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纪要(摘录)（论文文献综述）
肖云峰[1]（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巡视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被确定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党的巡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创立、发展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组织、落实党的指示、维护党的纪律、净化党的肌体、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迈向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每轮中央巡视工作完成后,习近平同志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并作重要讲话,指示部署工作。巡视工作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齐头并进,大放异彩。在实践方面,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强化中央直接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巡视组组长库,实行“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开展专项巡视,推行“巡查式”“点穴式”“回访式”“机动式”巡视,强调政治担当,推动巡视成果运用,顺利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做到全国“一盘棋”;在制度方面,两次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建立“十大协调机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理论方面,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巡视工作继续深化,新党章将巡视巡察工作作为独立一条进行规定,党中央制定印发了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巡视工作被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巡视监督在内的“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局正在形成。截止2020年8月份,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已经开展五轮,其中创造性地将巡视整改和脱贫攻坚列入巡视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巡视工作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初心、不辱使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前行。巡视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虽然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但总的来看还处于创新发展、不断完善过程中,在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尚需完善之处。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西方关于权力监督制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借鉴,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实践现状和理论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提升,以期挖掘展现第一手的基础资料,提炼总结巡视工作理论,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发展完善路径。本文按照党内巡视工作理论基础研究-历史演化分析-当前发展述评-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路,共分六章展开研究论述。在理论基础研究部分,首先在总结分析学界对巡视制度定义基础上,突破以往片面化的描述,将党内巡视制度定义为党政机关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而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巡视机构开展巡视监督的规章制度等文件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作体系及相应工作机制、工作规则的总称。并通过与构成“四个全面覆盖”的其他三种监督方式,即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巡视监督的的概念,并概括出巡视工作的政治性、社会性、权威性等基本属性。对巡视工作理论基础和借鉴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演化分析部分,将党内巡视工作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建国初期曲折前进阶段和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进行研究,对历史脉络进行了考查梳理,总结归纳了阶段发展特征。特别对于现阶段研究尚少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巡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史料挖掘,补充了诸如年度巡视工作情况等珍贵资料。总结了巡视工作在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等历史成效。在当前发展述评部分,首先,论述了党内巡视工作适应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辅助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其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一届党委任期之内巡视全覆盖,高效运用巡视成果,保证巡视工作取得实效。其中,特别结合2015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修改巡视工作条例情况,对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再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全面归纳,具有开创性的提炼总结了巡视工作思想、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在未来发展路径部分,首先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所取得的珍贵工作经验,即巡视工作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要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要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开透明形象。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巡视工作在发现问题、成果运用、工作网络、理论研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通过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构建巡视监督网络、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等措施与路径改进发展巡视工作。
于峰[2]（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研究指明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何小菁[3]（2018）在《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病历档案是医务人员临床思维和经历智慧的结晶。病历档案管理发展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已经具有较长的历史,我国现代病历档案管理历经近百年历史。归纳此近百年病历档案管理的发展历史,总结病历档案管理发展规律,对于掌握病历档案管理发展历史脉络,把握病历档案管理发展趋势,同时对于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病历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医疗机构管理者和病历档案管理部门制定病历档案管理规定,医务人员重视病历产生与运行过程,以及具体到每个病历档案管理员开展病历档案工作、科学管理病历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病历档案管理是医疗机构管理的组成部分。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我国现代病历档案管理史上的第一家病案室,开启我国集中统一管理病历档案的新篇章。依据档案管理理论,将病历档案管理划分为实体管理与信息管理两个主要部分。病历档案管理的演进与发展一直是围绕着病历档案实体管理与信息管理开展相关工作。作者将病历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与病历档案管理相关的特定事件相结合,首次将1921年至今的近百年病历档案管理历史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历经百年的病历档案管理历史中,不变的是病历档案管理的客体,相对变化的病历档案管理的流程、内容和任务。管好病历档案、写好病历档案、建好病历档案和用好病历档案具有各自明确的病历档案管理内容,分别对应不同的管理阶段与管理模式。作者以病历档案管理内容的演进与发展为主线,结合信息管理发展阶段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程管理理论、数据管理理论和档案模式管理理论,结合信息技术在病历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实际运用情况,归纳出四个阶段对应的四类病历档案管理模式。论文主要对国内外病历档案管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论证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阐述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等。作者在厘定病历档案、病历档案管理和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概念的基础之上,明确病历档案管理模式定义,分析四个病历档案管理阶段的内容与病历档案管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阐述信息管理发展阶段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程管理理论、数据管理理论和档案模式管理理论等理论在各个章节中的具体应用。作者将1921年至1981年期间的病历档案管理历史时期确定为病历档案实体管理阶段,此阶段通过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供应等环节实现管好病历档案。建立病案室,医院实现对病历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为医院的医务人员可以提供病历档案实体。此阶段,病历档案管理的所有业务流程都是在病案室内进行。这一阶段病历档案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病历档案实体进行科学管理,实现管好病历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供应前后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实现管好病历档案的实体管理模式,主要是为医疗机构内部医疗业务、科学研究等提供实体利用服务,体现为病历档案的备查、备考和凭证作用。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无法对病历档案的形成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导致病历归档之后,发现病历档案内涵质量不高或存在缺陷时无法弥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强劲发展,医疗业务增长提速,病历档案数量快速增加,利用病历档案的频率与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提高。1982年卫生部从国家层面第一次颁布《全国医院工作条例》和《全国省地市综合性医院病案管理工作基本要求》分别从医院管理和病历档案管理两个层次对病历档案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全国省地市综合性医院病案管理工作基本要求》,将全程管理的理念运用于病历档案管理。这便要求病历档案管理部门需要在原有病历档案实体管理的基础之上,要走出病案室与临床业务部门进行交流、沟通,规划、指导、监督和协助医务人员写好病历。病历档案管理部门将病历档案管理职能前移到诊断治疗、检验检查和护理服务等病历运行阶段。病历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范围不再局限在病案室,工作流程需要在原有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和供应的基础之上,超前到临床业务阶段,通过规划、指导、监督和协助等管理内容,控制病历的产生与运行,实现写好病历档案。写好病历档案纳入病历档案管理范畴,标志着病案档案管理正式进入全程管理模式阶段,规划、指导、监督和协助等成为病历档案管理不可或缺的内容。病历档案管理模式下,病历档案的利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医院之外的利用开始呈现上升趋势。2002年全国卫生信息化工作会议通过《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同年卫生部印发《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规范》,病历档案管理进入信息管理时代。病历档案信息管理借助于电子病历系统,成为深化卫生改革、卫生事业发展,以及病历档案管理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不仅病历档案数量增长加快,而且医疗、教学、科研和社会利用等都对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关注病历档案内涵为主的管理内容,但是仅关注全程管理病历档案已经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快速、及时响应病历档案信息需求;另外由于缺乏系统规划,以前所建的病历档案与医院信息系统之间,病历档案信息无法实时共享,形成了病历档案信息孤岛。病历档案管理的窘境,客观上需要病历档案管理部门寻求新的管理方法和信息技术改善病历档案信息孤岛现象。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建好病历档案,便成为病历档案管理工作的新任务。病历档案管理需要在原有模式基础上,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利用电子病历系统建好病历档案,可以为临床医疗服务、医院管理和社会各界快速、及时提供病历档案信息服务。同时,借助电子病历系统,采集、组织、存储、传递和利用病历档案信息,实现建好病历档案的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可以提高运行病历内涵质量,提高归档病历档案的管理效率,既可以满足病历档案实体管理要求又可以实现病历档案全程管理需求。随着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如何“用好病历档案”便成为病历档案管理部门需要解答的新问题。健康管理要求病历档案跨医疗机构共享,为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服务。利用病历档案的主体将不再局限于一个医疗机构、一个病人,而是需要将病历档案信息纳入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与公共卫生机构协同共建共享病历档案,产生的病历档案信息服务于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病历档案的形式也不断拓展,由文本向图形、影像、音频、视频、多媒体、传感信号,从单系统数据向大数据转换,并且出现从一个医疗机构向多个医疗机构转换,从医疗机构向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协同转换;病历档案数据为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和自主健康管理一体化的健康管理提供信息服务。通过病历档案数据生产和挖掘,服务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给病历档案管理带来了新的内容。病历档案数据不断丰富,病历档案管理精细至数据层面,病历档案数据管理的结果将会不断提升病历档案的知识价值。病历档案数据管理一方面会将管理的对象向组成病历档案信息的数据转移;另一方面会提升病历档案管理结果的价值,通过病历档案知识生产,充分挖掘病历档案的价值。作者对近百年的病历档案管理历史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提出,可以依据典型事件划分病历档案管理阶段,且各个阶段对应不同的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每个病历档案管理发展阶段具有明确的管理内容。基于病历档案管理二元性特点,在理出管好、写好、建好、用好这一发展主线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病历档案管理的空间范围逐渐扩大、作用越来越大,流程更加复杂,由实体管理不断向信息管理演进与发展的规律。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的内在发展动力是不断满足病历档案信息需求。作者关于病历档案管理演进与发展研究的成果,对于医疗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院管理者、医务人员和病历档案管理员掌握病历档案发展规律具有指导意义。
