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物理学报第十九卷2003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任帅[1]（2020）在《从李山的生物艺术看科技与当代艺术的紧密关联》文中指出艺术家李山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位领军人物。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李山的有生物形式的绘画中就显露出对生命体的关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他的行为艺术中对人类的身体属性与社会属性提出大胆的质疑,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其波谱艺术中又表现出对不同事物的大胆嫁接与挪用,都为他之后二十年开启生物艺术创作提供了思想和路径上的前期准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李山更集中、明确地游历于艺术与科技之间,为寻找二者的独特结合点,将创作研究的视点深入到基因层面,以此探求艺术创造生命的可能,并不是对生命样式进行表面的艺术描绘,而是把生物科技与他自己的艺术创作手段深度结合,并且将生物技术这一争论已久的议题带入艺术领域予以思考、探究,进而带入具有东方智慧的艺术切入口,由此成为生物艺术领域的世界级先驱,更成为中国生物艺术的第一人。更为重要的是,李山所探求、研究、创造、发展的生物艺术,更是对“轴心时代”到启蒙运动以来不断回响着的“人是万物的主宰”这一古老命题更为惊世、醒世、警世的前沿追问与质疑。研究李山生物艺术的专着目前国内外还非常少见,大多是对李山九十年代之前所做艺术的梳理。本文将集中对李山生物艺术的发生、发展与成果做尽可能全面的考察与研究,进而,一方面梳理生物艺术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对生物艺术创作活动的总体考察梳理,意欲呈现艺术观和科学观结合可能激发出当代艺术思想和表达的中国方式,进而,探讨将人类最重要的三种认知途径科学、哲学、艺术结合统一、相互渗透的总体思维方式。
陈苑莹[2]（2019）在《奥尔德斯·赫胥黎小说中的科技伦理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社会实践的一部分,科技活动与人类进步、社会利益以及价值评估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间的矛盾关系也愈发受人关注。科技伦理学所涉及的伦理秩序与规范问题也由此成为科学、文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热议话题。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或译为阿道司·赫胥黎）,是英国着名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其科技伦理观的形成与发展暗示了他在不同社会时期的经历与思考。本文将以《美妙的新世界》、《猿与本质》与《岛》等三部小说为切入点,结合赫胥黎的传记、论文与书信,探索并总结其科技伦理思想在其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以揭示其小说在社会批判意义上的新层面,为其文学作品的解读寻找一种新的视角。本文首先对赫胥黎科技伦理观的内容进行简要阐述,并对其科技伦理观的产生与发展原因展开进一步分析;其次重点探讨赫胥黎科技伦理观中的反极权主义思想,及其有关解放自由意志、发展个体理性的建议;再次着重阐述赫胥黎科技伦理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并对其有关改善人类福利、成立科学家职业道德准则的终极目标展开讨论;然后从赫胥黎和东方宗教（印度吠檀多派）及致幻剂的联系出发,对其尝试将东方宗教与西方科技文明进行结合,试图从宗教神秘主义中寻求伦理支持,并最终转向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展开探析;最后在总结全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赫胥黎科技伦理观的启示与意义做出探讨。总体而言,赫胥黎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想象具有预言性,其科技伦理思想也代表了20世纪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政治导向及精神文明的思考,有关其科技伦理思想的探讨对于赫胥黎思想研究的整体把握有着重大意义。
陆强[3]（2014）在《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兽医图书出版对我国人民健康和畜牧业发展以至整个农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兽医图书出版属专业出版范畴,在我国有近2000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是发展最快的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兽医图书出版在经历了萎缩、断层、分散、国际化受阻、品种匮乏、内容质量不高等艰难时期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大潮来袭,兽医图书出版与兽医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广大读者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迫切渴望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就为我国从战略层面上规划统筹兽医图书出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从战略层面对兽医图书结构布局、资源配置、发展目标、战略措施、发展方向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兽医图书出版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本文立足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兽医图书出版状况的宏观统计和图书品种、内容的深入分析,以专业图书常用分类方法按照学术专着（含译着）、高等教育教材、培训教材、科普读物和出版物学科分类,采用系统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站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出版等各个角度对兽医图书出版问题分别进行了分析研究,从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的高度得出了七个结论。主要包括：1.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目标是构建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品种结构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兽医图书出版体系。2.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必须坚持服务于兽医学科发展与教育、服务于畜牧业生产与安全、服务于大众健康与生活“三个服务”的出版方向,这是坚持为实现新的“四个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服务的政治方向的具体体现。3.必须进一步提高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适应性战略措施。即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普遍提高各类兽医图书科技含金量,根据自身优势、突出重点出版物,遵循市场规律,避免盲目竞争。4.必须进一步建立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品牌战略措施。借助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国家重大出版基金项目,树立品牌权威、立传世之作。5.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战略措施。加大投入,创造条件加快建立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出版体系。6.必须进一步建立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环保战略措施。把出版发展纳入国家的生态建设任务之中,使出版走上“绿色”发展之路。7.必须进一步提高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国际交流战略措施。扩大“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保护知识产权,繁荣“版权”贸易。本研究还就落实出版战略的具体措施方面提出了四条建议：1.通过我国兽医图书的组织与运行,推进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兽医科学技术推广与应用体系。2.深度挖掘和整理传统中兽医学方面古籍,在国家或行业的引导和支持下尽快推进传统中医学着作“走出去”战略的落实。3.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兽医图书出版的指导和规划功能,建立以立项方式为引导的兽医图书重大出版项目体系,强化行业部门和出版企业在出版资源配置和兽医图书出版结构与布局的交流与沟通,为实现“绿色”出版、高效出版奠定坚实基础。4.在新媒体时代,出版企业联合开发兽医学科技术在线服务平台以及应用技术推广体系。
