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年～2001年疾病监测回顾与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单翔翔[1]（2021）在《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目的:通过应用卫生策略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为促进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控合作提出合理的建议。方法:①文献研究。查询文献资料了解中国和老挝两国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防治措施、资金投入、政治经济、技术环境、社会人口、自然环境等现状。②系统分析法。将中国和老挝的血吸虫病消除策略都看作是一个系统,对涉及到的各个要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和老挝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③比较研究法。比较中老两国消除血吸虫策略、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宏观环境等,明确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的异同。④STEEPLE分析法。分析中老两国社会/人口、技术、经济、环境/自然、政治、法律、道德等宏观环境对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有效实施的影响。⑤关键人物访谈法。通过访谈官员和专家,了解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相关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等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结果:中老两国宏观环境的差异。在与血吸虫病传播相关的生活行为上,中国和老挝有不同的地方,中国湖区血吸虫病流行区居民在水田劳作也是感染血吸虫的主要途径之一,而老挝不存在这种现象,这是由于湄公血吸虫中间螺宿主的分布特点所决定;中国卫生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已成为支撑医疗卫生业务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是深化医改的新引擎;老挝经济总量远低于中国,产业结构也不如中国完善,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低于中国。中国建立了近乎全人群覆盖的庞大医疗保障体系,老挝医疗保险覆盖率相对较低;老挝血吸虫病流行于湄公河流域的局部地区,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相对单一,消除策略上具有统一性。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地理生态环境差异较大,消除策略上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中老两国在卫生立法方面都作出了努力,中国在有关血吸虫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相对更加完善,法律环境为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宗教信仰对于老挝人民的精神、思想和道德观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湄公血吸虫病的传播是季节性的,流行时间为3-5月,我国湖区血吸虫感染在4-6月和10-11月出现两个高峰;湄公血吸虫中间宿主开放拟钉螺只有在湄公河及其部分支流的浅水地区才有发现,在湖泊、水库、沟渠、灌溉渠、鱼塘和稻田中都没有发现过。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是两栖动物,与开放拟钉螺有着不同的栖息地,如沟渠、排水沟、稻田、湿地、湖岸和人工池塘的边缘;在老挝,儿童青少年有更大的暴露和感染风险。在典型的中国湖区,大多数感染发生在18至49岁的男性中,大多数人感染血吸虫是由职业驱动的。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老挝的消除策略中没有提到针对螺的控制,我国实施的农业、林业和环境改造工程等尚不适用于老挝。湄公血吸虫的动物宿主目前确认的仅有犬和猪,而猪因进入湄公河水域可能性低,感染并不常见。鉴于中老两国血吸虫动物宿主的差异,我国实施的人畜化疗、封洲禁牧、家畜圈养、以机代牛等措施不适用于老挝的实际情况。因此,在针对动物宿主的控制策略上,中老两国有很大差异。老挝血吸虫病防治措施主要是群体化疗（mass drug administration,MDA）、水-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干预（Community-Led water,sanitation and hygiene interventions,CL-SWASH）、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这些领域,中老两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老挝经过多轮MDA的实施,血吸虫病患病率迅速降低,单独应用Kato-Katz法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血吸虫病监测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老挝血吸虫病防治经费主要来源于WH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本国政府财政投入非常有限。整体上,经费来源结构相对固定和单一。我国经费来源结构上相对多样化。结论: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社区防病意识薄弱和不良生活行为方式的影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实用型新技术的研发及现场应用有待推广;政府资金投入有限;水利工程和气候变暖的影响;病媒控制困难等。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包括:钉螺控制困难;动物传染源控制困难;生产和生活行为难以控制等。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包括: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一是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二是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基于两国的实际情况,中老两国在血吸虫病防治领域的深入合作和交流主要应着眼于MDA、健康教育和CL-SWASH等,具体包括绘制风险地图、提高化疗覆盖率、优化诊断工具、强化监测和应对等。同时实用型新技术（包括检测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等）的现场应用与推广也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王盼盼[2]（2021）在《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梳理与分析》文中认为近年来,人类面临新发再发传染病、生物恐怖袭击和生物技术谬用等严重生物威胁,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巨大挑战。我国亟需加强生物防御能力建设。科技支撑对于生物防御能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生物防御科研项目对国家生物防御能力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美国高度重视生物防御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不断加强生物防御研究,启动了大量生物防御科研项目;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炭疽邮件生物恐怖事件以后,美国大幅度加强生物防御研究经费投入,发布了多项生物防御相关的国家战略及科研计划,逐渐形成了强大的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此外,近些年美国部署的部分生物防御项目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生物安全风险的担忧。目前,国内尚缺乏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的系统梳理与分析。美国资助和开展生物防御研究的主要机构有卫生与公众服务下属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生物医学高级研发管理局（BARDA）和国防部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等机构。系统梳理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部署情况及研究特点,分析其部分项目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可为我国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研究基于情报调研、文献计量、案例研究、专家咨询和综合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了美国NIH、BARDA、DARPA和DTRA等机构的生物防御项目部署情况,分析了部分项目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此外,还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了中美COVID-19的研究布局。一.NIH生物防御及冠状病毒相关科研项目分析NIH是美国资助和开展生物防御研究的重要机构。本研究基于情报调研梳理了NIH 2009-2018财年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从项目经费投入、承担机构分布、主要资助领域等角度分析了NIH生物防御科研项目资助的特点,提出了提高我国生物防御科技支撑的5项建议;梳理了NIH冠状病毒相关科研项目,分析了NIH冠状病毒相关研究的特点以及美国科技政策对NIH冠状病毒研究的影响。二.BARD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分析BARDA是美国生物防御相关医学应对措施高级研发的主要机构。本研究基于情报调研梳理了2005～2018年BARDA资助或管理的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合同,从经费投入,机构分布和主要研究领域等方面分析了BARDA生物防御研究的特点;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了BARDA科研项目的论文发表情况。三.DARP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及潜在生物安全风险分析美国国防高级研究研究计划局（DARPA）是美军重要科研项目资助与管理机构。