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哲学发展中的范式转换

一、论经济哲学发展中的范式转换（论文文献综述）

王临霞^[1]（2020）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共享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生存处境与未来走向交织重叠的发展问题。它既是人类立足于自身生活状况作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发展观思考,又是对未来发展路向进行的方法论谋划。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作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生活世界的科学真理,在有效指引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经济社会发展危机的道路时,科学地阐明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之于人类现代性文明的重要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澄清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从当下来看,产生于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思考成为人类共享发展问题的现代性理论的时代表现,并将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内在生命力与思想性张力再一次得以时代再现。一定意义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重提甚至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人与世界的共同体式共享发展理论,使其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共享发展新理念等方面展示出独具特色的可参照比较及研究批判的价值,成为展开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关键所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关注、思考与争鸣,是研究其共享思想的时代要求与逻辑起点。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人类性、时代性、现代性问题,是对生产问题、劳动异化问题、性别歧视、消费异化、空间扩张、加速主义诸多问题的集中表征,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共享发展的有效反映。近年来,西方社会生态思潮的迭出涌现,一方面不断成为激活共享发展话题的时代新声,一方面又引发我们对其思想渊源与历史基础的反思。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在西方历史上展现出怎样的传统?这些历史反思如何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生态思潮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根基?探索这样的历史底蕴对于我们更好研究与理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具有怎样的价值?这成为分析共享发展在西方历史沿革与当代形式的问题意识与前提所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分享经济、符号经济的经济哲学反思,促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张对立,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正义性倾向于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对古希腊关于关公平正义的探讨、社会契约论对共享在近代的考察,推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一个以正义为基础的共同体,是人与自然获得和解与共享发展的出路;对功利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分析,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意到,一方面要让群众看到资本主义文化中对自然、对人本身,乃至对人类社会的不友善、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的一面,一方面要让人们把已经错置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要在关照共同体的利益中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共享发展。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前人思想进行创造性继承、批判与创新,逐渐确立起具有自身独特内涵与理论特质的共享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与经济理性、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关系的经济哲学诊断,是其建立共享思想的经济理论依据。反思生态危机与经济理性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现了经济合理性发端于计算和核算,资本对于增殖与积累的痴迷决定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反思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其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抵牾,消费异化的生存困境也逐渐使人变得弱化、屈从与依附于资本主义;反思生态危机与技术理性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现了技术优势已经被资本主义国家转化为最后的杀手锏的秘密,通过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明确生产与分配环节中的共享是建构共享思想的经济哲学依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的平等状态、人与社会的正义关系、人与自我的自由处境的政治哲学诊治,是其建立共享思想的政治理论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包含着对自然界、对人自身试图制造等级差异并加以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垄断式发展与愈演愈烈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蜕变成一个不自由、不公平、不正义的“牢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平等的失落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从和谐相处滑向不断失衡,明晰了应当平等地善待自然,以“开明自利”的方式平等对待自然;从正义的失陷中反思了人与社会从公平保障导向权利啮噬,指认了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固化了社会地位的发展不公,科学技术充当着法西斯主义的宰制角色,生态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平衡;从自由的失却中检视了人与自我从互相尊重沦入异化困境,鞭挞了异化劳动的异己力量压迫并剥夺着人的自由,大众心理在希望与失望的切换中陷入异化。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自由、平等、正义的关系分析中,确立起共享思想的政治哲学内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共同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与社会制度中发展演进与形态变化的文化哲学诊疗,是其建立共享思想的文化理论根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生态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问题。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共同体是“科学”的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当是具有民主意识的共同体;应当是生产者正义的联合体。这些核心思想使其有别于资本主义在古代哲学、社会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的共同体历史传统,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体规划,成为一种具主张民主意识与生产正义的共同体。这一特质的呈现与核心的明确,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建立共享思想完成了文化哲学评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虽然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与方法论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共同体关系的诸多新思考,但其本质上仍然延续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传统,只是形成了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病症诊疗,而没有切实提出可行的操作路径与实践方案。其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无力呼吁决定了其共享思想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合作经济、“类本质”等理论视域,不能从科技运用与消费异化的遮蔽中发现生态危机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问题,所以其提出的变革方案一遇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只能陷入自我矮化或自行贬损的尴尬境地。

