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非正式制度安排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骆明婷[1]（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王胜男[2]（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薇[3]（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审计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通过权力监督权力的根本形式发挥制约功能,进而在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安全、提升政府效能、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审计监督建设愈发显得迫切。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审计领域的改革将要走进“深水区”,触碰深层次的体制、结构等问题,以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党中央已然进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时,地方层面上的跟进和创新情况更为值得关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地方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既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审计署的改革部署,又结合本地特色实现创新发展,使得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始终在路上”。作为国家治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现行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在诸多方面上已然无法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而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了显着地必要性。事实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已然为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过程、趋向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有效开展分析研究,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梳理以及国家治理理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等相关理论工具,搭建起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它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在内部主要由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要素构成;在外部则由党的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价值构成。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先后经历旧审计阶段、红色审计阶段、现代审计阶段、新时代审计阶段四个时期。通过回顾和梳理历史,能够清晰认识其发展成就,并归纳出发展规律以更深入的理解审计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当然,现阶段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基于分析框架,这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难以契合。针对现实困境,部分地区已经展开了改革尝试。本文选取南京、广州、重庆、贵阳四地进行个案研究和比较分析,既具象化展示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也试图从典型案例中获得建设性启示。基于分析框架和案例研究,本文提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应当首先明确两个前提条件,即价值取向和审计体制模型。前者包含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以及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树立;后者则强调应保持行政型审计体制基本不变。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应当从组织、权力、制度、机制四个方面上具体展开。其中,组织设置包括审计机构的增减、地方审计委员会的建设以及组织关系厘定;权力优化涉及管理权限确认、审计职能转型和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既要注重静态层面上的良法和制度建设,也要注重程序设计以保证动态层面上的依法执法落实;机制修缮则分为内生机制、外部机制和联接机制三个方面。这四部分既相互独立,发挥独特作用,又相互统一,共同构成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内容。总之,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紧跟党中央和国家有关审计改革步伐的重要举措,亦是推进地方审计事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翁玉玲[4]（2019）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内容,其内涵与美国人力资源管理“人本主义”理念和制度发展密切相关。劳动法治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劳工标准和我国劳动法价值原则,可促进劳资平等博弈、公平共享、分配正义,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运行、社会秩序形态。鉴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资方行使经济自由、管理权利、用工自主权的主要形式,与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动者权利（劳权）是不可分割、一体两面的关系,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法治问题,是以劳资均衡为目标,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否、应否、如何接受劳动法治干预、调整问题的探讨。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视域下劳动法治问题,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也有中国问题的个性、特殊性:宏观层面,源于（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理念、制度、机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的滞后;中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发展的脱节,甚至都没有形成劳动法治的问题意识、价值目标;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资关系的失衡,劳资关系公平度、和谐度较低,权利争议频发,利益争议更难解决等。具体而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研究背景、问题指向,主要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严重滞后、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先行、片面引进了发达国家对劳动用工关系的“先进管理经验”。第二,在缺乏劳动法有效约束、缺乏劳动法治制约的情况下,企业用工模式先行一步进行了科学化、技术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而劳动、经济政策实施中忽视了对社会公正、底层劳动者利益的考虑。企业层面的劳资关系由此显着失衡、扭曲,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普遍性、持久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资方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与劳方的经济自由和劳权,如何能够均衡配置、平等共治、公平共享、分配正义的关系、结构和“企业政体”、“运行模式”,是本文预设的目标模式。本文以“范畴与问题概述——市场经济国家共性、普遍性问题——解决共性问题的价值论与方法论——我国相关问题的特殊性——特殊性所反映的具体法律制度问题（包括用工管理的平衡规制问题、劳资合作管理的平等自治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第一章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劳动法治问题。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劳动法原则和精神是否得以实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目的性权利应否、如何通过工具性权利加以实现,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机制设计实现劳资当事人相对均衡的博弈与合作,进而实现劳资分配正义、劳动关系公平和谐等劳动法治问题。本章概括了当前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并简要介绍了全球一般性问题和中国特殊问题。第二章是对各国企业劳动法治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由于雇主立场与劳动保护立场的对立性,各国企业劳动法治呈现劳资竞争互动的发展路径,劳资之间的竞争互动系普遍性问题。此部分系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化历程和秩序演化规律的论述。此部分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受现代劳动法约束、劳动法治化的历史过程以及相关逻辑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管理与调整历程,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经济效率价值优先三个阶段,从企业管理与法治竞争、互动,到走向融合,经历了雇主、工会调整,再到当前的劳资共同调整。发达国家劳资互动历程的重要启示在于,劳动法治干预具有必要性和阶段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质上就是资本主导的内部市场化,当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个性化”发展,正好印证了其再次法治化需求。第三章是企业劳动法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法理逻辑,是有关市场经济国家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论、主要制度的阐述。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与逻辑:其一,劳资公平合作、劳资优质均衡的价值目标,以及产权与劳权、劳资合作的法理逻辑。其二,关系结构。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企业管理权、用工自主权、人力资源管理权,与集体劳权、集体劳动关系被迫形成了伴生关系,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集体劳权、劳动法治逐步形成了关联性、对应性。其三,制度需求。主要包括:劳资分配正义的制度需求;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的制度需求。其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劳资共治的理念与制度;“刚性”的基本劳权保障与资本的理性妥协机制相结合;资本管理中劳动者力量扶持机制的重要性;社会保护与经济促进平衡兼顾的制度安排。第四章是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即资本单边主义。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特殊性问题,在于缺乏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治的有效干预、调整,也缺乏有效的力量均衡机制,更缺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的“理性化”、“自觉化”妥协。首先,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资本单边主义进行实证考察,企业层面劳动法治的现状,发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公平、正义与“制度襁褓”、企业文化等存在密切关联。其次,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缺乏劳动法治干预的背景下,对西方先进管理技术的单边引入、单边发展。最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殊的“政、资、劳”关系,使得这种单边主义的管理更加突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重商主义战略下,劳资愈发失衡,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迫切需要进行法治化、现代化转型。由于地方政府的救济联邦主义、重商主义,劳动关系形成了“政府征收苛重,资方利润挤占工资”的劣质均衡。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特殊问题,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转型以及劳动法治理念、政府角色等存在密切关联。第五章是我国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平衡规制问题。