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迁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论文文献综述）
曾祥敏,刘日亮[1]（2022）在《“生态构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纵深进路》文中认为媒体深度融合推进是阶段发展的新起点,是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继续攻坚克难的转型,意味着主流媒体由散点化、试验性的"技术驱动型"创新向一体化、全局性的"生态建构型"融合迈进。当前,我国媒体深度融合面临着思维观念转型最困难、人才激励不敢"动蛋糕"、中央厨房建设不适配、全媒体内容链条待重构的现实困境,应探索建立共情体验的结构化用户圈层、协同组织人才主力军与后备军、深耕工作室品牌出圈、玩转个性化平台以走好互联网群众路线。
刘海龙,于瀛[2]（2021）在《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文中研究指明概念不仅使事物产生意义,也打开和创造感知空间,重构世界。谣言概念的滥用及其与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假新闻等概念的混用,加剧了危机时期公共话语的混乱和撕裂。本文试图廓清不同文化语境中谣言等概念的内涵及概念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文语境中的"谣言"概念具有独特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抵御了现代西方传播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反潮流"的概念。和全球普遍使用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等概念细分化对象不同,谣言概念的模糊性将许多网民日常行为道德化甚至入罪。谣言对制造者和传播者主观恶意的强调与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概念有较大重叠,可保留其在特殊历史沉淀下的负面意涵;同时以中性的"传言"对应英文的"rumor",从而将公共话语中未经官方证实却不具恶意的部分纳入后者,重新建构言说对象。将中国的概念与全球相关概念连接,谨慎使用"谣言"概念并以去道德、去政治的"传言"代之,有利于公众正常表达的非罪化。
孙洪宇,王雅雯[3]（2021）在《混沌·分裂·重构：媒介生态变迁下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意识流变》文中认为我国纪录影像承载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以国外影像创作者"走进来"为开端的,经历了混沌期、分裂期和重构期,以及借"他者"的语言体系书写中国现实境况的特殊时期。其间,伊文思、安东尼奥尼等西方国家导演来到中国,并通过"他者"的视角记录真实中国的影像。中国记录影像经历的四个历程倒逼纪录片国际传播意识与行为产生,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作为书写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像,其传播意识在新媒介的变迁下逐步提升。
陈成玉[4]（2021）在《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承载着提升人们道德水平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道德建设,从毛泽东“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道德原则要求的提出,到邓小平“四有新人”、江泽民“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及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习近平“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无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道德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使我们充分认识到:道德建设极大地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如果不能抓好道德建设或背离其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他建设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道德建设,并以“引领”“支撑”“保证”等词语形容道德,凸显了道德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本论文以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为主题,以道德建设为主线,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文本研究与资料分析等研究方法,围绕“为什么要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有哪些内容、特色及价值”“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等问题,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论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从现实境遇、理论基础及形成脉络三个方面展开,其中,现实境遇主要包括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资产阶级道德的不断渗透和侵袭、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理论基础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而其形成脉络可作萌芽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发展阶段的大致划分。其次,阐述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架构。该部分从习近平关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四个方面的论述展开,不仅系统回答了当前要对哪些道德予以加强建设及为什么要对其加强建设等问题,而且对四个主要方面在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阐释。再次,对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与本质要求进行提炼总结。就理论特色而言,该重要论述呈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广泛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以及思维系统化、内容大众化、方式生活化、视野国际化等鲜明特色;在本质要求上,“四个要求、三个理念、四个指向”贯穿该重要论述的始终,为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落实提供了原则指向。复次,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从重要贡献来看,该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就价值意蕴看,该重要论述不仅蕴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标准,而且体现出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为建立健全新时代道德建设评价标准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最后,就如何践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展开探讨。这部分重点阐述新时代贯彻落实该重要论述的主要路径,具体从加强理想信念建设、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及抓住“最大公约数”等四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如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及论调、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遵循“双创”原则方针、加强道德教育引导、提升德法合治能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以及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等。