刘敏[4]（2013）在《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的科学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总与该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在传播科学知识和思想的过程中，杂志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人自清末开始创办科学杂志，如《科学世界》（1903）、《科学一斑》（1907）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杂志均遭遇昙花一现，未能延续发展的厄运。但中华民族从未间断过追求创办科学杂志的梦想。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杨铨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创办了《科学》，1918年随着科学社的回国，《科学》也在国内生根成长，直至今天。《科学》是民国时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科学期刊。它在极其艰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以“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的理念诞生并发展，这体现了当时热血知识青年奋发图强、救国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和才智。《科学》作为传递最新科学信息、传播科学知识、宣传先进科学思想和方法、刊载国人研究成果和弘扬科学精神的阵地，为民国时期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科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永垂史册的贡献。它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通过《科学》这一窗口，能够回眸和反思民国时期学人对科学的态度、思想、信仰和精神，从而温故知新，继往开来。通过《科学》管窥民国时期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水平，为研究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条件。《科学》虽为留美学生创办发行，但因其创办者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等原因，办刊之初就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关注，它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同时大量翻译刊登欧美和日本学者的论着。就这一层面而言，《科学》不仅记录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史，也记录了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科学》从战火纷争中一路走来，杂志发行的背后，是强有力的编辑、作者群体的支撑，充分体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团队的力量。它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注重团队理念和团结精神，有组织地发挥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刊载的文章范围宽泛，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包括对科学的性质、作用、历史、教育以及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以《科学》中文章为第一手资料，宏观上对民国《科学》的办刊历程、栏目设置和主编的办刊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新的时空观审视民国《科学》所折射的科学观，包括其作者群对科学本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认识。从时间上，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结合近现代科学思想，纵向回顾《科学》中科学观的发展历程；从空间上，结合同时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横向审视这一科学观，从而对其有较全面的认识。以《科学》为中心，论述民国时期科学史研究状况，分析这一时期科学史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明确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发展概述。介绍《科学》的创刊缘起，通过对1915-1949年间《科学》办刊历程地详细梳理，厘清其办刊宗旨和栏目设置的变迁情况，总结在不同主编时期杂志办刊风格的变化。第3章，《科学》中关于科学的讨论。包括：1.何谓科学。论述国人思维中的“科学”以及《科学》中对科学内涵的讨论。2.科学精神。讨论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家与科学精神”。3.科学的分类。以汤姆生《科学之分类》和任鸿隽《智识的分类及科学的范围》两篇文章为基础，解读前人提出的科学分类的观点。4.科学方法。通过对比《科学》中涉及的科学方法，总结出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当时颇受科学研究者的重视。第4章，科学与文明。包括：1.科学与和平。讨论了科学与和平的辩证关系。2.科学与工业。《科学》中对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科学为工业之母”，另一种认为科学与工业之间是理论与实践、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3.科学与农业。介绍科学兴农的观点和科学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4.科学与社会。认为科学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体制的健全又可促进科学的研究。第5章，《科学》中的科学教育。包括：1.科学教育。《科学》的作者们认为科学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对科学知识的教授，又包括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的传播；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存在诸如科学图书和仪器的缺乏、教师的数量和素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不足之处的讨论，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介绍了贤妻良母式的女子科学教育，其目的是使女子在家庭生活中更好地相夫教子。2.科学教育方法。包括科学教学法和数学、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教学法。3.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导向。应当切实改进“生活化”的科学教育，努力推进“大众化”的科学教育，迅速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第6章，《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包括：1.数学史研究。对《科学》中数学史类文章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数学史研究具有注重史料和通过书信进行学术交流等特点。2.天文学史研究。对《科学》中天文学史方面的文章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3.化学史研究。阐述了《科学》中化学史的研究状况，重点对曾昭抡、丁旭贤、王琎的化学史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4.科学史研究特点。第7章，结语。阐述了《科学》对当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对今天科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交代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继续研究的问题。
