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市场经济计划关系的法律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郑尚元[1]（2022）在《劳动法的现实挑战与瞻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无论是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在判例法国家,批评劳动法"僵化"的声音一直存在。本研究对劳动法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梳理,对其未来走向进行瞻望。研究认为,在劳资关系整体缓和的大背景之下,世界范围内,团体劳动法的功能降减,去管制与雇佣弹性因子在不断增长。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互联网经济的崛起,给劳动法带来了前所未有之挑战,客观上,劳动法存在僵化与滞后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工的劳动保护问题,长期未能彻底解决。未来,劳动法应解决好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后"事业编"缩减,科技进步、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工,劳动法向社会安全（社会保障）领域拓展等一系列问题。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应可以互相支撑,以解决未来的难题。
刘波,欧阳恩剑[2]（2021）在《《职业教育法》修订背景下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路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把产教融合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既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职业教育法》修订的现实需要。从政策供给到法律供给是产教融合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由于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产教融合不可避免出现某种失序,集中表现为价值失守、结构失衡和制度失范。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逻辑起点在于法律较政策相比的强制性、根本动因在于产教融合失序、构建路径在于修立并举。修订完善《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现有法律,把产教融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制定《产教融合促进条例》单行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是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根本路径。
范志勇[3]（2021）在《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文中指出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社会科学观察社会现象与规律的范式工具,在法学研究中也成为普及、有效的话语体系。我国破产法作为专门处置破产风险的法律规范,在应对现代风险层面显然未做好准备。破产风险是自反性现代化的产物,破产法的正当价值应在此基础上被重塑。风险社会理论为法律提出了因应未来调整的认知开放性的要求。界定破产风险需要坚持专业与民主的平衡,其中蕴藏的机遇有待主体发掘。破产风险受众的平等性与影响的全球化特征,要求确立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与开展全球治理。风险社会推动了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个体应对现代风险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以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性为前提。现代社会宜容忍"剩余风险",并在民众间进行公平分配。
卢岩[4]（2020）在《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在2002年《政府采购法》颁布之时,立法者就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对于限制外地经营者进入本地市场、在采购活动中设置歧视性条件等限制竞争行为予以了否定。随后出台的《反垄断法》也将此类行为纳入其中。2015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更是以列举的方式将众多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逐一明确。近年来,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构建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实施,政府采购领域,尤其是地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再次受到关注。2019年颁布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以及2020年推出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都把这一问题作为规制重点,对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并可以据此认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是理论研究及其执法实践活动中的重点问题。政府采购是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以及直接、间接接受政府控制的特定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为实现政府职能或公共服务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使用财政性资金和财政性资金相配套的单位自筹资金在市场上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依据主体范围的不同,政府采购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采购与地方政府采购。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使用资金的来源不同,即中央政府采购使用的中央财政资金,所统筹的是全国性事务,地方政府采购使用的是地方财政资金,所针对的是地方性事务。由此导致二者在限制竞争时的表现存在较大不同,地方政府在采购时表现出强烈的本地采购倾向。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是指在地方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人等凭借行政权力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它因采购主体的行政性、采购资金的公共性等特征而满足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又因破坏了采购市场中特有的竞争秩序而成为行政垄断行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呈现出制度性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有时具有歧视性抽象采购政策的指引,或表现对于采购程序规则的违反,或表现为对于采购实质规范的破坏,在本质上一种行政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既可能源自行政权力的对于采购活动的不当介入,也可能是由采购人与供应商的恶意串通所致。其具体限制问题的表象在于规避公开招标、设立歧视性条款、构筑信息壁垒、倾向性评标、指定交易等个案中的限制竞争,而表象的背后则是地方利益集团、财政分权等深层的制度缺陷问题。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直接破坏,割裂采购市场的统一性,背离财政资金的使用要求,导致提高采购效率、实现物有所值等经济性目标的落空,造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保护环境等政策性价值目标的扭曲,更使得宏观经济调控、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重大采购目标难以实现。此外,它还损害了包括外地经营者和本地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利益,并加剧了采购中的腐败问题。由此,需要以规制的手段对于其施以某种控制、约束和指引。而法律作为一种既定、统一、普适且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行为准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法律规制是基于法律规范对行为实施的控制、约束和引导。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制,是以正义、国家干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市场规制、激励性规制等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根据《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以及公平竞争审查、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中的相关规定为制度、政策基础,对于政府采购活动整个过程进行的规范和控制,而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为了实现更好的规制效果,法律规制自身也在不断演进之中,并已从立法之初的笼统、模糊与概括到如今的系统、准确与规范,相对完整的规制体系业已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抽象采购政策与具体实施行为的规制、具体实施行为中的控权规制与执法规制等事前、事中、事后的规制,以及以《政府采购法》为主导,兼有《反垄断法》《预算法》《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的规制模式。并具体表现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含有抽象采购政策中的反竞争因素;以采购程序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家评审制度等从事前规制的角度防止具体采购活动之中行政权力的异化,以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等从事中与事后规制的角度对于个案中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救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严重性由此可见。