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的内在逻辑线索

一、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的内在逻辑线索（论文文献综述）

徐国政^[1]（2021）在《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文中提出“自我中心困境”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理论问题。这一困境包含两方面内容:在“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我思主体”难以洞穿内在性的意识,超越自身切中外在于意识的异质性的客观对象,从而造成了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在伦理价值层面上,由于“我思自我”被实体化,从其出发来理解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一问题始终蕴含和贯穿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对它的克服和超越也就成为了近现代哲学所自觉到的主要理论任务。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实践观点,以其特有的革命性方式对此问题予以了彻底的反思和积极的回应,其清晰深刻的洞见对我们今天理解和克服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选择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对自我中心困境的克服和超越为核心论题展开相关研究。“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产生与近代哲学的“主体转向”以及由此确立的自我观念直接相关。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自我”被理解为独立自足、绝对实在、永恒在场的“第一实体”,由此取代了传统社会和哲学中“上帝实体”的地位和作用,这体现了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解放的意义。然而,自我的实体化理解同时蕴含着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由于其遵循着基础主义、绝对主义、超越时间的非历史主义、“中心—边缘”结构模式的思维原则,来理解和设定自我,因而也就使其带有了先验、无根、封闭和独断的特性,正是这一系列的特性以及与此内在关联的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导致了“自我中心困境”的问题。一方面是,内在与超越的悖论构成了实体化自我的内在矛盾,由此必然造成“思存分裂”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实体化必然造成“他者”维度的丧失,以及个人社会性的遮蔽造成人与人之间精神共通感的消解,由此加剧着自我与他者的矛盾,这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伦理困境。解决上述“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是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黑格尔试图借助于概念辩证法以思辨的方式实现理性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然而,由于他仍拘泥于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之内,因而其最多是意识内的“概念”对“存在”的统一,因此黑格尔也就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的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以实践观点作为基本理论原则,开创了崭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野,为解决哲学史上所遗留的这一重大理论难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推动了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对人与世界的纯粹意识关系进行了彻底颠倒,从而超越了抽象的意识哲学,也正是在本源性、基础性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找到了其现实性基础,从而实现了二者的否定性统一。立足于实践观点,马克思对实体化自我观念进行了深入地批判,实现了自我理解的根本性变革,即将自我理解为身心一体的感性存在和生成着的关系性存在,并最终将自我确立为“类主体”,由此也就有效地消解了实体性的自我观念。马克思以对实践活动的自觉理解为基础,使“自我中心困境”的理论困难得到了有效地克服。在前反思、前概念和前逻辑的生存论意义上,自我和世界在人的本源性实践活动中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因而作为其内在环节和要素的思维与存在便具有了本源的统一性;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在社会性、开放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人与自然进行着本质性的交换,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的统一,由此,思维与存在便实现了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在实践观点的视域中自我存在的本真性也获得了显露,即马克思通过对占有性生存方式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批判和考察,觉解到自我生命的本真性就在于生成性和创造性的“存在”,而非孤立贪婪的“占有”,由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性的原子式“经济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这也就在社会存在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的全新理解,为在现实社会中克服“自我中心困境”的伦理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最后,要想从根本上克服和超越现代社会的分裂困境,必须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生成“人类社会”,由此打开人与人之间在“类”意义上的互通关系,从而实现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统一。