赵红卫[4]（2018）在《我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文中指出高校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自然延伸和必然要求。高校财务信息公开是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广泛共识和普遍实践。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等先后颁布实施,为我国推进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奠定了基本的法制基础。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属性、财不露白的保密文化、会计方法的技术壁垒,财务信息集经济性、隐私性和专业性于一体,使财务信息公开成为高校信息公开中的焦点和难点。近年来,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开展的相关调查研究表明,我国高校信息公开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尤以财务信息公开为甚,影响了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整体推进,影响了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两个“有助于”目标的实现。因此,对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进行专题研究,既很重要,又很迫切,具有鲜明的法制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理论基础、制度源流、现状考察三个维度,从公共物品到信息市场两个视阈,沿着“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制度源流——>实践现状——>比较分析——>基础信息公开——>信息产品市场”为研究主线,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开展研究。本研究将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建基于公共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系统模型和知情权利理论等理论基础之上,并从高校财务基础信息公共物品到高校财务信息产品市场两个视阈的转换和推进,尝试构建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的理论逻辑。此外,通过梳理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制度演进,介绍美、英、加、澳四国信息公开的立法进程,阐明财务信息公开是信息公开立法和会计准则制度的双重遵循,是“信息公开”的普遍性与“财务信息”特殊性的统一。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截止2016年5月30日全国高校名单,本研究选择817所国内高校作为研究样本,具体包括:全部中央直属高校118所、全部成人高校284所、全部中外合作办学高校7所,以及北京、上海、河南、陕西、福建五省（市）所属全部普通高校408所,占2016年全国高校数量的28.4%;其次,为开展国内外比较研究,本研究根据U.S.News&World Report2018年度世界大学排名,选择美、英、加、澳四国前10名的大学,共40所高校为参照;根据《办法》《通知》《清单》相关要求,设置考察栏目,确定赋值规则,实施网站访问考察,进行结果统计。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跨空间、跨时间、跨类别高校财务信息的横向同期、纵向趋势公开现状,以及国外大学财务信息公开现状。最后,本研究在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之上,从立法制度和实践现状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不是为“公开”而“公开”,而是为推进高校财务信息的“使用”而公开,进而实现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两个“有助于”目标。本研究将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区分为高校财务基础信息和高校财务信息产品,研究高校财务信息基础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未来高校财务信息产品的市场取向,形成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的公共物品视阈和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信息市场视阈,拓展了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的理论逻辑。本研究认为.:当前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中成绩与困难并存,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1.从理论基础看,理论基础薄弱、主观认识不够、指导实践脱节;2.从制度基础看,制度遵循失衡、体系内容粗浅、督查问责虚化;3.从实践现状看,高校个体跨时间财务信息不公开、少公开、晚公开普遍存在;高校整体跨空间、跨类别财务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均衡比较突出;4.从基础信息公开看,主体失范、共享不足、流动不畅;5.从信息产品市场看,公开目标弱化、市场化程度不足。当前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面临理论困境、法制困境、底限困境和价值困境,相应提出重构、建设、突破、深化四项对策建议。本研究创新之处:一是阐释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理论逻辑,拓展了作为公共物品的高校财务基础信息到作为信息产品的高校财务增值信息的理论视阈;二是阐释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实践逻辑,提出了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多元义务主体和双重制度遵循,纠偏义务主体单一和制度遵循失衡;三是较为全面地实现了跨空间、跨时间、跨类别、跨国别高校的财务信息公开横向同期、纵向趋势现状考察和比较分析,弥补了以往对国内民办高校和成人高校,以及国外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现状考察和个案研究的缺失。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样本未能覆盖全国所有高校,难免管中窥豹;二是未能开展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绩效评价。
曾丹凤[5]（2017）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文中认为厘清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相关概念和关系,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思维方式及其演进动力和阶级因素的相关论述,揭示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趋势和动力以及中西方资产阶级的不同境遇和作为对中西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分析,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具有了理论基础。以自然科学在技术发明和工业生产中的自觉应用为界限,把技术思维方式划分为传统和现代两种类型;把握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一般趋势和态势,并以此为参照系,对比明清至民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演进的不同态势以及1949年以后它在中国的演进态势,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问题由此得以凸显,即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在1949年以后呈现出了不同于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演进态势。其根源在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技思想体系（思想领导）、领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技术活动主体开展技术实践活动（组织领导）,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前演进。其中,1949—1976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继续发展为第二个形态。尽管期间经历了曲折,而且第三个形态在中国的兴起也受到了阻碍,但1977—1988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三个形态开始在中国的兴起。1989—2012年,在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三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后快速发展为第四个形态,而且还具有了伦理意蕴。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推动下,第四个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孕育着新的形态,伦理意蕴日益浓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技术活动主体推动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演进的六十多年里,前三十年,历史性突破与不足并存,后三十多年,实现历史性转折后取得了重大跨越。同时,这一演进进程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的发展和融合以及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转变,助推中国跻身第四个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头以及创新型强国前列,还有助于“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实现。
乔克[6]（2017）在《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文中认为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被称为党史上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这两年是连接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枢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酝酿期。这两年的很多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若干正确措施,开启了 1978年以后经济改革的序幕。因此研究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和探索能够打通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研究改革开放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活动对经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应对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央高层权力发生重要变动,老一辈革命家得以大量复出,极“左”派被清除;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极力推动改革,政治影响力得以凸显;华国锋固守旧的意识形态,无法整合各种政治力量,权威日渐丧失。面对落后的经济,中央实施一系列整顿举措,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澄清经济政策的取向;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表现出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趋向。思想的解放是经济改革的先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经济思想领域即展开大讨论。经济理论界、政策研究者和领导层以批判“四人帮”的错误理论为契机,澄清“唯生产力论”的正确内涵,为发展生产力正名;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肯定物质刺激的合理性;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缝隙;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可能;建立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经济思想领域的解放,为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经济领域的整顿也酝酿经济改革的因素。企业管理走向重视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道路。工业三十条系统总结前三十年企业整顿的经验,分配方式上,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企业组织形式上,重新启动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这种拨乱反正,不仅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正确路线,更是一种自我扬弃,蕴含着经济改革的因素。地方的自发改革突破原有体制,四川尝试扩大企业自主权,安徽、四川等省农村包产到户不断深入,农村社队企业发展壮大,这一切都孕育着经济改革的力量。经济改革的措施,具有鲜明的探索性,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历史脉络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开放也是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落实对外开放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掀起对外学习考察的热潮。考察团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快速实现现代化的路径,西欧和美国的发达现代化成果和科学技术水平兴趣浓厚。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强烈落差,刺激中国领导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济管理方法,加快现代化建设速度的决心。对外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改革也开始酝酿实施,实行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筹划建立对外出口加工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打破外汇领域的禁区,学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得以实行。中央高层关于经济改革的讨论逐渐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和决策于国务院务虚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国务院务虚会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围绕如何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建言献策,提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吸取国外经济建设先进经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意见。这些议题酝酿了改革开放的设想,会议的总结报告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奠定基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继续围绕经济改革议题讨论,还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人事调整等展开讨论,酝酿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最终十一届三中全面开启经济改革之路。
