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民增收问题的计量研究: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蔡威熙[1]（2021）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指出1985年以来的农业水价改革虽取得明显成效,但始终面临“两难”问题:水价偏低会造成水资源浪费和农田水利设施运营维护成本不足,水价提高会带来农户收入的减少,甚至影响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相较于传统农业水价改革单纯提高农业水价,2016年起全面推行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强调综合施策,试图通过综合运用“一提一补”、“水权交易”等举措破解“两难”问题。本文综合运用资源配置理论、农户行为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廓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效应机理,解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论参照点,揭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激励约束效应;回顾农业水价改革历程和成效,梳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动因,构建水资源所有者、供水方、用水方三方行为互动分析模型,探析各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机理;以山东省的实践为例,运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现状进行评价;综合运用Meta方法、PSM方法测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农户行为响应情况;构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系统仿真模型,评估改革的效应,识别关键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进程是在水资源所有者和供水方、用水方等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推进的,各主体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农业水价改革成功的前提,只有各相关主体的利益都能够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得到相应保障,改革才得以顺利进行。当前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践,较好地保障了供水方和水资源所有者的利益,但是,用水方的利益只在改革试点的局部地域和短时期内有一定保障,构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广泛推行和长久实施的潜在阻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容激励机制的实现,有赖于终端用水户节余水权交易机制的支持,通过将农业节水高价转入工业和城市用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形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良性循环。目前农业水权终端交易既面临市场机制不健全、交易途径有限、计量设施不完善等制度和技术难题,也受到小农户分散经营的限制。应构建终端用水户节余水权交易机制,重点在严重缺水区、农业规模经营区等改革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探索水权的分解确认、交易形式、交易程序等,逐步形成能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对于大部分区域,在农业节水分散于众多的农业用水户的情形下,为了节约水权转换成本,提升农业节余水权转换效率,重点探索实行水权回购制度。第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状况存在区域差异。各地市的改革进展在资金投入、政策实施、以及奖励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反映了各个地区农业发展状况和地方财政支持能力的差异。粮食主产区农业用水量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经费缺口大,改革任务普遍较重,但农业县区一般经济能力有限,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开展的地方支持能力不足,改革面积和经费投入失衡。依靠农业水价提升收入补偿水利设施建设运营维护成本和筹集精准奖补资金目前还难以实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于财政支持,数量有限、来源不稳定,资金短缺成为许多地区农业水价改革开展的制约因素。国家层面应增加财政投入力度,明确各级财政投入比例,为基层推进改革提供制度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应完善粮食主产区专项财政支持政策,在资金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予以适当政策倾斜,并探索经济发达区域在政策、资金、工程等方面对口支援。第三,尽管目前改革执行者和承受者均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相关措施总体评价较高,但是对于其核心环节“水价形成机制”和“水权制度”的认可度并不高,普遍认为在现有条件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效应依然主要依赖于工程设施建设和国家加大农田水利财政投入,市场机制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因而必须继续明确农业节水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维护的公益性定位,加大对节水灌溉工程的投入,同步配套与改革区域任务、财力相适应的终端计量设施,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供基础保障。进一步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合理核定供水成本、科学制定供水价格,构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户责任明确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经费分担制度,逐步落实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到位,从而保障农田水利设施的长期良性运行。第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能够促进农户节水行为响应。提高水价能够激励农户减少灌溉次数、采用节水技术、改种抗旱品种等节水行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一提一补”、“水权交易”、“节水奖励”的制度设计,能够在提高农户节水技术采用意愿的同时降低弃灌风险。文化程度、节水技术培训对农户节水技术采用具有正向影响。相较于水价调整和奖补激励,增加农户收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实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预期效果有更为显着的影响。运用“一提一补”机制引导规模化与专业化节水,一方面,优先支持规模农户发展节水灌溉、参与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农业灌溉集约化、规模化,提升用水效率与产出效益,另一方面,提供灌溉服务补贴,鼓励规模农户为小农户提供灌溉服务,提高灌溉组织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从而有效应对小农经济结构对节水农业发展的现实约束。推进农地健康流转,增加农业收益,逐步创造农业水价水权交易机制能够发挥有效激励的制度环境。
蒋崧韬[2]（2021）在《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农业经营总体上呈现出分散、细碎的小农经济格局。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然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却与传统理论相悖,在农地权利被清晰界定后,农地产权的整合仍然面临障碍,小农格局被长期固化。对于我国农业为何长期受困于小农格局,既有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解释。本文聚焦这一问题,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农业体制归纳为“小农体制”,并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即小农体制下农户始终拥有土地承包权,农地整合只能依靠派生于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由于经营权派生于承包权必然具有期限性,当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必须向土地承包权回复,因此农地整合后的产权格局就不具有终局性且存在向承包权回复的体制性动力,进而导致我国小农格局的固化。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因此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就不仅是分散、细碎的农地产权格局,导致农地产权格局向分散、细碎的初始赋权状态回复的动力机制才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症结”之所在。本文随后从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指出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会给市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对冲”市场机制整合农地的动力,同时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也会导致为整合农地而支付的交易成本不具有永久性效果以及因农地整合而提升的农业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积累。为了验证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本文就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业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在经营体制方面,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都始终面临交易成本高、运营成本高以及地权稳定性弱等困境。而在农业效率方面,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小农体制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小农体制的表征还是小农体制的实质都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不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发挥作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将始终受到束缚。考虑到西方农业发达国家（新大陆国家除外）在经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改造小农的历程,而我国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多种应对小农体制的办法,因此本文对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进行了梳理,以便从中找到参考和借鉴。从法国、德国、荷兰以及日本这几个主要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历程来看,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刺激、引导农场规模扩大,做好农户退出农业的安置工作以及出台限制农业分散的政策法规是被实践检验有效的通行做法。此外,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产权整合、降低农地产权整合的交易成本也是各国的共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土地私有制下农地产权能够被终局性整合是上述国家改造小农格局成效显着的关键因素。从国内应对小农体制的实践来看,虽然各地实践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通过农地自发流转很难打破分散、细碎的产权格局。因此,各地大多由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来负责农地要素的整合、集中。然而,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作为农地整合机构也面临短板和困境:首先,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受其行为能力限制,在农地整合过程中只能发挥居间作用,相较于农业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职能的农地中介机构而言,其职能单薄难以承载更多的期望。其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本身不是农地产权整合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其整合农地的动力可能并不来自于市场机制,这种权利义务配置的扭曲可能诱发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行为的失范。再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大多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在农地整合过程中难以对其行为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负责,农户成为相关风险的主要转嫁对象,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并不能解决小农体制下农地产权整合的非终局性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在借鉴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该对策建议的思路是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总体制度构想为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来充当土地流转中介。围绕这一总体制度构想,本文就该制度下如何保持农地产权的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包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和农民的耕地需求等）、如何低成本实现土地供应以及如何保障市场交易双方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来参与农地要素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最后,本文根据该制度设计之初拟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对该制度设计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并就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展开了必要的讨论。
秦国庆[3]（2021）在《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文中提出作为中国农村地区最重要的生产性公共池塘资源之一,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具有抗旱排涝的基础功能,在抵御农业旱涝灾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和灾害应急能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资源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公共池塘资源“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属性使其管护及治理通常面临“囚徒困境”难题。同时,在农户分化趋势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资产专用性特征、不同类型农户主体的灌溉需求特征呈现出差异化趋势,农户群体在先前“同质化”时期基于地缘、业缘关系所建立的农田水利合作基础逐渐瓦解,实现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难度有增无减。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结合不同类型农户的生产需求差异,总结不同农户分化情形下的适应性制度变迁规律,是推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由对立关系转换为协调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有利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将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概念引入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研究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农户分化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视角,依据社会分化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等理论,对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和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进行概念界定,确定三类核心变量的维度特征与指标表征依据,构建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衔接逻辑。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河南、湖北2省10县237个村的两期面板数据与典型案例资料,使用双案例比较分析法、固定效应模型（FE-OLS、IV-FE-OLS）、一阶差分模型（FD-OLS、IV-FD-OLS）、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等多种识别策略探究了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并结合研究结论指出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边界可分为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边界两类。其中,结构性边界指实体灌溉设施的物理边界,非结构性边界指灌溉系统中非实体要素的边界,包括经济边界、政治边界等。对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一类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实体设施供给的缺失是一阶困境,制度等非实体要素供给的缺失是二阶困境。本文根据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和“竞用性”的特征,从“供给”和“占用”两大维度测度其治理绩效,供给绩效实际上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弱排他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占用绩效则衡量了治理手段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竞用性”缺陷的克服程度。