丁建洋[5]（2013）在《日本大学创新能力的历史建构研究 ——以“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为切入点》文中研究表明到2012年日本大学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已经培养了16位诺贝尔奖科学家,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日本科学家获诺贝尔奖频率明显呈加速度发展态势,这些获奖科学家的大学教育、科研训练基本出自日本国立大学系统,其中11位科学家获诺奖部分研发工作是在国立大学完成,这种后发外生型大学系统井喷似地获得诺贝尔奖堪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日本大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本质在于国立大学系统形成了高层次创新能力,本研究即以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为切入点,从构建大学创新能力的基本理论入手,提出大学创新能力是大学为促进知识体系以及知识运行体系的发展而形成的以组织—权力—信念为基本要素的动力机制系统,根据教育和科学内外部关系规律推演出日本大学创新能力内外部动力机制的逻辑体系,采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这些动力机制系统的历史建构过程。从大学外部来看,教育审议会制度形成了国家层面的学术权力表达机制；大学财政制度形成了以自由与规制为主要特征的科研经费供给体系,切合了大学科研的自由性、意外性、远期性等特征；大学“科研费”制度在设计上具有马太效应,培育和激发了特定大学和特定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的产学合作机制使大学不断回归其本质从而使大学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巴斯德象限”取向的科研定位战略促进大学在应用与基础研究的两难困境中开辟中间道路,进而促进社会对大学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学会组织作为学科文化的终结归属将散落在不同大学的研究人员凝聚起来成为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从大学内部来看,内聚型的治理机制以学术权力为基本逻辑,通过法治主义的治理机制、教师的身份保护等实现大学自治和教授的学术自由；讲座制作为日本国立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形成了教学—科研—学习一体化的知识创新共同体；通过“学分制”、“研究室讨论课”以及“共同研究”等富有本土化特色的研究型教学机制促进教师与学生创新能力共同提高；教养教育在培养理念、教育内容、运行机制等设计上以提高学生科学创新基础能力为目标；教授层面的学科建设战略；大学国际化采取从追赶中心走向建设自我中心的战略路径,以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为战略目标,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际化战略文化；大学文化发展形成嫁接与自主的基本逻辑,通过推进日本大学模式的形成和促进人的发展不断提高大学创新能力。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日本大学创新能力内外部动力机制系统的发展与提高是一个长期历史演化过程,呈现出系统建构与重点突破的统一、传承与创新的融通、日本化与西洋化的互动、渐变与突变的交织等基本特征。组织—权力—信念是构成动力机制系统的核心要素,组织是动力机制系统的基本载体,权力是动力机制系统的中枢神经,信念是动力机制系统的价值支撑。这些富有本土化特色动力机制系统的构建是日本大学形成高层次创新能力的标志,也是日本国立大学之所以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的根本缘由,本研究也试图通过暗比对我国大学创新能力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赵小平[6]（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王言法[7]（2011）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文中研究指明近代开端时的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社会,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社会主导地位,政治制度腐败,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十分落后。高等教育仍处在古代教育阶段。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在科举制度的左右下,始终以儒家学说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这种教育尽管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的融合与国家的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几乎没有其他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的成分,因而没有培养出大批的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教育落后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科学技术固步自封和落后的重要根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从西方引进时,西方英法德的近现代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了近200年。高等教育为这些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变革,这些国家得以最先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先进的高等教育是这些国家走向强大的重要前提和原因。鸦片战争以后,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动下,清政府内部一批受过经世之学教育和熏陶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个谋西学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为办洋务创办的新式学堂,不仅直接服务和推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重要的是它变革了中国传统教育,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同时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培养造就了中国近代早期的科技人才,在神州大地上衍生了新知识、新人才、新观念,这些新的变化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十九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一批具有政治头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通过创办新学堂等途径,培养和锻炼了维新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壮大了维新派的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变革。在二十世纪初清末新政的推动下,中国的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主革命领袖和骨干,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了改变中国的命运,以留学生为先锋和中坚的知识分子们开辟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腐败的封建制度,成立了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中华民国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千年巨变。1917年,经教育家蔡元培改革后的北京大学旋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它把新文化、新思想与爱国思想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北京大学的学生培育成为具有新的特点和气质的知识分子,北大由此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1924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依托黄埔军校师生建立了校军,进而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不仅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还统一了中国,巩固了民国新政权。蒋介石还依靠黄埔师生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建立和巩固了其军事统治集团。几乎伴随着近代中国始末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创立和发展,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崛起,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而且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转型的现代化人才,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二十世纪初,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充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锋和桥梁,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依托大学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力量。