李慧娟[5]（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对于国家实现强盛、民族走向复兴意义重大。文化自信直接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文化自信是一个历史命题、时代课题、实践问题,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转变,将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梳理,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有效整合,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相关问题。概念的明晰是进行研究的基石。逐层分析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明确基本概念区别与联系。文化自信强调文化主体对客体的肯定与认同。一般来说,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和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秉持的坚定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革命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就自信主体而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文化自信;就其定位来讲,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厘清基本概念,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学理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其深厚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代共产党人关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根基深厚。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察世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升话语权,维护国家安全,共建世界家园,坚定文化自信,道阻且长。观国情,中国要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行稳致远。看党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种考验”,需抵御“四种危险”,增强“四种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党的领导下提升文化软实力,树立文明大国形象,使命艰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文化自信的形成奠定深厚的实践基础。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萌芽、提出、形成、成熟、继续发展等阶段,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坐标体系清晰呈现。以整体思维为主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整体构成、基本内容、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索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建设,引领文化复兴,只有让文化创新传承,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要有更为深层的实践指向,最终要落脚到基本路径上来。第一,从源头入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向纵深发展。第二,深入价值观自信这一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第三,以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为着眼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第四,从提升整体文化软实力的维度,改革文化体制,建设文化强国。第五,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加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形成从内生动力到外在动力的文化自信构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作为重大的时代课题意义重大。从理论角度来看,是对马克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基。从现实意义来看,定位于个人、国家、民族三个层面,事关人民多样化文化需要满足,事关文化强国建设、事关民族文化复兴。从世界发展角度来看,有利于融合世界文明,展现多元文化,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赤字、危机,提供中国方案,实现“美美与共”,共建人类家园,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要秉承问题意识、坚持科学方法、不忘初心、坚守正道。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文化强国建设的维度、民众文化自信增强的角度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紧迫性,为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张博[6]（2020）在《风险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风险的社会表征及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与之相对的,是我国同时也进入了高风险社会时期。随着社会重大公共事件与风险事件的频发,公共舆论风险已经成为我国转型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公共舆论风险不仅会对个人与企业造成人身安全、经济财产等方面的损失,更会极大影响国家层面的宏观治理,公共舆论风险治理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媒介实践理论为理论视角,结合互联网治理与公共舆论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案例分析法和典型论证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风险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风险的社会表征及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文章结合了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公共舆论风险媒介建构的实践逻辑进行了抽象,对公共舆论风险的类型与公共舆论风险生成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在此基础上,对风险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风险的治理路径进行了探索。公共舆论风险实践的“社会性后果”主要表现在国家、企业与个人三个层面。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公共舆论表达中的非理性与历史虚无主义导致政府舆论引导困难;企业层面主要表现为风险谣言的传播对企业品牌的打击与公众信任的破坏,个人层面主要表现为网络暴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社会化媒体在公共舆论风险建构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化媒体在舆论风险议题的设置与动员公共舆论对风险事件的关注层面,亦成为社会化媒体在社会风险建构中的核心实践,而公共舆论风险的生成则经历了从个体表达到社会化调适的逻辑过程。公共舆论风险生成的原因主要有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化媒体“去中心化”的公共性危机、转型社会的“制度—结构”性危机与公众作为“产消者”的媒介素养缺失危机。风险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风险的治理需要完善互联网的“技术风险”治理机制,构建公众利益表达与协同参与的风险沟通机制,建构社会化媒体的实践伦理准则,加强面向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行综合治理。
