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Mr.Devires基金会资助中国护士赴美培训（论文文献综述）
李静玲[1]（2021）在《现代性的另一种诉求 ——近代中国留美生基督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李宁[2]（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指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任慈[3]（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刘嘉楠[4]（2020）在《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文中指出民主输出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于“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观、自由主义思想等思想渊源,其在北美大陆扩张时就直接在新占据的领土上移植现有的政治制度。冷战时期,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迅速在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民主制度,并巩固西欧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扩大西方民主阵营,同时对第三世界横加干涉,推动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重要战场全力对抗苏联,并直接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可以说,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有着很长的历史,该战略伴随着美国的发展,贯穿于整个美国外交史。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基于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推广美式价值观,进一步提升了民主输出战略的战略地位,加大了实施力度,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对20余个国家进行干涉。美国在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以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主要渠道和路径,综合运用军事打击、外交施压、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等硬干渉手段和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软干涉手段。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美国受到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国内政治、同大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面对不同民主输出对象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采取了不同的干涉手段。本文总结概括了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思想渊源、发展历史、现实活动、实施路径、具体手段、影响因素,并通过选取乌克兰和缅甸等在国家实力、政治制度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进行综合研判,认为民主输出对象国同大国的关系是美国对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掌握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具体手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中国及早做出判断和应对,既能够防止美国在中国推动政治变革、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也能够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受到美国的干涉,避免“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过程中受到影响。
胡清[5]（2020）在《民国时期的儿童指导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儿童指导作为心理卫生的一个部分从国外引进中国,它首先出现在高校的心理学系的附属机构中,作为将心理治疗理论付诸实践练习的场所。到40年代,独立的儿童指导机构在上海、重庆、成都出现,为动乱中的问题儿童提供行为指导服务。这一工作开辟了我国心理学服务儿童心理健康的新领域。但以往研究却很少重视儿童指导的工作方法和其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本研究属于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力图把历史学、儿童指导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儿童指导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政府倡导的儿童福利运动中,伴随着心理卫生的新取向,并且有医务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作为助力,儿童指导应运而生。第二,儿童指导诊所的运营,期刊通常会进行宣传。通过史料梳理,按照设立的时间线归纳出各儿童指导诊所的负责人、工作对象及其工作方法,总结特点。第三,儿童指导在美国诞生的初期,就受到多种心理学理论影响。传入中国后,一些重要理论仍影响着儿童工作者的实践。通过分析他们的公开案例和宣传文章,总结其中指导实践的心理学理论。第四,与国外学者的已有成果对话,分析政治意图和专业竞争在儿童指导的推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且探讨儿童指导工作者在指导方法上进行的中国化探索。儿童指导是心理卫生的预防倾向下的产物,它将对于儿童的心理现象的认识,从孤立的研究转向为将人放在大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来观察。儿童指导包含了精神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的合作,他们大多有国外留学经历或国内前沿机构的实践经历。儿童指导工作的对象主要是问题儿童,目标主要是增强儿童的社会适应性和行为问题的矫治。儿童指导门诊有三个具体的功能:诊断、治疗和研究。诊所中来自三种不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协同工作: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社会工作。它的指导理论主要来自于精神分析理论和心理生物学派的整体论方法,以指导儿童如何主动的适应社会,所以对于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了解儿童指导的发展过程,对于提高当代儿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水平有诸多借鉴和启发。
杨旭辉[6]（2019）在《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形式,公立社区学院是美国社区学院的主力军。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堪称转型发展的杰出样本。从最初的转学教育到后来的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职能,美国公立社区学院通过不断转型实现了创新发展。内外治理主体,正是推动美国公立社区学院转型发展的关键原因。研究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治理主体,对于推动中国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完善中国高职院校治理体系、推进高职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是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组织系统、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新制度主义理论,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的交往关系,有较强的解释力。