骞真^[2]（2021）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文中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无非是一部随着交往而展开一系列活动的历史。从早期氏族社会的形成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往始终是个体群体化和群体社会化的主要演进方式。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大工业文明造成的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等不合理的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着名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用合理和规范的交往方式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然而由于缺乏现实的“武器的批判”,理论最终也不可避免得沦为历史的尘埃。当今世界虽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但交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依然灼目:国际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威胁他国的独立与主权;恐怖主义、领土纷争、民族矛盾等安全性问题时刻挑战着“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转型时难以避免地会造成民族主体性削弱、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等经济现象;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关键;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破坏等生态性问题逐渐演化为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交往理论亟需新的时代转向。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探索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方法之一。虽未形成独立的着作,但“交往”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之中,甚至在晚年的着作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及交往的概念。作为一种历时性理论资源,交往在不同的语境中都表现出不同的含义,分别体现着人与社会的结构、组织方式等基本构成。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下,考察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论前提,更是他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基础,这三点共同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以实践为纽带,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对以往交往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创立了具有科学性的唯物史观义交往理论,从而打开了认识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世界大门。受传统教科书影响,国内曾一度认为马克思不存在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解读社会历史的三个基本概念:经济因素、阶级分析和交往,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前两者,而对交往的研究明显不够。实际上,马克思在构建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时,十分注重交往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和旧的分工,交往才会摆脱异化的状态,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世界历史中的个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共产主义才可以最终实现。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是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更是解开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新方位,全面把握其理论的重要价值,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本文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问题分析、文本解读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当今社会关系中仍旧存在的五种类型的交往问题进行科学的划分与总结,并进一步指出该问题的现实意义与当代发展方向。论文的结构突破了传统的梳理式研究模式,以问题陈列与理论梳理相结合的方式,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出发,力图把握从文本的部分剖析到理论的整体构建、从表象的社会观察到背后的原理总结、从问题的现实发现到意义的深层阐发,以便帮助我们在学习与探索马克思交往这一问题中找到解决当今交往问题的最佳方案。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阐述理论本身,还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交往理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承载着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构想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心路历程。其中,物质生产、需求、现实的人都是其交往理论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逻辑与思想的多重视角,方可全面把握其理论的真正内涵。全文可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全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做一个大致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交往理论的相关概述,分别对交往概念以及相关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一个历史性梳理与文本性还原,力图以文本解读的方式还原理论的真实面貌。第四部分在前文基础上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一般的抽象和概括,其中包括理论的历史演化、理论构建、辩证特征三个方面。第五部分则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价。第六部分着重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交往的新理念,论证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郑鑫^[3]（2021）在《马克思实践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意义》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一块整钢”,而科学实践观就是贯穿这一整体理论的逻辑主线。本文意在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经典文献中关于实践观点的相关论述,凝练出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特征,并把这些关于实践的思想纳入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之中,以便清晰地展现马克思实践观的生成过程和内在规定性,探究马克思实践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意义。具体内容如下:马克思实践观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及发展历程。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三分法”到伊壁鸠鲁的“精神形态的实践哲学”,从康德的“道德实践”、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的行动”到黑格尔的“以自由为根本目的的有意识的中介活动”,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鲍威尔的“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到赫斯的“自由行动”等思想观点,构成了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渊源。本文第二章结合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境遇,以经典文献为依据,回顾各个重要时期马克思对“生活实践”的不同理解,追寻马克思实践观的初步探索、历史性变革、深化运用和理论拓展的发展轨迹。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借鉴前人实践观的基础上建构起贯穿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改变世界”的新实践观。马克思实践观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和理论特质。它涵盖了“感性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异化）劳动生产”和“（变革现实的）革命活动”等向度。本文第三章在利用系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厘定出马克思实践观的相关概念,系统研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义下实践观点的深刻内涵。具体从哲学层次的实践、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实践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践三个维度对马克思实践观进行了系统性的阐释。实践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体性的纽带。本文第四章从实践观是支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石、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撑等三个维度论述实践观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纽带作用。