张燕[7]（2020）在《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档案与记忆共生相长,恒久绵长。“社会记忆”现已成为学界共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域。社会记忆再生产属于一种普遍性社会现象,档案领域为其重要领域和典型场域。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是近几年档案学界出现的新课题,以探索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在机制、参与社会再生产发展规律为问题导向。本文引入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汲取档案学、信息科学、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营养,综合运用档案记忆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媒介传播理论等,从档案、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出发,深入阐释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实质、运作过程与作用机理,从学理上就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进行抽象与分析,并以变革中的新媒体时代为研究背景与分析语境,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发展与推进机制。本研究采用“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范畴统摄多方面的档案实践,进一步提炼其概念、要素、结构、性质、功能、运行机理等,初步构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分析框架。档案记忆表现为从中介切入的“刻写”的社会记忆形态。档案记忆再生产是行为、过程与结果的统一,融文本形式、内容、意义再生产于一体,经由生成、加工到消费的往复更新过程,实现档案记忆的累积、更新、展演、传播与共享。作为一项典型的记忆实践活动,档案记忆再生产以记忆传承、社会治理、文化认同三大社会功能的发挥,作用于整体社会记忆再生产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借鉴文件连续体模式,本文构建了档案记忆再生产参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将既往受忽视的媒体要素纳入其中,从档案记忆社会化、社会记忆档案化两个维度突出加工性和往复更新性。结合实践考察,本研究探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影响因素,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情境变化。档案记忆再生产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各个时空,从古至今呈现出由封闭、分散、单一走向开放、系统、多元的演变轨迹。档案记忆再生产受档案记忆系统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等外部因素,以及档案记忆再生产主体、档案记忆制度、档案记忆资源等内部因素。步入快速演进的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国家治理、文化消费、媒体融合等社会情境的变化共同推动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发展。聚焦具体环节,本文深入解析档案记忆再生产在生成、加工、消费三方面的变化。档案记忆生成环境从传统、单一、单向度转向电子环境、竞争记忆场域和交互语境;生成主体从官方、精英走向民间、大众;生成对象从传统形态记忆转向数字记忆,并扩展到新媒体档案记忆、个体档案记忆。档案记忆加工目的趋向意义再生产,从注重史学研究到追求共享记忆;加工形态由文本到可视化,并以空间记忆和影像记忆为代表;加工方式转向数字化、叙事化、创意化、融合化。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由传统用户到数字消费者;消费对象从内容到注重情感、认同、价值等的意义消费,并成为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主要内容;消费方式转向数字化、个性化、品牌化、休闲化,消费途径趋向在线获取。本研究提炼概括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探究这一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实践推进机制。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在路径、取向、内容、方式、范围五方面,由单向性、生产性、凝固性、单一性、区域性转向多元化、消费性、流动化、融合化、全球化。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整体社会记忆建构将产生多重影响,包括数字记忆迈向智能、媒体记忆加速融合、共享记忆趋向反思、社会记忆竞争加剧、社会记忆遗忘凸显。档案部门可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旨、主体、客体、中介、关系等维度,实施价值引导、协同参与、消费者培育、多维叙事、媒体融合和伦理约束等六大机制,提升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能级,促进社会记忆及整个社会再生产。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蕴涵理论研究对实践的深度关切。当下媒体融合浪潮方兴未艾,对档案领域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媒体不仅作为记忆中介,更作为重要的记忆机制作用于档案记忆再生产。本文将档案和档案工作视作一种社会建制,统摄于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论域,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实践活动的热点问题予以回应,从理论层面进行抽象与建构,在丰富档案记忆理论研究的同时,对新媒体时代档案工作转型发展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马旭[8]（2019）在《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控烟运动自1979年进入政府议程,至今刚好40年。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由于种种利益牵绊,控烟进程一直处于缓慢而渐进的状态中。以往研究中,通过对控烟政策的考察,发现中国控烟运动存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博弈,是一场多方不情愿的运动;立足于健康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控烟宣导的效果提升,对本土文化的牵制作用和个体心理基模的能动性有所忽略。本研究认为,促成控烟运动走向深远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群体在健康认知和控烟行动上取得一致;即达成控烟的多元共识,从根本上弥合分歧,让控烟运动实现社会共治。所以,本文以达成控烟共识为出发点,引入社会表征理论,从社会表征的两个重要来源:媒体影响和社会互动入手,分别与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的核心要素相勾连,建立了由媒介表征呈现“表层共识”,即共识的结果;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主体互动反映“深层共识”,即共识的过程两个维度的分析链条,结合框架分析探讨达成控烟共识的过程、结果与机制。研究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基于LDA主题建模的框架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Plutchik情绪轮的细粒度情绪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寻2003到2018十六年间反映在媒体表征中的“表层共识”;以及数字媒介实践中多元主体通过搜索、展演、参与等互动达成“深层共识”的过程。研究发现:（1）媒介表征中的控烟议题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对不同主体的话语表征趋向固化,“表层共识”容易分化。烟草控制与烟草经营两种悖离的议题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此消彼长,并在外力“拔河”下趋于平衡,长期共存。从全局来看,控烟报道在烟草大省和非烟草大省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差异在中央级媒体的表达上得到了微妙的调和,但仍显示出控烟议题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价值地位。通过行动者并置词的分析发现行动团体间存在话语的割裂与固化,这种路径依赖的现状正是因为控烟议题缺乏进入公共议程价值而造成的。（2）数字媒介实践的考察中,当控烟议题与网络公共事件勾连,进入公共视野,并在互动中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情绪,便可成为聚合控烟“深层共识”的强势路径;但在其他数字媒介实践中控烟议题则容易失焦与圈层化。通过控烟志愿者微信群的观察和典型人群的访谈也印证了上述结论。（3）我国控烟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存在着阻抑共识聚合、分化不同群体烟草表征认知的现象。不同群体间关于烟草的表征和控烟的共识存在着争议性和模糊性,网络空间关于控烟议题的互动与现实生活也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不断的意见扩散和协商,争取控烟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研究创新方面,本研究首先致力于转变健康传播的常规研究视角,提出了媒介表征、数字媒介实践与共识达成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借助框架理论进行了操作化补充;随后,将此理论模型在控烟运动研究中进行了演绎和总结,推演出控烟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最后,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框架理论对海量数据文本进行分析,跳出了静态的结构分析,实现了对框架过程和情绪流变的呈现。
