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出商品不作销售典型案例一则（论文文献综述）
刘畅[1]（2021）在《《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文中研究说明《扬州画舫录》是清代人李斗撰写的着名笔记文集,在明清两代种类繁多的稗史笔记中,它作为重要的地方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全书共十八卷,注重“以类相从”,在“仿《水经注》之例,分其地而载之”的总的体例安排下,每卷的结构上遵循“以地为经,以人物记事为纬”的组织形式,内中交织着小说、散文、诗歌、戏曲等诸种因素,广涉而有系统地缕叙了清代康乾时期,尤为乾隆全盛时期扬州大量社会现实生活之记载,既是扬州地方的,又是当时主流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作为清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观照,是考据清代社会市井生活设计的重要文献。“画舫”指形制多样、装饰精美,集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工具和生活游乐场所。清代扬州“画舫”是中国古代民间游船发展的极盛点,并处在自身内涵集中凸显并被赋予新意义的转折点。“画舫”作为贯穿全书的交通工具和引子,出现在《扬州画舫录》的书名和记载风物的方方面面,载着作者李斗、帝王、官商、市民,引导他们游览于扬州的各地名胜,体会城市的风土人情,投射出人们对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的态度,体现了清代扬州社会风气的呈现与演进。本文以史学探究为指针,以《扬州画舫录》作为研究的文献原典进行解读,形成三条路径:首先,《扬州画舫录》文献记载本身的描述线,细读和剖析文献中对于清代扬州画舫和相关市井风物的记载;其次,通过文献寻求更多的佐证线,特别是佐证画舫的前缘,说明文献中记载内容的依据所在;最后,通过文献延伸关于文献阐述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对清代扬州市井生活、画舫的形式结构、画舫游的兴起对当时生活产生的影响。如是串联起对文献的诠释,以设计学视阈解读画舫背后呈现的清代扬州风物中的社会生活轨迹、思想观念转变、造物设计形态与功能的流变与演进,从而梳理出古代风物设计史线索。以此,观照“画舫”在古代中国设计史进程中,作为解读清代扬州市井风物的角色和意义,以至于《扬州画舫录》成为了明清时期,尤其是乾清时期的扬州风物志。
包海波[2]（2021）在《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宗教人类学萨满教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进行了综合性考察。通过对乌兰巴托市蒙古包区萨满教职业群体的社会生活及其信仰观念、领神出道、降神治疗、建立合作组织等信仰实践的立体呈现,探究了蒙古国当代社会转型中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复兴、传承与调适过程。论文是一部关于萨满教当代转型发展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认识和分析传统信仰文化的当代适应问题具有理论启示。在现实层面,关注邻国包括宗教政策、宗教发展现状和趋势的研究对维护中国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以及和平崛起均有深远意义。20世纪90年代,蒙古国推行了民主改革。激进式社会转型危机和放任型宗教自由化政策背景下,萨满教信仰在城市环境中得到了迅速复兴。本文在介绍了蒙古国萨满教复兴的社会文化和政策环境的前提下,首先详细梳理了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交融历史,交代了变迁中的萨满教世界观及核心神灵信仰体系。其次,笔者结合案例细致描述了城市蒙古区萨满候选人从“患病者”到“萨满治疗师”的出道过程。再次,介绍了萨满教职业群体基于蒙古国民众的疾病认知,试图以“祖先智慧”、“山水神灵性”和“腾格里气力”等信仰观念应对个人、群体及国家面临的全球化与现代化引发的新型社会问题的各类仪式活动。最后,揭示了蒙古国当代萨满教失范化和无序性复兴发展的综合特点,讨论了城市萨满教团体所采取的规范化措施及其相应功能。论文主要观点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萨满教信仰在蒙古国的复兴与民主改革后出现的社会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改革中传统生计方式遭到彻底改变,牧民不断迁移至乌兰巴托城市边缘的蒙古包区,导致城市中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面对城市生存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无序性,产生焦虑和不安感的人们开始将“危机”归咎于被遗忘的祖先和被抛弃的故乡诸神之惩罚。与此同时,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一齐兴盛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蒙古国不少民众将国力强弱、民族认同感的聚散与萨满教信仰的兴衰相结合,呼吁对原生性信仰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扶持。另外,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在青年人中的迅速传播,一些藏传佛教信徒以及民族主义者因担心蒙古国民特质及文化风貌的西化而强调复兴蒙古传统信仰形态,为萨满教的复兴创造了机遇。第二、经济贫困和身患疾病是萨满领神出道以及民众信仰萨满教的最主要因素。首先,萨满教信仰观念和治疗仪式,使得一部分身患疾病、生活不顺者将自己苦难的现实生活与天命、山水神和祖灵“戏谑”等神圣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成为萨满,他们不仅可以获得“治愈”,更拥有了神圣资本来平衡世俗生活。其次,萨满教治疗仪式结合了超自然信仰、巫术逻辑和蒙医疗法。萨满的治疗实践为信众不明原因的疼痛、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激发矛盾的反常状况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释和疏解途径。最后,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广大民众将当代蒙古国的国际地位低下、经济落后以及道德崩塌等社会“病痛”归因于对传统生计方式的抛弃和对祖先信仰习俗的遗忘。在宗教社会实践中,萨满教职业群体宣扬保护生态平衡,强调祖先记忆和民族独立,以应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第三、随着萨满人数持续激增、萨满教治疗仪式的不断多样化,蒙古国萨满教的当代复兴和发展呈现出了混乱、无序的征兆。为了应对混乱局面,草根萨满和学者型萨满联合起来,建立萨满教团体,对各类萨满进行教学、考核和认证等工作。众多萨满教团体以萨满师徒的裙带关系为组织基础,缺乏相互协调,故而并未起到规范萨满教发展的社会作用。现阶段,这些萨满教团体逐渐发展成萨满共修和具有商业化运营性质的仪式展演平台。这些现象加剧了当代蒙古国萨满教整体发展的无序性,从而造成其社会文化功用难以提升、局限于服务底层民众的性质。
于秋华[3]（2020）在《论买卖合同中的补正履行》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合同瑕疵履行的救济方式日渐完善,补正履行作为救济途径之一,是指债务人的给付不完全符合债之本旨,就其瑕疵给付所做出的补救,是对原给付之修正。对于补正履行,在我国理论界对其性质存在争议,立法上对其规定并不完善,也因此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第一章从补正履行的概念出发,论述了补正履行与继续履行二者均是原履行请求权的修正和延伸,但这两个概念相互独立,互不隶属,接下来论述了补正履行具体方式的选择权应当赋予买受人,在具体方式的选择标准上,当二者成本相差较小时,具体方式应按照买受人的请求,当二者成本相差悬殊时,成本较小的救济方式应得到支持。第二章梳理了我国的立法现状,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探讨了行使补正履行请求权的相关问题,首先论述了在我国买受人选择模式更为合理,其次探究了修理与更换的具体顺位,最后论述了在特定物买卖中,由于特定物不等于不可代替物,因此不应当完全否定买受人的更换请求权。第四章探究了买受人补正履行请求权行使界限的问题,首先论述了买受人是否能够自行实施,笔者认为在出卖人拒绝修理、未按要求予以修理、经过两次修理仍没有消除瑕疵、情况紧急等其他合理情形,买受人可以自行实施消除瑕疵。最后探讨了补正履行费用过高的问题,此问题在我国立法中仅是简单规定,对于费用内容、比较标准等内容没有详细说明,笔者论述了对于出卖人补正履行费用的内容的计算,应当是所有与补正履行有实际关联的费用,包括为之付出的时间成本和劳务费等,在计算标准上,可以参考司法解释中关于误工费的规定。由于补正履行请求权归属于买受人,因此为了平衡双方利益,出卖人可以主张履行费用过高进行抗辩。履行费用过高的标准有二:一是相较于另一种补正履行方式费用过高,二是相较于买受人因此而能获得的利益,对于“过高”的认定,即超出比较对象的数额比例,由于规定统一的数值标准较难适用于每一个案例,建议由法官根据现实自由裁量。