本章是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相关立法、法律实施现状、制度缺陷和制度需求进行分析。首先,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法律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包括劳动标准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劳动合同管理,分析我国劳动保障监察职能上的问题。其次,研究企业管理权立法规制中的制度需求,认为我国劳动法律在企业用工管理的规制存在规制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对企业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审查、企业惩戒权、劳动者救济权方面的规制或保护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法律由于长期形成的父爱主义管制原则,部分用工保护过于严格,导致企业以科学、灵活的管理手段绕过劳动法的监管,严格的用工规制产生“逆向激励”的反效果。最后,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的平衡法治内涵、理念、目标,通过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刚性保障的加强,以及对其他劳动权益的弹性自治,分析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的平衡规制。同时,分析父爱主义管制的适用限度、公法与私法协调的法理与现实、国家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区分。第六章是我国企业劳资合作管理方面的平等自治问题。本章从促进劳资合作、均衡、公平、自由角度研究劳资合作管理中的具体制度缺陷、“劳工四权”的实现状况以及劳动法治理念、制度环境问题与制度需求。第一,承接上一章中关于“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平衡规制”的讨论,进一步论述劳动关系管理规制中的劳资自治的边界,进而提出劳资合作共治的现实与制度需求。第二,探讨劳动者民主参与制度的立法问题,以及实质落实该项制度的法治条件、实施原则。第三,分析我国劳动力量扶持机制的缺失及构建问题,分析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能发挥问题,以及对工具性权利、劳动者代表制度确立、落实的制度需求,具体包括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机制、劳资分配正义的理念、资本妥协让步的压力机制、劳动者市场议价力的提高。第四,研究劳资均衡、劳资合作理念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融入的必要性。第五,分析我国企业法与劳动法在劳动保护规定中的冲突、衔接问题,以及我国企业法中对工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的规范缺失问题,同时,借鉴域外企业立法经验,研究企业法与劳动法在整体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冲突问题与衔接。试图通过以上制度理念的调整和相互衔接与合作,实现劳动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平衡。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企业组织体系、生产过程中,劳动权与资本产权是一对耦合的、对称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的平衡,符合人权、法治社会和企业竞争发展的制度需求。第二,经济体制、法治社会转型期间,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单边主义”是微观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第三,劳动法父爱主义管制将促进用工管理实践基于资本逐利性的“逆向激励”,加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偏离。第四,劳动权益的刚性保障、公权力的合理发挥、企业内部理性合作意识以及有效的资本妥协让步机制是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需求。基于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本文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应当以平衡法为原则,以底线性、合理性为限度,适度考虑严格规制对企业的“逆向激励”效果,完善劳动法律的刚性、强制性保障,对资本单边主义进行限制。包括劳动基准立法、执法的全面性、切实性,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限制。其次,有必要加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关于劳资分配正义理念的软约束,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劳动保护要求。最后,在保障底线性劳动条件的基础上,应当通过资本妥协的压力机制的实质构建,提高劳动者的市场议价力,“扶持”劳动者与资本对抗、博弈、协商的力量,推进劳动者利益代表机制的合法化、正规化,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理性妥协,从而促进劳资合作与共治。
李雪娇[5]（2018）在《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和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以资源消耗和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农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污染领域。农村的自我污染和城市向农村的污染转移不仅掣肘乡村振兴,也阻碍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本文从绿色发展的视域出发,对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机理进行研究,探索新时代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行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马克思生态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分析为切入点,构建了“利益格局变化——主体行为调整——制度安排规范——激励机制设计”的政治经济学一般分析框架来剖析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分别从利益关系、行为选择、制度安排、激励设计四个层面阐释了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内在机理,深入挖掘造成农村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内在原因,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对农村自我污染和城乡污染转移两种污染源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经济主体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和激励结构中,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最大化而进行行为选择的结果,其核心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2）内在的利益诉求是驱动农村自我污染和城市向农村污染转移的核心。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农民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中必须做出取舍。城市和农村两大区域存在利益竞争,经济发展的梯度造成了农村环境利益和城市经济利益的交换,而城市的领先发展使其具有较强的政策影响力,可以通过交换和强占两种方式实现对乡村环境利益的掠夺。（3）各级经济主体最大化自身利益诉求所进行的行为选择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家庭不合理的消费习惯导致消费异化,企业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导致生产异化,地方政府管理不当导致发展异化。政府的锦标赛竞争和自负盈亏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其经济利益和城市地区的偏好,城市日渐提高的环境标准和人力成本挤出了高消耗高污染企业,迫使其向农村转移。农村企业将清洁产品输送到城市,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却留在了农村。（4）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农村保护生态和治理环境的前提和保障,农村经济能否顺利实现绿色转型,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中国环境制度长期供给不足,尤其是农村生态环境制度供给严重失衡。农村环境制度供给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农村落后于城市两个方面。（5）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导向是激励机制设计。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在正确的行为选择集合中行动的主观能动性,即使人们都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行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目标保持一致,经济主体付诸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依然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规模和效率,而激励机制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人们选择行为的积极性。本文的创新点:一是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发展的研究视域,从绿色发展的视角看待农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和破解路径;二是建立了分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三是从农村自身因素和城乡转移两个层面研究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全面系统的挖掘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
吕国庆[6]（2016）在《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研究》文中指出放眼全球,中国装备工业的产业规模已超过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位居全球首位,但整体上存在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差、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日本《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及德国“工业4.0”战略等重振制造业举措的实施和推进,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低端分流”的趋势逐渐显现,中国制造因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面临巨大的挑战。由此,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国制造2025”—未来10年的顶层规划和路线图,力争中国到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从经典的区位分析向现代流空间转变,创新已成为学界研究的核心领域,创新网络构建的相关议题顺势成为经济地理学者服务社会、创新学科理论的重点之一。纵观现有研究,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创新网络的探讨可以分为两大学派：一是以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的新区域主义,强调创新主体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并相互竞争、合作,尤其强调创新的粘性和根植性；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全球生产网络学派,强调全球扩散及地方制度响应,重视跨界网络的创新联系。近年来,很多学者逐渐意识到单一尺度的片面性,两大分支开始融合,出现了“全球管道—本地蜂鸣”、“超越新区域主义”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的GPN1.0和GPN2.0等学说。尽管学界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有益成果,但并未注意到因创新类别不同而导致网络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异质性。事实上,由于创新来源“二分法”的存在,科学学习（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简称STI）和经验学习(Doing, Using, Interacting,简称DUD有着迥异的创新合作方式和空间尺度特点。以STI为主要创新来源的产业,更关注正式研发活动、高学历人才应用、与知识机构的紧密联系；以DUI为主要创新来源的产业,更强调产业链上客户、供应商甚至同行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由于知识机构与制造链环节企业的区位因子有较大差异,这两类产业在重要创新合作伙伴选择的空间尺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别。