高等教育为共产党早期培养了众多的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他们从1927年开始逐渐构成了共产党高层的政治领导核心和军事统帅,不仅找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确道路,而且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发展。近代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经过一个世纪的大发展,由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社会思想、政治的大变革,还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现代化人才,他们带动近代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并在许多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依靠它所培养的大量现代化人才,有效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科学等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现代大学引领了中国近代社会科技、经济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日就重视革命的人才培养,对于教育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为此,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自己的独成体系的高等教育,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依靠他们得以正确贯彻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广泛组织、发动和领导群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一个世纪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嬗变的关系充分说明,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嚆矢。近代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革命思想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二是政治运动的先锋作用,三是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引领作用,四是经济发展的先驱作用。
赵丹[8]（2010）在《基于SVM分类机的DNA序列分类方法》文中提出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各种后基因组计划的开始实施,出现了海量的生物分子数据,这使得科学家们需要分析大量DNA数据。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进而揭示这些数据的内涵,得到对人类有用的生物信息,是科学家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DNA序列的处理方法一般是先寻找一种数学模型用以表示DNA,再借助其它工具对其进行分析。支持向量机（SVM）是在统计学习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算法,该算法是一种模式识别技术,相当于一种模式分类器。其训练算法本质上是一个凸二次规划的求解问题。它在解决小样本、非线性及高维模式识别中表现出许多特有的优势,并在文本分类、生物信息、语音识别、遥感图像分析、故障识别和预测、时间序列预测、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有了成功的应用[2-41。本文采用SVM算法对DNA序列进行分类。为了提供算法所需要的输入数据格式,首先要将DNA序列用数学模型表示出来。SVM对输入数据的格式要求是表示成特征向量的形式。因此本文从DNA序列中单个碱基的含量和DNA序列的长度出发,结合滑动窗口方法计算出DNA序列中特征序列的出现频率,提取出DNA序列的特征,将DNA序列表示成特征向量的形式,然后根据SVM算法对已知类别标签的DNA序列训练样本做训练得到分类超平面,利用此超平面分类DNA序列的测试样本。分类结果表明这种提取特征的方法具有很好的分类精度。本文对SVM算法采用Matlab实现。典型二分类中的数据采用文献[9]中的数据。首先对已知类别的1-20个人工DNA序列进行SVM算法训练,利用参数寻优得到分类器。根据分类结果的精度反馈,进一步选择是否对数据归一化和降维等操作对结果进行优化,得到最佳的分类超平面。然后对另外的20个人工DNA序列和182个自然DNA序列进行分类预测。典型的SVM算法是一个二分类问题,DNA序列的多类分类实现是利用SVM的多类分类理论和算法,数据采用的是UCI数据库中的DNA序列数据,该序列集合中的数据分成了训练集和测试集,并且两个集合中的记录均有类别标签,便于分类测试。对于SVM多类算法的实现,同样用Matlab编程实现了DNA序列的多类分类。两部分的分类结果表明,SVM算法具有分类简单且分类结果精度较高的优点,同时结果也说明了本文对DNA序列所提取的特征向量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应用到实际的DNA序列分类预测中。
黄仁国[9]（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张凌云[10]（2010）在《德国与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博士生教育必须担当起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我国博士生培养活动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成效有限,主要原因就是培养模式本身出现了问题。为了创新我国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我们需要学习先进的经验。19世纪的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和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都曾发挥了、或正在发挥着世界楷模的作用,它们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基础之上,创新性是它们成功性的突出表现。因此,选取德、美两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的产生过程、创新性、创新动力与动力机制,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博士生培养活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博士生培养模式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博士生培养力、博士生培养方式和博士生培养关系。其中培养力包括培养主体与培养资源；培养方式包括培养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以及培养的主要技术环节；培养关系主要指教师与博士生之间的关系。这三个维度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博士生教育发展史上看,现代博士生教育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形成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一次是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19世纪,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诞生,与德意志长期封建割据的政治环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哈勒大学和格廷根大学的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贯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普鲁士在第一次普法战争失败后,首选教育作为复兴国家的根本之路。在以洪堡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学者的努力下,19世纪的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诞生了。19世纪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在培养力上,引入了“科学研究”的理念,并以“纯科学”取代中世纪古典知识,作为基本培养资料。