徐翕明[4]（2020）在《论刑法中的法令行为》文中研究指明刑法中的“法令行为”是一个具有浓厚历史底蕴与民族传承的刑事法律概念。它发轫于先秦,盛兴于唐宋,对当代中国刑法制度、司法实践的发展影响巨大。但就目前而言,“法令行为”在刑法立法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在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也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现状,本文采用分类研究、分别阐释、交叉学科分析的方法,对“法令行为”进行由总到分全面、深入的探讨。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约20万字。第一章是对“法令行为”基本内容及其原理的介绍。该部分从古代刑律中寻找“法令行为”的源头,并结合当下“法令行为”的定义,进而提出“法令行为”的概念是,依照其他法律（包括法规）、公务员或军人内部的上级命令实施的行为。“法令行为’”具体可区分为依照法律的行为与执行命令的行为,其中,前者可进一步分解为依实体法实施的行为和依程序法实施的行为,而后者则可分为公务员执行命令和军人执行命令。“法令行为”都具有出罪效果,但由于依照法律的行为和执行命令的行为在行为本质上存在不同,故而根据秩序统一性原理中的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和实质违法性理论中的社会相当性说对两者的出罪根据分别阐释。第二章是对中外刑法中“法令行为”立法例的系统梳理与分析。通过对“法令行为”的全球化考察,在借鉴他国规定的基础上,将“法令行为”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然,如何在《刑法》体系中准确地定位“法令行为”还有深究空间,本文主张将其规定在《刑法》第21条紧急避险之后,作为一项独立的出罪事由。具体条文可采用如下表述:“依据其他法律或上级命令而实施的行为,造成损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所实施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第三章是对依照实体法实施的行为的展开。具体来说,依照实体法实施的行为种类繁多,但与出罪相关的内容包括:《宪法》及其相关法律规定的人大代表发言、表决行为,民事监护中的惩戒行为,《人民警察法》规定的警察基于其职务而实施的防卫行为,以及大量行政性法律规定的特别许可行为。这些行为原则上继承了“法令行为”的出罪效果,但由于依据的是不同的法律法规,因此在阻却具体犯罪的成立上也会有所不同。同时,本文还对实施各个行为所具备的条件予以明确,以避免动辄对这些行为作非罪化处理。第四章是对依照程序法实施的行为的展开。具体来说,依照程序法实施且与出罪相关的行为,主要是刑事诉中的侦查行为、逮捕行为、扭送行为和执行死刑行为,其中扭送行为的问题最为复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民扭送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于扭送行为的条件认识不足引起的。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扭送的主体是任何公民,但这是不准确的,应当修改为“公众”或“任何人”;扭送的对象是现行犯和在逃犯,应当将现行犯理解为“具有犯罪嫌疑的人”,同时,借鉴美国法中“合理根据”规则,对在逃犯的标准做合理解释。对于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扭送限度问题,我们应当从行为限度和结果限度两方面作补充解释,从而使扭送行为能够积极发挥出罪效果。第五章是对执行命令的行为的展开。基于行为主体的不同,执行命令的行为分为公务员执行命令和军人执行命令,故而在讨论二者出罪问题上也应当有所区别。在分析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出罪时,应当格外重视《公务员法》第60条的规定,立足于法律文本总结出具体的出罪条件;而解决军人执行命令出罪时,则有赖于相关法律的制定,并适时地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相衔接。
李超[5]（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孙博亚[6]（2020）在《电子缔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今,电子交易飞速发展,实质性地改变了传统的市场交易模式,从交易规则视角观察,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电子交易需要新的交易规则,这必然对传统交易规则带来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体现在合同法领域。电子合同作为电子交易的首选形式,与传统的纸质合同比较,存在众多不同之处,许多新的法律问题不断显现,尤其是在合同缔结方面。以电子信息交换作为缔约手段,给传统合同订立领域带来革命性冲击,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们对于既有意义上缔结合同的认识,由于电子通信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础,具有无纸化和电子化的特点,使得电子合同缔结的诸多环节与传统的纸面缔约存在本质区别,如果继续适用传统的缔约规则调整电子缔约,难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因而,对以规制合同缔结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制度作出调整是十分必要的,故本文选择电子缔约规则作为研究对象,以期能为电子缔约规则的体系化建构尽一份绵薄之力。本文以电子缔约规则为着眼点和出发点,采用规范分析、法解释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坚持问题导向,遵循体系化探索的逻辑思路,立足于归纳分散于不同领域的电子合同缔约规则,并试图通过对相关规则的体系化整合及对比分析,以期达到对电子缔约规则进行调整、完善和改良的目的。本文的结构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从阐述电子合同的基本理论中提出问题,并进而明晰如何从制度层面打开创制电子合同缔约规则的思路。绪论讨论的问题是电子缔约制度的核心和基础问题,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本选题在当代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大价值。正文的五章以电子缔约规则为线索,分别从电子缔约意思表示规则、电子缔约主体认定规则、电子缔约的常规模式、电子意思表示错误规则以及电子格式条款缔约规则等方面对电子缔约规则进行了审视和梳理,在介绍和比较分析中,提出了本文的论题即电子合同缔约规则应当以调整、完善以及改良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本文第一章围绕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展开讨论,集中探讨了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形式规则和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原件规则。电子意思表示形式规则,因其直接关系到电子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故而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并想尽一切办法设法使电子缔约意思表示视同为书面形式,以便消除电子交易的法律障碍,我国现行法也通过一定立法技术,使电子意思表示归属于书面形式范畴。但是电子意思表示所具有的独有特点即无纸化和电子化,决定了电子意思表示在事实上难以被传统的书面形式所涵盖,为此,本文从应然层面对电子意思表示究竟是否构成书面形式进行了深度分析,提出了未来合同立法对电子意思表示形式应当从协调各规则统一性视角作出进一步规定。至少在目前,应当基于电子意思表示无纸化特点,以及《民事诉讼法》增加电子数据证据类型的契机,从实体法层面明确电子意思表示的电子数据形式,以利于法律系统内部的协调与配合。针对电子意思表示原件规则,是电子意思表示书面形式的必然要求,因为数据电子信息通过电子通讯方式发出后,收件人收到的电子文本不具有唯一性,收到的电子文本永远只是原件的复制件,而电子意思表示构成原件的目的是为了以书证的证据类型运用于诉讼程序,基于目前证据类型的调整,有必要对电子意思表示原件规则做出改良,制定电子意思表示原件规则。本文第二章系统地论述了电子缔约主体资格认定制度,基于网络技术对法律主体本质的冲击与挑战,本章回答了电子缔约主体需要身份识别规则的深层次原因,着力探讨了未成年人的电子缔约能力判断问题和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深度分析了缔约主体身份识别的两种主要方法即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对于未成年人电子缔约能力问题,在尊重与突破的进路中提出了调整思路。