刘健^[4]（2021）在《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领域”作为哈贝马斯最为关注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贯穿其每个思想阶段,作为后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置身于实践哲学传统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解。阿伦特最初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受阿伦特的影响,哈贝马斯回溯了各历史阶段的公共生活,可以说,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而展开。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实践概念提升为哲学问题。亚氏总体上将人的全部活动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和创制。在亚氏看来实践是作为最为“属人”的知识而存在,近神的理论知识是较高的实践,奴隶意义上的创制知识是较低的实践。“实践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形式的总称。他试图把人类的全部活动归结为一种终极性的‘善’的统摄。”（1）在这一基础性区分之上,亚氏建构起两套问题关系框架:一是在其整体知识论中,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批判理论所指向的一切危机形式都可以在三种知识的不和谐状态中所显露;二是在其实践知识内部,道德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后来又按照自然原则和自由原则对行为因果决定关系的不同,将实践哲学再做处理,划分为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政治实践论,而伦理政治实践论是他们共认的正统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一直以来都兼具这两条演进路线,一条是以伽利略、培根为代表的技术实践论,本文以技术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另一条是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实践论传统,本文以伦理-政治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的重建进行相应指导。其中不乏技术实践与伦理政治实践的交叉视域,比如可以再分为两条进路:一条是以马基雅维利、莫尔为代表的政治技术论（政治技术化）和后期以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多诺为代表的技术政治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以上的实践哲学传统都是以亚氏的知识论为基础在各条实践哲学进路上的延伸,可以说,亚氏的实践哲学成为哈贝马斯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元实践哲学视域,他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伦特等宝贵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将其“公共领域”思想纳入到这一实践哲学框架中考察。首先,公共领域问题作为政治哲学问题是被归为实践知识当中的,哈贝马斯的实践哲学就是以“公共领域”为实践场域而展开,也就是说政治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理论知识和创制知识而出现的;其次,哈贝马斯在实践哲学这一整体框架之下深刻批判了公共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危机形态。他认为理论知识、创制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理性结合是导致政治公共领域异化的外因所在;再次,他通过对实践知识内在的分析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终是由于公共政治脱离了道德伦理这一基础性根基而导致,而对公共领域的重建就是将政治学重新复归到道德伦理学之中。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庞大的思想体系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公共领域”危机的分析与重建,无论从哪个单一视角都无法掌握其思想精髓。所以,只有以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为考察标的,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才能透视出公共领域危机的机理,从而指导公共领域的重建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对“公共领域”这一宏大的现代社会问题进行相应的把握,进而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公共领域”,这充分显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民主政治理想与实践价值。

王贺^[5]（2020）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从伦理的视角剖析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有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阶级立场和道德追求。马克思没有系统阐述过自己的伦理思想,马克思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只言片语的阐释当中。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交往的空间结构由分散孤立的地域交往向整体的世界交往发展。马克思在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对社会各种思想的批判和继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往观,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交换问题,吸收了康德实践理性的合理内核,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交往观和费尔巴哈的交往观,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主体性、客体性、客观性、能动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从交往的基本属性、交往的社会结构以及交往的范围分别可以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地域交往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对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以及文化交往中的主体异化、虚假意识、抽象道德以及强制性交往做出了深刻道德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剖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集中彰显了共产主义的伦理导向和道德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并通过分析生产力的变化以及交往形式、范围的变化展示了人类交往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以交往为线索,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对基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而产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个阶段的交往是完全自发的,在这个阶段上,人受自然力的影响,不得不结合成团体与自然对抗,人是在狭窄的范围内活动和孤立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狭隘的,故而形成的交往伦理带有一定的依附性。而第二个阶段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人的社会关系也不断丰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们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展,所形成的伦理道德是完全物化、依附于资本的。第三个阶段中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朝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断展开的,因而所呈现的交往伦理是积极、自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目标,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从伦理的维度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理论研究集中彰显了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主体维度和伦理旨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的道德批判,展现了马克思独特的交往伦理观。这种观念的确立对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价值选择和道德目标。同时,在批判资本主义交往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指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制度伦理的评价标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让人与自然和解,这一理念的形成为生态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原则,即既符合人的目的性,又符合自然的规律性的伦理目标。人类交往向着普遍交往发展,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视角.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最突出的体现。而用来度过危机的方式依旧是通过加强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掠夺来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未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未变。即使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问题较以往来看更加复杂多样,但依旧改不了资本的扩张、侵略的本性,以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世界范围内的对抗。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自由依旧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最深切的祈盼。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蕴含为处理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思想指引。国际关系的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内容既道出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思想,也摆明了中国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诉求。

