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论文文献综述）
崔趁欣,李岩[1]（2021）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评估及政策工具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瞩目成就离不开宏观经济政策合理调控,尤其是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显着。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面临的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下行压力和共振收缩风险进一步加大,构建协同高效宏观调控框架需求更加迫切。从我国财政现状入手,研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分析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工具选择,结论认为:积极财政干预扩大了经济波动幅度,财政调控出现显现疲态;货币政策调控转型过程中各财政工具作用效率不同,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政府消费对总消费拉动效果有限,投资补贴和资本收益税减税对大部分内生变量影响显着。
董雪[2]（2021）在《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兼顾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并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2019年、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继提出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结构性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见,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现行税收结构是新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在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出口大幅下降、内部结构亟需调整的内外双重压力,合理有效的税收调控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尤为重要,继续实施和完善大规模减税降费及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必然之举。有鉴于此,探究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实证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效应与非对称影响效应,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探究了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首先,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助时变协整模型考察了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协整关系,并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随后构建了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时变协整关系与长期负向均衡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仅表现为税收政策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从总量视角来看,宏观税负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负向抑制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增加商品税主要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增加所得税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但增加财产税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抑制效应。其次,本文从短期视角出发,基于贝叶斯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探究了不同经济周期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随后从长期视角出发,利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检验了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从短期视角来看,在经济衰退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冲击效应;在经济扩张期,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主要产生了负向冲击效应。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长期均衡关系与非对称效应,税收的负向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效应弱于其正向波动所带来的抑制效应。再次,本文在理论分析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基础上,运用带有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LT-TVP-VAR）模型考察了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及经济新常态时期我国税收结构对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供给的动态影响,试图厘清税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以探究不同时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税收结构。结果发现:在经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税收结构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劳动力水平均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而对技术进步则产生了显着的负向影响效应;除了劳动力水平,税收结构对其他三类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均在经济复苏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较强,在经济危机时期较弱,而税收结构对劳动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在三个时期内均较强;在响应的持续期方面,除劳动力水平外,税收结构对其他三个要素供给均具有短期影响效应,长期内影响效应基本不存在,而对劳动力水平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具有显着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基于税收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需求传导渠道,并采用一个Metropolis-Hastings（MH）抽样规则下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系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MH-TVP-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冲击对消费和投资的时变影响效应,随后基于时变方差分解思想探究了税收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结果发现:宏观税负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和所得税对消费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财产税对消费产生了正向影响;宏观税负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税收结构中商品税对投资产生了正向影响,所得税和财产税对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时变方差分解显示了不同时期我国税收政策对消费与投资变化的贡献程度存在着显着的异质性。本文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对我国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时变性影响和非对称性影响,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外部环境下我国税收政策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要素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均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因此,总量驱动与结构优化的双轮调控税收政策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根据不同经济目标适时调整税收结构,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要素供给及经济内需侧重充分发挥结构性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刘金全,张龙[3]（2019）在《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条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政策目标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存在差异,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等宏观经济目标,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历多次"松紧"切换。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积极""积极+从紧""积极+稳健"等各种组合范式的变迁过程,在总结其呈现的灵活多变、相机调控、需求管理、工具多元等调控经验基础上,分析了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存在的多重目标调控两难、调控效应滞后错位、经济效应边际递减、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等客观问题,并阐述了新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组合范式、预期管理、供需协同、工具协调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创新机制,为相关学术研究指明了方向。