上世纪90年代开始,DARPA着眼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的重大生物威胁,聚焦生物防御相关领域前沿技术,部署了一系列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本研究基于情报调研梳理了DARPA生物防御科研项目;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了DARPA生命科学相关科研项目的论文发表情况;基于综合分析和案例研究分析了DARPA部分科研项目的潜在生物安全风险。四.DTRA生物防御相关项目及潜在生物安全风险分析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是美军重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应对机构,也是美军生物防御和相关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部门和主要协调机构。自1998年成立以来,DTRA通过生物威胁降低项目和国防部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科学与技术研究类项目进行了大量生物防御工作。本研究基于情报调研梳理了DTRA生物威胁降低项目及DTRA管理的国防部化学生物防御计划（CBDP）科学与技术类项目;基于文献计量分析了DTRA生命科学相关科研项目的论文发表情况;基于综合分析和案例研究分析了DTRA部分项目的潜在生物安全风险,五.COVID-19研究的文献发表情况及中美研究比较分析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大量相关文献在期刊发表或提交到预印本平台。在本研究中,我们检索了已正式发表并被Web of Science（Wo S）数据库收录或提交到bio Rxiv、med Rxiv、Preprints和SSRN预印本平台的COVID-19相关文献。通过对文献数量、作者机构、国家和研究类别的统计,分析了全球COVID-19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结果表明,美国发表的文献最多,其次为中国;Wo S收录文献中,美国在非药物干预、治疗和疫苗等研究类别发表的文献最多,中国在临床特征与并发症、病毒学与免疫学、流行病学等研究类别发表的文献最多。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NIH、BARDA、DARPA和DTRA等美国生物防御研究主要机构部署的科研项目和中美在COVID-19研究中的侧重点,分析了美国生物防御研究的布局重点与研究特点以及部分项目的潜在生物安全风险,为我国生物防御相关研究人员和政策管理部门了解美国生物防御研究提供参考,为我国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梁胜翔[3]（2020）在《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2009年3月,我国启动实施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过去的10年多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取得了显着的进展和成效,为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缺乏合格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却成为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问题。因此,自2010年开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开展,然而,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效果不佳,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其主要原因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不明确,导致培训项目设计缺乏核心能力理论支撑。国际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已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模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能力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以能力为导向的核心能力模型所驱动。目前,国内尚未见基于核心能力理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系统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对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系统评估,并在建立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基础上,开发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培训项目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及依据,并为人员能力建设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方法1.研究地点选择:本研究根据地理位置和2016年的GDP情况,选择重庆市8个主城区和18个区/县作为研究地点,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91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48个乡镇卫生院）作为研究现场。2.定量研究:采用连续性抽样方法选取了1275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包括服务机构领导和一线工作人员）作为研究对象。自制调查问卷,分别对研究地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调查,调查项目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执业资格类别、工作岗位、工作经历、培训次数、培训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沟通能力、流行病调查、需求评估、干预措施制定、满意度调查或评价项目开展效果、授课技能9个维度）。采用Epidata 3.02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一般情况、人员能力现状及培训需求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城市与农村、主城区与区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职称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筛选培训需求的相关因素,再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对筛选出来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有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定性研究:采用有目的抽样方法,在所选研究地点基层卫生机构中抽取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的领导以及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兼顾各个项目）进行个人深入访谈（In-depth interview,IDI）,用信息饱和原则决定最终样本量。个人深入访谈根据事先制定的半结构化访谈题纲来进行,领导的访谈题纲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状况相关信息（即本单位工作人员数量、质量以及稳定性）、对当前人员培训的现状、当前培训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训需求。一线工作人员的访谈题纲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服务能力的自我评估,他们对培训的参与情况,对当前培训的看法以及培训需求。所有访谈均在访谈对象所在卫生机构选择安静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进行,每次访谈大约持续40-60分钟,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所有访谈均用录音笔进行了录音。最后,采主体框架分析法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分析。4.德尔菲法:本研究共选择了17名来自中国东部、西部、北部和南部不同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专家参加两轮Delphi咨询。在Delphi咨询之前,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岗位分析、专家会议等研究方法初步构建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初稿和咨询问卷。然后,经过2轮Delphi咨询构建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研究结果1.调查对象一般情况:问卷调查中,一共调查1275人,其中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对象中,57.9%来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4-34年龄段占38.7%,大部分（82.6%）为女性。学历以大专为主（62.3%）,93.1%的调查者接受过医学院校教育,40.8%为护理专业,超过一半（54.6%）的调查对象职称为初级。工作5年以上的占36.7%,72.6%的人员具有执业资格,执业护士占56.9%,大多数（83.7%）之前没有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经历,40.4%的人具有护理工作经历。一共纳入10个基层卫生机构的的10名领导和35名一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在10名领导中,超过一半（6位）是女性;超过一半的领导（6/10）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大多数领导（8/10）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在一线工作人员当中,超过一半（21/35）来自社区卫生中心,超过四分之三（27/35）是女性,绝大多数一线工作人员（32/35）的年龄≤40岁,大多数（21/35）的工作年限不到3年。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现状:在卫生人力资源数量方面,所有基层卫生机构领导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编制及现有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特别缺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在人力资源能力素质方面,一线工作人员和领导都均认为,现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学历低（学历以大专以下为主）、职称低（以初级职称为主）。总体而言,在学历构成上,78.5%为大专及以下学历;在专业构成,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背景的人员占比低,41%以上的工作人员为护理专业出身,尤其是城市和主城区的基层卫生机构,护士占比将近50%。