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的中国表现OK——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论文文献综述）
陈凌[1]（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阳斌[2]（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岳婷婷[3]（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提出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程俊杰[4]（2014）在《中国转轨时期产能过剩测度、成因及影响》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摆脱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后,我国就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迎来新一轮过剩高峰,与前两轮产能过剩相比,本轮过剩波及范围更广、严重程度更深。总的来看,产能过剩已经演变成为当前最突出的宏观经济风险之一。2000年以后,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产能过剩防范、治理的政策文件,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具体主要表现在:（1）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2）落后产能淘汰任务艰巨,局部地区由于产业单一存在抵触情绪和阳奉阴违行为;（3）企业创新效率低下造成产业升级困难,使得我国长期面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困境;（4）在外部需求受限的背景下,国内需求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激发,向海外进行过剩产能转移工作任重而道远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的内涵、成因以及治理等方面。由于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很多讨论尚未形成共识。另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拓展的空间,比如对产能过剩成因的分析过于片面、对产能过剩测度以及相关实证方面的研究尚显单薄、对治理政策的探讨有待深入等。本文主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足之处,通过更加严谨的理论分析和详实的实证研究对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测度、成因、影响及治理等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和补充,不论是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从现实治理层面来说,均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首先利用协整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对2001-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的工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分解了不同因素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两种方法得出的各地区工业产能利用率基本一致。第二,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第三,东部地区的产能利用率低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由于市场发育较为完善,产能过剩可以较快地传导反映至产能利用率指标上。第四,我国的产能过剩风险可能正由局部向全局蔓延。综合考察各地区企业库存变动以及经济效益指标后,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工业企业经营情况均不是很理想,尤其是库存变动,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去库存化"进程比东部地区更加严峻。第五,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是影响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其中,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其次,通过构建一个吸纳框架解释了中国转轨时期产能过剩,特别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产能过剩是由政府和市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前的转型时期,政府干预是导致我国产能过剩形成、加剧的最重要原因。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手段主要表现为信号传递和预算软约束。从吸纳框架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的产能过剩的成因可以概括为以市场因素为主的"进入端控制",而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则是以政府干预为主的"进入端和退出端控制",政府干预导致大量的企业对少数产业集中进入以及过剩企业的难以退出,而企业自身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行为又加强了产能过剩倾向。过剩产能形成后,化解机制受阻是我国产能过剩"日益严重"、"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由于国内外经济现实,出口和内需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本文还重点分析了创新不足以及退出壁垒的原因。然后,本文实证分析了垂直型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重要抓手对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99—2011年28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等进行稳健性回归之后,发现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效应显着为负,并且通过正向影响企业进入和负向影响企业退出两种渠道造成产能过剩。进一步,还发现小企业、国有企业和行业低技术的比重越高,产业政策就越有可能造成产能过剩。此外,不同政策工具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并不相同,比如:（1）税负降低会带来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两者显着正相关;（2）贸易保护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显着为正,贸易保护程度的增强短期会提高产能利用率;（3）创新补贴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显着为负,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具有负作用。再次,分析了产能过剩对经济波动的宏观影响。提出直接和间接两大影响机制,并利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验证得出:第一,产能过剩引起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变动会直接导致经济波动,两者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产能过剩还会通过要素市场扭曲的中介效应来影响经济波动,其中,资本市场扭曲和要素配置扭曲的中介效应非常显着,而劳动市场扭曲的中介效应不显着,且资本市场扭曲和要素配置扭曲表现出不完全中介效应特征。第三,产能过剩引起的产能利用率变动对经济波动的直接效应要远大于资本市场扭曲和要素配置扭曲产生的中介效应。但由于体制因素引起的要素扭曲会产生循环累积作用,而直接效应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自愈",真正值得警惕的应是要素扭曲中介效应所产生的宏观影响。最后,采用理论分析与逻辑推演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治理思路与措施。长期以来,我国产能过剩治理政策的失效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政策类型的选择失误,政策制订与市场之间可能存在偏差,政策实施的传导路径受阻,制度环境存在缺陷等。我国治理体制性产能过剩不能也不应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可能是治理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有效路径,其难点及障碍主要包括:·过重的产业结构以及强政府的职能转变。其中,重中之重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政府转型方面,提出建议:逐步用经济调控来替代行政控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消除隐性壁垒,完善银行信贷控制等。在实施水平型治理政策方面,建议:积极打造对外贸易升级版,推动由鼓励产品出口向鼓励企业"走出去"转变;破除体制障碍,加快企业区域内或区域间兼并重组;完善政策工具,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李晓郛[5]（2013）在《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美国国会历年法案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2002年,美国国内多个组织,比如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公平货币联盟（Fair Currency Alliance）先后宣称,由于中国政府的操纵行为,人民币汇率较经过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出的“真实汇率”（real exchange rate）严重低估,阻碍了美国产品的对华出口,进而形成美中之间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属于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ound,以下简称“IMF”）、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等规则的行为,要求美国政府积极交涉乃至通过国际法、国内法解决。