王虎邦[4]（2018）在《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宏观杠杆率是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自20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高杠杆风险已成为全球经济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和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美联储的加息不可避免地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溢出效应,而去杠杆化正成为全球趋势。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使得外部环境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把去杠杆的成效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衡量指标。“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以确立。2016年公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经济去杠杆,指出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历史时期,就此提出了以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为首的三大攻坚战部署。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有序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从而更加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2018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指出,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基于错综复杂国内外形势的考虑,本文研究具体内容如下:一、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融资工具更趋多元化,实体经济的融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演变,以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虚拟经济“热”而实体经济“冷”的社会融资结构非均衡性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为有效平衡去杠杆与实体经济合理融资需求之间的关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本研究基于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社会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影响效应。经检验该面板数据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既存在着银行信贷融资、股票与债券融资对实体经济影响,也存在实体经济对不同融资方式的影响。同时,对社会融资规模进行趋势分解后发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其波动幅度变化比较剧烈,这意味着金融深化导致融资环节增多、链条拉长、金融风险增加。此外,对实体投资、银行信贷融资、金融市场融资等各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的莫兰指数检验,表明各变量指标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正依赖性。通过引入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社会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交互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全国及三大区域的银行信贷、股票与债券融资方式都显着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政策相关性及不均衡特征。二、宏观企业杠杆率飙升使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显着增加,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资产价格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决定着未来债务的动态发展路径和方向,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经济运行效率并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为化解企业杠杆率过度提高和资产价格泡沫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本部分的研究以抵押担保约束模型为经济理论基础,即企业在内部融资不足时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等方式进行外部融资,对其杠杆率施加上限约束,保证未到期债券及营运资本贷款总规模不超过抵押担保资产市场价值的相应比例。采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考察了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之间所呈现的区制结构性特征,并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各因素相互传导的程度、路径与收敛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升杠杆容易、降杠杆困难;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逆周期特性,与资产价格呈顺周期特性;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显着非对称效应。此外,为保证企业杠杆率对经济周期及资产价格影响的动态特征结论的稳健和可靠,进行了递归参数稳健性检验与分析。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集聚了引发局部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因素,给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带来压力,而且还造成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活力与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不平衡和风险状况实施有效评估和动态监管,本部分的研究在Barro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平滑迁移机制,考察了地方债务影响经济发展的平滑迁移特征及其区域异质性,以期在防范地方债务风险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果表明:随着政府新增债务率的增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特征。东、中、西各地区新增债务率的核密度分布情况也反映了地方债务动态演进过程和区域差异特性。同时,研究还揭示了部分省份债务调整、偿债能力、结构失衡可能导致风险暴露问题。地方政府平均新增债务率的门槛值为8%。低于该值时,地方债务增加会显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该值时,地方债务对经济发展将从高速影响机制平滑转向低速影响机制。此外,中西部地区债务风险具有长期性和刚性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债务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区域不均衡程度明显且省级分化特征突出。四、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和家庭流动性约束显着恶化对消费升级和经济产出的影响不容忽视,应警惕由此带来的隐患金融风险和经济下滑风险。为增强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作用,完善持续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本部分的研究以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为经济理论和模型设定基础,基于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获得各类消费品收入需求弹性,并以高层次商品消费支出占比作为居民消费升级的度量指标。运用TVP-SV-FAVAR模型对居民杠杆率的时变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在模型参数中引入动态响应机制,以反映经济现实中结构变迁特征。结果表明:居民加杠杆短期内有助于消费升级,然而这种效果在长期内并不可持续表现为负向作用;居民加杠杆短期内对经济产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在长期内对经济产出则形成持续的促进作用;住房资产在居民杠杆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所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抵押品增值效应大于流动性约束所致的抑制效应。因此,既要重视债务占比高的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灰犀牛”风险,也要关注居民杠杆增长的质量,警惕家庭债务的“黑天鹅”风险。五、随着去杠杆进程的逐步演进,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所增加,以及金融市场呈波动加剧的情况,这些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紧缩效应。与此同时,高杠杆风险的不断积累与传导路径的复杂调整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阻力。