政府组织是一种预期性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潜在性利益相关者,受托人委员会是一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体系的内核是“外-中-内”,也就是说受托人委员会作为桥梁,密切沟通起了社区学院内外环境。通过三者的博弈和互动,形成了和谐高效的发展生态。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外部治理主体。政府组织中,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组织对公立社区学院发展改革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了治理合力。非政府组织中,群体性组织、认证组织、基金会组织根据各自定位也对公立社区学院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受托人委员会是链接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的关键桥梁,也是社区学院主动、高效地服务社会的根本原因。选举机制和强调法治,是受托人委员会高效运行的制度基础。社区学院的内部治理,是管理层、教师群体以及教育工会组织的博弈过程。政府组织为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提供了规范性,认证组织为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提供了发展性,社区学院群体性组织为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提供了先进性,受托人委员会为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提供了随动性,内部协商治理为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提供了凝聚力。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转型发展,正是这五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对中国高职院校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启示是:治理结构更多地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组织性的;应该加强高职院校的绩效评估,并强化结果运用;完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做优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组织。
牛桂晓[7]（2019）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公共卫生运动最早是由基督教会倡导和组织的。1901-1937年间,中国基督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公共卫生运动。基督教会之所以在中国发起这项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公共卫生运动在西方兴起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成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代背景。其次,中国卫生行政的不完善、卫生状况的落后,以及民众卫生观念的缺乏,引起了来华教会的注意,这是教会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前提。同时,公共卫生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国内舆论对公共卫生的探讨日益增多,这些都为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公共卫生运动适应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教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公共卫生运动成为适应基督教在华发展和教会传教需要的方式之一。因此,1901-1937年间,基督教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卫生运动。1901-1937年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全面发展阶段以及调整和转变阶段。在此期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演进体现出三个发展趋向。在办理模式上,公共卫生运动从教会自办发展到与政府合办,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并被逐渐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去。在活动内容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从卫生宣传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环境卫生、疾病防治、学校卫生、妇婴卫生、劳工卫生等,同时也开始在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和创办卫生实验区上进行尝试。在空间范围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逐渐从口岸城市扩展到内陆腹地和乡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卫生运动的不足,使得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大为扩展。教会在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宣传和践行近代卫生理念,如发行卫生读物、开展卫生教育运动、改良城乡环境卫生、进行疾病防治等等。其中,卫生读物或倾向于剖析卫生医理,或注重传播卫生知识,或采用口语,或用文言,适应了不同阶层民众的需求。卫生教育运动以宣传卫生知识为中心,通过卫生游行、展览和演讲等方式引起社会各界对卫生的注意,被称为“走进中国城市的卫生表演”。在环境卫生方面,教会不断改善教会医院的卫生状况,并以此作为示范,将环境卫生推广开来,在社会上开展了清洁运动、灭蝇运动和改良厕所等活动。在疾病防治方面,教会开展了种痘运动、防疫运动、预防肺痨和性病等活动,使民众认识到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教会在面向大众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候,一些特殊的群体也引起了教会的关注。首先,教会人员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教会的重视。教会最初选派医学传教士就是为了保证传教士等人员的健康。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教会已经不满于消极的医治传教士的疾病,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如对教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预防接种疫苗以及在教会活动场所开展卫生运动等,来保障教会人员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教会逐步采取措施健全了校医制度,并开展了学校卫生运动。教会还将注意力投向妇婴卫生和劳工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儿童卫生运动、妇女卫生教育、生育卫生、劳工卫生运动等,以培养国民卫生的基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涵盖卫生教育、防疫和保健等多个领域,是一场现代卫生知识和理念的宣传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的先河,对当时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政府卫生运动的开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知识精英认识到卫生与民族、国家间的关联。