部分经济学者则用数据推动或者支持国内舆论,比如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斯考特（Robert E. Scott）于2010年撰文,“从2001年到2008年,美国失去或者被替代240万个岗位,包括2008年的91,400个岗位。”到了2012年,斯考特继续发布报告“从2001年到2011年,超过270万个岗位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而减少或者被替代,大约76.9%的岗位是制造业,超过同期美国制造业失业人口的一半”。美国国会议员也不“淡定”了,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提出各种法案,从法律层面施压中国政府。第一章“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指控与折射出的国际法问题”。本章是全文的基础性章节,首先对2002年至今美国国会汇率法案进行总体概述和介绍。以国会历年法案的内容和国会的态度为区分点,美国议员在人民币汇率问题L的表现可以分为4个阶段。纵观美国国会法案的内容,国会议员针对人民币汇率争端的（拟）处理途径可以分为国内途径和国际途径。国内途径（直接方法）则主要是通过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等措施,以制裁手段要求中国政府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国际途径（间接方法）主要是通过IMF、WTO等国际机构,以多边的方式强迫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比起行政机关,美国国会处理人民币汇率争端的手段更加单边化。由于汇率问题具有天然的国际法属性,因此包括《IMF协定》、WTO及其涵盖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就成为衡量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总的来说,美国国会汇：率法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货币（汇率）主权。当前的国际社会,-国政府的汇率主权是否受到限制以及受到何种限制,这是美国能否干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核心问题。第二,国际汇率争端的管辖权。第三,将金融问题贸易化的举措以及国际（汇率）问题国内化的做法是否得到法律支持?第二章“美国在IMF规则下指控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合法性分析”。考察当前中国的汇率主权,IMF规则是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在国际法框架下,国家汇率主权经历了“自由—强约束—再次自由—软约束”的演绎。牙买加体系是随着1978年4月1日《IMF协定（第2次修正案）》的生效而诞生的一种新的并且沿用至今的国际货币制度。从会员国权利进行考察,中国享有汇率制度选择的自由；从会员国义务进行考察,中国的行为符合《IMF协定》下的“软约束”义务,包括实体性义务和程序性义务。2007年IMF执行董事会发布了《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试图以市场力量作为判断均衡（真实）汇率的依据,但是其法律性质属于指导性文件,不具有国际法的约束力。更何况《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增加了主观目的要素,为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的抗辩增加了新依据。虽然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支持,但是本文不认为美国政府能够自行设立均衡汇率标准,进而指责和施压中国人民币汇率机制。本章特别指出,纵观美国历年国会的法案,对人民币汇率的金融法指控核心要点都是中国政府导致汇率失衡,但是1MF在判断和监督会员国是否履行义务过程中存在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汇率机制缺乏强有力的衡量标准或者计算均衡汇率的公式。这也是中国政府坚持现今人民币汇率机制的一大依据。第三章“美国在WTO规则下指控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合法性分析”。本章第1节首先讨论了WTO/DSB管辖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可能性。WTO/DSB受理争端的基础是成员方之间的贸易纠纷或者和贸易相关的纠纷,加上DSU相关条文的内容以及DSB处理争端案件的实践,WTO/DSB很有可能受理美国政府提交的汇率争端。在人民币汇率机制与GATT1994第15.4条义务的协调问题上,一方面,即便贸易自由化是GATT条款意图中的一个,也不可能得出人民币汇率机制阻碍GATT条款意图的结论。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机制作为阻碍GATT条款意图的措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人民币汇率机制帮助中国实现机构改革,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假定人民币汇率机制属于贸易措施,它也没有阻碍IMF条款意图的实现。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和反倾销、反补贴的界限问题上,即使在执行上有自己的做法,美国国内采取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的核心法律要素与WTO规则相同,因此这两个部分主要以WTO规则进行探讨。人民币汇率不属于影响价格的可比性差异,加上《反倾销协议》是以具体产品作为反倾销对象的,因此,美国政府若要以人民币币值低估为由对中国输美产品实施反倾销,那么,就需要一项一项开展针对不同产品的反倾销调查,这种情况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估算。况目,中国输美产品不可能都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将人民币汇率与反补贴措施挂钩是美国国会长期倚重的措施。虽然《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美国国内法判例给予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表面上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判断补贴的要件上：首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受到政府的干预,可能会被认定为“公共资金向私人的流动”,进而被当做财政资助；其次,由十全球各地人民币汇率基本一致,难以另行确定“自由市场”的人民币汇率,因此不能强行将人民币汇率认定为“被授予的一项利益”；最后,由于所有企业使用相同的汇率,并且单纯以增加出口为由不足以充分证明人民币汇率与出口实绩相连,因此不符合专向性的要求。即便美国国内一些人士曲解DSB相关案例,也无法认定人民币汇率属于事实上的补贴占。最后,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希冀十在WTO/DSB提出“非违法之诉”压迫中国政府大幅度升值人民币汇率，通过对WTO规则和GNTT/DSB（?）决报告的分析，由于启动“非违法之诉”的要求是“利益的减损”,小考虑是否属于符合WTO涵盖协议的措施，人民币汇率机制符合“非违法之诉”成立的第1个要件——“措施”。但是美国国会的指控不符合“非违法之诉”成立的第2个要件，因为申诉方应当是产品出口国而非美国这个产品进口国，加上美国政府在WTO/DSB难以证明美国遭受“不可预见”的利益损失这个令“非违法之诉”成立的第3个要件。因此，本章认为在WTO框架下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提出的4种指控，尽管能得到部分经济学家的支持，但是在国际法层面上并无充分依据。第四章“美国国会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复杂化的法律分析”。美国国会近期的汇率法案内容不仅涵盖了之前汇率问题贸易化的举措，而且在其他内容上有新变化，比如把汇率问题作为不授予“市场经济地位”的制裁手段：把汇率问题作为反对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制裁手段：把汇率问题作为禁止国际投资的制裁手段：把汇率问题作为压制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裁手段。通过本章第1节的分析，美国国会拟采取的几中制裁手段，由于汇率问题都不是决定因素，因此中美双方存在谈判的空间。本章第2节从提案人的影响力、国内利益集团物不同态度，总统奥巴马连任后的方针、群众示威运动以及主流媒体的态度5个方面预测了法案通过的可能性。美国国会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复杂化的表现反映出议员实际上对于通过单边解决人民币汇率争端并无信心和把握，力图通过“组合拳”的方式，进一步压制中国政府、强迫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本文预测今后美国国会肯定还将出现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法案的内容将类似《2011年贷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这样包含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内容，但是法案成为法律的概率很小。第五章“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应对之策”。尽管人民向汇率机制在国际法框架下其有合法性，中国拥有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主权：但是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层面，还要联系国际关系层面的博弈，尤其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压力度问题。中美人民向汇率争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争端的解决不但要依靠法律手段，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和改革的成果。如果从表面看，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与当年美日汇率争端同出一辙，都是因为两国存在长期贸易顺差所致：但深入分析后发现：由于中关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屮国入址承诺为缓解中美贸铋不平衡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中国维护汇率i权的独立性等因素的存在，美国对中p丨汇率压力要远远小于当年其对FI本的压力。对丁-芙W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丨上：力，除在国际法层面提出抗辩外，还要从关国国会内部、中国自身经济结构、发展模式、软实力等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减缓相应正力。
