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类型区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苏雅拉[1](2021)在《生态脆弱区生态、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阿鲁科尔沁旗为例》文中研究说明
蔡新良[2](2021)在《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川西高原藏区作为集高海拔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旅游资源聚集区及生态脆弱区为一体的特殊空间区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成为川西高原藏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作为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川西高原藏区地形地貌差异明显,气候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系统类型丰富,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保护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走廊。无论是从特殊的生态格局、国土安全、地缘政治,还是从国家总体布局来看,川西高原藏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受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极不均衡。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川西高原藏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迫切寻求破解产业发展困局的现实诉求下,进行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意义重大。综合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成果来看,前人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出发,在生态旅游基础理论、资源评价与开发、生态旅游系统、社区参与、扶贫效应、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有关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研究缺少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亟待构建,高原高山峡谷地区生态旅游理论框架体系亟待建立。川西高原藏区拥有富集的原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但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并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成为最佳选择,而生态旅游业正是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生态经济的具体体现和最佳途径。现代生态旅游强调“旅游、保护、教育和促进社区协调发展”四大功能,主张自觉责任观、动力系统观、可持续旅游观、全域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五观”,其发展理念契合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诉求和区域特点,即在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特色优势而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不改变城乡结构、不破坏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实现川西高原藏区的“脱贫转型”以及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川西高原藏区实际出发,在综合前人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梳理总结了国内外以及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理论研究现状,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建立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及其扶贫耦合关系。其次,深入分析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等,并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和定量定性评价。第三,依据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筛选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技术,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模型,并进行了时空评价。第四,通过甘孜州案例实证研究,分析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发展思路和扶贫效应评价。最后,结合研究成果尝试性地提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思路、开发原则和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促进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等。通过研究认为,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条件、社会发展、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等,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地理环境特殊性、生态环境脆弱、社会复杂、经济发展基础差,以及发展理念滞后、缺乏专业人才、管理水平低下等。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处于“重要机遇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川西高原藏区应围绕“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将旅游业培育成为川西高原藏区战略性和优势特色产业,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川西高原藏区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乡村振兴中的优势和引导作用,实施“生态旅游景区带动发展、‘生态旅游+’联动发展、经合组织拉动发展、民族特色村寨驱动发展”的产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提出了宏观调控、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区域合作、环境监管、安全保障、社区参与等体制机制,以及政策制度、资金投入、科技人才的保障体系,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孟宝[3](2020)在《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解析与优化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及开发利用的优化已成为我国发展亟需解决的战略任务。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长江经济带覆盖区国土空间的集约、高效和绿色开发是实现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基础保障。四川省宜宾市地处长江经济带上游,是典型的沿江节点城市。近年来,金沙江水电能源资源开发、高铁经济带动、港口辐射效应和四川南向开发重要枢纽门户等复合优势成为宜宾市发展的新动力,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提升了其国土空间开发的强度。在共抓长江大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识别、开发冲突及优化思路分析,助推其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新格局的形成,创新国土空间优化开发利用模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现实需求为导向和现状问题为牵引,通过对宜宾市国土空间自然地理要素和已有发展要素的评析,结合历史时期空间开发的格局与功能特征,明晰国土空间演变的趋势和驱动力特征。结合现状功能评析及分类,开发利用冲突测度与分类等,在全方位解析空间功能现状的基础上,以标定功能和优化目标为基础和导向,提出国土空间优化利用的创新模式。最后,在解析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市域和长江经济带上游国土空间保护与开发的多目标权衡两个方面提出了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优化的思路。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利用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7个时间点30 m分辨率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发现28年间宜宾市国土三生空间演变基本特征表现如下:宜宾市生活空间主要分布区、增扩区在市域中部,且沿江两侧分布特征显着;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市域中部和北部,以沿岷江、长江两侧的平坝、低丘区最为集中;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市域西部屏山县、南部中低山区的兴文县、长宁县、珙县、筠连县等。从海拔梯度来看,坡度2~8°之间、15°以上;海拔236~600 m范围是空间变化的剧烈区;水平向上来看,宜宾市国土空间以沿长江为轴线,沿江两侧10 km范围是空间用地类型变化最为集中的区域。通过开发历史梳理,宜宾市空间开发经历了由萌芽状态→外力驱动为主→内生动力显现→内外动力共同推动的演进过程;而空间功能特征从原始性模糊性→区外需求依附性→不稳定性→功能重构→内外功能趋向稳定。2000年以前宜宾市空间开发格局呈现围绕农业和初级工矿业发展的特征;而在2000年以后,其空间开发则转向围绕城市和工业园区的基本开发格局。(2)利用熵值法对宜宾市185个乡镇三生功能现状评价得出: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显着区约占20%,非显着区的约占80%,即反映为一定的二八定律现象,对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将宜宾市乡镇功能分为:城镇生活-工业生产优势区(12%)、城镇生活-乡村生活优势区(8%)、乡村生活-农业生产-生态功能产品供给优势区(29%)、乡村生活-农业生产-生态服务功能优势区(20%)、生态服务功能-农业生产功能优势区(31%)等5个功能区类型,并对每类功能区类型的占比、分布和类型特征等进行了分析。(3)基于上限思维、结构思维和底线思维,从现实际开发强度与理论可开发强度比较、景观生态指数冲突测度、土地利用现状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对比三个方面对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冲突性进行测度与分析。结果显示,开发强度引起的冲突诱因主要有地形限制型、城市密集型和自然保护区型3种类型;从景观生态冲突指数来看,宜宾市1990、2000、2010和2018年4个时期的空间冲突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6、0.53、0.52和0.51,随时间演进冲突程度呈降低趋势;通过开发现状和适宜性评价的结果叠加,把乡镇分为城镇冲突为主、农业冲突为主和生态冲突为主3种类型。基于上述三种冲突的乡镇分级分区,设定判别条件(27种),对三类冲突进行空间叠加后得到的20种组合冲突情况,根据宜宾市乡镇综合冲突类型及归并,将185个乡镇划分为8类冲突。(4)通过设定假设条件,根据理论和实践依据,提出国土空间优化和管控的框架结构模式。核心内涵在于注重基本功能界定的前提下,在国土空间基本管控单元范围内弱化功能分区,通过对国土空间开发管控指标的分解,确定某空间基础单元的框架结构,打破单一主体功能执行的约束和管控区、线延伸影响下的发展活力受限,鼓励确定空间在限定条件下自主优化。根据提出的模式,选择城镇化为主的沙坪街道和农业生产、生活空间为主的僰王山镇为案例区,采用框架结构模式对其理论可开发空间范围和开发强度阈值进行识别,并根据其发展现状、方向和存在的问题,结合框架结构模式提出具体的优化思路。(5)通过梳理宜宾市国土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提出在空间规划层面要尽快依托“双评价”的结果,以沿江0~10 km范围为重点区,在划定城市外围开发边界的同时,划定城市内部的沿江压缩边界,按具体的地势和城市功能区的辐射等,对开发强度做梯度分级;确定点状和线状的生态廊道,恰当分割城市生活区和产业区。在空间管治层面,要在5~10年的时间尺度内对乡镇空间功能和冲突进行重新评价,依据不同的功能界定和冲突表现制定不同的空间管治策略;同时要发挥框架结构模式约束下基本空间管控单元优化的自下而上推动传导机制;在控制性优化和政策性优化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和发挥自主性优化的作用。在具体的执行层面要做好对产业园区规划和运营的管理;探索南部山区转型发展的综合模式;注重生态空间经济效益的发挥;保护永久基本农田及划定永久农村地区等。本研究的创新点如下:基于乡镇尺度的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解析与要素关联分析;尝试国土空间冲突性测度与分析的综合视角;空间优化中自上而下目标分解和自下而上功能自主寻优的综合考虑。论文研究的不足受限于数据的全面性、标准化和空间基础单元的不确定,空间功能解析及评价的科学性还待提升;框架结构模式下降尺度的管控指标分解还有待深入分析等。整体而言,论文的研究成果对宜宾市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推进提供了部分研究支撑,也对长江经济带上游沿江节点城市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优化开发在方法和思路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通过对乡镇尺度的研究及创新尝试,丰富了国土空间优化开发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李平[4](2020)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生态文明的稳步推进。绿色发展作为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能有效突破生态环境的约束,破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难题,解决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与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域面积占吉林省国土面积的86.43%,是吉林省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急需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允许下的绿色内生发展模式,进而实现限制开发区在保护中有序开发的目标。而绿色发展效率则是在绿色发展及生态效率概念的基础上,考虑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后的经济发展效率。