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1年被三家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论文文献综述）
王石雨[1]（2021）在《高车历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车是中国古代活跃于北方和西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其族人擅长制造并使用“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车子而得名。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活跃在大漠以北的高车各部开始多见于历史记载。北魏灭亡后,“高车”这一称谓逐渐消失在正史之中。较早记载高车历史的《魏书》不仅为高车设立专传,同时也开创了高车文献史的先河。原本《魏书·高车传》散佚后,《北史·高车传》成为了现存最早、记载最全面的研究高车历史文化的传记。《北史·高车传》等专传与《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等专条共同构成了研究高车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前出史书也多有继承。除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高车历史情况散见于《晋书》《魏书》《北史》《北齐书》《资治通鉴》各卷之中。它们既可对基本史料进行补充,也可以起到修正、勘误之用。依据高车基本史料及主要散见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北朝时期高车历史文化的粗略框架。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中期,迁徙至蒙古高原的丁零人同留居当地的匈奴余部交往、杂居,形成了一个以丁零人为主,融合了部分匈奴人的民族。该族自称为敕勒,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又称其为高车。简单的认为高车来源于丁零或匈奴均不够准确。高车社会中,有包括“六种十二姓”在内的诸多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分布于漠北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或色楞格河以西至阿尔泰山一带。他们的形成、发展与北方各族之间的征伐、交流、融合密切相关。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漠北高车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部落制发展阶段,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大联盟,而是各氏族、部落分别由其首领统辖管理,文献中也记载了一些高车首领的称谓。太和十一年（487）副伏罗部西迁建立高车国后,社会形态向前发展,出现了新的首领称号。在高车的首领称号中,“莫弗”原有“勇猛”之意,本出自东胡系民族,与“莫何去汾”一同自柔然传至高车;“候娄匐勒”是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军事首领。“候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首领,它们均为高车国所创;“部帅”“渠帅”“大人”则是中原史官对于高车部落首领的称谓。在探寻这些称号来历、含义、职掌的过程中,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继承及相互影响。军事方面,高车人不仅借鉴了匈奴的军事制度,还以作战勇猛、善于骑射着称,号为“天下名骑”。无论北魏还是柔然军中,均有一定数量的高车骑兵效力。高车人的经济类型主要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副伏罗部建立的高车国则通过朝贡方式与北魏政权进行物品交换。尽管文献中对于高车文化习俗的记载较为零散,但仍可以对高车的原始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丧葬、音乐舞蹈等有所认识,这些内容也有助于全面了解高车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梳理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的民族关系,可知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西域诸国接触频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发展,高车一方面与上述诸民族或政权进行战争,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和亲、出使等方式不断吸纳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努力,高车各部实力持续渐强,成为了这一时期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刘贵玺[2]（2021）在《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文中指出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ПетрКузьмичКозлов,1863-1935）是着名的中亚考察家,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考察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8次来华,开展7次考察活动,组织3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1907-1909年,他第2次率队对中国北部和西部开展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活动,这是他考察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考察。《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正是此次考察的考察记,其中记载了考察的整个过程、途中见闻、考察所获等信息。其内容涉及考古学、西夏学、民族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为了解百余年前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大量生物学信息,为西北地区生物区系组成、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为生物学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贡献了新的史料。目前,关于科兹洛夫及这部考察记,在人文学科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相比之下,在生物学方面学界对其关注却微乎其微,也未见与之相关的生物学专门论着的报道。鉴于此,本文在对科兹洛夫及科学成就总结的基础上,以两个俄文版《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1923版,1948版）为蓝本,以其中的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整理、考证和研究。以填补对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无生物学专门研究的空白,为民族生物学调查研究探索新思路,为生物学史研究尝试新方法,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发掘新史料、开辟新视角。本文共5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阐述了西方人来华考察的历史概况,科兹洛夫来华考察的时代背景及其在考察探险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次,从三方面综述了学界相关研究。一是对科兹洛夫考察队考察成果的研究,主要是对他带回大量文物、文献、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和科考数据等的研究。这类研究成果最多,也最为充分。二是对科兹洛夫其人的研究,主要是对科兹洛夫生平和考察工作的传记性研究。这类研究以俄国学者为主力,成果较多;我国对此研究相对薄弱,成果很少且相对扼要。三是,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未见专门对该着作的研究报道,仅对该书的汉语翻译情况作了介绍和评述,肯定了汉译本的价值和贡献,也指出了专业术语翻译欠准的问题。此外,本章还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内容、方法、意义和拟解决的问题等。