然而,现行制度设计下的法律规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竞合依然存在,《反垄断法》对于管辖权的让渡存在立法疏漏,导致其与《政府采购法》仍存冲突,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践中亦偶有越界之嫌;界定标准有待完善,程序规范对于实质违法的界定存在干扰,以“滥用行政权力”为构成的行为要件有时难以界定;责任设置有所失衡,财产责任只及于单位而不涉及个人,致使行为与责任缺乏对等,个人违法单位担责等现象时有发生;规制模式尚显不足,始终无法走出自纠式规制的困境;竞争模式存在局限,强调市场的开放性而忽略了对地方利益的合理保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有待深入解决,集中采购机构代理市场也亟待开放。因此,应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予以完善。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应以公平正义、秩序与调控的价值理念为指引,并融合国际法律的规制理念,构建国际与国内的双层法律规制制度体系,协调国内法律的适用冲突。在此基础上,采取控制式规制与激励式规制二元并立的规制模式。控制式规制是最传统的法律规制模式,也是现行法律制度在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对其适用需要首先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这种完善应沿着“主体——行为——结果”的基本逻辑进路展开,并表现为:就规制的主体而言,应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使其能够在财政部门拒绝依法履行职权时实现补充救济;就规制的行为而言,应实施结果导向型的行为界定标准,避免程序对于行为界定的干扰,并在必要时对于行为结果进行竞争分析;就规制的结果而言,应强化法律责任,以增加政治问责和实行“双罚制”的方式加强对采购人员的追责,同时,增设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内控制度的相关责任,以提高违法成本的方式对相关人员形成威慑和有效制裁。而激励式规制乃是控制式规制的重要补充,其侧重于通过奖励、扶持等刺激与鼓励手段,调动被规制者实施某些行为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而言,激励式规制是一条全新进路,其制度的构建应包括: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改变过去唯“GDP”论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将竞争秩序的影响因素纳入法治建设成效参考因子,以此削弱其与采购中的本地利益的联系;利用赋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的方式抑制政府采购中的地方保护问题;建立集中采购竞争机制,削弱集中采购竞争机构与地方利益之间的联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调动舆论监督和第三方机构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充满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弥补了当前理论研究中的空白,且对于公平竞争审查、政府采购、行政垄断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亦有裨益。在实践中,除了可以更好地实现规制外,还能为《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订提供思路。
贺海仁[5]（2020）在《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样态及其法理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区域协同立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立法主体按照各自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根据立法协议,对跨行政区域或跨法域的法律主体、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等法律调整对象分别立法,相互对接或承认法律调整对象法律效力的立法行为。协同立法具有立法人格平等性、立法行为共同性、立法法益一致性等特征。当代中国协同立法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以首都为中心的京津冀协同立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一体化协同立法以及多中心、准一体化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三个样态;经过对当前协同立法实践样态的考察,其在法理上反映了区域协同发展的要义,是一种与地方保护主义相区隔的联合法治方式,但是其并不以区域法治统一为目标,而是反映了不同法域立法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保障了法律调整对象跨域流动而产生的新法益和新法域。
董成惠[6]（2020）在《经济法概念的厘清与重构》文中指出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其理论研究尚不成熟。经济法概念是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精髓所在,对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经济法调整对象社会经济秩序的秩序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法律特性,可知经济法是在资源配置的经济活动过程中,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协调平衡社会整体利益,确保公平、效益和安全的社会经济秩序,调整社会经济秩序中的市场规制秩序、特别产业秩序和宏观调控秩序的法律规范。
徐澜波[7]（2020）在《论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切入》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对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尚未达共识,理论研究亦欠丰富,依此似难找到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宏观调控法中确认的符合宏观调控法目的、任务和效果,能够发生与确定国家调节经济关系的宏观调控行为模式,其由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类型（涵摄于宏观调控手段中）与法律后果构成。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既不是立法活动,也不是法律规范模式,其作用于宏观调控立法及其规范所针对的对象与客体,具有主观和客观统一性,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要素是"处理"和"制裁",分别对应着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法律后果。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不符合宏观调控手段的规范要素,故而不属于调整方法所涵摄的宏观调控行为的类型,符合规范要素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是货币手段、财税手段、规划手段、汇率手段等。宏观调控法是规制宏观调控权和宏观调控行为之法,作为调整宏观调控机关（组织）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经济社会关系之法,只应存在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宏观调控法律后果。法律后果并非只指法律责任,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也并非只由宏观调控行为的类型与法律责任构成。
严海[8]（2020）在《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补偿是起源于国外的一项经济政策,在当下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生态补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公平、传承特定文化等多重作用,因此,生态补偿又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晚,并且依赖国外经验,从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运行主要还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生态补偿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整体上却有所欠缺。生态补偿的法治化是一个必然趋势,生态补偿立法如何更好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补偿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补偿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生态系统从最初的客观存在逐渐转变为一种可以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由此便应运而生,并进一步孕育出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这是与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的根本性区别。生态补偿的运行需要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学领域内的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是当下生态补偿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也相应地提出了本学科内的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国外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早,在森林、流域、草原等多个领域的生态补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也存在一些失败的案例,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国的借鉴。生态补偿需要以规范的状态运行,法治化是必由之路。