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混淆的概念：“书本贵于雕初”——与王少增教授探讨

一、不能混淆的概念:“书贵初刻”──与王绍曾教授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邓文池^[1]（2019）在《承续与变革：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张元济、王云五是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作为商务印书馆较具影响力的两代主政人,对近代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与转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亦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图书事业参与社会变革、推动近代社会文化风潮提供了舞台和阵地。20世纪前后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张元济、王云五作为跨时代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代表,在文化转型与发展中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他们通过对商务印书馆的改造和经营,树立起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旗帜,利用“图书”的生产、加工和传播,吸引和培养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迎合和塑造了大批渴望进步的读者群体,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而他们在图书事业中无论是对出版经营的多面性创新,还是对图书馆事业的探索与实践,都以其出色的能力和丰富的而成就走在了当时的前列,甚至一度达到“北有北大,南有商务”的高度。这样傲人的成绩向我们表明,在张元济、王云五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不仅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传承留下浓厚的一笔,更重要的是他们那开拓式的、启蒙式的、平衡义利的文化理念为近代社会植下了文化思想的种子。因此,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图书事业实践及其图书事业观,其社会价值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文化价值,其对社会影响的意义也超过了其文化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张元济与王云五的图书事业历程就是近代中国图书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缩影。张元济、王云五主政下的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中国图书事业的典型代表,不仅在于作为主政人的他们自觉地植根于传统,而且还在于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用更新的观念、更新的思维、更新的眼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用市场的方式推介到社会的前沿,使之成为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影响社会和传播文化的路径有机结合,再次打通科举制度废除后近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程的理想通道,为近代知识分子实现文化自觉和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了支撑和依靠,为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健康道路,对中国出版业和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现代化发展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文章从历史学、文化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和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和阐述了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仕途破灭后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在近代的事业选择及价值追求。论文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张元济、王云五的事业历程与近代时代变迁紧密结合,从20世纪前后到民国初期各种社会运动及思潮的勃兴,再到抗战期间思想文化界的交锋及论战等多个时期探讨他们各自主政下图书事业的革新;彼此之间的交谊与分歧;围绕图书事业所形成的图书、作者、读者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图书事业观的分析比较。又用比较史学的方法探讨了他们在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异同比较,还对空间系列上的同质问题进行横向异同比较,勾勒出他们更加立体、鲜明的人物特色及形象。

张光润^[2]（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周武^[3]（2017）在《张元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他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在激进与保守两极对峙的历史夹缝中适宜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数十年如一日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厂提升到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亦从清翰林转变而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的名字标志着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有关张元济的研究,近三十多年来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相关论着层出不穷,单是他的传记就已出版了 20余种,至于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更多达千篇以上,但由于受资料和视野所限,有关他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被忽略或未及深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断或细节需要重新检视。有鉴于此,本文力避重复性论述,而选取他学行与志业生涯中若干重大且尚未引起重视或需要重新检视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张元济研究应有的内涵,从而更全面、立体地彰显张元济这一“存在”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全文除序引、结语和附录外,主体部分由六个专题研究组成,每个专题一章。第一章综论张元济的学思历程及其毕业志业之所在,并分析他在变乱纷扰的年代领导商务印书馆取得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第二章探讨张元济在五四前后的时代大潮中的依违进退之道,以及这种依违进退之道给商务印书馆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中选取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及股东会历次会议上提出的21个议案逐一进行整理、点校和笺释,藉此展示张元济的另面,即他作为一家大型文化企业的领导者的识见、能力、智慧和良知;第四章以上海市档案馆新公布的张元济与日本友人及公私藏书机构来往书信为核心史料,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重新梳理张元济1928年日本访书始末及随后复杂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阐释此次访书在近代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多重意义;第五章依据相关当事人的档案、日记、书信及书籍广告等史料,对张元济终身抱憾的《国藏善本丛刊》从创议、选目、摄照到最后宣布停刊的全过程做了详尽的考索和钩沉,还原出一段尘封已久的书林往事;第六章以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张元济致傅斯年信和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所藏傅斯年致张元济信相互比勘,并稍作诠释,从而再现出张、傅两代学人之间过去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以及因这种交往而带动的商务与史语所之间的紧密合作。文末附录《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整理稿》系根据本人所藏《商务印书馆档案抄件》中的相关内容整理点校而成。张元济自始至终参与商务董事会的运作,并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因此,这部整理稿对了解和研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故附录于此,与正文相互参证。