在培养方式上,以研讨班（实验室）作为基本的培养单位,研讨班（实验室）并非德国首创,但是德国却通过赋予它们教学-科研-学习相统一的内涵,从而实现了价值上的创新。在培养技术上,科学研究被引入到博士生培养之中,并实行单一导师的指导形式。师生关系更类似于一种师徒关系。美国社会追求自由、平等的文化观念,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是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得以形成的基础。第二次科技革命后,美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得社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迅速扩大,从而刺激了博士生教育的产生。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与生俱来的竞争性,有效地刺激了各高校自主探索行为的产生。正是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在对德国经验的借鉴下,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通过自我探索,开创了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性体现为：把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次与本科生教育区分开来。在培养力上,以专业知识取代“纯科学”,作为基本的培养资料。在培养组织形式上,首创了研究生院,并以系为基本的培养单位。在培养技术环节上,突出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并借鉴德国的研讨班对课程教学进行组织；强调论文撰写的重要性；在导师指导上,摒弃德国的单一导师制,采取导师指导小组的形式。并通过完善的制度体系,来约束各培养主体的行为,规范培养技术的执行。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还突出体现为,在培养中引入了新的培养组合,即淘汰机制。德、美两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性具有一些共性特征。比如,先进的博士生培养力,这种先进性不但体现在优质的培养力构成要素上,更体现在培养力的可持续发展上。适切的博士生培养方式,既兼顾了培养力与培养关系的发展,又关照了博士生培养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生产活动的特性。而在培养关系上,教师与博士生之间既是一种学术上的合作关系,更是人格上的指导关系。这些创新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社会环境为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提供了驱动力。高等教育系统的创新取向,是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直接动力。博士生培养力的发展,是博士生培养模式得以创新的根本动力。动力机制包括：供给-需求机制,竞争机制和内生机制。因此,要对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进行创新,根本上,要培育先进的博士生培养力。其次,在培养方式的选择与创新上,要充分关注博士生培养活动作为特殊生产活动的特性。而为了实现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还必须积极营造适宜创新的外部环境。比如,建立博士生培养的竞争机制；增强高校在博士生培养中的自主权等。
二、生物物理学报第十九卷2003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物物理学报第十九卷2003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从李山的生物艺术看科技与当代艺术的紧密关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李山与生物艺术 |
| 二、生物艺术的定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目的和内容 |
| 第一章 李山的生物艺术探索 |
| 1.1 李山生物艺术的开启 |
| 1.1.1 早期作品中生物艺术初见端倪 |
| 1.1.2 对“无用基因”的重新理解 |
| 1.2 李山生物艺术的创作历程 |
| 第二章 当代艺术中的生物艺术 |
| 2.1 生物艺术产生背景 |
| 2.2 生物艺术的发展 |
| 2.3 生物艺术的创作状况 |
| 2.3.1 艺术家走进科学实验室 |
| 2.3.2 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 |
| 第三章 当代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关联 |
| 3.1 艺术与科学的“联姻”历史 |
| 3.2 生物艺术与生物科技的相遇 |
| 3.2.1 生物艺术作品与科学试验品的不同 |
| 3.2.2 艺术家与科学家对科学的不同理解与贡献 |
| 3.3 生物艺术与科学思想的碰撞 |
| 第四章 科技与艺术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
| 4.1 跨学科创作(学科边界的崩塌与重建) |
| 4.2 艺术创造形式的全新语境 |
| 4.3 打破对传统艺术的认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奥尔德斯·赫胥黎小说中的科技伦理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奥尔德斯·赫胥黎生平及创作简介 |
| 第二节 国内外赫胥黎研究综述 |
| 一 奥尔德斯·赫胥黎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奥尔德斯·赫胥黎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问题的提出与论文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赫胥黎的科技伦理观 |
| 第一节 赫胥黎科技伦理观概述 |
| 第二节 赫胥黎科技伦理观之渊源探究 |
| 一 社会语境 |
| 二 生活经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科技与极权——以小说《美妙的新世界》为中心 |
| 第一节 科技发展的前提——使用正确的方法 |
| 一 优生学体系之人工生殖 |
| 二 目的、方法与手段 |
| 第二节 科技与权力的关系——平衡权力,自由与理性 |
| 一 暗示技术之潜意识教育 |
| 二 权力、自由与理性 |
| 第三节 道德生活的实现——实行“性限制” |
| 一 极权手段之创造新型科技文化 |
| 二 性沉迷vs.性限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科技与人性——以小说《猿与本质》为中心 |
| 第一节 畸形社会的本质与肆意杀戮的合理性 |
| 一 肉体与罪恶的斗争 |
| 二 民族主义与科技进步的“代价” |
| 第二节 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抛弃 |
| 一 是人类?还是专家? |
| 二 何为科学家?科学家为何? |
| 第三节 进步科技的现世与未来 |
| 一 The Thing:核技术所引发的伦理思考 |
| 二 科技与人性的伦理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科技与宗教——以小说《岛》为中心 |
| 第一节 西方科技与东方宗教的融合与发展 |
| 一 基因选择技术 |
| 二 医疗改革 |
| 三 社会教育 |
| 第二节 宗教中的伦理出路 |
| 一 宗教伦理出路之可能性分析 |
| 二 探求宗教伦理出路的社会化意义 |
| 第三节 神秘之境 |
| 一 宗教神秘主义视域下的启示 |
| 二 神秘主义倾向之“源”与“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附录1 家族谱 |
| 附录2 国内外赫胥黎作品出版情况 |
| 附录3 奥尔德斯·赫胥黎年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2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与类型分析法 |
| 1.3.2 统计学方法 |
| 1.3.3 比较研究学方法 |
| 1.3.4 实证分析方法 |
| 1.3.5 市场经济学方法 |
| 1.3.6 计量经济学方法 |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路线 |
| 1.5 研究数据来源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成果及问题 |
| 2.1 新中国成立以来畜牧业的发展概况 |
| 2.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和明细分类概况 |
| 2.3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57年,我国学习前苏联时期的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2 1958年大跃进时期至“文革”前的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3 “文革”时期和“文革”后三年改革开放前,兽医图书出版情况 |
| 2.3.4 改革开放初期到2003年,探索性发展时期的兽医图书出版成果 |
