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诗与古人的审美取向

一、“玉”、诗与古人的审美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刘影^[1]（2021）在《杭州西湖风景区洞穴造景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湖洞景根植于杭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是一个集自然与人文为一体的文化景观。作为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西湖的兴衰变化,并在人类活动的参与下实现了天然洞穴从自然走向人文的转变。但是大多依附于景点存在,其影响力和重要性远不及其他风景资源,对西湖洞景的系统性研究甚少。本文以杭州西湖风景区为核心的城市近郊地区洞景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资料,对西湖洞景的形成进行分析。在自然形成方面,西湖洞景受到杭州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地质作用等因素影响;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湖洞景主要受到穴居文化、山岳崇拜、洞天福地、隐逸文化等思想的影响。正是在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组合下,洞穴才能成为“诗化的风景”。结合实地调研,梳理出西湖群山中具有重要景观价值和人文价值的53处洞景,从多角度对西湖洞景进行类型分析,并归纳西湖洞景的主要特性。基于时代背景和历史记载梳理与分析西湖洞景的历史变迁,发现西湖洞景与西湖的兴衰相伴而行。通过有历史遗存的洞景或留存文化意象的洞景,分析其历史风貌和时代特征,并且归纳出宗教活动、园林营建、历史人物以及洞穴审美取向四个重要变迁动因。从西湖洞景的形成和变迁中,也反映了人与洞穴的关系的变化经历了“追求庇护—寻幽探觅—改造利用—保护发展”四个阶段的变化。为探究西湖洞景的造景艺术,从景观特征和文化特征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择选具有典型特性的洞景进行深入挖掘,从个案出发研究其内在的风景营造智慧。此外,从以自然洞穴为蓝本的园林叠山理洞活动,探究自然洞穴与假山洞室的内在联系。由此,归纳总结西湖洞景中四个重要的地域特色,即别具一格的景观形态、历史悠久的文化内涵、人与天调的洞穴造景以及文景相融的景观特征。基于以上的研究,得出西湖洞景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梳理近现代对西湖洞景的整治以及与洞景相关的重大事件,针对西湖洞景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对西湖洞景的保护与利用提出意见,以期对日后西湖洞景文化景观保护有借鉴作用。

耿君^[2]（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认为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郑韵扬^[3]（2021）在《北宋七言古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北宋七言古诗为研究对象。北宋七古以创作生态、题材内容、表现功能、风格技巧等多方面的新变,实现了七古诗体的艺术成熟。本文围绕七古诗体特色和发展中的突出现象,重点把握代表作家对诗体和诗歌发展的引领作用,纵向置于唐宋七古演变中考察,横向比较同时代不同诗人、诗体的差异,对北宋七古的发展创新和艺术成就作出比较全面的探讨。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以庆历诗人为中心,从酬唱语境切入,研究酬唱令庆历七古在题材内容、手法风格、表现功能等方面产生的关键变化。通过分析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体选择,明确庆历诗人对七古一体存在一定的自觉选择意识,且受到七古体制、功用和主体心态、人生经历等多重因素影响。庆历诗人自觉将七古大量用于知己朋友的私人交流酬唱,在题材内容上,具有鲜明的“好奇”倾向,常见以多重视点的对话组织内容;在手法风格上,兼善抒情与议论说理,并且易具有轻松畅达、活泼奔放的风格。酬唱对庆历七古题材和表现功能的拓展,主要表现在友情题材中友情内涵的扩充和共同记忆的叙述,现实与历史题材中鲜明的议论品质,和咏物题材中穷形尽理的咏物模式更新。第二章以苏门诗人为中心,研究他们几类重要的七古题材如何营造“奇趣”的审美感觉和风格。苏轼的山水纪游七古擅长景物的动态呈现并具有哲理导向,主动对游踪进行贴合主体体验的剪裁。苏门诗人的题画七古往往与画作形制、内容、风格达成和谐一致,多运用以真实写虚幻的手法,呈现丰富的真幻关系,并展开更自由广阔的联想。苏门诗人书写日常生活的七古,善于运用多种叙写技巧形成平中见奇的反差化趣味,并以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谐谑和对物我关系的建构来超越日常。第三章探讨北宋七古的章法结构。北宋七古在起首与结尾、分段与线索、转折与过脉三个方面都有精密的表现和创新。“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对北宋七古章法有重要影响,通过梳理和辨析以古文章法论七古的代表性观点,可以看出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七古章法的差异。苏轼七古的命意、构思和布局经常能在相应的古文中找到参照或形成互动,善于从前代典籍中汲取章法经验。欧阳修与王安石七古章法有舒缓和陡峭的差别,且欧阳修更擅长情感线索和结构线索有机融合的复合式结构。黄庭坚七古体制明显趋于收缩、收敛,以短章见长,也代表了其后北宋诗人诗体创作重心的变化。第四章探讨北宋七古的修辞特点,分为比喻和用典两方面。北宋七古擅长博喻和详喻,在喻体的选择、比喻的审美风格和创作方式上竞出新意,并且注重比喻的理路。梅尧臣七古用典已有博取和详写的趋势,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用典将陌生诗材纳入传统的表现经验,赋予更深刻的内涵。欧阳修擅长通过用典刻画事物,和塑造七古特定的风格,并体现博物学的倾向。苏轼和黄庭坚七古用典更加广博、密集、形式灵活,能够自出己意,与七古擅长的议论说理结合,使用典真正服务于奇思的表达。用典能够有效改善七古过分追求畅达而易伤平滑、直露的问题,也可能存在影响意脉流畅、形成套语等弊端。北宋七古用典的发展过程,也是知识影响七古风貌的过程。