基于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及分析,探寻绿色发展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选择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县作为典型案例,总结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在理论上丰富人地关系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在实践上推动吉林省限制开发区绿色转型,科学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科学提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涵,综合归纳出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理论,厘清绿色发展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以及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的关系。(2)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条件、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做以详细分析。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以劳动、资本、技术作为投入要素,经济指标作为期望产出,环境污染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呈现V型演变趋势,区域内部绿色发展效率差异逐步增大。(3)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分析。从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内外动力入手,从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经济、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发展、政府政策调控等方面探讨绿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科技创新水平、环境规制等因素关系的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利用Tobit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不同因素对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说部分成立,经济发展水平是绿色发展效率的核心驱动因素。(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临江市(森林生态功能区)、梨树县(农产品主产区)、通榆县(草原生态功能区)三个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的绿色发展典型案例深入探讨,进而提出不同类型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模式。(5)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完善政策支持、加快产业升级、强化要素集聚以及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大方面提出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进而增强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内生发展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周升强[5](2020)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文中认为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及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改善农牧民生计状况,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其效用与影响得到了肯定,但在政府要生态与农牧民要生计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禁牧与草畜平衡措施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牧业成本普遍上升,生计脆弱性高,可持续性低,致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无法有效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二者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亟需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有机结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民分化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生态经济人等理论构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北方农牧交错区核心区实地调研数据,归纳总结了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的现状与问题,分别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生计资本、牧业生计、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收入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虽在宏观层面已取得良好效果,但农牧民生计仍存在诸如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等问题。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草原生态的恢复,增加农牧民收入,转变牧业生产方式,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应。农牧民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表明,农牧民普遍认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引致牧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增加的作用有限,农牧民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且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稳定性处于低水平,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促进了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但对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影响并不显着。以非农牧就业比例衡量的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测算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农牧民牧业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牧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生计活动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与深兼型五种类型的农牧民。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与所获补奖金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兼业化程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少,收入与生计对牧业依赖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虽不具有显着影响,但就影响方向而言具有负向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内卷化”。(3)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通过影响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进而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较低,生计缓冲能力极弱,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实证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补奖金额越多,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值越高,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补奖标准,增加农牧民的补奖收入对于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提高其谋生能力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回归得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补奖金额对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实现的。(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民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农牧民是否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对于大部分农牧民而言,补奖收入与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率之间的关系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越倾向于不减畜,且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越低。非农牧就业对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是否减畜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政策影响农牧民减畜率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补奖金额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补奖收入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生计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在补奖收入未达到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之前,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生计活动与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越高。通过对拐点的计算结果得出,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所获补奖收入普遍低于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值,导致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将随着补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纳入生计资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生计活动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重点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增强其收入稳定性。补奖金额对促进贫困农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民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着,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具有显着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程度。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着,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民的牧业收入来实现,表明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民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异质性农牧民微观利益的关注;以提高补奖标准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着力提升农牧民非农牧就业能力以引导劳动力要素的非农牧转移;着力提升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降低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应结合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继续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扶贫的实施等政策建议。