陈杰杰[7]（2014）在《重庆的工业遗产及工业博物馆展品征集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热的兴起，工业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资源，近年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工作，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模式并存的方法，并已经取得良好效果。在国内，不少地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也开展了对工业遗产保护模式的探索。由于工业遗产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府主导性，工业博物馆被作为一种保护工业遗产的主要模式在各地广泛采用。重庆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一些企业的创办可以追溯到开埠和洋务运动时期，随后重庆的工业又在抗战和三线建设中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已经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工业遗产。随着逆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和市政府开展的主城区工业企业环保搬迁工程的进行，工业遗产何去何从，它们的命运再次面临挑战。百年重钢搬迁后，重庆市政府决定集中全市重要的可移动工业遗产，在着意保留的大渡口重钢重型钢厂原址上建设重庆工业博物馆。一年多来，笔者有幸参加了重庆工业博物馆筹建工作，基于学习与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这篇论文。文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对本研究目的的提出与研究意义做出了说明，进而阐释了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指出工业博物馆是保护工业遗产的重要模式。第二部分，重庆的工业遗产。在梳理重庆工业发展简史的基础上，介绍了重庆工业遗产的现状，进而针对本地区工业遗产不断流失和保护不力的状况，强调建设工业博物馆之必要。第三部分，重庆工业博物馆的建设。分别从该建设的背景，建设规划以及建设中动用的社会资源等方面予以探讨。第四部分，重庆工业博物馆的文物展品征集。从征集办法的制定、征集主体、征集形式与范围、征集展品的存放及材料整理、征集现状、征集中的主要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与分析。第五部分，结语。回顾全文，对主要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作为首篇关于重庆工业博物馆建设的研究性论文，它源于笔者在学习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参考价值。
王显荣[8]（2014）在《外国法适用论》文中研究表明尽管在涉外民商事诉讼中，由于案件的涉外性，当今世界各国在司法实践中都不可避免地采用外国法予以裁判，但是外国法以何种面目出现在司法过程中，各国的作法却并不一致。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局面主要源于各国立法者或司法机关对外国法性质定位不同，如有的将外国法视为事实，而有的则将外国法视为法律，有的则将外国法具有混合性。而将外国法视为法律，则涉及到外国法仍然以外国法本来面目出现，还是作为国内法之一部分出现的不同，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理论与制度两个层面，理论上又细分为适用外国法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两个方面。外国法适用必须以冲突规范援引外国法及外国法已被查明为前提，但冲突规范援引外国法只是其可能的结果之一，因为其还可能援引法院地法。这就需要外国法适用之外的理论予以支持，因此，如何设计冲突规范即法律选择理论不宜包揽进外国法适用理论中研究。这与外国法查明不同，后者只有在外国法被援引后才被涉及。因此，如何设计冲突规范即法律选择理论不属于外国法适用过程中的常态。而在法院适用外国法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之前，立法上必须从理论上对于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和如何适用外国法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不同的回答导致不同的解决路径。欲从理论上正确回答如何适用外国法这一技术性问题，务必首先正确回答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而要正确回答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就得首先回答什么是外国法，外国法的种类及范围，外国法适用及其与内国法适用有何异同等一系列更基础的问题。文章首先在对上述基础性问题予以了回答后，来到了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这一古老命题。文章在对既有的理论和学说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少理论纯属理论演绎，并没有观注司法的实际流程。其实无论是在将外国法作为法律还是作为事实的国家，正如表面上所看到的一样，外国法之所以事实上在国外得到适用即具有域外效力，正是源于法院地冲突规范的援引。而法院地立法者为什么要设置冲突规范来援引外国法，这就涉及到了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而为什么法院地立法者能够设置冲突规范来援引外国法，这就涉及到了外国法适用的正当性。之后，文章从上述两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这一问题。首先是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解答，如对外政策需要、促进国际平等互惠交往、增进国民利益、有利于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有利于判决结果的一致、实现个案公正，全世界共同的幸福等等。本文通过分析后认为，上述各项无疑都从各自的方面体现了适用外国法的必要性，但考虑到法院适用外国法最原始、最根本的目的无疑是利用外国法来裁判涉外民事案件，而裁判案件，公正无疑是其第一价值追求。因此，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情况下，适用外国法应当是公正地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的第一需要，应以此为核心设计适用外国法的诉讼理论与程序。同时，文章还认为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具有多重性和层次性：首先得体现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维护，其次，在尊重主权独立的前提下，追求对案件的公正解决。最后，还应当追求判决的国外承认和执行、平等互惠地国际民商事交往等等其他目标。至于外国法的正当性，既有的理论如法则区别说等等。其中，有的拒绝承认适用的是外国法，因而也就不存在域外效力这一说法，如戴西的既得权说，库克的本地法说，有的则主张是外国法制定国对法院地国的礼让或委任，从而允许其内国法具有域外效力。如国际礼让说及委任说。但无论如何，上述各理论因其不足之处而无法完美地解答外国法何以具有域外效力。在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的情况下，作为非国际组织的一独立主权国家显然无权立法要求外国适用本国法或者要求外国同意其法律适用于本国。但是一独立主权国家可以借用外国法的内容来处理案件，这在理论上并没有障碍。因为任何一国之立法机关均可以借鉴外国立法上的先进经验来为本国立法服务。关键在于借用来的外国法凭什么能够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换而言之，外国法在法院地国的效力来源。文章认为，外国法的效力来源于法院地国立法者通过法院地冲突规范的注入。并且，这种注入效力的行为在外国法查明且模拟适用后不违背法院地国际公共秩序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即在涉外民事诉讼中，为了实现公正地裁判涉外民商事争议这一价值追求，法院地国立法者单方、无偿地临时借用冲突规范所援引的外国法内容，并注入法律效力后，用来裁判涉外民商事纠纷，同时给公众行为以引导。此即“借用、注入论”。据此，处于法院查明阶段的外国法，显然属于待证事实，而查明且不违背法院地国际公共秩序的情况下，外国法因为被法院地立法者注入法律效力而转变成为法律，从而成为司法机关裁判涉外民商事纠纷的依据，即成为与法院地法一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此即外国法性质“阶段论”。此后，文章按照外国法性质“阶段论”构建了外国法查明制度，采取了以应当由当事人申明和并证明外国法为原则、法院只在涉及身份和公共利益领域依职权适用和查明外国法为例外的冲突规范适用模式和外国法查明模式。在外国法查明不能的救济方面，文章认为，次最密切联系说和替代适用法院地法说各有其理论基础，前者追求公正，后者追求效率，而公正与效率一直相生相克，很难两全，因此，不能片面地说谁优谁劣，适合国情的才是最好的。至于外国法适用错误的救济，文章考察后认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允许就外国法适用错误上诉，差别主要在于能否上诉至最高法院，而按照外国法性质“阶段论”，司法机关最终适用的外国法属于法律，因此，上诉到最高法院不存在理论障碍，关键在于各国的意愿。外国法内容的确定属于事实认定，其认定权归裁判者，而外国法的解释权，因为此时外国法已属于法律，按照“法官知法”或“司法认知”，理当归法院。外国法适用之公正解决涉外民商事纠纷的必要性决定了外国法适用的价值目标为实体法公正，而对此处的实体法公正应当相应地转换为冲突规范援引的外国法得到适用和得到正确适用。这就要求对外国法限制制度本身施加必要的限制，防止其被法官滥用。总的思路是，法院地公共秩序和“直接适用的法”形成限制司法权追求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底限，相应地，法律规避制度由传统的保护国内公共秩序转为保护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合法权益，其功能由恢复原状、遏制不当得利转换为遏制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不当得害。同时应当通过识别制度，剔除掉虚假的涉外案件，即对于所有因素都属于位于一国之内的案件，当事人故意通过改变连结因素来规避内国法的案件，一律识别为国内案件，按照国内案件处理。因为是否保留法律规避制度，只有建立在真正的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上才有意义。除此之外,真正的涉外案件，不以规避内外国强制性规范为限，而对于合同行为则以规避内外国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为限。文章通过比较法考察后发现，国籍和住所仍然是世界两大属人法原则，惯常居住地还没有真正形成替代之势。因此，尽管反致制度并不完美，但是在传统的属人法领域，反致的作用仍然无可替代，因此也应当将其作用限定于属人法领域。文章最后对我国相关外国法适用理论和适用制度予以了评析，并根据此前提出的相关理论和制度予以了建构或重构。全文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包括七章:第一章，外国法及其适用的界定。主要界定了外国法及其与相近概念的区别和外国法适用，比较了外国法适用与内国法适用的区别，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二章，外国法适用之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本文将外国法适用按通说分为两个方面，即必要性和正当性。至于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本文通过对既有的理论分析后认为，在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情况下，适用外国法应当是公正地解决涉外民商事争议的第一需要，应以此为核心设计适用外国法的诉讼理论与程序。首先得体现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维护，其次，在尊重主权独立的前提下，追求对案件的公正解决。最后，还应当追求判决的国外承认和执行、平等互惠地国际民商事交往等等其他目标。至于外国法适用的正当性，本文通过对既有的理论分析后认为，在涉外民事诉讼中，为了实现公正地裁判涉外民商事争议这一价值追求，法院地国立法者单方、无偿地临时借用冲突规范所援引的外国法内容，并注入法律效力后用来裁判涉外民商事纠纷，同时给公众行为以引导。此即“借用、注入论”。外国法适用的价值取向应当以实体公正，但应当转换为尽可能适用冲突规范援引的外国法。第三章，外国法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传统理论所坚持的法律说、事实说及混合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比较法考察后，提出了外国法性质“阶段论”。第四章，外国法查明。本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或地区的冲突规范适用模式、外国法查明模式、外国法查明方法、外国法内容的确定和解释、外国法查明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和比较法考察，提出：就冲突规范适用模式而言，以冲突规范任意性适用模式为原则，以冲突规范强制性适用模式为例外，就冲突规范适用模式而言，应当以当事人查明模式为原则，以法院查明模式为例外，构建协同主义外国法查明模式。外国法查明方法应当采用指引式，而非必要式和穷尽式，外国法内容的确定权和解释权归法院，查明外国法应当进行国际合作。第五章，外国法查明不能及适用错误之救济。本文比较了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于外国法查明不能和适用错误的救济后，认为次最密切联系说和替代适用法院地法说各有其理论基础，前者追求公正，后者追求效率，而公正与效率一直相生相克，很难两全，因此，不能片面地说谁优谁劣，适合国情的才是最好的。外国法查明后即属法律，故外国法适用错误可以上诉。第六章，外国法适用之限制。本文对传统的限制制度如公共秩序条款、法律规避、反致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公共秩序条款对“直接适用的法”这一新型制度所涉到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理论上排除了外国法查明和识别两种制度的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功能，同时还对公共秩序条款、“直接适用的法”、法律规避的配适关系进行了探讨。第七章，我国有关外国法适用的理论建构及制度设计。作为结论阶段，本文首先对我国外国法适用的理论、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分析出来的问题，利用本文所提出的相应理论予以了建构或重构。例如，我国在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应当以公正裁决纠纷为核心构建，在正当性上引入‘借用、注入论”予以解释，采取外国法性质“阶段论”，并以外国法的事实性重构外国法查明和外国适用的限制的各项制度。