金鑫^[4]（2021）在《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研究》文中提出秦朝国祚短暂,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因上承战国、下启西汉,在中国印章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自元代前后印学发展以来,因出土秦印的数量并不多,对秦印的表述常出现在史书记载、印学论着、印谱序跋及印人们篆刻作品的边款中,并且文献表述的认知观念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在衍变。明清时期人们对秦印在认识观念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片面性,并且对于秦印风格的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出土秦印的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对于秦印也有了科学的辨识标准,但是当代对秦印的认知与元明清以来的认知在观念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立足于历代对秦印的认知观念为视角,来探讨和厘清元、明、清以来对秦印的认知观念是如何生成与演进。自明、清以来,印人们对于秦印的认知较为模糊,大部分印人将部分战国古玺印称之为“秦印”,把秦印称之为“汉界格印”。在印人们所推崇的“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思想背景影响下,其所宗的“秦”是指哪一历史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印宗秦汉”具体指向是什么?通过对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印宗秦汉”的观念是明清印人所提出的学习古印的理念之一,在当时由于对秦印认知模糊,他们所指的“秦”是包含有部分战国古玺在内的“秦印”,而真正的“秦印”又被当时的印人们归属到汉印中,所以造成了观念认知的差异。当代对秦印有了科学的辨识与具体的时代指向,但是以现在的时代所指去讨论明清时期的“印宗秦汉”思想,难免有强加于古人之嫌,故将此观念置身于历史语境中研究,从而论证了古人在具体时间指向和篆刻实践中是尊崇了“印宗古印”。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于时代语境视域下秦印的认知观念中存在的误读进行观念重构,并就印学史上有关“崇古观念”所产生的背景进行重新探讨。其一是在东汉造纸术普及以前,秦代人对印章的审美是建立在封泥之上的三维审美,而明清以来对于秦印的审美是建立在印章钤盖于纸上的二维审美。其二是许多集古类印谱都采用枣梨木板摹刻,而摹刻印刷失去了印章原本所呈现的剥蚀效果,难免会对秦印有一些误读。用两个不同时期的审美方式与认知观念对比研究,以印章实物钤盖的印蜕、压盖的封泥、印面展示的效果,将三者与集古类印谱中辑录的秦印展开不同时代审美差异的探讨。另外,本文从多个方面对秦印的认知观念展开余论及考察,对整体内容做一定的补充。如秦印、匋印、封泥之间的关系,传世秦印与出土秦印数量之少的原因,亦包括配饰印章、吉语印章、殉葬印章等。本文从观念上以不同的视角厘清了元、明、清及二十世纪以来有关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的缘由与演进过程。

宋雪伟^[5]（2021）在《李商隐无题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十四首,界定上有争议之作六首。除此之外,在李商隐诗集中存在大量的与无题诗风格相类似的首句命题式“准无题诗”以及抽象类题目的“准无题诗”共计二十余首。无题诗是一种在题目上不表现内容,不显示功用,在内容上多以描写女子恋情或男女相思为诗面意义,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思或无悔追求的执着精神为抽象意义,在艺术上善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含蓄抽象情绪、抽象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风格特征的定型也非单一因素所致。传统的考评、笺注在诗面意义的解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因为本事不可考,任何企图将李商隐无题诗做“实化”解读的做法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思路,那便是对其抽象性的探讨。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的很多全新的解读,很多也没有逃出将诗歌意义“实化”的思维误区。