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探析

一、浅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王琪琪^[1]（2021）在《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阳火亮^[2]（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陈祎^[3]（2020）在《从个性自由到实践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对密尔自由观的超越》文中提出自由关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并与每个时代的脉搏相连,是一个万古常新的命题。自由问题不仅是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对自由问题的回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随着近代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个人主体意识的不断进步,个体的自由更加为人们所重视。由此,以标榜个体自由为主导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冲击并影响着我国主流价值观,使得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与社会现存客观条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为了有效解决这一矛盾,我们需要在优秀的思想成果中汲取合理成分,阐释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理念,为我国社会各项体制机制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密尔作为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式的重要人物,其独具特色的社会自由观将对个人自由的研究转向社会领域,其中关于个性自由的论述对后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马克思自由观与密尔自由观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发掘两种自由观的内在共通性以及密尔自由观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到:马克思自由观不仅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更从现实的实践维度认识到人类自由的实现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历史过程,并对自由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了充分论证,对未来理想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状态进行了科学构想。进一步认识与深化马克思自由观,对于当前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优越性,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用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解答当下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鲍静^[4]（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海力思^[5]（2020）在《约翰·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是早期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政治议题中的民族因素十分活跃,殖民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鲜明特征。约翰·密尔是这一时期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功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对于民族政治的思考是这一时期民族政治思想的生动写照,具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部分。第一章展现了密尔民族政治思想的渊源。本章介绍了密尔的生平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了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密尔政治思想的主要渊源以及密尔政治思想所具有的调和性特征。并且展现了密尔民族政治思想的理论外延,即密尔的主要思想脉络:功利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和代议制政府理论。第二章从民族概念、民族政治问题和解决民族政治问题的途径三个方面展现了密尔民族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密尔以民族感情作为民族概念核心要素,以文明程度为标准对不同民族进行了分类。本章总结了密尔关于民族政治问题的论述并归纳为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政府、民族与军队以及民族的发展四个方面。最后,密尔以民族自决、民族混合、殖民统治三种方式作为解决民族政治问题的途径。第三章从进步意义和消极意义两个方面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进行了评价。在进步意义方面,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发展了功利主义看待民族政治问题的思想体系;并成为自由民族主义的重要渊源。在消极意义上,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中的民族概念过于宽泛;并且美化了殖民统治;其“民族文明化”的道路是具有虚幻性的。

