 |
| 3、学者对战国郑国历史的研究 |
| 4、学者对战国越国历史的研究 |
| 5、学者对“东南有天子气”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时空范围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时空范围 |
| 第一章 战国早期鲁国三桓的兴衰及对历史格局的影响 |
| 第一节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春秋战国之交鲁国国内政权的更替 |
| 一、春秋晚期鲁国的内外形势 |
| 二、鲁哀公之死和三桓对鲁国政权全面掌控的历史意义 |
| 三、鲁国的国内政权更替与齐、晋的比较 |
| 第二节 、三桓的衰微与鲁穆公复兴公室权力 |
| 一、田齐对鲁国的攻击与三桓的衰微 |
| 二、鲁穆公复兴鲁国公室权力与新时代的鲁国政治、学术 |
| 第三节 、鲁穆公的外交、军事政策与对齐晋争霸的影响 |
| 一、战国早中期之交田齐的政治内乱及对鲁国的侵略 |
| 二、从清华简《系年》看“三晋伐齐”之战及鲁国的作用 |
| 三、鲁穆公对三晋列为诸侯历史进程的影响 |
| 四、鲁穆公在“三晋伐齐”中的历史作用与春秋时期的比较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国早期宋郑政治变局及其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第一节 、“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战国早期“戴氏取宋”的发生 |
| 一、春秋晚期宋国公室的衰微与戴氏的兴起 |
| 二、“戴氏取宋”的前奏:宋景公之死与乐氏掌握宋国政权 |
| 三、从传世史料和清华简《系年》看“戴氏取宋”发生的时间 |
| 第二节 、“郑人三世杀其父”——战国早期郑国的内乱 |
| 一、郑国七穆崛起与战国初年郑国的乱局 |
| 二、郑相子阳的兴起与“太宰欣取郑” |
| 第三节 、战国早期的宋、郑外交与连堤及大梁、榆关之战 |
| 一、春秋晚期的晋楚争霸对中原小国的冲击 |
| 二、莫敖阳为的晋楚连堤之战与宋国的作用 |
| 三、大梁、榆关之战的背景:三家分晋后郑国在三晋与楚之间的周旋 |
| 四、“王子定奔晋”对楚悼王伐郑的影响 |
| 五、大梁、榆关之战过程及郑国的作用 |
| 第四节 、战国早期宋、郑历史对新时代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一、宋、郑等战国早期新兴政权的过渡期特点对三晋与楚国争战的影响 |
| 二、战国早期东方小国在大国争战中作用的时代特点 |
| 三、“宋郑之间有隙地”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国争战的战略新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战国中期郑、宋、鲁、越的历史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四战之地中的包围——郑国灭亡的过程和影响 |
| 一、三家分晋后韩国对郑国的包围与迁都 |
| 二、郑国灭亡与韩哀侯迁都新郑 |
| 三、韩国对郑国中原“四战之地”战略位置的继承 |
| 第二节 、四战之地中的突围——战国中期“戴氏取宋”的最终完成及与“子南氏取卫”的比较 |
| 一、宋桓侯被废与宋剔成君的登位 |
| 二、战国时期卫国的历史背景与子南氏的兴起 |
| 三、魏惠王时期“子南氏取卫”的影响 |
| 四、戴氏强宋与大国附庸——“戴氏取宋”与“子南氏取卫”不同的历史走向 |
| 第三节、“鲁酒薄而邯郸围”——战国中期齐、魏、楚争战中的鲁国外交与内政 |
| 一、齐魏桂陵之战和齐楚徐州之战中的鲁国外交 |
| 二、鲁平公时期的鲁国内政外交及与周边附庸小国的关系 |
| 第四节 、“越人三世弑其君”——越王翳迁都姑苏及被弑 |
| 一、战国早期越国的强盛 |
| 二、越王翳迁都姑苏与“越人三世弑其君”的发生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国、二周灭亡对秦国统一的影响和春申君对鲁国、江东的开发 |
| 第一节 、“齐能并宋而不能凝”——宋王偃的小霸和灭亡对战国历史走势的影响 |
| 一、宋王偃的称王与宋国的强大 |
| 二、齐闵王灭宋与戴宋灭亡的时代背景 |
| 三、魏、楚对宋地的夺取及其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利”与“义”的有机统一——宋国强盛与灭亡对乐毅伐齐“义战”实现的影响 |
| 一、宋国在苏秦谋齐与对合纵的策划中的地缘战略地位 |
| 二、宋国灭亡引发的大国战争对齐、秦东西帝并立局面的结束的影响 |
| 第三节 、战国时期二周的兴衰及对秦灭周的影响 |
| 一、春秋晚期周王室内乱和成周的建立 |
| 二、战国早中期二周的分立 |
| 三、二周对秦灭周的影响 |
| 第四节 、春申君北伐与鲁国的灭亡 |
| 一、田单复齐后的历史态势与鲁国灭亡 |
| 二、楚国治理下鲁地的文化融合 |
| 第五节 、越国故地战国晚期前段的混乱局面与春申君时期楚国的统治 |
| 一、楚灭越夺取江东与江东郡的设立 |
| 二、战国晚期前段“政乱兵弱”的江东越国故地 |
| 三、春申君封于江东与对越国贵族的征服 |
| 四、春申君对越国故地的开发和“长三角荆楚化” |
| 五、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再说“楚未灭越”问题 |
| 小结 |
|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越、宋、鲁故地对秦末汉初历史进程的影响 |
| 一、楚国统治下对越、宋、鲁故地的区域整合的最终完成 |
| 二、战国秦汉之交东方小国故地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 |