虽然古今笺注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有阐释,但很多细节解读依旧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文本细读、典故细节的梳理,不难发现无题诗中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去研究乃至进一步确认细节意义的地方,例如“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里,燕和鸾的典故都暗含了鸟雀企图成双等细节都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其抽象性。抽象性贯穿无题诗的始终。首先,无题诗的题目便是抽象的,其题目不表示内容,不指明功用。其次,无题诗的内容充斥着一种抽象情绪,这种抽象情绪可以概括为“对美好事物的发现或追求——认定自己有资格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过程中因受阻而失落——追求失败后的愤愤不平以及绝望而难以排遣的凄楚情绪——受阻后继续执着无悔的追求”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虽然落实在具体的诗作当中,每一首无题诗所投射的情感线索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李商隐的无题诗所传达的抽象情绪都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有所印证。再次,李商隐的无题诗惯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艺术手段表达抽象的情感线索,这些抽象的艺术手段造就了李商隐无题诗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在声音方面,它们巧妙地运用了文字用韵、节奏等方面的抽象表达效果,形成了声情并茂的抽象情绪的传达;在色彩方面,它们注重色彩的基本特性与通感效果,注重色彩的组合与搭配作用,使得色彩与抽象情绪的传达得到巧妙的配合;在结构方面,李商隐无题诗的诸多构成因素貌似支离破碎实则紧密相连,各因素组合作用形成了诸多意义完整而层次多样的“格式塔”,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意义组合的手法拓宽了抽象情绪的表达境界;在意义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阻隔”情节,这种“阻隔”同时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展现出的抽象情绪链条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一步,这种“阻隔”情节有时候也会生成抒情主体的离别之苦,促成抒情主体的偷窥行为,乃至成为生成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以及执着无悔追求的根源所在。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究其根源,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李商隐无题诗的抽象情绪所致。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历程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客观情况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题诗的抽象情绪特征是其能够穿越古今获得跨时空读者共鸣的本质条件。

陈晋唯^[6]（2020）在《与古为新 ——文人设计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与古为新”取自唐代司图空《二十四诗品》,也是他品评诗文的重要思想,由于该词非常概括地总结出创造性工作的根本原理,而被广泛引用,成为常见常新的思想阐释。论文研究“文人设计”,这一已被频频使用却并无明确定义的专用词语,论文研讨这个词语的历史渊源,及被当代接受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价值,所以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中国古代的设计历史,以及相关思想的衍传。为了区分中国古代文人的设计,与当代的“文人设计”的不同,论文将古代的文人的设计定名为“文人造物”,而当代的相关设计还延用“文人设计”的说法,这虽有硬性拆分的嫌疑,而本论文强调的是:古与今虽有着不可间断性的延续,但也确实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围绕着“文人造物”,论文研讨了文人意趣的三个主要组成:闲情、达观、雅致,并详细分析了文人意趣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围绕着“文人设计”,论文归纳出三个基本的设计特征:慢速生活、理智生活、精致生活。从两者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的设计与当今的“文人设计”,有着精神内涵的一致性,同时也明显存在着小众生活与大众生活、个人情趣与大众情感、单纯性的手工劳作与复合性的机器生产的区别与差异。由于论文最核心的点在于“与古为新”论文在最后一章着重讨论了当代的“文人设计”的代表设计家及主要案例,重点阐述“慢速生活、理智生活、精致生活”影响下的设计及对当代生活的重要性。“文人设计”的观念虽不是中国当代最为主流的设计思想,但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变革的大潮中,它的存在代表着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的一种持续,同时,它也必将影响着世界当代设计的潮汐。