其具体调整思路包括:第一,进一步拓宽未成年人电子缔约能力的适用范围;第二,设置日常生活条款制度;第三,对于未成年人进行电子欺诈缔结的电子合同,应当依据电子合同的具体形态认定合同效力,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对关于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评述,指出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人论具有合理性,在梳理缔约主体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过程中,探究了赋予电子代理人法律地位的思想根源,从而为电子代理人以主体资格入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电子代理人制度的立法选择提出了建议,即将电子代理人缔约纳入合同法律规范的调整范畴,并从立法层面界定电子代理人的概念,明确规定电子代理人进行要约和承诺的条件,建立电子代理人行为后果归属规则。本文第三章的内容是研究重点之一,本章主要以电子要约和电子承诺为线索,在常规缔约模式下讨论电子缔约规则问题,由于电子要约与电子承诺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性,因此与传统要约和承诺规则不同,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全新的诠释,以便于通过对传统规则的改良,创设新的缔约规则。本文认为,电子缔约一般规则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电子要约和电子承诺的效力认定问题,因而,本章是以电子要约和电子承诺的效力判定展开讨论的。主要回答四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电子要约;二是如何确定电子要约与电子承诺的生效时间;三是电子要约与电子承诺能否撤回;四是如何判断双方当事人已经达成了合意。针对以上四个问题的研究构成本章的全部内容。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坚持《民法典》合同编确定的是否以缔结合同为目的的标准,综合考虑信息发布者的主观意图,根据发布信息的实际情况,评价商品或服务信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约条件作出判断。针对第二个问题,本文首先对传统法律规范进行了解读和诠释,通过与相关国际组织的立法进行对比研究中得到启示,本文认为应采用规定数据电文发出与到达的时间以解决生效时间问题,同时基于公平分配风险的考虑,可以设立以检索时间为生效时间的补充规则,以解决电子要约与电子承诺没有进入指定系统的问题。针对第三个问题,通过综合分析和评述不同观点,本文认为,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立法者何以赋权给当事人是基于法价值考量,是一种法政策选择的结果,权利因客观实际情况,暂时不能行驶或行驶有困难,从来都不是创设权利考虑的因素,也不应该成为不赋权给缔约主体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撤销或撤回电子意思表示是法律赋予发送人的一项权利,依据赋权规则,他人不得随意加以剥夺。至于权利人因客观实际情况,暂时不能行使或行使有困难,不应成为创设权利考虑的因素,也不应成为不赋权给缔约主体的原因。针对第四个问题,本文认为,合意达成的判断规则应围绕合意内容的范围边界加以解读,具体标准为:第一,对合同的必要条款达成一致;第二,当事人对必要条款有约定,以其约定内容进行判断;第三,受要约人不得就要约内容进行实质性变更。本文第四章对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规则进行了研究,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解决外在表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归责于表意人的问题,因我国没有设立意思表示错误规则,本文从司法实践入手,界定了电子错误的概念及涵盖范围,对电子错误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并主要考察了美国及国际组织的立法,提出了完善我国电子缔约错误规则的建议。通过对电子缔约错误类型的划分,以及对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立法考察,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规则:第一,应当从立法层面界定电子错误的概念以及涵盖的范围;第二,应建立专门针对人为电子错误的规则;第三,在既有法律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动信息系统错误规则;第四,应当规定电子错误的救济措施。本文第五章亦是文章的研究重点,本章以电子格式条款缔约为进路,系统地探讨电子缔约的非个别磋商规则。本章着重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电子格式条款缔约中的合意问题,即如何确保合意的充分性与真实性;二是如何突破电子格式条款缔约困境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为网络消费者提供更加合理的机会以助其了解并理解条款内容,同时对电商经营者施以必要的条款说明义务,帮助消费者在明确条款含义的基础上,做出缔约选择,提升缔约合意度。关于第二个问题,应当通过进一步提升格式条款内容的显着性、赋予网络消费者撤回权、构建冷静期制度以及设置有限阅读义务等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结论部分,基于对电子缔约规则的体系化整理,发现电子缔约区别于传统缔约的本质属性,是整合电子缔约规则的前提,因此,本章以“电子缔约的特质对法律调整的影响”为题对论文的结论进行了阐释,由于在电子缔约过程中,电子缔约主体之间的沟通是通过数据电文的交互活动实现的,由此导致缔约双方依赖电商交易平台的指引进行缔约活动,这使得消费者作出的缔约选择具有非理性的冲动特质,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律调整电子缔约及电子合同关系的策略,恐将发生或已经发生向公私法协同调整的综合治理路径的转向。
张瑞[7]（2020）在《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96与第497条对原《合同法》第39与第40条作了全面修订,表明当下我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制度存在更新需求。系统讨论该议题应沿“本体论——原因论——方法论”路径推进,也即应着重解答如下三方面问题:何谓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为何实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以及如何实施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应统筹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两者定义而把握。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而2019年12月16日《民法典（草案）》496条第1款则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可见立法者有意通过删除“为反复使用”要件而重述格式条款定义,并借此实现格式条款内涵认识更新。就其幕后动因,乃系为将“某些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且在缔约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消费者合同条款”纳入到格式条款认定范畴中,由此与民法典编纂背景下蓬勃发展的消费者保护势头形成呼应。然其剔除“为反复使用”要件时未作任何限制的做法,极容易使有关受众在理解格式条款定义时扩大解释,由此不当扩张格式条款认定范畴,进而为滥用规制埋下风险。最终在最近审议通过的《民法典》第496条第1款中,格式条款定义又重新恢复到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上。可见如何在格式条款使用客观状态与消费者保护价值追求之间寻得平衡,这是影响立法者拟定格式条款定义时的关键因素。就此当前更为完善的定义可参考表述如下: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条款。消费者合同条款虽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但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也属于格式条款。另在把握法律规制蕴意时,须由“规制日常含义”向“规制法律含义”推进。前者可被归纳为“掌握规制力量的主体对其之外的对象所施加的调控”,进而后者亦可被界定为“由掌握立法权的主体,借助其所创制的法律规范,对其之外的对象所实施的调控”。统筹前述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定义,则格式条款法律规制之蕴意可概述如下:由掌握立法权的主体,借助其所创制的法律规范,针对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条款所实施的调控。