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一、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琰^[1]（2021）在《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现有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消费行为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空气污染、能源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如何实现循环经济模式,以使得人类社会更具有可持续性。产品处置是其中的热点研究问题,目前关于产品处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的设计和制造实践,而忽视了对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充分研究。与此同时,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对处置环节的探索也相对不足。消费者行为涉及到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使用和使用后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的决策过程。其中,使用后阶段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对产品的处置,产品的具体处置方式包括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等。这些行为和意图是促进积极的环境影响的重要因素,解决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策略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消费者的努力。消费者以恰当的方式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也至关重要。为了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有关环境和商业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需求侧的消费者产品处置。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促进了产品处置方式的多样化。在这种影响下,消费者的双边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加强,消费者可以更轻松地从产品接受者转换为产品处置者。消费者可以通过转售、丢弃、捐赠或回收来处置产品,但是这些处置方式带来的后续影响却存在差异。直接丢弃通常被认为是最不环保的选择,而回收、捐赠和转售通常被认为是更具可持续性的处置方式。恰当地处置产品对于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和产品更换决策至关重要。消费者产品处置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如何在追求商业利益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激励、影响和控制消费者对产品的处置。尽管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但大多数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局限于对某一种具体类型的处置意愿的探讨,缺乏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多种产品处置类型的研究。消费者通常必须在可持续性和其他结果之间进行权衡,在产品处置意愿上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目标与其产品处置选择相关。现有研究普遍采用认知的视角来理解消费者的行为,即行为基于信息的寻求并且这一过程通常是由特定目标引导的。特定的目标可以由情境中的潜在的或随机的刺激触发,使相应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强化。这意味着可以通过战略性地操纵情境刺激来提高目标的显着性和吸引力,以实现对消费者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产品的引导。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是三个特定的焦点目标:规范性目标、享乐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根据目标框架理论,焦点目标的相对强度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处理,它们影响人们关注哪些信息、感知哪些选择,进而影响其行为意愿,因此,目标框架理论关注的三个焦点目标与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密切相关。与以往大部分只探讨单一处置选择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分析了消费者产品处置的四种类型,即回收、捐赠、丢弃和转售。同时从更综合的视角广泛地分析了目标框架理论中三种不同目标的作用机制,并且实现了对目标的操纵和激活。本文探索了不同的焦点目标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即在不同处置方式之间的权衡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通过对大量已有研究的回顾和整理,本文提出了研究框架。本研究认为,人们对于与焦点目标有关的信息和后果特别敏感。因此,目标会影响他们对替代方案的评估和感知,换言之,人们被目标“框定”了意向和行为。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并且规范性目标和获得性目标触发不同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影响产品处置偏好。而享乐性目标是人类目标中最先验的、最本能的,而不是后期社会化的经验所得,所以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其影响是直接的。并且,本研究引入了道德义务感和金钱欲望来作为中介变量、环境知识作为调节变量,来解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六个实验验证了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发现,目标框架影响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其机制在于不同焦点目标下消费者的产品处置意愿存在差异,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倾向于将产品回收或者捐赠,在享乐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直接丢弃,而在获得性目标下更倾向于将产品转售。在规范性目标下,消费者个人对道德义务的感知更为强烈,从而提高了对产品的捐赠和回收的意愿。而获得性目标下,消费者更容易追求代表个人权力地位和经济利益的金钱,刺激了消费者的金钱欲望,从而减少将其免费回馈给社会的意愿,因此,消费者更倾向于转售产品。另外,目标框架和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关系在不同的环境知识下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本研究提出了环境知识的调节作用,即与环境知识水平较低的消费者相比,环境知识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在规范性目标下的道德义务感更强并拥有较高的产品回收意愿以及产品捐赠意愿,在享乐性目标下的产品丢弃意愿较低,在获得性目标下金钱欲望更低并拥有较低的产品转售意愿。最后,本文就研究结论的理论贡献及管理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展望。在理论上,本研究丰富了对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产品使用后阶段的研究,将产品处置研究的视角从供给侧延伸到了需求侧,综合考虑了多种目标对多种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并构建了关于消费者产品处置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同时,由于产品处置与产品更换以及企业策略调整密切相关,本研究为管理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延缓或遏制浪费和污染的见解,这对社会福祉的增加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顾典^[2]（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王菲^[3]（2021）在《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文中提出尽管人权与环境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为解决严重环境问题提供了巨大潜力,但国际法长期以来都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视为分离的领域。大多数国际人权文书都没有明确提及环境,它们往往调用各种各样的措辞来描述这一权利的基本内容。即使有的人权文书在起草过程中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它们也没有被广泛而清晰地用于环境保护,而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早于各国将环境保护纳入国家责任的共识。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保护会遇到三重困境。