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主义与阎锡山治晋（论文文献综述）
刘惠瑾[1]（2021）在《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8月建成运营,至1937年已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无论企业规模、资本额还是年产值在全国均占有一席之地。无论产品质量、技术工艺还是运营管理在当时均较为先进。其为巩固阎锡山政权、提高山西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军队装备水平、抵抗日军侵略均做出过重大贡献。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地方企业集团,在其所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其所在政权做出重大贡献。西北实业公司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阎锡山“造产救国”抱负的实现手段。它既顺应了谋求发展、抵御外辱的时代之需,又充分利用了晋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研究西北实业公司,应当前山西转型发展之需,期实现借古鉴今之用。本文共分十一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之现状,本文研究的内容与框架,对“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本文所使用的档案资料,指出了本研究的难点和创新之处。其后分十章阐述西北实业公司之创建发展、治理与管理。第一章是西北实业公司创建的背景及发展史。西北实业公司充分利用了山西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阎锡山在兵败之时,适时提出“造产救国”,利用手中政权整顿金融秩序、实行统制经济、广泛延揽人才、利用“公司”制度、打造属于自己的工业帝国。西北实业公司的发展经历了筹备时期、分组建厂时期、总管理处时期、公司集权经营时期、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以及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等6个阶段。第二章介绍了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阎锡山将当时建起来的各类事业统称为“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模式进行统一治理,其中包括西北实业公司、山西省银行、同蒲铁路等。“四会”即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督理委员会、董事会、监察会及各县监进会。“四会”治理模式之特点在于既实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式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之目的,又实现了阎锡山个人高度集权之目的。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日常管理机构为董事会,董事会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管理,规范了工作制度、财务制度及盈余分配等。第三章为西北实业公司之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西北实业公司大部分时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因而下属各厂财务、业务等均归公司统筹。公司本部拥有庞大的管理机构,包括总务处、工业处、矿业处、电业处、营业处、会计处等。下属各工厂一般采用三级管理模式,即厂长之下设课（室）,课（室）之下设股（部）的管理模式。从人员来看,西北实业公司员工总人数呈现不断增长之态,其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大多具有较高学历、甚至具有留学经历。第四章讲述了西北实业公司对员工之管理。管理之核心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因而本部分也是本文重点之一。从员工的招聘、培训、组织、工作、考核等各个环节,公司均制定有详尽的办法。公司对于员工招聘具有较高门槛,而且员工必须经历较长的见习期。公司通过筹办职业学校、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熟练工人。公司十分重视工人的政治思想,通过阎锡山亲自训话、组织宣传、文学作品等方式对工人进行思想教化。公司通过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强迫员工服役编队、强迫员工参战助战、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出台防共“肃伪”方案等措施加强员工的组织管理。针对职员工作,从办公规则与程序、会议与会文会稿、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离到职调迁到年终考核都制定有详细的管理办法。对于工人,制定了工作规则、出台服役及优待办法,战前为了加大生产还有专门的特殊政策。而留用日本人是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阎锡山留在西北实业公司的日本人大多是一些技术人员,公司对该部分日本人及其家属进行规范管理、登记发证,同时给予特殊的生活待遇。第五章是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公司成立福利委员会,建立各类福利设施,成立员工消费合作社,低价配售粮食和生活用品,对工伤及退休员工给予抚恤,为职员办理人寿保险,制定员工就医用药办法,对员工进行个别访谈,成立西北俱乐部、为职员发制服、为特殊人群配牛奶、给女工孕假,规范婚丧公份减轻员工负担,筹办期刊等,可谓十分周全。然而随着阎锡山政权濒临覆亡,这一切福利也随之消失,甚至连配发基本食粮都捉襟见肘了。第六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财务管理。抗战前,公司仅从实践操作层面,规范了会计科目与账形。抗战胜利后,公司全面采用现代会计制度,规定会计基本标准、详列会计科目、规范会计凭证、明确簿籍报表、规范资产管理、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同时要求下属工厂也做到财会规范管理。公司实行预算结算与决算制度,以保障资金的安全运行。公司实行严格的成本控制制度,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公司规定各厂之纯利润除工资与分红外,其余皆上缴公司。第七章是西北实业公司之物资与工程管理。公司从采购、仓储、销售、防护等环节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公司出台京津沪采办处规则、门市部营业规则、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办法、销售成品办法、仓库管理职责与办法以及成立稽查队,规范物资管理、加强物资防护。同时公司十分注重废坏料品的收集与利用。对于公司各类工程,出台工程管理办法,要求有关方面制定工程计划与工程合约。第八章是生产业务管理。阎锡山政府在1945年接收各工厂后,要求各工厂恢复重建,拿出自给办法并制定生产计划。年终各厂要对一年来的工作作出汇报,未完成任务之工厂须做出检讨与说明,超额完成任务之工厂会得到奖励。公司部分工厂对于本厂非核心之工程有时采取包工形式,或包给本厂工人或包给厂外工人。公司及各厂注重对业务进行检查与指导。