黄鑫然[6]（2013）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文中指出随着两岸三通、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这一系列标志着台湾海峡两岸经济贸易合作不断深化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的发展,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金融合作正越来越密切。两岸三通、ECFA给两岸经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但是两岸个人与经贸实体更期盼着金融、货币层面的进一步“两岸三通”。当前金融与货币层面的互通不便给两岸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形成了无形的阻碍。例如：人民币与新台币的互换还需要中间货币美元的“搭桥”；两岸货物与服务贸易的结算及关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门槛”；两岸企业股权、债券融资很大程度上还局限在各自的资本市场（例如：鲜有大陆企业至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海峡两岸不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技术与资本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如果两岸财政与货币当局能够在金融、货币层面达成密切的合作协议将对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下,两岸金融、货币领域的合作亦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这一世界货币体系新的重要“旋律”。借鉴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窗口在过去的数年里的成功经验,我想不久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这一议题亦将被提上日程成为造福于两岸人民的又一重要趋势。根据发达国家推进其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香港窗口的已有经验研究,海峡两岸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主要包括三点：一是签订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二是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三是将台北打造成另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通过以上路径最终达到在海峡两岸的公部门与私部门间实现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藏的目的。其直接、间接效应将促进两岸经贸发展最终为两岸人民谋福祉,并且为人民币国际化宏伟蓝图的实现添砖加瓦。本文首先分类梳理了国外学者、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对于货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及海峡两岸经贸发展相关议题的研究。接下来回顾了两岸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以及货币、金融合作的现状。其次,通过明确两岸金融、货币层面合作的重要意义来引出本文就推进两岸金融合作提出的重要措施与建议,即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其后,文章循序渐进地探究了如下三个问题：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what）、为什么要发展台湾窗口（why）、如何发展台湾窗口（how）。第一个问题在本文2.2.1节给出了答案。之后的两节分别论证了发展台湾窗口的重要意义及积极因素（优势）给出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全文的第三章,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离岸金融市场的已有经验及人民币国际化在香港推进的经验,详细了研究了第三个问题——如何发展台湾窗口。之后是议题的再深入,针对在台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及相应解决理论依据和相应的风险防范给出了建设性的观点。最后,根据理论基础和本文的实证分析,综合并总结了上述章节所论述的观点,对相关货币当局提出建议。
赵永利[7]（2012）在《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文中认为在近代教育变革中,西方的高等商科教育被引入中国并取得较快发展,其中尤以上海地区的高等商科教育最为发达,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成果,并对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近代高等商科教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视角,着力还原其教育活动的历史图景,总结其教育活动的特征、影响和经验教训。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可以深化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认识,并为当前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本文首先介绍了近代中国商科教育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回溯中国商业教育的悠久传统,评价其历史贡献及其局限性；考察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和中国工商经济的近代化转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恐慌和应对,还原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引起国人的重视并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进程的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概况；呈现出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勾勒出民国商科教育兴起和发展的概况。其次论述了近代上海商科教育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总结上海开埠以后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快速兴起之间的关系,勾勒出上海商业教育萌生、发展的概况,揭示出上海高等教育多以商科为建校基础和发展重心。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是本文的重点。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对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代表院校国立上海商学院（及其前身）、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及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等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各大学商科办学者和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实施活动、学校教育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活动、教育经费活动、学校管理活动、教师选聘和教学活动、学生学习和课余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的全貌,挖掘上海商科教育发生、发展的特征和影响。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国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在郭秉文、杨杏佛和东南地方教育精英的联合推动下,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实现了向东南大学分设商科大学的华丽转身,取得了辉煌的办学业绩,但是在教育活动中引发的观念分歧、人事纠葛和政见冲突等,成为导致学校由盛转衰的关键,并给该院之后的发展命运埋下伏笔。在晚清和民国历届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背景下,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从黄炎培、姜琦直到郑洪年等校长掌校时期,以服务南洋、培养华侨子弟为宗旨的国立暨南大学（学校）始终以商科教育为学校的重心所在,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成绩,而且历届政府侨务政策的一致性使它能够比较平稳的度过历次危机,但是在教育活动中由侨生所形成的勇往直前、主张正义、关心国家命运的“暨南精神”却引起执政者和学校管理者的忌惮,最终导致学校服务宗旨的悄然变化,该校的商科教育活动的也不再具有明显特色。因为主管部门等方面的独特性,不仅使国立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拥有较为充裕的办学经费,以及优秀的师资、生源等,更使它在教育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系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等,在上海各商科院系中独树一帜。