罗欣[9]（2012）在《领导教育视阈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 ——以“新浙商”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支劲旅,而其发展的势头也正呈现出风正一帆悬的姿态。然而,今天再也不是什么隔岸观潮的年代,环瞩全球经济风云变幻,无论是私企还是公企,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营企业发展的愿景、前途和命运都有赖于战略领导者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发挥,这也正是本文研究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意义所在。对领导力进行的研究由来已久,然“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无论前人的成果有多么的汗牛充栋,有多么的丰富圆满,对于学界和业界的人来说,继承前人的步伐,探讨更多的未知,显得格外重要。为此,笔者以致力于领导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既有的学界成果,以“新浙商”为参照样本,牢牢把握教育与民企战略领导力互动关系,从领导教育学视角对民企战略领导力的支撑理论、发展阶段、发展模型、提升路径进行深入分析。论文由八部分组成,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举要如下：论文的第一部分是文章的导论部分,首先以研究缘起的阐述开宗明义：本课题旨在从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角度分析如何使民营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做大做强,努力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其次,在研究的旨趣和框架的阐述中,笔者结合自身从事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领悟,整合领导学和教育学理论,从领导教育学的角度对当前中国民企战略领导力及其提升路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一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重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在第一节中,笔者以中国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对战略、领导力、战略领导力、企业战略领导力和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的相关概念作出了界定。第二节,从国内、国外两个维度梳理了目前关于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的现状。经过梳理后,笔者认为,国内对企业领导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都较为滞后,这直接导致了对民企战略领导力研究的苍白无力；国际学术领域对企业战略领导力的研究停留在初步概念提出的起始阶段,并且在许多着述中仍将战略领导力纳入管理学体系中；同时,当前我国对民企战略领导力进行的跨领域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并侧重于个案分析。第三节则从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学科建设意义、领导力开发实践的角度这三个层面分别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二章为“民企战略领导力的相关理论溯源”,是基于研究需要,对既有理论成果进行的梳理和归纳。本章的第一节着重梳理民企战略领导力关涉的相关领导理论,重点对领导特质理论、领导权变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基于价值观的领导、LMX理论和P-G理论成果作了回顾。第二节梳理了民企战略领导力关涉的相关领导教育理论,主要梳理了领导教育理论及企业领导教育相关内容。第三节对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关涉的博弈论和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的梳理。相关领导学、教育学及其他理论的梳理为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并找到了相关理论依据。第三章为“民企战略领导力发展历程的领导教育考察”。本章首先从政策法规变迁的角度梳理了中国民营企业三十年发展史,在此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划分为萌芽期（19781988）、发展期（19881998）、成熟期（1998——至今）。第二节从领导教育学视角将民企战略领导力发展历程分为“草商”时期的“敢为天下先”和“四千”精神、“儒商”时期的科学管理与团队精神以及“哲商”时期的哲学头脑与利他精神。第三节分别探究草商、儒商和哲商的领导力特征及教育提升路径。最后,笔者结合上海市浙江商会的案例,从整体上分析了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发展状况。第四章为“生命周期视角下的民企战略领导力研究及领导教育实践”。本章首先把民营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四个周期,并指出四个周期分别蕴涵着的民企战略领导力亮点：创业期的个人胆识、成长期的团队合作、稳定期的科学管理和蜕变期的创新超越,同时笔者辅以上海市浙江商会的三家上规模企业复星国际、杉杉控股和德力西控股为案例分析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这些案例揭示了领导教育学视角下民企战略领导力的个人修炼、团队合作、影响整合等三个不同层次,并对其进行了阐述。进而,本章对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领导教育实践进行了探究,详细分析了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领导教育的要求、形式及规范。第五章为“民企战略领导力五维模型的逻辑分析及其领导教育实践价值”。本章分析了“五维模型”下民企战略领导力发展的必要条件：战略胆识——胆子、内在思维——脑子、资本运作——票子、人脉团队——圈子、社会认同——位子。在此基础上,笔者提炼出了民企战略领导力的五个构成要素,即,愿景力、整合力、执行力、道德力和控制力。基于这五个要素的分析,笔者从力系结构、功能体系、运动机制这三个层面探讨了五维模型的逻辑架构。作为该模型的具体运用价值,笔者以该模型为支撑,分别从民企变迁轨迹、企业生命周期这两个角度探讨了五维模型的应用,并对其具体的领导教育实践价值进行了一番探讨。第六章为“当代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理论分析和领导教育实例研究”。通过对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紧迫性、境界层次分析基础上,从理论与教育两个纬度提出了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实践路径,并以浙江商会为参考样本对民企战略领导力的提升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在本章中,笔者重点分析了LMX理论与P-G理论的博弈改进理论路径,并介绍了民企领导教育的创新思路以及如何解决民企领导教育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常见问题。这些探索对提升民企战略领导者的战略领导力水平具有特殊意义。最后部分为“总结与展望”。笔者对全文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从理论整合、研究创新与领导教育实践探索角度作出对民企战略领导力研究的总结,并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给出了预期发展的路径展望。
蒋贤孝[10]（2010）在《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监狱企业集团公司是近年来国家推进监狱体制改革的新生事物,它是以省内各监狱企业为子（分）公司,以省为区域范围而筹建的管理监狱企业的国有独资公司。到2010年3月,全国已经有20个省（市）组建了省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其余省市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建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对这一新生事物,理论界研究甚少,目前国内尚未见全面系统研究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文献。监狱企业是为监狱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和劳动场所的经济组织,是与监狱同生共存的。监狱企业的价值在于为教育改造罪犯服务,实现监狱的社会效益,同时组织罪犯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经济效益。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是关系监狱企业生存,甚至关系监狱改造工作的重大问题,而监狱企业集团公司是监狱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探索,因此,对它深入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重大的社会实践意义。本文对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研究,首先从罪犯劳动的价值入手研究监狱企业的性质,研究监狱企业资源要素的特殊性、监狱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然后分析我国监狱企业管理体制及其不适应性,运用资源配置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企业集团公司治理理论、产业选择、产业布局等经济理论,研究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研究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如何抓治理,如何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抓好产业选择,调整好监狱企业的产业结构,依托监狱布局调整契机,抓好监狱企业的产业布局,推进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健康发展。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关押和改造罪犯的政治职能。为实现这个职能,监狱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改造,从而衍生了监狱组织生产获取经济效益的经济职能,其经济职能从属于政治职能。监狱组织罪犯劳动,有其历史渊源,新中国依然坚持用劳动手段改造罪犯,监狱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也是国际通行做法。罪犯劳动,具有改造罪犯和创造经济效益的双重价值：一方面促进罪犯改造,帮助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还能让罪犯学会一定的生存技能和技术,有利于其回归社会；另一方面,罪犯劳动也能为社会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监狱企业作为监狱的附属机构,具有天然的二重性质,它既有一般社会企业的共同属性,也有其特殊性质。其二重性质主要表现在监狱企业的职能、内部因素等方面。从职能看,监狱企业既要为改造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和生产场所,为改造服务,又要通过生产经营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从内部因素看,监狱警察是国家执法者,但同时又是监狱企业的管理者；罪犯既是执行刑罚的对象,又是监狱企业的生产者。监狱企业的管理过程,既是刑法执行和劳动改造过程,又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监狱企业具有公共产品组织属性,它为社会提供两种公共产品——公共安全和改恶从善的公民。因此,其社会效益应当重于其经济效益,监狱企业生产必然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监狱企业的经济价值在于它能持续为罪犯劳动提供岗位,能有效、有序组织劳动,能积累劳动成果,维持监狱生产持续发展,创造社会财富。与新中国成立后的贫穷状况和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新中国的监狱逐渐形成了“监狱、监狱企业、监狱办的社会机构”三者合一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使监狱企业繁荣发展,为改造罪犯和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监、企、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发展需要,影响到监狱监管执法和教育改造罪犯的质量；影响到监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许多监狱企业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甚至濒临破产。为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探索解决监狱困难问题的方法,推进新一轮监狱体制改革。到2000年,国家出台解决监狱困难问题的文件,到2003年,国家开始在江西、黑龙江、重庆等6个省市试点监狱体制改革,到2008年底,在全国全面推行监狱体制改革。这一轮改革中,重头戏是监狱与监狱企业分开,以省为单位组建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从理论上看具有合理性：一是利用企业集团化变革促进监狱企业现有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二是利用企业集团经营优势,变监狱企业的外部交易为集团公司内部交易或管理,降低交易成本；三是可利用监狱企业集团的治理优势来经营监狱企业；四是结合监狱企业所从事的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做好产业选择,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再从国外实践看,有些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采用公司化方式对监狱企业进行管理,监狱企业公司相对独立于国家监狱管理部门而运行,直接对监狱管理局或矫正局负责,如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外监狱生产管理有几个特点值得借鉴,一是许多国家都强调监狱与监狱企业分开运行,对监狱采取行政管理,对监狱企业公司采取市场手段管理。二是重视罪犯的劳动技能培训,如加拿大、日本、意大利等国家都很重视在罪犯劳动中进行技能培训；三是重视罪犯生产项目和产业发展指导,如澳大利亚、美国等；四是重视罪犯劳动产品销售和政府政策支持,韩国政府及意大利等国政府就专门出台法令并督促实施。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的背景是：近年来监狱企业经营日艰、负债严重、有的濒临破产,影响了监狱教育改造工作,促使国家推进监狱体制改革。其思路是“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重点是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其中,全额保障就是要实现国家财政对监狱经费的全部供给保障。监企分开是推进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机构、人员、物质、经费的全面分开,将省监狱管理局机关原来负责管理生产的机构和人员剥离出来,组建成为省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将监狱企业从监狱中剥离出来,组建成为集团公司的子（分）公司,专门负责管理监狱生产经营。收支分开就是要将监狱执法经费与监狱企业的生产经费分开,实现两者的收入与支出分开,监狱与监狱企业之间不再发生经费往来。规范运行就是要建立起监狱管理与企业公司管理两套运行机制,推进监狱与企业公司的相对独立运行,相互协调配合。推进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实践中也有质疑：此做法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监狱与企业公司有限分离的情况下,集团公司能真正独立运行吗?