第九章介绍了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公司十分注重技术革新,成立技术委员会,对各类发明与改良根据贡献大小给予一定的奖励。一些工厂采用了新技术取得良好的效果。公司注重树立品牌并维护品牌,对冒牌产品借助政权力量,进行严厉查处。第十章是公司对各环节之督查。公司成立了工作责任化督进会,时时处处对公司各个方面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纠正。同时,公司掀起了“向下看”运动,对公司的防共“肃伪”、严密管理、节约开支、奖进技术及提高工作热情等方面制定有详尽的实施方案。此外,公司注重对会计账簿的检查,从账簿的保管、记账方式到制度执行、职责划分等方面进行检查与督导。本文脱开阶级观念,在“公司”制度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客观审视西北实业公司治理与管理之优劣。笔者认为本文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系统研究西北实业公司之治理与管理。之前景占魁前辈编着了《阎锡山与西北实业公司》,该着作主要介绍了西北实业公司之发展历程,虽对企业管理有所涉及,但笔墨甚少。此外,该着作因产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而本研究重点是在“公司”这一制度前提下,考量西北实业公司的治理与管理。从公司层面的治理及公司内部人财物之管理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发现西北实业公司与其他公司之不同。第二,发现阎锡山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即“四会”治理模式。此种模式不同于家族公司亦不同于普通的股份有限公司,“四会”治理模式吸取家族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长,既实现了公司各机构之间之制衡与监督,又实现了阎锡山的个人集权。第三,揭示了阎锡山对工人软硬兼施、明暗皆使之统治手腕。即一方面给予工人优厚的待遇,使工厂自成社会,使工人不与外界交流接触;另一方面通过思想教化、组织控制与特务监控使工人顺从。如此手腕使得西北实业公司之工人不愿亦不敢发动工潮。第四,揭示了在围困之下,太原仍难解放之工业支撑。解放前,在太原长期围困、资源匮乏、兵员不足情况下,西北实业公司通过全面成本控制,保障生产、支援前线。强迫工人编组编队、参战助战、死守太原。此为太原迟迟不得解放之重要原因之一。
张文俊[2]（2020）在《民国前期山西财政军事化初探》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是国家政权运行之血脉,关系社会秩序存废。晚清至民国,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膨胀,国家权力断层,中央收入时被地方截留。晚清关、盐两税大半留归各省。民国鼎造,善后借款成立,关、盐两税另行存储,各省收入暂时骤减。①中央财政收入虽有一定增长,但主要来自奉、鲁、晋等省的盐税。其时,政治地方主义崛起,国家财权多被地方窃取,使得民国前期税目繁杂。国家税有田赋、盐课、关税、常税、统捐、厘金、矿税、契税、牙税、当税、牙
彭晨佳[3]（2019）在《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文中研究表明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黎元洪接任总统,由于其无兵在手,对握有枪杆子的军阀们难以构成威胁,北京政权实际掌握于总理段祺瑞手中。与此同时,北洋集团因再无有能力与资望者统一全局而趋于分裂,由此形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加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出现了三大派接连执掌中央政权,其他地方军阀划地自理、力求自保的局面。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被纳入了北洋体系范畴,在袁离世之后,其独裁统治结束,中央对山西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减弱。阎锡山虽然掌控山西,但作为一名地方军阀来说,自身实力终究薄弱,不仅难以与中央势力抗衡,更需要寻求靠山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面对复杂纷乱的政治局面,阎锡山凭借其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政治应变能力和自身精明谨慎的性格特点,周旋于政坛中互相争权夺利的强势派别,依据中央权势的变化转移来选择自己的依附对象,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因利而变。在皖系当政期间,阎锡山同皖系交好,积极响应听从段祺瑞等人的部署。当皖系落败,直系掌权之际,阎锡山又向曹锟等人靠拢。阎锡山虽骑墙于各大派系,但坚持不与之决裂,灵活应对。阎锡山在皖直两派之间游走不定,虽然与两派关系有亲有疏,有远有近,但根据其行为等方面来看还是更倾向于皖段。无论如何选择,其政治取向与选择都是以时势和自身利益为导向的,这既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自身性格及他人影响分不开。阎锡山的这种态度与行为虽然受人诟病,评价其为墙头草、投机取巧的典型,但从生存角度来说,如此做法使得阎锡山保存了政治实力与生存资本,使得山西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战火,相对安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事,维系了和平。通过考察阎锡山与两大嫡系北洋军阀的关系,亦可以折射出在传统价值体系趋于破产的情况下武人置现代国家理念于不顾的自我利益之表达和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那个混沌的民国何以未能走出强人势力控政的历史逻辑。
王倩男[4]（2019）在《民初山西儒学发展研究 ——以宗圣会、洗心社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民国肇建,伴随着国家政治上的巨大变动,作为传统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亦随之丧失了独尊地位。为拯救国民信仰危机,重塑儒学权威,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复兴儒学,成立了诸多尊孔团体,他们都在儒学的复兴之路上探索着,努力地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为儒学争得一席之地。目前学界对于民初尊孔团体及儒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中央孔教会组织及孔教会的儒学践行活动研究,而对于地方尊孔组织的研究也仅限于各地方机构组织发展,总体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考察。当然,其中不乏因多数地方尊孔团体规模较小,存在时间短且多附属于孔教会等因素。而山西在民初的两大尊孔组织与此不同,宗圣会自产生即带有“独立性”,期间虽一度附属于孔教会,为国教运动摇旗呐喊。但在1917年全国孔教组织陷入低潮后,在其基础上很快衍生出洗心社这一组织,并且在山西地方继续践行着儒学复兴的任务,并且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基层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部分主要是溯源历史时期山西儒学的发展概况,继而论述近代的儒学危机及山西部分人士为应对此危机的反应,即成立尊孔团体宗圣会及洗心社,以及对两组织的相关介绍。第二部分是考察宗圣会的系列活动,总结其儒学“重构”活动,分两条路线:一条是上行路线,即在与北京中央孔教会的互动中,在为国教运动辩护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儒学宗教化、儒学政治化的“重塑”过程;另一条是下行路线,即与山西地方的互动,主要是从事一些儒学推广活动,其内容虽不系统,却值得关注。第三部分是在宗圣会陷入低潮后,洗心社对于儒学的“再构”过程。主要是阎锡山为服务于“用民政治”而进行的一系列儒学改造。此期主要是围绕儒学的爱国化和儒学的社会化改造,使儒学真正的在社会基层中发挥效力。最后,在余论部分,首先略论儒学在山西的发展路径,即洗心社走出了一条能够为基层社会服务的儒学社会化、世俗化路径。其次是简要的谈论儒学的“去政治化”问题,其中心是探讨如何能够实现儒学向普通大众靠拢,如何发掘儒学的最大效力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