前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设施供给有效性,后者反映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运行存续性。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在2013至2017年发生了明显的下滑,主要体现为设施维护成本负担的上升和输水排涝能力的下降。（2）农户分化是农户要素配置方式变迁的后果。因此,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的结构差异是农户分化的核心维度,本文称之为农户水平分化。除此之外,农户先天禀赋差异也是加剧农户分化的重要因素。即使农户要素配置方式相同,先天禀赋的差异也会引致农户分化,这种分化体现为相同要素配置方式下的产出差异化,集中表现为农户收入的垂直分层,故农户收入差异是农户分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总体来看,样本村庄的农户水平分化指数和垂直分化指数从2013至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3）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实际就是约束村庄灌溉集体行动的博弈规则,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运行制度变迁实际就是边界、位置、选择、信息、范围、聚合和偿付7类博弈规则的状态演变,这一演变过程符合制度变迁的广义特征,且至少部分由集体内生推动。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从2013年至2017年,样本村庄的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发生了多样化的变迁,既存在正式规则、非正式规范向无规范无规则状态退化演变的情形,也存在由无规范无规则、非正式规范状态向正式规则进化演变的情形,还有相当部分村庄未发生相应的规则变迁。（4）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及其总体治理绩效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产权配置形式、农业生产依赖度、村庄关系和睦程度、是否被派驻“第一书记”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U”型或倒“U”型关系。（4）农户分化降低了当事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剧了治理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负向影响了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与总体治理绩效。（5）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因果关联:（1）?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2）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依灌溉设施类型、农业生产依赖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3）边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虽然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但可以和?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规定）、?info2（农田灌溉系统功能指标公示规定）、?sco1（哪些土地可以被灌溉的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规定）产生交互作用,联合正向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4）“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水平→治理绩效”以及“制度变迁→要素配置效率→治理绩效”的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6）制度变迁在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农户水平分化能够推动?allo3（按一定顺序取水的规定）、?info2（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性指标公示规定）、?pay2（水费及维护费用摊派的规定）的进化型变迁,而?allo3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占用绩效,?info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供给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pay2的进化型变迁能够显着的提升村庄农田灌溉系统的占用绩效和总体治理绩效。以上结论经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的多重评估。可以认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治理绩效”的中介作用渠道是部分成立的。综合而言,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具有消极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农户分化又会驱动部分运行规则的进化型变迁,进而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产生积极的间接影响。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2）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3）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4）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5）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6）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朱泓宇[4]（2019）在《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文中提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逐渐繁荣,选择创业这一形式作为家庭生计新来源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创业不仅通过创造额外财富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消费品,并可多元化配置资产,更加有效地积累财富,还有助于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带动乡村社区实现振兴。创业农民是“乡村振兴”中最有活力的“新农人”群体,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人力资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创业的积极性仍然不高,边缘化和低层次化问题突出。尽管政府从转移支付、普惠信贷等方面退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但总的看来成效仍然有效。一是农民应对创业各类风险的心理素质较为薄弱,风险分担的手段仍然以家庭内部成员分担为主,形式单一;二是信贷排斥长期存在,现有的普惠信贷对农民家庭渗透不足,未能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家庭依赖传统家庭内部资产积累优化来完成创业资本积累的习惯,外部资源依然被内部挡在门外。因此,整体来看,受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影响,农民创业成功率仍然较低因此。要破解创业难题,就应从农民内生动力入手,风险厌恶程度是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重要主观因素。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较低的风险厌恶水平与创业有关,但现实中风险承受能力与创业实践却非必然。风险态度与行为间的中介客体可能会影响创业实践的产生与退出。部分研究初步表明,家庭资产是制约创业选择的重要客观因素。如果家庭资产既受风险态度制约,又影响创业选择,那农村家庭对资产处理过程则是风险态度与创业选择之间的优先“显变量”。但是,农民的风险厌恶水平是否会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间接影响创业选择在科学上尚无明确答案。本文以探索“农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在个体风险厌恶影响创业选择的路径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为导向,以风险偏好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创业资源理论和家庭资产配置理论为基础,剖析了“家庭资产配置作为中介效用”的作用机理,搭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西南三省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抽样与判断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669户有效农村家庭样本,同时使用“自主报告（SOEP）”“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和“实验游戏度量（BRET）”三种方法测度了家庭主事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厘清了农村家庭在创业前后的家庭资产配置状况及差异,并结合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官方资料进行了历史和现状考察。运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从个体和家庭微观尺度首先实证分析了风险态度对农民创业选择、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再分析了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大小。遵循Baron&Kenny（1986）和温忠麟（2004）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成熟思路,针对家庭资产配置可能存在的中介间接效应,在结合前两者实证结果基础上进行了因果步骤检验和系数乘数检验,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基于时间维度发现:家庭资产变动与农村创业情况的历史演变有较高相似性。四川、重庆和贵州三省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15年累计增长246%,住宅投资累计增长351%。特别是农民家庭的生产性资产持有水平,其中“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15年累计扩大了1.6倍,“耕地转包面积”累计增长了2倍,而农村家庭户均“私营企业经营者”人数增长了1倍。因此,农村家庭生产性资产规模与农民创业有着相同的变化趋势。（2）采用不同风险厌恶测度方式,风险厌恶度结果存有较大的差异性。自主报告式（SOEP）和实验性的风险厌恶水平（BRET）测度结果为:SOEP测度的低度风险厌恶比例为27.65%、重度风险厌恶比为16.89%,群体倾向于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此对应,实验性风险态度（BRET）测度结果,低度风险厌恶比为14.65%,同时高度风险厌恶为36.62%。同时,特定领域度量（DOSPERT）的简单求和指数分布显示没有样本在高分组（低度风险厌恶）。由于实验性风险态度测量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因此可能更加准确。SOEP测度法倾向于低估风险厌恶,而BERT测度法反映的风险厌恶与多数理论预测更加吻合。（3）农村家庭主事人的个人风险厌恶程度显着影响农民的创业选择:SOEP、DOSPERT和BRET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一致性,表明风险厌恶度越低的农民越可能选择创业,结果分别是0.418、1.303和0.032。其中,风险厌恶越低的创业农民越倾向于采用“企业家创业”,结果分别大约0.364、0.481和0.023。综合对比实证,风险厌恶会影响创业农民“组合创业”选择,但风险忍受能力越高的创业农民其经营的项目就越多。（4）农村家庭资产配置显着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二者关系内生于资产配置理论与创业资源理论的逻辑自洽。农民家庭的资产配置方式是创业选择的显着信号,而潜在创业农民会将低风险、高流动性、低收益率资产转换成低流动性的专用资产,并通过选择创业承担高风险、实现高收入,创业是最终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最优化的长期途径。具体来看,风险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创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大约为70%,同时对农民经营更多的项目的边际影响有34%,而对选择企业家创业的边际影响大约有60%。资产与资产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创业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本文认为资产之间的互动作用有两类路径:一是间接路径,主要通过家庭资产负债表总效应发挥作用;二是直接作用,即资产与资产之间直接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资产交互关系大多作用于首次创业选择,但对创业后的产业经营选择以及组织选择敏感度不够。（5）家庭风险资产和负债余额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路径中确实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说明:风险厌恶度较低的农民倾向于加大家庭生产性资产（BRET,0.0011）、商业房产资产等的配置（BRET,0.0108）,并使用创业的方式合理保持资产组合中的流动性。说明家庭可能利用创业方式规避“风险资产市场参与之谜”的壁垒问题。但中介效应并非存在于所有资产类别中。比如风险资产内部的作用机制就不一致,其中各类生产资产配置（比如:农机、运输车辆等）均未发现中介效应。此外,发现部分资产与风险厌恶还存在着交互作用,这些变量大多既有中介作用又有显着的交互效果。（6）家庭资产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多体现在农民选择“是否创业”中,共有7类资产的配置结果显着;针对创业农民继续扩大创业的选择,至多有5种类型的“家庭资产配置”对“风险厌恶影响企业家创业选择”存在中介作用;创业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中介效应至多有4种资产类型。本文的价值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1）本文使用实验场景控制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BRET对农民个体进行风险厌恶的测度,并与主观报告风险厌恶的测度方法SOEP和DOSPERT进行比较,发现实验法的风险测度结果更符合理论的预测。一方面,实验方法BRET可以有效地缓解自主回答方式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认识偏误”问题,基于非生产性场景和货币诱导测度农民的一般风险态度,对传统以自主回答方式为主的风险厌恶测度方法形成了较好的补充;另一方面,本研究尝试使用智能移动手机再现PC平台的实验过程,并通过入户调查方式将实验流程应用于农民群体,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变。经检验发现其科学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广泛适用于各类人群的调查。因此,本文以基于BERT法的风险厌恶研究,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2）基于资产配置理论和创业资源理论,创造性地将两者的逻辑共同点作为嵌入视角,成功构建“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创业”的机制过程,发现:其一,创业是一种典型的投机风险活动,把家庭高流动性资产（如储蓄资产）转换为收益率较高、但流动性较低的专用性生产性资产（如养殖用途厂房）,其关键是实现高收益率与高风险的均衡;其二,农民可以通过调整家庭资产配置进而选择创业。潜在的创业农民会倾向于配置大量低流动性风险资产,特别是生产性资产。由此,实证分析了农民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的关系,打破了过去在创业研究当中只关注某类资产存量而忽视配置效应的不足。（3）构建了“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把家庭资产配置视为一种中介变量嵌入到“风险厌恶度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基本作用路径当中,据此框架实证分析了农民一般风险态度首先影响家庭资产配置,再影响其创业选择的因果过程。本研究基于资产配置视角,不仅回应了已有研究关于“为何部分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农民不会参与创业”的科学争论,还展示了“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农民会采取创业行动”以图实现长期家庭资产配置最优的现实路径,对解答“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之谜”作出边际贡献。（4）本文将创业选择研究延展到“创什么业”和“如何创业”之上。怎样进一步释放农民创业潜力、激发农村小微企业活力是公共政策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已有文献对创业农民“再创业”,即扩大创业、维持创业或创业退出等衍生性选择的探索不多,在事实上忽视了创业农民群体选择异质性的关注。本文使用“组合创业”考察农民创什么业、选择“企业家创业”考察农民如何创业,在创业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新颖性。本研究结合风险厌恶和家庭资产配置,不仅考察了农民创业再选择的中介作用问题,还将资产配置两条路径延伸到创业农民选择的研究上,扩展了当前中国农民创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孙徐若[5]（2019）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 ——以剑川县甸南镇为例》文中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框架及相关政策体系的构建形成时期。精准扶贫即将根本性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为下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消除基本障碍。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合作社因其益贫性及带动性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发挥多重作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合作社健康良好发展,既能巩固当前脱贫成果,又能为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提供现实参考。近年来,甸南镇合作社发展取得显着成效,助推了当地脱贫攻坚及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其自身发展及功能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这有悖于合作社的初衷,不利于农业发展现代化、不利于繁荣乡村文化、不利于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限制了民族贫困地区的高质量脱贫,也制约了民族贫困地区向乡村振兴全面发展。贫困地区不能实现乡村振兴,全省乃至全国乡村振兴就不可能实现。如何通过合作社补齐发展“短板”,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重要并且紧迫。这是本论文的研究点和切入点。本文立足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带动能力,理清合作社嵌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将多元治理、委托代理等相关理论运用于甸南镇合作社发展实践。采用文献资料、对比访谈、案例剖析的方法,甄选了最具代表性的合作社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分析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数据资料,发现了甸南镇合作社自身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不规范、成员异质性的问题,功能发挥方面存在益贫功能、拓展功能、载体功能发挥欠缺的问题。从内外部影响因素、合作社发展规律等层面进行系统分析。对应乡村振兴5方面要求,有针对性地从政府、合作社、农民3个方面提出加强改进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及建议。文章试图紧扣甸南镇合作社发展实际,结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2个重大战略,突出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力求使研究结果真实、结论可靠、建议实用,凸显出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旨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贫困地区合作社的发展乃至全省及全国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及决策参考。