首先,独立的实体性环境权目前在国际社会中仍处于缺位。尽管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各类国际软法以及专门的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都体现了环境权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区域人权法院对环境权的阐释也有大量经验,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丰富的判例,但是区域人权法院也没有承认实体性环境权的存在。其次,以人权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在环境诉讼和气候变化诉讼中这种挑战更加明显。虽然如今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典范,但是障碍却依然存在。最后,在当前跌宕起伏、变化急速的国际形势下,国家间在环境问题上的理念冲突导致了第三重困境的发生,不同国家在环境政策理念上的不一致更是影响了全球进行环境谈判和环境治理的步伐,这对以人权为基础应对环境问题造成了现实的障碍。从表面上看这三重困境是相互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实体性环境权的缺位使得人权视域下的环境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国家理念发生冲突;实体性环境权缺位与国家理念冲突的双重打击直接导致了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司法困境;这种实践困境的消极结果又不可避免加剧了国际社会和国家对基于人权解决环境问题的抗拒和懈怠,进而为实体性环境权利的实现造成了障碍,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导致这三种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从根本上讲,人权与环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且分属不同的学科,它们之间并非天生就具有融合性。这种兼容上的困难又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权与环境保护在历史上就存在着冲突与障碍。现代环境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有关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大量讨论,并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这就决定了用怎样的角度去看待人类与自然世界、用怎样的方式去处理人权与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第二,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对环境权利的阐释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比如利用现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对环境权利进行解释;或者认为环境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者只是将环境权视为程序权利。第三,目前的人权理论难以将环境保护权利化,即难以将环境人权纳入人权体系。集中于有限的（主要是西方的）理论的方法即自然权利、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可见,目前主流的权利理论在对环境权的阐释上均存在着局限。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之所以存在问题,不仅是因为理论上存在着不一致,实践的复杂也加剧了问题的难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境受害者开始根据人权途径寻求补救办法,而适用人权法的一般前提是损害行为产生于本国的领土。由于有些环境威胁产生于它国领土,此时根据国际人权法要求该国承担由于国内行动损害了邻国国民人权的责任就存在很大障碍。另一方面,基于人权的环境诉讼在诸多环节都会面临挑战。法院对基于人权的环境案件是否具有可诉性有一定的质疑,与人权相关的环境诉讼中证据认定也存在很多困难。事实上,国家在面对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作出的有关环境政策的相关行为都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国家在面对环境治理时之所以会有很多理念上的冲突都是国家理性权衡的结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均对分析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政策中的行为与态度的深层动因具有启示意义。要解决以上种种难题,可行的路径大致有三: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实体性环境人权并以此对实体性环境人权做出详细的规定。此路径不用利用现有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等人权来阐明和解释环境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更易于直接运用环境权利来解决环境问题。其次,如果各国不愿采取行动以建立一项新的、可在法律上执行的的环境权利,还可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环境文书。国际上已经有这样的先例,例如《世界环境公约》就为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文书做出了很好的典范。最后,如果以上两种路径在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所有国家的认同,则可以另辟蹊径建立区域性环境人权保护协定。由于区域国家数量较少且基于地缘因素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环境理念,这样会更容易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同,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通过的《埃斯卡祖协定》（即将生效）为今后此类协定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的价值理念,是我国国际秩序观的集中体现和延伸发展。在全球化高速发展背景下,世界各国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种解决全人类环境问题的理想出发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趋势,为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指出了一个新的道路和方向。国际环境下的法治经历了主权国家共处与合作的阶段并处于向“人类共同利益”的过渡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在新阶段的表现。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个包含环境、气候在内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根据国家的国情兼顾到各国的利益,还可以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发展。由于不同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理念冲突是导致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困境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有必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推进国家间的合作。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理念能够激发起所有人对环境问题和自身命运的共鸣,从而构建起适合所有国家都易于接受的环境理念以及人与自然都可以受益的国际环境治理方案,真正做到促进人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承载中国智慧与思想的新理念,可以为全球环境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