周敏[5]（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整顿研究（1930-1935）》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政局不稳,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社会各界对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存在诸多不满。为了使高等教育良性发展,为国家社会发展培育人才,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对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依次出台了一系列整顿政策,并对高等教育的整顿标准与整顿建议均进行了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山西省高等教育在数量分布、经费来源、师资构成与院系设置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也系于地方之手。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被阎锡山锁死的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大门逐渐被打开了。“滞后整顿”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基调,整顿的阶段性特征也较为明显。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整顿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大学组织法》以及《大学规程》开展了对公立大学学校名称的整顿,又依据《私立学校规程》对山西省私立大学进行了立案管理。并依据《整顿学风令》对当时山西高校学潮进行了强力压制。在第二阶段时,以“教育视察”为主要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展开全面整顿——选派视察人员戴夏与余森文到山西进行视察。山西方面对此次视察表现淡漠,视察结果汇编于《教育部督学视察山西省教育报告》,主要涉及教育行政系统与院系设置及改进建议、教育经费和师资队伍现状及改进意见等。依据此报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进行了进一步的针对性整顿。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整顿的效果,从整顿前时人的忧虑与期待以及整顿后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成果的对比中,可以很直观的看出其整顿效果。
闫文革[6]（2019）在《化儒为“道”：民国初年山西洗心社与地方近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在声势浩荡的“尊孔”思潮影响之下,一大批尊孔社会团体纷纷涌现。而随着国教运动的失败,外在的尊孔活动亦开始转向内化的修身自省,山西洗心社于此时依托山西宗圣会而得以成立。其以“存心养性,明德新民”为最初之宗旨,经过开展儒学思想指导之下的一系列“洗心”、“自省”活动,山西洗心社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其自身也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集儒学思想理论宣传和践行为一体的宗教性、政治性、学术性的团体。与此同时,山西洗心社的思想也渐成体系,并最终构成了阎锡山当时内置经营山西的新“道统”,也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山西自省城到地方、自军政学商各界到基层士绅平民全部得以整合,而山西省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也才能够真正得以有效地付诸实践,并最终一度成为全国钦羡的模范省份。洗心社的成立与发展及其宣传的思想都不仅仅只是阎锡山个人在统摄山西军政大权之后在山西重塑道统的努力尝试,它还是解决山西地方近代化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精神资源。而山西省内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充分表明阎锡山所推崇的“洗心尊孔”道德修身层面的儒学思想路径与山西地方追求近代化进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相反则是更为全面地推进山西本地的近代化进程。
李怀印[7]（2018）在《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文中认为晚清国家财政、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下移和私人化趋势,延续至民国初年,导致国内政治的严重分裂,并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演化为各个军阀派系的混战。长期以来,海内外史家对北京政府时期军阀现象的解读,也因此多强调派系倾轧和战事频仍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从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的角度分析各个军阀派系的兴衰过程,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端看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那些拥有固定地盘、地理位置优越,且通过集中化的行政体系和财政制度,有效抽取经济资源,从而最具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终将战胜那些缺乏固定地盘和资源分散的对手。因此,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是集中化的政权建设通过各自地方势力之间的角逐,由区域走向全国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北京政府时期伴随军阀势力消长的,除了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之外,还有国家建设在区域层面的突破,其轨迹与世界史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后起国相仿,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建立统一、集中的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曹立群[8]（2018）在《民国时期同蒲铁路的筹建及运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同蒲铁路是首条山西省自建的贯穿南北的铁路干线,同蒲铁路的修建,一波三折:自1905年清政府批准以来,建设缓慢。