吴凯^[2]（2020）在《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作为20世纪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多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辩证理性成为了其毕生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坐标系。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中,他全方位运用和展现了辩证思想,从而使其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呈现出辩证理性的特征。具体看来,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整体演进,立足现实实践,面向未来思考,不将其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历史始终处在不断演进、依次嬗递的逻辑与规律中。其次,科学理性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科学社会主义不以人的主观愿望抽象谈论发展,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根本上保证了劳动阶级解放的社会条件。再次,以整体视角研究社会发展。某一个社会构成要素不能决定社会发展命运,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人民主体作用,以全方位视角考察社会发展。最后,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命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从历史演变来看,“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正式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应该是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美国学者约翰·加尔布雷斯、本杰明·沃德和阿伯拉姆·伯格森的经济学着作中,市场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象征着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术语出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学者戴维·米勒详细论述了这一术语包括的内涵和外延,市场社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开始了广泛的使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和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思想理念,不同学者运用相异的研究方法,从各种角度出发,对苏联和东欧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方向和目标,并设计出了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在这一理论争鸣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方面的理论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选择可借鉴的重要思想财富。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看作是对高度集中模式的否定,逐渐接受运用市场机制主导经济发展的过程,莫里斯·多布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进展轨迹和变革精神。他以辩证理性的方法和思想阐述了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从最初支持中央计划局严密控制生产和消费,集中管理全部经济活动,到50年代中后期开始转向国家应该赋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推崇一种相对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加合理的国家。多布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并不需要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空中楼阁,而是始终要以社会历史发展为生长土壤,这体现了多布坚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认识框架,始终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第一,介绍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缘起。主要有四大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近代经济学传统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理论上看,多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看法,采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分析等基本理论范畴。同时多布深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提倡将经济研究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从实践上看,多布多次去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熟知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相互平衡的发展模式对当时的许多不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说明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他的思想是从比较与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为理论视角,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演进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前进的首要动力。任何一种生产力都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生产力能否有效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具有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对资本无限增殖的追求导致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无产阶级始终处于被压迫之中,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发生怎样地变化,都不能改变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批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追求符合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后的逻辑指向。市场社会主义不论表现出哪一种理论形态,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只有应用到实践中才能找到体现价值的根基,从二者结合的角度,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两方面探讨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辩证发展和实践过程。批判性地考察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结合改革实践提升理论内涵,这正是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路。