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褚雷[1]（2021）在《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障社会成员“病有所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本目标是保障国民健康。自1883年德国颁布《疾病社会保险法》,以法律形式确立医疗保险制度以来,该制度在保障人类身心健康、减轻个体及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各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截止202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已达到13.6亿人,参保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5%以上,制度整合并轨不断加快,筹资和待遇水平持续提高,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民医保”,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病有所医”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之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自上个世纪50年代兴起,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和相关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目前,幸福感已经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民生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增进民生幸福业已成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重要主题。在学界、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共同关注下,幸福感研究的成果开始逐渐应用到公共管理领域,成为监测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新兴方式与手段。那么,作为目前覆盖面最广泛的重要公共民生保障制度之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是否发挥了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是本论文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围绕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国外研究主要基于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并结合医保政策实际运行来开展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国内研究集中出现于2010年以后,大多为对具体政策实施情况的经验性研究。总的来看,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分析,但是直接关注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已有相关研究在理论逻辑分析、作用机制探讨及现实问题聚焦等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一些核心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公共政策视阈下,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围绕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的意义为:在理论层面,有助于丰富公共政策视角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并为分析评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层面,通过对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机制的分析,能够为从提升居民幸福感入手,优化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建议。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幸福感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概念探讨和相关研究。在幸福感概念界定上,重点从主观生活质量核心内容的视角出发定义本研究所探讨的幸福感概念,并借鉴已有研究工具加以操作化处理;在基本医疗保险概念界定方面,主要考察我国现行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借鉴已有研究做法,分别以参与度、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加以操作化处理。本研究根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障居民健康、防范安全风险、调节收入分配、推动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融合并维护社会稳定等的基本功能,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中有关基本医疗保险与幸福感关系研究密切相关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产品理论、需要满足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融合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在归纳分析上述理论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的成果与结论,本研究构建了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5个理论模型,分别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直接影响效应模型、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基于需要满足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和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间接影响机制模型,同时分别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本研究分别基于全国层面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2年数据（主要验证收入分层机制和社会融合机制）和笔者自行开展的山东城乡居民2020年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主要验证需要满足机制和功能性活动机制）,通过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为:（一）基本医疗保险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方面:（1）基本医疗保险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直接效应在CGSS全国数据和山东调查数据中都得到证实;（2）基于CGSS全国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女性居民和35-59岁的中青年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着,而对城镇居民、男性居民和其他年龄层次居民的影响则不显着,此结果可能与数据调查年份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的政策调整变化有关,此外幸福感的性别、年龄差异也是重要因素;（3）基于山东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同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居民在幸福感方面高于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的补充性作用。（二）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方面:（1）基于社会分层理论提出的收入分层效应机制在CGSS全国数据层面得到证实,可知基本医保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对增进居民幸福感发挥了积极作用;（2）基于社会融合理论的社会融合效应机制未得到证实,即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融合虽分别都与居民幸福感显着正相关,但两者交互作用不显着,有关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3）基于需要满足理论提出的健康、安全感和公平感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可知现行基本医保在满足居民健康、减少生活风险和维护社会公平等需要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通过这些作用机制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4）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提出的功能性活动中介效应机制在山东调查数据中得到证实,即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改善感等主观评价较高的居民比较低的居民功能性活动水平（包括社会参与、休闲参与和社会信任水平）要高,而较高的功能性活动水平又在提升幸福感方面发挥了显着的正向作用。（三）居民幸福感基本情况分析方面:（1）CGSS全国数据显示居民幸福感（包括身心健康体验指数、享有发展体验指数）以及10个维度的均分皆在理论中位数以上,但10个维度中知足充裕、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得分相对其他维度要低而山东调查显示居民幸福感水平总体平稳,但心理健康指数和身体健康指数也有待提升。由此可知,当前居民幸福感总体平稳,但身心健康方面的幸福体验还有待增进;（2）CGSS全国层面数据和山东居民调查数据基本都显示了,女性居民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男性,务农群体幸福感水平显着高于其他职业类别群体,但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的幸福感水平较低,这与当前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四）基于山东居民调查数据的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效果居民评价情况分析:（1）调研样本居民的基本医保参保率超过95%;（2）调研样本居民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和公平感总体评价较高,但基本医疗保险改善感相对略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实施效果与居民体验的滞后性;（3）总体上,老年人群体、男性群体、低学历群体、非在婚群体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可及性、满意感、需求满足感、公平感和改善感较其他群体要高,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的得分则较低,农业户口群体的基本医保改善感显着高于非农业户口群体。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基本医保对于农村群体、老年人群体等较大投入力度所带来的直接效果,但也提醒有关部门应加强个体从业人员、私营企业就业人员等非公经济就业人员和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医保投入与保障力度。基于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研究从公共价值、制度结构和经办机制入手,分析归纳制约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功能发挥的因素,重点阐述了现行政策存在的重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基于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制度结构（聚焦公平幸福价值取向）、政策实施（侧重需求分析与优化制度供给）、制度效能（凸显可行能力导向与共享发展）和管理服务（体现精准标准服务与信息化建设等保障机制）四个层面共11项建议。
