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纺织工业“十五”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提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张志英[2]（2021）在《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组织边界和知识来源为标准,企业的研发活动可以划分为内部研发和合作研发两种模式。政府推出多种研发资助措施,并将加强不同组织间的研发合作作为政府资助政策引导的目标之一,以期提高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纺织产业是我国重要的民生产业之一,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纺织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我国纺织产业进入了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加快纺织产业技术创新步伐、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纺织产业产品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虽然纺织产业研发经费中来源于政府的经费逐年增加,但政府经费在企业研发经费总额中占比却较低。政府研发资助低于最优水平,不能充分发挥诱导私人研发支出的作用,无法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同时,政府研发资助的实际效果也引发了众多质疑。政府研发资助是否真正促进了纺织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中国纺织产业为对象,在深入剖析纺织产业创新现状及政府研发资助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负二项回归模型、二项选择模型、顺序选择模型及路径分析模型等,探讨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主要围绕“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并分解为四个子问题研究:问题一,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何影响以及在权变视角下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的差异;问题二,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有何影响以及在权变视角下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的差异;问题三,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是否有影响以及不同研发模式之间是否存在互动效应;问题四,纺织业研发模式在政府研发资助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有怎样的中介作用。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有显着激励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会增强政府研发资助的激励作用;分别对纺织业内的纺织子行业、化纤制造子行业与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的研究发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子行业内结果存在差异。其中,在化纤制造子行业中,所有权性质发挥显着的削弱型调节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激励作用更高,而在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中结果正好相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还会因所有权性质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结果,主要体现为,在纺织子行业与化纤制造子行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明显地增强政府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而在纺织服装服饰子行业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会增强政府研发资助在国有企业中的激励效应。（2）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合作研发有显着促进作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开展的基于科学的合作的促进效应大于其对基于市场的合作的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资助对合作研发的影响会因企业内部研发强度而异,相较于内部研发强度较低的企业,政府研发资助在内部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内对外部合作的激励效应更大。（3）纺织业内部研发、合作研发都对创新绩效有显着促进作用。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大于任何一种合作研发模式,在合作研发模式中,基于科学的合作模式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大于基于市场的合作模式带来的激励效应;内部研发与两种合作研发模式对科研储备绩效的促进效应都大于其对市场表现绩效的促进效应;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在促进创新绩效提升的过程中存在互补关系,合作研发通过与内部研发结合可以发挥更大的激励效应,企业同时开展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更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4）纺织业内部研发在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合作研发过程中发挥显着的中介效应,其中在政府研发资助对基于科学的合作的影响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在政府研发资助对基于市场的合作的影响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企业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在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多重中介效应,表现为三种途径:一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内部研发、内部研发促进市场表现绩效与科研储备绩效;二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内部研发、内部研发促进合作研发（基于科学的合作与基于市场的合作）、合作研发促进市场表现绩效与科研储备绩效;三是政府研发资助促进基于科学的合作、基于科学的合作促进科研储备绩。尽管政府研发资助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在所有路径中,内部研发是整个创新链的核心环节,政府欲通过促进企业合作研发进而促进创新绩效发挥研发资助的杠杆作用收效甚微。基于研究结论,总结了研究的政策启示:继续加大政府对纺织业的研发资助力度,注重资助目标的明确性;完善纺织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维护创新者的利益,保证资助资金的有效利用;建立真正有效的政府驱动型合作创新平台,实现政府资助目标通过高强度的研发合作机制有效传导;制定有效提高纺织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措施,避免与创新相关的市场无效率行为。