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科兹洛夫的生平进行了概述,揭示了他的命运、成就与来华考察的内在联系。同时,从考古发掘、民族学和社会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这几方面对他的科学工作做了总结。并且从版本、撰写特点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对比了两个俄文版的差异,分析了该着作的撰写特点,明确了地名的今昔对应,绘制了科兹洛夫考察路线图,梳理了科兹洛夫的考察日程,概述了该着作中记载的考察成果,指出了所载生物学内容的局限性和不足。第三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生境等800余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植物73科,268属,422种,7亚种,13变种。同时,还以考察记中所载贺兰山植物为个案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贺兰山植物种类（54科、140属、186种）、植被类型及其分布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并与当今状况进行百年前后的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考察记中所载植物信息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考证出的植物名录及其分布信息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科兹洛夫及其考察队具备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较高的专业素养,并在植物采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4.为植物多样性、植物区系等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5.这部考察记具有很高的植物学研究价值和史料价值。第四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动物种类及其生境、分布等约1000条信息按区域分段进行整理、逐一比对和考证,形成名录。结果显示,其中共记载脊椎动物181属,258种,53亚种;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137属,162种。物种多寡按纲排列依次为鸟纲、昆虫纲、哺乳纲、爬行纲、两栖纲和辐鳍鱼纲。通过动物种类及其分布考证结果,以及百年前后状况的对比分析,可知:1.该考察记具有很强的动物学专业性,其中所载动物学信息对动物区系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2.科兹洛夫具备非常深厚的动物分类学功底;3.动物种类的历史分布状况,为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4.对科学文献的征引和物种生境以及标本采集相关信息的详细记述,不但提升了该考察记的科学专业性和学术价值,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史实性和史料价值。第五章,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记载的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传统知识分别进行梳理和分析,开展民族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该考察记中共记载植物的蒙古名10个、动物的蒙古名20个,蒙古族对9种植物的6类用途和对10种动物的7类用途,以及对2种动物的保护与防范措施。这些地方性知识共涉及植物15种,隶属12科15属;动物23种,隶属14科21属。研究结果揭示:1.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除专有名词知识的传承外,还有一套比较特有的命名规则,而且蒙古族对植物和动物的命名规则具有很高的一致性;2.蒙古族民间的植物和动物分类水平较高,可能存在一套特殊的分类体系,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3.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与其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依存的关系;4.不同地区蒙古族的生物学地方性知识既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5.考察记所载生物学地方性知识不但很高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6.不但近代科学考察文献资料中生物学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和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与之相关的保护和传承等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首先,将科兹洛夫及其考察记《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1.从所载生物学信息看科兹洛夫对后世影响,及其考察记的学术价值;2.讨论了科兹洛夫及其所获成果对生物学相关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3.分析了当时社会背景、科兹洛夫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阐明了本文中各项研究的价值,及其对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尝试提出了一些观点。最后,还指出了本文的研究缺憾和不足,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来深入系统研究的方向。
刘晗[3]（2021）在《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天文一学自古有之。它源于哲学,应用算数,杂糅政治,融入社会,在实学导向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探求天意、编写历法的工具。西方天文科学自明末入华以来,与中国本土天文思想发生激烈碰撞。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博弈,直至晚清,二者在以《谈天》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天文学着作的翻译中达成会通,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本研究在翻译文化史观的基础上,提出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的观点,构建翻译摄动论。作者以《谈天》1859和1874版译本,及其1851和1869版底本Outlines of Astronomy（直译为《天文学纲要》）为一手资料,通过文本细读、比对,从译法选择、概念理解和译名废立,研究西方天文学概念的引入和科学思想的容受,分析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如何使中国古代天文思想偏离其原有轨道,进入近代天文学新轨道,并探讨其中的翻译摄动作用。研究发现,中西天文思想的博弈经历了激烈对垒、反复较量、吸收融会三个阶段。阻碍其翻译和传播的原因,有学科差异产生的天文知识的断层、西方科学理念与中国天人关系的矛盾、西学中源和夷夏之辨等主流社会思潮的抵制。即使在18世纪译有《崇祯历书》等着作,天文仍仅作修改历法之用,无法摆脱皇权的辖制。直至晚清,敏感于新学的士大夫与崇尚科学的新教传教士延续并发展了自明末以来的“西译中述”翻译模式,以李善兰为代表的秉笔华士调节儒学价值观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删述的方式,提纲挈领地将西方近代天文学集大成之作Outlines of Astronomy译成适于国人了解新天文学前沿的《谈天》。在新概念的翻译上,译者沿袭旧词或创立新词,在天算、天官、天文、天学等与astronomy的意义有所交叉的词语中选择“天文”为译名,以除旧立新;又新译nebulae为“星林”、gravitation为“摄力”,引入恒星天文学和天体力学两门新学问。本文认为,以《谈天》为中心的近代天文学译作体现了晚清学者在中西天文博弈和中国新旧天文思想承接上审慎的批判和选择。译者以翻译为媒介,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细化学科分类,在理论上满足重建天文学科的必要条件;在关键译名的确立上,以客观实体的“天”取代天人映射的研究主题,一方面解构实学,改变天文的学科性质,另一方面动摇天道观的哲学传统,在思想上为学科建设奠定基础。此后,官民合力兴建学堂普及天文教育,在物质上符合现代教育体制下对于开设新学科的要求。晚清译介西方近代天文学,借它山之石,使中国天文学思想发生了近代转向。