陈若萱[9]（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指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王敬照[10]（2018）在《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文中提出在西方生态保护的发展历程中,大众媒介一直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媒体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本文以白洋淀生态保护中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40多年来白洋淀生态报道的发展变化,从微观角度探究中国媒体在生态保护中的角色及作用,并力图揭示媒体生态报道背后的影响和制约因素,以期为白洋淀生态保护乃至中国的生态保护提供参考。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选取了1972年至2018年的有关白洋淀生态保护的（报纸）新闻报道,同时结合保定市、安新县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环境年鉴河北部分、河北经济年鉴环境保护部分的内容以及有关白洋淀四次综合治理的文件档案,进行整理、统计、分析,从政府主导下的白洋淀生态报道、媒体构建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和雄安新区语境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三个阶段进行系统阐述。本文认为,媒体在生态报道中受政府、公众以及媒介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媒体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切实担负起生态政策的宣传者、生态风险的监督者、生态对话的参与者和生态教育的推动者的角色和职责。
二、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迁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迁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构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纵深进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设计的理论逻辑 |
| （二）研究方法 |
| 1. 网络问卷调查 |
| 2. 半结构化访谈 |
| 三、调研数据分析与显着发现 |
| （一）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市级媒体初步纳入四级融合纵深发展 |
| （二）媒体深度融合：以体制机制突破为引领 |
| （三）平台生态化：新闻端口之上的综合资源建设 |
| 1.“新闻+政务”依然是拓展平台功能生态的首选 |
| 2.“新闻+公共服务”的后疫情特征明显 |
| 3.“新闻+商务”综合经营模式显现动能 |
| （四）用户连接逻辑：专业内容为本搭建多元网络关系 |
| 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不平衡：思维观念转型是最大难题 |
| （二）人才激励政策难落实：不敢“动蛋糕”的无效激励 |
| （三）中央厨房建设不配适：生产内容过于同质的短板显现 |
| （四）全媒体内容链条待重构：用户主体性局限，运营创意不足 |
| 五、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与思考 |
| （一）情绪连接：建立共情体验的结构化用户圈层 |
| （二）全媒体人才建设：主力军与后备军协同组织 |
| 1. 主力军：重点打造媒体内部的年轻化队伍 |
| 2. 后备军：加强“两高”人才引进与交流 |
| （三）深耕工作室：以品牌出圈运营冲卡“强制性通过点” |
| （四）互联网群众路线：从参与信息生产传播到玩转个性化平台 |
| 1. 全媒体时代的“开门办报”：开放入口+社群运营 |
| 2. 个性定制的平台社交：有用有效+好看好玩 |
| 六、结论 |
（2）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传言与谣言 |
| （一）中文语境下的“谣”及“谣言” |
| （二）作为社会病症的传言 |
| （三）作为社会功能的传言 |
| 二、误导信息/谣言和虚假信息 |
| （一）作为信息战策略的误导信息 |
| 1. 国家层面的系统化、组织化行为。 |
| 2. 信息真实性较低。 |
| 3. 具有明确意图，以误导为目的。 |
|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误导信息/谣言 |
| （三）虚假信息（misinformation) |
| 三、假新闻 |
| （一）假新闻体裁 |
| （二）假新闻标签 |
| 四、结语 |
（3）混沌·分裂·重构：媒介生态变迁下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意识流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纪录电影“走出去”意识的历史嬗变 |
| （一）混沌期：西方世界“喇叭手”的影像入驻 |
| （二）分裂期：多重历史语境下的身份焦虑 |
| （三）重构期：新闻纪录电影与“形象化政论” |
| 二、“他者”视镜里的中国：从伊文思到安东尼奥尼 |
| （一）真实的中国与“他者”的影像 |
| （二）伊文思与中国的情感纽带 |
| （三）安东尼奥尼与被批判的《中国》 |
| 三、媒介变迁与纪录片“走出去”意识的转向 |
| （一）新媒介下影像话语的“狂欢” |
| （二）纪录片“走出去”的新媒介意识 |
| （三）媒介变迁下纪录影像的网络生存意识 |
（4）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想信念 |
| (二)爱国主义 |
| (三)中华传统美德 |
| (四)社会主义道德 |
| (五)道德建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现实境遇 |
| 一、思想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和错误论调的泛起 |
| 二、资产阶级道德的渗透和侵袭 |
| 三、中华传统美德遭受冲击及各种道德问题的出现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 |
| 二、列宁的社会主义道德学说 |
|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建设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形成脉络 |
| 一、萌芽阶段:十八大以前 |
| 二、初步形成阶段:十八大至十九大 |
| 三、发展阶段:十九大之后 |
| 第二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内容构架 |
| 第一节 理想信念:道德建设的“定盘星” |
| 一、将“理想信念”提升到“精神之钙”“总开关”的战略高度 |
| 二、赋予理想信念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
| 三、将理想信念教育与“中国梦”相结合 |
| 四、提出理想信念的客观衡量标准 |
| 第二节 爱国主义:道德建设的“主旋律” |
| 一、爱国主义的本质体现: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
| 二、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之外兼具“人类关怀” |
|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四、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永恒主题 |