王玲[2]（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认为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王通[3]（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石立春[4]（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徐晔[5]（2019）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变迁,教育结构变革,引发中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动摇,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出现偏差。基于对中等职业教育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的思考和追问,把握研究的核心问题“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本研究沿着“逻辑功能——现实功能——价值功能”这一研究思路展开,力求回答三个问题是:第一个,本体性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实然性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实践表征是什么?第三个,价值性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是什么?借助结构功能理论、教育病理学、职业教育民生思想,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切入点,构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分析框架,基于价值与功能,结构与功能这两对基本范畴,立足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现状,对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结构根源进行分析,探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除绪论外,本研究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理论探讨,由第一、二章构成。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选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切入点,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本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功能演变的历史及内在逻辑进行分析,进一步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本框架进行验证。第二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然分析,由第三、四章构成。扎根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运用访谈研究法,以学校、家庭、企业为分析场所,深入分析现阶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实践表征及结构根源。第三部分,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由第五、六章构成。基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现实表征及根源分析,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探究。并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策略。针对研究问题,通过分析论证,本研究形成以下结论:第一,基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逻辑起点,整合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功能观,这是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前提和基础。第二,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切入点,对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进行动态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功能演变的基本方式:失调与调适,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具体表现为:功能取向偏颇、功能行动偏差、功能结果失调。第三,基于“结构——功能”分析,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根源:中等职业教育区域结构失调,类型结构失调是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内部结构根源;“双轨制”体制下层次化、等级化的学校系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缺失的内部衔接不顺,外部沟通不畅的教育结构根源;经济社会转型期,以职业分化和资源占有为标准的社会分层和文化传统型塑教育行动者功利化生存心态,推动形成职业获得与社会升迁的竞争性流动机制是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社会结构根源。第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基于功能失调的现实表征及结构根源,明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价值层面,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功能观;结构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功能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的基本样态:育人+就业+升学;中等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定位:广大平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态定位:兼顾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定位的应然选择:面向平民的职业基础教育。第五,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策略。以“类型观”为指导,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分类发展,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两轨一元”;并提出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实现的制度保障。
翁玉玲[6]（2019）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内容,其内涵与美国人力资源管理“人本主义”理念和制度发展密切相关。劳动法治是符合国际人权公约、国际劳工标准和我国劳动法价值原则,可促进劳资平等博弈、公平共享、分配正义,能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运行、社会秩序形态。鉴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资方行使经济自由、管理权利、用工自主权的主要形式,与劳动者、劳动关系、劳动者权利（劳权）是不可分割、一体两面的关系,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法治问题,是以劳资均衡为目标,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否、应否、如何接受劳动法治干预、调整问题的探讨。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视域下劳动法治问题,既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普遍性,也有中国问题的个性、特殊性:宏观层面,源于（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理念、制度、机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发展的滞后;中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发展的脱节,甚至都没有形成劳动法治的问题意识、价值目标;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劳资关系的失衡,劳资关系公平度、和谐度较低,权利争议频发,利益争议更难解决等。具体而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研究背景、问题指向,主要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严重滞后、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先行、片面引进了发达国家对劳动用工关系的“先进管理经验”。第二,在缺乏劳动法有效约束、缺乏劳动法治制约的情况下,企业用工模式先行一步进行了科学化、技术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而劳动、经济政策实施中忽视了对社会公正、底层劳动者利益的考虑。企业层面的劳资关系由此显着失衡、扭曲,形成了深层次、结构性、普遍性、持久性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资方的经济自由和产权,与劳方的经济自由和劳权,如何能够均衡配置、平等共治、公平共享、分配正义的关系、结构和“企业政体”、“运行模式”,是本文预设的目标模式。本文以“范畴与问题概述——市场经济国家共性、普遍性问题——解决共性问题的价值论与方法论——我国相关问题的特殊性——特殊性所反映的具体法律制度问题（包括用工管理的平衡规制问题、劳资合作管理的平等自治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研究。第一章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以及劳动法治问题。本文基于劳资均衡、分配正义、公平和谐的价值理念,厘定并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劳动法原则和精神是否得以实现、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目的性权利应否、如何通过工具性权利加以实现,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机制设计实现劳资当事人相对均衡的博弈与合作,进而实现劳资分配正义、劳动关系公平和谐等劳动法治问题。本章概括了当前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并简要介绍了全球一般性问题和中国特殊问题。第二章是对各国企业劳动法治的普遍性问题的探讨。由于雇主立场与劳动保护立场的对立性,各国企业劳动法治呈现劳资竞争互动的发展路径,劳资之间的竞争互动系普遍性问题。此部分系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化历程和秩序演化规律的论述。此部分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受现代劳动法约束、劳动法治化的历史过程以及相关逻辑规律。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管理与调整历程,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经济效率价值优先三个阶段,从企业管理与法治竞争、互动,到走向融合,经历了雇主、工会调整,再到当前的劳资共同调整。