研究结论不但深化了外部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中关于政府资助政策影响创新绩效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科学合理和更具针对性的旨在推动我国纺织业开展多样化研发模式、提升创新绩效的科技资助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鞠斐[4]（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刘子恒[5]（2020）在《基于Timmons模型的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研究》文中认为清末以降,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传入以及实业救国思想的普及,中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民族企业,而棉纺织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自然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入:荣氏家族、郭氏家族、通州张謇等无不是当时举足轻重的民间财团,申新、永安、大生等企业亦是堪与外商抗衡的本土标杆民族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如何开基立业的,其间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是我们关注的主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针对近代中国民族企业的创业要素和模式进行分析,研究企业是如何整合企业活动和战略行为,实现创业绩效最优化,并力求对当代企业的创业活动以启发。基于此,本文将以大生、申新和永安三家在不同时期创业的民族棉纺织企业为中心,以Timmons创业模型为分析框架,讨论以下问题:第一,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如何识别并把握创业机会;第二,企业的创业团队的管理方式是怎样的;第三,企业如何配置稀缺的创业资源。第四,如何构建典型棉纺织的创业模型。针对研究问题,我们首先整理了民国报刊记载和调查的历年新创企业数据资料,实现对近代棉纺织企业创业总体上的认知。其次,综合运用历史学和管理学的方法,分析近代典型棉纺织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方式、创业团队管理模式以及创业资源配置模式。最后,总结归纳出典型企业的创业模型。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棉纺织企业机会搜寻过程根据创业环境的不同可分为政策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类,对创业机会的评价则可分为市场环境、外部环境、经营指标以及企业家个人情怀四大类。创业机会的出现使得企业创业模型向机会一侧倾斜,企业需要通过运用管理团队、配置稀缺资源的手段来平衡这种局面。第二,企业的创业团队具备核心明确、团队成员先前关联密切,以及追求团队异质性的特点,创业团队的治理方式可归纳为契约治理和泛家族化治理两种。创业团队管理改善了创业伊始Timmons模型极不平衡的局面,也为企业的资源拼凑做出铺垫。第三,企业通过现有资源利用、资源将就和资源重构,创造性地积累了创业亟需的相关资源,打破了资源约束,并发现新的创业机会,使Timmons模型回归平衡,企业顺利完成创业阶段。
黄宁[6]（2019）在《基于专利挖掘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演化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业废水排放具有污染重、危害深、影响大等特点。工业废水的不达标排放会对水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威胁人类健康。由于工业废水的成分复杂性和多变性,我国在该领域仍有一些技术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技术研发存在方向不明确,创新难等问题。专利信息包含世界上95%的新技术信息,利用专利信息对技术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预测,能避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低水平高重复的盲目创新。本文将以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为研究对象,将德温特专利数据库（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作为数据来源,使用Python为编程语言,利用文本挖掘技术、专利分析、专利地图等方法对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本文首先根据专利信息中的结构化数据,宏观的分析了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定位了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所处发展阶段。然后使用文本挖掘技术提取了非结构化文本中的关键词,并计算关键词的相似连接值,实现了高频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利用TF-IDF算法与K-means聚类融合方法构建技术主题识别分析框架,结合IPC分类号识别并定义了四个技术主题,依据非结构化文本呈现的信息深层研究了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研究热点。最后根据专利的引文关系,利用SPC主路径提取方法,提取了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主要演化路径,对关键节点进行分析;并结合基于关键词的专利地图预测方法,识别技术发展空白点,预测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结果表明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专利始终呈上升趋势,技术处于发展期。生物处理法是研究热点,智能化设备出现趋势增强,高分子药剂制备和膜技术的改进创新成为主流趋势。技术发展路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绕活性污泥法展开,第二阶段研究多元化,第三阶段研究方向为低能高效、寻循环利用的智能化处理设备。通过基于关键词的专利地图预测方法研究显示,工业废水处理装置或自动化处理系统的研究为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
那振芳[7]（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司文晶[8]（2019）在《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民化始终是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内含议题。近几年,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深入历史,找寻历史制度经验,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学人对当前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同样揭示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的中国近代市民化研究或缺乏系统性,或缺少制度层面的反思,亟待重新梳理与阐述。对当代农民工市民化和就地就近城市化问题的分析同样需要深入历史脉络,从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中汲取制度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近代天津女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出发,运用民国档案、着作、报刊杂志、地方志、旅游手册、调查汇编等材料,探究行动者与市民化相关制度之间的互构型塑过程。由于近代市民化的核心动力源于工业化,因此移民工人市民化是核心提议。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劳工,尤其是女工是如何与市民化相关制度实现互构的?具体言之,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女工的市民化发展,女工又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再生产出相应的市民化制度?论文首先尝试勾勒天津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条件,回应天津何以在近代中国发展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和对外开放港口城市,城市定位或城市性质又如何决定城市后续发展轨迹。