| 第三节 中华传统美德:道德建设的“精神根脉” |
| 一、将中华传统美德当成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
| 二、拓展中华传统美德的丰富内涵 |
| 三、形塑中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
| 四、“双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的原则方针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道德:道德建设的“重要工程” |
| 一、将社会主义道德提升至“兴国立人”的战略位置 |
| 二、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德法并举提升社会主义道德水平 |
| 四、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
| 第三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和本质要求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色 |
| 一、基本特征:“四个统一” |
| (一)民族性和时代性统一 |
| (二)广泛性和层次性统一 |
| (三)理论性和实践性统一 |
| (四)继承性和创新性统一 |
| 二、鲜明特色:“四化” |
| (一)思维系统化 |
| (二)内容大众化 |
| (三)方式生活化 |
| (四)视野国际化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本质要求 |
| 一、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要求” |
| (一)坚持对中华传统美德批判地继承弘扬是基本要求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核心要求 |
| (三)占领网络道德建设新阵地、提升道德传播能力是重要要求 |
| (四)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是根本要求 |
| 二、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三个理念” |
| (一)“最大公约数”理念 |
| (二)“协同育人”理念 |
| (三)“弘扬正能量”理念 |
| 三、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四个指向” |
| (一)加强顶层规划,明确道德建设的战略地位 |
| (二)强调全方位,科学谋划推进创新 |
| (三)关注多层次,循序渐进提升育人实效 |
| (四)注重宽领域,各战线多场域协同发力 |
| 第四章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意蕴 |
| 第一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重要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 (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
| (二)对中国共产党道德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
| 二、新时代推进道德建设的实践指南 |
| (一)深化了党对道德建设规律的认识 |
| (二)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念 |
| (三)揭开了新时代道德建设的新篇章 |
|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有力保障 |
| (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道路指引 |
| (二)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精神支撑 |
| (三)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力量泉源 |
| 第二节 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
| 一、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价值标准 |
| (一)人民对美好道德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 |
| (二)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体 |
| (三)人民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工作的最终评判者 |
| 二、蕴含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 |
| (一)强调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
| (二)体现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 |
| 三、蕴含道德建设实效性的价值评判标准 |
| (一)蕴含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评判标准 |
| (二)体现了领导干部的政德标准 |
| (三)包含了教师的师德标准 |
| (四)强调了青少年的道德标准 |
| 第五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理想信念建设,把握道德建设的方向 |
|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学习 |
| 二、加强对理想信念渺茫论、共产主义过时论等思潮的批判力度 |
| 三、区分对象进行有层次有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 |
| 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中践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
| 第二节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推进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
| 一、教育引导人民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和文化 |
| 二、通过“两个共同体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
| 三、抓住重点对象并注重发挥仪式礼仪的爱国育人作用 |
| 四、疏堵结合营造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的良好社会氛围 |
| 第三节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赋予道德建设以深厚的精神滋养 |
| 一、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
| 二、在遵循“双创”方针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弘扬 |
|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进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 四、以家庭美德建设和世界美德传播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 |
| 第四节 抓住“最大公约数”,增强道德建设的践行成效 |
| 一、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以个人品德建设为重要着力点开启公民道德建设新征程 |
| 三、注重发挥重点阵地和群体的道德育人作用 |
| 四、在国家治理中推动法治和德治协同发展、相得益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2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化自信概念界定 |
| 2.1 文化的界定 |
| 2.1.1 文化的含义 |
| 2.1.2 文化的分类 |
| 2.1.3 文化的功能 |
| 2.2 自信的界定 |
| 2.2.1 自信的词源 |
| 2.2.2 自信的含义 |
| 2.3 文化自信的界定 |
| 2.3.1 文化自信 |
| 2.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2.3.3 文化自信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形成与发展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3.1.3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的论述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面临的世情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面临的国情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面临的党情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实践基础 |