胡宁[6](2020)在《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北地区是中国发展最早的老工业基地,由于工业化起步比较早所以带来了城镇化的发展和进步,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从全国范围来看,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东北经济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出现了很多不适,和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化发展也开始逐渐放缓。国家适时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地区重现了生机和活力。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需要转型升级,经济发展需要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东北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长期以来一直是以重工业为主,转型发展比较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同时出现了城镇化发展缓慢,人才外流的现象。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比较多,转型面临着更大的困难。2013年国家提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给东北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国家提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镇化发展当中之后,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势在必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年到1957年为快速启动阶段,1958年到1965年为剧烈波动阶段,1966年到1978年为倒退阶段,1979年到2002年为再次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为速度放缓阶段。具有这样几个问题,包括城镇化发展质量不优,效率不高;城市群竞争力不强,大城市缺乏辐射带动功能;城镇化发展不均衡、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并且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得出东北地区必须要走生态城镇化发展之路。生态城镇化是推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对生态城镇化的人口-生态-产业协同机理分析,对东北地区发展生态城镇化的政策基础、人口与社会因素、资源与生态环境因素、经济与产业因素进行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方法建立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评价模型,把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分为三个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得出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再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模拟仿真,通过仿真预测,认为生态城镇化是适合东北地区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对于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思路,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一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推动生态城镇化,包括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群的空间布局,打通城市群交通网络,整合城市群资源,加快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按照生态功能分区有序推进生态城镇化。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水平。三是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调发展,包括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农业旅游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发展生态旅游业。四是强化资源环境的持续承载能力,包括推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
田俊峰[7](2020)在《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土地利用转型概念提出以来,伴随着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及土地变化科学的形成,以探讨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与重要议题。土地利用转型包含着显性与隐性两种形态的改变。但是,当前研究仍存在对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关注不足、土地利用转型与经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割裂、在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综合作用机理方面认识不清等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探索。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深刻地经济社会转型与生态变革过程,国土空间利用过程中以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为表征的人地矛盾突出问题依然存在且日益突出,形成对深化与发展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迫切需求。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突显,土地利用问题突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与生态安全保护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土地资源管理、城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种政策作用下的典型区域,其土地利用转型呈现出显着的政策主导特征。探明欠发达地区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对解决当前中国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变化科学、地理学等学科重要基础理论,提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模式,构建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框架。以东北三省为例,对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过程、机制进行系统解析,并基于当前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以及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与新挑战,从政策系统的视角提出针对性的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路径与措施,形成系统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范式。论文为综合解读与研究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提供分析范式与分析路径参考;此外,论文将远程耦合理论应用于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破除了既有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研究存在的区域与尺度局限性问题,发现了土地利用转型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下外生性因素的重要作用,补充与拓展了土地利用转型相关理论。研究为进一步科学模拟与预测区域土地利用演化过程,并通过对政策的合理优化以引导区域土地利用向可持续方向演进提供基础理论支撑,也可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方向参考与决策依据。本研究共分为八章,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在中国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经济社会发展受政策作用显着的欠发达地区,存在一种土地利用转型模式,即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其实质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政策性因素的直接作用以及政策性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呈现出―空间冲突——低级协调——冲突加剧——高级协调‖的―渐进上升式‖演进过程;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阶段性、外部性与外生性、复杂性与系统性、趋向性与不稳定性。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应从土地稀缺与土地集约化、区域功能定位、经济现代化与城镇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人口增长与迁移等方面进行系统综合解析。2.基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变化过程、经济增速、产业与就业结构演变过程,可将东北三省1995—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1995—2005年);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2005—2010年);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2010—2015年)。伴随区域经济社会转型,东北三省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3.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包含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的综合过程。显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耕地规模持续增长,增速先降后升,耕地内部水田占比持续上升,耕地增长来源由林地与草地向未利用地转变,耕地的空间扩张集中于三江平原地区;林地、草地、水域呈―下降—趋稳—再下降‖的转折性变化,三种用地类型向耕地的大规模转出导致区域生态用地数量减少;未利用地向耕地转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未利用地面积加速下降,未利用地的减少亦集中发生于三江平原地区,且其范围逐渐扩大;建设用地面积加速增长,建设用地内部非农建设用地占比持续上升,建设用地增长在空间上呈现―中心城市—城市带与沿海沿边地区—哈长城市群核心区‖的转移路径。4.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核心在于功能转型,其土地利用功能可划分为发展支撑功能、发展动力功能、生态基础功能三大核心功能。其中,发展支撑功能包含农业生产与农村稳定两个子功能,发展动力功能包含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个子功能。区域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特征主要表现为:在功能结构演进方面,区域土地利用功能以发展动力功能为主导,存在―多元化特征—单一性突出—再趋多元化‖的演化过程。在功能水平时空演化方面,区域土地发展支撑功能呈―缓慢退化—恢复提升—提升加速‖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由―西高东低‖向―北高南低‖转化;发展动力功能呈―缓慢退化—高速提升—缓慢提升‖的剧烈变化过程,功能两极分化日益明显;生态基础功能呈―缓慢退化—趋向稳定—加速退化‖的变化过程,空间特征表现为―东高西低‖。在功能间协调关系方面,区域土地农业生产功能与农村稳定功能间协调性―由降转升‖,但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协调性―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日益凸显;区域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间关系失调严重,但呈由退化转向改善的过程,―东强西弱‖的空间特征逐渐显现。5.对于以东北三省为代表的受多重政策影响作用明显、经济市场化程度低的欠发达地区,其土地利用转型是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是一个远程耦合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远程耦合系统中,区域外部土地利用系统与全球系统构成发送系统,区域土地利用系统为接收系统。发送系统以资金流、信息流、政策流、物质流为主要载体,以全球化、远程连接、宏观统筹为主要形式作用于接收系统。在发送系统的作用下,区域土地利用系统内部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交互作用,形成主导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的两大路径,即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供给,―引导‖区域及个体土地利用行为,―约束‖并形成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基本框架,决定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变化诱发路径控制不同类型土地的需求,决定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速度与强度。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是远程耦合框架内政策引导下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与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交互耦合与拮抗的结果,以市场环境与全球化发展为代表的区域外生性过程是两大路径交互的关键过程。6.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经济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面临土地空间冲突与功能冲突加剧恶化的―新挑战‖。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的直接目标、控制目标和最终目标,并从国土空间治理、土地管理政策优化与制度创新、城镇化政策设计、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促进区域土地利用有序转型。
马亚亚[8](2020)在《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近20年来,黄土高原实施了各项生态修复工程,极大的改善了该地区生态环境,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生态修复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之间的互馈关系尚不明确,尤其是以农户作为独立经济单位的自然-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基于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异特点,选择黄土高塬沟壑区(陕西长武)、黄土丘陵沟壑区(陕西安塞)、黄土宽梁缓坡丘陵区(宁夏固原原州区)、黄土残塬沟壑区的典型县区(山西吉县),利用1996-2016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和调研数据,分析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馈关系以及延河流域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主体行为,探究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政策方向,进而为区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协调发展提供有效可行的对策建议。主要结果如下:(1)1996-2016年间,安塞县、长武县、原州区和吉县的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等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人口总量、就业结构、社区发展等区域社会发展指标不断趋于向好,表明区域生态修复工程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各县域之间社会经济基础、地缘因素,以及生态环境因素的不同,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社会经济具有区域分异特点。(2)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增量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脉冲响应表明,不同类型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之间互馈效应显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县与县之间有所差异,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修复的促进作用有待提高。