发达的水系、沿海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临近北京的政治地缘环境,以及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运动奠定了天津工业资本主义中的官商合作模式。天津和上海两地在近代市民化上的时间差异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其次,论文阐述近代女工进入工厂前后所需要的职业、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支持。对于初入城市并进入现代化大生产中的移民工人而言,要想适应工厂的工作和生活,满足国家和工厂对个体的现代化角色要求,就需要工厂提供相应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工人围绕工厂空间构筑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技能和知识培训。再次,城市和工厂生活影响女工的角色和观念变化。近代国家和社会不断赋予女性新的角色和身份,要求她们按照既定标准自我规训成为合格的“都市女”、“新女性”、“新国民”。女工的观念变迁最鲜明地体现在时间观与权利观上。工厂作为集体化生产方式,与国家权力一同参与到对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的建构之中,但规制受到外部环境与工人群体本身的牵制与解构,使观念革新发生历史反复。工人的权利诉求通过日常的越轨与罢工展现,但随着时间变化,宏观环境和制度条件发生相应变化,越轨行为的意义诠释和罢工的动力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结论部分首先对市民化历史进程中的诸多议题进行制度分析与总结,进而提出“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理想型,用以指称依托工厂而形成的移民工人市民化过程。工厂为工人提供薪酬和福利,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的场所,与政府协同推动近代市民化。“工厂依附型市民化”是建国后单位制实践的另一历史源头,对推动当前以人为本市民化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刘静[9]（2019）在《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空间转向”的学术背景影响下,以“空间”作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化问题,成为介入许多研究问题的重要逻辑起点与研究策略。中国从1880年外国商人在华设立租界并创办工厂开始,近代工业拉开帷幕,此后历经近百年抗争、奋斗,逐渐改变了传统手工业时期的工业空间格局,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工业空间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国家以及区域的经济、城市等要素的空间结构。然而近代工业空间的现有研究基础却较为薄弱,传统研究多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建筑学的视角观察,对象多集中在对一些行业及典型区域、案例城市或单体建筑的研究,缺乏涉及多种行业的、全国与区域等宏观尺度的关于近代工业空间的整体性认知,且研究方法多囿于传统文献解读,注重历史描述,缺乏新的可以整合多元数据,进行量化与空间分析,并形成可视化研究成果的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面对既有的研究不足,本文尝试引入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针对宏观尺度的中国近代工业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尝试。文中运用空间人文学的视角与方法,结合近代工业史研究中对近代工业空间的理解与表述诉求,融合大数据思维,以及GIS、地理学、城市规划、历史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关注“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现象,并从这两条线索出发,选取全国至城市尺度的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尝试从多个角度切入,揭示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空间特征。在空间问题解读的同时也进行研究方法的探索,包括了总系统框架下空间人文学方法体系的运用,以及针对不同章节中所涉及的全国至城市尺度上不同的工业专题数据具体的采集、管理、分析与可视化方法的探索。首先,第一章介绍研究缘起,在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既往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进而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资料以及研究展开的整体性框架。其次,第二章至第六章从“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以及“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与城市空间变迁”两条线索出发,选取五个典型空间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中国近代工业的宏观分布与区位选择”是在全国尺度上对近代工业的生产活动空间展开讨论,分三个章节进行阐述:第二章选取近代工业史、资料集等文献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企业点数据集、铁路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核密度估值、平均中心、方向分布、全局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展现近代完整时段的工业演化历程与整体分布模式,提取主要的工业集聚区,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第三章深入到工业产业特征层面,结合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分析指数,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工业调查,创建全国尺度的工业产业特征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等方法,解读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工业发展的部门结构构成、生产与销售、工人劳动与收支、工会组织等主要产业特征指标的空间分布状况;第四章结合工业区位理论与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利用奏稿集、近代史资料集、企业史等资料,创建全国尺度近代工业布局历程中不同阶段代表性人物的工业布局行为点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初步展现在西方外来冲击与中国内因共同作用下,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特征。“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城市空间变迁”是在全国尺度近代工业生产活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在区域尺度层级上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且资料相对丰富的工业集聚区作为典型案例,对近代工业发展与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第五章选取传统手工业丰富,近代工业起步较早、较为发达,且工业经济数据相对齐全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地方志、实业志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工业行业分布点数据集、商路线数据集与贸易联系线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比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发展历程中工业经济空间态势的演化;第六章选取近代工业发展迅速、城市工业空间结构典型,且城市工业资料较为丰富的旧直隶工业集聚区进行个案研究,利用人口史、地名志、工业志、规划志及城市历史地图集等资料,创建省级尺度的城市规模点数据集与市级尺度的工业企业点数据集、工业空间规划面数据集、城市历史地图栅格数据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叠加分析并结合文献研究等方法,分析近代工业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最后,第七章从“全国尺度上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整体分布模式、近代工业的产业特征、近代工业布局的区位选择与区域尺度层级上近代工业发展同经济、城市空间变迁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展现出的基本特征”和“引入空间人文学方法,构建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形成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数字空间图史,有效支撑了解释观点的形成,对传统文献研究方法进行了补充”两个方面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研究本身的局限性及后续可能的研究方向。