只有5.9%的工作人员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在职称构成上,初级职称或无职称工作人员占比达80%,而副高职称仅占3%。多数一线工作人员认为自身能力不足,难以胜任本职工作,尤其在一些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高的服务项目（如健康教育、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等）完全胜任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而且大多数人员不胜任的原因是因为知识和技能都缺乏。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85%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半年内最少接受过1次以上的培训。但是,绝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领导认为,目前的培训效果欠佳,培训并没有使人员能力得到根本提高。主要原因有:一是由于人员短缺,导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安排人员参加培训;二是目前的培训没有很好地组织,层层培训导致培训内容重复。此外,专业性强的培训（如重性精神病和慢病管理）没有由专业机构承担;三是当前的培训通常集中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的政策和服务规范上,培训缺乏公共卫生核心能力的培训。同时,由于培训缺乏需求评估,导致部分培训项目与工作人员的实际需求不匹配;四是目前的培训形式单一,通常只通过讲座进行,或者以会代训,主要针对理论知识的传授,缺少实践操作层面的培训;五是大多数培训时间太短,培训时间碎片化,不能系统提高知识和能力;六是培训师资不固定、能力有待提高,同时,培训教材不统一,难以保证培训同质化。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需求评估: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的9个维度中,专业知识占91.3%,专业技能占84.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内容78.8%,沟通能力64.3%,干预措施制定41.6%。需求评估占33.2%,流行病学调查32.5%,满意度调查或项目开展效果评价27.9%,授课技能占26.7%。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上述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培训需求受专业背景、学历、职称、执业资格类别以及工作岗位等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工作岗位是9个维度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5.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的建立:经过2轮Delphi咨询,建立了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该框架由1个总功能（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维护公众健康）,8个子功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居民健康信息管理”、“社区健康监测与需求评估”、“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与控制”、“社区卫生应急管理”、“多部门协作”、“政策、规划制定与评价”）构成。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的构建:通过两轮Delphi咨询,构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该核心能力模型由3个一级指标（包括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理念与价值观）、19个二级指标（包括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知识、社区健康监测能力、社区健康需求评估能力、政策和干预措施制定及实施和评价能力、健康管理能力、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与应急处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交流与沟通能力、管理和领导能力、基本科学研究能力及职业精神等）、60个三级指标（包括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中医药健康管理知识、居民健康状况及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能力、参与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的能力、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技能、慢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社会动员技能、工作伙伴关系建立、项目管理能力、基本研究设计和实施能力、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及奉献精神等）和129项具体能力界定组成。研究结论重庆市基层卫生机构仍然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短缺、人员能力素质不高以及人员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培训需求呈现多元化,不同人员的培训需求各有侧重。本研究所建立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培训奠定了基础,为卫生行政部门进一步改进培训项目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增强培训项目的针对性、提高培训的效果、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目前重庆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现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要进一步重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2.国家要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3.以核心能力为导向,调整改革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相关专业学历教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4.基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核心能力模型开发能力培训项目,开展基于核心能力模型的培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人员能力建设效果。
徐文姣[4]（2019）在《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依赖加深,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全球卫生带来新的挑战。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等的长期威胁未除,以“非典”、“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及可能的跨国传播威胁又不期而至。显然,公共卫生问题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利害相连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各国必须开展跨境卫生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主要行为体。但过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大国行为体,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关注较少。加拿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达的中等国家,尽管其人口、军事、与外交实力有限,却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中等国家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现象值得探究。本研究以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研究对象,以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重点探究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以及影响其理念行为转变的各种因素。通过对加拿大参与创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发起《母婴儿童健康马斯科卡倡议》以及抗击“非典”和西非“埃博拉”疫情四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而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加拿大推动创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范、投入全球卫生援助以及支持全球卫生行动四大方面。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加拿大主要交替扮演了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两种角色,并展示出对多边或有限多边合作路径的偏好。本研究认为加拿大对外政策理论中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可为这两种角色定位及其路径选择提供较为可信的诠释,而加拿大在参与者和领导者之间的角色互换则是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在全球卫生治理这个“低政治”领域,加拿大有意愿亦有能力担当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中等国家整体实力与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其系统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影响加拿大阶段性、选择性地发挥领导作用,对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鹏[5]（2018）在《肠道病毒A组山东株的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其时空动态传播研究》文中提出[背景]肠道病毒（Enterovirus,EV）是小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RNA）病毒目（Picornavirales）小 RNA 病毒科（Picornaviridae）肠道病毒属（Enterovirus）中最常见的人类病原体之一,目前分为12个组,分别为肠道病毒A～H,J和鼻病毒A～C。