| 第一节 、“东南有天子气”的江东视角解读 |
| 一、秦朝在江东的统治与“东南有天子气” |
| 二、秦始皇东巡会稽与“泄江东王气”的过程 |
| 第二节 、楚国对越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江东成为“亡秦必楚”基地 |
| 二、闽越、瓯越兴起下项羽的“过江东”问题 |
| 三、江东子弟对项羽阵营影响的时代背景 |
| 四、刘濞与“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
| 第三节 、楚国对宋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楚国对丰沛的整合与刘邦帝业的成就 |
| 二、“四面楚歌”与秦汉时期彭城一带成为楚地的中心 |
| 第四节 、楚国对鲁地的整合对秦亡汉兴的影响 |
| 一、从孔壁书的传抄古文字体看楚、鲁文化结合的完成 |
| 二、儒法矛盾背景下的秦始皇焚书 |
| 三、鲁国文化对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附一:战国前后郑、宋、鲁、越大事年表 |
| 附二:战国时期的宋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三:战国时期的鲁公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附四:战国时期的越王世系及其在位时间 |
| 参考文献 |
| 一、古典文献 |
| 二、考古报告 |
| 三、相关着作 |
| 四、研究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章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与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产生的历史文化生态 |
| 第二章 太谷学派的创立及其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周太谷与太谷学派的创立 |
| 第二节 太谷学派南北二宗的创建及其发展 |
| 第三节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 |
| 第三章 太谷学派人物着述与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太谷学派主要人物及其着述 |
| 第二节 《周氏遗书》所见周太谷主要思想 |
| 第三节 张积中、李光炘对周太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第四章 太谷学派早期的儒学宗教化与民间化倾向 |
| 第一节 周太谷早期传道的儒学宗教化倾向 |
| 第二节 周太谷晚年传道的儒学民间化特征 |
| 第五章 张积中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的儒学宗教化路向 |
| 第三节 黄崖北宗儒学宗教化路向的最终结局及其原因 |
| 第六章 李光炘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一节 龙川南宗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黄崖山事件对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影响 |
| 第三节 龙川南宗的儒学民间化路向 |
| 第七章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比较 |
| 第一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一致性 |
| 第二节 黄崖北宗与龙川南宗发展路向的差异性 |
| 第八章 归群草堂与太谷学派晚期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第一节 归群草堂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
| 第二节 归群草堂儒学民间化路向的新探索 |
| 余论:太谷学派历史命运的反思与儒学未来发展路向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
| (二)大一统思想与传统夷夏观研究 |
| (三)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相关研究 |
| (四)大一统思想与中国疆域、边疆治理研究 |
| (五)少数民族与大一统思想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影响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与实践的因素 |
| 第一节 东亚大陆自成体系的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东亚大陆各民族间的频繁互动 |
| 第三节“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与传承 |
| 第二章 走向华夏:十六国北魏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十六国“五胡”民族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塑造正统王朝形象 |
| 二、否定“夷不可为君”论 |
| 三、追求混一六合之疆域 |
| 四、谋求六合为一家 |
| 第二节 北魏拓跋鲜卑的“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 |
| 一、建立代国与入主中原之志 |
| 二、向中华正统王朝转变 |