民国期间,袁世凯、阎锡山先后提出修筑计划,直到1933年5月正式动工,4年3个月内,耗资1600余万,筑成干支线1000余公里,其筑路速度之快,用费之省,时人瞩目。同蒲铁路最终筑成,有赖阎锡山的苦心经营,从筑路权争夺,到勘测选线、宽窄轨选择、用人安排、及铁路筹建中的财物筹备等具体环节皆有阎锡山的身影。铁路筹备营运期间,常受战争影响,一度因中原大战搁置,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运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管理上具有连贯性与差别性。战争频仍影响铁路经济功能的发挥。本文拟以同蒲铁路的筹建为重点,深入挖掘同蒲铁路背后的史料,并简要分析同蒲铁路的运营特点,以期折射出民国时期阎锡山治理山西社会的不同侧面。将交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窥探阎锡山对于当时国民政府与山西省关系、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简析时局纷乱中各方势力围绕同蒲铁路的争夺。
王潇洋[9]（2017）在《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12-1945）》文中认为阎锡山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较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同时也奠定了阎锡山此后一生思想体系的基础。留学日本,阎锡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接触并受到"三民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使阎锡山认为日本的强大在于推行"军国主义",从而使得军国主义开始影响阎锡山的思想及各项政策;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也促使阎锡山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问题;在长期研究与学习过程中,其他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也对阎锡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年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对他后来的政治选择与对事物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努力探索与奋斗的目标,而民族复兴的实质便是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富强。纵观阎锡山的一生,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就是"军国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一战期间,"军国主义"曾一度被阎锡山认作是实现中国走向强大的最佳选择。阎锡山最为推崇的是"军国主义"之军国民教育在社会中形成的高度爱国、统一的精神氛围,他认为这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力方式,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军国主义被证明不适合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实现中国的复兴,而阎锡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反对的,因此他不遗余力的批判共产主义;早年参加革命,深受"三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民大革命之后宣布奉行"三民主义",阎锡山对于"三民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对"三民主义"也有着自己的解释。阎锡山在选择道路上,他更想另辟蹊径,创立并发展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与主义。阎锡山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所以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主张有独创性,但也存在着局限。阎锡山在论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也会对中共的"共产主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与批判,以此宣扬自己的主义,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以"公道主义"作为指导,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它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者许多缺陷,他的理论也与他的自身活动产生矛盾之处。
刘娟[10]（2017）在《民国山西村治研究》文中提出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中国近代的历史可以从“封建（亦即地方自治）论”的线索勾勒出与中央专制相对的政治革新运动的脉络。以这种“内发式”历史观审视清末至民国时期延绵赓续的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制度,则可以在历史坐标上给予更为清晰的定位,也就可以避免以单一的政治视角遮蔽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潮流动向。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展开的,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就地方自治实践而言,传统中国以宗族或乡绅等民间力量为主体的自发型自治模式向国家推动型自治转变。然而,民国时期尚未完成央地关系的妥当性安排,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较为松散,或者是默许、或者是不得不承认国家内部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地方自治制度试验。政府推动型自治模式中影响范围最广、赓续时间最长的当属民国时期山西村治。民国时期的山西也正是结合其时的历史机缘得以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不断试验和发展以“村”为单位的自治,并在上世纪20年代获得“模范省”的美誉。民国山西村治的开展既与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全面铺开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机缘。首先,民国初年地方自治制度经由短暂的停顿之后重新启动,伴随着国家权力向下扩张的趋势,自治单位由县拓展到市、乡一级。乡村秩序的重整和维系与国家权力发生制度性联系。