以上缺陷反映在中国创新系统构建的过程中,尽管开始重视并强调全球/跨区域管道的建设,但却并未降低对局地创新网络的依赖,普遍将构建本地创新网络,培育本地创新合作伙伴作为开展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追赶的重要途径。装备工业创新网络构建和空间尺度的经验性研究也不例外,普遍忽视了STI与DUI不同的创新特点,强调并鼓励产业集群的建设以促进本地网络的创新合作。以上不足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制造业采取了几乎“一刀切”的“向园区集中”的布局战略。但是,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装备工业的产业链被不断拉长,产业分工逐渐细化,全球化设计、全球化零部件制造、本地化成套组装与销售已成为装备工业较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由此,我们不禁要问：装备工业合理的创新网络空间尺度是什么?地理邻近是否必须?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答案仍待回答。本文以中德合作研究项目“中国装备工业企业创新合作网络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层级式产业集群内部技术权力突破与创新升级研究”等国际级、国家级课题为支撑,通过对上海临港、山东东营、厦门集美和中德装备工业博览会的多次访谈与调研,运用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系统梳理创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创新网络结构及其空间结构的背景条件、分析维度和作用机制,并以1985-2012年中国装备工业联合发明专利及2013年上海国际机床展、2013年上海工业国际博览会和2015年上海工业国际博览会调研问卷、6家装备制造企业的访谈资料为素材,对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既包括地方向全球的扩展,也包括全球向地方的细化,是一个空间过程与结果的不同表现。地方、区域、国家、全球等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作用、演化和重构,使得创新越来越明显地集聚于全球特定的区域内并出现大量跨区域甚至跨界的创新联系,一个多空间尺度相互交织的创新网络逐渐浮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网络的构建是企业从自身需求出发,根据STI/DUI创新模式的需求,为获得所需的技能、知识和技术而进行的外部合作伙伴的搜寻和连接活动,这一过程使企业处于网络之中,也受到区域创新资源禀赋的影响。企业、网络、情境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带来创新空间和模式选择上的差异。阶段性特征、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邻近性特征是网络形成和演化的根本动力,三者紧密互动、相互交织,使得网络中创新知识的生产、扩散及交流过程与机制、行为主体构成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创新网络的组织结构与空间模式出现迥异的表现。第二,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的结构及其空间响应特征：①企业属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一般来说,国有/大型企业在政府显性或隐性的支持下,掌控着创新所需的科技、资金资源并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巨大市场需求可以带来装备工业创新累积的循环性,从而更具创新性并成为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的主体。②网络结构方面,一方面,合作伙伴类型较多的企业,其创新能力较强；另一.方面,产业伙伴的重要程度大于知识伙伴,即：基于多元集成和产品定制的特点,装备工业合作创新模式以纵向为主。③受限于中国装备工业的整体市场范围和发展阶段,国家层面是寻找创新合作最为重要空间尺度,省域尺度的重要性最低；创新空间的延展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特别是海外合作伙伴较多的企业,其创新能力较强。第三,区域创新资源影响装备企业创新能力的途径包括：专业化人才的供给、研究机构的质量和城市的吸引力等三个方面。鉴于装备工业所涉及制造技术、材料技术、模具技术、检测技术等前竞争技术的门槛高、技术研发“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的特点,其开发主体往往是具有较高声望的理工科大学或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的声誉可以调节创新网络构成和空间结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市成为发达城市企业最重要的合作尺度,而位于欠发达城市的企业则倾向于国内、省内合作,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导致网络层级特征的极化,直辖市、省会城市等发达城市成为最重要的资源集聚地、创新来源和合作对象。但是,区域环境要素及政府的政策支持更多与激进式创新相关,加之空间延展是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空间响应的主要趋势,由此,区域创新资源禀赋状况对装备工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直接效应微弱。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针对现有实证范式的“分野”,利用联合发明专利、问卷调研和企业调研等多种绩效衡量指标来刻画创新网络；其次,引入组织学习理论中关于STI/DUI两种创新模式分异,构建了创新网络结构及空间响应的分析框架；再次,修正了产业集群对于提升装备工业创新能力的认识。
张福磊[7]（2015）在《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 ——多层次治理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推进,给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形成了挑战,而首当其冲的是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进行了权力调整和国家治理转型,国家将部分权力上移到国际组织,又将部分权力下移到城市和区域层面。同时国家还将部分权力外移给市场和社会,鼓励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治理转型相关联,城市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主要表现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全球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经济力量的兴起以及全球城市、城市区域和全球城市网络的涌现。而城市在国家政治和全球治理中主体意识的苏醒则是看不见的真正“城市革命”。城市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不仅获得自身治理中的更大自主权,而且开始将触角伸向国家统治的尺度和领域。城市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国家主体地位,而且开始树立自身在多个治理层次中的主体地位,使得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调整逐渐成为不同治理过程的关键。因而,研究和理解城市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对认识全球化下的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有着重要价值,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所在。本文以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及其变化为研究对象,采用全球视角和理论研究,以城市和国家概念的界定为基础,建构一个全球化下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总体变化,并进一步在一个多层次理论框架下深入分析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在不同层次的治理中的具体过程,从而提取出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本质,最终指出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现实走向和可能的理论进路。依据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从地域性概念入手界定全球化、城市和国家的基本概念,并进一步提炼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从而形成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城市与国家关系是指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组织形式,城市和国家之间以权力为基础在制度调整、治理过程、政策选择及其自身转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关系结构。全球化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过程促动了城市和国家的尺度重构和地域重组,并使得全球化下的城市与国家关系逐渐向多个尺度扩散,并成为一种嵌入在多层次治理体系中,参与到多个尺度治理的过程中,并被多个尺度的社会政治力量所影响的主要结构关系。它主要嵌入到三个治理层次和治理过程即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互动、矛盾、冲突、合作等活动主要展现在这三个尺度的治理过程中。因此,多层次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框架既可以从城市与国家关系的视角审视全球化下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新变化和新调整,也可以从城市、国家与全球治理层面考察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变化。该部分构成了本文第一章。第二,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研究。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梳理城市与国家关系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以及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新变化,并分析城市与国家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和逻辑。本文认为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是一个矛盾性与一致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两个总体趋势：一个是城市与国家之间从城市统治到国家统治的演进,另一个是城市与国家之间从高度分化到高度整合的演进。然而,在全球化下,城市自主权力的强化和自主意识的觉醒使得城市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从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体系中逃离出来。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从整合走向一定程度的分化,从国家统治走向了适度分治和共治。该部分构成了本文第二章。第三,分别从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三个治理层次分析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具体关系。主要包括第三、四、五章。第三章：城市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城市治理过程中,分析城市及其权力如何嵌入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和审视国家制度调整对城市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国家治理转型和国家城市政策调整对城市的影响。本文认为,从制度层面来看,现代城市无不镶嵌于国家制度之中,其中国家基础制度从根本上规定了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全球化下的国家制度变迁不仅同时改变了国家和城市的各自角色和体制,而且也引发了城市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治理层面来看,全球化下的国家治理体制调整推动了处于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转型,而国家治理的尺度重构则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尺度上收和下放加速了全球化城市区域的崛起。从政策层面来看,全球化下的国家城市政策依然是国家调整自身与城市关系的最直接工具,也是影响城市事务的重要力量,同时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治理和发展的要求。第四章：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国家治理过程中,分析城市崛起对国家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探讨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作用,并考察城市如何影响和支持着国家转型。本文认为,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也已经密不可分,存在冲突的一面却又相互依赖。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崛起为国家治理带来了风险和挑战,而基于城市权力和城市权利要求为民族国家形成了压力。城市又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空间和战略地域。