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原州区生态修复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医疗事业的进步;安塞县生态修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社会经济增长和生态修复都对医疗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吉县生态修复与经济增量存在相互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和生态修复对医疗事业具有促进作用;长武县生态修复对社会、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3)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脉冲响应表明,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会滞后一年。经济结构指标与社会结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生态修复指标与社会经济结构指标之间相互影响较为显着。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原州区生态修复水平对产业结构变化和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变化对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安塞县产业结构与生态修复存在一定相互促进关系,产业结构与生态修复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吉县产业结构变化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长武县生态修复对产业结构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变化和生态修复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计划行为(TPB)理论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表明,农户生态修复行为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感知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农户因生活行为惯性以及生活条件的限制,生活行为方式不能与生态-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相契合,并且农户因接受农业技术培训而表现出与耦合系统协同发展的同趋向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统筹处理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生态修复政策实施长效机制;(2)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水平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修复的促进作用;(3)改善群众生活,发展社会事业,因地制宜制定实施生态修复与配套社会经济政策;(4)跟进农户政策实施效果,及时调整配套措施,同时强化耦合系统主体行为。
曲超[9](2020)在《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文中认为生态补偿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之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政策,也是调节基于生态环境服务、保护和发展成本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等重要政策,十九大报告又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工作已经进入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实践在全国开展得早,投入资金多,补偿效果好,但同时,由于部门利益分割,补偿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机制不健全,尤其是没有开展系统回顾和绩效评价,生态补偿工作未形成工作闭环,难以有针对性地优化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基于此,本文系统评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提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概念,从博弈论角度论证了基于绩效评价进行补偿的合理性,构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开展了生态补偿政策效益、效应和效率的综合评价,测算了实际补偿与按绩效应支付补偿的差额,为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科学支撑和政策建议。本文理论部分对生态补偿的理论与机制进行了分析。首先,总结了国内外生态补偿相关研究文献。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主要回答了生态补偿“为什么补、补什么、谁来补、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等问题,揭示了生态补偿的综合性和复杂性。管理学理论主要回答了“好不好、怎么改”等问题。其次,对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主要方法进行了梳理,从政策设计、政策执行、补偿效果分析、补偿效应评价、投入产出效率等多位维度进行了评述。之后,采用博弈论方法,按照预补偿、后补偿、按照绩效补偿三种模式,对生态补偿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发现在绩效补偿模式下分配补偿资金并进行博弈,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的预算刚性和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实践评述与框架设计部分对国内外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并设计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一是发展阶段方面,我国的生态补偿经历了初设阶段(1978-2004年)、形成阶段(2004-2012年),完善阶段(2012年-至今)等三个阶段,梳理了三个阶段出台的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二是实践进展方面,我国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基本实现全覆盖,重点区域生态补偿取得新进展,市场化生态补偿取得新突破;同时,总结了美国、欧盟、拉美等国家生态补偿实践情况;归纳出我国生态补偿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政策针对性不强、补偿效率不高等实践方面的问题。三是框架设计方面,针对当前研究对象集中在生态补偿效果评价、研究领域集中在生态环境绩效研究、研究方法集中在EPI指数等线性加总等不足,系统性提出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主要目标、评价原则和指标体系,全面拓展了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包括四项内容:一是采用熵值法测度生态补偿的六项效益。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综合效益均呈上升趋势,总体熵均值由2011年的16.77增加到2018年的33.58,增加了100.20%。上海市、浙江省、重庆市熵均值位于前列,贵州省、安徽省、云南省熵值增速位于前列。二是采用DID模型对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价,回归结果显示生态补偿显着改善了流域水质。在各控制变量中,人均GDP、氨氮排放强度通过1%显着性水平检验,表明其与政策效应关联性较强。通过改变窗期、子样本回归、安慰剂等进行稳健性检验,证明政策效应具有稳健性。三是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流域的综合补偿效率进行了计算,发现综合效率呈先升后降趋势,其规模效率下降是导致综合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四是综合以上三个逻辑层次评价结论,以效应评价作为可信度参考,以效益评价作为计算基数,以效率评价作为调整系数,测算了按绩效应补偿的金额,形成绩效评价工作闭环。2011-2015年应在实际补偿的基础上额外补偿,而2016-2018年应扣减补偿资金。分省市测算,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湖北省、安徽省等5个省市应给予额外补偿。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四项政策建议:一是突出综合化,构建系统全面的生态补偿制度;二是突出市场化,不断创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三是突出绩效化,坚持生态补偿科学标准和效率导向;四是突出激励化,以生态补偿为抓手推动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彭雄亮[10](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二、不同类型区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同类型区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五、资料数据来源 |
六、论文框架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第1章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 |
1.1 相关概念 |
1.1.1 生态旅游 |
1.1.2 生态旅游业 |
1.1.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1.2 研究相关理论 |
1.2.1 沟域经济理论 |
1.2.2 山地生态经济理论 |
1.2.3 生态旅游系统理论 |
1.2.4 民族生态旅游理论 |
1.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1.2.6 民族社会学理论 |
1.2.7 民族经济学理论 |
1.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1.3.1 川西高原藏区发展现实选择 |
1.3.2 生态旅游扶贫的重要意义 |
1.3.3 生态旅游与扶贫效应耦合性关系 |
1.3.4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扶贫效应 |
小结 |
第2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条件及影响因素 |
2.1 自然地理条件 |
2.1.1 地理环境特点 |
2.1.2 地形地貌特征 |
2.1.3 生态环境条件 |
2.1.4 气候水文条件 |
2.2 综合区位分析 |
2.2.1 交通区位 |
2.2.2 生态区位 |
2.2.3 经济区位 |
2.2.4 旅游区位 |
2.3 历史人文背景 |
2.3.1 历史沿革 |
2.3.2 民族文化 |
2.4 生态旅游资源条件 |
2.4.1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类型 |
2.4.2 生态旅游资源主要特征 |
2.4.3 生态旅游资源特色及优势 |
2.4.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潜力 |
2.5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2.5.1 政治环境因素 |
2.5.2 自然条件因素 |
2.5.3 社会发展因素 |
2.5.4 经济环境因素 |
2.5.5 科技水平因素 |
小结 |
第3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
3.1 生态旅游业发展取得的成效 |
3.1.1 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贯穿于生态旅游业发展 |
3.1.2 推动了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3.1.3 有力促进了川西高原藏区经济社会发展 |
3.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
3.2.1 地理环境特殊 |
3.2.2 生态环境脆弱 |
3.2.3 社会环境复杂 |
3.2.4 经济发展基础弱 |
3.3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3.3.1 还非真正的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模式 |
3.3.2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
3.3.3 环境保护力度不够 |
3.3.4 旅游规划编制工作滞后 |
3.3.5 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 |
3.3.6 生态旅游产品同质化明显 |
3.4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3.4.1 发展理念仍然滞后 |
3.4.2 专业人才较为缺乏 |
3.4.3 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
3.4.4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
小结 |
第4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时空评价 |
4.1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4.1.1 基本原则 |
4.1.2 评价指标体系 |
4.1.3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划分 |
4.1.4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4.2 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4.2.1 确定指标权重 |
4.2.2 指标总权重 |
4.2.3 评价指标权重一致性检验 |
4.3 评价模型的建立与指标量化分析 |
4.3.1 评价指标量化评分档次 |
4.3.2 评价指标量化与标准化 |
4.3.3 建立评价模型 |
4.4 基于指标模型的时空评价 |
4.4.1 时空评价的重要意义 |
4.4.2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分 |
4.4.3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 |
小结 |
第5章 案例: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
5.1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
5.1.1 战略地位显着 |
5.1.2 世界级旅游资源富集 |
5.1.3 旅游交通条件不断改善 |
5.1.4 生态旅游业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
5.2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
5.2.1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5.2.2 旅游可进入性仍然较差 |
5.2.3 旅游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备 |
5.2.4 生态旅游管理水平较低 |
5.2.5 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不够 |