宋沂邈^[4]（2021）在《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研究》文中提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相关要点,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前提。该目标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为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了更艰巨的挑战。“十四五”规划提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需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动绿色低碳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生态环境保护一方面应从防控污染物排放入手,切实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强度,一方面应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引导污染物以自然消纳的方式进行合理传导。面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政府和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实现经济发展效率和绿色生产力水平的内在统一。基于上述背景,会计界开始思考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方法以辅助环境监管,并助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研究环境会计,对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建立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及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立足环境管制,以投入产出为依据,围绕环境会计信息计量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部分内容:第一,研究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的制度背景。研究立足环境管制信息需求,对环境会计信息供给现状进行研究。发现环境管制与环境会计都是以投入产出关系为逻辑,对各自目标达成与否进行评价。二者关于产出目标的不同,是造成环境会计要素分类、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环境绩效评价与环境管制不适应性的本质原因。因此,本研究以投入产出为依据,立足环境管制,对环境会计的信息计量及应用体系进行设计,以提高环境会计与环境管制的适应性。第二,基于投入产出关系,从实物、价值和综合三个维度构建环境会计要素内容。在实物维度,企业内部存在当期消耗等于当期产出的投入产出关系。依据投入产出关系,将实物维度要素划分为消耗要素、产品要素、正产出要素和负产出要素;将价值维度要素划分为投入要素、产出要素、消耗要素和权益要素;对实物维度环境会计要素进行再分类,构造环境增益（减益）要素和环境综合要素。环境会计要素体系的构建,完善了我国环境会计理论框架体系,极大丰富了环境信息的表现形式,有效解决了面向环境管制的环境信息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三,针对投入产出环境会计要素,构思多维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及计量方法。针对实物计量属性,基于真实性原则,采用实物盘存法计量消耗要素,继而基于重要性原则,依据投入产出关系,用消耗要素、产出要素推算负产出要素。针对价值计量属性,依据投入产出关系,分别设计消耗要素、产出要素和权益要素价值计量模型。针对能值计量属性,采用能值分析法对实物维度要素进行能值转化,继而根据定义设计环境增益（减益）要素能值计量模型,以及环境综合要素能值计量模型。以一家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对三个维度的要素计量方法展开应用。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要素计量方法,突破了环境会计要素的非货币计量瓶颈,提高了环境信息的质量。第四,针对投入产出环境会计要素计量内容,设计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与内容。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象划分为政府环境管制部门和社会公众。基于环境管制全生命周期评价需求,构建环境信息披露准入模式、管控模式和管制退出模式。在三种模式下分别设计向政府环境管制部门的管制包专递内容,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对外公开信息披露内容。以一家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对运行管控模式下的信息披露内容设计展开应用。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与内容,对独立环境会计报告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五,针对环境管制主体如何应用投入产出环境信息提供政策建议。针对环境准入环节,建议对预计负产出总量和预计重点管控元素逃逸率设置上限,超过上限者不可准入。针对运行管控环节,首先建议对运行期内负产出总量以及重点管控元素逃逸率设置上限;继而建议在上述要求达标的基础上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对企业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针对环境退出环节,建议以重点管控元素是否实现彻底消纳作为环境退出的判定依据,直至消纳完毕方可退出。以十三家发电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运行管控环节下的环境评价方法展开应用。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以实物要素为基础、价值要素为补充、综合要素为协调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体系,并配套设计要素计量方法与信息披露方法,最终为环境管制主体如何利用上述信息进行评价提供政策建议。

梁玉梅^[5]（2021）在《马克思环境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安康,还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人与环境彼此联系,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保护环境实际上就是在保护人类自己。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自然界遭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开发和利用。但是,由于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环境效益,不能正确地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导致人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生态危机日益显现。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热爱自然,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运行规律,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自然界的可利用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地沉浸于从自然界中去索取,超出自然的承载界限,只会破坏生态环境,最终危及人类自身。关注环境,研究环境问题对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深入探讨马克思环境思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环境观的思想内涵,也有利于进一步丰富科学发展观内涵,为解决我国现存环境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深入研究马克思具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的环境思想对于治理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文章分为五部分,从环境、环境观的相关概念入手,继而论述了马克思环境观的理论来源、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其当代价值。文章的核心部分主要分为内容和特征两部分,从内容中提炼出特征,通过对内容与特征的详细分析,充分领悟马克思环境观的重要内涵。理论联系实际是对该思想研究的落脚点,马克思环境观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解决现实中环境问题提供科学指导方法,致力于实现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文章运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查找与马克思环境观相关的经典着作、期刊论文来深入探究马克思的环境观,并对其相关内容进行展开论述,提炼、总结核心观点,解读马克思环境观的科学内涵,进一步说明马克思环境观的研究价值所在。通过将马克思环境观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学者的环境观进行比较,探究出马克思环境观的实践性、科学性、批判性、社会性。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拓展马克思环境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相比,文章对马克思环境观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创新。第一,研究切入点的创新。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环境观研究仍比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生态观、自然观的研究,缺乏对环境观的专门探究。生态观主要研究生物体及其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整体性、有机性和系统性。自然观主要强调外在于人的物质世界,具物质性、客观性和规律性,自然观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生态观。而本文所探讨的环境观主要研究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的外部自然条件,强调“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性,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研究马克思环境观,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该思想。第二,研究角度的创新。以往学者主要从哲学层面的人化自然去理解马克思的生态环境思想的自然概念,具有片面性。而文章从环境学、法学、哲学等多维度对环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分析,有利于全面、透彻掌握马克思环境观的核心内涵,突出该思想的科学性所在。