如何借助货币政策来平衡“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有鉴于此,本部分的研究将宏观杠杆率的动态调整模型引入到货币政策理论框架内,结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和总需求曲线,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采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CMC算法进行估计,考察了货币政策在平衡“稳增长”与“去杠杆”过程中所具有的时变特性及结构性差异,以期在科学地去杠杆进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反应在去杠杆过程中存在非对称的齿轮效应。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间具有显着的时变特性和非线性效应,但其调控效力在逐步减弱;企业和居民部门对货币政策效应较为敏感,但政府部门并不敏感;企业杠杆率调整速度变慢且进入“惰性”区间,政府和居民杠杆率修正速度逐步加快。提出充分统筹协调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以共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建议措施。综上所述,宏观杠杆率是一个总量视角,但往往容易掩盖其结构性问题。无论是高杠杆的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本身的隐性债务,以及近年来迅速攀升的居民债务,在去杠杆过程中都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使宏观杠杆水平具有可持续性。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宜稳健中性。当然,解决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同时还要统筹协调好宏观审慎和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核心功能,这样不仅可以防止总需求下降过快,还可以优化杠杆结构,并在去杠杆的同时补齐短板。进而通过在总量上“稳杠杆”、在结构上“去杠杆”、在效率上“优杠杆”的路径,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宋来[5]（2017）在《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运用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93-2012年期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了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原因。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着;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王立勇,刘文革[6]（2009）在《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兼论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利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中的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选取1952—2008年度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具有显着非线性效应,在1952—1982、1987—1990和1994—1995区制中,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这主要由我国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1986和1991—1993年,特别是1996—2008年间,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这期间我国经济开始遭受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同时本文利用1997—2008年月度数据对1997年以来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证明1997年以后,我国财政政策呈现显着的凯恩斯效应。最后,本文检验发现,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影响主体预期的因素不是我国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沈滔[7]（2008）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选择》文中指出随着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加速和我国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加强,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连续实施七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已不再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产生积极的影响,淡出积极财政政策已是必然趋势。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牢牢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的十六字方针,将经济目标定位于既防"通胀"又防"通缩",全面、准确、高效地贯彻宏观调控决策,标本兼治,实现经济软着陆。
严萍[8]（2007）在《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综述》文中研究指明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至今,仍然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受到各界
李书锋,纪志耿[9]（2007）在《稳健财政政策下国债功能的再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债作为三大财政政策工具之一,在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中起到了弥补赤字、筹集建设资金、扩大内需的作用。2004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转机,稳健财政政策被提上日程,2007年继续实行"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新形势下国债的功能应再定位于经济结构调整、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金融资产功能。
崔艳辉[10]（2007）在《关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文中指出我国现行的财政政策是稳健的财政政策,那么准确的理解和掌握稳健财政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必然会对我国政府实施的财政措施更好的了解并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本文就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论文提纲范文）
（1）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评估及政策工具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及工具选择 |
| 1. 逆周期调控方面 |
| 2. 财政调控工具方面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转变历程和财政收支现状 |
|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转变历程 |
| 1. 亚洲金融危机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1990-1997年）。 |
| 2. 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货币政策（1998-2004年）。 |
| 3. 世界经济危机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2005-2007年）。 |
| 4. 世界经济危机后我国财政货币政策（2008-至今）。 |
| （二）我国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
| （三）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1. 收支矛盾增加，财政政策调控空间压缩 |
| 2. 应对外部冲击，相机抉择加剧经济波动 |
| 3. 多重调控目标，财政货币协调有待增强 |
| 四、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效果评估 |
| 1. 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
| (1）模型设定 |
| (2）数据选取 |
|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3. 结论 |
| （二）财政政策工具传导路径分析 |
| 1. 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构建 |
| （1）家庭部门 |
| (2）厂商部门 |
| (3）财政部门 |
| (4）货币部门 |
| (5）市场出清 |
| 2. 参数校准与估计 |
| (1）参数校准 |
| (2）参数估计 |
| 3. 财政工具传导机制的动态模拟分析 |
| (1）财政工具冲击下各经济内生变量的脉冲响应 |
| (2）财政工具冲击下各经济内生变量脉冲响应的方差分解 |
| 4. 结论 |
| 五、政策建议 |
| （一）控制政府总赤字率，加快构建规范透明预算制度 |
| （二）谨慎使用财政工具，提质高效利用有限财政资源 |
| （三）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协同高效宏观调控框架 |
（2）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
| 1.2.2 税收政策的消费效应研究 |
| 1.2.3 税收政策的投资效应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研究目标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3.1 相关概念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
| 2.1 基于税收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1.1 索洛-斯旺模型 |
| 2.1.2 卡斯-库普曼斯模型 |
| 2.1.3 AK模型 |
| 2.1.4 人力资本模型 |
| 2.1.5 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
| 2.2 最优税收理论 |
| 2.2.1 最优商品税理论 |
| 2.2.2 最优所得税理论 |
| 2.3 税收乘数效应理论 |