第三,论述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前瞻性。通过提炼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彰显其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世界上不存在一种纯粹的经济学理论,任何一个学者都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之下。基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立场,代表着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自觉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为资本家和富人服务,不断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则会促成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兴起,导致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最终生产出资本主义自身的掘墓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理性批判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经济秩序,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市场社会主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这为多布辩证理性地思考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空间。兰格模式、分权模式、工人自治等模式强调社会主义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通过挖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和理论观点,为当代社会经济运行提供有益思考。正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中,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职能、价值成为了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论域。反思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国家职能如何合理有效地发挥、怎样理解国家治理的价值和逻辑,在当代依然是一项非常紧迫的政治议题。第四,评价多布辩证理性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贡献。通过对《资本论》科学价值的考察中,多布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使其在当代焕发出了新的理论生命力。通过与兰格模式的比较,凸显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对理论演绎与经济现实发展双重问题的关注,使得多布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第三国际正统经济学框架的突破,以对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关系的理性探讨形式表现出来。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地辩证考察,引领了英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时也为多布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本文着眼于多布对社会发展辩证理性地思考,通过对多布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阐释,体现出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本文还力图凸显多布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国家治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并从哲学角度揭示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在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关系中,多布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发展的视角和整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的运行结构和秩序。通过总结多布市场社会主义辩证理性的思想特征,能够充分说明多布将社会主义作为自身的政治理想,是理性思考的客观结论,同时,也能够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全面有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王静^[3]（2020）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虚拟经济时代。资本主导形态的时代变革和资本哲学的研究范式转换促使我们追溯到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并且进一步追问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是否蕴含哲学向度?哲学向度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研究其哲学向度有何意义?本论文主要围绕着这三大问题展开。本文在简要介绍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转向。关于西方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基础批判,为哲学转向提供了前提性审查;《资本论》的哲学革命阐释为哲学转向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当代虚拟资本的现实效应分析为哲学转向提供了现实性支撑。本文的主体内容是从物的向度、社会关系向度以及主体向度三个方面阐述虚拟资本的哲学意蕴。将虚拟资本放到“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维哲学框架中,实现对虚拟资本的物的符号化批判、社会关系的信用化批判以及现实的人的异化批判。马克思以物的符号化批判为逻辑起点,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探讨了虚拟资本对物的符号化,使人进一步被符号所统治。马克思在物的符号化基础上强调虚拟资本凝结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表现为经济关系的信用化、政治权力的金融化、道德理念的颠倒化。正是基于对虚拟资本的社会关系考察才实现了对固守财富逻辑的西方虚拟资本理论的超越,体现出唯物史观的理论旨趣,是实现对虚拟资本本质分析的逻辑中介。物的符号化、社会关系的信用化使感性的、对象性的人因失去其生产性而陷入欲望形而上学,从而导致的现实的人的异化。要扬弃这一异化现象就需要变革社会信用关系,复归到人的生产性,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虚拟资本批判的政治意蕴与革命方向,在“人的高度的革命”中达到了虚拟资本哲学的逻辑终点。本文的最后部分研究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哲学向度的当代意义。从理论上有助于《资本论》哲学的具体化研究,经济哲学的纵深化发展,并且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现实上,对虚拟资本的符号化批判有利于揭开经济金融化的“神秘面纱”;对虚拟资本的信用化批判有利于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构建;对虚拟资本关于现实的人的异化批判有利于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总之,在《资本论》的哲学革命中研究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熊亮^[4]（2020）在《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文中认为现代社会,人们既处于资本逻辑的强制下,也处在机器体系的程式里,更处于现代性的流变中。何谓现代性的流变?现代性如何流变?现代性流向何方?众说纷纭、各家不一。从人类四次工业革命的角度来探究现代性逻辑预设、反思与批判以及未来去向,可以深刻地阐释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嬗变的来龙去脉,而四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为探究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向度。