王鑫[10]（2018）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长期影响。“七七事变”后,东部沿海省市的工业企业大量迁往西部地区,开启了大后方经济的“黄金时代”。利用各种档案资料,首先梳理了全面抗战以来工业企业内迁的历程,然后在一系列统计数据的支撑下对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最后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了战时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效应。文章的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通过对当局重工业五年计划、三年计划以及内迁工作计划的分析,发现国民党政府对战争形势存在严重的误判。在重工业计划中,湘赣鄂三省被列为核心区域,内迁计划中武汉又是首选目的地。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上述三省很快沦于日军的炮火之下,四川、云南等西部省区成为了后方真正的中心。对形势的误判导致内迁工作在仓促中进行,加大了转移中的经济损失。其二,利用1933年《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统计数据,核算了206个细分行业的技术效率值,发现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轻工业相对来说更具生产效率。这一结果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表现为更少的公营企业）,经营轻工业的私有企业有着更好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应对战争的需要,政府开始更多的干预经济,后方省市的重工业才得以在这一时段发展起来。这一史实告诉我们,若想违背比较优势发展重工业,国家的主动干预将是必不可少的。其三,根据《后方工业概括统计（1942）》的相关数据,测算了战时后方工业的集聚情况。计算的空间基尼系数值仅为0.055,这意味着战时各产业的集聚度较低,区域分布相对均匀。相比空间基尼系数,θ指数考虑了不同企业的规模特征,我们用其计算的产业集聚度也高与空间基尼系数。然而在细分行业的排序上,两个指标提供了足够的共识,即杂项工业、冶炼工业和金属品工业的集聚程度普遍较高,而机器制造工业、纺织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对后方工业贡献较大的重要行业其区域集聚程度则相对较低。为衡量后方各地区行业的专业化水平,测算了熵指数和Krugman指数,其结果表明后方的省份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对指标方面（熵指数）,湖南、广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最低;相对指标方面（Krugman指数）,甘肃、江西和四川的专业化程度则是最低的。其四,利用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各省的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一套战时工业企业分布的县域数据,并将其和2000年各县的经济统计数据相匹配,通过计量模型来验证抗战的工业遗产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其回归结果表明,在抗战时期拥有工业企业数量越多的县,在2000年的人均GDP也越高。这意味着战争为大后方的工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可以通过改变初始经济条件和吸引人口迁移来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过去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的研究更加注重量化分析,期望通过客观的数据来描述全面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发展状况,增强定性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已有的历史学文献多关注于事实的考证,而本文的研究则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统计数据的量化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对后方工业所带来的长期影响的讨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思了比较优势战略。大后方在战时的工业结构明显是违背其比较优势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政策却可能带来正向效应。对落后国家或地区而言,要想实现工业化,国家主动干预经济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然,如何避免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将会成为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二、纺织工业“十五”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纺织工业“十五”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0.5 创新点 |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 2.2.1 家庭生产 |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 余论 |
| 5.1 余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纺织业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1.2 中国纺织业政府研发资助现状 |
| 1.1.3 政府研发资助的必要性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与研究对象 |
| 1.4.1 纺织业政府研发资助的概念及类型 |
| 1.4.2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概念及类型 |
| 1.4.3 纺织业创新绩效的概念及类型 |
| 1.4.4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 2.2 政府研发资助与纺织业研发模式研究 |
| 2.2.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的影响 |
| 2.2.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合作研发的影响 |
| 2.3 纺织业研发模式与创新绩效研究 |
| 2.3.1 纺织业内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2.3.2 纺织业合作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2.4 政府研发资助与纺织业创新绩效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3.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假设 |