发达国家劳资互动历程的重要启示在于,劳动法治干预具有必要性和阶段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实质上就是资本主导的内部市场化,当前发达国家的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个性化”发展,正好印证了其再次法治化需求。第三章是企业劳动法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法理逻辑,是有关市场经济国家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论、主要制度的阐述。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安排与逻辑:其一,劳资公平合作、劳资优质均衡的价值目标,以及产权与劳权、劳资合作的法理逻辑。其二,关系结构。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企业管理权、用工自主权、人力资源管理权,与集体劳权、集体劳动关系被迫形成了伴生关系,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集体劳权、劳动法治逐步形成了关联性、对应性。其三,制度需求。主要包括:劳资分配正义的制度需求;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竞争的制度需求。其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劳资共治的理念与制度;“刚性”的基本劳权保障与资本的理性妥协机制相结合;资本管理中劳动者力量扶持机制的重要性;社会保护与经济促进平衡兼顾的制度安排。第四章是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即资本单边主义。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特殊性问题,在于缺乏市场经济意义的劳动法治的有效干预、调整,也缺乏有效的力量均衡机制,更缺乏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管理的“理性化”、“自觉化”妥协。首先,对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资本单边主义进行实证考察,企业层面劳动法治的现状,发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公平、正义与“制度襁褓”、企业文化等存在密切关联。其次,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缺乏劳动法治干预的背景下,对西方先进管理技术的单边引入、单边发展。最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殊的“政、资、劳”关系,使得这种单边主义的管理更加突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重商主义战略下,劳资愈发失衡,企业劳动关系管理迫切需要进行法治化、现代化转型。由于地方政府的救济联邦主义、重商主义,劳动关系形成了“政府征收苛重,资方利润挤占工资”的劣质均衡。中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的特殊问题,与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转型以及劳动法治理念、政府角色等存在密切关联。第五章是我国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方面的平衡规制问题。本章是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相关立法、法律实施现状、制度缺陷和制度需求进行分析。首先,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法律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包括劳动标准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劳动合同管理,分析我国劳动保障监察职能上的问题。其次,研究企业管理权立法规制中的制度需求,认为我国劳动法律在企业用工管理的规制存在规制失衡的问题,一方面,对企业规章制度的合理性审查、企业惩戒权、劳动者救济权方面的规制或保护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法律由于长期形成的父爱主义管制原则,部分用工保护过于严格,导致企业以科学、灵活的管理手段绕过劳动法的监管,严格的用工规制产生“逆向激励”的反效果。最后,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的平衡法治内涵、理念、目标,通过对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刚性保障的加强,以及对其他劳动权益的弹性自治,分析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的平衡规制。同时,分析父爱主义管制的适用限度、公法与私法协调的法理与现实、国家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区分。第六章是我国企业劳资合作管理方面的平等自治问题。本章从促进劳资合作、均衡、公平、自由角度研究劳资合作管理中的具体制度缺陷、“劳工四权”的实现状况以及劳动法治理念、制度环境问题与制度需求。第一,承接上一章中关于“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平衡规制”的讨论,进一步论述劳动关系管理规制中的劳资自治的边界,进而提出劳资合作共治的现实与制度需求。第二,探讨劳动者民主参与制度的立法问题,以及实质落实该项制度的法治条件、实施原则。第三,分析我国劳动力量扶持机制的缺失及构建问题,分析工会在企业管理中的职能发挥问题,以及对工具性权利、劳动者代表制度确立、落实的制度需求,具体包括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障机制、劳资分配正义的理念、资本妥协让步的压力机制、劳动者市场议价力的提高。第四,研究劳资均衡、劳资合作理念在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融入的必要性。第五,分析我国企业法与劳动法在劳动保护规定中的冲突、衔接问题,以及我国企业法中对工会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的规范缺失问题,同时,借鉴域外企业立法经验,研究企业法与劳动法在整体制度、价值取向上的冲突问题与衔接。试图通过以上制度理念的调整和相互衔接与合作,实现劳动保护与企业发展的平衡。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企业组织体系、生产过程中,劳动权与资本产权是一对耦合的、对称的合作关系,两者之间的平衡,符合人权、法治社会和企业竞争发展的制度需求。第二,经济体制、法治社会转型期间,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单边主义”是微观劳动关系矛盾的重要原因。第三,劳动法父爱主义管制将促进用工管理实践基于资本逐利性的“逆向激励”,加剧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偏离。第四,劳动权益的刚性保障、公权力的合理发挥、企业内部理性合作意识以及有效的资本妥协让步机制是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动法治化的制度需求。基于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本文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应当以平衡法为原则,以底线性、合理性为限度,适度考虑严格规制对企业的“逆向激励”效果,完善劳动法律的刚性、强制性保障,对资本单边主义进行限制。包括劳动基准立法、执法的全面性、切实性,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必要性限制。其次,有必要加强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关于劳资分配正义理念的软约束,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劳动保护要求。最后,在保障底线性劳动条件的基础上,应当通过资本妥协的压力机制的实质构建,提高劳动者的市场议价力,“扶持”劳动者与资本对抗、博弈、协商的力量,推进劳动者利益代表机制的合法化、正规化,促进企业劳动关系的理性妥协,从而促进劳资合作与共治。
Amy Sun[7]（2018）在《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公共事务领域日益多元化、开放化和复杂化,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建设一个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社会治理形式的创新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在社会异质性增强和技术进步改变了社会结构的时代,社会治理正在进入一个多元治理的时期。多元治理主张多主体参与合作解决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以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协同治理是多元治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为中国社会建设中的治理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但其作为一个新兴政策工具在使用中既有优势,也有障碍,即面对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遭遇着治理基础及治理环境等方面多种不利因素的限制,挑战和机遇并存,条件与困难同在。从总体上讲,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影响协同治理开展的两个主要因素。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日趋迫切的跨领域、跨地区的广泛协作;伴随着本土社会转型而来的是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关系的调适与变革。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所产生的现代社会问题给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积极寻找有效的治理方针予以应对。同时,政府以外的组织、企业及个人由于其自身社会生活利益普遍受到了来自多方面不同程度的侵扰,也在探索如何加入治理行列求得生存与发展。随着全球性问题和地方性问题的不断增加,对跨界、跨行业、跨部门协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以及公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动力去探索更好的解决办法,治理主体已不再是以政府为唯一。政府作为一个现代公共机构,其统治和领导能力正在减弱。所面临障碍的本质是问题过于复杂而不能单独处理,需要多行动者共同参与。在政府组织继续承担其治理责任的同时,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合作正在迅速增长,并在政策执行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效。在中国,当代社会建设作为全人类发展的一部分,离不开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压力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成就激发了全社会和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为社会治理的转变带来了机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且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关系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治理基础滞后、可使用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等都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有效运用协同治理这一政策方法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治理制度安排亟待建立。