皮建东[4]（2020）在《断裂力学中复变方法的应用与发展研究（1909-2019）》文中研究指明断裂力学是固体力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以经典的格里菲斯（A.A.Griffth,1893-1963）理论为基础,在20世纪初开始发展并逐步形成于50年代。断裂力学以裂纹为主要研究目标,分析其在受力情况下应力的分布状态,从而探求断裂准则以及裂纹扩展规律。断裂力学源于生产实践,在建筑工程、航空航天、交通运输、机械制造以及生物工程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断裂力学的深入研究,复变方法凭借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受到许多研究者的青睐。至20世纪初,由法国柯西（A.L.Cauchy,1789-1857）、德国黎曼（B.Riemann,1826-1866）和魏尔斯特拉斯（K.T.W.Weierstrass,1815-1897）等数学家发展起来的复变函数理论,其内容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为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09年,俄罗斯的科洛索夫（Г.В.Колосов,1867-1936）利用复变函数理论有效地解决了力学的相关问题。1933年,穆斯海利什维利（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Мусхелишвили,1891-1976）对科洛索夫所做的工作进一步系统化,更加全面地研究了复变方法在平面弹性理论中的应用。这一方法的引入,一方面丰富了力学问题求解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为其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1957年,欧文（G.R.Irwin,1907-1998）提出了能量释放率,标志着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建立。至此,复变方法很自然地被应用到了断裂力学领域,开始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到目前为止,关于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这些研究多数都偏重于具体的应用过程,从史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几乎没有。基于此,本研究从数学史的角度出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采用文献分析、历史研究以及对比分析等方法,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和发展。本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断裂力学的发展,甚至预测断裂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着眼于断裂力学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了国外英格里斯（C.E.Inglis,1875-1952）、格里菲斯、奥罗万（E.Orowan,1901-1989）以及欧文等人在断裂力学形成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及其影响,同时研究了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对断裂力学发展产生的影响。2.对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进行溯源。阐述了科洛索夫和穆斯海利什维利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并指出虽然当时断裂力学还没有完全产生,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也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研究了20世纪中后期（1950-1990）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情况。通过分析归纳,详细地论述了英国英格兰德（A.H.England）以及中国唐立民、路见可等学者对复变方法的总结和发展,以此反映出当时复变方法的发展情况。4.分析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发展情况。在这一时期,复变方法的应用范围从经典材料扩展到新型材料,同时将保角变换从有理函数推广到了无理函数。重点研究了范天佑研究团队在断裂力学复变方法中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5.研究了复变方法在固体准晶以及压电准晶中的应用及其发展情况。受现有文献的启发,利用复变方法讨论了直位错和线性力作用下点群10十次对称二维准晶的弹性场以及一维六方压电准晶材料含运动螺型位错的弹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和发展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其发展遵循由慢到快、由点到面的整体规律;2、早期的应用地域分布不均衡,缺少国际性交流;3、21世纪以来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学科融合进一步加强;4、中国学者对复变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LEE W00NG[5]（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乌云毕力格[6]（2020）在《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分布特征及数字网络平台建设》文中研究指明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南部,为科尔沁沙地北部重要组成部分,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和歇脚点,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场所。自保护区建立以来鸟类相关文献较少。本论文于2017年6月-2019年10月对保护区境内的湿地、林地、沙地、草原、山杏林、山地、农田和居民区等不同栖息地类型和不同功能区鸟类采取样线法进行实地调查记录基础上,收集整理2012-2013年实地调查第一手数据资料和2014-2016年的繁殖鸟类监测数据,对保护区鸟类种类组成和时空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分析,为数字化保护区建设提供基本数据资料。本论文于2017年6月-2019年10月对保护区境内的湿地、林地、沙地、草原、山杏林、山地、农田和居民区等不同栖息地类型和不同功能区进行实地调查,共设置31条调查样线,此外还收集整理2012–2013年实地调查第一手数据资料和2014-2016年的繁殖鸟类监测项目数据,对鸟类种类组成和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通过建设微信公众号给保护区提供开放性的数字化平台。本文共调查记录到175种鸟类,隶属于17目43科。其中非雀形目有115种,以鸻形目和雁形目为主;雀形目有60种,以鹀科（Emberizidae）、鹟科（Muscicapidae）和鹡鸰（Motacillidae）为主。居留型以夏候鸟和旅鸟为主。区系组成中古北种110种、广布种60种、东洋种5种;分布型有8种,其中古北型鸟类最多。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鸟类有16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有3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有30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鸟类有2种,附录Ⅱ鸟类有22种;《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极危（CR）物种有2种,濒危（EN）物种有6种,易危（VU）物种有3种,近危（NT）物种有18种;《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简称“三有名录”）鸟类有110种。春、夏、秋、冬分别观察记录到109种、107种、98种和26种。2002-2013年,保护区鸟类组成增加1目2科19种,减少3目4科54种;2013-2019年,保护区鸟类组成增加1目8科60种,减少2种,其中本次新纪录鸟类有35种。在14个调查区域鸟类种类由多到少依次为哈日朝鲁>阿日宝力格>扎嘎斯台>坤都>乌和日朝鲁>黑哈尔河流>达拉哈>宝力格水库>巴彦花水库>玛尼图水库>罕苏木呼布塔拉>天山镇>温都日敖瑞>浩乐宝林场,分别调查到105种、101种、92种、72种、67种、63种、58种、55种、49种、37种、33种、22种、19种和7种;珍稀濒危鸟类分别有26种、28种、17种、18种、16种、8种、11种、10种、11种、9种、11种、5种、8种和1种。保护区湿地、林地、草原、山杏林、沙地、农田和居民区7种生境分别调查到133种、50种、26种、24种、16种、13种和11种。本文开始建设保护区鸟类物种档案,包括鸟类文字介绍、分布图和影像资料,收集整理139种鸟类的影像资料。本文中因所占篇幅限制而论文只展示保护区典型代表性的10种鸟类文字介绍和5种鸟类分布图。初步建设保护区微信公众号平台,介绍保护区概况、鸟类名录、鸟类档案及鸟类动态等内容为数字化保护区建设奠定基础。