| 三、混一戎华之志 |
| 四、建立众星拱极的朝贡体系 |
| 五、混各民族为一家 |
| 第三章 重塑“中国”: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大一统”思想调试与发展 |
| 第一节 辽契丹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大中央国”的建设与实践 |
| 二、“北极之下为中国”之“大中国” |
| 三、“华夷同风”观与正统构建 |
| 第二节 金女真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中外一统”与“混一天下”之志 |
| 二、明确提出“天下一家”思想 |
| 三、“大中国”观的继续发展 |
| 第三节 元蒙古的“大一统”思想与实践 |
| 一、建立世界帝国的雄心 |
| 二、统一海内与威服海外 |
| 三、天下与中国首次重合 |
| 第四章 多元一体:清朝“大一统”思想成熟与成功实践 |
| 第一节 从“满汉一体”到“万物一体” |
| 第二节“天下一统”与清朝中国观的发展 |
| 结语 |
| 一、“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 |
| 二、从“华夷之辨”走向“华夷一家”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本文研究进路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太极观”与“阴阳五行观”的思想渊源 |
| (一)太极为道气的观念 |
| (二)乾坤坎离释阴阳变化的理路 |
| (三)中土为主宰的五行观 |
| 二、河洛之学与先后天易学的理论渊源 |
| (一)河洛之学的思想渊源 |
| (二)先后天易学的思想渊源 |
| 第二节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时代背景 |
| 一、清代全真道融合理学的思想倾向 |
| 二、清代道教易学融通儒道性命论的理论取向 |
| 第二章 刘一明道教易学着述考辨和治《易》的思想历程 |
| 第一节 刘一明相关道教易学着述考辨 |
| 一、《周易阐真》考辨 |
| 二、《参同直指》、《悟真直指》、《象言破疑》考辨 |
| 第二节 刘一明学《易》治《易》的思想历程 |
| 一、刘一明学《易》的心路经历 |
| 二、刘一明治《易》的思想历程 |
| (一)《西游原旨》 |
| (二)《三易注略》、《周易阐真》、《孔易阐真》 |
| (三)《参同直指》、《悟真直指》 |
| (四)《象言破疑》 |
| 第三章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气论 |
| 第一节 河洛之学的气化五行观 |
| 一、“河图中五”的五行生化观 |
| (一)河图无言,象数藏道 |
| (二)天地之数,归为中五 |
| 二、“洛书参伍”的五行逆克观 |
| (一)克化成功,错数逆运 |
| (二)河洛合一,参伍错综 |
| 第二节 河洛之学的气本论 |
| 一、“河图中一”的先天一气论 |
| (一)河图中一,先天一气 |
| (二)一气本象,不落动静 |
| 二、“四象五行”的体用观 |
| (一)四象中土,五行一气 |
| (二)神行四象,生物不测 |
| 第三节 先后天易学的气化阴阳观 |
| 一、先天阴阳之迭转逆生观 |
| (一)图卦合一,阴阳同理 |
| (二)太极一气,阴阳流转 |
| (三)先天阴阳,未生逆推 |
| 二、先后天阴阳之神化观 |
| 第四章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性命论 |
| 第一节 心性本体论 |
| 一、真灵之性和太极之中 |
| (一)无极之气,真灵之性 |
| (二)太极之中,黄庭之神 |
| 二、天地之心和良知良能 |
| (一)天地之心,阴阳合仁 |
| (二)乾坤简易,良知良能 |
| 第二节 生命整体论 |
| 一、混元乾健之生命整体观 |
| 二、河图五行之生命整体观 |
| 第三节 性命修炼观 |
| 一、“穷理尽性至命”的工夫进路 |
| 二、“取坎填离,进阳退阴”的修炼之术 |
| 第五章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特色?意义和不足 |
| 第一节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特质 |
| 一、“丹道即易道,圣道即仙道”的思想主旨 |
| 二、“以图卦理数易,释先天真一气”的方法论特色 |
| 第二节 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和不足 |
| 一、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对道教气本论和气化论的发展 |
| (二)对道教性命论的发展 |
| (三)对儒道会通的促进 |
| 二、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书目 |
| 古代文献 |
| 学术专着 |
| 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 |
| 致谢 |
（10）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书院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存在? |
| (二) 为什么是义宁州?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区域书院研究 |
| (二) 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 |
| (三) 关于义宁州书院 |