这使得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历届中国政府的注意,并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展开了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密切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教会开展了各式的卫生布道活动,如卫生大会布道、卫生文字布道、特殊医疗机构布道、乡村卫生布道等,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总之,在公共卫生诉求和传教布道的双重影响下,教会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拓展了传教的途径,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同时运动又将卫生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卫生作为强国强种的根本,从而又使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受到内外环境的诸多限制,如政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传教政策以及组织的不完善等,使得教会的卫生运动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在客观上传播了卫生知识,唤起了民众对卫生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黄杭磊[8]（2019）在《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与英美社会调查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社会调查作为一种新兴的认识社会的方法,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无论对当时的社会还是后来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是社会调查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时社会调查的发展也多少受到英美社会调查的影响。本文以民国社会调查和英美社会调查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考察了两者的发展历程,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现代社会调查在我国的兴起问题,认为现代社会调查自20世纪初在我国兴起,并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第二章以时间和参与主体为线索,考察了民国时期参与社会调查的主体、不同时期的社会调查活动以及重要的社会调查成果。第三章则考察了英美社会调查的发展,并对一些重要调查进行了案例分析。最后一章运用历史比较法,对民国社会调查和英美社会调查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通过上述考察发现,民国时期,无论是农村调查还是城市调查,无论是社会学的调查还是民族学的调查,都或多或少受着英美社会调查的影响。同时,民国社会调查和英美社会调查所在的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在调查的动机、调查的参与主体、调查的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
于峰[9]（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认为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黄薇[10]（2019）在《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文中研究表明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处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点上的上海,社会生活与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偏离和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迄今尚无专门着眼于西方基督宗教传播对上海社会风尚的影响。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中心。天主教和新教在上海的传教与社会事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占有较大的份额和突出的地位。因此,作为城市宗教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无疑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此前数量众多的以上海近代化为题的研究着作中,多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他们因不同的身份、国籍、行业、宗教信仰等,而产生的差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劝说”和“规训”两个维度,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在华基督教会与传教士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注点的变迁,及其对上海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劝说”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策略,使被劝说者愿意采用劝说者提出的意见或行为趋向。“规训”则是一种“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上的规训,即通过文化风气的熏陶,风俗习惯的养成,乃至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将其纳入到与规训者相同的文化语境中,减少“西方人”在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本文依据传教士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书信集,中外教会机构的档案,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期刊等中西文献,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楔子部分阐述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各种游记、笔记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在生活上的各种摩擦与碰撞;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简要描绘了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基督教东来后,与上海本土文化相遇时的摩擦。教会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诸如缠足、溺婴、一夫多妻等陋俗;第三章讨论了基督教倡导的城市生活理念,诸如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俭朴衣着、注意公共卫生等;第四章聚焦于基督宗教对于神职人员、中国教牧的日常规训,以餐饮、衣着、居家环境等要求为例,反映出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第五章讨论了基督宗教在上海这个城市环境下,如何对教徒进行道德约束以及灵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实施适度的惩戒。本文最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而的,但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其中包含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因而能引起上海本土文化的共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福音事业,对城市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些观念主要的言说者和传播者,传教士们无法摆脱时代及其自身身份的局限性,这就决定这些观念影响的有限性。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留下雪泥鸿爪却并不能给上海城市社会风尚的变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二、美国Mr.Devires基金会资助中国护士赴美培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Mr.Devires基金会资助中国护士赴美培训（论文提纲范文）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一)民主输出战略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 |
| (二)防范美国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 三、概念的阐释及界定 |
| (一)基本概念 |
| (二)研究范围 |