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考察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在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内都对草原生态补偿做出了立法规定,但从规范性角度来看,其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理论角度来看,当下的生态补偿立法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是,生态补偿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并不完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是一个环境哲学问题,但其内容在许多学科领域内都有所涉及,包括法政治学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此问题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生态价值观念方面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者的对立。事实上,两种生态价值观都各有利弊,应当进行一定的协调,寻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存在一个“调整论”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认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突破了传统法理学中有关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在得到部分学者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大量的质疑与非议,但调整论的思维仍旧对生态补偿的立法有所启示,即生态补偿立法应当针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生态补偿立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又分为结构调整和运行调整,结构调整主要通过立法手段完成,运行调整则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在结构调整中,首先需要针对生态补偿的核心要素进行立法,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科学测定生态补偿标准,拓展、拓宽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来源;其次需要围绕生态补偿的关联性内容进行立法,在宪法中体现生态补偿的基本精神,合理设置生态补偿所牵涉的法律责任规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需要注重生态补偿体系性内容的立法,在行为模式上以禁止性规范的立法为主,在权利义务模式上以权利本位的立法为根本,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以环境资源法作为衔接性质的立法。运行调整主要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而立法之外的手段又可分为法律之内的手段和法律之外的手段。在法律手段内,除立法外,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都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当然都有各自的要求,但从整体上看,法的良好运行着重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法的良好运行以实现法治化为本质,二是法的良好运行以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为标准。在法律手段之外,还可分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着眼于市场平台的灵活调节,政治手段着眼于环境治理模式的合理选择。从两种手段的作用出发,经济手段解决的是生态保护的去功利性和市场运行的逐利益性之间的矛盾缓解问题,政治手段解决的是国家环境治理过程中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平衡取舍问题,这些都是为生态补偿立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所提供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章光园[9]（2020）在《社员权基本问题研究 ——基于团体法视角的展开》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现代社会各类团体组织的设立,团体法在众多部门法领域中不断崛起,私法中逐渐形成了个体法与团体法的二元主体结构,社员权价值日益凸显。肇始于罗马法的个体法研究已经很深入,而作为现代私法另一重要渊源的日耳曼法中的团体法研究还有待加强。与之对应,作为个体法上的权利,包括财产权、知识产权、身份权（亲属权）以及人格权,都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度建构也较为完善,而作为团体法上的社员权,横跨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等众多部门法,是团体法有效运行的基石,虽然具体社员权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例如公司股东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以及现代业主小区中的业主成员权研究,尤其是关于股东权的研究,更是成了理论研究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有关社员权的基本问题研究,目前还是非常薄弱的,这既与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明显不相称,而且长期以往,也不利于指导具体社员权研究,因为没有社员权基础理论的指导,具体社员权研究也很难深入,更难以达成理论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立基于个体法与团体法的区分,围绕团体法基本原理,对社员权基本问题作了历史和现实的梳理,静态和动态的观察,一般和个别的分析,理论与实证的考察,努力构建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与私法基本原理、基本体系相吻合的社员权基础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围绕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专章探讨了社员权入典的可能性和具体安排。本文除导论与结论外,正文共分八章展开,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社员权范畴论”。本章解决社员权是什么的问题,解决如何认识社员权的问题,这应是社员权研究的逻辑起点。社员权与个体法上的权利不同,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权利,要清晰认识社员权,就需要对“社”、“社团”、“社员”、“社团法人”、“个体法”、“团体法”等概念有个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社员权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与个体法上的私法权利相比,社员权具有现代性与高级性、综合性与多维性、实体性与程序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手段性与目的性、财产性与非财产性等特征。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社员权作出不同的分类。社员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私法权利,它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传统民事权利体系的格局,打破了人身权与财产权一直以来对民事权利的垄断,掀起了一场民事权利的革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法由契约向身份的回归,有效地弥补了民法传统调整模式的缺陷,增强了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和统帅功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社员权也是非常普遍的私法权利,基本涵盖了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生活的主要方面,几乎关涉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保护,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社员权也是当前实现市域治理、贯彻落实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抓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律权利,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社员权与成员权的提法,表面看只是一个称谓问题,但这背后触及到了社员权的本质理论,不宜用成员权代替社员权,以免增加理论混乱。第二章——“社员权演变论”。本章考察社员权在私法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因为只有了解了社员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社员权的现在与未来。在私法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私法权利的流变是探寻私法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线索。私法权利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单向到多维、程序权利逐渐实体化到实体权利不断程序化、个体法上的权利到团体法上的权利、身份向契约到契约向“身份”的双向以及奴隶到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近现代以来,私法权利发展的最大表现就是社员权的产生和发展。围绕团体人格与社员（成员）人格独立及分离这一团体法基本原理,分析考察了罗马法个人主义本位下的团体无法明确区分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团体本身也被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团体主义本位取向,在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中,团体与团体的成员有了明确的区分,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出现了独立及分离。日耳曼法上马尔克公社还是一种事实上的共同体关系,法律性质上表现为总有,还处于所有权质的分割阶段,虽然具有浓厚的团体法因素,但还没有上升为独立的团体法。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与罗马法相比,日耳曼法上马尔克公社中的团体成员权利可视为社员权的最早萌芽。与团体法产生相关的法制史事件,还有教会法上法人制度的出现。但是,从教会法的法人制度产生背景来看,法人仍然被看作是拟制的产物,没有出现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的独立及分离。团体法的正式产生,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公司制的出现,股东权的产生,可以看作是社员权的最早产生。