18世纪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这是对神的挑战;今天有人又说“机器是人”,这是对人的挑战,现代性就是在人与机器的关系里孕育了历史进步观念、历史整体性、自然范畴、工具理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也正是诸多的特征特质让人们感受到今天仍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流变框架里。因此,一部现代性的流变史,就是一部人与机器的关系史,探究人与机器的关系,既可以追溯现代性的发育生成,也可以反思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更可以探索现代性的未来旨趣。从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一部名着谈起,拉美特利的重要着作《人是机器》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历史直觉:西方人从神学转向人学,从中世纪的圣经故事转向近代工业革命的人—机器—自然的故事,在工业革命驱动背后的机器革命,告示了一种世界观转化“人是上帝儿子”转化为“人是机器”。“人是机器”现代性起源的解读:一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存在论本体论。英国工业革命发展和建构的图景是现代性起源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要素,涵盖了“物”的开发和激活、资本的嬗变和转型、土地要素的改变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范式的显现。二是自然是现代性起源的工具理性。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倡导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历史性作用,一种新观念已经进入现代意识,动力这个概念不具有政治意义,它不是控制人们的能力,而是征服自然的能力,“机器”的实质就是反映人类对传统自然观念的颠覆,是改变并利用自然创造新事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新事物的能力。三是分工与交换是科学技术与商业进程作了最好的统一,在斯密看来,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即市场、人人皆商人”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关键的要素就是科学技术能否普遍应用到社会,英国早期兴盛的成功奥秘就在于此。“人是机器”机器崇拜在这一时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不仅展现了人类通过对象化劳动创造的工具征服和改造自然,给人类带来丰裕的物品,也揭开了被神学所遮蔽的自然界和人,更是人类从附魅的神性自然转向了祛魅的机械自然观,人类逐渐追求理性、崇尚秩序以及构建制度,追求一种确定性、精准性以及因果关系的进步。近代工业革命,在机器崇拜的视域下孕育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一是物性,激活人的欲望。二是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分离。三是理性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方案。四是历史进步观念,历史发展的趋势。五是历史整体性,世界历史的进程。由于理工工具的过度膨胀以及人类主体性的无穷欲望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忧患,现代性的忧患也就引发人类对现代性的诊断,开启了一种机器异化的历史哲学沉思。卢梭基于科学技术与人类道德的角度来诊断现代性,提出自然人向文明人的过渡是一种历史化进程。人的秉性是自然的、是趋善的,科学技术、理性机器泯灭了人天然的善与爱,给人类带上“伪善的面具”,遮蔽了人类相互之间的猜疑、斗争和奴役,腐化了人的心灵与斗志,给人类带来了惩戒,消解了人类美德的民族性、独特性和魅力性,助长人的闲适与骄逸,给人类带来了惰性,造就了人类时间的多余、多事和多败,科学进步每前进一步,人类道德就堕落一步。科学技术发明的“机器”所打造的社会状态都是人类带着“伪善的面具”去追求带着“枷锁的自由”,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被对象化的工具所异化,人类失去了道德至善的禀赋,理性工具是产生异化的根源之所在,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二律背反。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二律背反的发生,既是合理的,又是需要扬弃的,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两大重要范畴,就是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市民精神与国家精神以及历史特殊性与普遍性。现代世界的核心特征市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在市民社会里产生的,而扬弃这种背离主要是靠思辨的精神来进行调和。在微观的市民社会领域中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人性、欲望、财富、机器、劳动以及分工等范畴,在宏观的国家领域中也体现了二律背反的发生,如普遍精神、普遍利益、自由、必然等范畴,对于现代性的发生既要看到其合理性,又要扬弃其不合理的成分。马克思通过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异化劳动以及剩余价值论的分析,深刻地分析到机器大工业生产中技术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为深刻的则是技术背后的资本力量对现代性产生的作用。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本质以及内在的规定,通过对资本这一范畴的深刻剖析,认识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从而揭示现代性深刻的一对又一对二律背反范畴。从现代性本质的批判来看,《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中的五种对立关系: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资本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对立、资本的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对立、资本的主体间性的内在竞争与对立、资本追求剩余的秉性与文明发展的极限的对立等。从货币史、交换史、工业史以及世界交往史来视角来考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规律,同时也澄明了在现代性过程中资本的内在紧张与外在竞争必然要回答人与劳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以电力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没有间断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作为对象化工具—机器形态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们在享受机器的便利同时,机器也在“酸蚀”着人类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对“机器”的现代性批判旨趣:一是工具理性的批判,工具理性把“机器”作为工具肆意破坏自然,将自然“被宰制”的对象,带来了深刻的自然危机;工具理性把一切都加以量化、价值化,使得人的需求唯一性,导致“单向度”的人;工具理性将一切事实纯粹化,导致目的的“无意义”,侵蚀着人的心智。二是“机器”世界观的异化:人生活在流水线上,每天都要从事同一单调的工序,但是又不能造成工序任何一环节的错误,使得人失去了创造性,造成人的心理紧张压抑的状态。三是消费的异化从马克思意义上的商品拜物教转向景观拜物教,景观打造的幻象催生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人们偏离消费本身。“机器”本身是可以创造物质财富的,但是过于追求“机器”,“机器”权力逐渐主导并限制着人的生活,使得人失去生活的意义目的。“机器”形态、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人与“机器”之间也随之发生变化,现代性发生着流变,然而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并没有停止。智能化科技革命迅速发展,认识论的转换发生了转换,由“人是机器”转向“机器是人”。进入“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的物性、主体性、理性主义、历史整体主义以及历史进步观念在经历着思维方式的转化,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化构建了智能化时代的价值观。由于现代性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现代性场域里的唯物史范畴也在面临着质疑:生命、意识以及伦理道德是否只是人类独有的现象?分工、交换、无人车间是否在改变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继续在被人征服,还是在与人日趋和谐?资本逻辑是在宰制人类,还是在造福人类?工具理性是导致目的的丧失,还是意义的再现?人的主体性是愈渐丧失,还是愈加巩固?异化理论是继续深化,还是走向终结?“机器是人”时代,现代性被筑堤愈加巩固,还是被掘墓走向终结?