斯琴毕力格[7]（2020）在《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八白宫中所供奉诸多神灵的守护者,也是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为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是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活典籍”和“活化石”。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一民族精神文化,在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代替作用。从达尔扈特群体入手研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八白宫及其诸多神灵以及成吉思汗祭祀文化的完整内涵。本文充分利用清与民国时期形成的有关鄂尔多斯部及成吉思汗祭奠的满文、蒙古文、汉文档案史料,以“达尔扈特”为主线,首次系统地探讨了达尔扈特的形成、五百户达尔扈特、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多祭祀之神、达尔扈特组织体系、达尔扈特筹募祭祀费用的方式及其使用、达尔扈特的驻牧地、生计、丁册及宗教生活等,较完整地还原了历史事实,为全面了解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历史文化打下较为坚实的研究基础。本文主要内容为:一、对达尔扈特的形成和五百户达尔扈特及其源流、达尔扈特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神灵等分别进行了考述。清廷鉴于居住在成吉思汗八白宫附近从事守护成吉思汗斡耳朵和供奉诸神灵之人群的特殊身份,没有将其纳入任何旗的编制内,而是归“济农”来管理,继续从事成吉思汗祭祀相关事宜,随后他们才被正式命名为“达尔扈特”。而济农由鄂尔多斯万户首领变成了只负责管理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守灵者达尔扈特事务的官员。对于达尔扈特来源之五种论断,本文依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和档案史料作了精细的辨析,认为鄂尔多斯诸部及达尔扈特人群均来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守卫者的假说最接近史实,继而厘清了档案所记载达尔扈特人所守护的诸斡耳朵及其诸神灵。二、达尔扈特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清与民国时期,他们不受盟旗制度的制约,自称体系,有一套独特的管理体制。本文根据档案史料勾勒出了达尔扈特部的组织体系轮廓,即由行政组织与祭祀组织两部分构成,均隶属于济农,济农则是达尔扈特部最高首领。围绕达尔扈特的行政组织和祭祀组织,对济农的任免、主要职责、济农制度的变革以及达尔扈特达如噶与达玛勒、衙木特德、哈然和克什克等职守人员分别进行了详细考述。考证出清与民国时期24任济农的准确生卒年和任期,对相关研究的讹误作了纠正。对于达尔扈特祭祀组织的考证中,较系统地恢复了达尔扈特左右翼衙木特德称号和克什克之名称,并明确指出18个克什克的哈然隶属关系,规范了一些克什克的名称,考证了“哈坦”、“乌鲁德”等名称。三、运用档案史料,归纳出清与民国时期的达尔扈特筹募成吉思汗祭祀费用的方式及使用情况。主要包括:五百户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的收支、达尔扈特通过募化得来的财物的收支、“约孙阿勒巴”、信奉者的布施、成吉思汗陵西迁时期国民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的资助等。四、以当时档案记载为依据,阐述了达尔扈特的驻牧地和生计。同时详细统计和分析了此时形成的达尔扈特的丁册档案,考证了关于达尔扈特的人口、念经喇嘛、家仆等诸多问题,并明确指出圣主达尔扈特和苏勒德达尔扈特的八大衙木特德的克什克隶属情况。同时利用档案与相关文献记载,阐述了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至嘉庆十五年（1810）间,大伊金霍洛周围的禁地内先后所建八座达尔扈特寺庙的情况,进而得出佛教在鄂尔多斯地区传播过程中直接影响达尔扈特的宗教信仰的结论。
吴飞[8]（2020）在《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文中认为回纥于隋唐之际开始见诸史书,是为该部族初兴于漠北的标志。此后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回纥汗国中衰,漠北回纥经历了长达两百年的兴起过程。在导致回纥兴起的诸多原因中,以唐朝对漠北政局的影响,以及唐朝与回纥之间的交往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也最为明显。通过分析这段历史,对于研究回纥史、唐代民族关系史会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尽管传统文献对于漠北回纥历史的记载十分简略,但通过分析史料当中的若干细节,仍然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记载回纥历史的三篇重要文献《唐会要·回纥》《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其史源出自多书。《唐会要·回纥》是王溥在综合唐人《会要》《续会要》相关内容后写成,并没有参考《旧唐书·回纥传》,因此两书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旧唐书·回纥传》的史源比较驳杂,存在前后抵牾之弊,一些错讹误导了后人,但也保存了大量历史细节。《新唐书·回鹘传》是宋朝人对以往回纥史料精心整理后写成,其史料价值不亚于《旧唐书·回纥传》,但也有不如后者的地方。充分辨析回纥基本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往往能得出新的结论。根据文献记载,回纥初兴与其首领菩萨有较大关联。菩萨通过与薛延陀联盟,击溃东突厥汗国,俘获大量人口而使得回纥部落迅速壮大起来。“十姓回纥”联盟有可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东突厥汗国灭亡后,漠北诸部均与唐朝建立了贸易联系。通过分析史料可以看出,经济贸易深刻影响了唐朝、薛延陀汗国、漠北铁勒诸部间的三方博弈。漠北政局发展变化与诸部同唐朝的贸易存在深刻的联系。薛延陀汗国灭亡后,回纥首领吐迷度试图建立新的漠北政权。但经过与唐朝的一系列较量之后,回纥人的这一企图落空,成为唐朝恭顺的属部。后突厥汗国兴起后,回纥与唐朝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羁縻关系变为脱离唐朝控制。天宝初年唐朝曾与回纥一度恢复了羁縻关系。但旋即因为回纥汗国建立,双方变为宗藩关系,安史之乱后又转为“兄弟之国”。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双方又恢复了宗藩关系。通过分析可以知道,文献中关于回纥“十一都督”的记载源于唐德宗广德元年对回纥贵族的册封名单。回纥改名也与对唐贸易有关。唐朝与突厥人、薛延陀人的斗争为回纥壮大提供了一定的契机。唐高宗后期以后唐朝军事实力衰退也是回纥汗国兴起的重要原因。唐朝与回纥间的贸易则是回纥强盛的经济基础。由于王族内讧,回纥的兴起历程终结于唐德宗贞元年间。通过分析唐朝对回纥兴起过程的影响,可以看出古代中原与蒙古高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联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历史。