然而,由于政治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权力世界呈现出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加大和模糊性的特点。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中的变化,我们必须超越以往传统层级制下政府行政权力行使的基本形式而在理论及实践上有所突破,这是社会建设治理机制必要的因时制宜、不无裨益的一项制度性迈进。由于市场、国家和社会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共同发展所产生凝聚力的推动,离不开市场机制、国家机制和社会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建立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支持各项领域共同发展的政策协调与融合机制,协同治理以其特有的灵活性进入现有社会建设机制,增加了现有机制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有效开展协同治理的一个基本步骤,同时建立政策协调与整合机制,战略性开发协同治理基础的基本构架,突破传统官僚制单一的权力行使模式可以产生巨大的增长回报。以促进在现有社会发展条件下改善并建立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冲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以最佳方式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治理能力,促进公民参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现有国情下要想获得集体行动的成功,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实的变化要求理论的创新,问题的解决需要创新的实践。为了应对复杂社会问题并解释多层面发生的及相互作用所产生结果的世界时,需要先进理论和创新实践的跟进。近年来,合作治理促进非政府行为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演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相关话题包括参与性质、过程、机制和制约因素等。对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是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之一,是社会建设进程中社会治理变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共行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因此,有必要深入理解现有理论成果,考察协同治理的主体特征、过程、机制及限制等要素,奠定开发协同治理程序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基础。在中国,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历史时期,转型的成功离不开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发展,创建有效的政策工具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推动本土化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并创建一系列适用理论。本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采用协同治理来解决大量具有挑战性的政策问题并获得了一些成效时,在理论研究方面却知之甚少,特别是对于协同治理的过程与成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协同治理获得成功的影响因素不能准确界定并加以解释。相关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且常常涉及多学科、多领域,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目前,由于国内外学术文献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有很大不同,本研究将重点考察中西文献中的基础理论部分以确定本研究的研究起点,探讨在坚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指导下,如何通过参与提高社会建设责任感。由此引申出本研究的中心问题,协同治理作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政策工具之一,其实现途径是怎样的。重点讨论促进或阻碍协同治理开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以下是本文的两点贡献,第一,通过探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阐释未来有效实施合作治理的可能性。第二,通过建立理论与实践、利益相关者与相关利益、投入及产出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模型和相关理论的帮助下更好地理解协同治理过程的动态关系并认定相关变量。不可否认,协同治理的理念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现实世界中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实践中,对于一个用来指导社会治理实践的通用理论的需求显得越来越紧迫,从这一点而言,本文的研究只是一个新的开始,需要进行不断地努力与探索,期待着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智慧成果。
吴越菲[8]（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付舒[9]（2016）在《公平理论视阈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制度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度性和成熟程度既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是社会公平关系的现实体现。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党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要求其在制度理念、制度结构、制度运行中保证制度公平性,还应通过制度公平进一步推动和实现社会公平。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逐渐从选择性向普惠性、改革试验向成熟定型转型,但普惠性不能等同于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在建设中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一方面,社会保障范围持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仍存在分割和失衡状态,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地区之间保障待遇差异较大,制度的公平性备受质疑。学术界虽不乏对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系统性考量,但却缺乏从其与经济社会结构的互动角度出发而对制度公平性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在将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放置于经济社会结构中考察时,社会分层是一个很具有启发性的切入视角。社会分层是一种现实的不平等,理论上讲,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机制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并弱化初次分配产生的社会不平等程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属性要求其作为一种逆社会分层的力量,去修正社会分层中出现的以权力、声望、资产等要素在不同人群间形成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橄榄型结构,而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及其运转效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扭正不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基于市场规则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纵向制度结构上的“断裂”以及横向制度结构上的“碎片”使社会保障制度公平属性在实现过程中大打折扣,并且还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与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表现出高度的“耦合性”,产生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纵向分层化体系,即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是制度不公的外显化表现,具体有以下四个表征:一是,社会保障制度在覆盖公民社会风险的范围中存在差异而形成风险分散分层化;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公民社会风险的能力中存在差异所形成的待遇水平分层化;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公民社会风险中政府责任存在差异所形成的责任分担分层化;四是,社会保障服务在公民享受过程中存在分配差异所形成的服务获取分层化。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在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体现分层化特征。笔者在对西方主要的公平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基础上,认为罗尔斯、诺奇克、德沃金以及阿马蒂亚·森四位学者在公平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表现在:重视个人权利的公平、重视机会的公平、重视规则的公平。在此分析基础上笔者采用一个综合性的公平理论分析框架,从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三个角度来对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首先,基于社会权利公平性审视,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生成机制。社会权利的发展程度并非一蹴而就,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社会权利主体范围不断扩大、权利内容循序渐进增多、权利享有和实现的程度日益充分的发展特点。同时,社会权利的渐进化发展趋势对不同社会阶层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形成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初期,以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期,各阶层社会权利“差序化”为主要特征;社会保障制度成熟期,各社会阶层社会权利“平等化”为主要特征三个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正是由于制度建设中长期缺乏社会权利观念,致使社会权利在不同社会阶层中不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公民长久以来享受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水平的严重差异。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仍然残留着不同时期公民社会权利差序化并存的现状,是建立在城乡身份、单位身份、职业身份、行政身份等外在条件基础之上的公民社会权利,这是有违基于公民身份的社会权利公平基本要求的。其次,基于机会公平性审视,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固化—流动”机制。