1896年制定、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最终完成了社员权产生的临门一脚,该法典首次从团体法的高度,明确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德国民法典》关于社员权的立法规定,被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仿效,产生了重大影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有着共同的法制史源头,法人制度在英美法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公司法立法表现突出,更是引领世界潮流。但是,英美法系没有所谓的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划分,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更多的是各色各样的具体社员权立法。清末变法,我国经由日本主要借鉴吸收了德国的立法,清政府颁布的民律、公司律中都有社员权的规定,民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仍然延续了这一做法,在民法典总则编法人章节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这部民法典在我国台湾地区仍然在适用。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很长一段时间,除婚姻法等少数几部法律,一般性的私法基本没有,社员权就更是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商法、公司法、经济法等部门立法非常活跃,虽然《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没有关于社员权的一般规定,但在具体社员权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公司股东权、业主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权等的立法即是典型代表。第三章——“社员权类型论”。本章梳理分析了现行法上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类具体社员权,因为一般寓于个体中,个体展示了一般,要对社员权基本问题作出全面探讨,就必须对目前存在的各类具体社员权的法律属性、权利内容进行初步梳理,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权利形态作出辨析,进一步明确社员权的团体法权利本性。社员权与个体法上的私法权利不同,社员权是具象思维构建的产物,虽然关于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则也有抽象思维的痕迹,但整体上来看,社员权的具体权利规则的构建还是立足于不同的团体本身的,具体社员权之间的个性明显。所以,类型论在社员权体系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抽象地谈论社员权意义不大。同时,通过类型论,建立一个社员权体系,才能从中更好地抽象归纳出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则。社员权体系中,公司股东权是目前为止最为完善、最为典型的社员权,为其他类型社员权的规则完善提供了指引和参照。业主成员权是现代业主小区生活中的重要权利形态,不同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权与共有权,是构建和谐美好的业主共同体关系的重要权利,对其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也是一项重要而典型的社员权,尤其是当前推进“三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了理论研究的热点。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集体经济成分的合作经济组织比较发达,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吸收了市场经济的部分元素,延续发展了下来。这些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民间标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权,有专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整,权利内容较为丰富,是合作经济组织中的社员权代表。信用合作社的社员权,一直以来都有专门的法规调整,信用合作社改制后,绝大部分都变为公司,信用合作社社员权也就变为公司股东权。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社员权既具有公司股东权的属性,又有一般合作社社员权的属性。民间标会中的会员权也是一种具体社员权,虽然目前还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此外,在其他团体法人中也存在一些具体社员权,包括经济法上的重要主体——市场中介组织,其中也有大量的社员权形态存在,例如行业协会的会员权。志愿服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慈善、志愿立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志愿者权利中有一部分就属于社员权。消法上的消费者权利并不是社员权,消费者的社员权只能在消费者结成的消费者团体中才能产生。现在流行的俱乐部、会员制营销模式中的会员权,虽有社员权的外表,但缺乏团体法的根基,不是团体法意义上的社员权。工会会员的权利、政党党员的权利,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但本质上还是社员权。第四章——“社员权本质论”。本章介绍了社员权相关学说,对学界有关社员权法律性质的诸多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明确提出了社员权的基本属性。社员权作为一类基本的私法权利,得到了绝大部分主流学者的承认和肯定,并在法律制度得到程度不一的反映。极少数学者不承认独立的社员权存在,他们认为,所谓的社员权,本质上还是社员个人在个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漠视了社员在团体中的社员（成员）地位与个体法上的自然人与法人（法人作为团体的社员）不同。社员权否定说理论上根源于法人拟制说或法人否认说,过于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认为团体是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压制,没有意识到团体自由是比个体自由更高的自由状态,是个体自由发展的高级阶段。即便社员权肯定说内部,关于社员权的性质,也是五花八门,各种观点都有。关于社员权性质,目前存在着社员权所有权说、社员权债权说、社员权身份权说、社员权人格权说、社员权支配权说、社员权请求权说以及社员权形成权说。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各有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员权的本质特征,但都不全面,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难以反映社员权的全貌。本文从整个私法体系来观察分析社员权性质,从私法体系中团体法与个体法并立的现实来看,明确提出了社员权是基本的私法权利,与个体法上的财产权、人格权、身份权（亲属权）以及知识产权并列,是宪法上的结社自由在私法上的自然延伸,是新兴独立的私法权利,是具有平等性质的私法权利。从私法体系中团体法与个体法不同的现实来看,明确提出了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与个体法上的私法权利不同,是法定与约定权利兼容的私法权利,是集合性质的私法权利,是相对性与绝对性兼备的私法权利。从私法体系中实体法与程序法分野的现实来看,明确提出了社员权是具有浓厚程序性因素的私法权利,与个体法上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分离行使不同,是程序权与实体权兼容的私法权利,是具有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私法权利。在社员权的以上三项属性中,团体法属性是社员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他两项属性,对社员权的行使、救济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真正塑造了社员权品格,也是社员权能够成为基本私法权利的根本所在。第五章——“社员权构成论”。本章深入讨论了社员权的内部构成,对传统的社员权自益权与共益权的二元划分提出了批评,认为权利的划分不能以目的为标准,并严格遵循私法权利理论按内容对权利划分的一般标准,明确提出了社员人身权、社员财产权与社员程序权的社员权三分法。社员权三分法,是围绕最为典型的社员权提出的,这些典型的社员权包括公司股东权、业主成员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三分法下的社员权,有的已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有的还属于理论上的提炼,但在法律规定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是可以成立的。社员人身权、社员财产权与社员程序权,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但又统一在社员权名义之下,本身不存在主从、原权与救济权的区分,是一体共存的。从社员权法律关系角度观察,社员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社员义务,不过,在二者的关系中,社员权利处于主导地位。社员权的构建本身就是具象思维的,不同于其他的私法权利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所以,特殊社员的权利义务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以体现实质公平和正义。在以上对社员权深入解剖的基础上,将社员权与传统私法上的权利作了深入比较,从微观、实证的角度再次论证了社员权的独立品格。第六章——“社员权变动论”。本章考察了社员权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动态过程,也即社员权的产生、取得、处分与丧失。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先有团体法人的成立,才有社员权的产生。本文首次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社团法人成立的一般原理,详细论证了法人财产权（所有权）与社员权的产生,从法律原理的角度论证了社员权的独立存在价值。社员权的产生,实现了个体法向团体法的跃升。社员权的取得,表现为社员资格的取得,取得社员资格也就取得了社员权。社员权的取得方式,大体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每一种取得方式又可分为若干具体情形。社员权作为私法权利,权利人可以为一定的处分,包括转让、质押与抛弃。社员权转让、质押一般发生在营利性团体中,因为这类团体中的社员权具有财产价值。社员权丧失的情形包括团体解散、社员主体的消灭、除名、退社以及社员权的转让等。