郭亚宾[9]（2020）在《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文中指出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我国金元之际一位杰出的契丹族政治家。他身为契丹皇族后裔,自幼生长于中原地区,在金元相交之际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十年,最终成为窝阔台主政时期的重要辅臣,为保存并发展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的文明、促进蒙元政权的汉化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身世经历极为特殊。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古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蒙元初期的治理转型是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经历了辽宋夏金长时期分裂之后的中国,来到了新一轮文化融合的历史关口;从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以来300多年的家族变迁史,清晰地展示了这支契丹皇族的汉化过程。耶律楚材自幼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身逢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毅然承担起延续斯文一脉的人生使命。耶律楚材的治学体现了博约结合、道器并重的特点。从学术渊源来看,楚材主要受四方面影响:自八世祖耶律倍至父亲耶律履、母亲杨氏薪火相传的家学;伴随金朝科举制的发展,为进身仕途刻苦攻习的官学;面临生死抉择,皈依佛门师从万松行秀参悟的禅学;身处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不拘门限广泛吸收的当时流传于北方的各类学术。在知识技能方面,楚材博览群书、业有专攻,他不仅通晓天文、地理、历史、博物、医药、礼法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尤其擅长术数、理财和语言文章,体现了切合时务、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艺术修养方面,楚材的诗歌创作独树一帜,被誉为“一代词臣倡始”;文章骈散兼备,娴熟老道;书法气势雄健,刚毅劲拔;鼓琴情理交融,技艺超群;他甚至能够捕捉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以应对政治斗争对其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击。在思想信仰方面,楚材既是一名标准的儒士,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同时对道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习和体悟,他出入三教,淹通百家,涵养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建立卓越事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耶律楚材参与治国理政历经成吉思汗、拖雷监国、窝阔台汗和乃马真后称制等四个时期。他凭借杰出的才干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一步步跻身蒙古帝国的核心决策层。他依据中原汉法谋划了涉及民生、经济、政治、法制等十个方面的治国方略,抓住窝阔台宽宏放权的历史机遇,以非凡的胆魄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在务实层面,他谏言颁布赦令、纠正野蛮提议、阻止屠城政策、设法安定逃民,竭尽全力保护百姓生命;主张编户齐民、抵制游牧泛滥、明确课税额度、坚持休养生息,千方百计恢复经济活力;提出建正朔、立朝仪、创机构、抑割据、建宫室的方案,努力推行政治制度改革;从具体事务入手,“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多措并举推动法制建设。在务虚层面,他向蒙古统治者“时时进说周孔之教”,高高扬起儒家大旗,保护并任用一批中原士子,兴文教、开科举,搜索图籍,刊印经典,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提出“华夷一混”的观点,主张各民族融合发展;坚持宗教宽容政策,倡导三教并行、发扬正邪之辨、遏制全真坐大、扶持正统佛教;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思想,不失时机地进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引导蒙古政权开启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采取刚柔并济的内联之策。由于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楚材自身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的改革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但其辅政成效在当时已有显现,尤其对忽必烈时期全面推行汉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耶律楚材的治学与理政密切相关,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背景下中原士大夫治理世界性帝国的实践探索,他为极度崇尚武力的蒙元政权注入仁义、理性、协和、良序等思想因子,彰显了中华文治的价值取向和独特魅力,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曦[10]（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研究说明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1年被三家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1年被三家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论文提纲范文）
（1）高车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学术创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 |
| (一)中国古代史家对高车历史的探究 |
| (二)20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三)国外史学家对高车历史的研究 |
| 第一章 高车的文献史料 |
| 第一节 高车基本史料辨析 |
| 一、《魏书·高车传》 |
| 二、《北史·高车传》 |
| 三、《通典·边防十三·北狄四·高车》 |
| 四、《太平御览·四夷部二十二·高车》 |
| 五、《太平寰宇记·四夷二十三·北狄六·高车》 |
| 六、《册府元龟·外臣部·种族·高车》 |
| 七、《文献通考·四裔考十九·高车》 |
| 八、《通志·四夷传七·北国下·高车》 |
| 第二节 高车重要散见史料评介 |
| 一、《晋书》中的高车史料 |
| 二、《魏书》《北史》中的散见高车史料 |
| 三、《北齐书》中的高车史料 |
| 四、《资治通鉴》中的高车史料 |
| 第二章 高车的族名与来源 |
| 第一节 高车族名探析 |
| 一、“敕勒”为族自称,也是漠北各族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二、“高车”为族他称,是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对敕勒族的称谓 |
| 三、“丁零”是两晋十六国以前的中原政权及南朝对敕勒族的称谓 |
| 第二节 高车来源述论 |
| 一、高车来源诸说 |
| 二、高车来源考察 |
| 第三章 高车的氏族、部落 |
| 第一节 高车“六种”与“十二姓” |
| 一、高车“六种” |
| 二、高车“十二姓” |
| 三、高车“六种”与“十二姓”关系探析 |
| 第二节 高车“六种十二姓”以外的氏族、部落 |
| 一、叱列氏(叱利氏、叱李氏、乜列氏) |
| 二、叱罗氏 |
| 三、豆陈氏 |
| 四、他莫孤氏 |
| 五、屋引氏 |
| 六、蛭氏 |
| 七、解拔氏(斛拔氏、贺拔氏) |
| 八、斛斯氏(斛薛氏) |
| 九、渴侯氏 |
| 十、高车氏、敕勒(力)氏 |
| 第四章 高车的社会、首领称号与军事特点 |
| 第一节 高车的社会状况 |
| 第二节 高车的首领称号 |
| 一、“莫弗”“莫何去汾”是高车人借用东胡系民族语词对其首领的称谓 |
| 二、“候娄匐勒”“候倍”是高车人自身所创的首领称号 |
| 三、“部帅”“渠帅”“大人”是中原史官对高车首领的称谓 |
| 第三节 高车的军事特点 |
| 一、借鉴匈奴的军事制度 |
| 二、号为天下名骑 |
| 三、作战勇猛且团结一心 |
| 第五章 高车的经济类型与文化习俗 |
| 第一节 高车的经济类型 |
| 一、畜牧业是主业 |
| 二、狩猎业是重要的辅助与补充 |
| 三、手工业附属于畜牧、狩猎业 |
| 四、交换贸易以朝贡为主 |
| 第二节 高车的文化习俗 |
| 一、原始信仰 |
| 二、语言文字 |
| 三、婚姻习俗 |
| 四、丧葬习俗 |
| 五、音乐及舞蹈 |
| 第六章 高车与北魏政权、柔然及西域诸国的关系 |