| 2.3.1 定量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3.2 比例税税收乘数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检验 |
| 3.1 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1.1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1.2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3.2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1 时变协整模型 |
| 3.2.2 时变协整关系检验 |
| 3.2.3 分位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3.3 不同时期宏观税负与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效应 |
| 3.3.1 SV-TVP-FAVAR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与共同因子提取 |
| 3.3.3 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3.4 税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检验 |
| 4.1 非对称计量模型设定 |
| 4.1.1 ST-BVAR模型原理 |
| 4.1.2 NARDL模型原理 |
| 4.2 不同经济周期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短期非对称冲击效应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经济波动区制识别 |
| 4.2.3 非对称冲击效应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税收政策的正负向累积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长期非对称效应 |
| 4.3.1 变量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
| 4.3.2 累积动态乘数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机制分析 |
| 5.1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驱动机理 |
| 5.1.1 基本分析框架 |
| 5.1.2 税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理 |
| 5.2 LT-TVP-VAR模型原理 |
| 5.3 税收结构对要素供给的时变影响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平稳性检验 |
| 5.3.2 脉冲响应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制分析 |
| 6.1 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需拉动机理 |
| 6.2 SV-MH-TVP-SVAR模型原理 |
| 6.3 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3.1 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3.2 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时变方差分解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税收政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6.4 税收政策对投资的动态冲击效应 |
| 6.4.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2 滞后阶数选择、先验设定与参数估计 |
| 6.4.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4 时变方差分解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及所获奖项 |
| 致谢 |
（3）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范式的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的财政货币政策(1949—1978年) |
| 1.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双积极”政策(1949—1957年) |
| 2.“二五计划”时期的“双积极”政策(1958—1965年) |
| 3.“特殊”时期“从紧+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1966—1978年) |
| (二)市场经济探索阶段的财政货币政策(1979—1992年) |
| 1.财政货币的“双积极”→“双紧缩”政策(1979—1981年) |
| 2.财政货币的“双积极”→“双紧缩”政策(1982—1986年) |
| 3.财政货币的“双积极”→“双紧缩”→“双积极”政策(1987—1992年) |
| (三)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财政货币政策(1993—2004年) |
| 1.亚洲金融危机前“积极+从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3—1997年) |
| 2.亚洲金融危机蔓延期“积极+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2004年) |
| (四)世界经济危机前后的财政货币政策(2005—2010年) |
| 1.世界经济危机前“从紧+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2005—2007年) |
| 2.世界经济危机蔓延期“积极+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2008—2010年) |
| (五)经济新常态以来的财政货币政策(2011—2018年) |
| 三、 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范式的基本经验与不足 |
| (一)协调范式灵活多变,多重目标调控两难 |
| (二)外部冲击相机调控,调控效应滞后错位 |
| (三)扩张财政调控需求,经济效应边际递减 |
| (四)财政货币工具多元,政策协调抵消隐患 |
| 四、 新时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机制创新与学术展望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范式延伸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引导 |
| (三)财政政策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多工具协调 |
（4）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论文创新与研究展望 |
| 1.4.1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展望 第2章 理论基础及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宏观杠杆率 |
| 2.1.2 经济增长效应 |
| 2.1.3 结构性去杠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 2.2.2 金融不稳定假说 |
| 2.2.3 信贷周期理论 |
| 2.2.4 金融加速器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宏观融资结构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 |
| 2.3.2 关于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2.3.3 关于政府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3.4 关于居民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2.3.5 关于宏观杠杆率与货币政策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 |
| 3.1 社会融资规模与结构的发展现状 |
| 3.1.1 宏观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的现实状况 |
| 3.1.2 社会融资规模变动趋势及结构特征 |
| 3.2 社会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空间影响效应的模型设定 |
| 3.3 社会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空间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3.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3.2 社会融资结构对实体经济空间影响效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波动 |
| 4.1 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波动的现实状况 |
| 4.2 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动态关联的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2 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的动态关联 |
| 4.2.3 两区制具体特征及模型估计 |
| 4.2.4 企业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资产价格的相互作用 |
| 4.3 稳健性递归最小二乘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地方债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 |
| 5.1 地方政府债务发展现实状况 |
| 5.2 经济理论与模型设定 |
| 5.2.1 Barro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及扩展 |
| 5.2.2 平滑转移机制的引入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3.2 地方债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 |
| 5.3.3 全国及东中西地方债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平滑迁移回归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居民杠杆、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平稳运行 |