| 三、主要观点与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思路与结构 |
| (一) 论文思路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义宁州自然与社会 |
| 第一节 义宁州地理与人文 |
| 第二节 明清以来的战乱 |
| 第三节 棚民的到来及其怀远都的成立 |
| 一、清廷的棚民政策 |
| 二、移民的到来和怀远都的设置 |
| 第二章 宋至明代宁州书院的演变 |
| 第一节 宋代宁州书院 |
| 第二节 元代宁州书院 |
| 第三节 明代宁州书院 |
| 一、明代宁州新建书院 |
| 二、濂山书院在明代的发展 |
| 三、明代宁州书院发展的特点 |
| 第三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
| 第一节 清廷的书院政策 |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建设 |
| 一、清代义宁州新建书院概况 |
| 二、濂山书院的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发展总趋势 |
| 一、新建书院在晚清时期集中涌现 |
| 二、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 |
| 三、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 |
| 第四节 义宁州区域中心书院的形成 |
| 一、中心书院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
| 二、义宁州中心书院的形成及其特征 |
| 第四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运行 |
| 第一节 书院文昌崇拜的普遍化 |
| 一、清代书院祭祀的功利化:科举文运与文昌崇祀 |
| 二、清代义宁州书院文昌祭祀 |
| 第二节 档案册:义宁州的书院志 |
| 一、书院志简述 |
| 二、清代义宁州书院志的体例、取向、内容 |
| 三、档案册:义宁州书院志的性质与意义 |
| 第三节 从会、季到书院:晚清义宁州书院的演变及其意义 |
| 一、宋至明代宁州书院的发展模式 |
| 二、从会、季到书院 |
| 三、从会、季到书院发展模式的意义 |
| 第五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捐助 |
| 第一节 书院的经营性资产及其来源 |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捐助 |
| 一、捐助流程 |
| 二、捐助类型 |
| 三、捐助内容 |
| 第三节 捐助书院原因分析 |
| 一、议叙政策的刺激 |
| 二、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 |
| 三、获得书院肄业资格及宾兴支持 |
| 四、心理压力 |
| 第四节 书院捐助存在的问题 |
| 一、捐助不实 |
| 二、以次充好 |
| 三、管理不善 |
| 第六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规制 |
| 第一节 书院规制:建筑规模与形制 |
| 一、“规制”释义 |
| 二、书院规制:从建筑规制到书院功能的创造性转换 |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规制 |
| 一、四大基本规制在中心书院中的稳定 |
| 二、考课成为书院的基本规制 |
| 第三节 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 |
| 一、考课是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 |
| 二、考课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基本规制 |
| 第七章 濂山书院案:书院与义宁州社会 |
| 第一节 濂山书院案始末 |
| 第二节 濂山书院案中的官员、土着与移民 |
| 第三节 濂山书院案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汉代儒学的重新兴起与齐鲁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论文参考文献）
- [1]“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2]汉代城乡关系研究[D]. 王越. 山东大学, 2021(11)
- [3]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4]汉隋间河陇儒学分期研究[D]. 尤旭星.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5]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6]战国时期东方小国的兴衰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以鲁、宋、郑、越为中心[D]. 潘润. 上海大学, 2020(03)
- [7]儒学民间化与宗教化视域下的太谷学派研究[D]. 许东.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思想在少数民族中的实践研究[D]. 冉诗泽. 兰州大学, 2020(01)
- [9]刘一明道教易学思想研究[D]. 肖驰. 南京大学, 2020(04)
- [10]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D]. 张劲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