| 3.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经济基础 |
| 3.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政治基础 |
| 3.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文化成就 |
| 3.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民生根基 |
| 3.3.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形成的绿色底蕴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形成发展过程 |
| 3.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萌芽阶段 |
| 3.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确立阶段 |
| 3.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完善阶段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整体构成 |
| 4.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主体 |
| 4.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对象 |
| 4.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中介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目标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内容 |
| 4.2.1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
| 4.2.2 对革命文化自信 |
| 4.2.3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特征 |
| 4.3.1 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
| 4.3.2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 4.3.3 时代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 第五章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 |
| 5.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
| 5.1.1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立论依据 |
| 5.1.2 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5.1.3 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5.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精神体现 |
| 5.2.2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
| 5.2.3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建设 |
| 5.3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
| 5.3.1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之基 |
| 5.3.2 秉承正确原则,做好宣传工作 |
| 5.3.3 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把握主动权 |
| 5.4 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
| 5.4.1 夯实文化软实力的根基 |
| 5.4.2 讲好中国故事 |
| 5.4.3 树立国家形象 |
| 5.4.4 提高国际话语权 |
| 5.5 吸收借鉴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 |
| 5.5.1 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 |
| 5.5.2 摒弃错误思想和观念 |
| 5.5.3 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论意义 |
| 6.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
| 6.1.2 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
| 6.1.3 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基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践意义 |
| 6.2.1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向往 |
| 6.2.2 更好推动建设文化强国 |
| 6.2.3 更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
| 6.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世界意义 |
| 6.3.1 有利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 |
| 6.3.2 有助于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
| 6.3.3 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风险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风险的社会表征及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案设计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风险与公共舆论 |
| 第一节 风险研究的认识论批判 |
| 第二节 风险传播视域中的公共舆论 |
| 第三节 公共舆论风险化:风险传播中的信息非理性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共舆论风险实践的“社会性后果” |
| 第一节 国家层面:公共舆论表达中的非理性与历史虚无主义 |
| 第二节 企业层面:谣言传播中的信任崩坏与“购买恐慌” |
| 第三节 个人层面:网络暴力实践中的公民权利侵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公共舆论风险社会表征中不同媒体的实践角色 |
| 第一节 传统媒体在风险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内涵 |
| 第二节 社会化媒体对公共舆论风险的社会化建构 |
| 第三节 公共舆论风险的媒介建构与生成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技术风险”到利益诉求:公共舆论风险生成的归因分析 |
| 第一节 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化媒体“去中心化”的公共性危机 |
| 第二节 转型社会的“制度—结构”性危机 |
| 第三节 公众作为“产消者”的媒介素养缺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在新媒介实践中走向协同共治:公共舆论风险的治理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互联网技术治理机制与构建社会化媒体的实践伦理规范 |
| 第二节 构建公众利益表达与协同参与的风险沟通机制 |
| 第三节 加强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媒介实践与风险建构的公共导向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清单及参与科研项目情况 |
（7）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2.1 主要概念 |