| 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设计 |
| 3.2.1 样本与变量 |
| 3.2.2 模型与方法 |
| 3.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3.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全样本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3 政府研发资助对不同子行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创新绩效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3.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3.4.2 结果讨论 |
| 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实证分析 |
| 4.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研究假设 |
| 4.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与变量 |
| 4.2.2 模型设定 |
| 4.2.3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4.3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4.3.1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内部研发的影响 |
| 4.3.2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合作研发的影响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政府研发资助对纺织业研发模式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4.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4.4.2 结果讨论 |
| 5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假设 |
| 5.2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 |
| 5.2.2 变量与模型 |
| 5.3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实证检验结果 |
| 5.3.1 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2 内部研发与合作研发的交互效应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纺织业研发模式对创新绩效影响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5.5.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5.5.2 结果讨论 |
| 6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1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假设 |
| 6.2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与变量 |
| 6.2.2 模型与方法 |
| 6.3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结果 |
| 6.3.1 内部研发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内部研发、合作研发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
| 6.3.3 合作研发的门槛效应检验 |
| 6.4 纺织业研发模式的中介效应假设检验情况与结果讨论 |
| 6.4.1 研究假设检验情况 |
| 6.4.2 结果讨论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基于Timmons模型的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的总体回顾 |
| 2.1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的统计性分析 |
| 2.2 近代典型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的对比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机会识别过程研究 |
| 3.1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机会搜寻 |
| 3.2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机会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团队管理研究 |
| 4.1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团队构成 |
| 4.2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团队治理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创业资源拼凑过程研究 |
| 5.1 现有资源 |
| 5.2 资源将就 |
| 5.3 资源重构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近代棉纺织企业创业的驱动要素 |
| 6.2 近代棉纺织企业创业驱动要素间的动态平衡 |
| 6.3 研究展望 |
| 附表1:抗战前中国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年表 |
| 附表2:抗战前外资棉纺织企业创业年表 |
| 参考文献 |
（6）基于专利挖掘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演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相关研究 |
| 1.2.2 专利分析相关研究 |
| 1.3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2.1 数据获取与处理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数据筛选与清洗 |
| 2.1.3 数据字段说明 |
| 2.2 专利分析法 |
| 2.3 文本挖掘技术 |
| 2.4 聚类算法 |
| 2.5 专利地图 |
| 2.6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专利增长趋势分析 |
| 3.2 技术生命周期分析 |
| 3.3 专利主要研发区域 |
| 3.3.1 专利公开国家分析 |
| 3.3.2 专利优先权国家分析 |
| 3.4 专利技术流向 |
| 3.5 专利主要研发机构 |
| 3.5.1 专利主要研发企业 |
| 3.5.2 专利主要研发高校 |
| 3.6 热点技术领域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文本挖掘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主题分析 |
| 4.1 文本预处理 |
| 4.2 共词分析 |
| 4.2.1 关键词提取与识别 |
| 4.2.2 关键词相似度计算 |
| 4.2.3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
| 4.3 聚类分析 |
| 4.3.1 TF-IDF构建关键词矩阵 |
| 4.3.2 K-means聚类 |
| 4.4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主题识别与分析 |
| 4.4.1 类簇一技术主题:工业废水处理工艺 |
| 4.4.2 类簇二技术主题:工业废水处理设备及其构筑物 |
| 4.4.3 类簇三技术主题:工业废水处理药剂及材料制备 |
| 4.4.4 类簇四技术主题:典型的工业废水处理 |
| 4.5 技术主题发展趋势研究 |
| 4.5.1 词频和文档频率计算 |
| 4.5.2 技术主题发展趋势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演进路径与预测 |
| 5.1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发展路径研究 |
| 5.1.1 主路径提取 |