5.3 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
5.3.1 高山峡谷生态旅游 |
5.3.2 高原山地生态旅游 |
5.3.3 原生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
5.4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发展思路 |
5.4.1 加速打造“一核两中心” |
5.4.2 着力拓展三轴发展 |
5.4.3 积极建设三个旅游城镇圈 |
5.4.4 扎实推动三大区域发展 |
5.4.5 打造生态旅游业重点和旅游品牌 |
5.5 甘孜州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分析 |
5.5.1 生态旅游业扶贫实践 |
5.5.2 生态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 |
5.5.3 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评价 |
小结 |
第6章 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路与建议 |
6.1 可持续发展思路 |
6.1.1 以建设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
6.1.2 构建现代生态旅游业发展新格局 |
6.1.3 发展基本原则 |
6.1.4 产业发展路径 |
6.2 可持续发展建议 |
6.2.1 制度保障体系 |
6.2.2 发展对策建议 |
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表1:生态旅游业扶贫效应调查问卷 |
附表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调查问卷 |
附表3:川西高原藏区主要生态旅游资源定量评价表 |
附表4:甘孜州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系统构成一览表 |
附表5: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统计表 |
附表6:甘孜州主要生态旅游资源评价表 |
附表7:甘孜州旅游扶贫村统计表(2016-2019) |
附图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意图 |
附图2:国家生态重要性评价图 |
附图3:国家生态脆弱性评价图 |
附图4:四川省五大生态旅游发展片区区位图 |
附图5:四川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 |
附图6: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开发空间格局 |
附图7:川西高原藏区旅游景区带动扶贫村分布示意图 |
附图8:川西高原地区高程图 |
附图9:川西高原藏区主要旅游资源分布图 |
附图10: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图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及参与的研究课题 |
致谢 |
(3)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解析与优化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新格局亟待形成 |
1.1.2 长江经济带“溯源延伸”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 |
1.1.3 四川省持续南向开放战略需强化支点建设 |
1.2 选题依据、目的和意义 |
1.2.1 选题依据 |
1.2.2 选题目的 |
1.2.3 选题意义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3.1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与驱动力分析 |
1.3.2 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适宜性评价及其开发冲突分析 |
1.3.3 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优化模式与提升对策 |
1.4 拟解决关键科学问题 |
1.4.1 长江上游沿江节点城市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权衡 |
1.4.2 基于乡镇尺度三生空间功能优化的多要素匹配性 |
1.5 研究技术路线、方法和数据 |
1.5.1 研究技术路线 |
1.5.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进展 |
2.1 理论基础 |
2.1.1 空间与国土空间概念 |
2.1.2 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3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理论 |
2.1.4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2.1.5 国土空间“双评价”方法和理论 |
2.1.6 空间管治理论 |
2.1.7 系统论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2.2.1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 |
2.2.2 国土空间开发战略布局 |
2.2.3 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及方法 |
2.2.4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 |
2.2.5 国土空间功能优化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2.4 本研究的理论逻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研究区空间开发基础要素与开发历史 |
3.1 宜宾市区位 |
3.2 宜宾市国土空间基础要素 |
3.2.1 自然地理概况 |
3.2.2 社会经济概况 |
3.2.3 国土空间基础要素评析 |
3.3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历史 |
3.3.1 明清时期 |
3.3.2 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
3.3.3 20世纪中叶—20世纪80年代 |
3.3.4 20世纪80年代—2010年 |
3.3.5 2010年至今 |
3.4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及功能特征演变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演变及驱动力分析 |
4.1 国土空间功能分区 |
4.1.1 三生空间及功能的划分 |
4.1.2 三生空间与三区空间 |
4.2 宜宾市国土三生空间格局特征 |
4.2.1 基本特征 |
4.2.2 水平向特征 |
4.2.3 垂直向特征 |
4.3 宜宾市国土三生空间数量结构与内部转移 |
4.3.1 数量结构的变化 |
4.3.2 内部相关转移 |
4.4 宜宾市国土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分析 |
4.4.1 经济发展驱动 |
4.4.2 宏观政策驱动 |
4.4.3 三生空间演变的关键驱动因子识别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评价 |
5.1 国土空间功能定位 |
5.2 评价的依据 |
5.2.1 评价的原则 |
5.2.2 评价单元的尺度 |
5.2.3 评价的方法 |
5.3 评价的指标体系 |
5.3.1 指标选择 |
5.3.2 数据来源与指标分析 |
5.4 评价结果及分析 |
5.4.1 三生空间二级功能分类评价 |
5.4.2 综合三生空间功能评价 |
5.4.3 不同乡镇三生空间评价聚类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冲突性分析 |
6.1 空间冲突概念与测度 |
6.1.1 空间冲突内涵 |
6.1.2 空间冲突测度 |
6.2 基于开发强度分析的冲突测度 |
6.2.1 开发强度的界定 |
6.2.2 开发强度的计算 |
6.2.3 冲突性分析 |
6.2.4 冲突区和冲突类型 |
6.3 基于景观生态指数的冲突测度 |
6.3.1 景观生态学指数冲突测度方法 |
6.3.2 测度结果与冲突性分析 |
6.4 用地现状与适宜性评价的冲突测度 |
6.4.1 冲突测度 |
6.4.2 冲突性分析 |
6.5 乡镇空间冲突的综合分析 |
6.5.1 综合冲突表达的判别条件设定 |
6.5.2 不同空间冲突的类型与特征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框架结构模式的宜宾市国土空间优化分析 |
7.1 国土空间标定功能 |
7.2 优化导向与目标 |
7.3 小尺度单元国土空间优化的框架结构模式 |
7.3.1 模式提出假设及形象表达 |
7.3.2 模式提出的依据 |
7.3.3 模式内涵与构建 |
7.4 基于沙坪街道的实证分析 |
7.4.1 沙坪街道空间演变及利用现状 |
7.4.2 框架约束的沙坪街道适宜开发区 |
7.4.3 沙坪街道空间开发利用优化分析 |
7.5 基于僰王山镇的实证分析 |
7.5.1 僰王山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
7.5.2 框架约束的僰王山镇适宜开发区 |
7.5.3 僰王山镇农业农村空间优化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问题及优化分析 |
8.1 宜宾市国土空间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8.1.1 沿江中心城区岸带资源开发与长江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
8.1.2 市域南部山区资源开发主导的转型困境 |
8.1.3 农业主导区特色种植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
8.1.4 乡村生活空间品质亟待提升 |
8.1.5 生态功能显着区生态空间综合效益考虑不够 |
8.2 宜宾市域层面国土空间优化思考 |
8.2.1 空间规划层面 |
8.2.2 空间管制层面 |
8.2.3 重点执行层面 |
8.3 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尺度国土空间优化开发的思考 |
8.3.1 厘清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
8.3.2 弹性赋予和刚性管控相结合 |
8.3.3 实施精准生态补偿 |
8.3.4 流域间融合发展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9.2.1 研究特色 |
9.2.2 创新点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9.3.1 研究的不足 |
9.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进展 |
1.2.2 限制开发区域研究进展 |
1.2.3 绿色发展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3.4 创新点 |
1.4 本章小结 |
第2章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限制开发区 |
2.1.2 绿色发展 |
2.1.3 绿色发展效率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2.2.4 产业生态学理论 |
2.2.5 主体功能区划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
3.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背景与条件 |
3.1.1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类型和范围 |
3.1.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自然环境条件 |
3.1.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演变与现状分析 |
3.1.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环境发展态势分析 |
3.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测算方法 |
3.2.1 研究方法 |
3.2.2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
3.2.3 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
3.3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序演化特征 |
3.3.1 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V型演变趋势 |
3.3.2 不同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演变趋势不同 |
3.3.3 绿色发展效率时间变化差异特征 |
3.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演变特征 |
3.4.1 绿色发展效率整体相对较好,但内部呈两极分化态势 |
3.4.2 绿色发展效率相对低值区以资源型城市为主 |
3.4.3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 |
3.4.4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4.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4.1.1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
4.1.2 限制开发区绿色发展的外生动力 |
4.2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4.2.1 经济发展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关系 |
4.2.2 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3 科技创新水平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4 城镇化水平提升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2.5 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发展效率提高 |
4.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3.1 Tobit模型 |
4.3.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4.3.3 数据来源 |
4.3.4 测算结果 |
4.4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4.4.1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2 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3 科技创新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4 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4.5 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 |
5.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模式选择 |
5.1.1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目标 |
5.1.2 模式选择的原则 |
5.1.3 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一般模式 |
5.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2.1 典型案例(临江市) |