赵丽艳^[7]（2020）在《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奋斗一生的画家、学者不胜枚举,李伯安是世纪末的一个特例,他与新中国同龄,经历了“文革”的时代影响,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用尽自己毕生心血开辟了一条新的艺术之路,形成了极具个性化的绘画语言。本文以李伯安的绘画艺术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将其代表作品巨幅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为重点研究对象,深入感悟画家的精神世界,通过对李伯安个人性格成因的剖析,分析画家在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其水墨人物的绘画语言形成的过程及思想变化;以探究《走出巴颜喀拉》最终形成极其震撼的、独具特点的中国水墨人物作品之成因,进而分析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现代转型中,李伯安的绘画艺术对画坛的重要影响及启示作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社会模式激变、巨变的时代,李伯安师法传统、师法西方造型艺术、师法民间艺术、师法自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面貌。李伯安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绘制了气势撼人的水墨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他的作品在继承传统人物长卷表现手法的基础上,结合画家对传统中国画用线的理解,大胆的融合西方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语言,以坚实有力的团块体量结构、强烈的黑白冲突及画家独有的意象造型语言,创造出中国历代画史到近世画坛不曾有过的大气雄强、现代感十足的绘画巨作,将中国水墨人物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通过李伯安的生活背景、个人性格、艺术经历、自身素养、插图、连环画作品等方面的研究,分析李伯安绘画独特的艺术语言体系下个性化意象造型等绘画语言转变过程及形成的内因与外因,突出《走出巴颜喀拉》特殊的精神价值。李伯安纯粹的艺术精神值得人们永久怀念与崇敬。从绘画风格学角度出发,通过对其作品藏族题材绘画的图像表意进行转译,研究李伯安作品的章法布局、形式规律、写实技法、造型变化,新笔墨语言等特征,以李伯安不同时期人物画作品为依托,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图像研究,着眼于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剖析艺术家的绘画思想及绘画风格转变的过程以及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李伯安汲取传统绘画营养的内在根基,分析画家融汇西方古典绘画及现代艺术等多种元素和造型理念的开放性视野。得出结论,即李伯安作为现实主义人物画家,实现了中国人物画造型写实的写意化转换,以及在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人物画中笔墨与造型、中与西的冲突问题所做的努力及成效。以此研究《走出巴颜喀拉》从现实主义到写意精神的转变,探析时代背景下中国画现代转型发展轨迹;站在21世纪的视角分析中国画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得与失,以此探析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规律及未来发展方向。

彭杨^[8]（2020）在《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文中提出笔者努力架构出楚凤鸟“生长”的历史原境和思想原境,深入探寻楚民族发展的特殊历程及其影响形成的整体民族性格,探析楚人与楚凤那份天然的亲切感,即在时间性与空间性双重视域下审视两者的存在关系,同时荆楚之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楚凤鸟图式的艺术格调。在楚人的思维、观念中楚风楚俗是以巫文化为核心,这是楚凤鸟图像空间转喻、诗意空间隐喻发生状态的内驱力;上古神话系统的图像时空转换使得楚凤鸟艺术创作完全是一种“图画神灵、奇伟诡谲”的神秘形态。楚地孕育出的道家思想及其道家美学则蕴含着一种“道通为一”的审美观照、艺术精神,庄屈美学与楚凤鸟艺术之间既有审美取向的“错位”又有诠释语言的“借用”关系。经过考古遗存图像对比研究,发现楚凤鸟艺术载体的历史物质性潜藏着传统范式,再联系楚民族历史发展来认知传统范式的发生范围。研究楚凤图式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也融入了“新时代民族精神的指向也需要‘固本’”的态度;楚凤鸟的视觉图式与精神内涵不仅影响后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也对当代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很强的启示作用。本文从多个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分析楚凤鸟图式的内在文化结构、艺术语言形态及其精神内涵。