陈奕诺^[6]（2020）在《马克思对赫斯共产主义学说的继承与超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弥久常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核心问题,而持续进行这种讨论不仅在于可以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学说以及西方新兴出现的部分思潮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在目前多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为我国持续向前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在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追本溯源时发现,以往我们仅仅重视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哲学线索,而忽视了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社会主义线索和政治经济学线索。随着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研究不断推进,与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相关人物以及相关文献被重新整理出版,被誉为德国社会主义之父的莫泽斯·赫斯就是被长期埋没的马克思思想想成的关键渊源人物之一。赫斯作为最早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与马克思渊源颇深。他们同是犹太教家庭出身,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曾同时供职于一家杂志社,甚至连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重要代表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部分章节也是由赫斯执笔完成的。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一样的工作经历、共同撰写着作、对社会历史同样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辨析力、几乎是同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发起激烈地批判,但是,最终马克思走向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斯却走向了犹太复国主义之路。尽管在1846年赫斯同马克思分道扬镳,但在这之前,他们二人一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马克思在完成哲学革命前赫斯为其提供了众多理论素材,从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哲学,赫斯起到了中介人的作用到德国与法国问题比较研究视域、人的本质思想、异化观的经济学转向和交往理论思想的影响再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性继承,赫斯都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影响着马克思。然而,由于赫斯犹太教教育背景以及自身理论的缺陷,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对社会的教化并倾向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他没有跳出费尔巴哈的“爱”的人道主义,充分暴露出其思想的不坚定性,这也是最终导致赫斯最终转向犹太复国主义的直接原因。因此,从学理层面上看,研究马克思与赫斯思想关系有助于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同时能够公正客观地对话马克思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且马克思与赫斯关系的澄清也关涉马克思的系列着作的创作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的再把握。从现实层面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期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分析马克思思想,这对于顶层设计、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直面当今世界发展问题和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借鉴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回应和破解国际复杂局面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在世界多元化的冲击下,我国面对外部问题缠绕以及我国经济转型的攻坚时期,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完成中国人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了解马克思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

孙岱瑄^[7]（2020）在《马克思辩证法的性质与核心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哲学界对于辩证法的核心或精神实质问题一直存在意见分歧,而辩证法的核心到底是对立统一规律,还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完全明确的书面表达。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中形成自己体系的,他将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变革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让辩证法的根基不再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展开,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否定之否定为辨证框架构建了自己关于人类解放的劳动实践辩证法。本文主要将从生存论意义上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性质与核心规律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马克思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与伟大变革将从三个方面论述,首先追溯辩证法的历史发展历程,其次对马克思劳动实践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框架进行重点阐释,最后论述了以劳动为线索的辩证法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并论述其现实意义。

李娜^[8]（2020）在《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影响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对费尔巴哈哲学解读的重要性,直接造成且影响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与定性。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出场需要真实的费尔巴哈哲学为根基,准确解读其哲学思想,对于论证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开启旧哲学的理论转向、实现哲学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至关重要。目前,费尔巴哈哲学在国内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诸多误区,也就是说,传统视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解读存在着多重误读,真正的费尔巴哈,不是我们所分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费尔巴哈,而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是其哲学革命视域中的费尔巴哈。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阈对费尔巴哈问题进行研究,来重新认识费尔巴哈,澄清其哲学的本质所在,还原其真实面貌,同时厘清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首先,澄清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不是作为宗教批判的哲学批判,而是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通过对其双重面孔即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误读分析,阐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与哲学批判的本质性关联,即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目的是哲学批判,宗教批判服务于哲学批判,来说明影响马克思思想的是费尔巴哈的作为哲学批判的宗教批判;其次,澄清费尔巴哈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社会唯物主义,通过对其自然唯物主义路向的误读分析,说明费尔巴哈哲学的意义不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原则,而是创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通过探究唯物主义历史谱系来还原费尔巴哈,说明这种人本学唯物主义是终结了整个近代哲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视阈中所看到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唯物主义;然后,紧接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会唯物主义哲学又是在何时真正影响了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脉络的把握来指明费尔巴哈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才真正影响到了马克思,影响的本质在于费尔巴哈的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进而,厘清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是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首先对传统的理解进行分析,然后提出质疑,并在质疑中澄清: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不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在《44年手稿》时期已经达成了对费尔巴哈的实质性超越。以此来论证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费尔巴哈是因为对费尔巴哈的理论定位产生了误判;那么,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到底何在,传统观点对其哲学缺陷的指证是直观唯物主义,但这种直观唯物主义却误解了费尔巴哈的根本缺陷,我们提出对这一理论缺陷的传统解释的质疑,进而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来重新解释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最后呈现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超越,分别在学术性向度与现实性向度中展开,最后综合起来,全面系统地厘清马克思自《手稿》到《形态》中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阐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与超越性所在,指出马克思的哲学具有超越一切旧哲学的理论高度,即站在实践的高度上完成了主体与实体的统一。