5.2.2 森林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3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5.3.1 典型案例(梨树县) |
5.3.2 农产品主产区绿色发展模式 |
5.4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4.1 典型案例(通榆县) |
5.4.2 草原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模式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
6.1 完善体制机制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1.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
6.1.2 发挥目标评价导向作用,建立绿色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
6.1.3 优化空间开发格局,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机制 |
6.2 加快产业升级推动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2.1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6.2.2 优化产业配置,促进产业组织合理化 |
6.3 强化要素集聚保障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3.1 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 |
6.3.2 加大绿色投入,加强金融资金支持力度 |
6.3.3 集聚优秀人才,激发绿色发展活力 |
6.4 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促进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 |
6.4.1 加强生态建设与修复,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
6.4.2 加快环境综合整治,建立权责明确的环境污染治理制度 |
6.4.3 强化节能降耗,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优化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1.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研究 |
1.3.2 农牧民分化 |
1.3.3 农牧民生计研究 |
1.3.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
1.6.1 研究区域概况 |
1.6.2 数据来源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2.1 基本概念 |
2.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
2.1.2 农牧民 |
2.1.3 农牧民分化 |
2.1.4 农牧民生计 |
2.2 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2.2.3 农民分化理论 |
2.2.4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2.5 生态经济人理论 |
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与农牧民生计现状及问题 |
3.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
3.1.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演变 |
3.1.2 基于宏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3.1.3 基于农牧民微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3.2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现状 |
3.2.1 农牧民分化现状 |
3.2.2 农牧民生计资本现状 |
3.2.3 农牧民牧业生计现状 |
3.2.4 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3.2.5 农牧民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现状 |
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现存问题 |
3.3.1 农牧民分化显着 |
3.3.2 生计缓冲能力弱 |
3.3.3 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 |
3.3.4 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 |
3.3.5 收入稳定性水平较低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的影响 |
4.1 理论分析 |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4.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4.2.2 模型设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职业维度水平分化的影响 |
4.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影响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5.1 理论分析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5.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2.2 模型设立 |
5.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5.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 |
5.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牧业生计的影响 |
6.1 理论分析 |
6.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影响的理论分析 |
6.1.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6.1.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6.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 |
6.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2.2 模型设立 |
6.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 |
6.3.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3.2 模型设立 |
6.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
6.4.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4.2 模型设立 |
6.4.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1 理论分析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7.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7.2.2 模型设立 |
7.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活动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劳动力就业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8.1 理论分析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8.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8.2.2 模型设立 |
8.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 |
8.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对策建议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6)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城镇化的理论研究 |
1.2.2 城镇化相关的实证研究 |
1.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
1.2.4 生态城市的研究 |
1.2.5 东北地区城镇化的研究 |
1.2.6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 |
2.1 基本概念及概念辨析 |
2.1.1 城镇化 |
2.1.2 新型城镇化 |
2.1.3 生态城镇化 |
2.2 相关理论 |
2.2.1 城市发展理论 |
2.2.2 中心地理论与点轴系统理论 |
2.2.3 人口迁移理论 |
2.2.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5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理论 |
2.2.6 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生态城镇化的人口-生态-产业协同机理分析 |
3.1 生态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3.1.1 适度集聚性 |
3.1.2 系统性 |
3.1.3 产业特色性 |
3.1.4 动态性 |
3.1.5 生态性 |
3.1.6 人本性 |
3.2 生态城镇化的要素构成 |
3.2.1 人口子系统 |
3.2.2 生态子系统 |
3.2.3 产业子系统 |
3.3 生态城镇化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 |
3.3.1 人口子系统与产业子系统的协同关系 |
3.3.2 产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的协同关系 |
3.3.3 人口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的协同关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4.1 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阶段 |
4.1.1 东北地区城镇化快速启动阶段(1949—1957年) |
4.1.2 东北地区城镇化波动阶段(1958—1965 年) |
4.1.3 东北地区城镇化倒退阶段(1966—1978年) |
4.1.4 东北地区城镇化再次快速发展阶段(1979—2002年) |
4.1.5 东北地区城镇化放缓阶段(2003 至今) |
4.2 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4.2.1 城镇化质量不优,效率不高 |
4.2.2 城市群竞争力不强,大城市缺乏辐射带动功能 |
4.2.3 城镇化发展不均衡,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 |
4.3 东北地区城镇化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3.1 过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城镇化的制约和影响 |
4.3.2 缺乏创新的黑土地域文化对城镇化的制约和影响 |
4.3.3 实行多年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城镇化的制约和影响 |
4.3.4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滞后对城镇化的制约和影响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支撑因素分析 |
5.1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基础 |
5.2 人口与社会因素 |
5.2.1 基础设施条件 |
5.2.2 社会保障条件 |
5.2.3 科技与文化条件 |
5.3 资源与生态环境因素 |
5.3.1 自然资源条件 |
5.3.2 生态环境条件 |
5.4 经济与产业因素 |
5.4.1 农业对生态城镇化的支撑 |
5.4.2 工业对生态城镇化的支撑 |
5.4.3 第三产业对生态城镇化的支撑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 |
6.1 模型方法选择 |
6.2 模型构建 |
6.2.1 模型原始数据选取 |
6.2.2 因子分析优化指标体系 |
6.2.3 熵权法评价指标标准化矩阵构建 |
6.3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评价 |
6.4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6.4.1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6.4.2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的系统动力学预测 |
7.1 系统动力学模型介绍 |
7.1.1 系统动力学概述 |
7.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7.2 生态城镇化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设计 |
7.2.1 研究方法 |
7.2.2 模型数据的来源 |
7.3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7.3.1 确定模型系统边界 |
7.3.2 系统动力学SD流图 |
7.3.3 系统动力学仿真检验 |
7.3.4 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结果及优化调控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思路 |
8.1 以城市群为主体推动生态城镇化 |
8.1.1 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群的空间布局 |
8.1.2 打通城市群的交通网络 |
8.1.3 整合城市群的资源 |
8.1.4 加快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 |
8.1.5 按照生态功能分区有序推进生态城镇化 |
8.2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8.2.1 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8.2.3 加强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水平 |
8.3 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统筹发展 |
8.3.1 改善生态环境,为生态城镇化提供土壤 |
8.3.2 发展生态农业,推广特色农业 |
8.3.3 建设生态工业园,形成产业集聚 |
8.3.4 发展生态旅游业,打造产业链 |
8.4 强化资源环境的持续承载能力 |
8.4.1 推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模式 |
8.4.2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