这有待于人类在智能化时代不断地验证,有待于人类在现代性的流变里反思着人类未来的三种抉择:人类被智能化机器圈养、人类战胜智能化机器以及人类与智能化机器共生。不可否认的是“机器是人”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一连串的机遇,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挑战。“机器是人”时代既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一连串的机遇:一是生产过程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闲暇性。二是交换形式的便捷性、跨时空性以及颠覆性。三是消费方式的瞬时性、多样性以及快捷性。四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五是人类自身的改造。高科技可以把自身作为技术手段,使人类能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自己、完善自己,成为自我进化的新手段。“机器是人”也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一是人机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与机器鸿沟在缩小。二是机器越来越智能化,自我控制的能力越来越强,对人的依赖性越来愈小。三是机器取代人的体力劳动,未来将会取代人的脑力劳动,如果人类一旦将全部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交给机器,人类将一无是处,并且人的器官都将退化。四是人类对机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失去了对自然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自然和外部世界成为机器主宰的对象,人类失去了对客体的反思。五是人类在智能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时间将智能手机、电脑作为“身体的部件”,越来越沉浸在虚拟空间里生活,人类失去交往的意义。六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无视道德规则的底线,践踏人类生命,如基因编辑婴儿,是对人类行为规范底线的践踏,在深层次的好奇心就是一种权力。现代性场域里人、机器、社会以及国家的理论观念在发生着嬗变,也引发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面对现代性的流变,人类未来何处何从?德日进在《人类的未来》里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基督教方案,唯有在统一世界内在深处的顶峰上最终出现的一个自主集合中心,才能从结构上和功能上在仍然分崩离析的人类群体内部充分激起,维持并释放出期待的促进共识力量,也就是真正的超级爱,要有真正的大我。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使人类个体在人类起源与发展终结的地方隐约地看到集体思考和同情提升到某种状态,使每个个体从参与中得益,就足以激励人类个体并使其确定前进的方向。”在德日进的马克思主义方案里,可以看出个人进入到集体的思考和同情就是为了获得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今天人类社会处于马克思第二大形态“人对物的依赖”前提下,人类无法摆脱资本的逻辑和机器的体系,但是追求人类的历史进步、历史整体性、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以及自由精神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之所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对“机器是人”所引发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悲观者担忧人类会遭受对象化智能化机器的灭绝,人类会走向终结局面,乐观者认为智能化机器为人类减轻了劳动的负担,人类会实现全面解放。尽管如此,人类生产力还在发展,人类社会还在前进,人类探索自然、外部世界乃至发明创造智能化机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国家治理制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方案,不仅为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指引了行动的方向,而且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贡献了智慧,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人类在现代性前进路上的“明灯”。

李逸^[5]（2020）在《滇池沿岸乡村经济结构转型逻辑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又体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研究乡村经济结构转型命题,即运用唯物辩证法剖析滇池沿岸乡村经济结构转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逻辑与现实关系。文中重点考察了滇池沿岸四村在城市化和生态发展背景下,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实行经济结构转型,由农业生产转型到建筑业或旅游业,展现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生动关系,呈现出进步和倒退两种趋势的过程。其中,七步场村和龙门村,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调整集体经济生产,始终把提高村民收入与消费能力作为转型发展的根本目的,集体经济发展呈现进步趋势,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中谊村和福保村,在集体经济市场环境变化的情况下,集体经济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滞后,导致村民收入下降,消费能力提升不足,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倒退趋势,经济结构转型从相对成功到面临严峻挑战。本文在对滇池沿岸四村进行系统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导致四村经济结构转型呈现两种发展趋势的内在动力是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三对矛盾,全文分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方法概括出四村经济结构转型的基本逻辑,指出四村集体所有制经济重组引发出生产与交换关系、生产与分配关系、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迁,三对关系之间对立统一。第二章叙述四村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面貌,论述滇池沿岸乡村在城市化和生态发展背景下,通过壮大集体经济抓住机遇解决难题,寻找到实现乡村振兴的正确道路。第三至第五章基于调查研究,具体描述、分析四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内部,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第六章从逻辑上对四村集体经济的总体关系予以总结,并探讨其推广意义,为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建言献策。本文认为,集体经济是乡村发挥团结合作的优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集体经济转型要科学协调集体经济与市场的关系,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及时进行生产调整。集体经济转型要着力提高村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不断满足村民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