新体制下,能制约集团公司高层领导的权力运行吗,能达到改革预期效果吗?这些质疑意见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在改革运行中,面临不少实践困惑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对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可行性的认识不一；对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性质理解不一；组建集团公司时争取机构、资产和人员不易；原监狱企业政策性破产困难重重；原监狱企业人员的去留安置难办；监狱及集团公司的财政保障缺口较大；公司与监狱的管理协作存在问题和监狱企业集团公司自身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需要在改革中摸索,在借鉴国有企业改革和国外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管理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做好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内部治理、产业选择和布局等,全面推进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健康发展。对于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内部治理,要注重构建运行机制。一是集团公司的产权规制及改进。我国监狱企业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各省政府通常委托监狱管理局负责管理国有资产,负责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我国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单一产权结构也有其不适应性。国外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多采用多元持股的产权模式,笔者认为可借鉴。并大胆设想,我国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可探索多元持股的产权模式。二是集团公司的内部治理机构。需要合理设置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和内部组织管理机构。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机构设置,还包括集团公司内部组织机构及子（分）公司的内设机构的设置。三是集团公司的内部管控机制,包括集团公司对子（分）公司的管控；省监狱局对集团公司的监管；监狱与子（分）公司的协调配合三个方面。还包括做好监狱企业公司对罪犯劳动的管控。四是构建集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培养管理机制、完善过渡时期公司警察的约束机制和公司职工管理机制等。五是建立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协调机制,包括监狱与企业公司财务收支分开和企业公司内部财务管理机制。六是公司与监狱的协调配合机制,要处理好省监狱管理局、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监狱和子（分）司公司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监狱与监狱企业公司的协调配合方式上,主要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签订合同或协议等予以协调；建立公司与监狱的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对于监狱企业公司的产业选择和布局,应当重视监狱企业公司的产业结构、包括的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等措施。一是客观分析我国监狱企业的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二是集团公司产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对策。集团公司产业选择应考虑罪犯劳动力的特殊性、监狱企业特殊性和国家对监狱企业的产业政策等因素。产业选择把握有利于保持和有效利用罪犯劳动能力、有利于执行刑罚和改造罪犯、有利于罪犯和监狱的安全、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优势资源等因素。对策是：果断退出高危险、高污染产业,大力拓展劳务加工产业,争取和发展政府采购型产业。三是集团公司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措施,要抓住监狱布局调整的良好契机,协调推进监狱布局和产业调整,依托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政策,调整监狱企业的区域布局和产业空间布局,最终实现监狱企业的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纪要(摘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纪要(摘录)（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 2.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基本内涵 |
| 2.1.1 巡视的概念界定 |
| 2.1.2 巡视工作的基本属性 |
| 2.1.3 巡视工作制度体系构成 |
| 2.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2.2 理论渊源-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 |
| 2.2.3 理论借鉴-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3 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比较 |
| 2.3.1 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 |
| 2.3.2 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2.3.3 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史考查 |
| 3.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 |
| 3.1.2 建国初期的曲折前进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 |
| 3.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历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2.1 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3.2.2 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
| 3.2.3 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
| 3.2.4 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 |
| 第四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创新发展 |
| 4.1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时代适应性 |
| 4.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巡视工作提供保障 |
| 4.1.2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巡视工作促进推动 |
| 4.1.3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巡视工作相辅相成 |
| 4.1.4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巡视工作深入发力 |
| 4.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 |
| 4.2.1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4.2.2 顺利实现巡视全覆盖 |
| 4.2.3 高效运用巡视成果 |
| 4.3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理论创新 |
| 4.3.1 巡视工作思想 |
| 4.3.2 巡视工作方针 |
| 4.3.3 政治巡视 |
| 第五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创新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两次修订完善 |
| 5.1.1 《巡视工作条例》2015 年的修订变化 |
| 5.1.2 《巡视工作条例》2017 年的修改变化 |
| 5.1.3 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完善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基本原则 |
| 5.2.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
| 5.2.2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
| 5.2.3 依靠群众、发扬民主 |
| 5.3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组织基础 |
| 5.3.1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职责 |
| 5.3.2 巡视工作办公室及其职责 |
| 5.3.3 巡视组及其职责 |
| 5.4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纪律与责任 |
| 5.4.1 巡视工作领导机关的纪律与责任 |
| 5.4.2 巡视工作配合部门的纪律与责任 |
| 5.4.3 巡视工作人员的纪律与责任 |
| 5.4.4 被巡视单位的纪律与责任 |
| 5.5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 |
| 5.5.1 巡视工作的两层客体 |
| 5.5.2 巡视工作手段及协调机制 |
| 5.5.3 巡视工作程序及流程模块化设计 |
| 第六章 巡视工作的未来发展 |
| 6.1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经验启示 |
| 6.1.1 坚持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 |
| 6.1.2 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 |
| 6.1.3 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
| 6.1.4 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 |
| 6.1.5 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正透明形象 |
| 6.2 新时代巡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2.1 巡视发现问题能力欠缺 |
| 6.2.2 巡视成果运用不够扎实 |
| 6.2.3 巡视监督网络尚未完备 |
| 6.2.4 巡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
| 6.2.5 巡视理论研究还显薄弱 |
| 6.3 巡视工作今后发展完善的路径探索 |
| 6.3.1 提高巡视工作质量 |
| 6.3.2 构建巡视监督网络 |
| 6.3.3 完善巡视制度建设 |
| 6.3.4 加强巡视理论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3）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病历档案 |
| 2.1.2 病历档案管理 |
| 2.1.3 病历档案管理模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档案管理理论 |
| 2.2.2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全程管理理论 |
| 2.2.4 数据管理理论 |
| 2.2.5 信息管理发展阶段理论 |
| 2.2.6 档案管理模式理论 |
| 第三章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1921-1981) |
| 3.1 建立病案室标志进入病历档案实体管理阶段 |
| 3.2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3.2.1 收集 |
| 3.2.2 整理 |
| 3.2.3 鉴定 |
| 3.2.4 保管 |
| 3.2.5 供应 |
| 3.3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分析 |
| 3.3.1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定义 |
| 3.3.2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特点 |
| 3.3.3 病历档案实体管理模式的不足 |
| 3.4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1982-2001) |
| 4.1 两个文件标志进入病历档案全程管理阶段 |
| 4.2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4.2.1 规划 |
| 4.2.2 指导 |
| 4.2.3 监督 |
| 4.2.4 协助 |
| 4.3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分析 |
| 4.3.1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定义 |
| 4.3.2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特点 |
| 4.3.3 病历档案全程管理模式的不足 |
| 4.4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2002-2015) |
| 5.1 一个纲要标志进入病历档案信息管理阶段 |
| 5.1.1 《全国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2003-2010年》要求建好电子病历系统 |
| 5.1.2 电子病历系统的四个发展阶段 |
| 5.1.3 电子病历系统数据库的类型 |
| 5.1.4 建设电子病历系统的目标与任务 |
| 5.1.5 电子病历系统的三类功能 |
| 5.1.6 电子病历系统应具备的条件 |
| 5.1.7 病历档案信息化管理带来的变革 |
| 5.2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5.2.1 采集 |
| 5.2.2 组织 |
| 5.2.3 存储 |
| 5.2.4 传递 |
| 5.2.5 利用 |
| 5.3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分析 |
| 5.3.1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定义 |
| 5.3.2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特点 |
| 5.3.3 病历档案信息管理模式的不足 |
| 5.4 本章结语 |
| 第六章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2016—) |
| 6.1 进入病历档案数据管理阶段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
| 6.2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阶段的主要内容 |
| 6.2.1 数据生产 |
| 6.2.2 数据挖掘 |
| 6.3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的分析 |
| 6.3.1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的定义 |
| 6.3.2 病历档案数据管理模式的特点 |