EV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多数血清型都能够感染人类并可引起多种疾病。尽管人体感染EV后通常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但部分感染病例可出现急性弛缓性麻痹（Acute Flaccid Paralysis,AFP）、手足口病（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无菌性脑膜炎（Aseptic Meningitis,AM）、急性出血性结膜炎（Acute Hemorrhagic Conjunctivitis,AHC）、疱疹性咽峡炎、心肌炎、I 型糖尿病、流行性肌痛等,严重者可导致死亡。EV-A所致疾病以手足口病最为常见,多发于5岁以下婴幼儿,可引起发热和手、足及口腔部位的皮疹、溃疡等。在手足口病的病原谱中,肠道病毒71型（EV-A71）和柯萨奇病毒A组16型（Coxsackievirus A16,CV-A16）是导致该疾病暴发和流行的两大主要病原体。EV基因组为单股正链RNA,包括5’端非转录区（5’-NontranslatedRegion,5’-NTR）、编码多聚蛋白的单一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ORF）和3’-NTR共3个部分,全长约7.5kb。单一的ORF编码的多聚蛋白包括4个衣壳结构蛋白（VPl～VP4）和7个非结构蛋白（2A-2C和3A-3D）。其中,VP1蛋白位于病毒衣壳的最外侧,在病毒抗原性和致病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根据EV完整或部分VP1序列的分子生物学定型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通过对VP1核苷酸序列扩增后测序,并进一步与其他已知血清型别进行序列比对实现EV血清型别鉴定。近些年,基于VP1序列的系统发生学分析被认为是开展E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及进化分析的可靠方法,并用于相关变异株及新型EV的鉴定。在EV基因重组与进化研究方面,基于贝叶斯理论的BEAST程序,可以对病毒的起源和进化速度等参数进行详细计算分析,初步应用于EV的进化起源研究中。运用贝叶斯的马尔可夫链蒙特卡尔（Mark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方法,能够对EV不同血清型的进化遗传学特征（如基因序列起源、进化速度、流行史重构、居群动力学特征等）进行分析。此外,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Phylogeography）是将研究对象不同来源的信息与相关序列数据结合在一起进行进化重建分析的过程,这种分析方法在模拟各种传染病传播及流行史重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分析多用于物种进化历史及地理迁移信息的重建。在传染病研究中,则更多地集中于模拟虫媒传播疾病的时空扩散。对EV开展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特征分析并利用BEAST软件的贝叶斯随机搜索变量选择（Bayesian Stochastic Search Variable Selection,BSSVS）模型开展 EV 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特征分析,能够初步探索不同血清型别EV在不同地域间的时空演变过程。EV-A涵盖近25个血清型别,其中EV-A71、CV-A16等多个型别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相关疾病的暴发流行。由于目前全球EV-A毒株数量较少,EV-A多数血清型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过去近30年里积累了丰富的EV-A分离株,并且所有毒株均具有完整翔实的毒株信息。因此,现阶段对EV-A开展较为深入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进化遗传学研究和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研究,对于EV所致相关疾病的机制及预防控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研究目的]1.探索EV-A不同血清型山东株在山东省内的时间循环模式及其与疾病的关系。2.构建并完善EV-A山东株12个血清型（CV-A2、CV-A4、CV-A5、CV-A6、CV-A8、CV-A10、CV-A12、CV-A14、CV-A16、EV-A71、EV-A76 和 EV-A90）毒株VP1区和3D区基因数据库,并对以上血清型毒株进行基因特征研究。3.分析EV-A山东株基因重组的发生,探讨病毒遗传变异对其致病性和流行规律的影响。4.基于贝叶斯理论的MCMC分析方法,分析EV-A山东株的进化遗传学特征（基因序列起源、进化速度、重构流行史、居群动力学等）。5.根据贝叶斯BSSVS模型探讨EV-A的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特征,分析EV-A不同血清型的时空动态传播过程。[研究方法]1.毒株分离:本研究所选毒株来自山东省CDC1989～2016年分离到的EV-A毒株。病毒株于-80℃低温冰柜冷冻保存,实验前接种RD或Hep-2细胞进行病毒增殖。2.病毒RNA提取:采用美国QIAGEN公司的QIAamp Viral RNA Mini Kit试剂盒,从140μl细胞培养物中提取50μl病毒RNA,加1 μl（40U）Rnasin(（QIGEN）后储存于-80℃。3.RT-PCR 及基因测序:RT-PCR 采用美国 Promega 公司 Access RT-PCR System试剂盒扩增VP1和3D区基因片段,RT-PCR产物经1%琼脂糖凝胶电泳,对阳性产物进行序列测定。4.型别鉴定:EV型别鉴定采用基于VP1序列的分子学定型方法,使用NCBI在线提供的BLAST程序与数据库序列进行比对,确定EV-A山东株的血清型别。5.生物信息学分析:使用MEGA 6.0软件,进行系统进化分析,探讨EV-A山东株基因重组情况。通过BEAST 1.8.3软件分析EV-A山东株进化遗传学特征,使用贝叶斯天际线图开展居群动力学特征分析。采用贝叶斯BSSVS模块对EV-A时空动态传播过程进行估计,并在SPREAD 1.0.6软件中模拟EV-A的溯源及时空动态关联。[主要结果]1.EV-A山东株血清型分布:通过EV分子生物学定型方法对1989～2016年分离自山东省AFP及相关病例标本的EV-A山东株进行型别鉴定,共鉴别出EV-A 山东株 251 株,涵盖 12 个 EV 血清型别（CV-A2、CV-A4、CV-A5、CV-A6、CV-A8、CV-A10、CV-A12、CV-A14、CV-A16、EV-A71、EV-A76 和 EV-A90）。其中,EV-A71、CV-A4、CV-A10、CV-A16、CV-A6、CV-A2 等 6个血清型在山东省历年EV监测中共分离到237株,为EV-A山东株优势血清型别。自2008年以来,EV-A在山东省内流行活跃,共分离到223株,占EV-A山东株的88.8%。2.EV-A山东株分子进化及基因重组分析:本研究共选取251株EV-A山东株进行VP1和3D区序列系统进化和基因重组分析。构建VP1区系统进化树发现,山东省12个EV-A血清型毒株在进化树上根据遗传关系远近的不同聚为不同的分支,未发现EV-A山东株在VP1区重组的证据。EV-A不同血清型毒株在山东省的流行具有时间动力学特征,即不同年代的EV-A分离株在系统进化树中位于不同的进化分支。通过构建EV-A山东株3D区系统进化树发现,山东分离株在非结构蛋白区存在频繁的基因重组现象。按照EV-A山东地方株在进化树中亲缘关系的远近,我们将EV-A山东株在3D进化树上进一步分为10个基因簇（1～10）。（1）3D区系统进化树显示,每个基因组所包含山东株血清型别不尽相同,而且同一型别的山东分离株在3D进化树中分处不同的基因组。EV-A山东株3D编码区不同基因组优势山东株的分离时间也不完全相同,其最长分离时间跨度为25年,各基因组平均分离时间跨度约为10年（10.4±7.6年）。（2）基因簇1包含毒株分离自2003～2015年,其中除1株CV-A12山东株（F424）外,其余毒株均为EV-A71。基因簇2的病毒成员分离自1996～2011年,除包含CV-A4、CV-A14和CV-A16这3个血清型的原型株外,还包含1株CV-A6和5株CV-A12山东株。基因簇3也是山东株3D序列进化树中的优势基因组,山东株分离时间跨度为1992～2015年,由CV-A2、CV-A4、CV-A6、CV-A10、CV-A14等4个血清型的山东株组成。基因簇10由EV-A76和EV-A90两个型别的山东株组成,EV-A76血清型为1株2005年分离到的毒株,其余4株EV-A90为1999～2003年分离获得。3.EV-A优势血清型进化起源分析:本研究所选CV-A2、CV-A4、CV-A6、CV-A10、CV-A16和EV-A71等6个EV-A优势血清型毒株的祖先分别起源于1925年、1944年、1946年、1904年、1905年和1936年。近10年以来,EV-A优势血清型山东株VP1区遗传多样性增大。不同EV-A血清型VP1区核苷酸序列每年每个碱基位点的平均进化速度为2.615×10-3～6.431×10-3,其中EV-A71平均进化速度最低,而CV-A4VP1区平均进化速度最高。此外,同一血清型不同分支毒株的VP1区平均进化速度不同。EV-A优势血清型山东株在进化起源上与来自中国其他省份分离株存在共同的进化祖先。4.EV-A优势血清型时空动态传播分析:近些年,EV-A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基于现有基因序列分析发现,除CV-A16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最先起源于南非共和国外,全球CV-A2、CV-A4、CV-A6、CV-A10和EV-A71的传播可能最初均起源于美国。EV-A优势血清型最先起源的传播分支已“静默”多年,目前全球 CV-A2、CV-A4、CV-A6、CV-A10、CV-A16 和 EV-A71 的流行多集中分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地区。EV-A的时空传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表现为同一地域内的传播要优先于不同地域间的传播。[主要结论]1.山东省EV监测中发现多种EV-A血清型,其中以EV-A71、CV-A4、CV-A10、CV-A16、CV-A6、CV-A2等6个血清型为主。本研究共分离到251株EV-A山东分离株,分属12个血清型,即CV-A2、CV-A4、CV-A5、CV-A6、CV-A8、CV-A10、CV-A12、CV-A14、CV-A16、EV-A71、EV-A76、EV-A90。分离自AFP监测系统的毒株涵盖上述所有血清型别;来自HFMD病例的毒株型别以EV-A71和CV-A16为主;AM病例的感染毒株以EV-A71为主;感染疱疹性咽峡炎病例的EV-A血清型别主要为CV-A10和CV-A6。2.EV-A山东分离株与国外分离株具有较大的核苷酸差异,基因重组是EV-A非结构蛋白区重要的进化方式。EV-A山东分离株在进化关系上具有一定的时间聚集性和空间聚集性,与国外分离株亲缘关系较远。构建3D区系统进化树发现,EV-A山东株非结构蛋白区基因片段转移频繁,存在频繁的基因重组现象。EV-A山东株在进化树中分为10个基因簇,每个基因簇所包含山东株血清型种类和数量不同,同一血清型山东株分处不同的基因组。3.EV-A山东株优势血清型VP1区遗传变异活跃,山东省存在多个传播链的共同流行。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分析发现,EV-A优势血清型的共同祖先起源于1904～1946年间,VP1区每年每个碱基的平均进化速率为2.6×10-3-6.4×10-3,并且同一血清型不同分支的进化速度并不一致。