社员权的丧失,在团体法与个体法上都将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与社员权的产生呈现反向运动,实现由团体法向个体法的回归。第七章——“社员权实现论”。本章继续从动态角度考察了社员权的行使、效力、侵害、保护以及司法实践。作为团体法上的权利,社员权不同于个体法上的权利行使,社员权行使不仅会发生社员个体所预期的效果,而且最终会产生团体法上的效果。社员权在行使类型、行使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会受到法律的专门调整。社员权行使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同样要接受法律的效力评判。社员权的行使通常都是在团体内部以集会的形式实现,其最终表现就是团体决议行为。团体决议行为已经完成了由社员个人行为到团体行为的转变,是形成团体意志、团体决策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团体行为也是法律行为,也需要接受法律的效力评判,评判的标准有决议的内容、决议的程序等。对于决议结果,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社员都要无条件服从,即使与自己的预期相违背也是如此,这就是团体的拘束效力。社员权的行使要遵守团体章程,否则要接受团体内部的社团罚。作为团体法上权利,社员权的侵害,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但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说侵害主体、侵害方式、侵害内容、救济模式等等。按侵害主体可划分为社团对社员权的侵害、社员对社员权的侵害与第三人对社员权的侵害;按侵害对象可划分为侵害社员人身权的行为、侵害社员财产权的行为与侵害社员程序权的行为。与社员权的三大基本属性对应,社员权的保护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作为基本的私法权利,社员权可以寻求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作为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社员权也可以寻求团体法上的保护;作为具有浓厚程序性因素的私法权利,社员权也可以寻求自我保护。考虑社员权的自我保护都是在团体内部通过集会功能实现的,所以理论上可将其一并归入团体法上的保护。司法是实现社员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员权保护的最重要的方式,但当前的社员权司法整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很多案件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审判质效有待提高。第八章——“社员权立法论”。本章从法政策的角度,讨论了社员权的立法问题,尤其是社员权入典的现实意义、可行性及具体条文的设计。在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有关社员权的一般性规范,通常都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社团法人章节中,内容上大体相同,都是有关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定,包括社员资格、社员权行使、退社等。我国现行法上无社员权之名有社员权实,《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都没有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定,《物权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公司法》等民事单行法、特别法以及商事特别法对具体社员权作了明确规定。总体上,我国在团体法的立法上已经处于落后。当前的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出团体法应有的地位,强化团体法因素塑造,以充分反映团体法崛起的客观事实。民法典的编纂,为社员权入典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充分论证了社员权入典的必要性可行性。围绕社员权的立法内容,对学者的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和官方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作了评析,整体上,学者建议稿更开明,基本都有社员权的规定,虽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官方公布的草案明显要保守得多,总则编还是照搬《民法总则》的规定,只有规定了股权,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对社员权的基本内容作出规定,并处理好与章定（约定）社员权的关系,尊重团体自治,赋予团体活力。在社员权的立法模式上,建议采纳总分结合模式,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对社员权基本内容作出一般规定,同时进一步完善民法典分则编、民事单行法、商事特别法、经济法、社会法等部门法领域的具体社员权规定。最后结合当前民法典编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总则编社员权立法的体系安排与条文设计的立法建议。
黄千芷[10]（2020）在《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法律问题探析》文中认为股份回购发源于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是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上一种常见的资本运作方式。股份回购制度的积极功能包括稳定公司股价、代替股利分配、防止敌意收购、和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等。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时间较晚,最初股份回购只是用来进行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分置改革,该制度其他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但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已经认识到股份回购在提升公司股价和优化公司资本结构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也因此出现了许多股份回购实践,健全股份回购制度就成为了完善我国公司法的重要内容。在比较法视野上,目前国际上普遍存在的比较典型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模式可以分为两种,即“原则允许,例外禁止”与“原则禁止,例外允许”。2018年10月我国通过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以公司法修正案的形式就公司股份回购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限制进行了放宽,虽然增加了“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作为回购事项,但一般认为,我国采用的仍然是早期股份回购制度所奠定的“原则禁止,例外允许”模式,即允许回购的事由仅有法定允许的几类特殊情形,除此之外一律不允许回购股份。随后,上交所与深交所相继出台《回购股份实施细则》,参考域外成熟的回购经验,对于上市公司回购以及减持股份作了详尽的规定。但必须看到,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对股份回购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实践上,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仍有待完善。此次针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修改,虽然有股市低迷环境下的“救市”背景,但这不应该成为我国改革股份回购制度的唯一考量,仍应当基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将平衡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作为贯彻整个立法过程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分析现有回购制度的缺陷出发,以期针对性地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其一,现有股份回购制度对已回购股份的性质及处理方式不够明确,回购后的减持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巨大,应在界定已回购股份相关权利的基础上,从扩展减持所得资金的用途、增加减持的交易方式、控制减持期间的增资扩股等方面对该类股份加以规制;其二,此次新增的“护盘式”回购为那些股价被低估的公司提升股价提供了重要救济工具,但由于财力、信息的不对等,在回购过程中容易产生出违法行为,如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证券欺诈等,需要通过法律进行严密监管,建议参考发达资本市场建立“安全港”规则对合法的股份回购与市场操纵行为进行区分;其三,现有制度对于公司违法回购的法律后果缺少必要的规制,针对违法回购责任的设置重点都在于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对民事赔偿责任则重视不够,因此,应该在立法上明确违法回购行为的效力的同时,建立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责任机制,加强私权救济和公权监管的协调配合,以在资本市场投资者构成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提高规制效率。
二、论市场经济计划关系的法律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市场经济计划关系的法律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劳动法的现实挑战与瞻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劳动法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 |
| （一）劳资关系总体缓和、工会力量总体下降 |
| 1. 劳资关系相对缓和，意识形态枷锁被打破 |
| 2. 团结弱化、工会式微与团体劳动法功能降低 |
| （二）管制缓和与雇佣弹性的增长 |
| （三）信息技术、远程工作、平台用工对劳动法的挑战 |
| 1. 远程劳动的劳动法规制 |
| 2. 平台用工对劳动法的挑战 |
| （四）非典型劳动关系之大量存在与劳动法之僵化滞后 |
| （五）农民工中几类特殊劳动者游离于社会保护边缘 |
| 1. 平台工 |
| 2. 家政工 |
| 3. 大型货车司机 |
| 4. 建筑工、采掘工 |
| （六）我国劳动法存在诸多盲区和空白 |
| 1. 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立法方面之专门立法尚未出台 |
| 2. 反就业歧视领域的专门立法 |
| 3. 劳动基准领域的立法阙如 |
| 二、劳动法的未来走向与瞻望 |