袁雪霈[6]（2019）在《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农业产业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粗放无序的增量生产模式也带来诸多问题。“毒韭菜”、“毒豇豆”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一方面使得国内农产品供销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消费者对国内农产品和农业消费信心不足,导致国内农业经济下滑和农民增收困难;另一方面,质量安全问题业已成为影响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抑制了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也破坏了国际形象。供给侧改革客观要求农业实现由增量到提质导向的转变,保障安全农产品生产;但纠正生产和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非一日之功,市场结构的不完善和政府管理中寻租的双失灵情况会加剧农产品质量安全困境。生鲜农产品质量控制是保障安全农产品供给的难点,苹果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国际竞争力提升有重要意义的生鲜农产品,其质量安全理应受到重视,苹果种植户增收和苹果产业增效也急待解决。如何合理引入新型经济主体提升质量控制的效果,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合作社作为链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载体,在促进农户安全农产品供给中表现出优于企业和其他经营组织主体的优点,符合现阶段中国特殊国情。合作社自身的委托代理结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质量安全委托代理问题使合作社处于多重委托代理结构中并承担多重委托代理身份。因此,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有其必然性,即合作社有动力和动机控制管理农户安全生产行为;且其影响过程具有在特殊性。鉴于此,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入手,探讨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制。首先,在系统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基础上,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进行定义并构建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理论框架。其次,以山东、陕西1001户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讨论苹果种植户的禀赋特征和安全生产行为现状;选取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指标并使用熵值法建立了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水平衡量的指标体系。再次,使用内生转换模型首先验证合作社对农户安全生产的正向影响。接着,按照合作社的特殊影响路径,以委托代理中参与约束、激励相容问题等的解决方式,分别讨论合作社服务功能、监管职能、治理结构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过程。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文得出如下重要结论:（1）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指苹果种植户生产安全苹果的行为,即苹果种植户依据苹果生产规范,合理、适量、规范、安全施用农药、化肥,并采用相关技术例如套袋技术等保证苹果质量安全和苹果生产环境安全的行为。虽然目前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认知和意愿虽已有较大提升,但安全生产的实际行为过程仍存在较多问题和困难。以熵值法计算的苹果种植户病虫害管理、肥水管理、套袋管理和土壤管理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综合指标结果显示,样本种植户安全生产水平均值为0.601,范围为0.143-1.887;其中合作社社员种植户安全水平均值为0.623,非社员种植户均值为0.560。（2）种植户加入合作社的决策和种植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都对其安全生产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基于内生的处理效应显示现有社员农户退出合作社会导致其安全生产水平降低。除合作社因素外,种植户禀赋也是影响安全生产行为的关键;种植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种植特征都会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年龄、土地流转、苹果劳动力兼业会负向影响农户安全生产水平;而风险态度、自身经历、社会网络、种植规模等会显着改善其安全生产行为。此外,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也有助于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实施。（3）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的生产和社会性服务解决了其安全生产能力问题,有助于种植户实现收益最大化。合作社提供的众多服务中,产前物资供应、产中技术培训和指导、产后销售服务能够显着提升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实施水平,但贯穿生产各环节的信息服务对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行为无显着影响。合作社不同的服务组合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不同,相对于单一服务而言,合作社提供的“产前+产中”和“产中+产后”服务以及更加全面的生产经营过程服务对种植户综合安全生产行为有非常明显的促进效果。（4）合作社的监管职能能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有效激励。合作社田间档案管理、认证管理和品牌管理能抑制种植户逆向选择行为从而实现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促进作用。合作社产前管理中的统一农资、规定农药化肥清单,产中管理中的生产检查和村民监督,产后产品管理如农产品检测等,通过减少道德风险概率均会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显着影响;产中管理中合作社检查和村民监督两种手段需要互相配合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溯源管理目前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无显着影响。（5）合作社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带来的农户参与治理结构的异质性,是合作社对于农户的选择性激励,也导致不同农户获得的安全生产额外激励不同。合作社治理结构须转换为农户参与治理结构的程度才能真实反映“核心-普通”结构带来的激励差异。农户拥有股权、决策权,缴纳会费、享有合作社分红、补贴和安全生产行为的经济激励都利于种植户遵守安全生产行为。组织制度规范对重要角色或核心种植户和大规模种植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影响更大,而权利实际拥有和经济激励对普通角色种植户和中小规模种植户的影响更加明显。
陈一丹[7]（2019）在《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阶段我国农业问题的重点就是农民收入的增长问题,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都致力于实现农民生活富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实的直接利益。所以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值得被研究。设法稳定好农产品价格有利于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产品有效供给得以保障,同时对实现现代化转型、农产品市场和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以及农民收入的增长都很有意义。论文首先从描述统计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进行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总体上我国农民收入在波动中上升,增速稳定,同时农民收入构成发生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稳步上升,反超经营净收入跃居“四部之首”,转移净收入水平在2012-2013年间大幅上升,低收入农户的收入占比不高,农民收入增长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农产品价格进行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发现我国农产品价格总体趋势明显上扬,价格波动频繁且幅度大,同时,我国农产品价格涨多跌少,波动有周期性特征,种植业和畜牧业在我国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结构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其次通过进一步推断统计,研究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分析的方法包括考虑农产品价格总指数的两变量和考虑农产品价格指数构成的多变量分析、不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等。将Bai-Perron结构断点检验方法与Chow氏断点检验法相结合,找到结构突变时点分别为1999年和2013年,分阶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序列在1978-1998年、1999-2012年、2013-2018年这些阶段里,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方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对断点进行现实分析,找到可能成为断点的现实原因。从农产品价格的构成角度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畜牧业产品价格、种植业产品价格、林业产品价格与农民收入的相互关系,发现种植业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最大,畜牧业产品价格次之,林业产品价格最小。最后,结合上述描述统计与推断统计的分析,给出若干政策建议,包括关注农产品自身特征因素重要农产品价格的监测系统,实现“农超对接”构建产销一体化链条,深化对内对外开放提升引进来和走出去水平,大力发展种植业等。
刘宇荧[8]（2019）在《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公平感知与持续合作倾向 ——基于四川蔬菜合作社的实证》文中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载体,是对接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的有效媒介。实现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对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村社会分层和农民群体分化的情景下,合作社异质性成员的普遍存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异质性成员在利益诉求、风险偏好、感知判断等方面的差异影响着彼此的合作,最终对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威胁。本文从异质性成员视角探讨合作收益能力和公平感知对其持续合作倾向的影响,旨在为促进合作社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借鉴期望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公平理论等多个理论,构建异质性成员“客观收益-主观感知-持续合作倾向”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梳理中国合作社的发展历程与成员异质性的历史演进,厘清中国合作社异质性成员产生的根源。以笔者组织的对四川省蔬菜种植业合作社成员的一对一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在此基础上使用主成分分析、T检验、调整逆概率加权（IPWRA）等方法展开实证。首先,构建异质性成员资源禀赋评价指标体系,测评异质性成员的资源禀赋,并将其分为高低资源禀赋两组,进而解析两组成员在合作收益能力、公平感知与持续合作倾向方面的差异;其次,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分别分析合作收益能力与公平感知在异质性成员间的差异;再次,剖析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与公平感知对其持续合作倾向的影响。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成员的合作收益能力与公平感知是其持续合作的重要决定因素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成员的合作决策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成员合作收益能力的高低是短期利益满足程度的反映,公平感知的强弱可以影响成员对长期利益的正向预期,两者最终对成员的持续合作倾向产生影响。提升成员的合作收益能力无疑能促进成员的持续合作;对于合作收益能力较低或暂时无法提高其合作收益能力的成员,可以通过提升其公平感知来推动该类成员进行持续合作。（2）合作社成员资源禀赋主要由自然、人力、资金、社会四方面资源构成,且其初始资源禀赋普遍较低中国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产生是农民分化、弥补生产要素结构性缺乏、政府鼓励合作社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人力资本、资金资本和社会资本四方面资源上的差异。从上述四个维度构建成员资源禀赋衡量指标体系,度量成员的初始资源禀赋,通过统计描述发现,样本成员的初始资源禀赋普遍较低。初始资源禀赋值在0-1.17区间的有581位,在1.172-5.439区间的仅有288位成员。（3）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和公平感知受初始资源禀赋正向影响且受成员角色影响成员在合作中的资源积累依赖于初始资源禀赋,高资源禀赋组成员较高的合作收益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较高的合作贡献。同时,低资源禀赋成员能够通过在合作社中担任重要角色来改变自己的合作收益能力。较高的初始资源禀赋能够给普通成员带来较高的公平感知,核心成员在合作社中扮演管理者等重要角色对其公平感知的提升作用更大。（4）合作收益能力与公平感知对资源禀赋不同成员的持续合作倾向提升效果有差异就低资源禀赋组成员而言,如果其合作收益能力达到平均水平,则具有积极的持续合作倾向。而对于高资源禀赋组成员,只有当合作收益能力处于较高水平时,才会提升其持续合作倾向。此外,相较于高资源禀赋组成员,较高的公平感知能给低资源禀赋组成员带来更积极的持续合作倾向。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以绿色农业为导向,提升合作社的收益能力统一生产技术和生产流程,坚持农业投入品的绿色化、生产过程绿色化、废物处理绿色化、销售流程绿色化,保证农产品质量,提升其销售价格;打造品牌、扩展产品市场份额,争取更优的市场价格,获取更多收入开拓市场;采用优质品种、农业机械、喷灌等技术,旨在节约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资料成本。（2）优化合作社分配制度,按资源要素投入给予成员回报切实维护合作社成员所投要素资源的投资价值,并给予相应回报。完善合作社按股分红、按惠顾额分红、一次或二次返利等利益分配制度,保证成员的获利公平;承认核心管理人员的额外时间、资金等投入,将其纳入合作社利益分配依据。（3）提升合作社民主决策水平,强化成员合作的公平体验完善合作社民主决策程序,及时主动公开重大决策的流程与结果;加强民主决策程序的宣传,培养小农户合作意识;有针对性地吸纳和鼓励低资源禀赋农户入股或参与日常管理,承认其对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4）营造“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合作社制度环境以“效率”优先和“公平”发展为指导,制定和实施推动合作社发展和民主决策的战略措施;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构建提升成员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的支撑体系。创新之处在于:（1）创建了异质性成员“客观收益-主观感知-持续合作倾向”的理论分析框架。多学科理论融合,以利益驱动为核心,将效率与公平结合,把成员的合作收益能力视为短期利益的实现,将成员的主观公平感知视为对长期利益预期的衡量,剖析了二者对持续合作倾向的影响机理,实现了现实利益与预期利益的统一、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结合、持续合作倾向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融合,丰富了合作社理论。（2）从自然、人力、资金和社会四个资源维度构建了资源禀赋量化指标体系,深入剖析了异质性成员的资源禀赋差异。在吸收既有研究对资源禀赋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合作社成员初始资源禀赋衡量指标体系,量化了成员资源禀赋水平。突破已有文献分析成员异质性时,仅定性地描述成员间资源禀赋的特征差异,而对成员资源禀赋缺乏系统评判的不足。（3）引入合作社吸纳能力,创新界定合作社成员持续合作倾向的内涵。在衡量成员“持续合作倾向”时不仅考察了成员主观持续合作意愿,而且对成员合作能力、合作社吸纳能力进行了评判,更为准确地反映了成员持续合作的可能性,弥补了已有研究仅用持续合作意愿表示成员持续合作倾向的不足。