4.EV-A时空动态传播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近些年来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根据现有基因序列分析,多数EV-A血清型毒株可能起源于美国,而目前EV-A流行区域多集中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地区。5.建议我国加强对EV-A各血清型的监测,开展系统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工作。鉴于EV-A毒株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日趋活跃,我国近些年EV所致疾病更为严重,理应加强EV病原学、流行病学等系统的研究工作,以期为EV所致疾病的实验室检测方法的建立、疫情预测预警和疫苗的研发等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刘建华[6]（2017）在《手足口病发病趋势预测及传播动力学模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手足口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病毒分布特征及危险因素,预测和掌握该病的流行趋势及规律,对于更好的防控手足口病,保护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完善防控手段和制定防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1.利用GIS软件绘制县级地区发病率分布情况图。利用Geocoding软件对所有报告病例进行经纬度定位,再导入GIS软件开展核密度分析,绘制核密度和点密度图。2.开展个体危险因素和群体危险因素现场调查,利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再利用SAS统计软件进行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并计算相关危险因素的OR值及95%可信区间,筛选个体及群体危险因素。3.依据2008年～2016年手足口病各月发病率数据,利用ARIMA模型进行建模和预测,产出线性预测序列和残差序列。依据残差数据序列,利用NARNN模型进行建模和预测,进一步产出残差预测序列。再将两者结果进行综合,最终形成发病率预测结果序列。4.根据2008～2016年各月发病率特征,按照发病率高低将手足口病月发病率（1/10万）划分为3个状态（发病率<7.5;7.5≤发病率<10;发病率≥10）。再建立马尔科夫链模型计算预测区间转移概率,得出2017年各月发病率所处状态预测结果。5.利用传播动力学方法建立SIR模型,结合全局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分析考察各因素间影响程度,利用Matlab软件实现疫情模拟计算过程,从而判断疫情走势。结果1.流行特征方面:宜昌市2008～2016年间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37988例,报告发病率总体呈锯齿状,偶数年发病率较高而奇数年较低。全年发病呈4～6月和11～12月双高峰。长江水系流经乡镇和非流经乡镇的月累计报告发病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17.93,P<0.0001）。报告病例点密度分析集中趋势同各县级累计报告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百分比结果一致,排名前三位的地区为西陵区、夷陵区和宜都市。人群不同性别（X2=30.90,P<0.0001）、类别（X2=52.99,P<0.0001）和年龄（X2=4.06,P=0.0440）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九年间检测阳性3162例,其中EV71病毒感染2226例,占实验室检测病例数的70.40%;CoxA16病毒感染454例,占14.36%;其他肠道病毒感染482例,占15.24%。EV71病毒检测阳性病例核密度分布主要集中于宜昌市城区和夷陵区晓溪塔街道。其他肠道病毒检测阳性病例主要集中于秭归县茅坪镇和长阳县龙舟坪镇。CoxA16病毒分布范围较EV71病毒最广,主要集中于宜昌市城区和兴山县古夫镇。2.个体危险因素分析方面:居住在低层（1～3层）为患病者的保护因素（OR=0.698）。居住地周边有公共厕所是患病者的危险因素（OR=1.294）。通过传统媒体了解疫苗信息（OR=2.785）,手足口病知识知晓情况评分为0分是不患病者的危险因素（OR=2.535）。人工喂养方式（OR=1.837）,身体状况良好（OR=3.573）是不患病者的危险因素。参加课外学习班,能独立排便者,有家族史者,有过敏史者,共用水杯者,啃咬手指者,最近10天去过长途汽车或者火车站者以及最近10天去过商场超市者是手足口病不患病者的保护因素,其OR值分别为0.648、0.473、0.315、0.568、0.670、0.566、0.492 和 0.802。3.群体危险因素分析方面:教职工人数与幼儿数配比高于1:5标准,教职工人数与幼儿数配比在1:5～1:7标准范围内,幼儿园配备医务室以及幼儿园有专车接送学生者是手足口病发病率较低地区的保护因素,其OR值分别为0.079、0.193、0.175和0.101。公共厕所有灭蝇蛆措施和粪池加盖者是手足口病发病率较低地区的危险因素,其OR值分别为14.346和10.629。4.预测和模拟方面:根据拟合优度（BIC=3.022）和LB统计量（P=0.334）选定最优模型为ARIMA（1,0,5）×（1,1,0）12。ARIMA模型预测结果同实际值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对发病高峰等基本趋势预测相符。根据均方误差、相关系数（R=0.89251）最终确定隐含层神经单元数为15,时延数为5时的NARNN模型最优。ARIMA-NARNN组合模型预测结果进一步显示发病呈总体下降趋势。从马尔科夫模型对2017年发病率状态预测结果看,各月发病率落在低发病率状态区间的概率较大。不确定性分析结果显示在k～β（2,7）时,理想状态下和考虑群体影响因素时疫情会持续蔓延的可能性分别约为98.75%和98.44%；k～β（0.5,10）时可能性约为78.75%和80.31%；Ｋ～β（0.2,15）时可能性约为45.78%和45.31%。在理想状态下,若不采取任何防控措施时,经过约30个单位时间感染者数量快速攀升至峰值;随着防控措施落实程度加强,高峰出现推迟,且峰值下降迅速。在考虑群体影响因素时,防控措施对峰值出现时间（150～200个单位时间之间）影响不大,但防控措施越严密其峰值就越小。结论1.宜昌市手足口病发病周期性明显且存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趋势。2.影响宜昌市发病的个体危险因素复杂多样,个体差异、环境因素、行为因素和认知因素共同构成发病原因集合。3.群体危险因素对手足口病发病的影响可能通过教职工、医务室、校车以及园内公共厕所等关键节点实现。4.宜昌市2017年手足口病呈总体下降趋势,发病率将可能处在较低的状态。暴发疫情模拟显示,群体因素及防控时机对疫情态势影响较大,但接触不是传播的唯一因素。数据质量较高时可用ARIMA建模预测;资料质量难把握时,组合模型可能更优。区间划分得当则马尔科夫链模型可实现急性传染病短期趋势预测。GSUA方法和SIR结合,可更好的认识和把握疾病流行特征、关键控制节点以及发展态势,为防控提供有用信息。创新点1.利用GIS方法开展分析,较好把握了手足口病的流行特征和集中趋势。2.群体与个体因素研究的结合,弥补了手足口病在一般个体及群体危险因素调查上的缺失和不足。3.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别建模开展预测和模拟,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手足口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及趋势。局限性1.若能进一步开展随访观察,应能更好的解释研究结果。2.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文等因素存在差异,结果外推需谨慎。3.若能结合实验室检测查明血清型和病毒亚型,将为防控策略制定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赵丽梅[7]（2015）在《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文中提出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天花、黑死病、1918年纽约大流感都在人类的历史上刻下了阴森森的恐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去这种自然爆发的形态以外,有些传染病的病毒如天花、霍乱也可以成为生物战剂,变成战争武器,即生物武器,其目的就是“蓄意疾病”,它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冷战的结束使新的因素不断被注入到国家安全问题中来,从而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和矛盾,由传染病所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生物恐怖主义,对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安全受非传统国家安全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9.11”及之后的炭疽杆菌事件,将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由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安全、科技安全、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生物恐怖所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发展轨迹。本文选取1992-2008年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作为研究题目,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公开文档、解密文档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探索从克林顿政府到乔治·W·布什政府这一时限内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的发展进程。从而揭示出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巨大影响；作为双方构建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又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美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制定。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点面结合、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拟达到四个研究目的：（1）通过对克林顿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阐述和分析,探求异同,揭示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2）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相互影响、相互构建过程；（3）通过考察美国政府内部各应急管理部门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主张,揭示出美国各政治势力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力；（4）通过对1992年至2008年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研究中的一些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邹文斌,李兆申[8]（2014）在《中国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胃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亚洲日本、韩国及我国是胃癌高发区,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40万例,占世界总发病例数的42%。据报道,至2005年胃癌成为中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的恶性肿瘤。在我国胃癌发病地区分布广泛,但各地区病死率有明显差异性,且有地理相对集中发生的趋势,胃癌亦是当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大疾病[1]。为了解近年来我国胃癌发病率、死亡率及大陆各