| 5.1.2 技术演进路径分析方法 |
| 5.1.3 技术演进路径分析 |
| 5.2 基于关键词的专利地图技术预测 |
| 5.2.1 技术预测方法 |
| 5.2.2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预测研究 |
| 5.2.3 识别并评价技术空白点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7）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 2.1.2 贸易摩擦 |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 3.4 小结 |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 5.3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1.1 主要结论 |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丛:市民和市民化 |
| 二、“结构-行动”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市民化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 |
| 一、历史制度主义核心议题 |
| 二、走向综合的历史制度主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与都市扩张 |
| 第一节 天津的地理、历史与政治环境 |
| 一、天津的地理与历史环境 |
| 二、近代天津的政治与经济变迁 |
| 第二节 天津纺织业发展及其庇护网络 |
| 一、艰难求生:近代天津纺织业发展 |
| 二、政商学庇护:跨界网络关系建构 |
| 第三节 纺织女工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
| 一、历史谱系:女性的生命历程与技术分工 |
| 二、滞后发展:纺织女工发展的地域差异 |
| 三、城乡背离: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女工的薪酬与福利供给 |
| 第一节 收入鸿沟:工人薪资及其性别差异 |
| 一、薪资结构:工资、奖金与分红 |
| 二、双重歧视:收入上的性别差异 |
| 第二节 名实分离:福利制度沿革与实施 |
| 一、制度沿革:国家和工厂的福利措施 |
| 二、女工福利:哺乳室与托儿所 |
| 三、“发现”童工:劳动年龄与童工保护 |
| 四、城市扩张:就地城镇化与工人居住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工作中的社会网络与技能获得 |
| 第一节 信任纽带:保人制与工头制 |
| 一、进入工厂:保人制 |
| 二、工厂管理:工头制 |
| 第二节 纵横交错:工厂中的社会网络重建 |
| 一、内部整合:工作的地域等级化 |
| 二、社会嵌入:选择性庇护与组织忠诚 |
| 第三节 劳动力再生产:技能与知识的传递 |
| 一、技能获得:代工与师徒制 |
| 二、知识获得:工人补习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都市生活与女工的社会角色转变 |
| 第一节 都市女:男性目光中的女性与女工 |
| 一、标签与污名:危险的都市生活 |
| 二、区隔与认同:女性的身体整饰 |
| 第二节 新女性:婚姻家庭中的女性 |
| 一、从抚育到情感: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 |
| 二、从旧式到新式:中国近代婚俗之变 |
| 第三节 新国民:治理术与女性身份再造 |
| 一、政策漂移:权力博弈下的新运走向 |
| 二、双重目标:《方舟》中的女性与家庭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与权利观念变迁 |
| 第一节 时间观念:工作、家务与休闲 |
| 一、工作时间:三八制改革的成与败 |
| 二、时间配置:难以逃离的家务 |
| 三、工余时间:娱乐生活的组织化 |
| 第二节 权利观念:越轨与罢工中的主体性表达 |
| 一、越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喧嚣与抵抗 |
| 二、罢工:外部动员与内在驱动的合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市民化制度反思 |
| 第二节 工厂依附型市民化 |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进展 |
| 1.2.2 空间人文学的研究进展 |
| 1.2.3 近代工业空间常规路径下的研究不足以及空间人文学视角与方法的引入 |
| 1.3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对象界定 |
| 1.5 研究视角与方法解析 |
| 1.5.1 空间人文学的定义 |
| 1.5.2 空间人文学的空间研究范式 |
| 1.6 论文的内容与框架 |
| 1.7 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7.1 研究资料与数据 |
| 1.7.2 研究方法 |
| 1.8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1840-1949年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 2.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2.2 研究理论、数据与方法 |
| 2.2.1 地理学第一定律 |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3 分析方法 |
| 2.3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化与整体分布模式 |
| 2.3.1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期 |
| 2.3.2 中国近代工业的时空演变历程 |
| 2.3.3 中国近代工业的整体地理分布特征与模式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对产品生产、销售、工人劳动、工会等要素的分析 |
| 3.1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3.2 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数据处理 |
| 3.3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的空间分布 |
| 3.3.1 工业部门结构分析 |
| 3.3.2 工业产品生产与销售概况 |
| 3.3.3 工人劳动与收支概况 |
| 3.3.4 工会组织概况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区位选择的时空分析——通过典型人物对近代国家工业布局演变的考察 |
| 4.1 研究理论 |
| 4.1.1 工业区位理论 |
| 4.1.2 时空间行为研究 |
| 4.2 中国近代工业布局的主要历程与区位决策群体 |
| 4.3 区位决策代表性人物的选取与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4.3.1 代表性人物的选取 |
| 4.3.2 工业布局行为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4.4 近代工业布局不同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 |
| 4.4.1 政府为投资主体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李鸿章为例 |
| 4.4.2 民间资本开始介入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张謇为例 |
| 4.4.3 民间资本成为近代工业化重要力量阶段的区位选择分析——以荣氏兄弟为例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工业转型与区域工业经济空间重构——鲁中、鲁东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 5.1 研究区域与研究时段的选取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时段的选取 |
| 5.2 山东工业经济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