| 第一节 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一、道武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二、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三、宣武帝及其以后高车与北魏政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车与柔然的关系 |
| 一、漠北高车各部与柔然的关系 |
| 二、高车国与柔然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车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
| 一、高车与高昌的关系 |
| 二、高车与鄯善、焉耆、车师的关系 |
| 三、高车与嚈哒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相关研究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2）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 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和选题缘由 |
| 1.1.1 课题背景 |
| 1.1.2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概况 |
| 1.2.1 对科兹洛夫考察队所收集成果的研究 |
| 1.2.2 对科兹洛夫的研究 |
| 1.2.3 对《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的研究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1.4.2 植物、动物种类的确定与分析 |
| 1.4.3 植物、动物地方性知识的研究 |
| 1.5 解决的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第2 章 科兹洛夫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 |
| 2.1 科兹洛夫传略 |
| 2.1.1 探险萌芽 |
| 2.1.2 命运转折 |
| 2.1.3 踏上征途 |
| 2.1.4 崭露头角 |
| 2.1.5 中坚力量 |
| 2.1.6 蜚声世界 |
| 2.1.7 首谒达赖喇嘛 |
| 2.1.8 发现黑城遗址——哈喇浩特 |
| 2.1.9 守卫保护区 |
| 2.1.10 发掘匈奴汉墓——诺彦乌拉 |
| 2.1.11 晚年归隐 |
| 2.2 科兹洛夫在华考察的成果 |
| 2.2.1 考古发掘 |
| 2.2.2 民族学和社会学调查 |
| 2.2.3 地理学和地质学勘测 |
| 2.2.4 生物学采集与研究 |
| 2.2.5 生态学考察 |
| 2.3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简介 |
| 2.3.1 版本 |
| 2.3.2 撰写特点 |
| 2.3.3 内容简介 |
| 2.4 小结 |
| 第3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植物种类 |
| 3.1 蒙古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植物种类 |
| 3.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植物种类 |
| 3.2 中国考察段的植物种类 |
| 3.2.1 内蒙古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2.2 甘青地区的植物种类 |
| 3.3 所载植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4章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中的动物种类 |
| 4.1 蒙古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1.1 蒙古国北部和中部的动物种类 |
| 4.1.2 古尔班赛罕山及其附近的动物种类 |
| 4.2 中国考察段动物种类 |
| 4.2.1 内蒙古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2.2 甘青地区的动物种类 |
| 4.3 所载动物种类及其分布的价值和意义 |
| 第5 章 蒙古族关于植物、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1 研究区域和民族 |
| 5.1.1 研究区域 |
| 5.1.2 研究民族 |
| 5.2 蒙古族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2.1 蒙古族对植物的命名 |
| 5.2.2 蒙古族对植物的利用 |
| 5.2.3 蒙古族对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 |
| 5.2.4 结论 |
| 5.3 蒙古族关于动物的地方性知识 |
| 5.3.1 蒙古族对动物的命名 |
| 5.3.2 蒙古族对动物的利用 |
| 5.3.3 蒙古族对动物的防范与保护 |
| 5.3.4 结论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文献 |
| 2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科兹洛夫大事年谱 |
| 附录2:科兹洛夫所记植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附录3:科兹洛夫所记脊椎动物学名与当今学名对照 |
| 附录4:科兹洛夫所记昆虫及其他动物名称与当今学名对照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3）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文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译史研究:文史学的贡献 |
| 2.1.1 专着类 |
| 2.1.2 期刊类 |
| 2.2 译者研究:宗教学的贡献 |
| 2.3 译文研究:天文学的贡献 |
| 2.4 问题和缺憾 |
| 第3章 理论框架 |
| 3.1 基础:翻译文化史观 |
| 3.2 新解:科学翻译与文化互构互彰 |
| 3.3 建构:翻译摄动论 |
| 第4章 中西天文博弈历程 |
| 4.1 钩沉:域外天文入华 |
| 4.1.1 印阿天文中译 |
| 4.1.2 西方天文中译 |
| 4.2 冲突:天文传统对垒 |
| 4.2.1 中国天文 |
| 4.2.2 西方天文 |
| 4.3 较量:明末接受与拒斥 |
| 4.3.1 概述 |
| 4.3.2 《崇祯历书》 |
| 4.3.3 拒斥之因 |
| 4.4 会通:晚清翻译终成 |
| 4.4.1 概述 |
| 4.4.2 《西国天学源流》 |
| 4.4.3 《谈天》 |
| 4.4.4 其他译作 |
| 4.5 小结 |
| 第5章 《谈天》翻译研究 |
| 5.1 译者剖析 |
| 5.1.1 新教传教士译者 |
| 5.1.2 秉笔华士 |
| 5.1.3 翻译模式 |
| 5.2 译介动机 |
| 5.2.1 最初原因:“道”“器”之辩 |
| 5.2.2 最终原因:时代因素 |
| 5.2.3 形式原因与效率原因:译者的使命 |
| 5.3 译法探究 |
| 5.3.1 预翻译 |
| 5.3.2 七条基本规则 |
| 5.3.3 删述 |
| 5.4 小结 |
| 第6章 核心译名与概念建构 |
| 6.1 译名的沿用与创立 |
| 6.1.1 沿用旧词 |
| 6.1.2 创译新词 |
| 6.2 学科名称翻译:定义中国近代天文 |
| 6.2.1 术语的历史考察 |
| 6.2.2 “天学”与“天文” |
| 6.2.3 “天文”的学科意义 |
| 6.3 学科名词翻译:搭建天文话语空间 |
| 6.3.1 星林词群:恒星天文学诞生 |
| 6.3.2 摄力词群:天体力学的萌芽 |
| 6.4 小结 |
| 第7章 天文学译介的影响 |
| 7.1 学界接受考察 |
| 7.2 知识体系:学科重心转移 |
| 7.3 治学理念:实学传统解构 |
| 7.4 哲学基础:天道观念嬗变 |
| 7.5 物质资源:台站仪器投建 |
| 7.6 教育准备:教材科普编译 |
| 7.7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研究贡献 |
| 8.1.1 译史梳理 |
| 8.1.2 史料发现 |
| 8.1.3 译本分析 |
| 8.1.4 译名挖掘 |
| 8.2 研究创新 |
| 8.2.1 扩展翻译史研究范畴 |
| 8.2.2 提出翻译摄动论假说 |
| 8.2.3 增添学科史研究视角 |
| 8.3 后续研究 |
| 附录1.《谈天》沿用的中国古代汉语词 |
| 附录2.《谈天》借用古汉语词形构建的新词 |
| 附录3.《谈天》创建的新词 |
| 附录3.1 《谈天》新创译名中发生更改的部分 |
| 附录3.2 《谈天》新创译名中延续使用的部分 |
| 参考文献 |
（4）断裂力学中复变方法的应用与发展研究（190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历史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1.1 断裂现象与断裂力学 |