黄焘^[6]（2021）在《技术进步对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贸易不断向纵深发展,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采取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Embodied Carbon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PTTec)指标作为衡量贸易过程中的环境代价(PTTec越大,对环境越不利),界定了影响技术进步的四种途径:本地自主研发活动、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探讨了影响PTTec的技术进步渠道,以及这些渠道影响PTTec的内在机制。本文从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本地自主研发活动、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对一国总体PTTec的影响。该研究是本土创新和国内外技术获取对PTTec影响的初步尝试,得出的结论对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41国都具有普遍适用性。该研究结论将为41国制定有效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绿色可持续的能源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许多学者认为贸易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影响机制。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技术的获取有两种渠道,即国内研发投入和贸易交流。国内研发投入通过当地研发活动实现技术的进步;贸易交流通过进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途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推动技术的进步。同时,新要素禀赋论和波特假说认为技术进步对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在四种技术溢出直接渠道,以及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经济增长三种间接渠道下,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使用率影响碳排放强度,进而影响PTTec。研发强度和人类发展指数会影响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出口技术溢出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的技术吸收能力水平下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为了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41国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增加值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法,利用WIOD数据库中的涉及56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和CO2环境账户表,以国外最终需求为导向,测算了2000—2014年41个国家或地区的PTTec。同时,通过CH-LP模型量化了四种技术溢出直接渠道。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技术进步的不同渠道对PTTec的影响,以及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技术吸收能力下三种技术进步渠道对PTTec的影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进口和本地自主研发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负面影响,出口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正面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城镇化和工业结构对PTTec具有正面影响。此外,四种技术溢出效应在各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文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四种技术溢出效应受一国环境规制强度、人均GDP影响很大。当一国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出口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正面影响,而进口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负面影响。本土自主研发技术溢出效应和城镇化带来的效应不明显,而工业结构对PTTec具有正面影响。当一国环境规制水平高时,进口技术溢出对PTTec的负面影响得到加强。出口技术溢出效应由正面影响转为负面影响。本地自主研发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负面影响。而工业结构对PTTec的正面影响受到削弱。当一国人均GDP水平低时,进口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负面影响,工业结构对PTTec具有正面影响。而其他技术溢出效应对PTTec的影响均不明显。当一国人均GDP水平较高时,进口技术溢出和本土自主研发活动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负面影响。同时,不断提高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对PTTec的正面影响受到削弱。门槛回归结果表明,随着本地自主研发强度的提高,其对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和出口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即研发强度的提高加强了进口技术溢出对PTTec的负面影响,加强了出口技术溢出对PTTec的正面影响。当人类发展指数较低时,以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正面影响,进口技术溢出对PTTec具有负面影响。随着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一国技术吸收能力逐渐增强,加强了进口技术溢出对PTTec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出口技术溢出对PTTec的正面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由正面影响转为负面影响。本文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四点建议:一要加大对贸易进出口的环境管理力度;二是加大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对绿色技术的引进力度;三是完善环境监管体系,提高政府环境规制能力;四是提高人类发展指数,促进低碳清洁技术创新。

毕然^[7]（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何丽君^[8]（2021）在《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立法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在2020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污染环境罪再次被修改,其中增加了“七年以上的法定刑”,并进一步细化量刑情节。但是由于污染环境罪自身的特性以及相关规定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罪在其保护法益、主观罪过形式、“非法处置”行为、单位犯罪等的认定上都存在问题。本文通过对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解决对策。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沿革及犯罪特点。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沿革可以分为1979年刑法时期、1997年刑法时期、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时期和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时期共四个阶段。污染环境罪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损失的不可逆性的犯罪特点。