城市不仅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和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空间,为国家治理必要的社会基础,促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仅如此,全球化下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转型和治理空间调整,而其实现又依赖于城市尺度的治理调整和空间重构。第五章：全球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从全球治理过程及其变化中,分析城市主体地位的提升,探讨城市相对于国家的优势和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和影响,并接着分析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和国家的回应与调整。本文认为,在全球治理层面,城市与国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同样是既存在冲突性,又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不能隐去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性,而全球城市也无法完全取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与其说全球治理的转型反映了主权国家的衰落,不如说是国家权力的回调和适应。主权国家一方面回缩部分权力以满足全球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继续扮演着规则提供者和秩序维护者的角色。①全球治理没有消除国家的自主性,反而突显了国家的自主性。对于全球城市而言,即便不能引领全球治理结构及其变迁,至少它们可以提供更有创意的、更符合可持续性和更适应人类进步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整合全球治理结构。与国家间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不同,城市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更多基于合作机制,能够为全球治理结构注入更多柔性和弹性的元素。最后,本文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本文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即城市与国家之间呈现的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和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是矛盾冲突与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下,城市与国家关系未来将走向一种“尺度政治”。城市和国家在各自的治理被多尺度化的力量渗透和参与的同时,它们也参与到其他尺度的治理中,并与其他尺度力量展开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城市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开始改变着城市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面貌和结构,而且其自身也在这种多尺度的治理变革中被重新定义。“元理论”将是未来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的理论进路。城市与国家关系理论思考和研究是关涉到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元理论,有助于实现现有知识体系的更新或重建特别是推动城市政治和城市治理研究、拓展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的视野和促进全球治理理论的创新。
萧衡锺[8]（2014）在《经济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其脉络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因着资金流动的便捷与人才流动的频繁,复以「比较利益法则」的驱使下,国家的角色,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内部最高的主宰者与仲裁者而已;在全球化抹平世界的地理距离后,各项竞争的重心,已然从以民族国家为界线的国家内部各式组织,扩大转移至国家本身;换言之,因着全球化,国家成为竞争的主要行为体,而竞争的场域也延伸至整个世界空间。为了提升在世界中的竞争力,国家无不透过内部的组织改革与政策变迁,企图提升政府整体的效能;然而,在此效应所引致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治理的政策了,这自然有损于国家在全球化下的竞争力提升;但是,从另一方面析之,国家内部政党竞争为求获致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扩大社会福利的支出又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相互竞争面向。国家即是在这种对内不断扩大、对外则有必要削减社会福利政策的情况下,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而可以想见的,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的政策势必进行相应的变迁。是以本文研究欲通过文献梳理来厘清当前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下的国家发展导向、政策议题设定和政府治理类型,究竟是在地全球化还是全球在地化?以及探究当前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公民社会下的国家发展策略与政府治理类型之转型。
黄桑波[9]（2011）在《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模式重大成功,标志着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工作进入崭新的阶段。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我国赛会志愿服务工作,本研究以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模式为参照对象,以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厦门国际马拉松赛和2010年厦门大学运动会等三类不同赛会志愿服务状况为调查对象,分析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的现状及其发展的驱动机制,构建我国不同类型体育赛会的志愿服务模式,为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体育赛会志愿者是指由赛会组委会组织招募,经合法注册并接受培训,以赛会的名义在指定的时间和岗位上义务从事赛会服务的人员。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是指以赛会志愿组织的名义,由赛会志愿者提供的服务。?第二,不同赛会志愿服务的招募和培训方式有很大差异,赛会志愿组织存在着专业化程度低,提供服务机会少的缺点;影响志愿者服务参与的因素是“提升自我”和“价值体现”;赛会志愿者的收益预期是“评奖就业好处”和“专业技能提高”,他们的服务心理体验大多是积极的。第三,我国赛会志愿服务受到赛会规模、组织机构和资金投入等三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赛会志愿者的供求关系密切相关。内在的责任心和外部的约束力是赛会志愿者完成任务的重要保证,便捷参与方式、制定统一的认可制度、有效的激励保障机制是赛会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第四,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大致分为大型体育赛会志愿服务、中等规模赛会志愿服务和小型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体育赛会服务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它们在招募培训、组织管理和激励保障等环节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体现了不同赛会组织对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差异。第五,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的驱动机制包含四大要素,即“参与促进”、“组织发展”、“服务教育”和“权益保障”。以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的驱动机制为支点,以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作为杠杆的两端,根据驱动要素在不同类型体育赛会所起的作用,把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分为“政府主导模式”、“共管型模式”和“社会主导模式”。第六,我国大型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模式运行要依靠政府主导手段,而政府主导与志愿精神的本质是冲突的;但在赛会志愿服务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模式对于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七,我国中等规模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模式在借鉴大型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赛会特色,呈现模式特征的区域化,模式运行的合作化,模式保障的社会化;但在发展过程中,要避免行政手段的过度介入,实现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合作共管。第八,我国小型体育赛会规模小,志愿者需求量少,志愿服务工作简便灵活;但由于受到资源和制度的双重约束,这种社会主导型模式的社会动员能力不强,专业化程度低,政府可通过委托服务的形式支持小型赛会志愿服务的发展。
哈斯其其格[10]（2009）在《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浪潮并正在向其他领域扩展的国际背景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和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农业风险正在加大,农村社会风险日益严峻,农村居民将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风险面前更加脆弱:市场化改革使广大农民直接暴露在市场经济风险下,失去集体经济保护的农民成为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没有保障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注重解决农村社会风险问题,城乡各类群体必然进一步分化,进而可能发展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抗争。因此,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不仅是农村社区自身的问题,也是关乎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稳定的重大课题。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的研究刻不容缓,具有现实的紧迫性。2007年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让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保障作为国家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核心制度安排的地位。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制度是减震器和社会安全网,历来就发挥着稳定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它是国家或政府处置人们生存风险的重要手段。深入研究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鉴于通过社会保障进行风险管理所产生的局限性,以及考虑到农村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的变化,选择研究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问题,在全面分析转型期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社会风险的基础上进行风险管理策略探讨。本文在系统梳理社会风险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首先展开了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分析,即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和预警。继而,在系统分析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以及对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典型个案研究基础上,对城乡统一综合救助制度、农村社会保险、县域保险和农村社会资本建设等问题进行探索,进而建立起了基于中国转型期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论文共分8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导论,作为全文的研究思路与立论基础部分,主要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逻辑结构、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的创新与不足。本文认为,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是由社会风险分析、预警、控制和补偿等内容组成的完整体系。论文参考世界银行社会风险管理框架,即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社会团体在处置社会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并从宏观层面上提出对社会风险研究、社会保障研究和危机管理研究进行整合,以实现社会风险管理对危机管理和社会保障的超越。