| （一）我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编”缩减后劳动法之因应 |
| （二）科技进步、人工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工与未来劳动法走向 |
| （三）劳动法向社会安全（社会保障）领域拓展 |
| 三、结语 |
（2）《职业教育法》修订背景下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逻辑起点在于法律较政策相比的强制性 |
| （一）从政策供给到法律供给是产教融合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
| 1. 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的强制力不如法律规范 |
| 2．法律调整产教融合是发达国家的一条先进经验 |
| 3. 从“移植”到“创新”是我国产教融合法律制度建设的根本途径 |
| （二）对教育重大问题的调整由政策上升为法律是教育立法的宝贵经验 |
| 二、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根本动因在于产教融合失序 |
| （一）“全面发展的人”异化为“工具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价值的失守 |
| （二）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两张皮”问题突出——产教融合结构的失衡 |
| （三）产教融合法律制度缺失——产教融合秩序的失范 |
| 1.《职业教育法》对产教融合调整不足 |
| 2.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存在分歧 |
| 3.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法律救济制度尚未确立 |
| 三、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路径在于修立并举 |
| （一）修订完善现有法律：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基础路径 |
| 1. 完善教育的基本法——《教育法》 |
| 2. 完善职业教育的专门法——《职业教育法》 |
| 3. 修改配套法律 |
| （二）制定单行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关键路径 |
| 1. 制定单行行政法规 |
| 2. 鼓励地方立法 |
（3）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风险社会的自反性与破产风险的认知逻辑 |
| （一）风险社会的变迁背景 |
| （二）风险社会的自反性特征：为破产法“正名” |
| （三）破产法面对风险社会自反性的规范自觉 |
| 三、现代风险的时间转向：破产法因应未来调整的着力点 |
| （一）风险面向未来展开 |
| （二）破产法律规范应当留存应对风险的未来“敞口” |
| （三）破产法律系统的开放性沟通 |
| 四、破产风险的法律规范调整路径 |
| （一）寻求破产风险认定、处置的专业与民主的平衡 |
| （二）在积极应对破产风险中挖掘风险价值 |
| （三）破产风险的平等性要求践行一般破产主义的立法原则 |
| （四）破产风险全球化的规范治理 |
| （五）提升市场主体的破产风险意识与应对技能 |
| 五、破产法回应风险社会的多元革新维度 |
| （一）把握风险社会的契机：新的共识之源 |
| （二）突破风险社会的“极限值”的安全思维 |
| （三）现代风险的客观存在与主观应对 |
| （四）“剩余风险”的容忍与分配 |
（4）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比较分析法 |
| 1.3.2 价值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2 国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5 本文结构安排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 |
| 1.6.2 不足 |
| 第2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一般界定 |
| 2.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政府采购概念理论解析 |
| 2.1.2 地方政府采购概念厘定 |
| 2.1.3 限制竞争行为概念辨析 |
| 2.1.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概念界定 |
| 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性分析 |
| 2.2.1 地方政府采购两类相关限制竞争行为分析 |
| 2.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市场表现 |
| 2.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特征 |
| 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判断 |
| 2.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要件 |
| 2.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要件 |
| 2.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结果要件 |
| 2.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考量 |
| 2.4.1 规制与法律规制内涵 |
| 2.4.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意义 |
| 第3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实证研究 |
| 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例研究 |
| 3.1.1 案件概览 |
| 3.1.2 案例评析 |
| 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归纳 |
| 3.2.1 制度缺陷问题 |
| 3.2.2 具体限制问题 |
| 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危害分析 |
| 3.3.1 采购目标虚置 |
| 3.3.2 采购市场失衡 |
| 3.3.3 多方主体利益受损 |
| 3.3.4 腐败问题突显 |
| 3.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成因 |
| 3.4.1 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 |
| 3.4.2 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存在 |
| 3.5 实证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依据 |
| 4.1 理论依据 |
| 4.1.1 法学理论依据 |
| 4.1.2 经济学理论依据 |
| 4.2 制度依据 |
| 4.2.1 《招标投标法》对市场的规范 |
| 4.2.2 《政府采购法》对公平竞争的维护 |
| 4.2.3 《反垄断法》的反行政垄断理念 |
| 4.2.4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中的相关规定 |
| 第5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判 |
| 5.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方案 |
| 5.1.1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
| 5.1.2 采购程序制度 |
| 5.1.3 信息披露制度 |
| 5.1.4 内部控制制度 |
| 5.1.5 专家评审制度 |
| 5.1.6 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 |
| 5.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难点 |
| 5.2.1 法律适用竞合 |
| 5.2.2 界定标准掣肘 |
| 5.2.3 自纠式规制不足 |
| 5.2.4 责任设置失衡 |
| 5.2.5 竞争模式局限 |
| 第6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
| 6.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 |
| 6.1.1 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 6.1.2 秩序与调控的工具取向 |
| 6.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制度选择 |
| 6.2.1 国际法层面:以非歧视原则为导向 |
| 6.2.2 国内法层面:明确法律适用的优先规则 |
| 6.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式规制模式的改善 |
| 6.3.1 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 |
| 6.3.2 实施结果导向型法律标准 |
| 6.3.3 强化法律责任 |
| 6.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激励式规制模式的构筑 |
| 6.4.1 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 |
| 6.4.2 给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 |
| 6.4.3 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 |
| 6.4.4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样态及其法理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区域协同立法的概念与特征 |
| (一)区域协同立法的概念 |
| (二)区域协同立法的特征 |
| 二、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的三种实践样态 |
| (一)以首都为中心与京津冀协同立法 |
| (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一体化协同立法 |
| (三)多中心、准一体化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 |
| 三、对我国区域协同立法实践样态的法理审思 |
| (一)区域协同立法应当以区域协同发展为要义 |
| (二)区域协同立法并不与地方主义法治相耦合 |
| (三)区域协同立法并不以区域法治统一为目标 |
| 四、结语 |
（6）经济法概念的厘清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一、 经济法语境中“经济”一词的演变与内涵 |
| (一)中文“经济”一词内涵及其演变 |
| (二)英文“economy”一词内涵的演变 |
| (三)经济法中“经济”的内涵 |
| (四)经济法之溯本求源 |