| 1.1.2 利用复变方法表述断裂现象的力学特征 |
| 1.1.3 复变方法应用于断裂力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对断裂力学理论发展历史的研究 |
| 1.2.2 对复变函数理论发展进程的研究 |
| 1.2.3 对断裂力学中复变方法的应用研究 |
| 1.3 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3.1 问题的提出 |
| 1.3.2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断裂力学的形成与发展 |
| 2.1 断裂力学产生的早期准备——英格里斯解 |
| 2.2 格里菲斯与“表面能”概念的提出 |
| 2.3 奥罗万对格里菲斯理论的理解与发展 |
| 2.4 欧文以及应力强度因子 |
| 2.5 中国学者对断裂力学的形成所作的贡献 |
| 第3章 20世纪初到中叶断裂力学中复变方法的应用缘起和初步发展 |
| 3.1 复变函数理论发展概述 |
| 3.1.1 复数理论的萌芽 |
| 3.1.2 复数理论的发展 |
| 3.1.3 复变函数理论的系统化 |
| 3.2 科洛索夫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及其影响 |
| 3.3 穆斯海利什维利与他的平面弹性理论经典论着 |
| 3.3.1 穆斯海利什维利的生平简介 |
| 3.3.2 穆斯海利什维利的专着《数学弹性力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
| 3.3.3 《数学弹性力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中的复变函数思想 |
| 第4章 20世纪中后期(1950-1990)复变方法在断裂力学中的应用情况 |
| 4.1 英格兰德对弹性力学中复变方法的总结 |
| 4.2 中国学者对复变方法的发展 |
| 第5章 20世纪90年代后复变方法在经典断裂领域的发展 |
| 5.1 断裂动力学问题的求解 |
| 5.2 在单一缺陷问题中的应用 |
| 5.3 在孔边裂纹缺陷上的应用 |
| 5.4 复合材料断裂复变方法 |
| 第6章 复变方法在新型材料断裂力学中的应用 |
| 6.1 固体准晶的发现 |
| 6.2 复变方法在固体准晶弹性中的应用 |
| 6.2.1 一维准晶弹性复变方法 |
| 6.2.2 二维准晶弹性复变方法 |
| 6.2.3 三维准晶弹性复变方法 |
| 6.3 压电准晶材料中复变方法的应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分布特征及数字网络平台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内蒙古自然保护区鸟类分布特征研究现状及意义 |
| 1.2 内蒙古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的数字网络平台建设现状及意义 |
| 1.3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研究现状及数字网络平台建设意义 |
| 2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
| 2.1 历史沿革及建设现状 |
| 2.2 自然地理概况 |
| 2.3 社会经济概况 |
| 2.4 生物多样性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
| 3.2 实地调查 |
| 3.2.1 调查时间和区域 |
| 3.2.2 调查内容及用具 |
| 3.2.3 调查统计方法 |
| 3.3 数字网络平台建设 |
| 4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种类组成及区系分析 |
| 4.1 种类组成 |
| 4.2 区系分析 |
| 4.3 珍稀濒危鸟类种类组成及区系分析 |
| 4.4 讨论 |
| 5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时间分布特征及居留型分析 |
| 5.1 季节分布特征 |
| 5.2 居留型分析 |
| 5.3 年际分布及动态变化特征 |
| 5.4 讨论 |
| 6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空间分布特征 |
| 6.1 空间分布特征 |
| 6.2 生境分布特征 |
| 6.3 珍稀濒危鸟类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6.4 讨论 |
| 7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档案建立 |
| 7.1 文字介绍 |
| 7.2 分布图 |
| 7.3 影像资料 |
| 7.4 分析讨论 |
| 8 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微信公众号平台建设 |
| 8.1 微信公众号注册 |
| 8.2 微信公众号结构设计 |
| 8.3 微信公众号内容编写 |
| 8.4 微信公众号建设实例 |
| 8.5 分析讨论 |
| 9 结论及建议 |
| 9.1 结论 |
| 9.2 问题及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项目资助 |
| 附录: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名录 |
（7）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理由及其意义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概况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主要史料与研究方法 |
| (一)主要史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达尔扈特部的形成及所守护的诸斡耳朵 |
| 第一节 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达尔扈特 |
| 一、达尔罕及达尔扈特 |
| 二、达尔扈特的形成 |
| 三、“五百户”达尔扈特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源流考辩 |
| 一、兀良哈人之辩 |
| 二、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人之辩 |
| 三、四十万蒙古中委派之辩 |
| 四、十个盟旗中抽调之辩 |
| 五、成吉思汗遗物守护者之辩 |
| 第三节 达尔扈特守护的八白宫及其诸神灵 |
| 一、关于成吉思汗八白宫 |
| 二、清朝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守护的八白宫及其诸神灵 |
| (一)伊克斡耳朵 |
| (二)三位哈屯斡耳朵 |
| (三)胡日萨德格斡耳朵 |
| (四)伊希哈屯斡耳朵 |
| (五)哈日苏勒德 |
| (六)两座吉劳斡耳朵 |
| (七)两座布日耶斡耳朵 |
| (八)温德根查干神马及宝日温都尔 |
| 第二章 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组织体系 |
| 第一节 达尔扈特行政组织 |
| 一、达尔扈特最高首领——济农 |
| (一)济农制度的变革 |
| (二)济农的任免(选官与任用) |
| (三)济农的主要职责 |
| (四)清与民国时期二十四任济农 |
| 二、达尔扈特的达如噶与达玛勒 |
| (一)达尔扈特的达如噶 |
| (二)达尔扈特的达玛勒 |
| (三)达如噶与达玛勒的关系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祭祀组织 |
| 一、达尔扈特衙木特德 |
| (一)大小达尔扈特衙木特德之称谓 |
| (二)大达尔扈特八大衙木特德 |
| (三)小达尔扈特八大衙木特德 |
| 二、达尔扈特的哈然和克什克 |
| (一)大达尔扈特的克什克 |
| (二)小达尔扈特的克什克 |
| 第三章 达尔扈特筹募祭祀费用的方式及其使用 |
| 第一节 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 |
| 一、五百户达尔扈特的五百两银子 |
| 二、五百两银子的支出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的募化及其路线和物资管理 |
| 一、达尔扈特的募化 |
| 二、清与民国时期达尔扈特的募化路线 |
| 三、八白宫仓廪档案所记供品 |
| 第三节 “约孙”阿勒巴 |
| 一、更新圣主弓箭之约孙阿勒巴 |
| 二、更新温德根查干之约孙阿勒巴 |
| 三、更新圣主布日耶之约孙阿勒巴 |
| 四、龙年更新哈日苏勒德之约孙阿勒巴 |
| 五、非正常祭祀所征收之约孙阿勒巴 |
| 六、更新黄车之约孙阿勒巴 |
| 七、济农之处供献之约孙阿勒巴 |
| 八、更新骆驼之约孙阿勒巴 |
| 九、四时大祭之约孙阿勒巴 |
| 第四节 信奉者的布施 |
| 第五节 成吉思汗陵西迁时期国民政府对成吉思汗祭祀的资助 |