社会风险管理涵盖传统社会保障和危机管理的内容,同时还包括在宏观政策层面上为防止社会风险的发生所做的一切预防性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管理过程。第1章,从文献的角度,阐述了社会风险理论基础。主要阐述了有关风险社会的代表性理论、社会风险的基本内涵、社会风险成因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主要阐述了现实主义的“新风险”理论、“风险文化”理论和“制度主义”的风险社会理论;社会风险成因理论重点阐述了挫折—攻击理论、规范定向运动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现代化动乱理论;并基于管理风险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论调,简要对比分析了客观实体学派风险管理理论和主观建构学派风险管理理论。第2章,基于现实背景与社会风险理论基础,确立了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主要研究社会风险管理框架提出的背景、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特征及对我国实践的重要借鉴意义、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组织构架等内容。重点研究社会风险管理框架较之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在目标设定以及方法、政策工具上所具有的优势。第3章,从社会转型的角度识别中国农村社会风险。通过收集有关转型期农村风险源、风险因素、危险和损失暴露等方面的信息,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识别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农村生产要素外流、农村基层组织弱化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习俗受到冲击后,我国农村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失调、社会失序、群众心理失衡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社会风险问题。第4章,在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衡量问题上,吸收阿马蒂亚·森的“潜在能力”研究成果,提出适用于中国农村的脆弱性测量指标。不同于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效用论,由森发展而来的用能力来测度生活质量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对非收入因素予以关注。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等维度,全方位衡量中国农村居民的脆弱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进行初步探索。第5章,通过对英、法、日等发达国家的农村社会变迁及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经验进行研究发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健全的社会保护制度维系,便不可能有持续的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同时对也门和约旦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风险管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福利国家模式并非迈进福利社会的唯一途径。构建农村社会保护制度,需要考虑本国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以我国大多数农村目前的情形,立即实行严格意义的社会保障改革也不现实。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在农村可实行一种既和目前实际吻合、又便于未来与城市整合的过渡形态的社会保护模式方面,也门和约旦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在强化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拓展社会保障空间,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储蓄、投资”、“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的社会风险管理补偿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第6章,通过选取“瓮安事件”这一具有代表性、影响广泛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认为群体性事件既非孤立又非突发,因此在认识和管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时,选择主体性视角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章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建立社会风险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全社会防范风险的能力。其次,构建“政府主导,全民互助”的农村社会风险有效补偿机制。再次,加强对公众的社会风险教育,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水平。最后,建立社会风险沟通的常规机制。第7章,作为全文的对策建议部分,本章基于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加速积累的严峻形势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在管理风险方面的局限性,在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下,构筑我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安排上,将充分考虑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效整合,探索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的农村社会风险补偿体系。本章主要对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下的全国统一的综合型社会救助制度、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县域保险、农村社会资本建设等问题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虽然,有关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但关于农村社会风险及其管理问题的研究文献或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因此,这给论文的研究及写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尽管如此,本论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作出探索性研究:第一,论文的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前瞻性。关于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但系统地研究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框架,本论文尚属首次尝试。并且,本论文针对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而提出的机制建设与政策建议,不乏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第二,本研究在吸收国际社会政策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社会风险研究与“潜在能力”研究相互融合,突破了传统的以收入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理论视角,确立了以“潜在能力”建设为目标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理论框架,并基于“潜在能力”建设视角,构建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从城乡统筹发展高度对农村社会风险及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以农村居民“潜在能力”建设为目标的农村居民“基础收入”设想的观点。第三,社会风险管理是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的尝试,笔者创新性地将这一全新理念运用于中国农村社会保护领域,探索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设计问题。本研究依据社会风险管理综合控制、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思想,立足于我国目前仍然缺乏构建覆盖全体国民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于制度安排的需要,提出了包括社会风险分析机制、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社会风险控制机制、社会风险补偿机制在内的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创新框架。
二、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非正式制度安排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非正式制度安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主要内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一个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剖析 |
| 一、国家治理 |
| 二、国家审计 |
| 三、地方审计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分析 |
| 一、国家治理理论 |
| 二、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进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性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搭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及评述 |
| 第一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的沿革 |
| 一、旧审计阶段:封建社会及民国时期 |
| 二、红色审计阶段:革命根据地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 |
| 三、现代审计阶段:改革开放之后 |
| 四、新时代审计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二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取得的成就 |
| 一、及时有效披露相关信息,提升了政府透明度 |
| 二、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作用,保障了国家治理稳定有序 |
| 三、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审计质量 |
| 四、丰富审计内容和审计形式,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 |
| 第三节 我国审计管理体制发展的基本规律 |
| 一、审计法制化趋向 |
| 二、审计功能不断扩展 |
| 三、审计民主化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困境及生成机理 |
| 第一节 现实困境 |
| 一、组织设置与国家治理需求不相匹配 |
| 二、权力划分与国家治理趋势相违背 |
| 三、审计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相互脱节 |
| 四、审计机制与国家治理运行难以契合 |
| 第二节 生成机理 |
| 一、审计体制的制约 |
| 二、政府职能转型滞后 |
| 三、对审计的认识有待提高 |
| 四、利益协调困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若干典型个案: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概述 |
| 一、南京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二、广州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三、重庆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四、贵阳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概述 |
| 第二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比较研究 |
| 一、组织建设层面的比较 |
| 二、权力配置层面的比较 |
| 三、制度建设层面的比较 |
| 四、机制修缮层面的比较 |
| 第三节 多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高扬党的旗帜 |
|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顺多重关系 |
| 三、坚持全面改革,谋求深化发展 |
| 四、坚持效益目标,提升审计质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前置设计 |
| 第一节 根本条件: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