在社会保障领域中,机会公平性缺失对于弱者意味着社会分层结构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进一步固化,弱者难以通过福利性制度安排对初次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果进行扭正,难以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进而摆脱永久性社会排斥。而强者则可能利用福利资源进一步拉大既有的社会差距,固化其在社会分层中的优势地位。在机会层次的分层图景中,中层机会公平意味着个体可行能力的提升,高层机会公平有助于促进个体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但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所提供的中层机会中,教育机会、就医机会、就业机会存在城乡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在高层机会公平上,由于在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保险制度中忽视个体能力建设而抑制了个体在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再次,基于规则公平性审视,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操作化机制。在评价制度规则的公平性时,从外在规则公平性分析和内在规则公平性分析两个维度展开。外在规则公平性的分析是从资格准入机制、资金筹集机制、投资运营机制、待遇给付机制、统筹管理机制五方面入手,对外在规则如何使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现象操作化进行制度主义分析。笔者认为,资格准入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实现的前提;资金筹集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实现的核心;投资运营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的保证;待遇给付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的体现;统筹管理机制是制度规则公平的要求。内在规则公平性分析是强调血缘关系的家庭福利规则、强调地域关系的社区福利规则以及强调价值共识关系的慈善福利规则对分层化的缓冲作用,但在个体化趋势影响下这种缓冲作用在逐渐地式微。在此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必须进行制度整合。制度整合采用“基础—补充”的双层结构,基础部分强调法制化凸显公民社会权利公平,补充部分资产化以凸显公民机会公平。在此基础上,将“基础—补充”型理念应用的到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中,从而达到整合“碎片化”制度框架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保障“去分层化”的目的,实现社会各阶层均能公平地享受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福利保障。
包红梅[10]（2016）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治理”理念最先流行于国际社会。当国际社会提出治理理论并展开广泛讨论时,几乎与国际学界保持着相同的节奏,国内学者对于治理理论也展开了研究。这种研究从最初的译介和解读,逐渐深化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与回应,呈现出从浅入深、由点及面、逐渐升温的态势。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并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中,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是我党政治文件中一次颇具新意的理论表述,是我党多年来对社会改革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的重大理论成果。“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提出,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社会治理一经提出,便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创新动力和发展空间。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做出积极回应,需要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治理进行解读和宣传,以推动全社会对治理的认知、认同以及践行。在回应和研究的过程中,必然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新关系,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从概念维度、本质维度、对象维度以及环境维度进行考察,它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和功能。伴随着社会治理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扩展,二者在“实施主体”、“作用对象”、“实施过程”、“方式目标”以及“功能原则”等方面具有密切关联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活动”中产生的功能。它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做出的积极回应,是其特有功能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体现,是其固有功能的延伸和拓展,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社会治理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范围的表现。它是由诸多功能组成的结构体系。从核心层次看,它具有思想整合功能、价值引领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以及心理疏导功能;从中间层次看,它具有利益调节功能、矛盾化解功能、冲突协调功能、活力激发功能;从外围层次看,它具有促进治理主体平等对话、监督治理过程实施、弥补“刚性”治理手段的不足以及社会舆情收集和信息反馈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公共治理理论等理论宝库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的思想。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基于对社会治理中“社会”的分析和界定,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的场域主要集中于“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公共安全”、“社会舆情管理”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五个领域。与此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加强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所面临的现实课题。目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似乎显得较为微弱,治理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管控思维明显,偏离了社会治理的主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尚不健全,阻碍了社会治理的实施;从环境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复杂多变,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从方式方法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式欠佳,弱化了社会治理的作用;从人的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呈现诸多问题,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要想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就需要努力消除不良因素的影响,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为此,要创新理念,实现“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建立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综合治理,改良社会风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营造健康社会舆论环境;运用综合多样的载体和方式方法,提升社会协同治理的功效;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激发社会活力。总体而言,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线路,以文献研究法、交叉学科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为主要方法。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将二者进行融合,深入剖析二者的关联性;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对其12项功能进行分类归纳,力图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结构体系;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到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最大化的切入点,力求实现二者的融合与创新。
二、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三) 总结与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数据来源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讨论与相关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讨论 |
| (一) 对幸福含义的探讨 |
| (二) 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讨论 |
| 二、相关理论分析 |
| (一) 幸福感相关理论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理论 |
| 三、基本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
| 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化影响 |
| (三) 研究假设 |
| 二、研究设计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变量设计与处理 |
| 三、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四、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一) 居民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
| (二)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情况 |
| (三)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
| (四)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分析 |