私立商科教育活动方面：李登辉等留美教育家重视发展实用学科的办学理念以及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等方面的瓶颈问题等,都促使复旦大学等校的办学者适应社会需要,以上海工商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国内率先大力发展商科教育,成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特点之一；而由反帝爱国运动催生的复旦等私立大学所具有的革命、自由、独立的办学传统,也使得商科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特殊的气质。在教会大学商科教育活动方面：上海办学环境的客观需要、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等主客观因素,促使沪江等教会大学率先突破教会教育传统,在上海商科教育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华人校长刘湛恩等的推动之下,以平民化、职业化为办学取向的沪江大学突破校园环境、教育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在商科教育活动中另辟蹊径,大力发展高等商科夜校教育,取得辉煌成绩。在第四章里,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上海商学院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教育活动的进一步对比分析,更加深入地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商科院校教育活动及其特征。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等国立大学的接收和改造所引起的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上海商学院的教育活动,引发校内人事、师资的变革和学生风潮的持续,最终导致该院的独立,也掩盖了该院在教育活动所取得的成绩；国民党政治智囊人物裴复恒掌校后,一方面实现了学院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对学校训育和军事教育等活动的加强也使学校趋于消沉保守。主要靠学生学费赖以生存的私立复旦大学为了学校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扩招活动带来学校声誉受损等恶果,该校商科教育尤其遭到非议；而在国民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规范和控制过程中,原本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复旦大学师生并没有乖乖就范,结果学校几乎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而商科教育尤其受到削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呈现出复杂多面的特征。在第五章里,对近代上海商科师生活动的进一步呈现和总结分析。通过对上海商科师生的构成特征的分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再现、学术和课余活动的还原,并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的合作活动为例,旨在生动描绘出商科教育的活动主体曾被历史湮灭乃至曲解的形象。结语部分,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反思。
张宇燕,卢锋,张礼卿,佟家栋,盛斌,胡鞍钢,赵忠秀,曹天予,余永定,姚枝仲,张斌,路风,宋泓,张维迎,崔之元,徐以升,丁一凡,雷达,王鲁军,钟伟,沈丹阳[8]（2011）在《中国入世十周年:总结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一晃十年过去了,在这之前我们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入世"）的讨论好像还历历在目。十年来,围绕着入世的讨论一直都还在,反对的声音也存在,但到了今天,这种声音慢慢小了。我自己觉得入世这个事情总体来讲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当然,如果要比较详细和有说服力地评估入世得失的细节,需要开展严肃规范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芝加哥大学的福格尔（Robert Forgel）教授提出的"反事实
王开前[9]（2011）在《隆国强、吴家煌、王小广、钟伟、梅新育 “入世十周年—中国与世界”纵横谈》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中国经贸》杂志欲从本刊角度对中国入世十年作一梳理和总结。怎么总结?不仅是总结成绩,更要展望未来,不仅谈对中国的价值和未来,还要谈跟世界的相互影响和关系。既要总结中央,又要总结地方,既要说对中国的价值,还要说对世界的影响,包括未来发展的远景和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的战略。内容丰富,头绪繁杂,为此本刊特邀隆国强、吴家煌、王小广、钟伟、梅新育等专家和老师,就如何梳理、总结入世十年的成败得失给与指导。现将五位学者精彩发言荟萃一编,以飨读者。
姜英梅[10]（2011）在《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指出尽管自身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相比农业和工业部门,中东金融部门发展相对较好。近年来,中东金融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与政治、宗教和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与此同时,国内外对中东金融领域也日益关注。本论文是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问题的尝试之作。论文以中东金融体系演变及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起点,以新制度金融理论为基础,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概况和总结了地缘政治、石油美元、宗教、商业文化环境和金融全球化,这五大因素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影响,并就如何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环境、确立中东金融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包括引言和八章内容。引言部分提出了“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由及意义;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对中东金融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述;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逻辑、框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中东金融体系发展概述。本章主要介绍了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脉络和变迁轨迹,按照时间顺序分成四个时段阐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1973年前是现代银行的兴起阶段,1973-1980s是中东金融体系雏形建立时期,1990s是中东金融体系逐步深化时期,2000年以来中东金融飞速发展时期。重点分析了中东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对新制度经济（金融）学的解释,引伸到中东金融体系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就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影响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因素。因此,对中东金融发展脉络的梳理是探讨影响中东金融发展因素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东金融体系的地缘政治背景。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石油与地缘政治关系,指出世界强国尤其是美国对中东石油财富的争夺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根本原因。论文接着分析了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较量对伊斯兰银行的推动,以及西方“伊斯兰威胁论”对中东伊斯兰金融的诟病。“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反恐战对中东金融,尤其是对伊斯兰银行、慈善机构造成影响。最后,本文通过对中东地区主要战争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得出只有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论断。第三章,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的推动作用。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石油与中东经济的关系,指出中东国家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是中东经济易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与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化态势有很大关系。论文阐述了20世纪70-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通过分析,指出第一次石油美元回流促进了国际资本大流动和国际债务激增;新石油美元回流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但也可能助长资产泡沫。