李晓龙[9]（2019）在《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论文是关于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增强农业发展效率,拓展农民增收领域,以及培育农村新的增长点,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步入新阶段的重要特征。要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需要改善目前滞后的农村基础设施,也要消除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更要突破制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供给瓶颈。在这些供给要素中,尤其以资金和技术的需求最为旺盛,由此也迫切需要深化农村金融服务,通过扩大农村金融规模、优化农村金融结构以及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等途径加大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同时还需要加快农业技术进步,通过推进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推广以及农业技能培训等途径增强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支持。因此,系统地研究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系统构建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科学界定相关概念定义及内涵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探究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度依据与方法。2)统计分析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及问题。首先描述性分析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基础及主要业态现状,系统讨论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动趋势、省际分布特征以及区域差异特征。然后分别分析了农村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的现状,以及农村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与问题。3)实证研究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基于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FE、PCSE、FGLS、SYS-GMM、空间计量、门槛回归等计量方法,分别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并从农业技术进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4)探索设计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政策建议。基于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结论,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设计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及二者配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考察期内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测算结果表明:2008-2016年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提升十分明显,年均增长率高达11.97%。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为区域划分标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长速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则要明显快于东部地区。衡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在整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减趋势,说明中国省际之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正在不断缩小。2)农村金融深化显着提升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综合采用FE、PCSE、FGLS以及SYS-GMM等计量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农村金融深化有利于提升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着。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地区之间农村金融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是造成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3)农业技术进步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技术扩散效应）促进了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传统计量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显着促进了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空间计量结果则发现,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即农业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技术扩散效应。进一步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发现,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且农业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收敛产生了显着的促进作用。4)农村金融深化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显着提升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即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交互作用模型检验发现,农村金融深化有效提高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正向作用。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途径,从而揭示了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随着农村金融深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应不断增强,再次验证了农村金融深化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进而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产生了正向作用。5)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构建农村金融深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及二者相互配合的长效机制。农村金融深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产品创新机制、风险分散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供给推动机制、需求拉动机制以及示范带动机制;农村金融深化与农业技术进步配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包括融资保障机制、服务支撑机制以及环境优化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则是振兴乡村产业的根本途径。必须依靠农村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加快培育农村新业态、新产业,建立现代化的农村产业体系来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2)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深化需要充分结合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的农村金融深化策略,以有效推动区域农村产业融合的持续健康发展。3)制定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地理空间因素,通过技术要素的空间有效配置形成新的增长点,以带动相邻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协同发展。4)农村金融深化与农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配合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至关重要。必须依靠农村金融深化,积极发展农业科技金融,促进农业科技要素与金融要素的优化配置,增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驱动力。5)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最关键是人才兴旺。没有农民的知识化、技能化、职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兴旺繁荣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要鼓励有志青年在农村创业、就业、安居乐业。（4）研究的政策建议1)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契机强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完善多层次金融支持政策,缓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融资约束;持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强化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2)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动力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含量。健全农业科技人才支持政策,培育农村“众创空间”,发挥产业集群创新优势,强化科技与农业对接、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对接、创意设计与生产经营对接。3)以地区资源禀赋为前提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并存发展。因地制宜突出区域特色和政策差异,积极探索农业内部融合、纵向融合、横向融合、技术渗透型融合、复合型融合等多元化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4)以培育多元融合主体为重点增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高度重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供销社、邮政系统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焕发活力,同时增强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能力。5)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为基础改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条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农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降低涉农生产成本,提高产业整体盈利能力。6)以相关制度建设为依托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破解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供给瓶颈;同时完善监管制度和统计制度,指导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有序发展。
谭银清[10]（2019）在《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研究》文中指出国外农民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表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合作社的优势源于其独特的制度安排,其中“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制度和“限制资本报酬,盈余按交易额返还”的收益分配制度是合作社的制度“硬核”,体现了合作社的本质属性。但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偏离了合作社的制度“硬核”,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变异。这使得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看上去名不副实以至于遭到学术界的强烈批评,甚至有学者坦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此同时,政府也多次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试图引导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学界的批评与质疑还是政府的引导与干预似乎都未能“纠正”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轨道,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然沿着自己的轨迹迅猛向前发展。合作社诞生于西方,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了应对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西方合作社与时俱进,其组织运行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中有变迁更有传承,西方合作社的组织运行模式在今天依然保持着传统合作社的制度内核。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源于西方、学习西方,为何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如此普遍的组织变异呢?进一步,为分散、弱小的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帮助成员增产增收是现阶段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定位,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又会如何影响其功能实现呢?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深入研究。1、本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揭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形成机理及其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外农业合作社组织变异比较。首先将国外农业合作社分为欧美和日韩两大类型,梳理其组织运行模式并归纳其组织运行的一般特征。然后按照领办者身份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成四大类型,分析并概括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运行特征。最后通过国内外农业合作社的对比分析,从产权结构、决策方式、盈余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揭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情况。（2）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借鉴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展开理论分析。基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进路和现实约束,从领办者专有性资源和组织成本入手,通过对领办者和成员之间事前、事后的博弈均衡来揭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形成机制。（3）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定量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合作社层面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logistic多分类回归模型,从领办者专有性资源和组织成本两个层面检验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影响效应。具体工作包含调查组织设计,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运行情况的描述与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计量分析等。（4）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质性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进行动态考察,重点关注政府支持和外部压力对合作社制度安排的调节作用,力图回答何种条件下领办者可能会让渡出一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以期进一步揭示特定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去异化”机制。（5）组织变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影响。主要任务是利用微观层面的合作社调研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组织变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影响,重点考察合作社资本结构、合作社决策方式、合作社收益分配方式的影响效应。具体内容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测度与比较、组织变异对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等。（6）组织变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功能的影响。主要任务是利用微观层面的成员调研数据,构建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组织变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功能的影响,重点考察合作社资本结构、成员退出权、合作社决策方式、合作社收益分配方式的影响效应。具体内容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户增收的总体情况及差异比较、组织变异影响农户增收的实证检验等。（7）促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内容包含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总体思路、总体原则和实施路径等。