| 一、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收入分层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二、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CGSS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三、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需要满足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四、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 功能性活动的影响机制 |
| (一)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二) 研究设计 |
| (三) 基于山东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分析 |
| 一、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功能发挥的因素探讨 |
| (一) 公共价值的制约 |
| (二) 制度结构的制约 |
| (三) 经办机制的制约 |
| 二、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 (一) 制度结构层面: 凸显普惠公平与消除福利分割 |
| (二) 政策实施层面: 居民需求分析与高质量供给 |
| (三) 制度效能层面: 可行能力取向与成果共享 |
| (四) 管理服务层面: 精准标准施策与数字治理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一)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二) 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
| (三) 基于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优化建议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一) 研究局限 |
| (二) 未来研究的展望 |
| 附录一 山东居民生活状况调査抽样框说明 |
| 附录二 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査问卷（部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二、教育功能 |
| 三、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理论依据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二、教育病理学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三、职业教育民生思想及其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基本框架 |
| 一、逻辑起点:“整合” |
| 二、分析思路: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依托 |
| 三、动态分析:功能的过程分析 |
| 四、功能演变:功能的失调与调适 |
| 五、内外结构:功能失调与调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变迁的历史及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变迁的阶段梳理 |
| 一、第一个发展周期(1949年-1979年) |
| 二、第二个发展周期(1980年-2004年) |
| 三、第三个发展周期(2004年以后) |
| 第二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变迁的内在逻辑 |
| 一、社会结构变革:功能变迁的环境基础 |
|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功能变迁的重要依托 |
| 三、需求变化:功能变迁的直接动力 |
| 四、功能演变:功能失调与调适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实践表征 |
| 第一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取向偏颇 |
| 一、社会取向对育人取向的僭越 |
| 二、升学取向与就业取向的博弈 |
| 第二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行动偏差 |
| 一、招生行为不适且不公 |
| 二、教学行为偏差与低效 |
| 三、毕业生出口不畅 |
| 第三节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结果失调 |
| 一、重社会适应功能,轻社会引领功能 |
| 二、重社会分化功能,轻社会整合功能 |
| 三、重经济、政治功能,轻文化功能 |
| 四、重社会化功能,轻个性化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结构根源 |
| 第一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内部结构根源 |
| 一、中等职业教育区域结构失衡 |
| 二、中等职业教育类型结构失衡 |
| 第二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教育结构根源 |
| 一、“双轨制”学制下的层次化、等级化的学校系统 |
|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衔接不顺、外部沟通不畅 |
| 第三节 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失调的社会结构根源 |
| 一、我国社会转型的解读 |
| 二、以职业分化和资源占有为标准的社会分层 |
| 三、文化传统型塑教育行动者功利化生存心态 |
| 四、职业获得与社会升迁的竞争性流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应然样态 |
| 第一节 价值层面：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功能观 |
| 一、人本主义价值取向 |
|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民生属性 |
| 三、整合社会功能观与育人功能观:民生功能观 |
| 第二节 结构层面: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 |
| 一、中等职业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
| 二、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基础 |
| 三、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 |
| 第三节 功能层面:整合中等职业教育的多元功能 |
| 一、中等职业教育功能的应然样态:育人+就业+升学 |
|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服务面向定位:面向广大平民 |
| 三、中等职业教育的形态定位:兼顾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 |
| 四、中等职业教育定位的应然选择:面向平民的职业基础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策略 |
| 第一节 以“类型观”为指导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
| 一、以“类型观”为指导,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结构 |
| 二、基于国家资格框架,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效运行 |
| 第二节 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双轨一元” |
| 一、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分类发展 |
| 二、创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双轨一元” |
| 第三节 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实现的制度保障 |
| 一、优化教育分流制度及招生考试制度 |
| 二、改革就业制度及薪酬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6）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为什么研究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的劳动法治问题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创新之处 |
| 四、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概述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 |
| 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
| 二、何为劳动法治 |
| 第二节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关系 |
| 一、基于生产关系的相关性 |
| 二、基于法律关系的相关性 |
| 三、基于价值和目标的相关性 |
| 第三节 劳动法治问题 |
| 一、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 |
| 二、全球一般性问题和中国特殊问题 |
| 第四节 理论工具 |
| 一、科斯的企业性质理论 |
| 二、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理论 |
| 三、劳资分配正义理论 |
| 四、工具性权利理论 |
| 第二章 各国企业劳动法治的普遍性：劳资竞争互动 |
| 第一节 横向考察：发达国家劳动法治秩序生成 |
| 一、美国：工作场所下的劳资共治 |
| 二、法国：经济形势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 |
| 三、德国：劳工力量“扶持”机制的形成 |
| 四、日本：管理主义模式的典范 |
| 五、英国：社会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纵向考察：发达国家劳动法治演化规律 |
| 一、与劳动法治相互竞争阶段 |
| 二、与劳动法治相互妥协、相互制衡阶段 |
|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效率价值优先阶段 |
| 第三节 当前发达国家劳资互动的问题 |
| 一、经济全球化下资本的阶段性优势 |
|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推行 |
| 第四节 发达国家劳资互动、劳动法治化历程的启示 |
| 一、劳动法治干预的必要性与阶段性 |
| 二、资本主导的内部市场化的法治干预需求 |
| 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个性化”与法治化需求 |
| 第三章 企业劳动法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与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目标和法理逻辑 |
| 一、价值目标 |
| 二、法理逻辑 |
| 第二节 企业劳动法治的关系结构 |
| 一、企业规章制定权与劳动者权利关系 |
| 二、企业决策权与民主参与权的关系 |
| 三、企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
| 第三节 企业劳动法治制度需求与路径 |
| 一、社会维度需求：劳资分配正义 |
| 二、经济维度需求：全球化下企业竞争发展 |
| 三、路径之一：劳工权利的刚性保障与柔性协调 |
| 四、路径之二：企业管理视域下劳动者力量扶持机制的重要性 |
| 五、路径之三：劳资共治——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法治的融合 |
| 六、路径之四：社会保护与经济促进的平衡 |
| 第四章 我国企业劳动法治的特殊性：资本单边主义 |
| 第一节 资本单边主义的现象、影响因素 |
| 一、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严苛管控 |
| 二、企业劳资合作管理的形式主义 |