徐文越^[9]（2020）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文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的主要理论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耗费几十年心血的恢宏巨着《资本论》,当然这一工作并未能完成。恩格斯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理论发现,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又是关键,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发现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传统的解读中似乎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二者内在统一的机制与环节并未得以完全展现。而在后来的其他解读路径中,二者关系却日益呈现为“并列”,甚至是走向“对立”,并处于实质的分离之中。由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解读也逐渐脱离开唯物史观境域,成为局限于现代学科内部对于既定事实的或实证化或观念论的批判,在根本上又囿于现代性范畴之内,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客观历史性。尽管这些解读路径可以导向激进的政治实践,并看似更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事实,但在脱离开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后,也就歪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和目的,使其停留于外在批判而难以深入到社会有机总体的内在关系之中,并失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力度。这不仅危及对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正确理解,也往往影响到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这也决定着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包含着实践价值。本文主要的阐释路径就是深入到文本之中,依据文本考察证实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以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保障其正确的批判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以深入推进,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构成唯物史观发展中的必然环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的整体批判,在根本上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批判或实证学科内的技术批判。虽然唯物史观着眼于人类社会,但其作为典型解析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并不存在脱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粹唯物史观着作。唯物史观不仅在最深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理论根基,更在最高处为其指引着人类解放的方向,并提供更为具体的方法论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可谓是马克思自身经历的一个独特阶段,不同于未经此阶段而直接进入经济批判并确立共产主义立场的赫斯等人。马克思看似“迟缓”的这一步却是意义重大,其不仅系统清理了自身之前的理性自由观念,对遭遇到的物质利益困惑问题作出了理论反思,开出了政治批判维度;而且在引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同时确立了人类解放的主题,并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在理论上发现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在思想上与当时看似同行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了实质性差别,也决定着马克思在随后开启的经济批判在性质上并不同于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是站在之前已确立的人类解放立场上对国民经济学根本前提的本质审视,通过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并且借助这两个因素引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线索。这根本上又在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从其精神生产史中收获了劳动辩证法,并通过感性活动原则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此时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展开的经济批判并不能仅仅从认识论层面或人本主义视角予以解读,而应从经济事实出发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否则便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路径相混同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自发分工为核心,阐明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等方面的关系,草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即唯物史观,超越了一切市民社会科学或知性科学,从此马克思手中有了最为彻底也最为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还未真正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深层理论奠基意义。这也在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历时性的历史记叙,而是对于历史发展结构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真正洞悉,根本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并非永恒的科学,其不过是对于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对其批判并不能脱离开唯物史观所阐明的理论地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揭示了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集中批判了那种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纯对经济范畴进行的理性设计和改造。这不仅针对略显肤浅的蒲鲁东,也同样针对自认为处于科学水平的政治经济学家,因其已预先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设定为天然的存在,这也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原则相背离。这些都通过对于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而得以阐明,并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第一次科学阐释。马克思到达伦敦后在经历最为集中的一次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后,终于形成了其计划中的理论巨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手稿,这其中包含着远大于后来《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也更有利于辨析其中的理论构想。特别是其中的《导言》实际上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概说,同时也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对应性批判,并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生成了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维度的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体现为包含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特质,这也就从内部更为深入地批判了整个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解析,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有机总体,在叙述方式上有着一种类似先验的结构形式。但同时我们却不能将《资本论》中的范畴形式完全从黑格尔意义上进行解读,包括对于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价值形式概念以及资本逻辑的解析,在根本上还是要能回溯到唯物史观那里,而不能归为某种精神统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始终是在场的,并有着自身的呈现方式,也并不存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相互分割和对立,最终对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克服并不能脱离开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的发展演进,这里展现的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根本意义。