| 1.2.2 理论基础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1.1 国外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1.2 国内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 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1 国外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2.2 国内数字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1 国外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3.2 国内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述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阐释 |
| 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内涵 |
| 3.1.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双重维度 |
| 3.1.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表现 |
| 3.1.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比较分析 |
| 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结构 |
| 3.2.1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形式、内容与意义 |
| 3.2.2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主体、客体与关系 |
| 3.2.3 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加工与消费 |
| 3.3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性质与功能 |
| 3.3.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性质 |
| 3.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功能 |
| 3.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
| 3.4.1 文件连续体模式的启示 |
| 3.4.2“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构建 |
| 3.4.3“太极图”式运行机理模型内涵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与转型情境 |
| 4.1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历史演变 |
| 4.1.1 古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2 近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3 现代档案记忆再生产 |
| 4.1.4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演变轨迹 |
| 4.2 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影响因素 |
| 4.2.1 档案记忆系统外部环境因素 |
| 4.2.2 档案记忆系统内部构成因素 |
| 4.2.3 档案记忆再生产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 |
| 4.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情境 |
| 4.3.1 新媒体时代社会转型的发展 |
| 4.3.2 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变 |
| 4.3.3 新媒体时代文化消费的兴起 |
| 4.3.4 新媒体时代媒体融合的变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生成转型 |
| 5.1 档案记忆生成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5.1.1 档案记忆生成的内容与方式 |
| 5.1.2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5.1.3 档案记忆生成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5.2 档案记忆生成环境的转变 |
| 5.2.1 从传统环境到电子环境 |
| 5.2.2 从单一场域到竞争记忆场域 |
| 5.2.3 从单向语境到交互语境 |
| 5.3 档案记忆生成主体的转变 |
| 5.3.1 从官方走向民间 |
| 5.3.2 从精英走向大众 |
| 5.4 档案记忆生成对象的转变 |
| 5.4.1 从传统记忆到数字记忆 |
| 5.4.2 新媒体档案记忆的兴起 |
| 5.4.3 个体档案记忆的显现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加工转型 |
| 6.1 档案记忆加工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6.1.1 档案记忆加工的内容与类型 |
| 6.1.2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6.1.3 档案记忆加工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6.2 档案记忆加工目的的转变 |
| 6.2.1 传统史学研究的记忆转向 |
| 6.2.2 从公共记忆到共享记忆 |
| 6.3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转变 |
| 6.3.1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社会化 |
| 6.3.2 档案记忆加工主体的协同化 |
| 6.4 档案记忆加工形态的转变 |
| 6.4.1 档案记忆加工的视觉化转向 |
| 6.4.2 档案记忆加工之影像生产 |
| 6.4.3 档案记忆加工之空间生产 |
| 6.5 档案记忆加工方式的转变 |
| 6.5.1 档案记忆加工的数字化 |
| 6.5.2 档案记忆加工的叙事化 |
| 6.5.3 档案记忆加工的创意化 |
| 6.5.4 档案记忆加工的融合化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之消费转型 |
| 7.1 档案记忆消费与社会记忆再生产 |
| 7.1.1 档案记忆消费的过程与特点 |
| 7.1.2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性质 |
| 7.1.3 档案记忆消费的记忆再生产功能 |
| 7.2 档案记忆消费主体的转变 |
| 7.2.1 从传统档案用户到数字消费者 |
| 7.2.2 档案记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融合 |
| 7.3 档案记忆消费对象的转变 |
| 7.3.1 从档案记忆资源到记忆资本 |
| 7.3.2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新动向 |
| 7.3.3 档案记忆资本化消费的边界 |
| 7.4 档案记忆消费方式与途径的转变 |
| 7.4.1 档案记忆的数字化消费成为基本方式 |
| 7.4.2 档案记忆的个性化消费成为重要方式 |
| 7.4.3 档案记忆的品牌化消费成为优选方式 |
| 7.4.4 档案记忆的休闲化消费成为新兴方式 |
| 7.4.5 档案记忆的在线消费成为主要途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转型影响与推进机制 |
| 8.1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总体特征 |
| 8.1.1 档案记忆再生产路径:单向性转向多元化 |
| 8.1.2 档案记忆再生产取向:生产性转向消费性 |
| 8.1.3 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容:凝固性转向流动化 |
| 8.1.4 档案记忆再生产方式:单一性转向融合化 |
| 8.1.5 档案记忆再生产范围:区域性转向全球化 |
| 8.2 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对社会记忆建构的影响 |
| 8.2.1 数字记忆迈向智能 |
| 8.2.2 媒体记忆加速融合 |
| 8.2.3 共享记忆趋向理解 |
| 8.2.4 社会记忆竞争加剧 |
| 8.2.5 记忆遗忘冲突凸显 |
| 8.3 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的推进机制 |
| 8.3.1 面向主旨的价值引导机制 |
| 8.3.2 面向生成、加工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 |