| 6.4 本章结语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病历档案信息需求与信息技术驱动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 |
| 7.1.2 随着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病历档案管理内容不断丰富 |
| 7.1.3 随着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病历档案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
| 7.2 研究贡献 |
| 7.3 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研究展望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4）我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诸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域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综述小结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信息公开 |
| 二、高等学校 |
| 三、财务信息 |
| 四、公共物品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 |
| 一、知情权利理论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三、公共管理理论 |
| 四、信息系统模型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思维导图 |
| 第二章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制度源流研究 |
| 第一节 国内制度源流 |
| 一、政务公开制度 |
| 二、校务公开制度 |
| 三、高校信息公开制度 |
| 四、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制度 |
| 第二节 国外制度源流 |
| 一、美国信息公开制度 |
| 二、英国信息公开制度 |
| 三、加拿大信息公开制度 |
| 四、澳大利亚信息公开制度 |
| 第三章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实践现状研究 |
| 第一节 国内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现状 |
| 一、研究样本选择 |
| 二、研究统计设计 |
| 三、中央直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四、地方普通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五、中外合作办学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六、地方成人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第二节 国外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现状 |
| 一、研究样本选择 |
| 二、研究统计设计 |
| 三、美国大学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四、英国大学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五、加拿大大学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六、澳大利亚大学财务信息公开现状 |
| 第四章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比较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国内外高校财务信息公开比较 |
| 一、信息公开立法制度比较 |
| 二、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实践现状比较 |
| 第二节 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公开主体单一 |
| 二、公开步调失衡 |
| 三、公开目标弱化 |
| 四、报告体系简单 |
| 五、信息内容粗略 |
| 六、资源投入低效 |
| 第三节 我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思想观念滞后 |
| 二、问责机制虚设 |
| 三、公开进程初始 |
| 四、制度遵循失衡 |
| 五、公开态度消极 |
| 六、绩效评价缺失 |
| 第五章 我国高校财务基础信息公开的推进策略 |
| 第一节 保障高校财务基础信息供给 |
| 一、规范信息供给主体 |
| 二、增加信息供给数量 |
| 三、提升信息供给质量 |
| 第二节 深化高校财务基础信息评价 |
| 一、落实财务分析指标 |
| 二、开展经费绩效评价 |
| 三、探索全面绩效评价 |
| 第三节 推进高校财务基础信息公开 |
| 一、统一要求公开日期 |
| 二、构建信息共享平台 |
| 三、规范公开报告体系 |
| 第四节 强化高校财务信息公开责任 |
| 一、履行公开督查职责 |
| 二、实施公开评议制度 |
| 三、落实公开问责制度 |
| 第六章 未来我国高校财务信息产品的市场化构建 |
| 第一节 加快高校财务信息资源开发 |
| 一、信息资源开发需求 |
| 二、信息资源开发政策 |
| 三、信息资源属性转换 |
| 第二节 构建高校财务信息产品市场 |
| 一、培育信息市场主体 |
| 二、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
| 三、强化信息市场管理 |
| 第三节 促进高校财务信息产品利用 |
| 一、提升办学资源效益 |
| 二、开展办学质量评价 |
| 三、优化高教资源配置 |
| 第七章 研究总结与讨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策略建议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附件 |
（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关于思维方式概念和形态的研究 |
| 2、关于技术思维的研究 |
| 3、关于技术思维方式的研究 |
| 4、关于中国思维方式演进的研究 |
| （三）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相关概念与关系的厘清 |
| 1、技术的涵义及其与科学和工程的关系 |
| 2、技术与思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3、技术思维方式及其要素和形态的时代性 |
| 4、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创新点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思维方式的相关论述 |
| 1、马克思对近代机械技术思维方式的相关论述 |
| 2、马克思对大工业初期技术思维方式的相关论述 |
| 3、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思维方式未来走向的预言 |
| （二）马克思主义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动力的相关分析 |
| 1、马克思对18世纪末以前演进动力的相关分析 |
| 2、马克思恩格斯对18世纪末以后演进动力的相关分析 |
| 3、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国家技术思维方式演进动力的相关分析 |
| （三）马克思主义对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阶级因素分析 |
| 1、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产阶级作用的分析与启示 |
| 2、马克思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困境的剖析与启示 |
| 3、恩格斯毛泽东对中国各阶级革命力量的分析与启示 |
| 小结 |
| 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逻辑关系 |
| （一）技术思维方式类型的划分及其演进的一般态势 |
| 1、中西方技术思维方式类型的划分及其依据 |
| 2、传统与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类型的划分及其界限 |
| 3、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一般态势：首个形态形成后持续演进 |
| （二）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百年困局与破局 |
| 1、明末清初：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核心要素在西方孕育和成长 |
| 2、清末民国：首个形态在西方形成后持续演进 |
| 3、明清至民国的困局：各要素在中国有萌芽但未整合成形 |
| 4、困局之源：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整合和推动 |
| 5、破局之本：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负使命 |
|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新演进态势的内在关系 |
| 1、1949 年以后：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总体上持续演进 |
| 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演进态势的根本保证 |
| 3、新演进态势：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演进的领导方式与作用 |
| 1、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为对改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影响及启示 |
| 2、中国共产党的三种基本领导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
| 3、中国共产党对演进的政治领导及作用 |
| 4、中国共产党对演进的思想领导及作用 |
| 5、中国共产党对演进的组织领导及作用 |
| 小结 |
|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曲折发展（1949—1976） |
| （一）1949—1976 年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及时代背景 |
| 1、大科学助推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第二个形态快速形成 |
| 2、思维工具的革新助推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新旧时代成功转换 |
| 3、新技术浪潮助推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第三形态的兴起 |
| 4、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推动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三个形态在中国兴起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思想领导 |
| 1、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的方式：发展毛泽东技术思想 |
| 2、毛泽东技术思想的早期建构（1937 年） |
| 3、1949—1965 年毛泽东技术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政治领导 |
| 1、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方式：领导制定两个科技发展规划 |
| 2、《1956—1967 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基本内容 |
| 3、《1963—1973 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基本内容 |
| 4、两个科技发展规划的演变：追赶战略和措施的演变 |
| （四）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实践基础的组织领导 |
| 1、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世界前沿和高尖端技术研制 |
| 2、中国共产党对技术实践活动的早期探索（1937-1949） |
| 3、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研制 |
| 4、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两弹一星”的研制 |
| （五）1949—1966 年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
| 1、1949—1958：现代技术思维方式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 |
| 2、1959-1965：首个形态在中国发展为第二个形态 |
| （六）1957—1976 年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遭遇的曲折及其根源 |
| 1、首个形态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曲折及其根源 |
| 2、第三个形态在中国的兴起受阻及其根源 |
| 小结 |
|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发展的历史转折（1977—1988）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发展历史转折的思想领导 |
| 1、历史转折中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的前提 |
| 2、历史转折中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的根本 |
| 3、历史转折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转折的政治领导：领导制定两个科技规划 |
| 1、《1978—1985 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及其基本内容 |
| 2、《1986—2000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及其基本内容 |
| 3、两个科技规划的制定：技术创新意识从无到有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发展环境的改善 |
| 1、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科技工作者历史地位的尊重和科学定位 |
| 2、中国共产党对科教机构及其工作的恢复和调整 |
| 3、中国共产党科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规律的尊重 |
| 4、中国共产党启动经济和科技体制改革 |
| （四）中国共产党推动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新形态的兴起 |
| 1、邓小平将中国技术实践活动引到创新的方向上来 |
| 2、中国共产党领导系列科技计划的启动实施 |
| 小结 |
|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持续发展（1989—2012）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持续发展的思想领导：建构和发展科技思想体系 |
| 1、科技创新思想的建构和发展 |
| 2、科技伦理思想的建构和发展 |
| 3、工程科技思想的建构和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持续发展的政治领导：领导制定三个科技发展规划 |
| 1、《1991-2000 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基本内容 |
| 2、《中国科技发展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与基本内容 |
| 3、《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与基本内容 |
| 4、三个科技发展规划的意义：中国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演变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持续发展之人才基础的培育与聚合 |