| 5.3 从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3.1 清时期山东手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3.2 民国时期山东工业经济的发展特征与空间格局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工业发展与区域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旧直隶工业集聚区个案研究 |
| 6.1 研究区域 |
| 6.2 近代工业发展与旧直隶城市群体空间结构变迁 |
| 6.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2.2 清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 6.2.3 民国时期直隶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
| 6.2.4 近代工业对直隶城市群体空间格局的影响 |
| 6.3 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外部、内部空间结构变迁——天津个案研究 |
| 6.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2 天津近代各时期的工业发展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
| 6.3.3 天津近代工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拓展 |
| 6.3.4 天津近代城市规划中的工业空间及其影响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近代工业数据基础平台构建的技术方案 |
| 一、建设目的与意义 |
| 二、参考的标准规范 |
| 三、技术架构 |
| 四、建设方案 |
| (一)中国近代工业历史地理数据库建设 |
| (二)中国近代工业信息管理系统开发 |
| 附录B 本文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历史价值分析的初步尝试 |
| 一、全国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工业遗产历史价值的初步分析 |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的进一步解读 |
| (一)山东近代工业化进程中各时期留存的工业遗产 |
| (二)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时间分布分析 |
| (三)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行业分布与产业链关系分析 |
| (四)山东近代工业遗产的空间格局分析 |
| (五)小结 |
| 附录C 中国近代重要工业厂、矿名录整理表 |
| 附录D 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业特征数据 |
| D-1省级一级工业行业职工人数整理表 |
| D-2市县级一级行业厂数、资本总数、工人人数、产品总值整理表 |
| D-3主要城市工会数量及会员人数整理表 |
| 附录E 山东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 |
| E-1方志中出现的部分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 E-2《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中出现的主要工业贸易联系数据整理 |
| 附录F 天津近代重要工业企业名录整理表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发表的论文 |
| 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10）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资料与概念界定 |
| 1.3.1 资料 |
| 1.3.2 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史实与因果 |
| 第一节 企业内迁:组织过程、案例和评价 |
| 第二节 产业转移与后方工业兴起 |
| 2.2.1 亲历者的现状研究:政策与事实 |
| 2.2.2 后来者的历史研究:史料整理与评价 |
| 第三节 基于计量方法的因果性研究 |
| 2.3.1 历史事件的长期效应 |
| 2.3.2 对中国历史的量化研究 |
| 2.3.3 冲突与战争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评价与探讨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前的中国工业 |
| 第一节 战前全国工业发展概况 |
| 3.1.1 战前工业的区域分布 |
| 3.1.2 产出情况 |
| 3.1.3 产业结构 |
| 3.1.4 产权构成 |
| 第二节 战前工业的技术效率 |
| 3.2.1 数据与变量 |
| 3.2.2 模型选择 |
| 3.2.3 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前的西部工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时工业内迁——基本史实 |
| 第一节 民国政府战前准备及内迁政策 |
| 第二节 兵工企业的内迁 |
| 第三节 民营企业的内迁 |
| 4.3.1 第一次内迁 |
| 4.3.2 第二次内迁 |
| 第四节 内迁的完成与复工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方的工业发展:行业和地域 |
| 第一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行业的视角 |
| 5.1.1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5.1.2 时间序列的分析 |
| 第二节 战时的工业发展:地域的视角 |
| 5.2.1 抗战初期的工业概括 |
| 5.2.2 横截面的分析:1942年 |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的比较 |
| 5.3.1 空间基尼系数 |
| 5.3.2 θ指数 |
| 5.3.3 熵指数(SPEC) |
| 5.3.4 Krugman专业化指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方工业兴起与长期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6.1.1 被解释变量 |
| 6.1.2 核心解释变量 |
| 6.1.3 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
| 6.2.1 基准回归 |
| 6.2.2 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分位数回归 |
| 第四节 历史的耦合:三线建设 |
| 第五节 理解工业内迁的长期效应 |
| 6.5.1 改变初始发展条件 |
| 6.5.2 移民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纺织工业“十五”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政府研发资助、研发模式与纺织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张志英. 浙江理工大学, 2021(06)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5]基于Timmons模型的近代民族棉纺织企业创业研究[D]. 刘子恒.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5)
- [6]基于专利挖掘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演化路径研究[D]. 黄宁. 天津大学, 2019(01)
- [7]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8]工厂依附型市民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女工为中心[D]. 司文晶. 南开大学, 2019(08)
- [9]空间人文学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工业基本空间特征研究[D]. 刘静. 天津大学, 2019(06)
- [10]全面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发展及其长期效应 ——一个量化历史研究[D]. 王鑫. 南开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