罗雷[9]（2012）在《广州地区登革热自然疫源地及传播流行演变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研究背景登革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曾在多个国家发生多次大流行,每次发病均高达数百万之多,严重威胁全球100多个国家约25亿人口的健康,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东南亚及南美洲等高发病的国家和地区,登革热的流行大多经历了由输入性为主的疫情,经过多年流行,逐渐演变为多个型别并存,以至最终形成本地化地方性流行的过程,且流行地区和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国,除云南省报告存在登革热自然疫源地外,其它地区尚未报告存在登革热自然疫源地。近年来,广东省每年均出现登革热病例,且福建、浙江也先后出现了本地感染的登革热暴发疫情,其它省份虽然未报告本地感染登革热病例,但报告发现输入性登革热病例的省份正在不断增多,仅2008年就有20个省、市、自治区报告有登革热输入性病例发生。广州市一直是广东省乃至全国登革热防控的重点地区,1978年至2010年先后出现了13个流行年份,20世纪80年代广州地区登革热处于较活跃的发病水平,进入90年代中后期流行强度基本处于较低水平,除1995年番禺沙湾镇发生暴发流行外,疫情相对平静,2001年后疫情又开始逐渐活跃,2002年、2006年和2010年发生较大规模的暴发流行。因此,广州一直将登革热作为重点防控和研究的传染病之一。登革热流行特征的变化,使广州是否存在登革热自然疫源地的问题备受关注。近年来疫情监测和病原生物学检测提示广州地区登革热似乎有演变为本地化的趋势：20世纪80至90年代,广州主要是输入性疫情引起本地传播流行,先后出现过DENV-1-4型病毒株的流行。但90年代以后本地流行多以DENV-1型病毒为主,而且分析发现2002与2003年之间、2006与2007年之间的病毒株具有较高的同源性；2006年发生登革热本地流行的毒株为DENV-1型,输入病例为DENV-3型,且大部分暴发点疫情未发现与输入病例间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同时,近年来对广州地区登革热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有部分病例发病前并无外出史,当地亦未报告发现输入病例。此外,2007年在广州从化市邓村（为2006年登革热-暴发点）捕获的白纹伊蚊蚴虫中检出登革病毒核酸阳性,经基因测序确认为DENV-1型病毒。因此,有学者认为广州登革热己成为本地化的一种传染病。但是,广州登革热的流行究竟是潜伏于本地病毒株的循环还是外地病毒株传入的传播?广州地区是否出现由输入性疫情逐步向本地化疫情演变的态势?广州地区是否存在登革热自然疫源地?广州地区登革热流行和传播流行的规律等问题已成为广州地区登革热防控亟待解决的问题。二、研究目的探讨广州地区登革热传播流行演变的规律和模式,分析其分布范围和类型；回答广州地区登革热是输入性疾病还是本地化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明确广州地区是否存在登革热自然疫源地,为建立登革热疫情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机制,调整和制定登革热防控策略提供依据,进而提高疫情防控效率、节省社会资源、保护社会劳动力、增进人群健康。三、研究内容及方法（一）研究内容（1）分析广州地区1978-2010年登革热疫情数据,掌握不同时期登革热流行的特征、趋势及动态变化；（2）调查广州地区人群登革病毒抗体水平,研究人群隐性感染水平,评估健康人群的易感性；（3）对2001-2010年分离的登革病毒流行株进行基因测序,建立广州地区登革病毒分子生物学信息库,构建登革病毒基因进化树,确定流行株来源及变异；（4）调查广州地区登革病毒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的病毒携带情况；（5）对广州地区主要宿主动物进行登革病毒的感染状况进行调查。（二）研究方法（1）现场流行病学方法：对广州地区登革热疫情流行特征开展详细的现场调查和分析；在新旧登革热疫点以及全市设立的代表性蚊媒监测点,捕获足够数量的白纹伊蚊成虫或蚴虫以及主要宿主动物,开展登革病毒携带情况调查。（2）地理流行病学方法：对广州地区登革热病例的地理分布,毒株来源进行描述。（3）分子流行病学方法：采用C6/36细胞培养登革病毒,提取病毒RNA,采用RT-PCR扩增E基因并测序,采用DNAstar软件中的Seqman程序拼接组装完整的E基因序列,与GenBank中的病毒参考株进行比较,用ClustalXl.83进行多序列比对,应用MEGA4.0软件采用Kimura校正模型的邻接法构建系统发生树,分析各病毒株间的同源关系及可能来源。四、研究结果（一）广州地区1978～2010年不同时期登革热流行特征（1）广州登革热的发生经历了三个流行时期,出现13个流行年份,存在周期性间断增多的现象,3至5年出现一个发病高峰。（2）4个型别登革病毒在广州均先后出现过流行,除1991年出现DENV-1、DENV-4本地感染病毒株先后交替流行,2010年4个型别病毒株共同流行外,其余年份疫情均由单一型别病毒引起。（3）广州5至12月份均有登革热本地病例发生,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发病高峰,7至10月份为高发月份。（4）老（中心）城区发病较高,城郊结合部发病次之,农村发病较低,1978至2010年累计病例数排在前三位的是番禺区,海珠区和越秀区。（5）广州登革热发病率低,发病率最高的年份是1995年,发病率达83/10万。病死率亦低,1978年至1991年广州因登革热而死亡的病例累计报告12例,此后一直无因登革热而死亡的病例报告。（6）年龄、性别分布：男女发病基本一致,发病年龄涉及全年龄组人群,但以20～40岁年龄组为主,职业以家务待业,工人和离退人员为主。（7）输入病例时常发生：2006-2010年,除1月份无输入性病例报告外,其余月份均有输入病例报告,输入来源于世界各流行区,其中以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主。输入病例病原学监测结果显示4个型别登革病毒均有分离到,病例除有出境流行病学史外,且均在一个最长潜伏期内发病。（二）广州地区人群登革热血清学抗体水平调查分析（1）广州地区人群登革热抗体水平低。共采集疫区（点）人群904份血清标本,其中仅7份IgG抗体阳性,阳性率0.77%（7/904）；非疫区（点）人群1347份,IgG抗体阳性3份,阳性率0.22%（3/1347）,疫点和非疫点人群抗体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疫区（点）人群各年龄组抗体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P<0.05）,非疫区（点）的人群各年龄组抗体阳性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2）暴发点人群隐性感染率较低。2009年和2010年对4个暴发点人群的登革热隐性感染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各暴发点人群隐性感染率较低,在0.0%-2.0%之间。（三）广州地区登革热分子流行病学及溯源调查和分析2001-2010年间共分离获得登革病毒流行株130株,按年份、型别、输入株、本地株进行分类,开展基因测序,建立登革病毒生物信息库,并在几起典型的溯源调查案例中成功应用,探明广州地区登革病毒的来源及分子生物学特征,明确广州地区登革热流行的性质及传播流行规律：（1）2006年共分离培养DENV-1型病毒10株,其中2例输入病毒株分别来自印尼和多米尼加,均与广州本地流行株无关联,系统发生树分析表明2006年DENV-1代表分离株GZ06/1707与柬埔寨（1998年）、泰国（2001年）和缅甸（2001年）流行株接近。（2）对2009年广州DENV-1型病毒流行株E基因序列分析,发现4株DENV-1型病毒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在90.5%-100%之间,同源性比较和系统发生树提示病毒株09/GZ/11562和09/Gz／11534与GZ061707（2006年）、FJ231/04（2004年）有较高同源性,甚至09/GZ/11562与GZ061707为相同的氨基酸序列。（3）对广州2009年新现7株DENV-3型病毒E基因序列分析发现,病毒株1081、1483、10806毒株核苷酸（氨基酸）同源性在99.9～100%（99.8～100%）之间,而病毒株10616、11144、11194、13105毒株核苷酸（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在99.7-100%（99.8～100%）之间。此外,该7株DENV-3型毒株与2株中国流行株98TW407（1998年）、80-2（1980年）比较,发现病毒株1081、1483、10806株与中国广西80-2株的核苷酸（氨基酸）序列相似度在99.5-99.6%（99.4-99.6%）之间,与GenBank中28株全球不同地区的DENV-3型E基因序列绘制系统系统发育树,表明1081、1483、10806株属于东南亚／南太平洋型,10616、11144、11194、13105株属于印度次大陆型。（4）对2010年广州景泰街一起DENV-4型登革热暴发进行调查和分析,分离到的5株DENV-4型登革病毒核苷酸同源性在99.9%-100%之间,其中CH/Guangzhou10660/2010病毒株与日本2002年分离的泰国输入株02-12-1HuNIID核苷酸同源性最高,达98.9%,其次为印度尼西亚2004年分离的SW36i株,核苷酸同源性为98.8%,而与广州1990年Guangzhou B5株的核苷酸同源性仅93.9%。E基因系统发育树也表明CH/Guangzhou10660/2010株与上述同源性较高的毒株关系最近,而与泰国1977年ThD4-0087/77株、1991年ThD4-0348/91株、2001年ThD4-0485/01株、广州1990年Guangzhou B5株亲缘关系较远,与泰国1997年ThD4-0017/97株和ThD4-0476/97株亲缘关系最远。（5）对2009年新现和2010年再现的13株DENV-3病毒进行同源性分析发现,2010年除10/GZ/10549毒株与其外5株有8.9%-9.3%核苷酸差异和3.3%-4.5%氨基酸序列的差异外,其外5株DENV-3型病毒核苷酸同源性在99.5%-100%之间,而推导氨基酸一致性在98.7%-100%间。2009年7株分属基因Ⅰ型和Ⅱ型,分别与菲律宾和日本分离株相近。2010年6株也分属基因Ⅰ型和Ⅲ型,分别与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相近。