8.5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7)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土地利用转型已成为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
1.1.2 转型变革新时代,对深化相关研究提出新要求 |
1.1.3 土地利用过程中政策制度因素影响作用日益凸显 |
1.1.4 东北三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需求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查阅与归纳分析 |
1.4.2 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 |
1.4.3 空间分析方法与空间计量方法 第2章 研究进展与基础理论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2.1.1 土地利用转型内涵与理论 |
2.1.2 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与转型特征 |
2.1.3 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与驱动机制 |
2.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2.2 相关概念 |
2.2.1 土地利用形态 |
2.2.2 土地利用转型 |
2.2.3 概念辨析 |
2.3 基础理论 |
2.3.1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 |
2.3.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2.3.3 远程耦合理论 |
2.3.4 土地扩张与土地集约化理论 |
2.3.5 土地节约与反弹效应理论 |
2.3.6 土地利用转型理论 |
2.4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内涵 |
2.4.1 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内涵 |
2.4.2 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机制解析框架 第3章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条件与背景 |
3.1 自然条件与历史基础 |
3.1.1 地理区位与自然资源 |
3.1.2 发展历史 |
3.1.3 功能分区 |
3.2 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 |
3.2.1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 |
3.2.2 人口变化 |
3.2.3 城镇化进程 |
3.2.4 区域经济社会转型特征 |
3.3 国家及区域政策环境与背景 |
3.3.1 国家宏观政策演变 |
3.3.2 区域发展政策的演进与解构 第4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过程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4.1.1 数据来源 |
4.1.2 研究方法 |
4.2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变化 |
4.2.1 类型规模及内部结构变化 |
4.2.2 类型间转化规模与转化方向变化 |
4.3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 |
4.3.1 类型分布与类型转化空间变化 |
4.3.2 土地利用重心空间迁移 |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过程 |
5.1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核心表征——功能形态相关问题 |
5.1.1 土地利用功能与多功能内涵 |
5.1.2 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与解构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5.2.2 研究方法 |
5.2.3 数据来源 |
5.3 土地利用核心功能分析 |
5.3.1 土地利用功能演进特征 |
5.3.2 发展支撑功能演变特征 |
5.3.3 发展动力功能演变特征 |
5.3.4 生态基础功能演变特征 |
5.4 土地利用子功能分析 |
5.4.1 农业生产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5.4.2 农村稳定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5.4.3 经济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5.4.4 社会发展功能演变时空格局 |
5.5 土地利用子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5.5.1 发展支撑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5.5.2 发展动力功能耦合作用时空特征 |
5.6 本章小结 第6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6.1 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分析模型 |
6.1.1 影响因素的选取 |
6.1.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6.1.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6.2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 |
6.2.1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城镇化与人口发展停滞期 |
6.2.2 经济发展过渡,人口转型期 |
6.2.3 工业化中期,经济与人口衰退期 |
6.3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机制 |
6.3.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总结 |
6.3.2 转型路径与转型机制探索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 |
7.1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
7.1.1 建设用地利用粗放,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
7.1.2 土地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功能失衡 |
7.1.3 耕地的不可持续利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
7.1.4 耕地粗放低效利用制约农业与农村发展 |
7.2 土地利用转型:新背景、新要求、新挑战 |
7.2.1 国家宏观背景 |
7.2.2 新一轮东北振兴:新政策与新要求 |
7.2.3 东北三省经济社会发展新特征 |
7.2.4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面临的新挑战 |
7.3 土地利用转型优化调控建议与措施 |
7.3.1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优化目标 |
7.3.2 东北三省土地利用转型政策优化路径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致谢 |
(8)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1.2.1 生态修复研究 |
1.2.2 生态-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
1.3 研究目的 |
1.4 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1.6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
2.1 研究区概况 |
2.2 经济发展现状 |
2.2.1 经济总量变化 |
2.2.2 经济结构变化 |
2.2.3 经济质量变化 |
2.3 社会发展现状 |
2.3.1 区域人口变化 |
2.3.2 社区生活变化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互馈效应 |
3.1 分析方法与指标提取 |
3.1.1 分析方法-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 |
3.1.2 分析指标提取与初步分析 |
3.2 原州区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互馈效应 |
3.2.1 原州区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增量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2.2 原州区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2.3 对策建议 |
3.3 安塞县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互馈效应 |
3.3.1 安塞县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增量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3.2 安塞县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3.3 对策建议 |
3.4 吉县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互馈效应 |
3.4.1 吉县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增量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4.2 吉县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4.3 对策建议 |
3.5 长武县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互馈效应 |
3.5.1 长武县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增量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5.2 长武县生态修复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之间的互馈效应 |
3.5.3 对策建议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延河流域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主体行为 |
4.1 农户行为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 |
4.2 数据来源及初步分析 |
4.3 农户行为分析的模型选择 |
4.4 模型推演及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4.6 对策建议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5.1 主要结论 |
5.2 研究创新点 |
5.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9)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一)文献分析 |
(二)历史沿革 |
(三)主要原则 |
(四)标准核算 |
二、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
(一)文献筛选 |
(二)总体分布 |
(三)实证研究情况 |
(四)评价方法情况 |
三、生态补偿绩效研究进展 |
(一)生态补偿绩效的评价重点 |
(二)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主要功能 |
(三)生态补偿效果评价研究 |
四、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方法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实证分析法 |
(三)比较分析法 |
(四)演绎分析法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框架 |
一、论文结构 |
二、论文框架 |
第五节 本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一、主要创新点 |
(一)研究对象的创新 |
(二)研究内容的创新 |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理论来源与机制分析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生态补偿 |
二、生态补偿模式 |
(一)市场主导型生态补偿 |
(二)政府主导型生态补偿 |
(三)社会参与型生态补偿 |
三、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
(一)绩效 |
(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 |
(三)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
第二节 基础理论 |
一、经济学理论 |
(一)外部性理论 |
(二)公共物品理论 |
(三)产权理论 |
(四)博弈论理论 |
(五)生态资本理论 |
(六)生态价值理论 |
二、管理学理论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三)绩效管理理论 |
第三节 生态补偿机制比较与经济学分析 |
一、纵向与横向生态补偿模式比较 |
二、生态补偿激励机制经济学分析 |
(一)预补偿型 |
(二)后补偿型 |
(三)按绩效评价补偿型 |
(四)三种补偿模型的比较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述评 |
第一节 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及政策 |
一、生态补偿法律法规 |
二、生态补偿政策进展 |
(一)初始阶段:生态补偿依附于环境管制 |
(二)形成阶段:体现“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
(三)完善阶段: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第二节 我国生态补偿实践 |
一、我国生态补偿实践总体情况 |
二、我国生态补偿重点实施领域 |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
(二)森林(草原、湿地)生态补偿 |
(三)流域生态补偿 |
第三节 国外生态补偿实践 |
一、美国生态补偿实践 |
二、欧盟生态补偿实践 |
三、拉美国家生态补偿实践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框架设计 |
第一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的步骤与指标构建思路 |
一、总体思路 |
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三、绩效评价主要目标 |
第二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方法比选 |
一、方法比较 |
二、方法选择 |
(一)效益评价——熵值法 |
(二)效应评价——双重差分法 |
(三)效率评价——三阶段DEA方法 |
第三节 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 |
一、生态补偿效益评价指标 |
二、生态补偿效应评价指标 |
三、生态补偿效率评价指标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熵值法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益评价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现状 |