就某些仅为一次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个别协商的消费者合同条款所实施前述调控亦在此列。最后还应注意,格式条款使用实践事实上囊括微观与宏观两大位面。前者以个别合同关系下格式条款使用活动为核心,此时合同法系主要调控手段,以管控因具体格式条款滥用而导致的个别合同关系紊乱风险;后者则以格式条款使用泛社会化现象为焦点,彼时经济法系主要干预机制,以防止因格式条款群体滥用而导致的市场机制失灵风险。故最宽泛的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应牵涉合同法与经济法两大场域,但为突出研究特色与集中研究范畴,前述格式条款法律规制定义仅限于合同法位面。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缘由,应从存续依据与受限依据两方面整合论证。针对格式条款存续依据,以往主流观点指向其“交易效率提升功效”。然对此论点可提出如下疑问:一是在格式条款早已褪变成使用人压迫相对人工具的当下时代,相对人为何仍愿意继续接受格式条款?二是在对格式条款使用进行管控已成普遍趋势的背景下,维持使用人使用热情的动因是否仅限于此种功效?循此疑问可知,眼下“交易效率提升功效”观点在论证格式条款存续依据时已甚为单薄,由此需要挖掘更为多元的支撑理由。立足相对人角度审视,彼时其接受格式条款而完成的资源再配置相对于拒绝格式条款而维持资源配置原状,其利益获得了改善。且因此过程之完成系基于相对人自身经济理性与自主决定,故此种利益改善结果属于帕累托最优,此乃相对人认可格式条款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再者立足使用人角度审视,格式条款与法人“科层制”之“业务细致分工并得以专业化”、“权力始终掌握在上级手中”、“维持自身稳定”及“角色去人格化设计降低失误风险”四方面特性相契合,这使其极大适应了法人制度在当下时代的推广与运转,由此亦极大强化了使用人予以采纳的动因。另针对格式条款受限依据,以往主流观点则指向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双重崩坏事实。然此种观点只把握住了格式条款被滥用之表面现象,而并未触及此种现象发生的内在源头因素——格式条款当事人行为心理。格式条款当事人基于不同“成本—收益”权衡,双方之间存在“动机对比失衡”与“信息对比失衡”。前者表现为使用人使用格式条款的动机较相对人认识格式条款并展开博弈的动机远为强烈,后者表现为使用人掌握的交易讯息较相对人更为丰富。受此影响,“使用人机会主义行为”与“相对人理性忽视行为”通常在所难免。前者表现为使用人惯常性迫使相对人接受于其不利的格式条款,后者表现为相对人不愿意也难以对此压迫进行反抗。进一步受“格式附从条款削弱效应”影响,前述两种行为终将合力掏空整体合同关系下的意思自治与给付公平。另伴随格式条款使用泛社会化趋势的推进,前述两种行为还会衍生出市场机制层面的“逆向选择”结果,破坏整体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转,并加剧“私法主体身份二重分化趋势”,最终使弱者保护在当下时代获得与意思自治同样重要的地位。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方法,首推方案为“形式规制”,即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之过程所为规制,具体包括“纳入规制”与“解释规制”。所谓纳入规制,意即从格式条款合意达成过程方面探索规制方案。在当今世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提示说明不充分条款排除技巧）与“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合理性期待规则/意外性排除技巧）系比较主流的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手段。二者均着眼于相对人意思自治机会之保障,以消解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自由形式化褪变风险。未来我国也应吸收这两种规则,并考虑将《民法典》第498条中“非格式条款优先”解释规则还原为纳入规制规则,由此形成我国法上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机制。其中“提示说明义务规则”可参考表述如下:（1）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以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对其中免除或限制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予以说明。前述提示说明义务履行以对方可知悉及可理解为合格标准,未合格履行者相关条款不得成为合同组成部分,但相对人予以认可的除外。（2）述法条款免于第（1）款中提示说明义务约束。另“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亦可参考表述如下:格式条款的形式或内容过于异常,以至对方无法合理期待的,其不构成合同组成部分,但相对人予以认可的除外。至于“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则可继续沿用《民法典》第498条第三句之表述。另外所谓解释规制,系指在化解格式条款语义分歧时对其加以管控,借此限制滥用性格式条款被订入合同之中。依以往主流观点,“客观解释规则”、“疑义不利于使用人解释规则”以及“严格解释规则”系代表性规则。然当具体构思这些规则时,《民法典》第498条采“使用人限制主义”,即在满足客观解释前提下,解释格式条款时的直接目的为对使用人进行限制。然在实践中,使用人限制却并不同时意味着相对人救济,由此在“使用人限制主义”指引下,格式条款解释规则的适用亦并非绝对导向为相对人提供救济这一法律规制终极目标。未来我国法应以“相对人救济主义”取代“使用人限制主义”,并持此理念重塑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具言之可参考表述如下: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对相对人最有利的解释。对格式条款含义应作最狭义解释,但对相对人不利的除外。就格式条款法律规制方法,终局方案为“内容控制”,即从已以确定语义订入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之内容公平性角度所为规制。作为前述形式规制之“补位”机制,内容控制集中呈现了私法在当下社会“由程序干预转向程序干预与内容干预共存”,以及“由自治控制转向自治控制与国家控制并举”的发展动向。然内容控制导入时仍存在对象范畴限制,即满足透明性要求的核心给付条款、与强制性规范相偏离的条款、仅与任意性规范行为类型相偏离的条款、在非自然人主体相对人核心业务范围内使用的条款、劳动合同条款、家事法上合同条款、公司法上合同条款、合伙协议条款、基于有效法律规定而拟定的条款以及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与的国际条约而拟定的条款,均具有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豁免资格,但并非同时免于民法中一般性内容控制规范之审查。与此同时,价格优惠也不能成为相关格式条款免于内容控制的理由。进一步具体构建格式条款内容控制机制时,以私法权义规则为单一要素的传统体系并不可靠,私法权义规则搭配行政督促规则之新体系更值采纳。其以私法权义规则为内部核心,由此确立格式条款关系演进时的内容公平标准;同时以行政督促规则为外缘保障,借此确保前述私法权义规则普遍实现。具言之,私法权义规则应同时囊括内容控制基本规则与类型化规则:前者当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本蕴意,以不适当不利益为日常表达,以条款透明性、合同标的属性、相对人合同目的等为指引要素,以相对人予以追认为法律后果;而后者之归纳,则端赖于实践经验之总结。至于行政督促规则,常见有“制定示范文本”、“格式条款强制备案”、“提出行政修改建议”、“举行异议听证”、“拒不修改时的警示公告”以及“行政处罚”等。
陈凌[8]（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认为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周莹[9]（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李尔岑[10]（2020）在《法律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牛与社会治理》文中研究表明牛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几种劳动力之一,有助于显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农民得以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关键。本文结合历代有关牛的法律沿革考证,对法律条文进行探析。并针对牛在清代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面向分别进行探讨。食牛习俗是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悠久习俗,这与清代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与普通士人禁宰耕牛的政治实践与思想观念有明显的抵牾。在全社会重视保护耕牛的基本一致观念的影响下,清代部分地区存在的“菜牛”观念被隐没,这一情形直到清末以后,随着更多西方人与他们的食牛文化的传入才有所变化。在清代的国家开垦与救灾政策中,“官给牛种”政策是基于安民定边、塑造社会秩序的考量而沿用的政策,有利于为因种种原因“解域化”的农民提供重新“再域化”的保障。本文同样考察了与牛有关的社会犯罪,盗牛在清代社会被认为是“盗源”之一,被视作潜在叛乱因子的源头,这与今时的观感不同,而地方债务纠纷中的“拉牛作抵”案件则展示了民间社会以实物抵债现象的不同侧面,由于牛的价值所引发的利益矛盾,提供了一个研究清代地方社会冲突的典型视角。