| 2.3.5 深化改革21世纪,2004年--至今,兽医图书出版的成果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他山之石——中外兽医图书比较 |
| 3.1 中外兽医图书选题涉及的专业分类方面比较 |
| 3.2 中外兽医图书涉及图书类型方面比较 |
| 3.3 中外兽医图书在图书内容安排上比较 |
| 3.3.1 中外兽医图书内容结构的完整性 |
| 3.3.2 中外兽医图书描述方式方面 |
| 3.3.3 中外兽医图书版本内容更新方面 |
| 3.3.4 中外兽医图书写作风格方面 |
| 3.4 中外兽医图书出版形式比较 |
| 3.4.1 中外兽医图书搭配光盘方面 |
| 3.4.2 中外兽医图书数字出版方面 |
| 3.4.3 中外兽医图书的装帧设计和制作方式 |
| 3.4.4 中外兽医图书在制作过程方面 |
| 3.5 中外兽医图书出版主体比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存在的问题 |
| 4.1 出版结构不合理 |
| 4.1.1 兽医学科发展不均衡 |
| 4.1.2 中国国情的变化引起兽医图书出版的问题 |
| 4.2 内容与图书题目不完全吻合 |
| 4.3 图谱类图书质量参差不齐 |
| 4.4 版本陈旧,不能及时更新 |
| 4.5 产生中国兽医图书出版问题的主要原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世纪影响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因素 |
| 5.1 主流文化对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2 当代畜牧业发展对兽医学科及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3 中兽医医药标准化发展对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4 宠物经济对兽医图书出版的影响 |
| 5.4.1 宠物经济对兽医图书的影响 |
| 5.4.2 “宠物热”对兽医知识普及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发展探索 |
| 6.1 探索中国兽医图书出版选题潜在的市场 |
| 6.1.1 中兽医学的科研和图书资源的开发利用 |
| 6.1.2 兽医针灸学的新时代发展 |
| 6.1.3 中兽医学教材的革新 |
| 6.1.4 中兽医的传统魅力尚未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挖掘 |
| 6.2 探索完善兽医图书结构 |
| 6.2.1 图书分类结构的意义 |
| 6.2.2 兽医图书出版结构现有缺陷分析 |
| 6.3 探索对有价值的优秀图书进行深度开发,及时更新改版,产生精品和经典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 |
| 7.1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战略目标 |
| 7.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必须坚持“三个服务”的出版方向 |
| 7.2.1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坚持服务于兽医学科发展与教育 |
| 7.2.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坚持服务于畜牧业生产与安全 |
| 7.2.3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坚持服务于大众健康与生活 |
| 7.3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实施的五项战略措施 |
| 7.3.1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适应战略 |
| 7.3.2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品牌战略 |
| 7.3.3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数字化战略 |
| 7.3.4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的环保战略 |
| 7.3.5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国际交流战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结论、创新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创新 |
| 8.3 展望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回忆 |
| 1.3.2 国内学者的研究 |
| 1.3.3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1.4 创新之处 |
| 1.5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思路 |
| 第2章 《科学》发展概述 |
| 2.1 中国科学社 |
| 2.1.1 留美学生与中国科学社 |
| 2.1.2 中国科学社发展概述 |
| 2.2 《科学》的创刊及发展历程 |
| 2.3 《科学》栏目变迁情况概述 |
| 2.3.1 杨铨时期（1915-1921） |
| 2.3.2 王琎时期（1922-1934） |
| 2.3.3 刘咸时期（1934-1941） |
| 2.3.4 卢于道时期（1942-1943） |
| 2.3.5 张孟闻时期（1944-1949） |
| 第3章 《科学》中的科学探讨 |
| 3.1 何谓科学 |
| 3.1.1 国人意识中的“科学” |
| 3.1.2 科学内涵的讨论 |
| 3.2 科学精神 |
| 3.2.1 何谓科学精神 |
| 3.2.2 科学家与科学精神 |
| 3.3 科学的分类 |
| 3.4 科学方法 |
| 3.5 唯科学主义 |
| 第4章 科学与文明 |
| 4.1 科学与和平 |
| 4.1.1 科学与战争 |
| 4.1.2 科学——战争——和平 |
| 4.2 科学与工业 |
| 4.2.1 科学与工业的讨论 |
| 4.2.2 “科学与工业”专题座谈会 |
| 4.3 科学与农业 |
| 4.4 科学与社会 |
| 4.4.1 科学与社会发展 |
| 4.4.2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
| 4.4.3 《科学》中的广告 |
| 第5章 《科学》中的科学教育 |
| 5.1 科学教育 |
| 5.1.1 科学与教育 |
| 5.1.2 科学教育的讨论 |
| 5.1.3 中小学科学教育 |
| 5.1.4 女子科学教育 |
| 5.2 科学教育方法 |
| 5.2.1 科学教育方法讨论 |
| 5.2.2 学科教育方法讨论 |
| 5.3 中国科学教育的导向 |
| 第6章 《科学》中的科学史研究 |
| 6.1 数学史研究 |
| 6.1.1 数学史研究概述 |
| 6.1.2 数学史研究特点 |
| 6.2 天文学史研究 |
| 6.2.1 天文学史研究概述 |
| 6.2.2 新城新藏和饭岛忠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争论 |
| 6.3 化学史研究 |
| 6.4 科学史研究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科学》的贡献及影响 |
| 7.2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5）日本大学创新能力的历史建构研究 ——以“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核心概念 |
| 一、 问题的提出：日本大学“诺贝尔奖井喷现象” |
| 二、 核心概念：大学创新能力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文献综述的基本思路 |
| 二、 关于日本大学创新能力的主要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 |
| 二、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的方法论 |
| 二、 研究的方法策略 |
| 第五节 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 |
| 一、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建立的国际背景 |
| 二、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建立的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 |
| 一、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创建时期：1877—1917年 |
| 二、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自立时期：1918—1945年 |
| 三、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重建时期：1946—2003年 |
| 四、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的超越时期：2004年—现在 |
| 第三节 日本国立大学组织转型案例 |
| 一、 东京大学的组织转型之路 |
| 二、 京都大学的组织转型之路 |
| 第四节 日本国立大学制度改革的基本特征 |
| 一、 日本国立大学形成多重结构化的学术组织体系 |