最后着重阐述了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发展的作用,指出石油美元促进阿拉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增加银行流动性导致信贷膨胀、催生了金融中心梦想,并实现了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转变。第四章,中东金融体系的伊斯兰特色。本章首先分析了伊斯兰经济和金融思想,指出伊斯兰金融是伊斯兰教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其次论文分析了伊斯兰金融的兴起与发展,介绍了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金融发展概况,指出伊斯兰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石油美元息息相关。本章还对伊斯兰金融和传统金融进行比较,指出伊斯兰金融是对传统金融的补充形式。最后,论文阐述了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治的关系,指出伊斯兰金融的发展程度与政府有很大关系,政府越支持,发展越顺利。第五章,中东地区特殊的商业文化环境。该部分分析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商业文化习俗、科技信息、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对中东金融发展的影响。指出尽管中东国家公布并实施了许多改革计划,但是改革的结果还是有限的、分散的和没有成效的。中东国家商业环境中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活力与竞争力。从而导致经济相对封闭、外国投资进入困难、国际融资环境差、普通中小企业不容易获得信贷融资。因此,未来中东国家应着重加强对政治、法律、市场等制度环境的建设。第六章,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该部分主要分析了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实质、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金融的影响。指出金融全球化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其核心依然是垄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进行的,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加大了金融风险并导致金融危机频发。中东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包括货币政策改革、银行业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由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方式,因此金融风险相对较小。然而,金融全球化不存在任何经济绝缘体。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中东国家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也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七章,新兴金融资产——主权财富基金。选择主权财富基金作为论文的案例,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主权财富基金的高关注度有很大关系。本章首先分析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概况和金融危机后的变化,指出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新兴力量,其主权特性、跨境投资特点以及不透明的运作方式,使西方国家质疑其政治动机。实际上主权财富基金争论的实质在于国际金融主导权。这也是西方国家实施金融保护主义的根源所在。本章还分析了中东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变化,指出主权财富基金实质上是从石油财富演变而成的金融资产。第八章,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前述各章的分析,本文认为:中东国家的金融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以提高金融绩效的过程;中东金融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其表现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说哪一种因素是主要因素,那一种是次要因素。中东金融中介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一种结构性分离的特点。中东金融的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金融变迁应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需求为辅;金融部门应主动开放、适度自由、加强监管和保护;以地区整合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冲击,逐渐从边缘向中心靠拢,在国际新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
二、加入WTO的中国表现OK——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的中国表现OK——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论文提纲范文）
（1）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 一、思考缘起 |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 小结 |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回声——改革开放之前的留美教育概述 |
| 一、近代留美教育发展概况（1847-1949） |
| 二、近代留美教育和留美生的特点 |
| 三、建国初期的归国留美生与留美教育的中断 |
| 第三章 复兴——改革开放以后留美教育的重启 |
| 第一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动因 |
| 一、大时代背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建交 |
| 二、中国决定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内驱力 |
| 三、美国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内驱力 |
| 第二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过程 |
| 一、邓小平关于留学问题的若干重要指示 |
| 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的出台 |
| 三、中美会谈与两国教育交流文件的签署 |
| 第三节 首批公派留美人员的派遣及意义 |
| 一、选派过程 |
| 二、留学实践 |
| 三、历史影响 |
| 第四章 轨迹——留学政策与留美教育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政策沿革 |
| 一、1978-1985 年：恢复与起步阶段 |
| 二、1986-1991 年：调整与完善阶段 |
| 三、1992 年至今：规范与加速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赴美留学相关政策的变革与发展 |
| 一、在华举办“赴美留学考试”政策及其实施 |
| 二、美国留学政策演变及其对留美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期留美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
| 一、1978-1988 年：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
| 二、1989-1997 年：遭遇顿挫与回暖时期 |
| 三、1998-2006 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 |
| 四、2007 年至今：深入发展与繁荣时期 |
| 第五章 拓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项目留学 |
| 第一节 政府留学项目——富布赖特项目的恢复 |
| 第二节 学科留学项目 |
| 一、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
| 二、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
| 三、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GP） |
| 四、数学与经济学留学项目 |
| 五、学科留学项目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金留学项目 |
| 一、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留美项目 |
| 二、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
| 第六章 数据——留美学人的规模与结构之分析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的规模 |
| 一、中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二、美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的内部构成 |
| 一、留学性质 |
| 二、经费财源 |
| 三、个人情况——性别、年龄、来源城市、婚姻状况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的文化结构 |
| 一、研习科系 |
| 二、留学层次与学术水平 |
| 三、地域分布 |
| 第四节 精英群体—留美博士 |
| 一、规模 |
| 二、内部构成 |
| 三、毕业去向 |
| 第七章 调适——跨文化留学实践的酸甜苦辣咸 |
| 第一节 最初的美国印象 |
| 第二节 文化碰撞下的留学实践 |
| 一、语言关 |
| 二、生活关 |
| 三、学业关 |
| 四、社交关 |
| 五、情感关 |
| 第八章 抉择——新时期留美学人的滞留与回归 |
| 第一节 田园将芜胡不归？ |
| 一、留美人员的滞留概况 |
| 二、滞留原因及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异邦之龙——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