其次,近代乡村自治在河北翟城村和定县的示范性实践对山西村治产生辐射性影响,以村为单位发展农村自治的路径由此受到启发。再次,民国山西村治的开展与当时山西地方当政者的治理理念具有不可忽视的联系。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经济建设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一开始就具有纲领性特征,政治经济改革总是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全面推进。1917年之后以发展实业、兴办教育和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山西新政渐次推广,随即1918年以民德、民智、民财为主要内容的用民政治思想提出。1920年10月山西省署拟定村自治分期进行办法呈报中央政府核准施行。拟具村自治分四期进行。第一期:用官力消除莠民;第二期:用民力救济穷乏;第三期:拟定村范则例;第四期:实行村自治。在村制推行五年之后的1922年,又提出“行政之本在于村”的村本政治思想。山西村治的进行无论是组织架构的完善还是村治事务的扩展都是一个动态而连续的过程。其中有两条线索并行,一是制度设计和组织架构,一是自治事务的推进。组织和制度的完善并非在某一时期完成,自治事务的扩展也是随着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纵深扩张促使山西一省之内建立起相对自足的地方治理制度。所谓山西村治,绝非仅仅“一村之政”、“一村之治”,实质上是山西全省范围内为实现秩序和发展而采取的一种制度化安排,其推动力在省,改革重心在县,着力点在村而已。山西村治与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建立密切相关。首先,在规划与监察方面,省级政权对村政计划有着详细的制度设计,并在省一级成立考核机构和实察机构。为考核新政办理效果,除在省署成立六政考核处、村政处进行书面考核外,还将行政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同时省议会代表组成议员观察团,专司实地考核。其次,县公署改组方面,改变清末县署的刑名书吏制度,建立起现代官僚体制的掾属制,县知事以下分设承政、主计、承审、视学、宣讲、技士、收发七部行政人员。分工明确的现代科层体制将省政、县政与村政连接起来。复次,纵向地方制度方面,逐步发展出“区村闾制”,行政网络愈加沉密。村内横向组织架构方面,为切实完成整理村范等事项,调动村民自了村内事务,具有现代权力分立制衡意味的村公所、村民会议、村监察委员会渐次成立。同时建立起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息讼会以及为应对时局环境而成立的保卫团。伴随六政三事、义务教育、整理村范等山西新政的深入,山西省内建立起以编村为重心的纵向地方制度和横向组织架构。村治事务与官办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分工、配合,除极少数村民自办事项之外,绝大多数村治事务都与行政系统发生联系。以联系紧密程度以及村自主性的大小进行区分,大致又可以分为行政委派事项和官民协办事项两大类。在标榜村政之前的六政三事时期,构成六政三事的“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种棉、造林、牧畜”自然是村治事务的主要部分。这些事务都可以归入行政委办事项。官民协办事项以整理村范诸事项以及治安保卫、公断息讼为代表,这些事项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官方力量不足以有效办理,因此在官方督导之下更大程度上仰靠村自治组织各自办理。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民国山西村治,不仅要看到其由于历史原因最终走向消亡的结果,还要分析其成住坏空的缘由。在制度设计、自治条件、文化冲突、时代局限等方面,山西村治都能给予后世诸多跨越时空的提示。在官治与自治之间探寻互利的平衡点、地方本位主义的强化以及民主基础的夯实,这些都构成村治的山西经验。在以历史角度勾勒民国山西村治的发展脉络之后,还需要以地方自治为分析工具来观察山西村治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推动了民治。首先,与西方近代地方自治弘扬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念不同,山西村治在其精神资源上倾向于传统儒家文化。山西村治不仅没有抛弃和破坏儒家传统思想,反而从实用理性出发给予传统更大的尊重,并将其与民治、自治等价值进行融合,构成颇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其次,山西村治中的自治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推进型自治,因此自治的培养路径以及自治空间的规模受到行政意志强烈的影响。省级政权对村政事务的规划、干预随着时局需要而变动不居。自治空间的拓展有赖于官方权力的渐次退出。复次,山西村治并非实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民治,而是展现出独特的历史表征。在思想方面,山西村治试图实现从民本到民治的跨越;在权力分摊方面则试图探索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
二、地方主义与阎锡山治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地方主义与阎锡山治晋（论文提纲范文）
（1）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概念界定 |
| 六、运用的资料 |
| 七、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创建背景及其发展史 |
| 第一节 西北实业公司创建背景 |
| 一、自然资源丰富 |
| 二、山西政局相对稳定 |
| 三、工业生态趋“暖” |
| 四、统制经济兴起 |
| 五、金融秩序向好 |
| 六、企业基础初备 |
| 七、公司制度确立 |
| 八、管理人才积聚 |
| 第二节 西北实业公司发展史 |
| 一、筹备时期(1932年1月—1933年7月) |
| 二、分组建厂时期(1933年8月—1935年8月) |
| 三、总管理处时期(1935年8月—1936 年夏) |
| 四、公司集权经营时期(1936 年夏—1937年9月) |
| 五、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时期(1939年7月—1945年8月) |
| 六、西北实业建设公司时期(1945年8月—1949年4月) |
| 小结 |
| 第二章 阎锡山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 |
| 一、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简史 |
| 二、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管理机构 |
| 三、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资本情形 |
| 第二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四会”治理模式 |
| 一、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治理模式 |
| 二、“四会”治理模式与家族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之比较 |
| 第三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的内部管理 |
| 一、董事会办事规则 |
| 二、董事会职员考核办法 |