| 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公平、正义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单边发展 |
| 一、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与劳动法治的发展错位 |
| 二、劳动法治理论的滞后性 |
| 第三节 政府重商主义战略下劳资失衡 |
| 一、“政、资、劳”之间的特殊关系 |
| 二、地方政府对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放大 |
| 第四节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法治转型需求 |
| 一、转型动因：劳资权力支配关系 |
| 二、转型起点：统治性企业政体 |
| 三、转型方向：现代化、法治化 |
| 第五章 我国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平衡规制 |
| 第一节 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的法律实施问题 |
| 一、劳动法律实施效果不佳 |
| 二、劳动保障监察职能缺失 |
| 第二节 规制不足：企业管理权的必要性规制缺失 |
| 一、劳动关系争议的重要原因：企业管理权的滥用 |
| 二、企业规章制度的程序、内容规范漏洞 |
| 三、缺乏企业惩戒权的必要性限制 |
| 第三节 规制过度：劳动法律父爱主义管制 |
| 一、强制性保护对平等博弈机制的“制度替代” |
| 二、严格用工保护下企业管理制度逐利性的“逆向激励” |
| 第四节 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权的平衡规制 |
| 一、劳动法改革的平衡法取向 |
| 二、劳动者权益的刚性保障 |
| 三、父爱主义管制的有限适用 |
| 第六章 我国企业劳资合作管理的平等自治 |
| 第一节 劳动关系管理规制中的劳资自治的边界 |
| 一、个体自治的界限 |
| 二、团体自治与集体劳动关系的法治化 |
| 三、“基准线以上问题”的弹性干预 |
| 第二节 劳资共治机制、条件 |
| 一、劳资共治的制度缺陷 |
| 二、劳资共治的条件完善 |
| 第三节 劳方力量扶持机制 |
| 一、工会监督职能缺失与企业管理的资本单边主义 |
| 二、工具性权利、劳动者代表制度的构建 |
| 三、劳动者市场议价力的提高 |
| 第四节 劳资均衡合作理念 |
| 一、企业社会责任对劳动者权益的忽视 |
| 二、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价值理念的软性约束 |
| 第五节 企业法与劳动法的劳资合作制度衔接 |
| 一、我国工会、职代会在企业法中的尴尬地位 |
| 二、域外企业法中的劳动权利制度 |
| 三、我国企业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衔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一、国外研究进展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三、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协同治理的兴起、发展与实践 |
| 第一节 协同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一、协同治理概念形成 |
| 二、协同治理现有模型 |
| 三、协同治理基本特征 |
| 四、协同治理成效成果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的理论缘起 |
| 一、治理实践的现实回应 |
| 二、理论研究的逻辑演变 |
| 第三节 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及治理理论 |
| 二、经济学相关理论 |
| 三、组织及管理理论 |
| 第四节 协同治理的类型划分 |
| 一、按政治地缘划分 |
| 二、依主体构成划分 |
| 三、依治理客体划分 |
| 四、以召集形式不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 |
| 第一节 社会建设制度途径 |
| 一、社会建设基本内涵 |
| 二、制度安排基本范畴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建立基础 |
| 一、协同治理法制基础 |
| 二、制度安排核心原则 |
| 三、实践层面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制度安排案例研究 |
| 一、生态保护及环境治理 |
| 二、突发事件及风险治理 |
| 三、社区治理与都市治理 |
| 四、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主体构成 |
| 第一节 主体及参与特点 |
| 一、政党组织 |
| 二、政府部门 |
| 三、企业组织 |
| 四、社会组织 |
| 五、社会公民 |
| 第二节 主体间权力共享关系 |
| 一、临时性权力共享机制 |
| 二、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 |
| 三、共享权力的合理分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基本过程 |
| 第一节 协同过程的复杂性 |
| 一、内在局限性 |
| 二、不确定性 |
| 三、做出承诺 |
| 第二节 现有过程模型 |
| 一、Ansell & Gash五步过程 |
| 二、Morse & Stephens四阶段过程 |
| 三、Ring & Van de Ven循环过程 |
| 第三节 过程模型开发 |
| 一、成立 |
| 二、决策 |
| 三、执行 |
| 四、终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理论及实践经验缺乏 |
| 一、理论建设滞后 |
| 二、实践经验不足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基础不足 |
| 一、制度基础薄弱 |
| 二、法制基础不足 |
| 三、官僚制的障碍 |
| 四、资源基础不足 |
| 第三节 协同治理机制不足 |
| 一、正式机制不健全 |
| 二、非正式机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社会建设中协同治理的系统建构 |
| 第一节 宏观方面: 全面改善协同治理环境 |
| 一、树立价值理念 |
| 二、推动制度创新 |
| 三、完善法律制度 |
| 四、扩大协商民主 |
| 五、培育社会资本 |
| 第二节 中观层面: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 |
| 一、政府协同机制 |
| 二、主体参与机制 |
| 三、资源开发机制 |
| 四、评估监督机制 |
| 第三节 微观层面: 优化协同治理的工具选择 |
| 一、培育协同文化 |
| 二、管理治理兼容 |
| 三、降低交易成本 |
| 四、灵活合作形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理论启示 |
| 一、哲学思考 |
| 二、政策意义 |
| 第二节 未来展望 |
| 一、创新实践 |
| 二、制度设计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9）公平理论视阈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现实背景与重要意义 |
| 1.1.1 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1.2 研究的重要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研究 |
| 1.2.1 社会分层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相关研究述评 |
| 1.2.3 相关文献研究简评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社会保障制度概念界定 |
| 1.3.2 社会分层与社会保障分层 |
| 1.3.3 平等、公平及正义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公平相关理论解析与建构 |
| 2.1 当代西方社会公平理论基础分析 |
| 2.1.1 分配正义公平观：罗尔斯 |
| 2.1.2 持有正义观：诺奇克 |
| 2.1.3 资源平等正义观：德沃金 |
| 2.1.4 能力平等正义观：阿马蒂亚·森 |
| 2.2 对公平理论的简要解析与分析框架建构 |
| 2.2.1 社会公平理论评析 |
| 2.2.2 社会制度分析中的公平理论分析框架 |
| 第3章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属性及表征 |
| 3.1 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属性 |
| 3.1.1 逆社会分层：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属性的体现 |
| 3.1.2 双重固化：社会分层与社会保障制度分层的耦合 |
| 3.2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表征 |
| 3.2.1 覆盖范围：风险分散分层化 |
| 3.2.2 待遇水平：去商品化能力分层化 |
| 3.2.3 政府责任：责任分担分层化 |
| 3.2.4 社保服务：服务获得分层化 |
| 3.3 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后果评价 |
| 第4章 社会权利公平性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生成机制 |
| 4.1 社会权利公平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正当性基础 |
| 4.1.1 基于对人道主义消极权利局限性的扩展 |
| 4.1.2 基于对劳动力去商品化需要的回应 |
| 4.1.3 基于公民权利内容扩展的现实要求 |
| 4.2 社会权利下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生成机制分析 |
| 4.2.1 社会保障发展初期：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化” |
| 4.2.2 社会保障发展期：各阶层社会权利“差序化” |
| 4.2.3 社会保障成熟期：各阶层社会权利“平等化” |
| 4.3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中的社会权利因素分析 |
| 4.3.1 户籍与职业身份：农民及城市新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利“贫困化” |
| 4.3.2 单位身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差序化” |
| 4.3.3 行政身份：公务人员的社会保障“特权化” |
| 4.4 实证分析：身份权利对社会保障分层化的影响 |
| 4.4.1 样本及数据说明 |
| 4.4.2 社会保险参保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4.4.3 实证分析结果阐释 |
| 第5章 机会公平性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固化—流动”机制 |
| 5.1 机会公平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正当性基础 |
| 5.1.1 个体差异引致的分配差异缺乏公平性 |
| 5.1.2 基于消极社会权利引发福利国家危机的历史审查 |
| 5.1.3 基于机会平等的积极福利观念兴起的现实需要 |
| 5.2 机会公平下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固化—流动”机制分析 |
| 5.2.1 机会空间中的社会保障分层化图景 |
| 5.2.2 中层机会公平：底层群体可行能力提升 |
| 5.2.3 高层机会公平：各社会阶层间合理社会流动 |
| 5.3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中的机会公平因素分析 |
| 5.3.1 中层机会不平等：城乡间公共资源分配失衡 |
| 5.3.2 高层机会不平等：个体间能力建设失衡 |
| 5.4 实证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 |
| 5.4.1 样本及数据说明 |
| 5.4.2 社会保险对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非参数卡方检验 |
| 第6章 规则公平性考察：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操作机制 |