| 一、以留美学人为主的专业团体 |
| 二、风云人物——海外留美学子杰出代表 |
| 第三节 留学回国政策与归国留美生 |
| 一、1978 年后留学归国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概况 |
| 三、留美回国人员对国内环境的认知与适应情况调查分析 |
| 第九章 互动——留美归国学人与当代中国发展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高等教育 |
| 一、高等院校的归国留美学人概况 |
| 二、留美学人与高校发展 |
| 三、留美学人与大学管理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科技 |
| 一、留美学人的科技创业 |
| 二、留美学人的科技角色 |
| 三、留美精英与两院院士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与创业中国 |
| 一、漫漫归国创业路 |
| 二、创业园中的留美学人 |
| 三、留美学人归国创业的评价 |
| 第四节 留美学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
| 一、部分优秀留美学人分析 |
| 二、留美学人的角色定位——部分学科统计 |
| 三、留美学人与当代艺术 |
|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中国转轨时期产能过剩测度、成因及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产能过剩的内涵界定 |
| 2.1.1 超额生产能力说 |
| 2.1.2 供求失衡说 |
| 2.2 产能过剩的成因分析 |
| 2.2.1 市场因素论 |
| 2.2.2 政府干预论 |
| 2.2.3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综合论 |
| 2.3 产能过剩的测度理论与方法 |
| 2.3.1 直接测度法 |
| 2.3.2 间接测度法 |
| 2.3.3 国内的测算思路 |
| 2.4 简单的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产能过剩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解 |
| 3.1 引言 |
| 3.2 产能利用率的测度:理论框架与实证模型 |
| 3.2.1 协整方法 |
| 3.2.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
| 3.3 变量、数据与实证结果 |
| 3.3.1 协整方法 |
| 3.3.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 |
| 3.3.3 结果比较与分析 |
| 3.4 产能过剩影响因素分解 |
| 3.4.1 全国层面 |
| 3.4.2 区域层面 |
| 3.5 结论 |
| 第四章 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 |
| 4.1 引言 |
| 4.2 我国产能过剩的典型事实与现状分析 |
| 4.2.1 产能过剩的基本特征 |
| 4.2.2 产能过剩的统计分析 |
| 4.3 产能过剩的形成:理论模型 |
| 4.3.1 企业的产业选择行为 |
| 4.3.2 企业的产能选择行为 |
| 4.4 化解产能过剩的障碍:基于吸纳框架的分析 |
| 4.4.1 创新 |
| 4.4.2 退出壁垒 |
| 4.5 结论 |
| 第五章 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 |
| 5.1 引言与文献回顾 |
| 5.2 产业政策的演变 |
| 5.2.1 产业政策的阶段性实践 |
| 5.2.2 产业政策比较分析 |
| 5.2.3 基于产业政策矩阵的分析 |
| 5.3 产业政策造成产能过剩的内在因素分析 |
| 5.4 研究设计 |
| 5.4.1 计量模型设定 |
| 5.4.2 数据和变量说明 |
| 5.5 模型检验与实证分析 |
| 5.5.1 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影响的回归分析 |
| 5.5.2 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影响机制的回归分析 |
| 5.6 产业政策的传导机制:企业规模、产权与技术特征 |
| 5.6.1 企业规模 |
| 5.6.2 产权性质 |
| 5.6.3 产业技术特征 |
| 5.7 不同产业政策工具的影响分析 |
| 5.7.1 税收优惠 |
| 5.7.2 贸易保护 |
| 5.7.3 创新补贴 |
| 5.8 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产能过剩、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波动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影响机制与理论假说 |
| 6.2.1 产能过剩影响波动的数量效应 |
| 6.2.2 产能过剩影响波动的要素扭曲效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数量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与解释 |
| 6.4.2 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与解释 |
| 6.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七章 负面清单管理与体制性产能过剩治理 |
| 7.1 引言 |
| 7.2 我国产能过剩治理政策演变及"失效"原因分析 |
| 7.2.1 产能过剩治理思路:基于"五力模型"的分析 |
| 7.2.2 我国产能过剩治理政策的演变特征 |
| 7.2.3 治理政策"失效"的原因分析 |
| 7.3 负面清单管理:化解我国产能过剩的有效路径 |
| 7.3.1 发达国家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启示 |
| 7.3.2 负面清单管理的新内涵 |
| 7.3.3 负面清单管理化解产能过剩的理论机制 |
| 7.4 负面清单管理的难点及障碍 |
| 7.4.1 产业结构 |
| 7.4.2 政府转型 |
| 7.5 结论、启示与建议 |
| 第八章 全文总结、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产能过剩的治理原则与政策选项 |
| 8.2.1 转轨时期产能过剩的治理原则 |
| 8.2.2 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选项 |
| 8.3 研究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和获奖情况 |
| 致谢 |
（5）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美国国会历年法案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二、 现有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简介 |
| 第一节 美国国会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指控的历史 |
| 一、 2002 年至 2007 年美国国会法律指控逐步升级 |
| 二、 2008 年至 2009 年上半年美国国会法律指控有所缓和 |
| 三、 2009 年下半年至 2011 年美国国会法律指控重新变强 |
| 四、 2012 年至今美国国会法律指控再度降温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指控和采取的行动 |
| 一、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指控 |
| 二、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拟）采取的行动 |
| 三、 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争端中体现出的单边倾向 |
| 第三节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内容折射出的国际法问题 |
| 一、 国家汇率主权及其限制问题 |
| 二、 IMF 与 WTO 在处理人民币汇率争端上的管辖归属 |
| 三、 WTO 处理人民币汇率争端的裁判依据 |
| 四、 汇率问题作为法律制裁手段的合法性分析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在 IMF 规则下指控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法框架下的国家汇率主权历史及演变 |
| 一、 国际金本位制度——自由的汇率主权 |
| 二、 布雷顿森林体系——强约束下的汇率主权 |
| 三、 旧牙买加体系——再度自由的汇率主权 |
| 四、 新牙买加体系——软约束下的汇率主权 |
| 第二节 中国在现行国际法下的汇率主权及其边界 |
| 一、 中国作为 IMF 会员国享有的权利——有约束地选择汇率制度 |
| 二、 中国作为 IMF 会员国承担的义务——软约束下的义务 |
| 三、 IMF2007 年新决定对中国汇率主权的影响 |
| 第三节 均衡汇率对中国汇率主权的影响 |
| 一、 IMF 进行均衡汇率测算的历史和方法简介 |
| 二、 IMF 目前还无法提出一个统一的均衡汇率测算方法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美国国会无权绕过 IMF 指控人民币汇率机制 |
| 二、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引发的 IMF 执行力问题 |
| 第三章 美国在 WTO 规则下指控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WTO 管辖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可能性 |
| 一、 美国国会议员将人民币汇率争端提交 WTO 处理的原因 |
| 二、 WTO 受理汇率争端的基础——与贸易有关的争端 |
| 第二节 人民币汇率机制没有违反 GATT1994 第 15.4 条义务 |
| 一、 人民币汇率机制属于外汇措施 |
| 二、 关于“阻碍 GATT 条款意图”并无统一解释 |
| 三、 人民币汇率机制符合 WTO 宗旨 |
| 第三节 人民币汇率机制没有导致出口产品的倾销 |
| 一、 倾销与反倾销法律制度简介 |
| 二、 “公平比较要求”不能为“人民币汇率倾销”提供依据 |
| 三、 美国无法对来自另一成员方的所有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
| 第四节 人民币汇率机制与出口补贴的界限问题 |
| 一、 补贴与反补贴法律制度简介 |