| 6.1 居民部门债务发展的现实状况 |
| 6.2 经济理论与模型设定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6.3.2 消费升级的度量 |
| 6.3.3 消费升级和经济产出对居民杠杆冲击的动态响应 |
| 6.3.4 进一步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稳增长与去杠杆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经济理论与模型设定 |
| 7.2.1 引入宏观杠杆率的货币政策理论模型 |
| 7.2.2 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 |
| 7.3 货币政策调控的时变特性分析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基于不同部门宏观杠杆率的货币政策时变参数估计 |
| 7.3.3 引入企业杠杆后的货币政策时变特性 |
| 7.3.4 引入政府杠杆后的货币政策时变特性 |
| 7.3.5 引入居民杠杆后的货币政策时变特性 |
| 7.3.6 货币政策在不同部门间调控―稳增长‖与―去杠杆‖功效 |
| 7.4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致谢 |
（5）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 |
| 1.2.2 国内文献 |
| 1.3 分析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 |
| 2.1 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 |
| 2.1.1 政策定义 |
| 2.1.2 目标体系 |
| 2.1.3 主要工具 |
| 2.1.4 政策类型 |
| 2.2 理论认识的历史演进 |
| 2.2.1 需求稳定能力之争 |
| 2.2.2 供给管理作用之争 |
| 2.2.3 动态一般均衡效应之争 |
| 2.3 政策实践的国际经验 |
| 2.3.1 需求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2 供给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3 结构性财政政策实践 |
| 第3章 政策实践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政策运行背景 |
| 3.1.1 增长型经济波动 |
| 3.1.2 经济运行阶段特点 |
| 3.1.3 财税体制改革 |
| 3.2 政策实践内容 |
| 3.2.1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践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2.3 稳健财政政策实践 |
| 3.2.4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3 政策实施特征 |
| 3.3.1 政策框架的总体特征 |
| 3.3.2 政策措施的典型特点 |
| 第4章 经济稳定效应 |
| 4.1 总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 |
| 4.1.1 比较静态分析框架 |
| 4.1.2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2 政策乘数估计 |
| 4.2.1 经验估计方法 |
| 4.2.2 比较静态乘数 |
| 4.2.3 一般均衡乘数 |
| 4.2.4 冲击反应函数 |
| 4.3 稳定效应分析 |
| 4.3.1 产出缺口估计 |
| 4.3.2 总体政策的稳定效应 |
| 4.3.3 不同政策工具的稳定效应 |
| 4.3.4 不同调控机制的稳定效应 |
| 4.3.5 影响稳定效应的主要因素 |
| 第5章 结构调整效应 |
| 5.1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联系 |
| 5.1.1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
| 5.1.2 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机制 |
| 5.1.3 财政政策结构效应的约束因素 |
| 5.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2.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面板数据估计方法 |
| 5.2.3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5.3 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效应的经验证据 |
| 5.3.1 产业结构水平的新度量 |
| 5.3.2 财政收支总量的政策效应 |
| 5.3.3 财政收支总量政策的区域效应 |
| 5.3.4 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效应 |
| 5.3.5 财政收支政策的长期效应 |
| 5.4 财税政策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 5.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5.4.2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5.4.3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
| 第6章 长期增长效应 |
| 6.1 财政政策的长期增长促进机制 |
| 6.1.1 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 |
| 6.1.2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
| 6.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6.2.1 基准计量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
| 6.2.3 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 财政政策促进长期增长的经验证据 |
| 6.3.1 财政政策与人均GDP增长 |
| 6.3.2 财政政策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
| 6.3.3 财政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6.4 财政政策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完善财政规则 |
| 7.3.2 优化支出结构 |
| 7.3.3 推进税制改革 |
| 7.3.4 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分析 |
| 二、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
| (一) 出现了新一轮基建投资热潮 |
| (二) 消费增速加快, 主要生产资料价格猛涨 |
| (三) 进出口总额连创新高, 贸易顺差过大 |
| 三、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转向稳健财政政策 |
（10）关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 |
| (一) 控制赤字, 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 |
| (二) 调整结构, 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 |
| (三) 推进改革, 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
| (四) 增收节支, 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 |
| 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原因分析 |
| 三、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应注意的问题 |
| (一) 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一个过程。 |
| (二) 要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 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 |
| (三) 要注重在财政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 |
| (四) 要积极推进税收改革。 |
| (五) 要与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起来。 |
四、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论文参考文献）
- [1]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政策逆周期效果评估及政策工具选择[J]. 崔趁欣,李岩. 河北金融, 2021(06)
- [2]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董雪. 吉林大学, 2021(01)
- [3]新中国70年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范式:总结与展望[J]. 刘金全,张龙. 财贸经济, 2019(09)
- [4]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D]. 王虎邦. 吉林大学, 2018(04)
- [5]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D]. 宋来.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6]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及其解释——兼论巴罗-格罗斯曼宏观一般非均衡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J]. 王立勇,刘文革. 经济研究, 2009(07)
- [7]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选择[J]. 沈滔.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 2008(15)
- [8]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综述[J]. 严萍. 河北企业, 2007(10)
- [9]稳健财政政策下国债功能的再定位研究[J]. 李书锋,纪志耿. 特区经济, 2007(07)
- [10]关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J]. 崔艳辉. 今日科苑, 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