| 1、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三大主体 |
| 2、对技术研发主体的培育及其成长发展 |
| 3、对市场主体的培育及其成长发展 |
| 4、对宏观调控主体的培育及其成长发展 |
| 5、对三大主体的聚合 |
| （四）中国共产党对持续发展之实践基础的组织领导 |
| 1、持续发展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信息和高铁技术创新 |
| 2、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信息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
| 3、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高铁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 |
| （五）1989—2012 年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以创新为内核持续发展 |
| 1、江泽民“创新思维”概念的提出及其在技术领域的应用 |
| 2、1989—2002：第三个形态的形成及伦理倾向的呈现 |
| 3、2003—2012：向第四个形态快速发展及其伦理意蕴 |
| 小结 |
| 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的展望与评价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新发展与展望 |
| 1、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的思想领导：完善科技思想体系 |
| 2、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的政治领导：领导制定体系化的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
| 3、中国共产党对新发展之实践基础的领导：组织领导智能制造活动的推进 |
| 4、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要素与形态的新发展 |
| 5、对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要素和形态发展的展望 |
| （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历程的评价 |
| 1、1949—1976：历史性突破与不足并存 |
| 2、1977—1988：实现历史性转折 |
| 3、1989—2017：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
| （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演进意义的评价 |
| 1、促进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想理论的发展与融合 |
| 2、助推中国技术发展态势的转变 |
| 3、助力中国跻身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潮头 |
| 4、助力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
| 5、助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资料和思路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新旧交织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粉碎“四人帮”后的政治局面 |
| 一、组织人事工作的调整 |
| 二、政府机构的恢复和改革 |
| 三、思想意识的变化 |
| 四、邓小平的复出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要求 |
| 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图景 |
| 二、《论十大关系》对改革的影响 |
| 三、加强经济的整顿和恢复 |
| 四、重申四个现代化,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
| 第二章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
| 第一节 澄清“唯生产力论”,发展生产力 |
| 一、“唯生产力论”问题的来源 |
| 二、中央澄清“唯生产力论” |
| 三、理论界的有力配合 |
| 第二节 重新确立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一、按劳分配大讨论 |
| 二、按劳分配的理论阐释 |
| 第三节 肯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一、为商品生产正名 |
|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
| 第四节 重视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计划体制 |
| 一、探讨经济规律的含义 |
| 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
| 第五节 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初步探索 |
| 第一节 调整经济管理办法 |
| 一、加强标准化工作 |
| 二、做好经济统计工作 |
| 三、调整财税管理体制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的初步改革 |
| 一、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 |
| 二、探索改善企业盈利的办法 |
| 三、加强企业质量管理 |
| 第三节 按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一、重新启动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企业 |
| 二、行业和地方企业的改组 |
| 三、专业化协作改组的效果 |
| 第四节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尝试 |
| 一、四川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背景 |
| 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开端 |
| 第五节 自发的农村改革 |
| 一、安徽、四川省委调整农村政策 |
| 二、农民自发包产到户 |
| 三、社队企业恢复发展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的起步 |
| 第一节 酝酿对外开放 |
| 一、肯定洋为中用 |
| 二、改善对外关系 |
| 三、从引进到开放 |
| 第二节 学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 一、频繁考察和研究南斯拉夫 |
| 二、讨论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 |
| 三、介绍罗马尼亚的改革 |
| 第三节 考察研究亚洲经济发展 |
| 一、考察日本经济情况 |
| 二、研究与借鉴日本现代化经验 |
| 三、考察港澳经济情况及建议 |
| 第四节 考察西欧美国现代化 |
| 一、考察西欧美国的概况 |
| 二、谷牧考察西欧五国 |
| 三、对西欧美国实现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
| 第五节 改革对外经济体制 |
| 一、改革对外贸易方式 |
| 二、突破两个禁区 |
| 三、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 四、引进全面质量管理 |
| 第五章 正式决策经济改革 |
| 第一节 国务院务虚会集中讨论改革 |
| 一、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
| 二、务虚会集中讨论经济改革 |
| 第二节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改革 |
| 一、中央工作会议酝酿工作重点转移 |
| 二、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改革开放 |
| 三、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改革 |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重庆的工业遗产及工业博物馆展品征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工业遗产保护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1.2.2 发展中的工业博物馆 |
| 1.2.3 相关研究成果 |
| 1.3 基本概念 |
| 1.3.1 工业遗产 |
| 1.3.2 工业博物馆 |
| 1.3.3 工业博物馆成为保护工业遗产的重要模式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实地调研 |
| 1.4.2 文献搜集与整理 |
| 1.5 小结 |
| 2 重庆的工业遗产 |
| 2.1 重庆近现代工业发展简史 |
| 2.2 重庆工业遗产的现状 |
| 2.2.1 重庆现存工业遗产 |
| 2.2.2 重庆工业遗产的特点 |
| 2.2.3 重庆工业遗产的价值 |
| 2.3 重庆工业遗产的保护现状 |
| 2.3.1 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工业遗产 |
| 2.3.2 博物馆、企业陈列室（档案室）等收藏的各类工业文物 |
| 2.3.3 重庆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
| 2.4 重庆地区工业遗产的流失 |
| 2.4.1 重庆工业遗产的流失 |
| 2.4.2 重庆工业遗产流失的原因探析 |
| 2.5 小结 |
| 3 重庆工业博物馆的建设 |
| 3.1 建设背景 |
| 3.1.1 国家对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
| 3.1.2 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
| 3.1.3 建设力量的组成 |
| 3.2 建设规划 |
| 3.2.1 选址 |
| 3.2.2 建设规划 |
| 3.2.3 展馆设置 |
| 3.3 重庆工业博物馆建设中的社会资源 |
| 3.3.1 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在工业博物馆建设中作用 |
| 3.3.2 公众考古与工业博物馆建设 |
| 3.3.3 公众考古与工业博物馆建设 |
| 3.4 小结 |
| 4 重庆工业博物馆的文物展品征集 |
| 4.1 征集办法制定 |
| 4.2 征集主体 |
| 4.3 征集形式与范围 |
| 4.3.1 征集形式 |
| 4.3.2 征集范围 |
| 4.4 征集展品的搬运及材料整理 |
| 4.5 征集现状 |
| 4.6 征集中的主要问题 |
| 4.6.1 展品与文物，工业文物的认定 |
| 4.6.2 展品的产权 |
| 4.7 小结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致谢 |
（8）外国法适用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外国法及其适用的界定 |
| 第一节 外国法 |
| 一、 外国法的界定 |
| 第二节 外国法适用及其特征 |
| 一、 外国法适用的界定 |
| 二、 外国法适用与国内法适用的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外国法适用的理论基础及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 |
| 一、 相关学说评介 |
| 二、 对外国法适用的必要性之证成 |
| 第二节 外国法适用的正当性 |
| 一、 相关学说评介 |
| 二、 对外国法适用的正当性之重构 |
| 第三节 外国法适用的价值取向 |
| 一、 司法公正对法院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案源方面的影响 |
| 二、 司法公正在外国法适用中的表达 |
| 三、 外国法适用的价值目标——尽可能正确适用冲突规范所援引的外国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外国法的性质 |
| 第一节 有关外国法性质之理论论争及界定标准 |
| 一、 有关外国法性质之理论论争 |
| （二） 外国法属于一种具有附属性的事实 |
| （三） 外国法属于法律 |
| （四） 外国法属于内国法之一部分 |
| （五） 外国法属于特殊性质的法律 |
| （六） 外国法属于特殊性质的事实 |
| （七） 依据既得权说和本地法说提出外国法属于法律性事实 |
| （八） 前苏联法学界所持的观点 |
| （九） 外国法属于特殊的事实性法律 |
| （十） 外国法属于特殊的法律事实 |
| 二、 界定外国法性质的标准 |
| 第二节 外国法性质的比较法考察 |
| 一、 英美法系国家对外国法性质的认识 |
| 二、 欧洲大陆法系有关外国法适用的发展历程 |
| 三、 欧盟成员国中大陆法系国家对外国法性质的认识 |
| 四、 非欧盟成员国中大陆法系国家对外国法性质的认识 |
| 五、 有关 72 个国家和地区对外国法性质的认识统计： |
| 第三节 外国法性质的重新界定 |
| 一、 对“事实说”的评价 |
| 二、 对“法律说”的评价 |
| 三、 对外国法性质的重新界定 |
| 第四章 外国法查明 |
| 第一节 外国法查明的界定 |
| 一、 有关外国法查明定义的学说 |
| 二、 对外国法查明之定义 |
| 第二节 外国法的查明模式 |
| 一、 外国法查明模式之理论和实践 |
| 二、 外国法查明模式比较法考察 |
| 第三节 外国法的性质、冲突规范适用模式与外国法查明模式三间之间的关系 |
| 一、 冲突规范适用模式之比较法考察 |
| 二、 外国法的性质与冲突规范适用模式之间的关系 |
| 三、 外国法的性质与外国法查明模式的关系 |
| 四、 冲突规范适用模式与外国法查明模式之间的关系 |
| 第四节 外国法的查明方法 |
| 一、 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概述 |
| 二、 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比较法考察 |
| 三、 结论 |
| 第五节 外国法查明的国际合作 |
| 一、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成员加入国际公约或签订双边条约的情况考察 |
| 二、 三个公约成员国或双边条约签订国收到和答复要求协助查明外国法的请求情况 |
| 三、 有关立法信息上网及对请求提供法律信息的答复情况 |
| 四、 外国法查明的国际合作的困境和前景 |
| 第六节 外国法的查明资料的采信与外国法的解释 |
| 一、 外国法查明资料的最终采信权 |
| 二、 法官使用外国法的资料的权限 |
| 三、 查明的外国法内容之解释 |
|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外国法查明不能及适用错误之救济 |
| 第一节 外国法查明不能的处理 |
| 一、 外国法查明不能的界定 |
| 二、 外国法查明不能的认定 |
| （一） 外国法查明不能之认定主体 |
| （二） 认定外国法查明的标准之比较法考察 |
| （三） 外国法查明的认定标准之建构 |
| （四） 认定外国法查明不能的标准 |
| 三、 外国法查明不能的处理方式 |
| 四、 对上述各外国法查明不能时处理方式之综合评析 |
| 第二节 外国法的适用错误及救济 |
| 一、 冲突规范的适用错误及救济 |
| 二、 外国法本身适用的错误及救济 |
| 三、 外国法适用错误救济模式比较法考察 |
| 四、 对外国法适用错误救济模式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外国法适用之限制 |
| 第一节 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制度及方式 |
| 一、 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理由及其正当性 |
| 二、 限制外国法适用的制度及方式 |
| 第二节 对各限制外国法适用制度或立法方式之评析 |
| 一、 公共秩序条款 |
| 二、 对公共秩序条款滥用之限制——直接适用的法 |
| 三、 法律规避 |
| 四、 反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有关外国法适用之理论建构及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我国有关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理论研究现状及理论建构 |
| 一、 我国有关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理论研究现状 |
| 二、 我国有关为什么要适用外国法之理论建构 |