| 二、 美国对华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法律依据——表面合法 |
| 三、 人民币汇率机制可能被认定是 WTO 规则禁止的财政资助 |
| 四、 人民币汇率非是对中国出口企业“授予的一项利益” |
| 五、 人民币汇率不具备专向性 |
| 第五节 人民币汇率机制和“非违法之诉”的界限问题 |
| 一、 WTO 关于“非违法之诉”的规定和 DSB 的相关裁决报告 |
| 二、 人民币汇率机制不构成“非违法之诉”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国会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复杂化的法律预测 |
| 第一节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其他制裁手段对中国的影响 |
| 一、 将汇率问题作为禁止授予市场经济地位的制裁手段 |
| 二、 将汇率问题作为禁止加入 GPA 的制裁手段 |
| 三、 将汇率问题作为禁止国际投资的制裁手段 |
| 四、 将汇率问题作为压制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裁手段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汇率法案通过的可能性预测 |
| 一、 法案提出人的影响力与汇率法案的通过有一定关系 |
| 二、 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不同态度将决定法案的最终命运 |
| 三、 奥巴马连任为法案的通过增添变数 |
| 四、 “占领华尔街”及后续运动可能推动汇率法案的通过 |
| 五、 美国主流媒体的态度对于汇率法案的通过是一个助力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美人民币汇率争端的应对之策 |
| 第一节 中美汇率争端所处的金融环境 |
| 一、 金融全球化的法律特征 |
| 二、 全球金融治理的法律特征——软法特征 |
| 三、 人民币汇率处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法律框架之中 |
| 四、 中美汇率争端的实质——全球金融治理影响力的博弈 |
| 第二节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压力分析 |
| 一、 美国近年来对中国施压的法律措施分析——以WTO作为重要平台 |
| 二、 美国压迫日元升值对中美汇率争端的启示 |
| 第三节 维护汇率主权并妥善应对美国的法律指控 |
| 一、 国际法框架下缓解美国压力的路径选择 |
| 二、 加强与美国国内沟通避免汇率法案出台 |
| 三、 逐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四、 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 |
| 第四节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53 篇） |
| 后记 |
（6）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目录 表目录 图目录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 |
| 1.1.2 海峡两岸经贸、金融合作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与研究框架 |
| 1.2.1 选题意义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文献综述 |
| 1.3.1 台湾窗口概念的界定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3.3 国内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二章 人民币国际化台湾窗口建立的背景——海峡两岸的政治缓和与金融合作 |
| 2.1 海峡两岸政治缓和 |
| 2.2 海峡两岸货币层面合作 |
| 2.3 海峡两岸金融机构合作 |
| 2.4 海峡两岸资本市场合作 第三章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台湾窗口的意义及条件 |
| 3.1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台湾窗口的意义 |
| 3.1.1 有助于两岸之间经贸的合作与发展并促进就业 |
| 3.1.2 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前进 |
| 3.1.3 有助于两岸的经济融合及未来的和平统一 |
| 3.2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台湾窗口的条件——台湾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优势 |
| 3.2.1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
| 3.2.2 密切经贸往来 |
| 3.2.3 语言文化的优势 第四章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台湾窗口发展的经验借鉴与政策选择 |
| 4.1 国际主要货币离岸市场的经验借鉴 |
| 4.1.1 离岸美元市场的经验借鉴 |
| 4.1.2 离岸日元市场的经验借鉴 |
| 4.2 人民币国际化第一窗口——香港窗口的经验借鉴 |
| 4.2.1 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窗口的必然性 |
| 4.2.2 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发展进程 |
| 4.2.3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现状 |
| 4.3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台湾窗口的政策选择 |
| 4.3.1 货币互换协议 |
| 4.3.2 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 |
| 4.3.3 建设台湾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第五章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的障碍与风险 |
| 5.1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的障碍分析 |
| 5.1.1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存在的障碍 |
| 5.1.2 针对相关障碍的对策与建议 |
| 5.2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的风险分析 |
| 5.2.1 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风险的分析 |
| 5.2.2 针对相关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
（7）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1.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话题 |
| 2. 历史的观照 |
| 3.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 不足之处 |
| 三、概念及研究范围的厘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恐慌与应对：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滥觞 |
| 一、中国传统商业教育的发展与局限 |
| 1. 历史悠久的中国商业教育传统 |
| 2. 传统商业教育的局限 |
| 二、近代高等商科教育的萌生过程 |
| 1.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对新式商业教育的认识与引入 |
| 2. 清末近代高等商业教育的萌生 |
| 三、民国时期高等商科教育的兴起 |
| 1. 民初高等商科教育的初兴 |
| 2. 20-30年代中国商科教育发展概况 |
| 第二章 上海：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中心(1917-1937)(上) |
| 一、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区位优势及概况 |
| 1. 民国时期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发展的基础 |
| 2. 高校云集,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兴起 |
| 二、先声夺人：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的兴起 |
| 1. 从南高师商业专修科到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 |
| 2. 南高师商业专修科与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概况 |
| 三、服务南洋：国立暨南大学商科的发展 |
| 1. 暨南学校商科的兴办 |
| 2. 暨南上海商科大学的成立与发展 |
| 3. 暨南大学商学院的发达 |
| 第三章 上海：民国高等商科教育的中心(1917-1937)(下) |
| 一、百花争妍：复旦大学等私立大学商科教育的发达 |
| 1.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
| 2. 商科之设,风气之先 |
| 二、另辟蹊径：沪江大学商科的办学新模式 |
| 1. 沪江大学商科早期发展概况 |
| 2. 沪江大学商学院的辉煌 |
| 三、独树一帜：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
| 1. 交通大学管理学系的早期概况 |
| 2. 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壮大 |
| 第四章 国立VS私立：国立上海商学院与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的对照解读(1927-1937) |
| 一、国立上海商学院浮沉 |
| 1. 内外交困,发展受挫 |
| 2. 独立建校,别具一格 |
| 二、私立复旦大学商学院兴衰 |
| 1. 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
| 2. 作育商士,屹立东南 |
| 第五章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师生教育活动特征总结 |