袁霖^[6]（2020）在《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文中研究说明从克罗茨纳赫到布鲁塞尔,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演变在一定意义上是沿着对市民社会思考和批判的方向行进的。而且,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本身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完成了对应的转向和过渡,最终形成了连贯的思想脉络和完整的思想体系。本文旨在立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各个相关时期,力图细致地梳理和阐明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致思理路和演进逻辑。在深耕细读和审思考辨中,试图真实还原和再现一幅关于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绚丽多彩的“思想画卷”。第一章:绪论。在这一部分,本文对迄今为止与论题相关的研究资料和参考文献做了比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辩证的分析。尔后,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并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演进逻辑和致思理路。在这一部分,笔者既对青年马克思各时期市民社会观的方法论基础及其运用进行了扼要的阐释;又对本文所采取的诸多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些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在这一时期,通过五卷本《克罗茨纳赫笔记》的摘录工作,马克思完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史观考察。以此为基础,在同一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其借用“主谓颠倒”的方法论,破除了黑格尔理念论法哲学的思辨迷雾,把黑格尔颠倒的关系唯物主义地“再颠倒”回来,让国家牢牢地竖立在自然基础（家庭）和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现实之上,从而解决了黑格尔法哲学唯心论的“二律背反”问题。最终,马克思建构起法哲学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观,并达成了对国家制度、等级、私有财产与市民社会的批判性思考和现实性重建。第三章:《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分析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对立,探讨了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批判了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和金钱本质的异化现实,阐发了作为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明了从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革命实践之路。总体而言,此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经历着第一次转向,正处在第一个过渡的阶段,即,由法哲学唯物主义向经济哲学思考和经济伦理批判转向的过渡阶段。第四章:《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研究的初衷是为了探寻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在第一手稿阶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表现为异化观、感性对象化论和劳动实践观的融汇交错。尔后,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阶段,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逐渐聚焦到了经济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实践观的领域。通过借用黑格尔逻辑学关于质的“三重推论”的方法论,马克思厘清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嬗变及其运动规律,阐明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在于劳动,总结了私有财产和劳动的相互关系。通过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通过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诸多学说,马克思论证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总体而言,此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经过《德法年鉴》时期的过渡,已完全转向到了经济哲学领域;同时,在经济哲学领域内,又经历了从经济异化观（包括劳动异化和社会关系异化）向经济史观的转化。除此之外,劳动实践观和共产主义革命实践观的阐发,亦是该时期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总结和完善了市民社会经济哲学批判的核心思想,加深了对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理解和认识。通过对蒲鲁东的辩证评判,马克思分析了生产中的实物对人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从而接近于表述生产的实践观。此外,马克思又开启和拓展了对市民社会进行历史哲学思考的崭新维度。通过对“绝对的批判”的三次征讨,马克思厘清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形成、地位和影响,分析了市民社会感性的“物质的条件”的重要意义,探讨了人民群众和历史的相互关系。在具体分析市民生活的属性时,马克思隐约察觉到需要和交往实践的重要内涵。总体而言,此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经历着第二次转向,正处在第二个过渡的阶段,即,正朝着历史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观的方向逐步走去。第六章: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树立起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历史观,为历史找到了现实的前提和实践观的方法论基础。通过对历史本身的考察,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及其辩证的关系被完整地阐发出来;生产、分工、所有制的相互联系也得到了全面的论述。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市民社会观的超越和变革,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市民社会观,这也促成了唯物史观的最终生成。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批判性地探讨了市民社会与历史的关系,客观地再现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原像,科学地诠释了市民社会历史与实践的辩证法。至此,青年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整体轮廓方清晰明朗。

韩璐^[7]（2019）在《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文中认为劳动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劳动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劳动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劳动解放前景的希冀,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历史的审判、现实的批判,以及未来的研判中构成了一个在时空上贯连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并由此成为了在当代依然具有理论阐释力和实践价值的思想武器。而当我们潜入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时,就又会发现,对劳动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议题的考察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主线,而顺着这条脉络,我们便有可能得以探寻到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整体性建构逻辑。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劳动的本质和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而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于整个人类劳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只有看到人,看到使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劳动,我们才能看到劳动过程所必然依托和建立的人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关系,由此也才能真正寻找到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理论溯源→文本解读→观点辨析→理解维度→当代价值。具体来说,一是以“广义”的理论来源为考察,即突破“三大来源”解读说,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人类思想史的灿烂星空中考察,通过立体的、整体的、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视野来研究。