本文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又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在比较研究中,辨清马克思思想上的根本超越之处。青年马克思曾与青年黑格尔派为伴,但在自身遭遇物质利益困惑并实现哲学上的变革后,又将这些曾经的思想伙伴一一超越,从中也更能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路径。马克思也曾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后又屡屡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更加澄清了唯物史观原理并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又长期与政治经济学家的着作打交道,特别是对古典经济学多有吸取,但最终又在根本上超越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克服这些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而确立起自身的经济科学。而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影响又是最为根本的,并贯穿始终。本文也试图将二者思想直接衔接,强调马克思通过实现对黑格尔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自身的理论发现。本文也将唯物史观看作是从黑格尔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就,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同时又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和超越。当然这些根本启示并不妨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二者在性质上有着严格差别,并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这样也就完全混淆了批判的性质。本文进而还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方法论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此来澄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并真正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是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姜学斌^[10]（2020）在《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哲学理论对审美问题的自觉关注,是康德以后近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哲学的审美自觉不仅改变了哲学的理论主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哲学的话语方式和存在样态。因此,哲学审美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元哲学意义。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是哲学审美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从元哲学的视角出发,对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问题进行研究,以分析谢林哲学艺术自觉的缘起,揭示谢林的哲学总体架构和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彰显艺术在谢林哲学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对谢林哲学艺术自觉的影响、意义和限度进行评析。本文认为,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源于近代欧洲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不断变革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康德哲学审美自觉的理论启示。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的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推动了艺术的复苏及其地位的提高,为谢林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康德开启了哲学审美自觉的大门,为谢林将艺术引入哲学思考奠定了理论基础。谢林反思了古希腊以来审美问题在哲学中的缺失,继承了康德哲学审美自觉的基本思路。谢林哲学的总体构架在于其体系的同一性逻辑。谢林的全部哲学可以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发展阶段,但从总体上看,谢林始终以同一性作为最高根据和贯穿前后期哲学的重要线索。在前期哲学中,谢林建立了以“绝对同一”为本原的同一哲学体系,在后期宗教哲学体系中,尽管谢林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但同一性问题的总体思路仍作为一条根本线索被延续了下来,因而宗教哲学是同一性问题的延伸。也就是说,谢林以同一性问题贯穿全部哲学的整体脉络。在谢林看来,艺术的本质是“绝对者的流溢”,他要阐释的是“绝对的艺术”,以此表明艺术从绝对者那里获得神性本质。谢林通过对艺术本质、特征、规律、形态等构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艺术哲学体系,换言之,艺术哲学即对艺术的构拟。艺术的绝对性以及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艺术哲学必然表现出同一性的向度,因而艺术构拟是对同一性问题的确证。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在于艺术对哲学的构建作用,揭示了哲学反思的艺术维度。谢林认为,艺术是客观化的哲学,它是哲学在现实世界的永恒证书。艺术作为哲学的构建工具,直接参与到哲学体系构建之中,艺术哲学由此成为哲学大厦的拱顶石和工具总论。谢林对艺术问题的关注,以及艺术在哲学构建中的工具作用,使谢林哲学呈现出艺术化的倾向,从而生成了一种诗化构想,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哲学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对后世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黑格尔等哲学家对艺术问题的关注及其通过审美化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实践都由此获得启示;其意义在于,谢林承接康德哲学的审美自觉,完善了哲学审美自觉谱系,揭示出哲学反思的艺术维度,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其限度在于,谢林的艺术直观自身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艺术自觉最终在宗教的启示中迷失。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的内在逻辑线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的内在逻辑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1）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实践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4）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对赫斯共产主义学说的继承与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辩证法的性质与核心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论文提纲范文）

（10）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思实践哲学创立的内在逻辑线索（论文参考文献）

• [1]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D]. 徐国政.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D]. 骞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实践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意义[D]. 郑鑫.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4]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D]. 刘健.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D]. 王贺. 河北大学, 2020(03)
• [6]马克思对赫斯共产主义学说的继承与超越[D]. 陈奕诺.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7]马克思辩证法的性质与核心规律研究[D]. 孙岱瑄.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8]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实践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费尔巴哈问题研究[D]. 李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D]. 徐文越.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谢林哲学的艺术自觉研究[D]. 姜学斌. 黑龙江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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