第二部分主要阐释了我国污染环境罪司法现状和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污染环境罪案例数据的分析和司法适用呈现的特点来反映司法现状,再通过这些现状,并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分析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主观罪过形式、“非法处置行为”、以及单位犯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对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主要归结为:刑法谦抑性与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的矛盾;“严重污染环境”的规定缺乏合理性;司法鉴定机制的不完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职能衔接不畅等原因。第四部分介绍的是国外关于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的经验及启示。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积极经验,从中获得完善我国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的启示。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困境的解决路径。即坚持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观;将双重罪过说作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明确对“非法处置行为”的认定标准,并注意与非法排放、倾倒分开认定;加大对单位犯罪的追诉力度,从机制上加以构建。

卢玉娇^[9]（2021）在《高中化学必修部分单元教学设计及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的《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对一线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大一线教师在单元教学设计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重新组织和划分单元,新教材的单元体系必然成为教师进行单元教学设计的“蓝本”。但是教材受制于行文和呈现方式的需求,其单元组织结构必然和一线教学的单元结构不能完全契合。加之各类学校之间的差异决定不可能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单元结构。基于新课标和新教材的校本化单元教学设计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将围绕高中必修模块进行单元设计和教学设计的研究,以期为一线教师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教学选择。基于核心概念进行单元划分的单元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因知识顺序关系由严密的逻辑分析后得到,所以在具体的教学中能够更好的进行知识的迁移,更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知识。本研究基于新课标的文本分析,梳理得到高中化学必修阶段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概念,运用思维导图构建上位概念,进一步归纳得到高中化学必修阶段的核心概念。基于核心概念的逻辑分析,得到高中化学必修部分教学单元结构。在此基础上展开单元教学设计。并从知识点、问题链、观念和素养的维度对教学设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新课标中核心概念划分的单元可以促进教师的单元教学设计能力的发展,可以帮助学生更清晰的抓住重点,进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本论文的研究将为高中化学教学提供三个方面的借鉴:1.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核心概念分析的单元教学设计过程中的课程单元划分模型。2.本研究提供了一套高中化学必修部分单元教学的单元体系。3.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基于高中化学单元教学的教学设计模型。

娜布其^[10]（2021）在《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人地协调观是指人们对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研究设计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案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旨在为如何编写基于学生人地协调观培养的地理教学案例以及对如何结合教材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提供参考和借鉴,并丰富高中地理教学案例,提供课程资源。本文以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为研究对象,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载体,在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运用文献分析法、教材专题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课堂观察法以及行动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分析课标及教材,结合学生学习情况,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得到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探究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主题,研究分析“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的知识结构,依据课程标准对人地协调观的维度进行划分,即地对人、人对地、人地协调等三方面,对教材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教材章节的微观分析,得出每一章节中关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内容,并进行整合。结合教学案例分析得到的启示与教学案例设计策略,设计出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设计,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第二,探究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策略。通过研究关于培养学生人地协调观的典型案例,得到相关案例设计启示,并结合高中地理教学中关于人地协调观的教学现状,设计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设计。提炼出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教学设计三大策略:一,目标指向内化观念,培养能力;二,教学内容生活化,挖掘教材与生活的联系;三,联系国家安全,体现育人价值。并依据上述案例分析启示与教学设计策略,设计出《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等四节教学设计。

二、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环境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技术进步对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高中化学必修部分单元教学设计及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类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目标框架对消费者产品处置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D]. 王琰.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以人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D]. 王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4]基于投入产出的环境会计信息计量及应用研究[D]. 宋沂邈.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5]马克思环境观研究[D]. 梁玉梅.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6]技术进步对隐含碳污染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D]. 黄焘.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7]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污染环境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D]. 何丽君.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9]高中化学必修部分单元教学设计及案例研究[D]. 卢玉娇. 扬州大学, 2021(09)
• [10]基于人地协调观培养的高中地理教学设计研究 ——以湘教版“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为例[D]. 娜布其.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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