| 二、 日本国立大学形成以学术权力为中心的治理逻辑 |
| 三、 日本国立大学形成育人的理性主义与办学的实用主义双重信念 |
| 第二章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的外部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教育审议会制度 |
| 一、 宪政背景下的日本审议会制度 |
| 二、 日本教育审议会制度的历史变迁 |
| 三、 日本教育审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主要特点 |
| 四、 审议会制度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二节 财政制度 |
| 一、 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二、 日本国立大学财政制度的历史演变 |
| 三、 案例：白川英树利用教官积算校费取得重要发现 |
| 四、 财政制度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三节 “科研费”制度 |
| 一、 日本大学科研经费体系中的“科研费”制度 |
| 二、 日本大学“科研费”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三、 案例：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组织转型与“科研费”制度 |
| 四、 “科研费”制度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四节 产学合作机制 |
| 一、 产学合作机制的基本内涵 |
| 二、 日本产学合作机制的历史嬗变 |
| 三、 案例：重视知识早期应用的铃木偶联反应 |
| 四、 产学合作机制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五节 科研定位战略 |
| 一、 大学科研定位战略的基本内涵 |
| 二、 日本大学科研定位“巴斯德象限”取向的历史发展 |
| 三、 日本大学科研定位“巴斯德象限”取向的历史成因 |
| 四、 案例：导电性高分子材料的开发研究 |
| 五、 科研定位战略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六节 学会组织 |
| 一、 学会组织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 |
| 二、 日本学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以日本物理学会为案例 |
| 三、 学会组织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三章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的内部动力机制 |
| 第一节 治理机制 |
| 一、 大学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流变 |
| 二、 日本大学治理机制的历史变革 |
| 三、 治理机制设计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二节 讲座制 |
| 一、 大学讲座制的源与流 |
| 二、 日本国立大学讲座制的历史演进 |
| 三、 讲座制人才培养案例：以野依良治的受教育与被识别为例 |
| 四、 讲座制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三节 教学机制 |
| 一、 教学机制的基本内涵 |
| 二、 日本大学教学机制的历史演变 |
| 三、 具有日本特点的教学机制案例 |
| 四、 教学机制对师生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四节 教养教育制度 |
| 一、 日本大学教养教育形成之源 |
| 二、 日本大学教养教育制度的历史推演 |
| 三、 科学教养案例：福井谦一运用物理学方法解决化学难题 |
| 四、 教养教育制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五节 学科建设战略 |
| 一、 学科和学科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二、 日本大学教授层面学科建设战略：以物理学学科为案例 |
| 三、 日本大学学科建设战略与大学创新能力 |
| 第六节 国际化战略 |
| 一、 大学国际化的内涵与日本大学国际化战略 |
| 二、 日本大学国际化战略的历史演化 |
| 三、 国际化进程中追赶战略案例：白川英树的国际合作研究 |
| 四、 国际化进程中建设自我国际中心案例：小柴昌俊的国际项目研究 |
| 五、 国际化战略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七节 大学文化发展逻辑 |
| 一、 作为世界文化一极的日本文化及其大学文化 |
| 二、 日本大学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 |
| 三、 日本大学文化发展逻辑的生成动力 |
| 四、 大学文化发展逻辑对大学创新能力的促进机制 |
| 第四章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内外部动力机制的统合 |
| 一、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内外部动力机制建构的基本特征 |
| 二、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动力机制形成的组织要素 |
| 三、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动力机制形成的权力要素 |
| 四、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动力机制形成的信念要素 |
| 五、 日本国立大学创新能力动力机制形成的历史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综述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四、文章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六、高等教育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近代开端时的中国社会和高等教育状况 |
| 一、近代开端时的中国社会状况 |
|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及其社会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时之西方高等教育 |
| 一、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渊源 |
| 二、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状况 |
| 三、西方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及影响 |
| 第三章 兴西学办洋务图自强 |
| 一、新的思潮涌动 |
| 二、一座书院与一场改革运动 |
| 三、兴新学孕育新生机 |
| 第四章 维新派办学堂促维新 |
| 一、对洋务教育的反思 |
| 二、教育维新思潮冲击旧的教育制度 |
| 三、办学堂培育维新人才 |
| 四、维新教育与维新运动之互动 |
| 第五章 留学生教育助推民主革命 |
| 一、清末新政推动留学生教育勃兴 |
| 二、留学生教育造就民主革命领袖 |
| 三、留学生兴起民主革命思想浪潮 |
| 四、留洋知识分子掀起民主革命风暴 |
| 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民国政权 |
| 第六章 北京大学的革新推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 |
| 一、新式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 |
| 二、北京大学之革新 |
| 三、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
| 四、北大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策源地和指挥部 |
| 第七章 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巩固新政权 |
| 一、为建国民革命军创建黄埔军校 |
| 二、革命军对于巩固国民党新政权之作用 |
| 第八章 教会大学推进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
| 一、教会大学的创立与发展状况 |
| 二、教会大学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 |
| 三、教会大学推进了中国近代科技进步 |
| 四、教会大学培养中国社会转型人才 |
| 第九章 高等教育促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发展 |
| 一、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创立中国共产党 |
| 三、知识分子革命家与军事家铸就革命之栋梁 |
| 第十章 现代大学引领近代社会科技与经济现代化 |
| 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
| 二、新型知识分子引领科学技术现代化 |
| 三、高等教育驱动社会经济现代化 |