| 一、国民政府对兴隆山成吉思汗祭祀的财政支持 |
| 二、国民政府对伊克昭盟伊金霍洛等处达尔扈特各户的补助 |
| 第四章 达尔扈特驻牧地、生计、丁册及宗教生活 |
| 第一节 达尔扈特的驻牧地 |
| 第二节 达尔扈特的生计 |
| 一、畜牧业 |
| 二、农耕业 |
| 三、狩猎业 |
| 第三节 达尔扈特的丁册 |
| 一、达尔扈特的丁册档案 |
| 二、达尔扈特丁册的内涵 |
| 第四节 达尔扈特的宗教生活 |
| 一、达尔扈特的八大寺庙 |
| (一)圣主达尔扈特之四座寺庙 |
| (二)苏勒德达尔扈特之四座寺庙 |
| 二、佛教对达尔扈特宗教生活的影响 |
| (一)达赖和班禅的影响 |
| (二)章嘉呼图克图的影响 |
| (三)梅力更葛根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目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意义及研究思路 |
|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成果概述 |
| 三、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涉及漠北回纥兴起历程及回、唐关系史事的基本史料的简介与辨析 |
| 第一节 汉文史籍中涉及漠北回纥兴起历史的专条 |
| 一、《通典·回纥》 |
| 二、从《旧唐书·回纥传》看《唐会要·回纥》内容的形成 |
| 三、《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中的回纥专条 |
| 第二节 《旧唐书·回纥传》史料价值及其史源分析 |
| 一、抄自《隋书·铁勒传》 |
| 二、抄自苏冕《会要》 |
| 三、抄自其他史书 |
| 第三节 《新唐书·回鹘传》与《旧传》的对比 |
| 第四节 汉文史料中其他相关散见史料 |
| 一、《册府元龟》中的散见回纥史料 |
| 二、《资治通鉴》相关散见史料的价值 |
| 三、其他值得注意的汉文史料 |
| 第二章 隋唐之际回纥的初兴 |
| 第一节 菩萨与回纥崛起 |
| 一、菩萨的家族世系、继位的背景与时间 |
| 二、菩萨与薛延陀结盟 |
| 三、菩萨与十姓回纥联盟 |
| 第二节 回纥等部与唐朝、薛延陀汗国的三角关系 |
| 一、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薛延陀汗国与漠北诸部间的微妙态势 |
| 二、贞观十三年后的唐朝、薛延陀及回纥等部间的博弈 |
| 三、回纥与唐朝初期的交往 |
| 第三章 唐朝羁縻漠北各族时期回纥部的历史发展—以回纥首领政治活动为线索 |
| 第一节 吐迷度时代回纥与唐朝的关系 |
| 一、吐迷度在漠北历史地位的变化 |
| 二、吐迷度之死以及此后回纥与唐朝关系的发展 |
| 第二节 回纥逐步脱离唐朝的羁縻统治 |
| 一、回纥南迁及其历史背景 |
| 二、药罗葛氏护输北返 |
| 三、漠北回纥与唐朝由羁縻关系转变为宗藩关系 |
| 四、简析唐朝丧失对漠北回纥羁縻统治 |
| 第四章 安史之乱后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中的几个问题 |
| 第一节 回纥“十一都督”考辩 |
| 一、“内九族”“外九部”之说商兑 |
| 二、关于中原史料中“九姓”“十一都督”记载的史源探讨 |
| 三、从“胡禄都督”看广德元年受封的回纥汗国都督数量 |
| 四、“十一都督”说形成过程刍议 |
| 第二节 回纥改名回鹘原因新探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关于“回纥”字义与绢马贸易 |
| 三、关于《旧传》出现元和四年回纥改名记载原因之蠡测 |
| 第三节 从“群胡辅以强”看回、唐贸易对于回纥汗国兴盛的重要性 |
| 第四节 漠北回纥兴起历程的终结 |
| 结语——回纥兴起的更广阔时空背景 |
| 参考文献 |
| 一、古代文献 |
| 二、今人着作 |
| 三、相关论文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9）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耶律楚材所处时代及其早年经历 |
| 第一节 全球史与中国史视角下的蒙元时代 |
| 一、八百年前的“天下” |
| 二、生生不息的“中国” |
| 第二节 顺承家族变迁做出的人生选择 |
| 一、与时推移的“家族” |
| 二、慨然领命的“士子” |
| 第二章 耶律楚材的学术渊源和治学范畴 |
| 第一节 中原为主和多元继承的学术渊源 |
| 一、家学 |
| 二、金代官学 |
| 三、禅学 |
| 四、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各类学术 |
| 第二节 切合时务的器用之学 |
| 一、天文 |
| 二、地理 |
| 三、历史 |
| 四、博物 |
| 五、术数 |
| 六、医药 |
| 七、语言文字 |
| 八、理财 |
| 九、礼法 |
| 第三节 涵养身心的诗情艺境 |
| 一、诗歌 |
| 二、文章 |
| 三、书法 |
| 四、琴艺 |
| 五、生活 |
| 第三章 耶律楚材思想信仰的深度探析 |
| 第一节 儒释道及诸子之学 |
| 一、儒家 |
| 二、佛家 |
| 三、道家 |
| 四、诸子 |
|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融会贯通 |
| 一、融通三教 |
| 二、治学特点 |
| 第四章 耶律楚材的治国方略 |
| 第一节 宰辅地位的确立 |
| 一、成吉思汗时期 |
| 二、拖雷监国时期 |
| 三、窝阔台即位前后 |
| 四、耶律楚材的官职及权限 |
| 第二节 治国方略的内容和特点 |
| 一、基本内容 |
| 二、主要特点 |
| 第五章 耶律楚材的理政措施 |
| 第一节 保护百姓生命 |
| 第二节 恢复和发展经济 |
| 一、增加编户齐民 |
| 二、保存中原经济 |
| 三、明确科税额度 |
| 四、坚持休养生息 |
| 第三节 推行中原政治制度 |
| 一、建正朔 |
| 二、立朝仪 |
| 三、创机构 |
| 四、抑割据 |
| 五、建宫室 |
| 第四节 倡导法制建设 |
| 第五节 恢复和发展中原文化 |
| 一、熏陶蒙古统治者 |
| 二、团结中原各界人士 |
| 三、发展文教事业 |
| 第六节 民族宗教政策 |
| 一、民族观和家族观 |
| 二、宗教政策 |
| 第七节 战争观及外交内联策略 |
| 一、战争观 |
| 二、外交思想及实践 |
| 三、稳固内部联盟的策略 |
| 第六章 耶律楚材辅政的成效 |
| 第一节 窝阔台的政绩与耶律楚材辅政之关系 |
| 第二节 晚年际遇再辨析 |
| 第三节 历史评价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耶律楚材大事年表 |
| 致谢 |
（10）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史料搜集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 一、报纸副刊 |
| 二、政治文化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一、主要方法 |
| 二、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1年被三家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车历史研究[D]. 王石雨.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2]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所载生物种类及其地方性知识的整理研究[D]. 刘贵玺.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3]西方近代天文学思想在晚清的译介研究[D]. 刘晗.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断裂力学中复变方法的应用与发展研究（1909-2019）[D]. 皮建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2)
- [5]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6]阿鲁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分布特征及数字网络平台建设[D]. 乌云毕力格.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7]成吉思汗八白宫守护者达尔扈特部研究 ——以清与民国时期档案为中心[D]. 斯琴毕力格.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8]漠北回纥兴起历程若干问题研究 ——以回纥与唐朝关系史为中心[D]. 吴飞.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9]耶律楚材治学理政研究[D]. 郭亚宾. 河北大学, 2020(08)
- [10]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标签：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