2、本文按照“科学问题识别——理论分析推演——实证分析验证——规范分析归纳”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与国外农业合作社相比,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主要体现在产权结构、决策方式和盈余分配三个方面。产权结构上,样本合作社中理事长和少数核心成员的出资比例超过60%的合作社占到了样本总体的90%,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本构成十分集中;决策方式上,采用“一股一票”进行决策的合作社占到了总体的48%,真正采用“一人一票”进行决策的合作社只占到总体的27%,“一股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的主要决策方式;盈余分配方式上,67.9%的合作社以“按股分红”为主,只有19.8%的合作社按“交易额”对成员进行盈余返还,“按股分配”成为合作社盈余分配的主要方式。（2）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决策方式上存在“一人一票”被“默认多数同意”替代的现象;盈余分配方式上存在“二次返利”被“一次让利”替代的现象。“一人一票”为“默认多数同意”所替代,一是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未规定“一人一票”的操作程序和操作方式,以至于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二是受农村乡土社会文化的影响,农民还不太习惯“举手表决”或者“无记名投票”这种比较“硬”的民主表达方式;三是因为这一决策方式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某种意义上与“一人一票”等效。但这一决策方式的弊端在于,一些成员由于怕得罪人可能压抑自己的诉求,但从此对合作社的发展漠不关心,甚至“用脚投票”退出合作社。而“一次让利”代替“二次返利”的收益分配方式在成员异质性较强、投资意愿和风险承担意愿都比较弱的背景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如果这一分配方式是小农的主动选择,其实质是小农将风险转嫁给了领办者和少数核心成员;如果这一分配方式是领办者和少数核心成员的制度安排,则有可能损害中小成员的利益。总之这一分配方式与合作社公平、正义、团结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3）领办者寻求专有性资源回报和弥补组织成本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主要机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合作文化先天缺失、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融资渠道相当受限、成员异质性格外突出的成长环境,这就注定合作社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资金、技术、渠道、关系等生产要素要比土地和劳动等稀缺得多、重要得多。在此背景下合作社通常由资金、技术、渠道、关系等专有性资源比较丰富的大农牵头组建并支付组织成本。如果大农不能控制合作社的决策权和收益分配权,那么农民专业合作社就会因为关键要素的缺失要么解体,要么回到产品购销的初级状态。因此,当前国内合作社普遍为领办者控制的情形,究其根本,是对领办者的选择性激励。就小农而言,在农民阶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普通农户不但缺乏领办合作社的专有性资源,也支付不起领办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因此依附大农分享合作收益成为小农的理性选择,但前提是接受大农的制度安排。这看似大农赚了小农的钱,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一种分利机制,其实质是小农与大农之间权力与权利的交换。（4）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定的“去异化”机制。本文通过多案例对比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支持能够降低领办者的组织成本,弥补小农专有性资源的不足,同时外部的市场压力能够改变小农劳动和土地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在此情形下,领办者就可能让渡出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此时合作社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制度和“按交易额返还盈余”的收益分配制度成为可能。由此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定的“去异化”机制。（5）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虽然削弱了其功能发挥,但依然实现了对成员的帕累托改进。本文研究通过定量分析表明,领办者控制确实阻碍了合作社服务功能和增收功能的发挥。但总体上看,合作社已然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主体,农户加入合作社依然能为其经营的产品增加20%-30%的收益。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虽然削弱了其服务功能和增收功能的发挥,但依然实现了对成员的帕累托改进。（6）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可能会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下去。就目前来看,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模式似乎进入了一种锁定状态。事实上,由于合作社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要素对合作社的发展将变得越来越珍贵、越来越稀缺,在此背景下,合作社的组织关注点势必越来越转向关注市场和合作社自身发展,其组织结构也势必会越来越趋于市场精英管理,小农成员迫于利益和能力,就可能不得不放弃对合作社控制权的要求,以换取他们更为看重的市场进入和价格改进等利益;同时,出于政绩压力和路径依赖,政府将继续扶持那些由公司、部门、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等“大资本”主导的合作社,政府在扶持合作社的过程中与资本结盟的逻辑短期内不会改变。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公司、部门、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等依然是合作社的主导力量和控制主体,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运行模式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变化。3、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视角的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是一个较为宏观且相当复杂的问题,已有研究大都从宏观或中观层面着手,力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框架来阐释这一问题,其结果反倒不尽人意。而本文研究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历史进路和面临的现实约束,从领办者专有性资源和组织成本这一微观视角着手,通过领办者与成员的博弈均衡来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机制,研究的过程和结果都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比较而言,本文研究选取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一个较为宏观且复杂的问题化繁为简,以小见大,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2）研究方法的创新。目前关于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研究总体上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规范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微观层面的合作社调研数据和成员调研数据,构建逻辑回归模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视,并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对其功能的影响效应,在方法上有所创新。（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通过多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表明,如果政府支持能够降低领办者的组织成本,弥补小农专有性资源的不足,同时外部的市场压力能够改变小农劳动和土地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在此情形下,领办者就可能让渡出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此时“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方式和“按交易额返还盈余”的收益分配方式成为可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特定条件下存在一定的“去异化”机制。在目前学术界对合作社“去异化机制”尚缺乏关注的背景下,这一发现使得本文在研究结论上有所创新。
二、中国农民增收问题的计量研究:以山东省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农民增收问题的计量研究: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动因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业水价改革对农户用水行为影响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的研究 |
| 1.2.4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
| 2.1.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配置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制度变迁理论 |
| 2.3 理论分析 |
| 2.3.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制度框架 |
| 2.3.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效应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动因与利益相关者分析 |
| 3.1 农业水价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无偿和低价供水阶段(1949-1984 年) |
| 3.1.2 农业水价改革起步阶段(1985-2005 年) |
| 3.1.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阶段(2006 年以来) |
| 3.2 农业水价改革的成效与困境 |
| 3.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动因 |
| 3.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互动分析 |
| 3.4.1 农业水价改革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 |
| 3.4.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目标差异 |
| 3.4.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现状分析 |
| 4.1 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分析 |
| 4.1.1 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 |
| 4.1.2 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评价 |
| 4.2 项目区主要改革举措及利益保障分析 |
| 4.2.1 项目区主要改革举措 |
| 4.2.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分析 |
| 4.2.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利益相容性缺陷 |
| 4.3 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效果评价 |
| 4.3.1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相关主体评价方法 |
| 4.3.3 相关主体评价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户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响应行为分析 |
| 5.1 理论分析 |
| 5.2 农户节水技术采用的驱动因素 |
| 5.2.1 Meta分析的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2.2 Meta分析结果 |
| 5.3 农户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响应行为偏好分析 |
| 5.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对农户节水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 |
| 5.4.1 研究方法 |
| 5.4.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3 实证分析 |
| 5.4.4 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的仿真模拟 |
| 6.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仿真模型构建 |
| 6.1.1 确定系统边界及结构 |
| 6.1.2 建构系统因果关系图 |
| 6.1.3 绘制存量流量图 |
| 6.2 变量方程赋值 |
| 6.2.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6.2.2 指标权重确定及变量方程赋值 |
| 6.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评价结果分析 |
| 6.4 情景模拟及仿真结果分析 |
| 6.4.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仿真模拟 |
| 6.4.2 各子系统效应仿真模拟 |
| 6.4.3 模型检验 |
| 6.4.4 参数情景设置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构建终端用水户节余水权交易机制 |
| 7.2.2 完善粮食主产区专项财政支持政策 |
| 7.2.3 明确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分担机制 |
| 7.2.4 完善“一提一补”机制,提升灌溉规模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2）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小农经济理论 |
| 1.4.2 关于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征 |
| 1.4.3 关于我国小农格局的成因 |
| 1.4.4 关于小农格局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
| 1.4.5 关于小农格局的破除 |
| 1.4.6 关于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实践经验 |
| 1.4.7 文献评述 |
| 1.5 本文创新点 |
| 1.6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现代化理论 |
| 2.1.2 产权理论 |
| 2.2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3章 小农体制概述 |
| 3.1 中国农业体制的性质 |
| 3.1.1 关于经济体制 |
| 3.1.2 中国农业体制为何是小农体制 |
| 3.2 我国小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 3.2.1 我国农地制度的沿革 |
| 3.2.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沿革及性质辨析 |
| 3.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准所有权性质导致了小农体制的形成 |
| 3.3 相关概念界定 |
| 3.3.1 “小农体制” |
| 3.3.2 “小农经济”与“小农格局” |
| 3.3.3 其他相关概念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分析 |
| 4.1 从“科斯定理”看我国的小农格局 |
| 4.1.1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界定的讨论 |
| 4.1.2 关于农地要素流动交易成本的讨论 |
| 4.1.3 小农体制的作用“对冲”了市场机制对农地的整合效果 |
| 4.2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
| 4.2.1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特殊方式——土地流转 |
| 4.2.2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后果的不确定性 |
| 4.2.3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交易成本花费的无效率 |
| 4.2.4 小农体制下农业效率积累困难 |
| 4.2.5 小农体制导致小农格局被固化难以打破 |
| 4.2.6 关于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期限的讨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小农体制与农业经营体制 |
| 5.1 小农体制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
| 5.1.1 小农体制的表征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 5.1.2 小农体制的实质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 5.2 小农体制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
| 5.2.1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农地整合的交易成本高 |
| 5.2.2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的成本高 |
| 5.2.3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的地权稳定性弱 |
| 5.2.4 从农业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看我国小农体制的特殊性 |
| 5.3 小农体制下的农业合作 |
| 5.3.1 普通农户间的合作难以达成 |
| 5.3.2 大户领办的合作——合作社的异化 |
| 5.3.3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分析 |
| 5.4 小农体制下的社会化服务 |
| 5.4.1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沿革 |
| 5.4.2 小农体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困境 |