二、发出商品不作销售典型案例一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出商品不作销售典型案例一则（论文提纲范文）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研究范畴、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述思路 |
| 第一章 《扬州画舫录》文献诠释 |
| 第一节 画舫录记 |
| 一、李斗生平 |
| 二、行旅历程 |
| 三、文心会友 |
| 第二节 历史背景 |
| 一、城池水系 |
| 二、盐商富庶 |
| 三、文化繁荣 |
| 四、天子南巡 |
| 五、社会风尚 |
| 六、方志编修 |
| 第三节 文献述考 |
| 一、版本辑要 |
| 二、版本考订 |
| 三、辑录实例 |
| 四、佐证考辩 |
| 第二章 画舫前缘——画舫陈迹演变探寻 |
| 第一节 “舫”的解字 |
| 一、“水”与“舟”的哲学 |
| 二、“方”“舟”解字 |
| 三、“舫”的象形会意 |
| 第二节 “舫”的由变 |
| 一、从“并木”到“并舟” |
| 二、“双体画舫”的产生 |
| 三、“舫”的内涵转变 |
| 第三节 画舫遗存 |
| 一、实物遗存 |
| 二、图像遗存 |
| 第四节 外籍载录 |
| 一、外籍友人访华游记 |
| 二、中外游船比较 |
| 第三章 扬州画舫——“画舫”的百态生活 |
| 第一节 扬州“舫”源 |
| 一、驳船改造 |
| 二、当地制造 |
| 三、域外引进 |
| 第二节 名号牌匾 |
| 一、画舫雅称 |
| 二、画舫舫扁 |
| 第三节 功能种类 |
| 一、座船与水上交通 |
| 二、御舟与天子南巡 |
| 三、酒船与湖上盛宴 |
| 四、灯船与湖上夜游 |
| 五、花船与扬州花市 |
| 六、歌船与笙歌戏曲 |
| 七、堂客船与清代女性 |
| 八、妓舸与小秦淮风月 |
| 九、龙船与龙船市 |
| 十、买卖船与湖上商业 |
| 十一、书画船 |
| 第四节 画舫形制 |
| 一、画舫之“形” |
| 二、画舫之“饰” |
| 三、画舫之“具” |
| 第五节 画舫游路 |
| 一、城门水关 |
| 二、画舫码头 |
| 三、景点聚集 |
| 第四章 画舫游事——与游人雅趣的互相映照 |
| 第一节 李斗游记 |
| 一、江园七夕夜游 |
| 二、秋思山房水行避暑 |
| 第二节 游事雅趣 |
| 一、画舫礼仪 |
| 二、画舫娱乐 |
| 三、游事服务 |
| 第三节 画舫交游 |
| 一、诗会雅集 |
| 二、湖上交游 |
| 三、湖上叫化 |
| 第四节 画舫泛游 |
| 一、西湖舟游 |
| 二、秦淮画舫 |
| 三、苏州画舫 |
| 第五章 画舫游“兴”——风物风貌的流变兴衰 |
| 第一节 画舫“市” |
| 一、“市”“会”习俗 |
| 二、花市、庙会与朝山进香游 |
| 三、百业竞驰 |
| 第二节 陆上画舫 |
| 一、造园中的“画舫”记载 |
| 二、从舫居到舫屋 |
| 三、别致陆地游 |
| 第三节 奢靡之游 |
| 一、清扬之“奢” |
| 二、上行下效与炫耀性消费 |
| 三、游宴奢靡 |
| 第四节 画舫禁游 |
| 第五节 画舫游衰 |
| 结语 |
| 附件一: 李斗行旅年谱 |
| 附件二: 《扬州画舫录》版本对照表 |
| 附录三: 《扬州画舫录》记载画舫相关内容一览表 |
| 附件四: 佐证文献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问题意识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问题意识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与先行研究 |
| 一、民族学人类学的萨满教研究 |
| 二、国内萨满教研究历程与特点 |
| 三、聚焦蒙古国的萨满教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介绍 |
| 三、论文结构与内容 |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中萨满教复兴的文化政策环境 |
| 第一节 蒙古国社会转型 |
| 一、蒙古国生态人文概况 |
| 二、社会转型与民众生计变迁 |
| 三、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
| 第二节 蒙古国城市生境 |
| 一、亦城亦乡的蒙古包区居住环境 |
| 二、蒙古包区的居民及其生活状况 |
| 三、困境中居民对宗教解禁的呼吁 |
| 第三节 蒙古国宗教政策与宗教复兴现状 |
| 一、当代蒙古国宗教政策法规 |
| 二、传统与非传统宗教发展现状 |
| 三、蒙古国的宗教格局与萨满教复兴 |
| 第三章 萨满教观念体系的变迁与调适 |
| 第一节 蒙古萨满教发展史 |
| 一、大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的萨满分层 |
| 二、明清时期的萨满教衰落与萨满分类 |
| 三、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肃清时期的“佛博一体” |
| 四、宗教解禁后蒙古国边区的萨满教遗存 |
| 第二节 萨满教世界观的调适 |
| 一、对三界宇宙观的新型解释 |
| 二、灵性自然观的代际传承 |
| 三、城市居民的灵魂观 |
| 第三节 萨满教核心神灵信仰的传承 |
| 一、不断丰富的腾格里信仰 |
| 二、山神、水神与山水神 |
| 三、驱使萨满领神的翁滚祖灵 |
| 第四章 萨满领神出道的过程及其调适策略 |
| 第一节 作为神圣资本的萨满病 |
| 一、萨满病与加入式梦境 |
| 二、萨满师徒关系的缔结 |
| 三、唤醒萨满特性与入迷的康复治疗 |
| 第二节 体现圣俗身份转换的萨满服饰和法器 |
| 一、萨满神服及其象征意涵 |
| 二、脱魂与附体的工具:口弦琴和单面鼓 |
| 三、进攻与防护的法器:神杖、铜镜及其他 |
| 第三节 确立正统萨满身份的领神出道全过程 |
| 一、确立萨满身份的初次公开领神 |
| 二、获得社会认可的祭祀山水神仪式 |
| 三、巩固萨满身份和强化族人信仰的祭灶仪式 |
| 第五章 萨满教治疗仪式类型及其功能调适 |
| 第一节 地方性疾病认知 |
| 一、大众疾病观 |
| 二、医院条件与治疗缺陷 |
| 三、萨满教的病因论 |
| 第二节 平衡个体身心的祛污净化仪式 |
| 一、亲历净化仪式 |
| 二、治疗躯体性污染的仪式 |
| 三、治疗心性污染的仪式 |
| 第三节 调节个体与他者关系的治疗仪式 |
| 一、缓解家庭矛盾的治疗仪式 |
| 二、了结邻里恩怨的萨满教仪式 |
| 三、破除萨满诅咒的降神仪式 |
| 第四节 重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禳灾祈福仪式 |
| 一、向自然神祈福的祭祀圣湖仪式 |
| 二、禳解新冠疫情的血祭大地仪式 |
| 三、为国祈福的不儿罕山祭天仪式 |
| 第六章 应对与调适失范状态的萨满教社团 |
| 第一节 当代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失范状态 |
| 一、萨满教传承的失范性 |
| 二、萨满教仪式与治疗实践的无序性 |
| 三、萨满牵线“病人”的随意性 |
| 第二节 萨满教社团及其创立 |
| 一、萨满教组织的创立流程及发展现状 |
| 二、学者与草根萨满合作创办的“灶火中心” |
| 三、统合萨满教组织的联合会及其创新型社会角色 |
| 第三节 萨满教组织领导人物的互动与博弈 |
| 一、共推的“典型”:国家大萨满边巴道尔吉 |
| 二、萨满之父:奥德格日乐 |
| 三、共谋与博弈的领导关系 |
| 第四节 规范萨满教复兴发展的团体性活动 |
| 一、对萨满的教学、考核与认证 |
| 二、组织恢复萨满教传统祭祀与祈福的习俗 |
| 三、推动多元社会文化活动的萨满教组织 |
| 结论 |
| 一、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传承与调适 |
| 二、萨满教当代复兴与若干宗教社会问题 |
| 三、蒙古国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西里尔体及畏兀儿体蒙古文字母的拉丁转写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论买卖合同中的补正履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价值 |
| 第三节 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 |
|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补正履行的概念及性质 |
| 第一节 补正履行的概念 |
| 第二节 关于补正履行的性质 |
| 第二章 买卖合同中补正履行的立法分析 |
| 第一节 买卖合同中补正履行的立法现状 |
| 第二节 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买卖合同中补正履行请求权的行使 |