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本按时间顺序的考察和阐释,对劳动观进行一个孕育、萌芽、创立、发展、延伸的理论发展轨迹的追寻,以期在历史动态的文本视域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劳动观加以梳理。三是注重劳动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科学道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辨析与批判;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关于“劳动观”理论内容表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每一个阶段主要代表着作的文本解读,辨析出理论的前后联系,进而展示出劳动观阶段性和总体性的统一。四是延伸和拓展对劳动观阐释的理解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容与方法的具体联系中,深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劳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识,深化对劳动观本身的认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内核的认识。五是将理论研究关照于当代现实,在前述历史的、文本的、辨析的解读基础上,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劳动观在理论、实践、价值的当代视域中发声,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恩格劳动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的内容,本文总体形成的观点或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其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也必须在尊重思想承继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史”的历史语境,阐明理论与这些“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评价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把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机制呈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走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解释学处境。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本身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形成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对劳动历史资料的充分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以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劳动史的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定义,也在现实经济活动各自具体化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哲学理论与社会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劳动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内在嵌合,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真正实现了反转抽象理性的哲学革命。其三,“劳动观”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割裂它们,谈论哪一个理论自身的演进,都是单薄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就是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意境中去探寻劳动观的全部理论内容,坚持把劳动观视为是一种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历史性的理论学说,进而在对劳动观的整体性把握中,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完成对自身丰富的、复杂的、完整的构建的。第四,对劳动的认识必须回归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一哲学概念之中,由此,劳动观的理论张力才能真正凸显出来。“劳动观”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科学回答了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超越出来的历史活动,也正是从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者、劳动解放的新的定位中,形成了解释历史的新的哲学派别,即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故此,马克思必然得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发展史必须用劳动发展史来解释这样的独特结论。第五,美好生活的希冀正与劳动者的劳动处境、劳动尊严、劳动权利、劳动价值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探寻的“劳动”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解放未来思考的珍贵启迪,也是留给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寻的意义生长点。物质财富越充沛,科技越发展,越需要去反思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越需要去尊重和敬畏人的劳动创造和人的智慧成果。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必须要靠物质生产来超越,而人正是所有物质生产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掌控者,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文明的新境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才能在这种最基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王国兵^[8]（2019）在《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论与现实的对立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以往学者在对理论为什么与现实对立和理论为什么总是在忽略现实的研究中,对理论与现实做了偏颇式诠释。这种诠释导致理论与现实的对立和紧张,并表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常识性悖谬”,但是如何更好揭示这个悖谬导致的疑惑。以往不同学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而马克思把它引向了人类的具体实践和总体实践的视域中,并通过揭示实践在竞合同进内的历史性张力来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绝对性对立和紧张,其原因是历史性张力是实践概念生成的原始动力。如何理解马克思用实践的竞合同进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成问题。针对以上难题,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四个问题。在对这四个问题的研究中,运用理论与现实竞合同进的实践历史性方法揭示实践概念生成的逻辑。然而,如何理解这四个问题之间的逻辑生成关系,成为本论文的重要问题。我认为这四重关系之间既有认识论层次的问题递进逻辑,又有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实践逻辑,同时也具有马克思哲学史的整体性逻辑。这意味着这四个问题的转换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式罗列,而是递进式的综合和继承性的综合,必须要清楚这种逻辑必然,因为罗列式的理解并不是我自已的想法。马克思从时代哲学问题属性的论辩中抽象出感性与理性之间何谓本性的哲学问题,并从时代现实中证实了理性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的对立问题。首先,马克思按照哲学史中“理论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批判了思辨竹学构造的虚假现实,并用竞合同进的实践逻辑生成了感性的实践现实,并把它作为实践概念生成的奠基性范畴。其次,马克思紧扣时代现实的在场性特征,指出时代的现实形态实际上指向宗教化的现实交互性关系,或者说,基督教的宗教现实。