| 5.4.3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自身的生存、演化逻辑看小农体制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 6.1 相关理论和研究设计 |
| 6.2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
| 6.2.1 方法简介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6.4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1 模型参数估计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估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 |
| 7.1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相关经验 |
| 7.1.1 法国 |
| 7.1.2 德国 |
| 7.1.3 荷兰 |
| 7.1.4 日本 |
| 7.1.5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经验借鉴 |
| 7.2 国内应对小体制的实践尝试 |
| 7.2.1 “联耕联种”模式 |
| 7.2.2 “虚拟地块”模式 |
| 7.2.3 “土地信托”模式 |
| 7.2.4 “土地银行”模式 |
| 7.2.5 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经验总结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对策建议 |
| 8.1 根本方向:通过新的制度供给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 8.2 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
| 8.2.1 价值取向 |
| 8.2.2 基本原则 |
| 8.3 总体制度构想: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充当土地流转中介 |
| 8.3.1 农地经营机构的基本功能:承担农地要素流动的中介 |
| 8.3.2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独立承担中介职能避免政府干预 |
| 8.3.3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 |
| 8.4 农地经营机构的具体制度设计 |
| 8.4.1 保持农地产权稳定的相关制度设计 |
| 8.4.2 尊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和保障农户耕地需求的制度设计 |
| 8.4.3 保障低成本土地供应的相关制度设计 |
| 8.4.4 保障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流转土地的制度设计 |
| 8.5 对制度设计效果的检验 |
| 8.5.1 新的制度安排能否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 8.5.2 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能否被实现 |
| 8.5.3 提出的基本原则能否被贯彻 |
| 8.6 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 |
| 8.6.1 运营成本过高的风险 |
| 8.6.2 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
| 8.7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必要性 |
| 1.1.2 农户分化为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
| 1.1.3 适应性制度变迁是应对农户分化挑战的可行路径 |
| 1.1.4 理顺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探索适应性制度变迁路径的前提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概念演进 |
| 1.3.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机制研究 |
| 1.3.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研究 |
| 1.3.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5 农户分化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6 制度变迁对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3.7 农户分化驱动制度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3.8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分化 |
| 2.1.2 制度及制度变迁 |
| 2.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
| 2.2.2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
| 2.2.3 公共物品博弈模型 |
| 2.2.4 社会分层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
| 2.2.6 社会动力学理论 |
| 2.2.7 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理论逻辑分析 |
| 3.1 农户分化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 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变异:观念变革—偏好改变与共同知识裂变—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2 选择:规则制定博弈—价值整合与行为协调—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2.3 遗传:规则稳态化—跨期承诺—农田灌溉系统治理 |
| 3.3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对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联合影响机理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 |
| 4.1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历史沿革 |
| 4.1.1 农户分化的历史演变 |
| 4.1.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规则的历史沿革 |
| 4.1.3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的宏观特征及其治理历史脉络 |
| 4.2 农户分化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2.1 农户分化的测度 |
| 4.2.2 农户分化的现状分析 |
| 4.3 制度变迁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3.1 制度变迁的测度 |
| 4.3.2 制度变迁的现状分析 |
| 4.4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4.1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测度 |
| 4.4.2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现状分析 |
| 4.5 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面临的挑战 |
| 4.5.1 农户分化背景下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难度有增无减 |
| 4.5.2 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长效治理的协同相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5.1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5.1.1 方法选择 |
| 5.1.2 案例选择 |
| 5.1.3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5.1.4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5.2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2.1 研究假说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内生性检验 |
| 5.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5.2.6 异质性分析 |
| 5.2.7 拓展性讨论:农户分化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
| 5.2.8 作用渠道分析 |
| 5.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6.1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6.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6.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6.1.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案例分析 |
| 6.2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说 |
| 6.2.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3 基准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2.5 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
| 6.2.6 异质性分析 |
| 6.2.7 拓展性讨论:不同规则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
| 6.2.8 作用渠道分析 |
| 6.3 制度变迁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的数值模拟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
| 7.1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典型案例 |
| 7.1.1 方法选择与案例选择 |
| 7.1.2 资料收集与范畴提炼 |
| 7.1.3 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运行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7.2 制度变迁中介作用下农户分化影响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计量检验 |
| 7.2.1 研究假说 |
| 7.2.2 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的关系检验 |
| 7.2.3 制度变迁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精准识别长效治理制约因素建立健全治理绩效评价体系 |
| 8.2.2 统筹农户灌排需求推进设施提档升级 |
| 8.2.3 引导管护模式改革鼓励治理机制创新 |
| 8.2.4 加强基层集体行动能力建设重构村庄公共事务合作基础 |
| 8.2.5 整合多元农户主体优势资源支持基层灌排制度自主创新 |
| 8.2.6 探索基层灌排治理经验推广扩散典型治理模式 |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业与农民创业 |
| 1.2.2 风险厌恶测度 |
| 1.2.3 风险厌恶与创业 |
| 1.2.4 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 |
| 1.2.5 家庭资产与创业 |
| 1.2.6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风险厌恶 |
| 2.1.2 家庭资产 |
| 2.1.3 家庭资产配置 |
| 2.1.4 农民创业 |
| 2.1.5 农民创业选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风险偏好理论 |
| 2.2.2 计划行为理论 |
| 2.2.3 创业资源理论 |
| 2.2.4 家庭资产配置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分析 |
| 3.1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1.1 传统社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2 现代市场情景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3 区分自雇和企业家创业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的数理推导 |
| 3.1.4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选择是否创业的机制分析 |
| 3.1.5 风险厌恶影响创业农民选择创业形式的机制分析 |
| 3.2 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2.1 全部资产都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2.2 部分资产不可交易情形下风险厌恶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数理推导 |
| 3.3 家庭资产配置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理论推导与机制分析 |
| 3.3.1 对家庭资产配置与创业选择“一体两面”的讨论 |
| 3.3.2 家庭资产与农民创业选择的基准模型 |
| 3.3.3 不同种类家庭资产间配置关系与农民创业选择 |
| 3.3.4 家庭资产间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机制分析 |
| 3.4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中介变量的讨论 |
| 3.4.2 家庭资产配置在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路径的中介效应数理分析 |
| 3.4.3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作用机理的综合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调研设计与风险厌恶度的测度 |
| 4.1 数据来源与调研设计 |
| 4.1.1 样本来源区域 |
| 4.1.2 问卷设计 |
| 4.1.3 抽样规模的确定 |
| 4.1.4 抽样方法及样本选取 |
| 4.1.5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
| 4.2 风险厌恶度测度的原理与方法 |
| 4.2.1 风险厌恶测度的原理 |
| 4.2.2 风险厌恶测度的定性方式 |
| 4.2.3 风险厌恶的定量测度 |
| 4.2.4 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风险厌恶定量测度 |
| 4.3 基于实验方法和自主报告的综合风险厌恶测度的研究设计 |
| 4.3.1 基于BRET实验方法的测度 |
| 4.3.2 基于DOSPERT的自主报告方式复式度量 |
| 4.3.3 测度的流程 |
| 4.4 风险厌恶测度结果 |
| 4.4.1 SOEP报告的结果 |
| 4.4.2 DOSPERT报告的结果 |
| 4.4.3 BRET实验的结果 |
| 4.5 三种风险态度测度结果的比较与讨论 |
| 5 西南三省农村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及农民创业的现实考察 |
| 5.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与创业的历史变化 |
| 5.1.1 西部农村居民的家庭资产的历史变化 |
| 5.1.2 农民创业的历史情况及与家庭资产的联动分析 |
| 5.1.3 分省域进行比较和讨论 |
| 5.2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及总资产情况考察 |
| 5.2.1 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价值评估 |
| 5.2.2 家庭总资产的情况考察 |
| 5.3 基于结构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3.1 关于资产结构指标的介绍及统计 |
| 5.3.2 固定资产情况 |
| 5.3.3 金融资产情况 |
| 5.3.4 借入款情况 |
| 5.4 基于配置视角的农村家庭资产情况的现状考察 |
| 5.4.1 资产配置指标的确立 |
| 5.4.2 风险资产情况 |
| 5.4.3 安全资产情况 |
| 5.4.4 综合耐用消费品情况 |
| 5.5 调查农户家庭的创业选择情况考察 |
| 5.5.1 创业选择情况 |
| 5.5.2 创业绩效情况 |
| 5.5.3 创业行业情况 |
| 5.5.4 经营与组织情况 |
| 5.6 创业视角下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6.1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价值量的变动 |
| 5.6.2 创业前后农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变动 |
| 5.7 本章总结 |
| 6 风险厌恶影响农民创业选择、家庭资产配置的实证分析 |
| 6.1 风险厌恶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
| 6.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1.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1.3 变量的选取 |
| 6.1.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5 模型检验、主要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1.6 进一步回归及其分析 |
| 6.1.7 比较回归及其分析 |
| 6.1.8 实证分析小结 |
| 6.2 风险厌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
| 6.2.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6.2.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构建 |
| 6.2.3 变量的选取 |
| 6.2.4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5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
| 6.2.6 稳健性回归结果分析 |
| 6.2.7 实证分析小结 |
| 6.3 两次实证分析结果汇总及讨论 |
| 6.4 本章总结 |
| 7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研究方法 |
| 7.2 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的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3.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3.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3.3 内生性检验、稳健性回归及分析 |
| 7.3.4 进一步回归及分析 |
| 7.3.5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3.6 实证小结 |