| 四、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五、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框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和动因 |
| 第一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 |
| 一、1977 年之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 二、1977 年之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 第二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动因 |
| 一、民主输出战略的精神动因 |
| 二、民主输出战略的利益驱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思想 |
| 一、民主和平论 |
| 二、软实力 |
| 三、新保守主义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政策实践 |
| 一、克林顿政府 |
| 二、小布什政府 |
| 三、奥巴马政府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施途径分析 |
| 第一节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工作途径 |
| 第二节 国际开发署 |
| 一、历史沿革 |
| 二、组织架构 |
| 三、具体工作 |
| 第三节 国家民主基金会 |
| 一、历史沿革 |
| 二、职能作用 |
| 小结 |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 |
| 第一节 “硬干渉”手段 |
| 一、军事打击 |
| 二、经济制裁 |
| 三、外交施压 |
| 四、“颜色革命” |
| 第二节 “软干涉”手段 |
| 一、对外援助 |
| 二、公共外交 |
| 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 第一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因素 |
| 一、军事实力 |
| 二、经济实力 |
| 三、该因素对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政治因素 |
| 一、民主输出对象国是否实行竞争选举制度 |
| 二、民主输出对象国政府的执政能力 |
| 第三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盟国因素 |
| 第四节 美国自身的因素 |
| 小结 |
| 第六章 以乌克兰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 第一节 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 一、独立之初支持乌克兰政治转型 |
| 二、“橙色革命” |
| 三、乌克兰政变 |
| 第二节 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 一、乌克兰国内指标变化不明显 |
| 二、乌俄关系变化显着 |
| 小结 |
| 第七章 以缅甸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 第一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前 |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 第二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后 |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 第三节 影响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大国关系是影响美国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 |
| 二、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以及应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民国时期的儿童指导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概念界定 |
| 1.1.1 儿童指导 |
| 1.1.2 问题儿童 |
| 1.1.3 相近概念辨析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儿童指导以往研究的不同视角 |
| 1.2.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溯源 |
| 1.2.3 我国现行的问题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
| 1.3 研究思路及意义 |
| 1.3.1 问题提出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2 民国儿童指导产生的背景 |
| 2.1 心理卫生运动的预防倾向 |
| 2.1.1 心理卫生运动的起源 |
| 2.1.2 预防倾向下的问题儿童 |
| 2.2 儿童福利运动 |
| 2.3 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
| 3 民国儿童指导的产生与发展 |
| 3.1 抗战前的儿童指导 |
| 3.1.1 早期探索 |
| 3.1.2 浙大培育院 |
| 3.1.3 大夏大学心理诊察所 |
| 3.1.4 中华慈幼协会心理诊察所 |
| 3.2 抗战后的儿童指导 |
| 3.2.1 上海儿童心理指导所 |
| 3.2.2 重庆心理卫生室 |
| 3.2.3 成都儿童指导所 |
| 4 民国儿童指导的理论与方法 |
| 4.1 民国儿童指导中的心理学理论 |
| 4.1.1 弗洛伊德和荣格精神分析理论影响 |
| 4.1.2 阿道夫.迈耶心理生物学派影响 |
| 4.1.3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学派影响 |
| 4.2 儿童指导方法的起源 |
| 4.2.1 少年违法心理病理研究所 |
| 4.2.2 威廉·希利的工作理念 |
| 4.2.3 儿童指导的工作方法及其推广 |
| 5 分析与启示 |
| 5.1 政府在儿童指导推广中的作用 |
| 5.2 综合模式在儿童指导推广中的作用 |
| 5.3 民国时期儿童指导的中国化探索 |
| 5.4 民国时期儿童指导中存在的问题 |
| 5.5 对当今心理服务建设的启示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公立社区学院 |
| 二、治理 |
| 三、治理主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技术路线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的理论基础 |
| 一、高等教育系统理论 |
| 二、新制度主义理论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二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的利益博弈 |
| 一、博弈标的 |
| 二、博弈规则 |
| 三、博弈策略 |
| 四、冲突解决 |
| 第三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的协调整合 |
| 一、官僚制协调 |
| 二、政治协调 |
| 三、专业性协调 |
| 四、市场协调 |
| 第三章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分期 |
| 一、治理的主题 |
| 二、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历史分期 |
| 第二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外部治理主体的历史考察 |
| 一、联邦政府 |
| 二、州政府 |
| 三、社区学院学区 |
| 四、认证协会 |
| 第三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治理主体的历史考察 |
| 一、伟人时代(Great Man Era) |
| 二、家长时代(Patriarchic Era) |
| 三、工会时代(Unionization Era) |
| 四、协商治理时代(Shared Governance Era) |
| 第四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职能拓展与治理主体沿革 |
| 一、以转学职能为主时期的治理主体 |
| 二、以职业职能为主时期的治理主体 |
| 三、多种职能并重时期的治理主体 |
| 第四章 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政府组织 |
| 第一节 联邦政府 |
| 一、联邦政府治理社区学院的主要途径 |