（6）对2010年全年14株DENV-4病毒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在99.9%-100%之间,推测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100%,选取代表株GZ/2010/11580与广东佛山1978年DENV-4流行株（CN78-56）、广州1990年流行株（B5）、Indonesia2004年（SW38i）,Indonesia2007年（0712aTw）流行株,以及森林株P7321120b,进行同源分析,发现广州2010年DENV-4毒株与印度尼西亚2004年SW38i毒株、2007年0712aTw毒株同源性较高,基因进化分析提示GZ/2010/11580离SW38i,0712aTw最近,属于同一分支。（7）对广州2001-2010年广州90株登革病毒分离株进行总体溯源分析表明：广州多数病毒株与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先前流行的分离株相近。如DENV-1:2002年分离株与印度尼西亚1998年分离株近似,2007年分离株与2004年马来西亚行株相近,2008年分离株与越南2003年分离株相近；2010年DENV-2分离株与2006年越南分离株相近似；2010年广州DENV-3分离株与2007年印度尼西亚分离株相近似；而2010年广州DENV-4分离株与2004年马来西亚分离株相近。（四）广州地区登革热传播媒介登革病毒携带调查研究对采自广州地区不同监测点和疫点的白纹伊蚊幼虫或成蚊标本采用RT-PCR方法进行病毒携带检测：2005年至2007年共采集检测白纹伊蚊幼虫493批次,除在2006年8月份检出1批阳性样本,2007年一采自旧疫点的蚊虫中检出2份病毒核酸阳性标本外,其余标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阳性标本经测序鉴定均为DENV-1型。而在2008年-2010年连续三年,在广州24个自然环境监测点（包括外环境和民居室内,以登革热新旧疫点为主）采集白纹伊蚊幼虫标本,共获得白纹伊蚊标本658批,登革病毒RT-PCR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五）自然环境中主要宿主动物调查研究共采集检测动物血液或脑细胞标本1653份,其中狗血液标本266份,鼠血液标本916份、猪血液标本300份,猫血液标本121份,蝙蝠脑细胞标本50份,阳性对照均能扩增出相应的条带,但经重复验证后,最终确认全部采集的动物标本登革病毒RT-PCR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五、研究结论通过对广州地区1978～2010年登革热疫情流行特征及趋势的分析,对登革热疫点地区和非疫点地区人群登革病毒抗体水平的血清学调查,自然环境中主要传播媒介白纹伊蚊登革病毒携带的调查,以及自然环境中主要宿主动物登革病毒感染状况的调查,特别是运用分子生物学检测和分析技术对历年来获取的病毒株进行的几起典型案例的同源性或溯源分析表明：当前广州地区登革热流行仍属“输入或因输入引起本地传播流行”特征,尚未“本地化”或演变为登革热自然疫源地。主要依据如下：（1）病例性别和年龄分布无明显差异,发病年龄以20-40岁青壮年为主,而非以婴幼儿等低年龄为主；（2）广州地区人群登革病毒抗体水平低,人群普遍易感,暴发点地区人群隐性感染率亦较低,呈现感染即发病的特征,这亦与一传染性疾病呈现本地化流行的人群抗体水平特征不符；（3）对各监测点传播媒介白纹伊蚊样品连续六年的监测和检测表明,除2006年和2007年有2批次标本PCR检测结果为阳性外,其余蚊媒标本登革病毒PCR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未发现广州地区自然环境中白蚊伊蚊携登革病毒越冬或经卵传递的生物学证据；（4）自然环境中主要宿主动物登革病毒携带检测,未发现感染登革病毒的证据；（5）对广州地区近年来几起典型案例所分离获取的登革病毒E基因序列的分析显示广州地区登革病毒分离株同非洲、美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分离流行株高度同源,关联性较高。综上所述,广州地区登革热流行仍是输入疫情引发本地感染的流行态势,并未成为为本土化疫情,演变登革热自然疫源地。但广州存在有利于登革热流行的自然和社会因素条件：（1）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高,降雨量大,气候条件适合登革热传播媒介白蚊伊蚊的生长,客观上利于登革热疫情的发生；（2）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疫情的国外输入及区域间传播风险和概率增加,疫情涉及的地区不断扩大,特别是城市型登革热疫情可以在蚊媒密度较低的情况下低强度流行,并在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下迅速向外蔓延及传播；因此,不排除若干年后,登革病毒与其他宿主动物和媒介伊蚊进一步适应后,广州地区登革热将逐渐演变为地方性流行的传染病疾病,即形成自然疫源地的可能。
吴世韶[10]（2011）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提出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日益为学界和政界所关注。但由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与民族矛盾以及发展程度等各不相同,大国关系异常复杂,东亚地区以地区一体化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合作困难重重。作为一种替代,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东南亚地区应运而生。自“新柔廖增长三角”发起以来,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周边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风生水起,倡议不断——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地区各国的优先选择,尤以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成效最为显着。论文在严格界定“次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为代表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进行研究,指出该合作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地域不断扩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呈现出合作的“进化”现象。接着,论文探讨了次区域经济合作发生发展的内外条件：由于地缘邻接和资源互补,次区域地区在合作各方采取开放与合作政策的环境下,经由跨境民族的跨境流动,推动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变,使边境地区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成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了次区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论文还发现：域外国际组织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亚行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资金的提供者、次区域合作的催化剂和中介）,而域外大国在次区域地区的地缘竞争由于对次区域经济合作规范的认同而导向了地缘合作,使其不自觉地成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推动力。论文在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效用评估的基础上,对该合作在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剖析。论文指出：次区域内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次区域外国家和组织的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当前问题的核心。因此,论文提出了通过提升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地位,从国家大战略层面与合作参与各方实现利益共享,以推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随后,论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发展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出发点,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共同发展的政策取向是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构地区认同与形成共同获益是次区域经济合作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积极参与是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对解释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建构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的观点——次区域地区各方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利用该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通过建构合作文化,推动次区域地区在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开展合作,从而建构起相应的合作规范,并引导次区域外大国和国际组织认同该规范,最终实现次区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二、1991年～2001年疾病监测回顾与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1年～2001年疾病监测回顾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
| 1 血吸虫病是全球范围亟待控制和消除的重要疾病 |
| 1.1 血吸虫病概述 |
| 1.2 血吸虫病在全球的流行现状 |
| 1.3 WHO《血吸虫病2012—2020行动计划》为全球提出血吸虫病防治目标 |
| 2 进一步优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是当前我国与老挝同样面临的关键性技术问题 |
| 2.1 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与防治策略 |
| 2.2 老挝血吸虫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策略 |
| 2.3 中国与老挝卫生合作现状与展望 |
| 3 国内外消除血吸虫病策略研究现状与展望 |
| 4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第二部分 材料与方法 |
| 1 资料来源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3.1 文献研究法 |
| 3.2 系统分析法 |
| 3.3 比较研究法 |
| 3.4 STEEPLE分析法 |
| 3.5 关键人物访谈法 |
| 4 指导思路 |
| 4.1 卫生政策与体系 |
| 4.2 全球卫生 |
| 5 技术路线 |
| 6 数据处理和分析 |
| 第三部分 研究结果 |
| 1 中国与老挝STEEPLE比较分析 |
| 1.1 社会人口环境 |
| 1.2 技术环境 |
| 1.3 经济环境 |
| 1.4 环境和自然 |
| 1.5 政治环境 |
| 1.6 法律环境 |
| 1.7 道德环境 |