王艺霏^[6]（2020）在《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近年来当代西方学者对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研究热潮的兴起,浪漫主义女性诗人的文学作品开始被普遍阅读,其中存在的价值也获得了更高的评价。夏洛特·史密斯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位,她被评论家朱迪斯·斯坦顿和斯图亚特·卡润评为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认为是她开启了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流派。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政治思想表示关注。艾米·加奈认为夏洛特·史密斯通过文学创作参与到了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法国革命的探讨中,从中表达自身对政治的看法。关于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倾向,以往的研究者们存在着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夏洛特·史密斯作品中体现出的对政府与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所进行的批判与控诉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如果单纯地把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立场归为自由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夏洛特·史密斯在作品中表达的对不列颠民族的自豪感以及对不列颠民族如何更好地继承并发展优良传统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从这个角度看,在有关政治的问题上史密斯也带有民族主义的立场。本论文认为值得对夏洛特·史密斯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她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见解进行深入的探讨。本论文以夏洛特·史密斯的诗歌和小说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史密斯通过文学创作参与不列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运动和不列颠民族认同的建构这一议题。民族主义理论家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是可以互补的。这两种意识形态正对应了史密斯思想中所涵盖的两种价值取向,适合用来解释分析史密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她的不列颠民族认同被塑造形成的过程。此外,本论文也试图挖掘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本论文围绕以下几个章节展开: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缘起。在梳理了研究对象夏洛特·史密斯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基础上引出了本论文对史密斯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立场的关注;运用安东尼·史密斯的理论对论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民族、民族认同、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定义做了具体解释。运用耶尔·塔米尔的民族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涵予以界定;最后具体介绍了本论文的论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一章,夏洛特·史密斯与浪漫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这一章先是介绍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作为文学流派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不列颠王国形成、法国革命、英法战争等历史事件对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史密斯等萌发民族主义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接着深入分析了埃德蒙·伯克和托马斯·潘恩对史密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归纳分析了史密斯形成不列颠认同背后的原因和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原因。第二章,民族认同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发轫。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文学生涯早期的作品《达斯蒙德》和《老庄园》。这两部作品对“不列颠民族认同”、“不列颠民族--国家”有所探讨,从中梳理了史密斯本人民族认同的觉醒过程,分析了史密斯民族主义思想发轫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史密斯受到法国革命的启发开始流露出对民族主义相关议题的关注,并在作品中积极呼吁建立共和制的“不列颠民族-国家”。第三章,民族认同的巩固与民族主义的修正。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在对法国革命产生失望幻灭情绪后创作的作品长诗《移民》和小说《被驱逐的人》。这两部作品书写与感慨了法国革命灾难性后果的,并对法国政治难民流亡欧洲各国情形表示同情。基于对这两部作品的分析,可以挖掘出史密斯此时对民族主义的反思:她意识到民族主义存在着排斥异己和忽略个人权利的一面,为了修正这些负面影响,她试图通过强调一些自由主义价值来平衡她的民族主义主张。同时,这一时期英法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出于团结抗敌的原因,史密斯在这时期的作品中积极的宣扬不列颠认同,表明她的不列颠认同进一步巩固了。外部环境的变化触动了史密斯去修正她的民族主义主张,这种探索使得她的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第四章,民族认同的拓展与民族主义的完善。这一章研究的是史密斯创作生涯晚期的作品小说《年轻的哲学家》和长诗《比奇角》。前者描绘了不列颠民族移居海外生活的故事,后者对英国地标性风景“比奇角”赋予了不列颠民族历史意义的刻画。从两部作品中可以分析出史密斯此时的民族主义观点:她此时的民族主义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重视个人的意愿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接纳,认为民族的历史文化等精神资源比国家机器更能塑造民族认同。并且民族认同的范围也不局限于生活在同一疆界内的人类群体之中,对于拥有共同的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文化的人们来说,即使分散在不同的地域,仍然对同一民族身份拥有认同感。在经过长期思考后,史密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趋于成熟,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她民族主义的最终定位。第五章,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现代价值。这一章阐述的是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可供参考借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警惕和修正民族主义中激进和狭隘的倾向、更新和填补自由主义中低估和忽略共同体对个体重要性的空白、寻求个人自我实现与民族发展的合一。结论:夏洛特·史密斯的民族认同是不列颠认同。为了宣传不列颠认同,史密斯一直在作品里书写对民族主义、探索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对她民族主义主张的最终定位。夏洛特·史密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提倡各民族国家休戚与共、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借鉴参考的价值。

稂建中^[7]（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刘云龙^[8]（2019）在《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研究》文中认为人的一生奋斗的目标是幸福,人类历史发展始终围绕着“幸福”。各种思想体系的重要议题是追求“最大幸福”,密尔核心思想是“最大幸福”。虽然,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遭到无数的质疑,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思想却依然对世界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学者的理解角度不同,导致我们现实中功利主义幸福观与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存在差别。理解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无论是回到实践和重建的方式,还是理论创新与整体研究的方式,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回到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文本,寻找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思想的理论主题。“最大幸福”是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思想主题。因此,以“最大幸福”为核心内容展开,结合自由观与正义观更深入理解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文章第一部分着重对功利主义幸福观的思想渊源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并梳理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思想主要受到哪些思想家的观点影响,以及借鉴了哪些思想元素。文章第二部分选择从四个方面来对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论述,通过对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的幸福的概念,“最大幸福”原理,功利主义快乐质理论;“利他精神”;良心情感约束;从这四个方面来论证幸福观基本内涵,使密尔幸福观思想清晰的展现出来。文章第三部分从自由是实现“最大幸福”的基石;正义是实现最大幸福的手段,“代议制政府”是幸福实现的外在保障;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理论构想。文章第四部分主要评析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的贡献与局限性,对密尔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合理部分进行肯定,进一步论述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对幸福观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对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在论证方法上的不足指出和局限性进行分析。结合现实生活,挖掘了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对当代启示。