| 二、联邦政府治理社区学院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州政府 |
| 一、美国各州治理公立社区学院的主要机构 |
| 二、美国各州治理公立社区学院的主要手段 |
| 三、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州级治理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 |
| 一、“社区”:美国社区学院的关键定语 |
| 二、美国地方政府的性质与特点 |
| 三、受托人委员会:社区学院学区治理的关键载体 |
| 结束语:政府组织的利益及其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规范性的促进 |
| 第五章 潜在型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 |
| 第一节 非政府组织概况 |
| 一、基本分类 |
| 二、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群体性组织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发展方向的治理性影响:以AACC为例 |
| 一、美国社区学院协会的沿革与现况 |
| 二、美国社区学院职业化的基本过程与历史意义 |
| 三、美国社区学院协会推动美国社区学院职业化的基本途径 |
| 第三节 认证组织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教育质量的治理性影响 |
| 一、认证协会社区学院质量治理的基本途径 |
| 三、认证协会社区学院质量治理的主要效用 |
| 第四节 基金会组织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治理性影响 |
| 一、美国社区学院基金会概况 |
| 二、校外基金会的作用:以凯洛格基金会为例 |
| 三、校内基金会的作用 |
| 结束语:非政府组织的利益及其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先进性的促进 |
| 第六章 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受托人委员会 |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起源与构成 |
| 一、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的苏格兰基因 |
| 二、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的两个源头 |
| 三、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构成 |
| 四、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中的学生受托人 |
| 五、Alamo Colleges District受托人委员会构成 |
| 第二节 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职责与运行 |
| 一、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职责 |
| 二、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运行 |
| 第三节 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案例与分析 |
| 一、Hillsdale Community College受托人委员会案例分析 |
| 二、Alamo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受托人委员会案例分析 |
| 第四节 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特点与评价 |
| 一、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共性特点 |
| 二、受托人委员会:美国公立社区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区别 |
| 三、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受托人委员会的评价 |
| 结束语:受托人委员会的利益及其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随动性的造就 |
| 第七章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的内部治理主体 |
| 第一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治理的结构与过程 |
| 一、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治理主体的总体情况 |
| 二、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校长 |
| 三、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学术评议会 |
| 四、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工会组织 |
| 第二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治理过程 |
| 第三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协商治理的评价 |
| 一、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协商治理的优势 |
| 二、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内部协商治理的局限 |
| 结束语:内部利益博弈及其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凝聚力的促进 |
| 第八章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结构的特点与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结构的特点 |
| 一、内生性 |
| 二、协调性 |
| 三、适应性 |
| 第二节 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结构的启示 |
| 一、治理结构对美国公立社区学院优秀与卓越的贡献 |
| 二、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结构的启示 |
| 结束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高职院校治理体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缘起 |
| 一、时代趋势：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
| (二)公共卫生运动在全球的扩展 |
| 二、现实需要：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与需求 |
| (一)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 |
| (二)中国各界对公共卫生的提倡 |
| 三、自我需求：基督教会在华发展的需要 |
| (一)应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
| (二)基督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第二章 基督教会在华公共卫生运动的演进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端与初步发展(1901-1919) |
| (一)中华博医会的早期提倡与实践 |
| (二)青年会的加入与推动 |
| (三)公共卫生运动的初步发展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全面发展(1920-1927) |
| (一)教会团体的广泛参与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扩展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内容的调整 |
| (四)时局变动中的受挫与恢复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调整和转变(1928-1937) |
| (一)公共卫生组织的重组 |
| (二)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合作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在空间上继续推进 |
| 第三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形式 |
| 一、知识传播：公共卫生读物的印发 |
| (一)印发卫生读物的缘起 |