| 第十一章 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推动革命胜利 |
| 一、共产党充分认识教育对于革命之重要性 |
| 二、创办高等教育培养骨干力量推动革命胜利 |
| 第十二章 结论——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
| 一、革命思想的先锋和桥梁作用 |
| 二、政治运动的先锋作用 |
| 三、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引领作用 |
| 四、经济发展的先驱作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价论立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基于SVM分类机的DNA序列分类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DNA序列分类的目的和作用 |
| 1.2 目前DNA序列分类的主要方法 |
| 1.3 用支持向量机实现DNA序列分类 |
| 第2章 支持向量机的基本理论 |
| 2.1 SVM理论的统计学基础 |
| 2.1.1 n维欧式空间上的分类问题 |
| 2.1.2 经验风险最小化归纳原则 |
| 2.1.3 VC维理论 |
| 2.1.4 结构风险最小化归纳原则 |
| 2.2 C-支持向量分类机的导出 |
| 2.2.1 最大间隔原则及线性分类器 |
| 2.2.2 线性可分问题的SVM分类机 |
| 2.2.3 非线性可分问题的SVM分类机 |
| 2.2.4 核与标准支持向量分类机 |
| 2.3 多类分类的SVM |
| 2.4 SVM实现分类的一般流程 |
| 第3章 DNA序列特征提取及特征向量的产生 |
| 3.1 二分类DNA序列特征向量的产生及归一化 |
| 3.1.1 提取特征序列 |
| 3.1.2 由特征序列生成特征向量 |
| 3.1.3 特征向量归一化处理 |
| 3.2 多类分类DNA序列的特征向量产生及归一化 |
| 第4章 SVM算法及参数C和g的选择 |
| 4.1 二分类算法 |
| 4.2 基于顺序回归机的多类分类算法 |
| 4.3 凸二次规划问题的求解 |
| 4.4 K折交叉验证选择最佳参数C和g |
| 第5章 基于SVM分类器的DNA序列分类实现及性能分析 |
| 5.1 基于SVM分类器实现的DNA序列的二分类及性能分析 |
| 5.2 基于SVM分类器实现的DNA序列的多类分类及性能分析 |
| 5.3 分类结果总结说明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未来的研究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第一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第一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第二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第三节 |
|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第四节 |
|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第二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第一节 |
|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第二节 |
| 中国代表团访美 第三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第一节 |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二节 |
|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三节 |
|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第四节 |
|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第六节 |
|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第四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第一节 |
|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 |
|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第三节 |
|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第四节 |
|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第六节 |
|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第五章 |
|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第一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第二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第三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第四节 |
|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10）德国与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2 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
| 2.1 宏观经济学视域中的我国博士生教育 |
| 2.2 博士生培养活动的"生产"属性探析 |
| 2.3 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3 19世纪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研究 |
| 3.1 19世纪德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产生 |
| 3.2 19世纪柏林大学博士生培养模式 |
| 3.3 吉森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
| 3.4 本章小结 |
| 4 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研究 |
| 4.1 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产生 |
| 4.2 哈佛大学博士生培养模式 |
| 4.3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培养模式 |
| 4.4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培养模式 |
| 4.5 本章小结 |
| 5 德、美两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性 |
| 5.1 德、美两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性分析 |
| 5.2 德、美两国博士生培养模式产生的动力与动力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6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文章目录 |
| 附录2 麻省理工学院生物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 |
四、生物物理学报第十九卷2003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李山的生物艺术看科技与当代艺术的紧密关联[D]. 任帅. 上海大学, 2020(04)
- [2]奥尔德斯·赫胥黎小说中的科技伦理观研究[D]. 陈苑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3]中国兽医图书出版战略研究[D]. 陆强.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3)
- [4]民国时期《科学》杂志研究[D]. 刘敏.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3(10)
- [5]日本大学创新能力的历史建构研究 ——以“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为切入点[D]. 丁建洋. 南京大学, 2013(08)
- [6]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7]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嬗变[D]. 王言法. 山东大学, 2011(12)
- [8]基于SVM分类机的DNA序列分类方法[D]. 赵丹. 南昌大学, 2010(03)
- [9]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10]德国与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研究[D]. 张凌云.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