|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解析 |
|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认识上的困境 |
|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性 |
|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秩序性 |
| 2.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
| 3.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公共性或社会性 |
| (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具体内容 |
| 1.经济法对市场行为的调整 |
| 2.经济法对政府行为的调整 |
| (四)经济法调整机制的特殊性 |
| 1.法律渊源的软法性 |
| 2.行政主体职能部门的经济性 |
| 3.法律调整方式的实质理性 |
| 4.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性 |
| 5.法律施机制的行政优先性 |
| 三、经济法概念的重构 |
| (一)经济法概念的解析 |
| (二)经济法概念的构建 |
| 四、结语 |
（7）论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切入（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之缘起 |
| 二、既有的理论研究难以提供宏观调控法所用的调整方法 |
| （一）经济法调整方法的实证分析 |
| （二）既有的经济法调整方法的观点梳理及评析 |
| （三）依托现有的经济法调整方法难以推导出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
| 三、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的认知 |
| （一）经济法调整方法理论中法律调整方法的内涵及其评析 |
| 1. 法律调整方法的三种不同理解 |
| 2. 法律调整方法内涵之评析 |
| 3. 结论：法律调整方法形成和确定法律调整对象的行为模式或类型 |
| （二）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模式化 |
| 四、调整方法中的宏观调控行为方式 |
| （一）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方式的具体表现为各种宏观调控手段 |
| （二）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主客观性相统一的宏观调控手段 |
| 1. 功能要素： |
| 2. 效果要素： |
| 3. 可量化要素： |
| 4. 直接性与间接性相结合要素： |
| （三）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有待统一 |
| 1. 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作为宏观调控手段。 |
| 2. 以宏观调控目的为标准开放式定义宏观调控手段。 |
| 3. 将政策与经济杠杆相结合作为宏观调控手段。 |
| （四）符合规范性要求的宏观调控手段 |
| 五、调整方法所涵摄的“制裁”辨析 |
| （一）“制裁”的本质是法律后果 |
| （二）调整方法中法律后果的构成 |
| 六、结论 |
（8）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四、拟解决的问题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七、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补偿概述 |
| 一、生态补偿的概念解析 |
| (一)生态补偿的制度缘起 |
| (二)生态补偿的本土改造 |
| (三)生态补偿的属性定位 |
| 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四)自然契约关系理论 |
| 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二)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三)草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四)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五)国际性碳汇交易补偿的实践状况 |
| 第二章 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分析: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
| 一、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 |
| (一)宪法的规定 |
| (二)法律的规定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规定 |
| (四)地方性政府规章的规定 |
| (五)政策性文件的规定 |
| 二、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规范性问题 |
| (一)国家层面的专项法律缺位 |
| (二)单项法律的内容缺失缺陷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粗疏 |
| (四)地方性立法整体参差不齐 |
| 三、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理论性问题 |
| (一)现行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所欠缺 |
| (二)现行立法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存在矛盾冲突 |
| (三)现行立法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取舍较困难 |
| 第三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事理逻辑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理论 |
| (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 |
|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辩白 |
| (三)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论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内容与启示 |
| (一)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基本内容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所受的质疑 |
| (三)环境法律调整论的主要启示 |
| 三、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调整问题的双层视角 |
| (一)立法之内的结构调整 |
| (二)立法之外的运行调整 |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调整 |
| 一、生态补偿核心要素的立法 |
| (一)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 |
| (二)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测定 |
| (三)生态补偿的方式与来源 |
| 二、生态补偿关联内容的立法 |
| (一)宪法精神的体现 |
| (二)法律责任的设置 |
| (三)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
| 三、生态补偿体系内容的立法 |
| (一)行为模式的立法 |
| (二)权利义务模式的立法 |
| (三)法律部门间的衔接立法 |
| 第五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运行调整 |
| 一、法的良好运行 |
| (一)法的良好运行的本质 |
| (二)法的良好运行的标准 |
| 二、市场的调节作用 |
| (一)市场运作的现实困境 |
| (二)市场调节的模式选择 |
| (三)市场调节的运行重点 |
|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策略 |
| (一)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越性 |
| (二)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 |
| (三)注重政府主导地位中的合理作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9）社员权基本问题研究 ——基于团体法视角的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团体法时代的崛起 |
| 二、社员权价值的凸显 |
| 三、社员权研究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
| 四、本文研究的缘起与体系安排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观点 |
| 第一章 社员权范畴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的概念 |
| 一、相关概念的含义 |
| 二、社员权的界定 |
| 第二节 社员权的属性 |
| 一、社员权的特征 |
| 二、社员权的分类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意义 |
| 一、社员权在私法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二、社员权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发挥 |
| 第四节 “社员权”抑或“成员权”? |
| 一、社员权与成员权的提法使用沿革 |
| 二、主张使用成员权替代社员权的观点及理由 |
| 三、对上述观点及理由的评析 |
| 四、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员权演变论 |
| 第一节 私法权利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
| 一、私法权利发展演变的考察 |
| 二、私法权利发展演变规律的现象描述 |
| 第二节 罗马法时代的“社员权” |
| 一、个人主义本位的罗马法 |
| 二、团体的法律地位 |
| 第三节 日耳曼法时代的社员权 |
| 一、团体主义本位的日耳曼法 |
| 二、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的独立及分离 |
| 第四节 近代以降两大法系上的社员权 |
| 一、大陆法系上的社员权发展 |
| 二、英美法系上的社员权发展 |
| 第五节 我国法律上的社员权 |
| 一、社员权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二、现行法律体系中的社员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员权类型论 |