张云珂^[4]（2017）在《出版家张元济的文化追求 ——基于张元济应用文资料的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出版业的现代化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其中开辟草莱的领军人物。探究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对研究中国出版业及近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张元济的书信、日记、序跋等应用文,这有别于以往学界大多着眼于对他出版轨迹和教育活动的研究,由此来管窥张元济的出版认知和出版理念;同时,以“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张元济,考察张元济独特的文化追求。张元济的一生,从高居庙堂走向民间,其出版动机从追求“个人不朽”转向服务社会,始终坚持以文化引导为核心,大力发展教育图书出版,坚持创新与传承的统一,把关注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共领域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些均彰显出了张元济作为转型时期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难能可贵的文化追求。这种文化追求对出版业的发展、现代文化事业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艳妮^[5]（2016）在《商务印书馆书刊出版内容特征与影响研究（1897-1949年）》文中研究表明早在一个世纪前,商务印书馆即开始了“内容为王”的出版实践,积极打造出一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文化境界。清末民初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在这种文化生态环境下,我国出版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经历了教会出版的“入侵”和官办书局的“变脸”之后,由民营资本家创办的民营出版机构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营造出当时出版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宽松的社会环境、异常活跃的文化思潮、日趋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先进的印刷技术共同造就了中国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这朵最灿烂的一朵奇葩。商务印书馆成为近代出版史上的“一枝独秀”,除了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与其书刊出版内容特征尤其分不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书刊在内容特征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共性方面,如坚守文化职责,强调救国智民的宗旨;紧扣时代发展潮流,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积极开拓进取,不乏创新精神等等。个性方面,如教科书出版关注现代国民人格的培养;辞书出版重视内容的严密与规范;古籍图书强调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翻译图书着重近代西学的引介与传播;期刊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中庸立场等等。商务印书馆书刊的内容特征既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同时又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的影响无处不在,涉及到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对出版、教育和文化的影响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最为深远,突显了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出版、教育转型与文化变迁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刘雅溪^[6]（2011）在《《魏书》殿本考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书》是北齐魏收奉召编纂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所建政权为描写主题的正史,也是目前保存最为全面和完整的记录北魏王朝兴衰变迁的史书。武英殿本《魏书》是清代官方唯一主修的正史,在百衲本刊行前拥有二百多年的统治地位。将其书每卷后所附考证汇集成文,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殿本考证。当前,关于殿本考证的研究,学界多利用其中的个别条目进行考校辑注、词语训诂等工作,并无对其全面而系统的统计性研究和文本中的语言学类研究。因而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些努力,选择《魏书》殿本考证作为探讨的文本。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魏书》殿本考证进行研究：第一,本文首次就《魏书》殿本考证的内容概貌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与分析,共统计得出考证332条,根据考释内容方向的不同分为字形辨析与语词训释、卷数厘定与存疑待考、文字避讳与史实抵牾等三个方面,并据此举例分析,总结殿本考证的成就；第二,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分析后世对殿本考证的利用程度,揭示其在《魏书》语言研究和校勘整理中的历史地位。首先总结了清代至民国时期332条考证的吸收情况,接着以点校本《魏书》为例,详述了后人对其利用的方式和深度,统计得出接近八成的考证已被点校本采纳。接着阐明殿本考证今后的利用方向,即可利用其研究中古汉语的文字形体、词义、特色词语,同时也能够帮助《魏书》的校勘工作和史学研究的深入进展。最后表明了殿本考证没有采用宋元旧本为底本的缺憾；第三,“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工程是近年来正史修订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根据殿本考证中的部分条目,在古今校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点校本中值得再度商榷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针对二十余条校勘记,从词义考释、字形辨析、语法考释、名物修正及史实校正方面提出了建议性意见。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尝试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搜集和归纳古人和今人对《魏书》殿本考证的吸收程度和校勘成果,并对殿本、百衲本、点校本校《魏书》的情况进行横向比较；其次,从科学的角度搜寻点校本《魏书》对殿本考证的引用和自身点校的原则,以语言学角度为主分析其对后世的应用价值；最后,通过比较总结出《魏书》殿本考证尚未利用的条目,对其中一部分提出质疑并加以勘正,以辩证的态度对殿本考证进行评析。

王绍曾^[7]（2002）在《为什么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兼答汪家熔先生》文中认为《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是自成体系的“全史”版本,它以传世宋元明旧刻为底本,采取影印的办法,而又校改了其中较明显的讹误,吸收了他本,包括武英殿本的长处,从而在克服文字错误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衲史》的校改,建立在大规模的校勘基础之上。与明人的不知妄改不可同日而语。以《史记》为例,对校本为武英殿本,参校本有清刘喜海旧藏百衲本、近人刘承干影刻宋蜀大字本、明嘉靖王

汪家熔^[8]（2000）在《不能混淆的概念:“书贵初刻”──与王绍曾教授商榷》文中提出

二、不能混淆的概念:“书贵初刻”──与王绍曾教授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能混淆的概念:“书贵初刻”──与王绍曾教授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1）承续与变革：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3）张元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出版家张元济的文化追求 ——基于张元济应用文资料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商务印书馆书刊出版内容特征与影响研究（1897-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6）《魏书》殿本考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不能混淆的概念:“书贵初刻”──与王绍曾教授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承续与变革：张元济与王云五图书事业比较研究[D]. 邓文池.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1)
• [2]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3]张元济研究[D]. 周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 [4]出版家张元济的文化追求 ——基于张元济应用文资料的研究[D]. 张云珂.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2)
• [5]商务印书馆书刊出版内容特征与影响研究（1897-1949年）[D]. 张艳妮.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 [6]《魏书》殿本考证研究[D]. 刘雅溪. 复旦大学, 2011(04)
• [7]为什么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兼答汪家熔先生[J]. 王绍曾. 江苏图书馆学报, 2002(04)
• [8]不能混淆的概念:“书贵初刻”──与王绍曾教授商榷[J]. 汪家熔. 江苏图书馆学报, 2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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