主要分为五个章节: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课题缘起、意义、课题研究的时间范围与空间范畴、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等,回顾了前辈针对楚国凤鸟所作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第一章先从楚民族的内在构成进行溯源分析,进而展现楚人的特殊历程、文化渊源;基于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二重结构研究分析出楚人与楚凤的存在关系;楚国自然地理环境与楚凤艺术格调内在联系。第二章首先探讨楚国工匠的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影响着楚凤艺术创造,而大体以巫文化、道家思想构建的思想原境也深刻影响着楚凤鸟图像空间和诗意空间的形成,影响着楚凤的审美观照、精神指向以及诠释语言。第三章主要围绕着楚凤鸟图式形态与诗意呈现,论述潜藏的传统范式的往昔范围及其原始认知逻辑,将玉器、青铜器、丝织品、漆器、鸟书归纳成礼仪性与世俗性两类材质载体,分析楚凤鸟的显现状态,更能凸显其时代面貌和艺术风格;其诗意呈现是一种抽象与移情,寻找“始”语言,归纳概括艺术形态的图式类型、样式、特征及其人格“性”变过程。第四章分析论述楚凤鸟精神性认知思考,包括符号的前宗教性与象征性,总结楚凤鸟的原始性精神指向;同时深挖图式艺术的视觉内涵与美学意义。第五章将楚凤鸟艺术进行纵向比较,论述其历史地位,探寻空间传播影响包括周边少数民族的凤鸟发展的历史遗蕴,整理楚凤鸟海外传播与遗存;论述对当代的艺术创造的启示及民族精神塑造的影响。楚人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所表现出的独创性正是楚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在巫风氛围中演绎出“无限与超越”的想象,在先秦理性精神的大时代背景下,楚凤鸟图式艺术创作既有历史传统的重要影响,艺术情思隐含一种原始语言的延续即传统范式,又表现出挣脱传统礼制的惯性思维,沿着艺术创造自身规律发展,楚凤鸟艺术崇尚内美与外美兼修,带有一种幻化般诗意形态。楚凤鸟图式是历史发展的,是楚文化物质性与精神性的集中显现,基于地域区间差异又可将凤鸟图式风格分为“中心性”与“非中心性”的特点。后世凤鸟艺术发展,有内在力量逐渐消减、从神坛下移至人间的发展脉络,通过时空流变的观察和分析探寻楚凤鸟视觉内涵、历史地位、传播影响,并且对当下社会与艺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胡东冶^[9]（2019）在《诗学视角下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艺术歌曲又被称为“诗之歌”,从艺术形式的本质特征角度来讲,诗词与艺术歌曲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诗词与诗学理论从来都是艺术歌曲研究与分析的根本出发点。追本溯源,艺术歌曲从问世之初便与诗词相伴相生。无论是德奥艺术歌曲、法国艺术歌曲,还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诗性都是艺术歌曲的核心审美精神之所在;诗词与诗学理论都是艺术歌曲创作、研究与实践的最核心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但当前,这却往往最容易被人所忽略,甚至遗忘。从歌者的角度而言,要想使我们的艺术歌曲演唱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准与境界,就必须要重新找回这个正确的起点和方向。“诗乐相容”不应只是一个仅仅停留在标题上的口号或噱头,而应该是一个清晰的理念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艺术歌曲“由诗入乐”的本质属性与审美特征,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出发,力图为现当代中国艺术歌曲构建一套具有相当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兼具理论性、实践性的歌曲分析处理的理论方法体系。文章主体分为六章:第一章为中国歌曲概述。本章核心论点在于厘清艺术歌曲的概念,阐明中国艺术歌曲的本质属性与审美特征。艺术歌曲从诞生之始便与诗词结下不解之缘,诗词与诗学对于艺术歌曲的关键性价值与意义二百余年来从未改变。诗词是艺术歌曲创作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诗性是艺术歌曲核心审美精神;诗学是艺术歌曲研究与实践的根本理论方法,中国艺术歌曲更是如此。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如此丰富的诗词作品、有如此悠久的诗学传统、有如此完整的美学体系,这些都为我们构建更科学、系统的中国艺术歌曲分析与演唱处理之理论方法体系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可行性保障。第二章为中国诗学的理论架构及其音乐性分析。中国诗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这一章论述的主要目的在于厘清我国诗学的体系与架构,阐明其中与歌曲最为相关的理论方法。我国诗学主要包括诗歌本体论、诗歌认识论、诗歌技法论、诗歌艺术史论四个部分,其中诗歌本体论中的诗歌意象论、诗歌意境论;诗歌艺术史论中的诗歌分类学;诗歌技法论中的诗词格律学,是与音乐直接相关的诗学理论方法,在此后的艺术歌曲分析处理理论方法构建中也主要围绕这几项诗学理论展开。第三章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分类与调式调性特征。