| 第四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财务管理 |
| 一、规定会计科目 |
| 二、实行收支公开制度 |
| 第五节 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的盈余分配及奖惩 |
| 一、盈余分配 |
| 二、奖励与惩戒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组织结构与人员构成 |
| 第一节 组织结构 |
| 一、总务处 |
| 二、工业处 |
| 三、矿业处 |
| 四、电业处 |
| 五、营业处 |
| 六、会计处 |
| 七、下属工厂管理结构 |
| 第二节 人员构成 |
| 一、不同时期公司各类人员数量 |
| 二、部分课室及工厂人员构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员工管理 |
| 第一节 人员招聘与技术培训 |
| 一、人员招聘 |
| 二、筹办职业学校 |
| 三、举办训练班 |
| 第二节 员工思想管理 |
| 一、阎锡山亲自训话收拢人心 |
| 二、通过组织宣传统驭工人思想 |
| 三、通过文学作品进行价值引导 |
| 第三节 员工组织管理 |
| 一、成立互助团实行工农合一 |
| 二、强迫员工服役编队 |
| 三、强迫员工参战助战 |
| 四、制定严格的战时工作纪律 |
| 五、保证与连环保证 |
| 六、出台防共“肃伪”方案 |
| 第四节 职员工作管理 |
| 一、办公规则与程序 |
| 二、会议与会文会稿 |
| 三、缮发文件及归档调卷 |
| 四、离到职与调迁 |
| 五、年终考核 |
| 第五节 工人特殊管理 |
| 一、工人工作规则 |
| 二、服役及优待 |
| 三、战前特殊政策 |
| 第六节 日籍人员管理 |
| 一、登记发证 |
| 二、规范管理 |
| 三、特殊待遇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薪酬福利管理 |
| 第一节 福利委员会 |
| 一、福利委员会制度 |
| 二、公司福利设施概况 |
| 第二节 员工消费合作社 |
| 一、员工消费合作社章程 |
| 二、员工入股办法 |
| 三、食品配售办法 |
| 第三节 员工抚恤 |
| 一、职员抚恤规则 |
| 二、工人抚恤规则 |
| 第四节 寿险医疗及个别访谈 |
| 一、参加人寿保险 |
| 二、住院与就医 |
| 三、个别访谈 |
| 第五节 员工薪酬情况 |
| 一、战前薪酬高、悬殊大 |
| 二、战后每况日下 |
| 三、太原解放前捉襟见肘 |
| 第六节 其他福利措施 |
| 一、成立西北俱乐部 |
| 二、发制服配牛奶给孕假 |
| 三、规范婚丧公份 |
| 四、筹办期刊 |
| 小结 |
| 第六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财务管理 |
| 第一节 抗战前规范科目与账形 |
| 一、建立会计规程草案 |
| 二、规范科目与账形 |
| 第二节 抗战后采用现代会计制度 |
| 一、规定会计基本标准 |
| 二、详列会计科目 |
| 三、规范会计凭证 |
| 四、明确簿籍报表 |
| 五、规范资产管理 |
| 六、规范出纳及会计交代 |
| 七、加强现金管理 |
| 八、下属工厂规范财务管理 |
| 第三节 公司的预算结算与决算 |
| 一、预算规程 |
| 二、决算规程 |
| 三、月算与结算 |
| 第四节 公司的成本管理 |
| 一、成本会计制度 |
| 二、诸多环节之成本控制 |
| 第五节 公司的利润分配 |
| 一、红利分配办法 |
| 二、制造厂红利分配办法 |
| 小结 |
| 第七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物资与工程管理 |
| 第一节 采购与销售 |
| 一、京津沪采办处规则 |
| 二、门市部营业规则 |
| 三、物料购买包装运输及验收 |
| 四、销售成品办法 |
| 第二节 仓储管理 |
| 一、仓库之接管 |
| 二、营业处第三课对各仓库之管理 |
| 三、各仓库之责任 |
| 四、仓库考查团职责 |
| 第三节 废坏物料利用 |
| 一、废坏物料收集办法 |
| 二、废料收集利用专门会议 |
| 第四节 厂区物资稽查防护 |
| 一、成立稽查队 |
| 二、值日值宿预防火灾 |
| 三、保卫仓库办法 |
| 第五节 工程管理 |
| 一、工程管理办法 |
| 二、工程计划 |
| 三、工程合约 |
| 小结 |
| 第八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生产业务管理 |
| 第一节 各厂自给办法及生产计划 |
| 一、各厂自给办法 |
| 二、各厂生产计划 |
| 第二节 生产检讨及奖励 |
| 一、生产报告 |
| 二、业务检讨 |
| 三、业绩奖励 |
| 第三节 包工制度 |
| 第四节 业务检查与指导 |
| 小结 |
| 第九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技术与品牌管理 |
| 第一节 成立技术委员会 |
| 第二节 发明改良的奖励 |
| 第三节 部分工厂的技术改造 |
| 第四节 品牌管理 |
| 小结 |
| 第十章 西北实业公司的综合督查 |
| 第一节 成立工作责任化督进会 |
| 一、督进会组织及工作计划 |
| 二、督进会专题会议 |
| 三、督进会临时动议 |
| 第二节 推行“向下看”运动 |
| 一、“向下看”实施总方案 |
| 二、“肃伪”与严密管理实施方案 |
| 三、节约开支、奖进技术与提高情绪实施方案 |
| 第三节 会计账簿检查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文件 |
| 二、资料汇编 |
| 三、着作 |
| 四、通史方志 |
| 五、报纸杂志 |
| 六、期刊论文 |
| 七、学位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与意义 |
| 1.2 学术史综理 |
| 1.2.1 阎锡山相关研究 |
| 1.2.2 皖系直系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二章 阎锡山的崛起及其亲皖亲直变化 |
| 2.1 阎锡山掌控山西 |
| 2.2 皖系当政下阎锡山的亲皖与疏皖 |
| 2.3 直系当政下阎锡山的亲直与疏直 |
| 第三章 阎锡山亲皖抑或亲直探究 |
| 3.1 阎锡山与皖直领导人的亲疏程度 |
| 3.2 利益至上原则 |
| 3.3 团体凝聚力 |
| 第四章 阎锡山亲皖亲直变化原因及影响 |
| 4.1 原因分析 |
| 4.1.1 左右逢源的性格 |
| 4.1.2 “中的哲学”的思想 |
| 4.1.3 他人作用 |
| 4.2 影响分析 |
| 4.2.1 对山西的影响 |
| 4.2.2 对时局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民初山西儒学发展研究 ——以宗圣会、洗心社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相关界定 |
| 第一章 山西儒学发展概况 |
| 一、近代以前山西儒学的发展概况 |
| 二、民初的社会乱象与儒学危机 |
| 三、民初山西主要儒学团体简介 |
| (一)儒学团体的思想基础 |
| (二)儒学团体的组织机构及演变 |
| 第二章 宗圣会对儒学的重构 |
| 一、民初山西儒学与国教运动互动的理论构建 |
| (一)纳儒入教——儒学的“宗教化” |
| (二)儒学“政治化”的“重塑” |
| 二、宗圣会对儒学“道德主义”的践行 |
| (一)宗圣会的儒学教育理念 |
| (二)推进儒学教育的措施 |
| 三、儒学“政治化”的再次解体 |
| 第三章 洗心社对儒学的再构 |
| 一、阎锡山村政建设的逻辑思路——从“安民政治”到“用民政治” |
| 二、“用民政治”指导下的儒学再构 |
| (一)洗心社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构建 |
| (二)儒学的爱国化改造 |
| (三)儒学的平民化、社会化改造 |
| 三、洗心社构筑儒学的践行活动 |