| 一、毫不动摇的思想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二、鲜明的主题设置:强调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定性 |
| 三、有效的改革原则:独立性、权威性、专业性价值的保障 |
| 第二节 基础条件:国家审计体制确认 |
| 一、审计组织模式优化 |
| 二、审计领导体制模式调整 |
| 三、国家审计体制确认的意义阐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组织及其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和权力优化的原则坚守 |
| 一、独立性和联系性的把握 |
| 二、一致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
| 三、全面性和重点性的兼顾 |
| 第二节 地方审计组织设置及关系优化 |
| 一、组织设置之“加减法”应用 |
| 二、发挥地方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
| 三、组织关系厘定 |
| 第三节 审计权力优化与规范 |
| 一、审计管理权限确认 |
| 二、审计职能转型 |
| 三、权力清单制度建立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制度与机制 |
| 第一节 制度与机制建构的条件设立 |
| 一、价值取向:公共性确立 |
| 二、要素供给:可行性把握 |
| 三、注意事项:衔接性处理 |
| 第二节 审计制度建设 |
| 一、良法:夯实改革创新的合法性 |
| 二、制度:强化改革创新的规范性 |
| 三、程序:提升改革创新的秩序性 |
| 第三节 审计机制修缮 |
| 一、内生机制 |
| 二、外部机制 |
| 三、联接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4）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为什么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法治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创新之处 |
| 四、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概述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 |
| 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
| 二、何为劳动法治 |
| 第二节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关系 |
| 一、基于生产关系的相关性 |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相关性 |
| 三、基于价值和目标的相关性 |
| 第三节 劳动法治问题 |
| 一、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 |
| 二、全球一般性问题和中国特殊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工具 |
| 一、科斯的企业性质理论 |
| 二、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理论 |
| 三、劳资分配正义理论 |
| 四、工具性权利理论 |
| 第二章 各国企业劳动法治的普遍性：劳资竞争互动 |
| 第一节 横向考察：发达国家劳动法治秩序生成 |
| 一、美国：工作场所下的劳资共治 |
| 二、法国：经济形势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
| 三、德国：劳工力量“扶持”机制的形成 |
| 四、日本：管理主义模式的典范 |
| 五、英国：社会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纵向考察：发达国家劳动法治演化规律 |
| 一、与劳动法治相互竞争阶段 |
| 二、与劳动法治相互妥协、相互制衡阶段 |
|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效率价值优先阶段 |
| 第三节 当前发达国家劳资互动的问题 |
| 一、经济全球化下资本的阶段性优势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推行 |
| 第四节 发达国家劳资互动、劳动法治化历程的启示 |
| 一、劳动法治干预的必要性与阶段性 |
| 二、资本主导的内部市场化的法治干预需求 |
| 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个性化”与法治化需求 |
| 第三章 企业劳动法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目标和法理逻辑 |
| 一、价值目标 |
| 二、法理逻辑 |
| 第二节 企业劳动法治的关系结构 |
| 一、企业规章制定权与劳动者权利关系 |
| 二、企业决策权与民主参与权的关系 |
| 三、企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
| 第三节 企业劳动法治制度需求与路径 |
| 一、社会维度需求：劳资分配正义 |
| 二、经济维度需求：全球化下企业竞争发展 |
| 三、路径之一：劳工权利的刚性保障与柔性协调 |
| 四、路径之二：企业管理视域下劳动者力量扶持机制的重要性 |
| 五、路径之三：劳资共治——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法治的融合 |
| 六、路径之四：社会保护与经济促进的平衡 |
| 第四章 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资本单边主义 |
| 第一节 资本单边主义的现象、影响因素 |
| 一、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严苛管控 |
| 二、企业劳资合作管理的形式主义 |
| 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公平、正义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单边发展 |
| 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发展错位 |
| 二、劳动法治理论的滞后性 |
| 第三节 政府重商主义战略下劳资失衡 |
| 一、“政、资、劳”之间的特殊关系 |
| 二、地方政府对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放大 |
| 第四节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法治转型需求 |
| 一、转型动因：劳资权力支配关系 |
| 二、转型起点：统治性企业政体 |
| 三、转型方向：现代化、法治化 |
| 第五章 我国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平衡规制 |
| 第一节 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法律实施问题 |
| 一、劳动法律实施效果不佳 |
| 二、劳动保障监察职能缺失 |
| 第二节 规制不足：企业管理权的必要性规制缺失 |
| 一、劳动关系争议的重要原因：企业管理权的滥用 |
| 二、企业规章制度的程序、内容规范漏洞 |
| 三、缺乏企业惩戒权的必要性限制 |
| 第三节 规制过度：劳动法律父爱主义管制 |
| 一、强制性保护对平等博弈机制的“制度替代” |
| 二、严格用工保护下企业管理制度逐利性的“逆向激励” |
| 第四节 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的平衡规制 |
| 一、劳动法改革的平衡法取向 |
| 二、劳动者权益的刚性保障 |
| 三、父爱主义管制的有限适用 |
| 第六章 我国企业劳资合作管理的平等自治 |
| 第一节 劳动关系管理规制中的劳资自治的边界 |
| 一、个体自治的界限 |
| 二、团体自治与集体劳动关系的法治化 |
| 三、“基准线以上问题”的弹性干预 |
| 第二节 劳资共治机制、条件 |
| 一、劳资共治的制度缺陷 |
| 二、劳资共治的条件完善 |
| 第三节 劳方力量扶持机制 |
| 一、工会监督职能缺失与企业管理的资本单边主义 |
| 二、工具性权利、劳动者代表制度的构建 |
| 三、劳动者市场议价力的提高 |
| 第四节 劳资均衡合作理念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对劳动者权益的忽视 |
| 二、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价值理念的软性约束 |
| 第五节 企业法与劳动法的劳资合作制度衔接 |
| 一、我国工会、职代会在企业法中的尴尬地位 |
| 二、域外企业法中的劳动权利制度 |
| 三、我国企业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创新点 |
| 2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绿色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展 |
| 2.2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 |
| 2.3 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
| 2.5 简要述评 |
| 3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3.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论述* |
| 3.1.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态环境思想 |
| 3.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城乡关系理论 |
| 3.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论述 |
| 3.2.1 外部性理论的解释 |
| 3.2.2 科斯定理的解释 |
| 3.2.3 庇古税的解决方案 |
| 3.3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3.1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利益格局 |
| 3.3.2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行为选择 |
| 3.3.3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保障：制度安排 |
| 3.3.4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导向：激励机制 |
| 4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利益格局分析 |
| 4.1 农村自我破坏和污染的利益格局分析 |
| 4.1.1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竞争 |
| 4.1.2 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 |
| 4.1.3 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分化 |
| 4.2 城市对农村环境掠夺的利益格局分析 |
| 4.2.1 区域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 |
| 4.2.2 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交换 |
| 4.2.3 城市利益对乡村利益的侵占 |
| 5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行为选择分析 |
| 5.1 政府的行为选择分析 |
| 5.1.1 上下级政府的利益分化造成环境不公 |
| 5.1.2 横向的府际竞争加剧了农村污染 |
| 5.1.3 地方政府管理不当导致了发展异化 |
| 5.2 企业的行为选择分析 |
| 5.2.1 企业对利润的盲目追逐引致生产异化 |
| 5.2.2 企业生产基地的转移和扩张污染农村 |
| 5.2.3 乡镇企业实现了污染的隐形转移 |
| 5.3 家庭的行为选择分析 |
| 5.3.1 城乡家庭对物质消费的无限追求致使消费异化 |
| 5.3.2 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环境需求造成污染转移 |
| 5.3.3 农户的消费能力和要素出逃加剧农村环境污染 |
| 6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安排分析 |
| 6.1 制度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 |
| 6.1.1 正式制度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硬约束 |
| 6.1.2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软约束 |
| 6.1.3 实施机制是制度绩效得以发挥的关键 |
| 6.2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制度供给的历史演变 |
| 6.2.1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制度的开始起步阶段(1978—1999) |
| 6.2.2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制度的快速发展阶段(1999-2012) |
| 6.2.3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制度的全面推进阶段(2012至今) |
| 6.3 中国农村现行的生态环境制度供给分析 |
| 6.3.1 正式制度供给分析 |
| 6.3.2 非正式制度供给分析 |
| 6.3.3 制度实施机制分析 |
| 7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激励机制分析 |
| 7.1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中的政府激励机制分析 |
| 7.1.1 政府激励的目标：促进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 |
| 7.1.2 政府激励的手段：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 |
| 7.1.3 政府激励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