| 第一节 关于选择权的归属争议 |
| 一 出卖人选择权模式 |
| 二 买受人选择权模式 |
| 三 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修理与更换的行使顺位 |
| 一 顺位关系的域外规定 |
| 二 关于修理是否优先于更换的问题 |
| 第三节 关于特定物买卖能否更换的问题 |
| 一 特定物买卖中更换的域外规定 |
| 二 我国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三 特定物买卖可以进行更换新论 |
| 第四章 买卖合同中补正履行请求权的行使界限 |
| 第一节 关于买受人是否具有自行实施权的问题 |
| 一 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 |
| 二 买受人具有附条件的自行实施权 |
| 第二节 出卖人补正履行费用过高的抗辩权 |
| 一 补正履行费用范围的界定 |
| 二 时间成本的考量 |
| 三 关于补正履行费用过高标准的争议 |
| 四 补正履行费用过高可依据两项标准判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论刑法中的法令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法令行为”的概念 |
| (二) “法令行为”的类型 |
| (三) “法令行为”的出罪根据 |
| (四) “法令行为”的具体展开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方法 |
| (二) 历史研究方法 |
| (三) 实证研究方法 |
| (四) 比较研究方法 |
| (五)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令行为”的概述: 基本内容及其原理 |
| 一、“法令行为”的基本内容: 概念、类型与效果 |
| (一) 概念的追溯与重塑 |
| (二) 类型的解构与建构 |
| (三) 效果的辨析与变通 |
| 二、“法令行为”出罪的理论根据: 基于“二分制”的展开 |
| (一) “依照法律的行为”出罪的根据 |
| (二) “执行命令的行为”出罪的根据 |
| 三、本章论要 |
| 第二章 “法令行为”的中外立法:系统梳理与分析 |
| 一、中国刑法中“法令行为”的立法例 |
| (一) 大陆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二) 香港地区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三) 台湾地区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四) 澳门地区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二、外国刑法中“法令行为”的立法例 |
| (一)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二)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中“法令行为”的梳理与分析 |
| 三、域外“法令行为”规定之比较与启示 |
| (一)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法令行为”的总体差异和聚焦重点 |
| (二) 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法令行为”的总体差异和聚焦重点 |
| (三) 域外“法令行为”的规定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
| 四、本章论要 |
| 第三章 依照法律的行为:以实体法为分析对象 |
| 一、《宪法》及其相关法律中规定的人大代表“发言、表决行为” |
| (一) 中外“言论免责权”制度略考 |
| (二) “发言、表决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发言、表决行为”出罪的条件 |
| 二、民事监护中的“惩戒行为” |
| (一) 中外“惩戒行为”制度略考 |
| (二) “惩戒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惩戒行为”出罪的条件 |
| 三、《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警察防卫行为” |
| (一) “警察防卫行为”的类案比较 |
| (二) “警察防卫行为”的本质 |
| (三) “警察防卫行为”出罪的条件 |
| (四) 几种特殊“警察防卫行为”的出罪 |
| 四、行政性法律中规定的“特别许可” |
| (一) “行政许可”的种类及其出罪 |
| (二) 可撤销的“特别许可”及其出罪 |
| (三) 相对人对“特别许可”产生认识错误时的出罪 |
| 五、本章论要 |
| 第四章 依照法律的行为: 以程序法为分析对象 |
| 一、《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侦查行为” |
| (一) 中外“侦查行为”制度略考 |
| (二) “侦查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侦查行为”出罪的条件 |
| (四) 几种特殊“侦查行为”的出罪 |
| 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逮捕行为” |
| (一) 中外“逮捕行为”制度略考 |
| (二) “逮捕行为”出罪效果的涵摄范围 |
| (三) “逮捕行为”出罪的条件 |
| 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扭送行为” |
| (一) “扭送权”行使的类案比较 |
| (二) 中外“扭送行为”制度略考 |
| (三) “扭送行为”出罪的条件 |
| 四、《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执行死刑” |
| (一) 中外“执行死刑”制度略考 |
| (二) “执行死刑”出罪的条件 |
| 五、本章论要 |
| 第五章 执行命令的行为: 公务员与军人两类主体的分析 |
| 一、公务员执行命令的行为 |
| (一) “公务员执行命令”的类案比较 |
| (二) “公务员执行命令”的中外立法及启示 |
| (三) “公务员执行命令”出罪的条件 |
| (四) “上级命令”的审查与“明显违法”的判断 |
| 二、军人执行命令的行为 |
| (一) “军人执行命令”的源起与演变 |
| (二) “军人执行命令”的中外立法及启示 |
| (三) “军人执行命令”出罪的完善 |
| 三、本章论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 一、宋代法医 |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 一、宋代的僧医 |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6）电子缔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理论立场的预设 |
| 五、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电子缔约意思表示 |
| 第一节 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形式 |
| 一、电子缔约意思表示概念 |
| (一)贸法会对电子缔约意思表示的界定 |
| (二)我国法对电子缔约意思表示的界定 |
| 二、电子缔约意思表示法定形式 |
| (一)贸法会的解决方案 |
| (二)我国法的解决策略 |
| 三、电子缔约意思表示法定形式再思考 |
| (一)电子缔约意思表示与传统书面形式不具有涵盖关系 |
| (二)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具有与书面形式并列存在的规范价值 |
| 第二节 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原件 |
| 一、电子意思表示书面形式对原件的要求 |
| (一)传统法律中的原件 |
| (二)电子缔约意思表示要求原件的原因 |
| 二、解决电子缔约意思表示原件要求的立法例 |
| (一)联合国的立法 |
| (二)美国的相关立法 |
| 三、我国立法上的电子意思表示原件规则 |
| 第二章 电子缔约主体资格的认定 |
| 第一节 电子缔约人的主体性 |
| 一、电子缔约主体的双重属性 |
| (一)电子缔约主体的自然属性:虚拟性 |
| (二)电子缔约主体的法律属性:法律性 |
| 二、电子缔约主体真实身份的确认方法 |
| (一)确认电子缔约主体真实身份的必要性 |
| (二)确认的方法:电子签名与电子认证 |
| 第二节 电子缔约能力:以缔约主体资格认定为分析视角 |
| 一、自然人电子缔约能力的认定 |
| (一)电子缔约能力的法律构造 |
| (二)未成年人电子缔约能力的认定标准:传统与创新 |
| 二、企业电子缔约能力的认定标准 |
| (一)认定依据 |
| (二)关于企业缔约能力的实务解决现状 |
| (三)我国关于企业电子缔约能力制度的立法完善 |
| 第三节 电子代理人 |
| 一、电子代理人概念 |
| (一)含义 |
| (二)特征 |
| 二、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 |