| (一)于来复日集社及演讲活动 |
| (二)宣传政府政策主张 |
| (三)其他活动 |
| 余论儒学在山西的近代化发展 |
| 一、儒学在山西的发展路径 |
| 二、儒学“去政治化”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整顿研究（1930-193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问题解析 |
| 2.已有研究回顾 |
| 3.相关史料梳理 |
| 4.研究思路分析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的背景 |
| 1.1 1929-1931年间教育部整顿全国高等教育的政策 |
| 1.2 中原大战前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 |
| 1.2.1 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数量、类型和经费来源 |
| 1.2.2 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师资构成和院系设置 |
| 1.3 “中原大战”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界的影响 |
| 1.3.1 “中原大战”逐渐打开“被阎锡山锁死的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大门” |
| 1.3.2 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整顿的阶段性 |
| 第二章 整顿伊始:“山西善后”时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整顿 |
| 2.1“山西善后”引发的时人对山西省高等教育发展与整顿的讨论 |
| 2.2 教育部对山西省高校的立案与资格审查 |
| 2.2.1 教育部对山西省公立大学的名称变更 |
| 2.2.2 教育部对山西省私立大学的立案管理 |
| 2.3 教育部对山西省高校学潮的强力压制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整顿:“教育视察”后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整顿 |
| 3.1 教育视察:教育部全面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准备 |
| 3.1.1 教育部开展全国高等教育视察与视察人员的选派 |
| 3.1.2 山西省高等教育界对视察活动的反响 |
| 3.2 “教育视察”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全面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的依据与举措 |
| 3.2.1 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院系设置的依据与举措 |
| 3.2.2 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依据与举措 |
| 3.2.3 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学场所及教学设备的依据与举措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效果 |
| 4.1 教育部整顿山西省高等教育前时人的忧虑与期待 |
| 4.2 教育部整顿山西高等教育后山西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 |
| 4.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化儒为“道”：民国初年山西洗心社与地方近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主要内容及方法 |
| 第二章：明清以来儒学在山西 |
| 一、修身经世：山西地域儒学传统的沿袭 |
| 二、贾而好儒：明清晋商传统的延续 |
| 三、重振儒学：晚清山西地方社会危机的应对 |
| 四、礼失求诸野：清末山西留日学生的取舍 |
| 第三章：山西洗心社的成立与发展 |
| 一、民国初年山西的尊孔运动与山西宗圣会 |
| 二、山西洗心社的成立与发展 |
| 三、洗心社讲长群像：自省、教化与权力 |
| 第四章：重塑“道统”：洗心社的活动与思想统合 |
| 一、新道统的确立...洗心社的宗旨思想研究 |
| 二、“洗心”思想的传播与统合 |
| 三、统合政、军、学、商各界 |
| 第五章：山西洗心社的衰落与影响 |
| 一、思想的力量：洗心社与其他势力的互动和角逐 |
| 二、洗心社的衰落与“三民主义”入晋 |
| 三、洗心社的影响：山西“新生活运动”中的“影子” |
| 结语 |
| 后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7）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军阀竞争中的财政与军事 |
| (一) 中央与各省 |
| (二) 奉系之崛起 |
| (三) 小省强人 |
| (四) 赢家与输家 |
| 二、为何广东国民党势力胜出 |
| (一) 广东与北伐 |
| (二) 北伐之推进 |
| 三、比较分析: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 |
（8）民国时期同蒲铁路的筹建及运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基本思路 |
| 三、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四、基本史料、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同蒲筹建一波三折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铁路建设概述 |
| 第二节 举步维艰的同蒲铁路建设 |
| 第三节 阎锡山筹建同蒲铁路 |
| 第四节 阎锡山重视同蒲铁路之缘由 |
| 第二章 同蒲铁路修筑过程 |
| 第一节 筑路机构设置及人员任用 |
| 第二节 资金筹集 |
| 第三节 选线与改线 |
| 第四节 土地征收 |
| 第五节 筑路进程 |
| 第三章 同蒲铁路营运管理 |
| 第一节 逐段通车、分段运营时期 |
| 第二节 日伪管理时期 |
| 第三节 抗战后接收营运时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12-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学术界对阎锡山的综合性研究 |
| (二) 阎锡山思想的资料汇编 |
| (三) 关于阎锡山思想研究的专着与学术论文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 |
| 第一章 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及发展历程 |
| 一、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形成背景 |
| (一)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状况 |
| (二) 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状况 |
| 二、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形成阶段 |
| (一) 早年时期(1904年以前) |
| (二) 青年时期(1904——1912) |
| (三) 执政山西初期(1912——1918) |