| 7.2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中的企业激励机制分析 |
| 7.2.1 企业激励的目标：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 |
| 7.2.2 企业激励的手段：技术支持和经济激励 |
| 7.2.3 企业激励过程的问题分析 |
| 7.3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家庭激励机制分析 |
| 7.3.1 家庭激励的目标：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7.3.2 家庭激励的手段：积极参与和主动监督 |
| 7.3.3 家庭激励过程中的问题分析 |
| 8 绿色发展视域下农村自我污染的实证研究*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8.2 数据选择和模型设定 |
| 8.2.1 数据选择 |
| 8.2.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8.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8.3.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8.3.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 8.3.3 基准回归分析 |
| 8.3.4 稳健性检验 |
| 8.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9 绿色发展视域下城乡污染转移的实证研究 |
| 9.1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说 |
| 9.2 数据选择和模型设定 |
| 9.2.1 数据选择和指标说明 |
| 9.2.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9.3 实证结果及解释 |
| 9.3.1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9.3.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 9.3.3 基准模型回归 |
| 9.3.4 稳健性检验 |
| 9.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10 绿色发展视域下改善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
| 10.1 整合利益关系,城乡协作推进农村绿色发展 |
| 10.2 规范主体行为,减少污染总量限制污染转移 |
| 10.3 完善制度安排,保障农村经济实现绿色转型 |
| 10.4 优化激励机制,城乡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
| 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研究结论 |
| 本文不足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重要概念 |
| 1.3.1 创新网络 |
| 1.3.2 STI/DUI |
| 1.3.3 装备工业 |
| 1.4 研究基础与方法 |
| 1.4.1 研究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第2章 创新网络的文献综述 |
| 2.1 网络结构与空间结构 |
| 2.1.1 网络结构 |
| 2.1.2 空间结构 |
| 2.2 网络演化及动力机制 |
| 2.2.1 演化形态 |
| 2.2.2 演化机制 |
| 2.3 网络分析方法 |
| 2.3.1 结构分析方法 |
| 2.3.2 回归分析方法 |
| 2.3.3 空间计量方法 |
| 2.4 装备工业的相关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 |
| 3.1 全球生产网络 |
| 3.1.1 相关概念 |
| 3.1.2 研究脉络 |
| 3.1.3 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 |
| 3.2 区域创新系统 |
| 3.2.1 基本概念 |
| 3.2.2 主要模式 |
| 3.2.3 区域创新环境 |
| 3.3 关系经济地理 |
| 3.3.1 基本原则 |
| 3.3.2 本地交流和全球/跨区域通道 |
| 3.3.3 全球-地方互动的拓展研究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创新网络结构及其空间响应 |
| 4.1 背景条件 |
| 4.1.1 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
| 4.1.2 全球卓越中心的兴起 |
| 4.1.3 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凸显 |
| 4.2 创新网络及其空间响应的分析架构 |
| 4.2.1 企业：行为载体 |
| 4.2.2 网络：结构载体 |
| 4.2.3 情境：地域载体 |
| 4.2.4 网络与情境的交互 |
| 4.3 多空间尺度创新网络形成的动力机制 |
| 4.3.1 演化阶段的渐进性 |
| 4.3.2 多维邻近的叠加作用 |
| 4.3.3 网络地位的异质性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中国装备工业创新主体及其联系 |
| 5.1 案例企业简介 |
| 5.1.1 研究方法 |
| 5.1.2 网络构成 |
| 5.1.3 创新环境 |
| 5.2 案例企业的共性特征 |
| 5.2.1 跨区域联系 |
| 5.2.2 重要合作伙伴 |
| 5.3 案例企业的差异特征 |
| 5.3.1 企业属性 |
| 5.3.2 创新网络 |
| 5.3.3 区域创新环境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装备工业自主创新联系 |
| 6.1 中国科技创新系统简介 |
| 6.1.1 主要阶段的划分 |
| 6.1.2 空间结构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
| 6.2.1 联合发明专利 |
| 6.2.2 研究机构声誉 |
| 6.2.3 政府R&D投入 |
| 6.2.4 模型的设定 |
| 6.3 合作发明专利网络的实证结果 |
| 6.3.1 网络构成 |
| 6.3.2 空间结构 |
| 6.3.3 假设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中国装备工业创新格局与机理 |
| 7.1 问卷设计与调研实施 |
| 7.1.1 问卷设计 |
| 7.1.2 调研实施 |
| 7.2 变量的测度与模型建构 |
| 7.2.1 分析过程 |
| 7.2.2 聚类分析 |
| 7.2.3 回归模型 |
| 7.3 新产品创新合作网络的实证结果 |
| 7.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2 创新的异质性分析 |
| 7.3.3 假设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创新网络及空间响应的作用机理 |
| 8.1.2 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的主要特征 |
| 8.1.3 资源禀赋的区域创新效应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新网络的科学度量与刻画 |
| 8.2.2 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证案例 |
| 8.2.3 装备工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启示 |
| 8.3 不足及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在学期间已发表的科研成果 |
（7）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 ——多层次治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城市与国家关系：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城市和国家的概念：地域性组织形式 |
| 一、“地域性”的概念 |
| 二、“城市”的概念 |
| 三、“国家”的概念 |
| 第二节 全球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 |
| 一、全球化的本质过程 |
| 二、全球化对城市和国家的影响 |
| 第三节 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
| 一、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概念 |
| 二、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多层次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城市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早期的城市与国家关系 |
| 一、城市起源与政治权力 |
| 二、早期城市与国家形成的关系 |
| 三、早期的城市与国家形态演变 |
| 第二节 传统时期的城市与国家关系 |
| 一、传统国家与城市的关系 |
| 二、城市与绝对主义国家的关系 |
| 第三节 近现代城市与国家关系 |
| 一、城市与现代国家构建 |
| 二、现代国家与城市发展 |
| 第四节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变化 |
| 一、全球城市区域的崛起——第四次城市革命 |
| 二、国家治理的大转型 |
| 三、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松绑 |
| 第五节 城市与国家关系历史演进的特征 |
| 一、城市与国家关系演进的矛盾性 |
| 二、城市与国家关系演进的统一性 |
| 第三章 城市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 |
| 第一节 国家制度体系与城市体制 |
| 一、国家基础制度中的城市法律地位 |
| 二、国家基本制度中的城市权力 |
| 三、全球化下国家制度变迁与城市体制调整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变革与城市转型 |
| 一、国家治理体制转型与城市变迁 |
| 二、国家治理尺度重组与城市区域兴起 |
| 第三节 全球化下的国家城市政策调整 |
| 一、增长和效率趋向 |
| 二、多层次治理趋向 |
| 三、更具弹性的调整 |
| 四、空间机制的强化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城市主义”挑战 |
| 一、国家“城市化”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
| 二、全球城市崛起对国家的影响 |
| 三、城市地位提升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的城市角色 |
| 一、城市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
| 二、城市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空间 |
| 三、城市为国家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
| 第三节 城市与国家治理转型：国家空间的视角 |
| 一、城市治理调整与国家空间生产 |
| 二、新城市空间与国家空间战略 |
| 三、城市体系调整与国家尺度重构 |
| 第五章 全球治理中的城市与国家关系 |
| 第一节 变化中的全球治理 |
| 一、从国际体系到全球体系 |
| 二、全球问题和全球事务的“城市化” |
| 三、全球治理的网络化趋势 |
| 四、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中的城市角色和作用 |
| 一、全球治理中的城市崛起 |
| 二、全球治理中城市的角色特征 |
| 三、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 |
| 四、城市在全球治理中的主要作用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中的国家角色及其调整 |
| 一、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
| 二、全球治理中国家角色的调整 |
|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未来 |
| 第一节 全球化下城市与国家的张力关系 |
| 一、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中的张力 |
| 二、全球治理层面的张力关系 |
| 第二节 城市与国家关系的现实走向 |
| 一、多层次的城市治理 |
| 二、跨尺度的国家治理 |
| 三、复合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 |
| 第三节 城市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前景 |
| 一、推进城市政治和治理研究 |
| 二、拓宽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研究 |
| 三、创新全球治理理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索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3 研究假设与创新 |
| 1.3.1 研究假设 |
| 1.3.2 创新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研究综述 |
| 2.1 我国体育志愿服务研究 |
| 2.1.1 动机研究 |
| 2.1.2 价值研究 |
| 2.1.3 组织研究 |
| 2.1.4 管理研究 |
| 2.1.5 保障研究 |
| 2.2 国外体育志愿服务研究 |
| 2.2.1 动机研究 |
| 2.2.2 价值研究 |
| 2.2.3 组织研究 |
| 2.2.4 管理研究 |
| 2.2.5 保障研究 |
| 2.3 小结 |
| 3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基本理论研究 |
| 3.1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1 理性选择理论 |
| 3.1.2 社会资本理论 |
| 3.1.3 治理理论 |
| 3.2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相关概念辨析 |
| 3.2.1 志愿者 |
| 3.2.2 赛会志愿者 |
| 3.2.3 赛会志愿组织 |