| (一)关于电子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学说观点及评析 |
| (二)电子代理人具有主体性的理论基础 |
| 三、电子代理人的行为归属 |
| (一)电子代理人行为归属的立法 |
| (二)电子代理人行为后果归属 |
| (三)电子代理人缔约程序 |
| 四、我国电子代理人制度的立法思考 |
| (一)现行立法缺陷分析 |
| (二)美国《统一计算机交易法》的规定及借鉴 |
| (三)我国的立法选择 |
| 第三章 电子缔约的常规模式 |
| 第一节 电子要约 |
| 一、电子要约基本问题 |
| (一)电子要约的成立条件 |
| (二)电子要约的识别与电子要约邀请 |
| 二、电子要约的特殊法律问题 |
| (一)电子要约的生效 |
| (二)电子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
| 第二节 电子承诺 |
| 一、电子要约的成立条件 |
| 二、电子承诺的方式选择 |
| (一)我国法关于电子承诺方式的规定 |
| (二)电子承诺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三、电子承诺的发出与生效 |
| (一)电子承诺的发出与承诺有效期的确定 |
| (二)电子承诺的生效时间与地点 |
| 四、电子承诺的撤回 |
| 第三节 电子合同成立 |
| 一、电子合同成立概说 |
| (一)电子合同成立的本质:合意的形成 |
| (二)电子合同成立的外观要件 |
| 二、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
| (一)电子合同成立时间 |
| (二)电子合同成立地点 |
| 三、我国关于电子合同成立规则的不足与完善 |
| (一)明确约定优先规则 |
| (二)明确界定特定系统指当事人可以控制的邮件系统 |
| (三)规定检索到达时间的适用规则 |
| 第四章 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 |
| 第一节 电子意思表示错误的司法实践—以网络标价错误为例 |
| 第二节 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含义 |
| 一、学界对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的界定 |
| 二、本文的界定 |
| 三、电子错误的类型 |
| (一)人为电子错误 |
| (二)自动信息系统错误 |
| 第三节 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的立法考察 |
| 一、主要国家的立法 |
| (一)美国 |
| (二)加拿大 |
| 二、国际组织的立法 |
| (一)贸法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 |
| (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英文简称PICC) |
| (三)贸法会的《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 |
| 三、关于上述立法的评述 |
| 第四节 我国关于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的立法解决 |
| 一、关于电子缔约意思表示错误的法律救济 |
| (一)人为电子错误的法律救济 |
| (二)自动信息系统错误的法律救济 |
| 二、立法完善 |
| (一)从立法层面界定电子错误的概念以及涵盖的范围 |
| (二)建立专门针对人为电子错误的规则 |
| (三)在《电子商务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动信息系统错误规则 |
| (四)设立电子错误救济规则 |
| 第五章 电子格式条款缔约 |
| 第一节 电子格式条款概说 |
| 一、电子格式条款的规范解析 |
| (一)电子格式条款缔约方式简述 |
| (二)既有法律框架下的格式条款:概念、特点及法价值目标 |
| 二、缔约语境下的电子格式条款 |
| (一)电子格式条款的涵义 |
| (二)电子格式条款的特征 |
| (三)缔约视角下的电子格式条款类型 |
| 第二节 电子格式条款订入规则 |
| 一、合理提请网络消费者注意规则 |
| 二、网络消费者同意订入规则 |
| (一)电子格式条款缔约中的合意本质 |
| (二)合意的保障规则 |
| 三、电子格式条款订入的限制规则 |
| (一)异常条款排除规则 |
| (二)不得与个别约定条款相抵触规则 |
| 第三节 电子格式条款缔约的困境及突破路径 |
| 一、电子格式条款缔约困境 |
| (一)消费者的认知局限与缔约策略选择的困境 |
| (二)信息不对称与消费者知情决策的困境 |
| (三)合意规则面临的困境 |
| 二、缔约困境的突破路径 |
| (一)进一步提升条款内容的显着性 |
| (二)构建冷静期制度给消费者以反悔权 |
| (三)进一步完善电商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 |
| (四)设置网络消费者的有限阅读义务 |
| 结论:电子缔约的特质及其对法律调整的影响 |
| 一、交易对象选择和缔约决策在电商平台限定的信息环境下进行 |
| 二、缔约对象主体资格和资信的审查完全由电商平台控制 |
| 三、缔约内容(基本条款)几乎全部由电商平台制定 |
| 四、法律调整电子缔约策略的可能转向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注疏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定义重述 |
| 一、原《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评注 |
| 二、民法草案2019 年稿第496 条第1 款评注 |
| 三、《民法典》第496 条第1 款评注 |
| 四、格式条款定义再构思 |
| 第二节 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
| 一、“规制”语义演进路径梳理 |
| 二、“规制”日常语义陈述 |
| 三、“法律规制”语义厘定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蕴意核定 |
| 一、格式条款与法律规制内涵整合 |
| 二、合同法与经济法分野补充思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缘由梳证 |
| 第一节 “帕累托最优”维持探究 |
| 一、非格式条款关系下维持解读 |
| 二、格式条款关系下维持解读 |
| 三、“帕累托最优”维持总结 |
| 第二节 法人“科层制”结构契合探究 |
| 一、使用人考察视角内向转换 |
| 二、“企业内部组织”理论引介 |
| 三、格式条款对法人“科层制”契合 |
| 第三节 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崩坏探究 |
| 一、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自由形式化褪变 |
| 二、格式条款关系下契约公平实质性畸变 |
| 三、契约自由与契约公平崩坏总结与反思 |
| 第四节 动机对比失衡与信息对比失衡探究 |
| 一、两种失衡发生原因解读 |
| 二、两种失衡影响结果解读 |
| 三、格式条款受限论证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格式条款形式规制分析 |
| 第一节 形式规制优先介入资格证成 |
| 一、形式规制与内容控制关系考 |
| 二、形式规制优先介入资格释明 |
| 第二节 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探究之域外法考察 |
| 一、德国BGB中纳入机制考评 |
| 二、英国合理期待性规则考评 |
| 三、美国司法控制技巧考评 |
| 第三节 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探究之我国法完善 |
| 一、我国法导入纳入规制机制必要性论证 |
| 二、提示说明义务规则拟定设想 |
| 三、意外性条款排除规则拟定设想 |
| 四、非格式条款优先规则移转设想 |
| 五、格式条款纳入规制机制构思总结 |
| 第四节 格式条款解释规制探究 |
| 一、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概述 |
| 二、相对人保护主义之确立 |
| 三、我国格式条款解释规则完善建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分析一:依据与范畴 |
| 第一节 内容控制滥用风险警惕 |
| 一、契约法研究惯性思维 |
| 二、契约自治与内容控制 |
| 三、导入依据与导入范畴 |
| 第二节 内容控制导入依据核定 |
| 一、纳入规制运行局限性透视 |
| 二、内容控制补位必要性解读 |
| 三、导入依据论证总结 |
| 第三节 条款与规范视角下内容控制对象范畴厘定 |
| 一、基于核心给付条款与附从给付条款区别分析 |
| 二、基于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区别分析 |
| 三、分析总结 |
| 第四节 业务与其他视角下内容控制对象范畴厘定 |
| 一、基于非自然人主体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区别分析 |
| 二、其他具备豁免资格的格式条款类型归纳 |
| 三、分析总结 |
| 第五节 “价格辩争”问题探讨 |