| (四) 全面掌权时期(1918——1930) |
| (五) 全面建设山西(1931——1937) |
| (六)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
| 三、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一) 早年传统文化的熏陶 |
| (二) 青年留学日本的经历 |
| (三) 其他思潮产生的影响 |
| (四) 民族危机加深的刺激 |
| 第二章 阎锡山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 |
| 一、早年指导思想——"军国主义" |
| (一) 提倡"军国主义"的原因 |
| (二) 阎氏"军国主义"救国方案 |
| (三) 阎锡山"军国主义"思想评析 |
| 二、"三民主义"救国道路探索 |
| (一) 对待"三民主义"的态度 |
| (二) 对三民主义的阐释 |
| (三) "三民主义"对阎锡山的影响 |
| 三、"共产主义"救国道路批判 |
| (一) 对共产主义及中共的态度 |
| (二) 批判共产主义学说 |
| (三) 阎锡山共产主义态度评价 |
| 四、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体系 |
| (一) 阎锡山对"公道主义"的阐释 |
| (二) 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运用——"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 |
| (三) 以"公道"为中心——民族精神的振兴 |
| (四) 战争中的复兴理论——"民族革命战争论" |
| 第三章 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评析 |
| 一、与三民主义的异同点 |
| (一) 与三民主义的相似性与联系 |
| (二)与三民主义的不同 |
| 二、与共产主义的异同点 |
| (一) 与共产主义的不同及矛盾 |
| (二) 与共产主义的相似性 |
| 三、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的评析 |
| (一) 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的特点 |
| (二) 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的缺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民国山西村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对象 |
| 二、相关学术综述 |
| 三、研究视角、方法及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山西村治的缘起 |
| 第一节 民初地方自治的重启与嬗变 |
| 一、民初地方自治的重启 |
| 二、暂停与重整：《地方自治试行条例》的制定 |
| 三、自治重心的继续下移 |
| 第二节 近代乡村自治的出现 |
| 一、中国传统乡村自治 |
| 二、乡村自治的先河：翟城村治 |
| 三、政府推动的乡村自治：定县村治 |
| 四、乡村自治的近代转型 |
| 第三节 山西当政者对地方治理的思考 |
| 一、村制设想的萌生 |
| 二、村治实践的理论指导：用民政治 |
| 三、地方自治的路径选择：村本政治 |
| 第四节 山西村治的开创 |
| 一、村制的确立 |
| 二、村自治分期进行办法 |
| 三、村政的提出 |
| 小结 |
| 第二章 山西村治的制度构成与变革 |
| 第一节 村治规范体系的形成 |
| 一、省级法规 |
| 二、县级办法 |
| 三、村规民约 |
| 第二节 县区制度改革 |
| 一、县公署改制 |
| 二、行政人员的村治职责 |
| 三、设立区制 |
| 第三节 编村内部组织的完善 |
| 一、村闾邻制 |
| 二、编村内横向自治组织 |
| 第四节 村治财政 |
| 一、村费来源 |
| 二、村费支出 |
| 三、村费监督 |
| 小结 |
| 第三章 山西村治的基本事务 |
| 第一节 行政委办事项 |
| 一、行政委办中的自治因素 |
| 二、“六政三事”中的村治内容 |
| 三、行政委办事项的执行方式 |
| 第二节 官民协办事项之一：整理村范 |
| 一、整理村范的治理思路 |
| 二、从官办到协办：以禁烟为例 |
| 三、整理村范的行政保障 |
| 第三节 官民协办事项之二：治安保卫 |
| 一、保卫团的劝办 |
| 二、保卫团的训练与稽查 |
| 三、保卫团的奖惩 |
| 第四节 官民协办事项之三：公断息讼 |
| 一、息讼会的设置与运作 |
| 二、官方对息讼会的督导 |
| 三、消除讼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村治的经验与局限 |
| 第一节 山西村治的经验 |
| 一、现代自治制度的移植 |
| 二、在官治与自治之间探寻互利平衡 |
| 三、地方本位观念 |
| 四、集权对分权的保障 |
| 第二节 山西村治的时代局限 |
| 一、制度实施的问题 |
| （一）自治职员的滥权 |
| （二）村民会议流于形式 |
| （三）村治法规未得到有效遵守 |
| （四）筹办自治加重村民负担 |
| （五）行政官员对编村利益的侵蚀 |
| 二、山西村治的制度性反思 |
| （一）自治体制对行政体制的依赖 |
| （二）自治目标与乡村需求的脱离 |
| （三）公共观念的缺乏 |
| 第五章 山西村治中的民治色彩 |
| 第一节 保守主义的乡村自治 |
| 一、山西村治的保守主义底色 |
| 二、村治中的德性政治观 |
| 三、作为道德意义存在的“民” |
| 四、编村：法律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 |
| 第二节 官治与自治的交叉 |
| 一、以政治途径切入的乡村自治 |
| 二、从官办到协办的推进 |
| 三、官治对自治的侵蚀与恢复 |
| 第三节 山西村治的民治表征 |
| 一、传统中的“民本”与“民治” |
| 二、山西村治中的民治因素 |
| 三、山西村治对民治的推动 |
| 结语：山西村治的现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地方主义与阎锡山治晋（论文参考文献）
- [1]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管理体系研究[D]. 刘惠瑾. 山西大学, 2021
- [2]民国前期山西财政军事化初探[J]. 张文俊. 近代中国, 2020(01)
- [3]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D]. 彭晨佳. 山西大学, 2019(02)
- [4]民初山西儒学发展研究 ——以宗圣会、洗心社为中心的考察[D]. 王倩男. 山西大学, 2019(02)
- [5]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山西省高等教育的整顿研究（1930-1935）[D]. 周敏. 山西大学, 2019(01)
- [6]化儒为“道”：民国初年山西洗心社与地方近代化研究[D]. 闫文革.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7]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J]. 李怀印. 近代史研究, 2018(05)
- [8]民国时期同蒲铁路的筹建及运营[D]. 曹立群. 武汉大学, 2018(12)
- [9]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12-1945）[D]. 王潇洋. 安徽大学, 2017(08)
- [10]民国山西村治研究[D]. 刘娟. 西南政法大学, 20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