| (二)卫生读物的出版情况 |
| (三)卫生读物的发行方式 |
| 二、宣传教育：卫生教育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卫生游行 |
| (二)开展卫生演讲 |
| (三)举办卫生展览 |
| (四)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 |
| 三、保持清洁：近代城乡卫生改良运动 |
| (一)教会医院卫生的改善 |
| (二)提倡厕所改良 |
| (三)清洁运动 |
| (四)灭蝇运动 |
| 四、预防疾病：开展疾病防治运动 |
| (一)种痘运动 |
| (二)防疫运动 |
| (三)防痨宣传 |
| (四)花柳病防治 |
| 第四章 基督教会在特定群体中的公共卫生运动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保健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受到关注 |
| (二)教会人员的体检和预防接种 |
| (三)教会活动场所的公共卫生活动 |
| 二、教会学校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学校卫生受到重视 |
| (二)完善校医制度 |
| (三)开展学校卫生运动 |
| 三、妇婴卫生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儿童卫生运动 |
| (二)开展妇女卫生教育 |
| (三)生育卫生 |
| 四、劳工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劳工卫生问题的提出 |
| (二)调查劳工卫生状况 |
| (三)劳工卫生运动 |
| 第五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中国社会各界的关系 |
| (一)历届政府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社会精英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三)普通民众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传教事业 |
| (一)毕德辉与卫生传教策略的提出 |
| (二)形式多样的卫生传教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影响 |
| 三、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与近代中国观念习俗的变迁 |
| (一)西方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 |
| (二)民众医疗卫生观念和习俗的改变 |
| 四、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 |
| (一)对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示范作用 |
| (二)推动了政府卫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在华境遇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与局限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现实境遇的原因分析 |
| (一)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 |
| (二)卫生传教政策的限制 |
| (三)缺乏强有力的卫生组织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与英美社会调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概念界定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我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 |
| 一、现代社会调查兴起的背景 |
| 二、现代社会调查兴起时间争论 |
| 三、外籍学者在华的社会调查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开展 |
| 一、参与社会调查的主体 |
| 二、社会调查活动 |
| 三、社会调查的重要成果 |
| 第三章 英美国家的社会调查 |
| 一、英美社会调查概述 |
| 二、英美的经典调查 |
| 第四章 民国社会调查与英美社会调查的比较 |
| 一、调查动机的异同 |
| 二、参与调查主体的异同 |
| 三、调查内容与方法的异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10）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及研究回顾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部分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回顾 |
| 二、史料运用 |
| (一) 在沪出版的教会期刊概述 |
| (二) 其他史料 |
| 楔子: 到中国去! |
| (一) 想象中的异邦 |
| (二) 艰难的开始 |
| 第一章 近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传播和发展 |
| 一、成功与失败: 基督教在沪的早期活动 |
| 二、挑战和回应: 条约体制下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 |
|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发展与移民潮 |
| (二) 鸦片战争后上海天主教发展 |
| (三) 基督新教在上海的发展 |
| 三、调整与适应: 蓬勃发展的福音事业 |
| 四、吸纳与融合: 城市生活中的西方元素 |
| 第二章 劝说: 基督教反对什么? |
| 一、传教士与在华西人的反缠足运动 |
| 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运动 |
| 三、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认识和批判 |
| 四、传教士对中国一夫多妻制的再诠释 |
| 第三章 劝说: 基督教赞成什么? |
| 一、性别与任务: 怎样做一个好妻子 |
| 二、健康与卫生: 怎样居住在大城市? |
| (一) 教会与城市公共卫生 |
| (二) 个人生活与卫生理念 |
| 三、滋养与修饰:怎样做一个近代都市人? |
| (一) 西食东渐 |
| (二) “假辫子”和“剪辫子” |
| 四、观剧与体育:怎样做一个时髦的青年 |
| (一) 走,我们看戏去 |
| (二) 运动也快乐 |
| 第四章 规训:宗教戒律中的行为养成 |
| 一、餐食有礼、进退有度 |
| 二、都会时尚与着装规训 |
| (一) 教会的基本着装理念 |
| (二) 服饰变革风潮下的教会着装取向 |
| (三) 时尚潮流中的基督教会的规训 |
| (四) 女传教士的时尚天性与自我规训 |
| 三、居住环境的布置 |
| 第五章 :规训:灵性追求和道德约束 |
| 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
| 二、基督徒的娱乐休养 |
| 三、基督教会的规训与惩戒 |
| 结论: 基督宗教在上海:殖民沧桑中的“文化掮客” |
| 附录一: 汉语基督教文献库中日常生活类文献书目 |
| 附录二: 近代江南地区出版饮食类书籍 |
| 附录三: 近代教会在沪文化机构选录 |
| 附录四: 本文主要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的项目 |
| 致谢 |
四、美国Mr.Devires基金会资助中国护士赴美培训（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的另一种诉求 ——近代中国留美生基督信仰研究[D]. 李静玲.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3]“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D]. 刘嘉楠. 外交学院, 2020(08)
- [5]民国时期的儿童指导理论与实践研究[D]. 胡清. 苏州大学, 2020(03)
- [6]美国公立社区学院治理主体研究[D]. 杨旭辉.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D]. 牛桂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8]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与英美社会调查比较研究[D]. 黄杭磊.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9]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D]. 黄薇. 上海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