| 8.3.3 面向消费主体的消费者培育机制 |
| 8.3.4 面向客体的多维叙事机制 |
| 8.3.5 面向方式的媒体融合机制 |
| 8.3.6 面向关系的伦理约束机制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8）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 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关键概念界定 |
| 1.3 从表征到共识的媒介研究路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控烟运动的历程 |
| 2.2 国外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3 国内跨学科视角下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研究问题提出 |
| 3 媒介表征:基于历时、全局、主体性的考察 |
| 3.1 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处理 |
| 3.2 时间脉络 |
| 3.3 社会变迁与关键事件 |
| 3.4 地域差异 |
| 3.5 媒介表征下的行动者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数字媒介实践:基于实践画像的考察 |
| 4.1 数字媒介实践的类型 |
| 4.2 搜索: 媒体聚焦与用户关注的偏离与重合 |
| 4.3 展演: 热门话题的表达实践 |
| 4.4 “劝烟”网络公众事件的聚类 |
| 4.5 参与: 网络公众事件中的表征流动与情绪竞合 |
| 4.6 补充与验证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结语 |
| 5.1 控烟议题的共识机制 |
| 5.2 反思: 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五类主体高频并置词 |
| 附录二: 2009-2018影响力排名前50热门微博 |
| 附录三: 2016-2018新浪微博“劝阻吸烟”媒介事件汇总 |
| 附录四: 深度访谈引导问题 |
| 附录五: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9）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10）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创新点 |
| 1.3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3.1 白洋淀 |
| 1.3.2 环境新闻与生态新闻 |
| 1.4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政府主导下的白洋淀生态报道(1972-1998) |
| 2.1 白洋淀第一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72-1983) |
| 2.1.1 白洋淀污染问题的产生与第一次集中治理简介 |
| 2.1.2 沉默与回避:1972-1976年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2.1.3 启蒙与科普:1977-1983年的白洋淀环境报道 |
| 2.2 白洋淀第二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84-1991) |
| 2.2.1 数量分析 |
| 2.2.2 内容分析 |
| 2.2.3 效果分析 |
| 2.3 白洋淀第三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92-1998) |
| 2.3.1 整体分析 |
| 2.3.2 案例分析:以“燕赵环保世纪行”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为例 |
| 第3章 媒体建构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1999-2016) |
| 3.1 本阶段白洋淀生态报道综述 |
| 3.1.1 报道主体分析 |
| 3.1.2 报道理念分析 |
| 3.1.3 报道手段分析 |
| 3.2 党报与都市类报纸的比较分析:以白洋淀干淀与补水报道为例 |
| 3.2.1 案例与研究设计 |
| 3.2.2 新闻来源 |
| 3.2.3 新闻体裁与报道主题 |
| 3.2.4 报道基调 |
| 3.2.5 报道细节 |
| 3.2.6 结论与讨论 |
| 3.3 本地与异地媒体的比较分析:以白洋淀死鱼事件报道为例 |
| 3.3.1 四次死鱼事件报道的整体分析 |
| 3.3.2 第二次死鱼事件报道的个案分析 |
| 第4章 雄安新区语境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2017-2018) |
| 4.1 传统媒体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4.1.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专家角色 |
| 4.1.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政府形象 |
| 4.1.3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公众诉求 |
| 4.1.4 讨论与结论:反思与监督性报道不足 |
| 4.2 新媒体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4.2.1 数量分析 |
| 4.2.2 效果分析 |
| 4.2.3 案例分析:以白洋淀芦苇问题的全媒体报道为例 |
| 第5章 白洋淀生态报道制约因素分析:政府、公众与媒介 |
| 5.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地方政府 |
| 5.1.1 地方政府与生态报道的正向互动 |
| 5.1.2 地方政府对白洋淀生态报道的负面制约 |
| 5.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 |
| 5.2.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环保意识 |
| 5.2.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环保行动 |
| 5.3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媒介 |
| 5.3.1 媒介的双重属性让白洋淀生态报道在夹缝中生存 |
| 5.3.2 媒介的报道观念让白洋淀生态报道片面发展 |
| 5.3.3 媒介的记者素养让白洋淀生态报道质量参差不齐 |
| 第6章 白洋淀生态保护中媒体的角色和未来之路 |
| 6.1 白洋淀生态保护中媒体的角色 |
| 6.1.1 生态政策的宣传者 |
| 6.1.2 生态风险的监督者 |
| 6.1.3 生态对话的参与者 |
| 6.1.4 生态教育的推动者 |
| 6.2 白洋淀生态报道的未来之路 |
| 6.2.1 创新机制,优化白洋淀生态报道的外部环境 |
| 6.2.2 转变观念,重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四、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迁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构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纵深进路[J]. 曾祥敏,刘日亮. 现代出版, 2022(01)
- [2]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J]. 刘海龙,于瀛. 新闻界, 2021(12)
- [3]混沌·分裂·重构：媒介生态变迁下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意识流变[J]. 孙洪宇,王雅雯. 视听, 2021(12)
- [4]习近平关于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研究[D]. 陈成玉. 贵州师范大学, 2021
- [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D]. 李慧娟. 河北大学, 2021
- [6]风险社会语境下公共舆论风险的社会表征及治理研究[D]. 张博. 暨南大学, 2020(04)
- [7]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D]. 张燕. 上海大学, 2020(02)
- [8]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D]. 马旭.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10]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D]. 王敬照. 河北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