| 6.1 外在福利规则对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操作化机制分析 |
| 6.1.1 资格准入机制分析 |
| 6.1.2 资金筹集机制分析 |
| 6.1.3 投资运营机制分析 |
| 6.1.4 待遇给付机制分析 |
| 6.1.5 统筹管理机制分析 |
| 6.2 内在福利规则对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操作化机制分析 |
| 6.2.1 共同体意识：内在福利规则发挥作用的基石 |
| 6.2.2 内在福利规则对社会保障制度分层化的作用分析 |
| 6.2.3 个体化：内在福利规则面临的挑战 |
| 第7章 社会保障制度“去分层化”的路径选择 |
| 7.1 社会保障制度“去分层化”的目标设定及基本原则 |
| 7.1.1 目标设定 |
| 7.1.2 基本原则 |
| 7.2 社会保障制度“去分层化”的制度整合路径 |
| 7.2.1 社会保障制度“去分层化”的整合思路 |
| 7.2.2 社会保险“去分层化”的制度整合路径 |
| 7.2.3 社会救助“去分层化”的制度整合路径 |
| 7.2.4 社会福利“去分层化”的制度整合路径 |
| 7.2.5 社会保障制度“去分层化”的配套措施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及意义 |
| 一 研究的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社会治理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概述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的西方意蕴 |
| 一 治理理论在西方的兴起 |
| 二 治理理论兴起的原因 |
| 三 治理理论的内涵解析 |
| 第二节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 |
| 一 社会治理的文化底蕴 |
| 二 社会治理的提出过程 |
| 三 社会治理的内涵界定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界说 |
| 一 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维度：思想教育、政治引导和道德教化功能 |
| 二 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维度：意识形态功能和非意识形态功能 |
| 三 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维度：个体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 |
| 四 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维度：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关联性解读 |
| 一 实施主体交叉重合 |
| 二 作用对象具有一致性 |
| 三 实施过程紧密相连 |
| 四 方式目标互补契合 |
| 五 功能原则融合渗透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逻辑起点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科学内涵及特性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科学内涵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特性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结构体系 |
| 一 核心层次：思想整合功能、价值引领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心理疏导功能 |
| 二 中间层次：利益调节功能、矛盾化解功能、冲突协调功能、活力激发功能 |
| 三 外围层次：促进治理主体平等对话、监督治理过程实施等功能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理论 |
| 二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理论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学相关理论 |
| 四 公共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现实课题 |
| 第一节 社会事业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各种社会矛盾亟需化解 |
| 一 教育领域深化综合改革，“上学难”矛盾依然突出 |
| 二 就业创业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就业难”矛盾仍需高度重视 |
| 三 收入分配格局深刻调整，“贫富矛盾”较为突出 |
| 四 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社会公平诉求”矛盾凸显 |
| 五 医疗卫生体制深化改革，“医患矛盾”较为突出 |
| 第二节 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
| 一 家庭结构变迁，传统伦理道德面临重构 |
| 二 人口结构深刻变动，社会道德建设难度加大 |
| 三 消费结构变迁，不同阶层价值选择复杂多样 |
| 四 城乡结构艰难转型，城乡不同文化理念有待整合 |
| 第三节 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 |
| 一 食品药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
| 二 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 |
| 三 平安中国建设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第四节 社会舆情管理面临新挑战，社会意识形态安全隐患频现 |
| 一 社会舆情管理面临新情况 |
| 二 社会舆情管理与社会意识形态安全 |
| 三 加强社会舆情管理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
| 第五节 社会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有待不断满足 |
| 一 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动因及表现 |
| 二 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催生新的精神文化需求 |
| 三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 第四章 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管控思维明显，偏离了社会治理的主旨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管控思维的形成与表现 |
| 二 管控不当所造成的危害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不健全，阻碍了社会治理的实施 |
| 一 职责不清晰 |
| 二 组织机构设置不均衡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复杂多变，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
| 一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主流价值观认同度有待提升 |
| 二 腐败之风蔓延，执政党公信力面临挑战 |
| 三 社会功利化倾向明显，道德约束力有待加强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式欠佳，弱化了社会治理的作用 |
| 一 形式主义严重，助长了抵触情绪 |
| 二 “灌输”原则被曲解和泛化，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 |
| 三 偏重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缺乏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呈现诸多问题，影响了社会治理效果 |
| 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
| 二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
| 第五章 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对策 |
| 第一节 实现“管理”向“治理”理念的转变，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 |
| 一 “管理”与“治理”的内涵辨析 |
| 二 社会管理与维稳思维 |
| 三 以“社会治理”为价值引领，实现维稳与维权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建立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工作体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
| 一 明确职责，准确定位 |
| 二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建设 |
| 三 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
| 第三节 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综合治理，改良社会风气 |
| 一 完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 |
| 二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
| 三 加强社会信任体系建设 |
| 第四节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营造健康社会舆论环境 |
| 一 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 |
| 二 对不同社会治理主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三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 |
| 第五节 运用综合多样的载体和方式方法，提升社会协同治理的功效 |
| 一 善于运用活动载体，寓教于行 |
| 二 善于运用文化载体，寓教于境 |
| 三 善于运用传媒载体，寓教于情 |
| 四 善于运用管理载体，寓教于管 |
| 第六节 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激发社会活力 |
| 一 公民意识与公民意识教育概述 |
| 二 公民责任意识培育 |
| 三 公民法治意识培育 |
| 四 公民公共意识培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基本医疗保险与居民幸福感研究[D]. 褚雷.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3]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4]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5]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中等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研究[D]. 徐晔. 天津大学, 2019(06)
- [6]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劳动法治问题研究[D]. 翁玉玲.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研究[D]. Amy Sun. 厦门大学, 2018(07)
- [8]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9]公平理论视阈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层化问题研究[D]. 付舒. 吉林大学, 2016(08)
- [10]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D]. 包红梅. 郑州大学, 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