| 第二节 我国有关外国法性质认识的现状及建构 |
| 一、 有关外国法性质认识的的现状 |
| 二、 我国对外国法性质应有的态度 |
| 第三节 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及查明不能和适用错误之救济 |
| 一、 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及查明不能和适用错误之救济的现状 |
| 二、 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制度的重构 |
| 三、 我国有关外国法查明不能和外国法适用错误救济制度的重构 |
| 第三节 我国有关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现状及重构 |
| 一、 我国有关适用公共秩序条款的现状 |
| 二、 我国有关适用公共秩序条款的重构 |
| 三、 “直接适用的法”的现状及重构 |
| 四、 我国有关法律规避的现状及重构 |
| 五、 反致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9）领导教育视阈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 ——以“新浙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对象确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关于民企战略领导力研究的现状 |
| 二、国外关于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的现状 |
| 第三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的研究意义 |
| 一、企业领导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 |
| 二、中国民企战略领导力开发的实践需求 |
| 第二章 民企战略领导力的相关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关涉的相关领导理论 |
| 一、领导特质理论 |
| 二、领导权变理论 |
| 三、P-G理论 |
| 四、变革型领导理论 |
| 五、基于价值观的领导 |
| 六、LMX理论 |
| 第二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关涉的相关领导教育理论 |
| 一、领导教育理论相关内容溯源 |
| 二、企业领导教育相关内容研究 |
| 第三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关涉的其它相关理论 |
| 一、博弈论 |
| 二、生命周期理论 |
| 第三章 民企战略领导力发展历程的领导教育考察 |
| 第一节 领导教育视角下的民企三十年发展史 |
| 一、萌芽期(1978年——1988年) |
| 二、发展期(1988年——1998年) |
| 三、成熟期(1998年——至今) |
| 第二节 领导教育视角下的民企战略领导力发展历程 |
| 一、草商阶段：敢为天下先,“四千”精神 |
| 二、儒商阶段：科学管理,团队精神 |
| 三、哲商阶段：哲学头脑,利他精神 |
| 第三节 不同阶段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领导教育探究 |
| 一、草商的领导力特征及提升路径 |
| 二、儒商的领导力特征及提升路径 |
| 三、哲商的领导力特征及提升路径 |
| 第四节 以上海市浙江商会为例的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研究 |
| 一、上海市浙江商会及其领导力概述 |
| 二、上海市浙江商会战略领导力提升经验剖析 |
| 第四章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民企战略领导力及其领导教育特征 |
| 第一节 创业期民企的战略领导力 |
| 一、创业期民企发展特征 |
| 二、创业期民企战略领导力特征 |
| 第二节 成长期企业的战略领导力 |
| 一、成长期民企发展特征 |
| 二、成长期民企战略领导力特征 |
| 第三节 稳定期企业的战略领导力 |
| 一、稳定期民企发展特征 |
| 二、稳定期民企战略领导力特征 |
| 第四节 蜕变期企业的战略领导力 |
| 一、蜕变期民企发展特征 |
| 二、蜕变期民企战略领导力特征 |
| 第五节 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的领导教育实践探究 |
| 一、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领导教育的要求 |
| 二、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领导教育的形式 |
| 三、生命周期视角下企业领导教育的规范 |
| 第五章 民企战略领导力“五维模型”的逻辑分析及其领导教育实践价值 |
| 第一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五维模型”的资源概说 |
| 一、民企战略领导力之战略胆识 |
| 二、民企战略领导力之内在思维 |
| 三、民企战略领导力之资本运作 |
| 四、民企战略领导力之人脉团队 |
| 五、民企战略领导力之社会认同 |
| 第二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五维模型”的要素解构 |
| 一、五维模型构成要素之愿景力 |
| 二、五维模型构成要素之道德力 |
| 三、五维模型构成要素之决策力 |
| 四、五维模型构成要素之整合力 |
| 五、五维模型构成要素之控制力 |
| 第三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五维模型”的逻辑框架 |
| 一、“五维模型”的力系结构 |
| 二、“五维模型”的功能体系 |
| 三、“五维模型”的运动机制 |
| 第四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五维模型”的领导教育实践价值 |
| 一、民企战略领导力发展阶段与“五维模型”的关联考察 |
| 二、“五维模型”对不同生命周期民企战略领导力开发的解析 |
| 三、“五维模型”的领导教育实践价值举要 |
| 第六章 当代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理论分析和领导教育实例研究 |
| 第一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紧迫性 |
| 一、企业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全球性扫描 |
| 二、我国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遭遇的三重危机 |
| 第二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四重境界 |
| 一、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历史境界 |
| 二、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科学境界 |
| 三、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艺术境界 |
| 四、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哲学境界 |
| 第三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路径探究 |
| 一、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路径的层次分析 |
| 二、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路径的理论论证 |
| 三、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路径的教育实践 |
| 第四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实例的教育学分析 |
| 一、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实例举证 |
| 二、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教育学启示 |
|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的多维考察 |
| 第二节 民企战略领导力提升创造无限的可能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与罪犯劳动及监狱企业生产相关的文献渊源 |
| 1.2.2 对监狱生产及监狱企业公司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2.3 研究企业集团公司及其治理相关理论的文献 |
| 1.2.4 对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
| 1.3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论文创新 |
| 2. 罪犯劳动及监狱企业的性质 |
| 2.1 罪犯生产劳动的双重价值 |
| 2.1.1 罪犯劳动的历史渊源 |
| 2.1.2 罪犯劳动是国际通行做法 |
| 2.1.3 罪犯劳动的双重价值 |
| 2.1.4 罪犯劳动的报酬问题 |
| 2.2 监狱企业的界定及分类 |
| 2.2.1 监狱企业的界定 |
| 2.2.2 监狱企业的特殊分类 |
| 2.3 监狱企业的二重性质 |
| 2.3.1 监狱企业的经济价值 |
| 2.3.2 监狱企业的资源特点 |
| 2.3.3 监狱企业的二重性质 |
| 2.4 小结 |
| 3. 监狱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
| 3.1 我国监狱企业原有的管理体制 |
| 3.1.1 监狱企业的管理层级 |
| 3.1.2 "监、企、社"三者合一 |
| 3.1.3 具体经营管理方式 |
| 3.2 原有管理体制已不适应发展需要 |
| 3.2.1 不适应提高改造质量的需要 |
| 3.2.2 不适应监狱企业发展需要 |
| 3.3 监狱企业管理体制变革的理论分析 |
| 3.3.1 优化配置利用监狱企业现有资源 |
| 3.3.2 有效降低监狱企业交易成本 |
| 3.3.3 充分运用企业集团的经营优势 |
| 3.3.4 促进监狱企业的产业调整和发展 |
| 3.4 国外监狱企业管理体制的概况 |
| 3.4.1 国外监狱企业的管理体制 |
| 3.4.2 值得借鉴的经验做法 |
| 3.5 我国监狱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特殊取向 |
| 3.5.1 纯化监狱监管改造职能是首要取向 |
| 3.5.2 谋求监狱企业经济效益是次要取向 |
| 3.5.3 监狱企业管理体制的集团化改革 |
| 3.5.4 对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的质疑 |
| 3.6 小结 |
| 4. 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实践探索 |
| 4.1 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的背景 |
| 4.1.1 监狱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 |
| 4.1.2 监狱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4.2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组建及定位 |
| 4.2.1 组建的基础条件要求 |
| 4.2.2 组建的程序和方式 |
| 4.2.3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隶属关系 |
| 4.2.4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职能定位 |
| 4.3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改革试点情况 |
| 4.3.1 部分省市组建集团公司的概况 |
| 4.3.2 组建集团公司后的改革实效 |
| 4.4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实践难题 |
| 4.4.1 对监狱企业集团化改革可行性认识不一 |
| 4.4.2 对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性质理解不一 |
| 4.4.3 争取集团公司的机构、资产和人员不易 |
| 4.4.4 原监狱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不易 |
| 4.4.5 原监狱企业人员去留安置难办 |
| 4.4.6 监狱及公司财政保障缺口较大 |
| 4.4.7 公司与监狱协作机制不完善 |
| 4.4.8 集团公司自身管控机制不完善 |
| 4.5 小结 |
| 5.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治理 |
| 5.1 产权规制及改进设想 |
| 5.1.1 我国监狱企业公司的产权规制 |
| 5.1.2 国外监狱企业的产权模式 |
| 5.1.3 我国监狱企业公司产权改进设想 |
| 5.2 内部治理机构设置 |
| 5.2.1 法人治理机构设置 |
| 5.2.2 内部组织管理机构设置 |
| 5.3 内部管控机制构建 |
| 5.3.1 当前的两种治理模式比较 |
| 5.3.2 构建公司内部的管控机制 |
| 5.3.3 构建公司对罪犯劳动的管控机制 |
| 5.4 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构建 |
| 5.4.1 监狱企业公司人力资源的特点 |
| 5.4.2 公司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培养措施 |
| 5.4.3 过渡时期公司的警察约束机制 |
| 5.4.4 监狱企业公司职工管理机制 |
| 5.5 财务管控机制构建 |
| 5.5.1 监狱与企业公司收支分开的实施和监督 |
| 5.5.2 监狱企业公司内部财务管控措施 |
| 5.6 公司与监狱协调配合机制构建 |
| 5.6.1 二者协调配合的影响因素 |
| 5.6.2 二者协调配合的事项及职责 |
| 5.6.3 二者协调配合的具体方式 |
| 5.6.4 二者协调配合的监督制约 |
| 5.7 小结 |
| 6.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产业选择与布局 |
| 6.1 我国监狱企业的产业发展现状 |
| 6.1.1 从事的产业门类众多 |
| 6.1.2 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6.2 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的产业选择 |
| 6.2.1 影响产业选择的主要因素 |
| 6.2.2 集团公司产业选择的基准 |
| 6.2.3 集团公司产业选择的对策 |
| 6.3 监狱企业的产业空间布局 |
| 6.3.1 主要影响因素 |
| 6.3.2 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的对策 |
| 6.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第四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纪要(摘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D]. 肖云峰. 河北大学, 2020(09)
- [2]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3]病历档案管理模式演进与发展研究[D]. 何小菁. 南京大学, 2018(04)
- [4]我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研究[D]. 赵红卫.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技术思维方式的演进研究[D]. 曾丹凤.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6]1976-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酝酿与探索[D]. 乔克.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重庆的工业遗产及工业博物馆展品征集研究[D]. 陈杰杰. 重庆师范大学, 2014(02)
- [8]外国法适用论[D]. 王显荣.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7)
- [9]领导教育视阈中的中国民营企业战略领导力研究 ——以“新浙商”为例[D]. 罗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3)
- [10]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研究[D]. 蒋贤孝.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