李玉红^[9]（2019）在《英国精英结构的变迁与议会制度的嬗变》文中提出英国议会制度为现代国家政府形式提供了典范。英国议会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由最初的国王谘议会,经历中世纪的等级代表机关,最终演变成为现代代议机构。以中世纪至光荣革命时期英国精英结构的转换及代表机关职能的变迁为基本线索,梳理议会变迁的动力,是该命题关注的主题。通过梳理英国议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形成的历程,剖析英国议会制度变迁的原因,表明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精英结构的转换。在英国议会制度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突出各路精英的博弈,包括国王、贵族以及后起的第三等级,是本研究课题的一个重要使命。以往学术界或以英国的法律传统、或从英国政治文化中的妥协精神、或者从生产方式角度进行研究,少有从精英结构变迁角度进行分析。以美国学者理查德·拉克曼的精英斗理论验证英国议会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是一种新的尝试,以期验证英国精英集团之间的博弈与议会嬗变之间的关系,不仅丰富精英斗争理论与政府形式理论,为代议制或代表制的构建及机制运转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亦为当代建构代议制政府形式及运行机制的发展中国家,从英国议会制度的嬗变过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考量本国的精英状况及其力量对比提供有益的借鉴,为那些学习代议制政府失败的国家提供新的分析线索。

钱虹^[10]（2016）在《基佐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政治家。在3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基佐经历了由复辟王朝时期的"反对派"到七月王朝时期的"当权派"的角色转变。复辟王朝时期,作为信条派的"领衔主演",基佐不仅带领该派与极端保王派展开了 一系列斗争,确保了作为大革命后法国代议制政府之基础的立宪原则付诸实施,而且还为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重建设计了 一套宏伟蓝图。其中"新的统治方式"、"理性主权"、"代议制政府"及"公开性"等政治主张不仅对当时的法国而言颇具创新色彩,而且即便在当下看来也让人耳目一新;而其推崇的妥协的"中庸"之道亦为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带来了那个时代少有的社会稳定。七月王朝时期,一路平步青云且最终登上首相宝座的基佐认为金融贵族统治下的君主立宪政体已颇为完善,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政体规定的秩序之中"稳步"地谋求社会的发展,"秩序"因此被基佐奉为是高于一切的目标。诚然,基佐的内政外交曾在其执政的前半期获得一定的成功,然而,一味地强调"秩序",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导致出现一个停滞的社会。由于基佐在阻止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终使自己在1848年革命中成为众矢之的,被迫挂冠而去。基佐的最终失败使其在法国政治史上屡遭诟病。但本文认为,鉴于当时法国异常复杂的社会状况与政治局势,以及基佐扮演的政治角色的复杂性,对这位近一个半世纪前的重要政治家的功过是非至今仍不能"盖棺论定"。为此,笔者试图对基佐眼中的民主、信奉的自由、追求的"理性主权",及其关于代议制政府和公开性原则的构思分别予以探讨,以期客观看待基佐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固有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肯定基佐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政治革新、促进宪政建设等方面为19世纪法国社会所作的贡献,思考其言行对于当代世界的警示与启迪,进而反思基佐政治思想乃至19世纪法国自由主义的独特价值。

二、浅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3）从个性自由到实践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对密尔自由观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4）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约翰·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英国精英结构的变迁与议会制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佐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浅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的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研究[D]. 王琪琪.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3]从个性自由到实践自由 ——马克思自由观对密尔自由观的超越[D]. 陈祎. 苏州大学, 2020(03)
• [4]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5]约翰·密尔的民族政治思想研究[D]. 海力思.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6]夏洛特·史密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研究[D]. 王艺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8]密尔功利主义幸福观研究[D]. 刘云龙. 华侨大学, 2019(01)
• [9]英国精英结构的变迁与议会制度的嬗变[D]. 李玉红. 辽宁师范大学, 2019(01)
• [10]基佐政治思想研究[D]. 钱虹. 浙江大学,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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