| 7.4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组合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4.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4.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3 进一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4.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4.5 实证小结 |
| 7.5 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是否选择企业家创业的影响分析 |
| 7.5.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7.5.2 初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3 稳健回归结果及分析 |
| 7.5.4 基于家庭资产配置的互动视角的回归分析 |
| 7.5.5 实证小结 |
| 7.6 本章总结 |
| 8 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对农民创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
| 8.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 |
| 8.1.3 研究方法 |
| 8.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8.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8.2.2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8.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4 家庭资产配置作为内生中介效应分析 |
| 8.4.1 中介效应识别的思路 |
| 8.4.2 影响农民选择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3 影响农民选择组合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4 农民选择企业家创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
| 8.4.5 对中介效用进行系数乘积法检验及对检验结果的比较和讨论 |
| 8.5 进一步研究:风险厌恶与家庭资产配置的潜在交互作用 |
| 8.5.1 影响农民创业选择的交互效应分析 |
| 8.5.2 中介效应与交互作用的比较及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9.2.1 重视农民个体风险态度,构建评估平台普及农民创业咨询服务 |
| 9.2.2 着力农村家庭风险感知,探索“市场+政府+农户”创业风险共担机制 |
| 9.2.3 家庭资产配置是农民创业重要指标,应纳入到农民创业评估体系当中 |
| 9.2.4 生产性资产是农民创业重要启动器,应发展专门中介组织支持农民创业 |
| 9.2.5 盘活固定资产金融价值,增强农民选择创业的意愿 |
| 9.2.6 利用资产促进创业的配置效应,探索以多元资产包为对象的创业补贴手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一:补充表格 |
| 附录二:调查问卷 |
| 附录三: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 ——以剑川县甸南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 |
| 二、乡村振兴战略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关系 |
|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
| 二、乡村振兴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带来机遇 |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多元治理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参与式发展理论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甸南镇合作社发展现状及作用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背景下甸南镇合作社发展现状 |
| 一、数量明显增加 |
| 二、覆盖面不断扩大 |
| 三、带动作用越发明显 |
| 四、参与主体不断丰富 |
| 第二节 甸南镇合作社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作用 |
| 一、贫困治理成效明显 |
| 二、转变农业发展模式 |
| 三、改善农村生态条件 |
| 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
| 五、加强改善基层治理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甸南镇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背景下甸南镇合作社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一、发展不平衡 |
| 二、发展不规范 |
| 三、成员异质性 |
| 四、益贫功能发挥不足 |
| 五、拓展功能发挥单一 |
| 六、载体功能发挥不全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背景下甸南镇合作社发展出现问题的原因 |
| 一、贫困地区发展滞后 |
| 二、政策倾斜力度不够 |
| 三、守旧的民族习惯 |
| 第四章 国内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借鉴 |
| 一、法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借鉴 |
| 二、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发展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借鉴 |
| 一、贵州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借鉴 |
| 二、湖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背景下对甸南镇合作社发展的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层面 |
| 一、完善相关政策 |
| 二、加大引导力度 |
| 三、优化金融保险服务 |
| 第二节 合作社层面 |
| 一、规范内部运行管理机制 |
| 二、通过联合扩大规模 |
| 三、延伸产业链条 |
| 四、创新合作社发展类型 |
| 五、走民族特色之路 |
| 六、参与资产收益扶贫 |
| 第三节 农民层面 |
| 一、强化主体意识 |
| 二、鼓励乡村人才兴办合作社 |
| 三、监督合作社功能发挥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和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1.5.1 数据来源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产品质量安全 |
| 2.1.2 苹果种植户 |
| 2.1.3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 |
| 2.1.4 合作社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理论 |
| 2.2.3 组织理论 |
| 2.3 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机理分析 |
| 2.3.1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必然性 |
| 2.3.2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特殊性 |
| 2.3.3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可能性 |
| 2.3.4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有效性 |
| 2.3.5 合作社组织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差异性 |
| 2.3.6 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逻辑框架 |
| 第三章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概况及其测度 |
| 3.1 样本苹果种植户基本情况 |
| 3.1.1 区域苹果种植户基本情况 |
| 3.1.2 社员与非社员苹果种植户基本情况比较 |
| 3.2 样本苹果种植户生产情况 |
| 3.2.1 种植户安全生产认知和意愿较强 |
| 3.2.2 种植户的实际安全生产行为仍有待加强 |
| 3.2.3 种植户安全生产面临的困难较多 |
| 3.3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测度 |
| 3.3.1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指标测度方法梳理 |
| 3.3.2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指标和方法选取 |
| 3.3.3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指标描述统计 |
| 3.3.4 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测度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苹果种植户加入合作社对其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4.1 加入合作社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4.2 实证模型设计: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 |
| 4.2.1 ESR模型在本文中的适用性以及模型建立 |
| 4.2.2 基于ESR的处理效应估计 |
| 4.3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分析 |
| 4.3.1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 |
| 4.3.2 变量选取 |
| 4.3.3 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
| 4.4 农户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ESR模型结果分析 |
| 4.4.2 农户入社行为的决策方程 |
| 4.4.3 基于不同模型的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处理效应比较和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作社服务功能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1 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5.1.1 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内容和供求 |
| 5.1.2 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类别 |
| 5.1.3 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过程分析 |
| 5.2 合作社服务功能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分析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合作社不同服务功能组合对于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5.3.1 合作社不同服务功能组合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合作社不同功能组合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模型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合作社监管职能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6.1 合作社监管职能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6.1.1 农户安全生产行为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 6.1.2 合作社抑制逆向选择的方式 |
| 6.1.3 合作社控制道德风险的途径 |
| 6.2 模型建立、变量选取和数据描述统计 |
| 6.2.1 合作社职能基于逆向选择管理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模型 |
| 6.2.2 合作社职能基于道德风险管理影响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模型 |
| 6.2.3 相关变量描述及统计分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合作社管理职能基于逆向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 |
| 6.3.2 合作社管理职能基于道德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
| 7.1 合作社治理结构影响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机理分析 |
| 7.1.1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同质性影响 |
| 7.1.2 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深层差异来源 |
| 7.1.3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变量描述统计 |
| 7.3 合作社治理结构对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全样本种植户结果分析 |
| 7.3.2 “核心-普通”社员种植户实证结果分类比较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扶持合作社新建并引导农户加入合作社 |
| 8.2.2 完善服务体系,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和提高服务水平 |
| 8.2.3 明确监管地位,加大监管力度,强化监管职能 |
| 8.2.4 改善治理结构,规范合作社发展,实现相对“公平”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章研究架构 |
| 1.4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对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2.2 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 2.3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 |
| 第三章 基本理论 |
| 3.1 单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3.3 E-G两步法 |
| 3.4 误差修正模型 |
| 3.5 结构突变理论 |
| 3.5.1 结构突变点的识别 |
| 3.5.2 分段参数估计 |
| 3.6 VAR模型 |
| 第四章 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单序列分析 |
| 4.1 农民收入的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 |
| 4.1.1 阶段分析 |
| 4.1.2 结构分析 |
| 4.2 农产品价格的阶段分析与结构分析 |
| 4.2.1 阶段分析 |
| 4.2.2 结构分析 |
| 第五章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指标的定义以及数据的选取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相关性分析 |
| 5.2.2 考虑农产品价格总指数的两变量分析 |
| 5.2.2.1 不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 |
| 5.2.2.2 考虑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 |
| 5.2.3 考虑农产品价格指数构成的多变量分析 |
| 5.2.3.1 多变量VAR(p)建模 |
| 5.2.3.2 基于VAR(p)的动态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公平感知与持续合作倾向 ——基于四川蔬菜合作社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成员异质性的成因及影响研究 |
| 1.2.2 异质性成员的类型研究 |
| 1.2.3 成员公平感知研究 |
| 1.2.4 异质性成员的合作行为研究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之处 |
| 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异质性成员 |
| 2.1.2 持续合作倾向 |
| 2.1.3 合作收益能力 |
| 2.1.4 公平感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期望理论 |
| 2.2.3 交易成本理论 |
| 2.2.4 资源基础理论 |
| 2.2.5 公平理论 |
| 2.3 研究逻辑框架 |
| 2.4 小结 |
| 3 成员异质性的历史追溯与现状考察 |
| 3.1 合作社发展历程与成员异质性历史演进 |
| 3.1.1 萌芽阶段(1949-1982 年) |
| 3.1.2 初步发展阶段(1983-1994 年) |
| 3.1.3 过渡发展阶段(1995-2006 年) |
| 3.1.4 规范发展阶段(2007-2017 年) |
| 3.1.5 本土化发展阶段(2018 年至今) |
| 3.2 成员异质性出现的原因 |
| 3.2.1 农民分化的现实产物 |
| 3.2.2 弥补生产要素结构性缺乏的必经之路 |
| 3.2.3 政府鼓励合作社发展的现实结果 |
| 3.2.4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
| 3.3 成员异质性的表现 |
| 3.3.1 自然资本资源的异质性表现 |
| 3.3.2 人力资本资源的异质性表现 |
| 3.3.3 资金资本资源的异质性表现 |
| 3.3.4 社会资本资源的异质性表现 |
| 3.4 成员异质性引发的矛盾 |
| 3.4.1 成员异质性与合作社生成机制 |
| 3.4.2 成员异质性与合作社治理机制 |
| 3.4.3 成员异质性与合作社利益机制 |
| 3.4.4 成员异质性与合作社创新机制 |
| 3.5 小结 |
| 4 异质性成员的特征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主成分分析 |
| 4.2.2 熵值法 |
| 4.2.3 聚类分析 |
| 4.3 异质性成员的分类 |
| 4.3.1 资源禀赋变量选取 |
| 4.3.2 变量测度的信度和效度评价 |
| 4.3.3 各类资源禀赋的权重确定 |
| 4.3.4 异质性成员分类 |
| 4.4 异质性成员特征对比分析 |
| 4.4.1 异质性成员资源禀赋特征对比分析 |
| 4.4.2 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对比分析 |
| 4.4.3 异质性成员公平感知对比分析 |
| 4.4.4 异质性成员持续合作倾向对比分析 |
| 4.5 小结 |
| 5 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差异分析 |
| 5.1 资源禀赋异质性与合作收益能力的分析框架 |
| 5.2 实证模型 |