| 3.2.4 赛会志愿服务 |
| 3.3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发展特征分析 |
| 3.3.1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组织以法人事业单位为主 |
| 3.3.2 我国体育赛会的规模影响着赛会志愿者的供求关系 |
| 3.3.3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者以在校大学生为主 |
| 3.3.4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尚未建立长效机制 |
| 3.4 国外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特征分析 |
| 3.4.1 公民社会是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发展的基础 |
| 3.4.2 体育俱乐部是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开展的平台 |
| 3.4.3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领域是以大众体育为主体 |
| 3.4.4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保障体系比较完善 |
| 3.5 中外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发展比较 |
| 3.5.1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组织的行政依赖 |
| 3.5.2 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的专业化程度 |
| 3.5.3 体育赛会的被动志愿和主动志愿的矛盾 |
| 3.6 小结 |
| 4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现状研究 |
| 4.1 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研究 |
| 4.1.1 志愿者动机 |
| 4.1.2 志愿者组织 |
| 4.1.3 志愿者管理 |
| 4.1.4 志愿者保障 |
| 4.2 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研究 |
| 4.2.1 志愿者动机 |
| 4.2.2 志愿者组织 |
| 4.2.3 志愿者管理 |
| 4.2.4 志愿者保障 |
| 4.3 厦门国际马拉松志愿服务研究 |
| 4.3.1 志愿者动机 |
| 4.3.2 志愿者组织 |
| 4.3.3 志愿者管理 |
| 4.3.4 志愿者保障 |
| 4.4 厦门大学运动会志愿服务研究 |
| 4.4.1 志愿者动机 |
| 4.4.2 志愿者组织 |
| 4.4.3 志愿者管理 |
| 4.4.4 志愿者保障 |
| 4.5 小结 |
| 5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发展的驱动机制 |
| 5.1 参与促进 |
| 5.1.1 动机分析 |
| 5.1.2 媒体宣传 |
| 5.1.3 服务体验 |
| 5.2 组织发展 |
| 5.2.1 正式组织 |
| 5.2.2 非正式组织 |
| 5.2.3 服务委托 |
| 5.3 服务教育 |
| 5.3.1 社会教育 |
| 5.3.2 文化教育 |
| 5.3.3 技能教育 |
| 5.4 权益保障 |
| 5.4.1 资金支持 |
| 5.4.2 制度激励 |
| 5.4.3 法律保障 |
| 5.5 小结 |
| 6 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模式 |
| 6.1 政府主导型——大型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模式 |
| 6.1.1 模式特征 |
| 6.1.2 模式运行 |
| 6.1.3 模式保障 |
| 6.2 共管型——中等规模赛会志愿服务模式 |
| 6.2.1 模式特征 |
| 6.2.2 模式运行 |
| 6.2.3 模式保障 |
| 6.3 社会主导型——小型体育赛会志愿服务模式 |
| 6.3.1 模式特征 |
| 6.3.2 模式运行 |
| 6.3.3 模式保障 |
| 6.4 模式展望 |
| 6.4.1 政府主导模式 |
| 6.4.2 共管型模式 |
| 6.4.3 社会主导型模式 |
| 6.5 小结 |
| 7 结论 |
| 8 研究的缺憾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体育赛会志愿者调查问卷 |
| 附录 2 体育赛会志愿者负责人访谈提纲 |
| 附录 3 体育赛会志愿者访谈提纲 |
| 附录 4 学习经历介绍 |
| 附录 5 科研经历介绍 |
（10）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0.2.1 社会风险管理研究 |
| 0.2.2 社会风险研究 |
| 0.2.3 社会风险预警研究 |
| 0.2.4 公共危机管理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 |
| 0.2.5 完善社会风险管理补偿机制研究 |
| 0.2.6 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方法 |
| 0.2.7 现有研究成果评价 |
| 0.3 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 0.3.1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 社会风险的理论基础 |
| 1.1 风险社会理论 |
| 1.1.1 风险社会理论综述 |
| 1.1.2 风险社会理论的启蒙意义 |
| 1.2 社会风险的内涵解读 |
| 1.2.1 社会风险的内涵 |
| 1.2.2 社会风险的特征 |
| 1.3 社会风险成因理论 |
| 1.3.1 挫折—攻击理论 |
| 1.3.2 规范定向运动理论 |
| 1.3.3 相对剥夺理论 |
| 1.3.4 现代化动乱论 |
| 1.4 风险管理理论 |
| 1.4.1 客观实体学派的风险管理理论 |
| 1.4.2 主观建构学派的风险管理理论 |
| 2. 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理论框架 |
| 2.1 社会风险管理框架的形成 |
| 2.1.1 全球化对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 |
| 2.1.2 社会政策的新模式：三种代表性理论 |
| 2.2 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及特征 |
| 2.2.1 社会风险管理的目标 |
| 2.2.2 社会风险管理的特征 |
| 2.3 社会风险管理框架的实践意义 |
| 2.3.1 社会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
| 2.3.2 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意义 |
| 2.4 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组织架构 |
| 2.4.1 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内涵 |
| 2.4.2 社会风险管理运行原则 |
| 2.4.3 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 |
| 2.4.4 社会风险管理的策略分类 |
| 3.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分析:风险的识别 |
| 3.1 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 |
| 3.1.1 中国社会的转型 |
| 3.1.2 社会转型带来社会风险 |
| 3.2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的识别 |
| 3.2.1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经济失调 |
| 3.2.2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农村社会失序 |
| 3.2.3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农村群众心理失衡 |
| 3.2.4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
| 3.2.5 “泰坦尼克定律”与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管理 |
| 4.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分析：风险的衡量与预警 |
| 4.1 脆弱性的度量 |
| 4.1.1 阿马蒂亚·森与其能力——福利空间 |
| 4.1.2 福利的测量:能力中心观 |
| 4.2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的衡量 |
| 4.2.1 对中国转型期农村居民脆弱性的衡量 |
| 4.2.2 中国转型期农村居民脆弱性的根源：二元户籍制度 |
| 4.3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
| 4.3.1 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内涵及功能 |
| 4.3.2 构建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 |
| 4.3.3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的局限性 |
| 5. 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的国际借鉴与启示 |
| 5.1 英、法早期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5.1.1 英国早期农村社会保护制度建立与发展 |
| 5.1.2 法国早期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5.2 日本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5.2.1 日本农村社会变迁 |
| 5.2.2 日本农村社会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5.3 也门、约旦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实践 |
| 5.3.1 也门社会风险管理经验 |
| 5.3.2 约旦社会风险管理经验 |
| 5.4 国际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实践的启示 |
| 6. 以社会风险管理思维防范群体性突发事件——以贵州瓮安群体事件为例 |
| 6.1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我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中的特殊地位 |
| 6.2 个案描述 |
| 6.3 依个案内容描绘因果路线图 |
| 6.4 结论与启示 |
| 7. 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 |
| 7.1 构建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下的中国城乡统一综合救助制度 |
| 7.1.1 社会救助制度是强化中国农村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
| 7.1.2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效果有限及其原因 |
| 7.1.3 构建中国城乡统一综合救助制度的建议 |
| 7.2 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与资产建设 |
| 7.2.1 中国农村社会保险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7.2.2 中国农村“基础收入”设想：社会保险与资产建设理念的有机结 |
| 7.3 县域保险：发展自愿缴费的补充保险制度 |
| 7.3.1 县域农村保险及其作用 |
| 7.3.2 中国县域保险发展的基本情况 |
| 7.3.3 发展中国县域保险的建议 |
| 7.4 积极推进中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建设 |
| 7.4.1 社会资本对社会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 |
| 7.4.2 提升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几点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经济全球化下的企业非正式制度安排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马薇. 苏州大学, 2019(07)
- [4]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D]. 翁玉玲.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绿色发展视域下中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李雪娇. 西北大学, 2018(02)
- [6]中国装备工业创新网络研究[D]. 吕国庆.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全球化时代的城市与国家关系研究 ——多层次治理的视角[D]. 张福磊. 山东大学, 2015(04)
- [8]经济全球化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及其脉络比较[A]. 萧衡锺. “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发展：基于文化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
- [9]我国体育赛会志愿服务研究[D]. 黄桑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11(12)
- [10]中国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研究[D]. 哈斯其其格. 西南财经大学,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