本章核心论点为,将诗学分类学与调式调性理论相结合,为我国艺术歌曲划分出更加科学、合理、清晰的类型,探寻各类型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风格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艺术歌曲诗词意象类型与曲式结构分析。本章核心论点为,运用诗词意象论,从中国诗词意象解构的角度,对中国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特征与类型风格进行分析及演唱释义。并阐明这样一个观点:我国艺术歌曲的曲式结构不是冰冷的曲学公式,也不仅仅是诗词的文体架构,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只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和视角,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国艺术歌曲曲式的内涵与真谛,才能真正从整体上理解和掌控歌曲。第五章为中国艺术歌曲诗词意境美与演唱审美取向。本章的核心论点为,从中国传统诗学意境论的角度,对探寻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审美取向,主要从“有我与无我”、“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三个角度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审美本质与审美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通过实例分析,将原本抽象的意境与审美概念与具体的演唱处理相对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六章为中国艺术歌曲诗词格律与节奏旋律关系解读及演唱释义。本章核心论点为,从诗词格律学的角度,探寻中国艺术歌曲节奏与旋律分析的理论与演唱处理方法。最终进一步阐明:无论是古体诗艺术歌曲、近体诗艺术歌曲、词类艺术歌曲还是现代诗艺术歌曲,对其音乐节奏特征的分析都不能停留在音符的层面,而要从诗词的格律、声调的节奏性、旋律性、“阴阳性”上对其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这样才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从根本上更加准确、透彻、深刻的理解歌曲的音乐特征与艺术风格,才能更加完美的诠释和表现作品的风貌,这样的演唱才能不流于表面,才能真正表现出中国艺术歌曲特有的民族风格、神韵、气质、个性及魅力。结论部分除了对全篇核心观点理论进行总结以外,同时还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艺术歌曲分析与处理之理论体系的构建,意不在树立一种不容置疑、必须完全遵从的规矩,只是要为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与实践提出一个可供参考或借鉴的理论方法,这也是本人治学之核心理念。最后希望,本人的理论观点和治学理念,都能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则与有荣焉。

孔庆蓉^[10]（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二、“玉”、诗与古人的审美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玉”、诗与古人的审美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杭州西湖风景区洞穴造景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北宋七言古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与古为新 ——文人设计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诗学视角下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四、“玉”、诗与古人的审美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杭州西湖风景区洞穴造景艺术研究[D]. 刘影. 浙江农林大学, 2021(02)
• [2]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北宋七言古诗研究[D]. 郑韵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4]秦印认知观念嬗变研究[D]. 金鑫.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2)
• [5]李商隐无题诗研究[D]. 宋雪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与古为新 ——文人设计及其当代价值[D]. 陈晋唯.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7]走出巴颜喀拉 ——李伯安绘画研究[D]. 赵丽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7)
• [8]楚凤鸟图式及其精神研究[D]. 彭杨.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诗学视角下中国艺术歌曲演唱研究[D]. 胡东冶.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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