| 一、近代上海高等商科学生活动分析 |
| 1. 商科学生的构成特征分析 |
| 2. 商科学生的学习、学术和课余活动 |
| 二、近代上海高等商科院校教员活动特征分析 |
| 1. 商科教员的教学活动 |
| 2. 商科教员的教学“中国化”活动 |
| 三、商科师生教育活动的典范——以1920年代复旦大学商科师生参与合作运动为例 |
| 结语：近代上海商科教育活动反思 |
| 参考文献 |
（9）隆国强、吴家煌、王小广、钟伟、梅新育 “入世十周年—中国与世界”纵横谈（论文提纲范文）
| 入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
| 入世以后我们取得的主要的成绩 |
| 入世十年来, 主要的经验和不足 |
| 未来十年, 我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中国已经甩掉高关税帽子 |
| 入世成就大应对很关键 |
| 成绩的估计 |
| 入世与应对 |
| 关于“走出去” |
| 审慎看未来十年 |
| 中国交了一份好答卷 |
（10）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本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学者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东金融体系概述——新制度金融理论的视角 |
| 第一节 中东现代银行的兴起 |
| 一、金融活动产生的原因 |
| 二、现代银行的兴起 |
| 三、商业银行国有化 |
| 第二节 中东金融体系雏形(1973-1980s) |
| 一、中东金融体系雏形的建立 |
| 二、金融中心的转移 |
| 三、中东银行国际化 |
| 第三节 中东金融体系逐步深化(1990s) |
| 一、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 |
| 二、金融部门效率 |
| 第四节 中东金融体系现状(2010s) |
| 一、中东国家金融机构类型 |
| 二、银行信贷膨胀 |
| 三、资本市场发展迅速 |
| 第五节 新制度金融理论 |
| 一、新制度经济学诠释 |
| 二、新制度金融理论阐释 |
| 第二章 中东金融体系的地缘政治背景 |
| 第一节 石油地缘政治 |
| 一、石油与地缘政治危机 |
| 二、石油争夺战背后的金融货币战 |
| 第二节 中东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 |
| 一、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
| 二、伊斯兰教与西方 |
| 第三节 “9·11”事件与金融反恐 |
| 一、“9·11”事件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影响 |
| 二、金融反恐对中东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影响 |
| 第四节 战争与冲突 |
| 一、黎巴嫩内战与贝鲁特金融中心的衰退 |
| 二、两伊战争对两国及海湾金融市场的影响 |
| 三、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中东银行业的影响 |
| 四、海湾战争结束后的金融自由化进程 |
| 五、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祸首？ |
| 第三章 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的推动作用 |
| 第一节 石油与中东经济 |
| 一、石油与中东经济的关系 |
| 二、国际石油市场金融化 |
| 第二节 石油美元 |
| 一、1970s 和 1980s 石油美元回流 |
| 二、石油美元回流与国际资本流动、国际债务的关系 |
| 三、新石油美元回流与全球不平衡 |
| 第三节 石油美元与中东金融发展 |
| 一、石油美元促进银行机构迅速发展 |
| 二、中东图谋金融权力中心 |
| 三、石油美元、银行流动性与信贷膨胀 |
| 四、石油美元加速中东资本市场发展 |
| 五、从石油资本到金融资本 |
| 第四章 中东金融体系的伊斯兰特色 |
| 第一节 伊斯兰金融思想 |
| 一、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二、伊斯兰金融思想的主要原则 |
| 三、伊斯兰经济和金融思想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伊斯兰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
| 一、伊斯兰金融发展概述 |
| 二、中东国家伊斯兰金融概况 |
| 三、伊斯兰金融规模及发展特点 |
| 四、伊斯兰金融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
| 五、金融全球化与伊斯兰金融发展的二律背反 |
| 第三节 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 |
| 一、主要伊斯兰金融工具 |
| 二、伊斯兰银行与传统银行的比较 |
| 第四节 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治的关系 |
| 一、金融与政治 |
| 二、伊斯兰金融与国内政权合法性 |
| 第五章 中东地区特殊的商业文化环境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环境 |
| 一、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 二、政府治理的低排名 |
| 三、司法体系世俗化 |
| 四、经济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商业文化 |
| 一、传统社会结构 |
| 二、传统商业文化 |
| 三、过度城市化 |
| 四、科技信息 |
| 第三节 市场竞争环境 |
| 一、做生意不容易 |
| 二、竞争环境差 |
| 三、利益集团与低透明度 |
| 第六章 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金融全球化 |
|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回顾 |
| 二、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实质与影响 |
| 三、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
| 四、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 |
| 第二节 中东国家金融自由化 |
| 一、金融自由化含义 |
| 二、中东国家金融自由化进程 |
| 三、金融体系改革任重道远 |
| 四、海合会国家的国际金融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金融体系的影响 |
| 一、银行业流动性紧张、信贷紧缩 |
| 二、股市下挫，市值缩水 |
| 三、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受损 |
| 四、国际资本流入缓慢回升 |
| 五、迪拜世界债务危机 |
| 第七章 新兴金融资产：主权财富基金 |
| 第一节 主权财富基金的崛起及其特点 |
| 一、主权财富基金发展概况 |
| 二、主权财富基金蓬勃发展的原因 |
| 三、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特点 |
| 四、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主权财富基金 |
| 第二节 主权财富基金之争 |
| 一、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影响力 |
| 二、主权财富基金争论的实质 |
| 三、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监管 |
| 第三节 海湾国家 SWFs——从石油财富到金融资产 |
| 一、石油储备的“地下”财富和“地上”财富 |
| 二、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概况 |
| 三、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多元化投资策略 |
| 第八章 关于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影响中东金融体系发展诸因素 |
| 一、石油美元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功不可没 |
| 二、伊斯兰教对中东金融体系发展具有两面性 |
| 三、商业文化环境总体不利于中东金融发展 |
| 四、金融全球化对中东金融深化的显着作用 |
| 五、地缘政治危机对中东金融体系的破坏性 |
| 第二节 金融与经济增长 |
| 一、有关中东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二、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原因 |
| 第三节 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的未来态势 |
| 一、政府主导与市场需求 |
| 二、开放自由与监管保护 |
| 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加入WTO的中国表现OK——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4]中国转轨时期产能过剩测度、成因及影响[D]. 程俊杰. 南京大学, 2014(06)
- [5]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的法律问题研究 ——以美国国会历年法案为视角[D]. 李晓郛. 华东政法大学, 2013(01)
- [6]人民币国际化的台湾窗口[D]. 黄鑫然. 华东师范大学, 2013(S2)
- [7]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 ——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D]. 赵永利.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
- [8]中国入世十周年:总结与展望[J]. 张宇燕,卢锋,张礼卿,佟家栋,盛斌,胡鞍钢,赵忠秀,曹天予,余永定,姚枝仲,张斌,路风,宋泓,张维迎,崔之元,徐以升,丁一凡,雷达,王鲁军,钟伟,沈丹阳. 国际经济评论, 2011(05)
- [9]隆国强、吴家煌、王小广、钟伟、梅新育 “入世十周年—中国与世界”纵横谈[J]. 王开前. 中国经贸, 2011(05)
- [10]中东金融体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D]. 姜英梅.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