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状况 |
二、森林生态补偿状况 |
三、流域生态补偿状况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益综合评价 |
一、生态补偿效益分类 |
(一)经济效益 |
(二)生态效益 |
(三)环境质量效益 |
(四)污染减排效益 |
(五)资源节约效益 |
(六)社会公平效益 |
二、描述性统计 |
三、效益熵值分析 |
(一)11省市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熵值分析 |
(二)11省市生态补偿各单项效益熵值评价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基于DID模型的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补偿效应评价 |
第一节 流域生态补偿效应评价模型的设定 |
一、模型设定 |
二、变量定义 |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第二节 长江干流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评价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二、DID模型设置 |
三、基本回归 |
四、稳健性检验 |
第三节 长江支流赤水河生态补偿政策效应评价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二、基本回归 |
三、分行业回归 |
四、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
第一节 各类生态补偿综合效率评价 |
一、综合效率评价第一阶段 |
二、综合效率评价第二阶段 |
三、综合效率评价第三阶段 |
四、综合效率与单项效率对比 |
五、分析与讨论 |
第二节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评价 |
一、调整前的生态补偿环境效率 |
二、调整后的生态补偿环境效率 |
三、分析与讨论 |
第三节 生态补偿脱贫效率评价 |
一、调整前的生态补偿脱贫效率 |
二、调整后的生态补偿脱贫效率 |
三、分析与讨论 |
第四节 按综合绩效评价的生态补偿金额测算 |
一、纳入计算的生态补偿总金额 |
二、综合效益总量 |
三、11省市绩效熵值 |
四、11省市基于综合绩效评价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一、生态补偿制度不断完善,重点领域实现全覆盖 |
二、生态补偿规模逐年提高,综合效益稳步上升 |
三、生态补偿政策效应显着,宜在重点流域总结推广 |
四、生态补偿综合效率先升后降,规模效率低为主要因素 |
五、补偿金额与绩效评价结果背离,由补偿不足转变为补偿过度 |
第二节 不足之处 |
第三节 建议 |
一、突出综合化,构建系统全面的生态补偿制度 |
二、突出市场化,不断创新和完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
三、突出绩效化,完善生态补偿的科学标准和效率导向 |
四、突出激励化,推动建立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图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功能区划 |
表1 2016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表2 2017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表3 2018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分配情况表 |
表4 长江经济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县域名单(2018年). |
表5 长江经济带各类主体功能区面积(km~2)及占比(2018年) |
表6 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1-2018年流域绩效评价指标概况 |
表7 黄河流域8省区2011-2018年流域绩效评价指标概况 |
表8 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调查问卷情况 |
致谢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1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下的城市群发展 |
1.2.2 城市群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空间载体 |
1.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空间治理变革 |
1.2 湾区的概念提出与研究进展 |
2.1.1 有关湾区研究的三个阶段与概念内涵的转变 |
2.1.2 湾区空间发展相关研究的进展 |
2.1.3 本次研究问题的提出 |
2.1.4 本文研究的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范围 |
1.3 概念辨析与界定 |
1.3.1 城市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
1.3.2 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系 |
1.3.3 城市空间模式的概念内涵 |
1.4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思路、方法与主要内容 |
1.5.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2 研究方法 |
1.5.3 主要内容 |
2 城市群空间研究进展与研究框架 |
2.1 城市群空间研究的要素组成与模式演变 |
2.1.1 对空间认识的转变 |
2.1.2 城市空间研究的构成要素 |
2.1.3 由单一城市到城市群的空间模式研究 |
2.1.4 城市群空间模式的动态演变 |
2.2 城市群空间演变的动力机制 |
2.2.1 全球化和市场化作用下的发展动力 |
2.2.2 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研究 |
2.2.3 “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作用机制 |
2.2.4 主体作用下的空间表征 |
2.3 空间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基于动力主体的引导 |
2.3.2 基于对空间客体的协调 |
2.3.3 主体与客体研究的融合:空间治理 |
2.4 建立湾区空间模式研究框架 |
2.5 本章小结 |
3 湾区形成的自然人文基础 |
3.1 湾区自然地理基础 |
3.1.1 自然地理条件与“湾区” |
3.1.2 环珠江口湾区总体地理特征 |
3.1.3 河口湾形态演变和经济活动 |
3.2 湾区历史人文基础 |
3.2.1 岭南三大民系与湾区空间分布 |
3.2.2 岭南文化来源特征 |
3.2.3 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湾区文化 |
3.3 本章小结 |
4 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进研究 |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4.1.1 数据的选取与发展阶段划分 |
4.1.2 影像数据的处理 |
4.2 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形态的扩展特征 |
4.2.1 建设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
4.2.2 建设用地规模的快速拓展 |
4.2.3 建设空间扩展的轴向集聚 |
4.2.4 空间形态的分维与紧凑度 |
4.3 湾区城市群自然生态空间形态的演变 |
4.3.1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的演变历程 |
4.3.2 湾区自然生态空间形态指数特征 |
4.3.3 环珠江口生态空间与岸线演变 |
4.3.4 台风气候影响下的空间安全风险 |
4.4 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关系的总体判断 |
4.4.1 向湾演进与珠江口A字形空间结构的形成 |
4.4.2 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开发的不平衡 |
4.4.3 城市群建设空间拓展的不充分 |
4.4.4 珠江口区域的生态碎化与安全压力 |
4.5 本章小结 |
5 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模式演变 |
5.1 政府行为推动湾区空间结构演变 |
5.1.1 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推动核心城市的形成 |
5.1.2 省级政府协同与调控促进城市群区域一体化 |
5.1.3 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促使城市群向多中心转变 |
5.1.4 政府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对称型等级化 |
5.2 市场发展引起城市建设空间扩展 |
5.2.1 从村镇工业化到创新发展的产业集聚与动力转变 |
5.2.2 典型产业模式与经济的梯队型格局 |
5.2.3 市场机制下不同产业类型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 |
5.2.4 市场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多中心网络化 |
5.3 社会需求促使空间内涵发生转变 |
5.3.1 人口快速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
5.3.2 人口密度的双核圈层空间分布 |
5.3.3 社会阶层结构由纺锤型向橄榄型转变 |
5.3.4 社会行为影响下的湾区空间特征:社群多元化 |
5.4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交织推进的动力机制 |
5.5.1 “政府-市场-社会”交织推进的建设空间拓展 |
5.5.2 主体的合力差异导致空间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
5.5.3 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生态空间管控 |
5.5.4 主体的利益博弈导致生态碎化困境 |
5.5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推动下的湾区空间模式与结构演变 |
5.5.1 1978-1992年,村镇工业化推动湾区点状生长模式 |
5.5.2 1992-2002年,工业转型促进城镇空间点轴发展 |
5.5.3 2002-2012年,现代服务驱动中心城市崛起 |
5.5.4 2013年至今,科技创新成为湾区发展源泉 |
5.6 本章小结 |
6 湾区城市群空间作用逻辑转变与治理趋势 |
6.1 世界湾区的空间模式特征 |
6.1.1 纽约湾区:州际合作模式 |
6.1.2 旧金山湾区:网络化联合模式 |
6.1.3 东京湾区:单核集中型模式 |
6.1.4 与三大国际湾区的比较与借鉴 |
6.2 从对空间发展的引导走向空间底线管控 |
6.2.1 国土空间的整体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的体系重构 |
6.2.2 建设空间的柔性治理:以功能区引导发展转型 |
6.2.3 生态空间的底线治理:从刚性管控走向韧性适应 |
6.3 从政府治理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 |
6.3.1 政府主体的治理趋势 |
6.3.2 市场主体的治理趋势 |
6.3.3 社会主体的治理趋势 |
6.3.4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商”治理体系 |
6.4 本章小结 |
7 环珠江口湾区的空间模式 |
7.1 湾区发展的目标与责任 |
7.1.1 服务于国家开放和转型发展战略 |
7.1.2 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
7.1.3 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
7.2 创新发展趋势下的湾区空间发展模式转变 |
7.2.1 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引擎的节点簇群空间模式 |
7.2.2 以企业技术转化为主导的双核轴带空间模式 |
7.2.3 以社群创新创业为重点的多元网络空间模式 |
7.3 构建以环湾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结构 |
7.3.1 历年空间规划的结构演变 |
7.3.2 立脊:推动更为均衡的空间发展 |
7.3.3 铸链:创新湾链空间的无地界协作 |
7.4 加强空间发展的核心要素管控 |
7.4.1 重塑区域:协调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 |
7.4.2 打破边界:推动无地界的协同发展 |
7.4.3 培育节点:创新功能区协同体系 |
7.4.4 打通路径:优化东西岸通道体系 |
7.5 创新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7.5.1 培育空间治理的制度厚实 |
7.5.2 强化生态空间的韧性治理 |
7.5.3 促进湾区治理的文化认同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启示 |
8.1 主要结论 |
8.1.1 珠江口东西两岸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程度增大 |
8.1.2 “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合力在环珠江口湾区空间形态与模式演变中具有阶段性、复合性特征 |
8.1.3 创新经济趋势下的湾区空间模式和两脊三湾链空间结构 |
8.2 论文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8.2.1 论文的创新 |
8.2.2 存在的不足 |
8.3 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四、不同类型区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脆弱区生态、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阿鲁科尔沁旗为例[D]. 苏雅拉. 内蒙古财经大学, 2021
- [2]川西高原藏区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蔡新良.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3]宜宾市国土空间功能解析与优化对策研究[D]. 孟宝.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 [4]吉林省限制开发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与模式研究[D]. 李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D]. 周升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6]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D]. 胡宁. 吉林大学, 2020(08)
- [7]政策主导下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机制与优化 ——以中国东北三省为例[D]. 田俊峰. 吉林大学, 2020(08)
- [8]黄土高原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研究[D]. 马亚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9]生态补偿绩效评价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D]. 曲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D]. 彭雄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