| 5.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设置与描述统计 |
| 5.3.3 异质性成员变量均值差异 |
| 5.4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4.1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5.4.2 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差异分析 |
| 5.4.3 稳健性分析 |
| 5.4.4 进一步探析 |
| 5.5 小结 |
| 6 异质性成员公平感知差异分析 |
| 6.1 资源禀赋异质性与公平感知的分析框架 |
| 6.2 实证模型 |
| 6.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设置与描述统计 |
| 6.4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模型检验与估计 |
| 6.4.2 异质性成员公平感知差异分析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进一步探析 |
| 6.5 小结 |
| 7 异质性成员持续合作倾向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1 研究假设 |
| 7.2 实证模型 |
| 7.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设置 |
| 7.4 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估计 |
| 7.4.2 合作收益能力对持续合作倾向的影响 |
| 7.4.3 公平感知对持续合作倾向的影响 |
| 7.4.4 合作收益能力与公平感知对持续合作倾向的交互作用 |
| 7.4.5 持续合作倾向影响因素的类别差异 |
| 7.5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调研问卷 |
| 附录2 近5年合作社相关政策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背景 |
| 1.2 研究的目标及思路 |
| 1.3 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 1.4 研究的资料及来源 |
| 1.5 研究的特色及创新 |
| 2 理论借鉴、文献综述与经验考察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农村金融深化相关理论 |
| 2.1.2 农业技术进步相关理论 |
| 2.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2.2.2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2.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2.3 经验考察 |
| 2.3.1 美洲实践经验考察 |
| 2.3.2 欧洲实践经验考察 |
| 2.3.3 亚洲实践经验考察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界定 |
| 3.1.1 农村金融深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
| 3.1.2 农业技术进步的概念及其内涵 |
| 3.1.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 |
| 3.2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1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2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2.3 农村金融深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 |
| 3.2.4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 |
| 3.3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量化测度 |
| 3.3.1 农村金融深化的测度依据与方法 |
| 3.3.2 农业技术进步的测度依据与方法 |
| 3.3.3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测度依据与方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
| 4.1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1.1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基础及主要业态 |
| 4.1.2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现状分析 |
| 4.2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2.1 农村金融深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2.2 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 |
| 4.3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
| 4.3.1 农村金融深化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
| 4.3.2 农业技术进步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5.1 引言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3 典型化事实 |
| 5.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检验结果分析 |
| 5.3.2 区域差异检验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讨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农业技术进步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证检验 |
| 6.1 引言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传统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2 空间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讨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性分析 |
| 6.4.1 空间收敛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6.4.2 空间收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村金融深化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检验——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7.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2.3 典型化事实 |
| 7.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3.1 交互作用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7.3.2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4 进一步讨论:农村金融深化的门槛特征分析 |
| 7.4.1 门槛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方法 |
| 7.4.2 门槛效应检验与估计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8 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1 农村金融深化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1.1 产品创新机制 |
| 8.1.2 风险分散机制 |
| 8.1.3 协同合作机制 |
| 8.2 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2.1 供给推动机制 |
| 8.2.2 需求拉动机制 |
| 8.2.3 示范带动机制 |
| 8.3 金融技术配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 |
| 8.3.1 融资保障机制 |
| 8.3.2 服务支撑机制 |
| 8.3.3 环境优化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以农村金融改革为契机强化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供给 |
| 9.2.2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动力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含量 |
| 9.2.3 以地区资源禀赋为前提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多元化并存发展 |
| 9.2.4 以培育多元融合主体为重点增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能力 |
| 9.2.5 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为基础改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条件 |
| 9.2.6 以相关制度建设为依托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保障体系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论文 |
| B.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 C.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研的科研项目 |
| D.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10）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1.2.1 核心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范围说明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思路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方法与资料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资料 |
| 1.6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有关合作社组织特征的研究 |
| 2.1.2 有关合作社组织变迁的研究 |
| 2.1.3 有关合作社组织运行机制及其影响的研究 |
| 2.1.4 简要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合作社理论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2.2.3 社会嵌入理论 |
| 2.2.4 集体行动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内外农民合作社组织变异比较 |
| 3.1 合作社的原则流变及本质特征 |
| 3.1.1 合作社的原则流变 |
| 3.1.2 合作社的本质特征 |
| 3.2 国外农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现状 |
| 3.2.1 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
| 3.2.2 国外农业合作社的组织运行模式 |
| 3.2.3 国外农业合作社组织运行一般特征 |
| 3.2.4 国外农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表现 |
| 3.3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变异现状 |
| 3.3.1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 |
| 3.3.2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运行模式 |
| 3.3.3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运行一般特征 |
| 3.3.4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表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理论分析 |
| 4.1 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历史进路 |
| 4.1.1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民合作运动 |
| 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 |
| 4.2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面临的现实约束 |
| 4.2.1 外部约束 |
| 4.2.2 内部约束 |
| 4.3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形成机制 |
| 4.3.1 逻辑起点与分析框架 |
| 4.3.2 博弈与非对称性均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定量分析 |
| 5.1 调查组织设计 |
| 5.1.1 调查内容设计与方法说明 |
| 5.1.2 调查样本选择与数据获取 |
| 5.1.3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
| 5.2 样本合作社组织运行情况描述与比较 |
| 5.2.1 样本合作社组织运行情况描述 |
| 5.2.2 样本合作社组织运行情况比较 |
| 5.3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选择与样本特征 |
| 5.3.2 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5.3.3 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 |
| 5.3.4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影响因素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的质性分析 |
| 6.1 案例选择与分析方法 |
| 6.1.1 案例选择 |
| 6.1.2 案例数据收集 |
| 6.1.3 案例数据分析方法 |
| 6.2 案例研究分析 |
| 6.2.1 单案例描述 |
| 6.2.2 跨案例比较 |
| 6.3 案例研究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组织变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影响 |
| 7.1 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内涵及其实现机制 |
| 7.1.1 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内涵 |
| 7.1.2 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机制 |
| 7.2 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测度与比较 |
| 7.2.1 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测度 |
| 7.2.2 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比较 |
| 7.3 组织变异对合作社服务功能影响效应的实证设计 |
| 7.3.1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7.3.2 模型选择与构建 |
| 7.3.3 模型估计结果与讨论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组织变异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功能的影响 |
| 8.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收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
| 8.1.1 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户增收的机制 |
| 8.1.2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功能的影响因素 |
| 8.2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的总体情况及差异比较 |
| 8.2.1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总体情况 |
| 8.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的差异比较 |
| 8.3 组织变异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功能的实证分析 |
| 8.3.1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8.3.2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8.3.3 模型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 8.3.4 合作社组织变异对增收的影响效应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农民增收问题的计量研究:以山东省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效应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蔡威熙. 山东农业大学, 2021(02)
- [2]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蒋崧韬. 四川大学, 2021(12)
- [3]农户分化、制度变迁与基层农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D]. 秦国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
- [4]风险厌恶、家庭资产配置与农民创业选择[D]. 朱泓宇. 四川农业大学, 2019(01)
- [5]乡村振兴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 ——以剑川县甸南镇为例[D]. 孙徐若. 云南财经大学, 2019(07)
- [6]合作社对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D]. 袁雪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02)
- [7]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D]. 陈一丹. 青岛大学, 2019(02)
- [8]异质性成员合作收益能力、公平感知与持续合作倾向 ——基于四川蔬菜合作社的实证[D]. 刘宇荧. 四川农业大学, 2019
- [9]农村金融深化、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D]. 李晓龙. 重庆大学, 2019(01)
- [10]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变异研究[D]. 谭银清. 西南大学,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