| 一、价格辩争释义 |
| 二、价格辩争合理性争议 |
| 三、价格辩争分析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分析二:体系与规则 |
| 第一节 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体系构思 |
| 一、以权义规则为单一要素之传统体系考评 |
| 二、权义规则搭配督促规则之新型体系构思 |
| 第二节 内容控制基本规则探究 |
| 一、德国BGB与 DCFR规范评注 |
| 二、域外法考察经验集萃 |
| 三、我国法未来方案构思 |
| 第三节 透明性规则探究 |
| 一、域外法素材梳理与解读 |
| 二、透明性规则功能再思考 |
| 三、透明性规则本土化展望 |
| 第四节 内容控制类型化规则探究 |
| 一、孕育动因分析及内涵概括 |
| 二、格式条款“黑名单”与“灰名单”引介 |
| 三、我国地方法制实践下“黑名单”整合 |
| 第五节 内容控制督促规则探究 |
| 一、制定示范文本 |
| 二、格式条款强制备案 |
| 三、提出修改建议 |
| 四、举行异议听证 |
| 五、拒不修改时警示公告 |
| 六、行政处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思考缘起、概念界定及逻辑起点 |
| 一、思考缘起 |
| 二、逻辑起点与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相关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对既有成果的分析与本文研究的关系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从集体价值到个人意识: 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1979-1991) |
| 第一节 重启与转型期的集体价值取向(1979-1983) |
| 一、政治主导或意义互构: 由《人民日报》的一条广告说起 |
| 二、集体价值取向: 《光明日报》的广告生产(1979-1983) |
| 第二节 广告生产的生活“新叙事”(1983-1991) |
| 一、家居生活新想象: 松下电器橱窗广告 |
| 二、流行文化新表达: “燕舞之歌”广告 |
| 三、儿童日常新游戏: 变形金刚的软性广告 |
| 第三节 博弈·徘徊·参与: 个人意识在广告实践中复苏 |
| 一、“家居生活”与广告实践: 博弈协商的现代生活认同 |
| 二、自我价值表达的广告实践: 社群分享与青年认同 |
| 三、偶像崇拜与儿童广告实践: 现代工业与文化认同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构工作-闲暇新关系: 广告生产的生活情境(1992-2001)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与闲暇生活价值 |
| 一、家庭空间市场化: 顺德碧桂园广告项目 |
| 二、闲暇与“美好生活”: 宝洁的中国调查与洗发水广告 |
| 三、整合统一的劳动者日常: “逆流而上”的大宝广告 |
| 四、闲暇与购物关联的“生活想象”: 家乐福的陈列式广告 |
| 第二节 在广告情境中“生活”: 角色、消费实践与认同 |
| 一、角色转换与等级认同: 个人参与碧桂园广告生产的实践过程 |
| 二、能动消费与互构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宝洁广告生产实践 |
| 三、平民认同: 个人参与大宝广告生产的实践动机 |
| 四、现代购物体验的“生活”认同: 个人参与家乐福广告生产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作为“工作-闲暇”分割的广告生产 |
| 一、虚假补偿: 被广告生产分割的孤立“闲暇” |
| 二、大宝“逆流”: 试图构建“工作-闲暇”统一的日常情境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塑“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2002-2009) |
| 第一节 打造“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的广告化过程 |
| 一、休闲生活的广告效果: “不打广告”的星巴克及广告生产 |
| 二、媒体时、空型塑生活圈广告地图: 分众传媒的广告生产 |
| 三、城乡差异与老年生活广告化: 脑白金的“十差广告”奇迹 |
| 第二节 广告化生活实践: 消费者到“生活者”认同 |
| 一、“生活者”的自我表演: 广告化的个人“闲暇” |
| 二、“生活者”的生活圈广告实践: 延长的时效与分化的认同 |
| 三、城乡关系与子女广告实践: 家庭新关系与情感认同 |
| 第三节 再思考: “生活方式”作为“生活者”认同来源 |
| 一、空间、技术与家庭情感的广告化:“生活方式”的实践性 |
| 二、“生活方式”: 解体与重构的“生活者”认同的框架 |
| 小结 |
| 第五章 广告生产再造“个人化”生活(2010-2018) |
| 第一节 广告生产再造的“个人化日常” |
| 一、“狂欢节”与幸福“日常”: 十年“双11”广告项目(2009-2018) |
| 二、“我”的困境“日常”: “11度青春”广告生产项目 |
| 三、温情的“日常”: 《爸爸去哪儿》中的内容化广告生产 |
| 第二节 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实践 |
| 一、“抢红包”与“分享”: 个人时间的“主题化”狂欢实践 |
| 二、制造话题与强制返场: 以广告生产的个人“日常”引导实践 |
| 第三节 再思考: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意识危机 |
| 一、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与抽象的自我意识 |
| 二、个人意识危机: 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政治 |
| 小结 |
| 第六章 认同困境: 对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反思 |
| 第一节 广告化日常与自我认同困境 |
|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告生产与日常实践 |
| 二、自我认同困境的不同内涵与价值对话 |
| 第二节 反思: “趋同·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及历史启示 |
| 一、趋同与差异的认同困境来源 |
| 二、对认同困境的反思及其历史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法律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牛与社会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与牛有关的法律条文考证 |
| 第一节 盗牛律 |
| 第二节 宰杀马牛律 |
| 第三节 违禁取利律 |
| 小结 |
| 第二章 法律与风俗——屠牛食牛习俗与禁杀法律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理论中的牛肉 |
| 第二节 清代的屠牛食牛习俗 |
| 第三节 统治者的关注——兼论京城的回民屠牛问题 |
| 第四节 政令的“落地”:地方官与士绅的努力 |
| 第五节 地方知识的隐现:清代的菜牛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安民置业重塑秩序——清代官给牛种问题 |
| 第一节 清代的官给牛种问题 |
| 第二节 官给牛种与边疆垦殖 |
| 第三节 官给牛种与赈救灾荒 |
| 小结 |
| 第四章 利益攸关——与牛有关的社会冲突 |
| 第一节 牛的财产价值 |
| 第二节 消弭盗源——盗牛案件探析 |
| 第三节 拉牛作抵——民间债务案件不被关注的一角 |
| 小结 |
| 结语 牛与社会治理的变与不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发出商品不作销售典型案例一则（论文参考文献）
- [1]《扬州画舫录》画舫风物探考[D]. 刘畅.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1)
- [2]蒙古国社会转型中的萨满教研究[D]. 包海波. 兰州大学, 2021(09)
- [3]论买卖合同中的补正履行[D]. 于秋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论刑法中的法令行为[D]. 徐翕明. 苏州大学, 2020(06)
- [5]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6]电子缔约规则研究[D]. 孙博亚. 吉林大学, 2020(08)
- [7]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研究[D]. 张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9]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10]法律社会史视野下的清代牛与社会治理[D]. 李尔岑. 南开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