| 第一节 类型论的价值与社员权的体系 |
| 一、类型论的价值 |
| 二、社员权的体系 |
| 第二节 公司股东权 |
| 一、股东权的法律属性 |
| 二、股东权的内容考察 |
| 第三节 业主成员权 |
| 一、业主成员权的法律属性 |
| 二、业主成员权的内容考察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
| 一、成员权的法律属性 |
| 二、成员权的内容考察 |
| 第五节 城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社员权 |
|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权 |
| 二、信用合作社中的社员权 |
|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社员权 |
| 四、民间标会中的会员权 |
| 第六节 其他团体法人中的社员权 |
| 一、市场中介组织中的社员权 |
| 二、志愿者的权利 |
| 三、消费者权利算不算社员权? |
| 四、各种俱乐部、会员组织中的会员权 |
| 五、具有一定公法色彩的团体组织中的社员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员权本质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学说与性质论争 |
| 一、社员权相关学说 |
| 二、社员权性质论争 |
| 第二节 社员权是基本的私法权利 |
| 一、社员权是私法权利 |
| 二、社员权是私法上的基本权利 |
| 三、社员权是新兴独立的私法权利 |
| 四、社员权是平等性质的私法权利 |
| 第三节 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 |
| 一、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权利 |
| 二、社员权是法定与约定权利兼容的私法权利 |
| 三、社员权是集合性质的私法权利 |
| 四、社员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兼备的私法权利 |
| 第四节 社员权是具有浓厚程序性因素的私法权利 |
| 一、社员权是程序权与实体权兼容的私法权利 |
| 二、社员权是具有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私法权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员权构成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传统分类理论的不足与突破 |
| 一、权利、权能、权限还是权益? |
| 二、社员权自益权与共益权二分法检讨 |
| 三、社员人身权、社员财产权与社员程序权三分法的提出 |
| 第二节 社员人身权 |
| 一、社员人身权的表现 |
| 二、社员人身权的属性 |
| 第三节 社员财产权 |
| 一、社员财产权的表现 |
| 二、社员财产权的属性 |
| 第四节 社员程序权 |
| 一、社员程序权的表现 |
| 二、社员程序权的属性 |
| 第五节 社员的义务 |
| 一、社员义务的类型 |
| 二、社员义务与社员权利的关系 |
| 第六节 特殊社员的权利义务 |
| 一、特殊社员的类型 |
| 二、特殊社员的权利 |
| 三、特殊社员的义务 |
| 第七节 社员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业主成员权的内容 |
| 第六章 社员权变动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的产生 |
| 一、团体法人的成立 |
| 二、社员权的产生 |
| 第二节 社员权的取得 |
| 一、社员资格的认定 |
| 二、社员权的取得方式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处分 |
| 一、社员权的转让 |
| 二、社员权的质押 |
| 三、社员权的抛弃 |
| 第四节 社员权的丧失 |
| 一、社员权丧失的情形 |
| 二、社员权丧失的法律效果 |
| 本章小结 |
| 附录1 :团体法构造下的现代业主小区治理 |
| 附录2 :从李国庆“夺权”事件看夫妻股的法律属性 |
| 第七章 社员权实现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的行使 |
| 一、个体行为与团体效果 |
| 二、社员权的行使类型 |
| 三、社员权的行使方式 |
| 四、社员权的行使限制 |
| 第二节 社员权的法律效力 |
| 一、社员权独立行使的效力 |
| 二、决议行为的效力判断 |
| 三、社员权的限度与社团罚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侵害 |
| 一、侵害社员权行为的定性 |
| 二、侵害社员权的行为类型 |
| 第四节 社员权的保护 |
| 一、侵权责任法上的保护 |
| 二、团体法上的保护 |
| 三、社员权的自我保护 |
| 第五节 社员权司法的实证考察 |
| 一、社员权司法的现状描述 |
| 二、社员权司法的难点梳理 |
| 三、社员权司法的改进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社员权立法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立法的国内外考察 |
| 一、国外社员权立法的概况 |
| 二、我国社员权立法的百年检讨 |
| 三、对比和启示 |
| 第二节 民法典编纂与社员权立法 |
| 一、21世纪民法典应当具备的品格 |
| 二、社员权入典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立法内容完善 |
| 一、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评析 |
| 二、民法典草案评析 |
| 三、本文的观点与主张 |
| 第四节 社员权的立法体系安排 |
| 一、社员权的立法模式 |
| 二、社员权的立法体系安排与条文设计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民法典总则编宜明确规定社员权 |
| 结论与建议 |
| 一、统一概念 |
| 二、确立性质 |
| 三、赋予地位 |
| 四、加强保护 |
| 五、加快立法 |
| 六、推进司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法律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股份回购的概念 |
| 二、股份回购的立法模式 |
| 三、股份回购的规制重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基础理论概说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概念释义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价值预设 |
| 一、实现公司股票的价值回归 |
| 二、防止公司被敌意收购以维持公司控制权 |
| 三、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机制提供股份来源 |
| 四、为少数异议股东的权益保护提供新途径 |
| 五、替代红利分配以增加股东收益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功能异化 |
| 一、损害债权人利益 |
| 二、违背股东平等原则 |
| 三、产生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 |
| 第三章 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考察 |
| 第一节 股份回购事由 |
| 第二节 回购相关规范 |
| 第三节 违法回购的法律规制 |
| 第四节 不同立法模式的比较及对我国制度的启示 |
| 一、不同立法模式的比较 |
| 二、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现行规范与制度评析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立法框架 |
| 一、公司法与证券法的法律调整 |
| 二、行政法规的法律调整 |
| 三、部门规章的法律调整 |
| 四、证券交易所制定的监管规则的法律调整 |
| 第二节 股份回购制度修改的进步 |
| 一、回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及法制建设多方需求 |
| 二、扩展了允许回购的情形 |
| 三、实现与证券法的对接 |
| 第三节 现行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缺陷审视 |
| 一、对已回购股份的性质和处理方式有待明确 |
| 二、对“护盘式”回购的监管尚需加强 |
| 三、对违法回购的法律后果缺少必要规制 |
| 第五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立法思路:平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
| 第二节 完善已回购股份的权利界定和处理方式 |
| 一、已回购股份的权利界定 |
| 二、已回购股份的处理方式 |
| 第三节 反市场操纵:建立“安全港”规则 |
| 第四节 明确违法回购责任 |
| 一、违法回购的效力认定 |
| 二、违法回购的民事法律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论市场经济计划关系的法律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劳动法的现实挑战与瞻望[J]. 郑尚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2(01)
- [2]《职业教育法》修订背景下产教融合法律调整的路径分析[J]. 刘波,欧阳恩剑. 职业技术教育, 2021(27)
- [3]风险社会的破产法回应[J]. 范志勇.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 2021(02)
- [4]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卢岩. 辽宁大学, 2020(07)
- [5]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样态及其法理思考[J]. 贺海仁. 法律适用, 2020(21)
- [6]经济法概念的厘清与重构[J]. 董成惠. 时代法学, 2020(05)
- [7]论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切入[J]. 徐澜波. 法学, 2020(07)
- [8]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D]. 严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社员权基本问题研究 ——基于团体法视角的展开[D]. 章光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10]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度法律问题探析[D]. 黄千芷.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7)
标签：法律论文; 政府采购法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论文; 生态补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