他从宗教现实和抽象理论中提出了“人与宗教的关系”,并指出这个关系是时代问题的聚焦。他批判了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即“上帝创造人”,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创造了上帝”的观点,并指出费尔巴哈关于“现实的人”困乏和欠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一自然性”进行了结构性的批判,指出“现实的人-实践”属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屮成了实践性的“现实的人”。再次,马克思在强调的“现实的人”的实践属性过程中,发现费尔巴哈式的“现实的人-自然性”和黑格尔的“现实的人-理性”实际是脱离实践的,或者说是用理论对现实的强制性符合。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的实践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并对实践的现实生活世界进行分析后,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思想,发现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思想。通过批判提出实践的“现实的人”的时代现实性问题指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马克思重点研究了市民社会现实属性即“私有关系”,并在批判市民社会本质属性中生成了“人类社会范畴”。最后,马克思在资本生产逻辑和价值生产逻辑的研究中,发现现实的人的社会规定性呈现为“劳动-生产”,但是在资本生产逻辑中的劳动并不是劳动本质规定的实现,而是异化。他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研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个问题精细化地研究了资本生产逻辑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对资本生产逻辑导致劳动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生成“实践劳动”的范畴。总之,马克思通过运用批判与生成的实践竞合同进推动“四个问题”的转换,并且每一次转换都综合着前面范畴的意涵,从而生成新的实践概念。具体说,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就是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生成的,同时还是伴随着人类世界自身的辩证法逻辑不断地生成,并在这种实践中对人类-世界命运问题给出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回答。这种回答的启示就是理论和现实是在实践竞合同进中根据历史内在的多元张力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在现实的人类的革命创造中生成实践的多元共生形态。

于桂凤^[9]（2014）在《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基于2013年部门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部门哲学的蓬勃发展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但远未达到理论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使部门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自觉探究和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部门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是推进部门哲学及整个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化的两大前提。其中,在科学界定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理论边界,是为部门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关键,并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作支撑。方法论创新主要包括各部门哲学自身方法论及其意义的反思,整体研究思路、范式、视野的提升与转换,具体研究方法、方式的发掘与创新。推进方法论创新,需要加强学科间的对话与联盟。

鲍金^[10]（2014）在《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学界关于经济哲学理论定位的理解,大体分为三类:一是作为研究领域的经济哲学;二是关于经济或经济学的哲学;三是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在上述三种理解中,第三种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明显认识不足,因此本文重点阐述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以哲学范式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视阈观之,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哲学是一种借用经济范畴作为棋子的独立哲学,因此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投射哲学;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对普鲁东的经济哲学进行了方法论批判,之后《资本论》在经济学层面上完成了传统哲学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任务,因此《资本论》哲学开创了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通过这三个文本的考察,也就可以把握作为哲学范式的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它既是哲学研究的一种视野、维度和范式,同时也是哲学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二、论经济哲学发展中的范式转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经济哲学发展中的范式转换（论文提纲范文）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论文提纲范文）

（5）滇池沿岸乡村经济结构转型逻辑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基于2013年部门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经济哲学发展中的范式转换（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共享思想研究[D]. 王临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2]莫里斯·多布辩证理性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吴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3]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哲学向度研究[D]. 王静.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4]现代性的流变：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D]. 熊亮.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5]滇池沿岸乡村经济结构转型逻辑与实证研究[D]. 李逸.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6]青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D]. 袁霖. 湖北大学, 2020(01)
• [7]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D]. 韩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8]马克思实践概念生成研究[D]. 王国兵.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9]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基于2013年部门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J]. 于桂凤.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4(00)
• [10]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J]. 鲍金.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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