| 1.8 宏观环境对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影响总结 |
| 2 中国、老挝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差异分析 |
| 2.1 时间分布差异 |
| 2.2 地区分布差异 |
| 2.3 人群分布差异 |
| 3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比较分析 |
| 3.1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战略规划 |
| 3.2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措施 |
| 3.3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监测体系 |
| 3.4 中老两国血吸虫病防治经费投入 |
| 第四部分 研究结论 |
| 1 中国、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1 老挝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1.2 中国消除血吸虫病面临的挑战 |
| 2 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策略实施的建议 |
| 2.1 优化政府战略和政策的执行环境 |
| 2.2 完善卫生筹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
| 2.3 保障相应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 |
| 2.4 应用实用型新技术提升疾病防治水平和监测能力 |
| 2.5 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提升社区人群防病意识 |
| 3 深化国际合作推动老挝消除血吸虫病进程 |
| 3.1 深化与WHO等机构及其他国家的合作 |
| 3.2 加强中老血吸虫病防治与研究机构间合作 |
|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文章 |
| 附件 |
（2）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梳理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NIH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分析 |
| 第一节 NIH2009~2018 财年生物防御科研项目梳理与分析 |
| 第二节 NIH冠状病毒相关科研项目分析 |
| 第二章 BARD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分析 |
| 第一节 BARD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梳理与分析 |
| 第二节 BARDA资助科研项目文献计量分析 |
| 第三章 DARP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分析 |
| 第一节 DARP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梳理与分析 |
| 第二节 DARPA生命科学相关科研项目文献计量分析 |
| 第三节 DARPA生物防御相关科研项目潜在生物安全风险分析 |
| 第四章 DTRA生物防御相关项目分析 |
| 第一节 DTRA生物防御相关项目梳理与分析 |
| 第二节 DTRA生命科学相关科研项目文献计量分析 |
| 第三节 DTRA生物防御相关项目潜在生物安全风险分析 |
| 第五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文献计量分析 |
|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第六章 分析与讨论 |
| 1 美国生物防御研究主要特点 |
| 2 美国生物防御相关部分项目存在潜在生物安全风险 |
| 3 对我国生物防御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NIH2009~2018 财年生物防御科研项目(经费数前100) |
| 附录 B NIH冠状病毒相关科研项目(经费数前50) |
| 附录 C BARDA生物防御科研项目资助合同列表 |
| 附录 D DARPA2000 年以来主要生物防御科研项目简介 |
| 附录 E DARPA生物防御科研项目资助合同列表 |
| 附录 F DARPA生命科学相关主要科研项目简介及发表论文数量 |
| 附录 G 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项目经理基本信息及所管理项目 |
| 附录 H DARPA资助生命科学领域科研项目顶级期刊发文情况 |
| 附录 I 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主要承担机构地理位置及官方网站地址 |
| 附录 J DTRA资助生命科学领域科研项目顶级期刊发文情况 |
| 附录 K COVID-19 研究顶级期刊发文情况 |
| 研究创新点与局限性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8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
| 2.1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能力建设现状及需求评估 |
| 3.1 研究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框架构建研究 |
| 4.1 研究方法 |
| 4.2 结果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模型构建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2 结果 |
| 5.3 讨论 |
| 全文总结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核心能力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
| 附件二 |
| 附件三 |
| 附件四 |
| 附件五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参加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4）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假设和案例选取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主要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发展与内在困境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及基本要素 |
| 一、全球卫生治理兴起的背景 |
|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概念及特点 |
| 三、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对象 |
| 四、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
| 第二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机制与规范 |
| 一、国际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产生 |
| 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发展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 |
| 一、全球卫生领导权和协调机制模糊 |
| 二、全球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
| 三、全球卫生问责、监督和执行机制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与目标 |
| 第一节 加拿大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思潮与其战后的国际行为 |
| 一、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内涵 |
| 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对加拿大参与全球事务的影响 |
| 第二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 |
| 一、维护国际、国家和人的安全 |
| 二、建构良好海外形象与提升国际影响力 |
| 三、推广国家价值观 |
| 第三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目标 |
| 一、促进全人类健康和卫生平等的实现 |
| 二、追求全球卫生大国和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参与卫生机制的创立：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缘起 |
| 一、早期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 |
| 二、二战前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 |
| 三、卫生问题纳入《联合国宪章》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推动 |
| 一、加拿大在技术筹备委员会中的作用 |
| 二、加拿大在国际卫生大会中的作用 |
| 三、加拿大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与奇泽姆当选总干事 |
|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与总干事人选 |
| 二、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
| 小结 |
| 第四章 推动卫生规范的制定：加拿大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公约》的由来 |
| 一、烟草使用危害及全球控烟挑战 |
| 二、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控烟的早期努力 |
| 三、加拿大对授权制定《公约》的倡导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公约》制定的推动 |
| 一、对《公约》制定的资助 |
| 二、对《公约》谈判的推动 |
| 三、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约》制定的倡导 |
| 第三节 《公约》的出台与加拿大的执行 |
| 一、《公约》的出台及其意义 |
| 二、加拿大对《公约》的执行 |
| 小结 |
| 第五章 主导卫生援助与平等的实现：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缘起 |
| 一、妇女儿童健康的意义及困境 |
| 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妇女儿童健康 |
| 三、“母婴儿童健康”设定为八国峰会关键议题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筹备 |
| 一、筹划国内政策 |
| 二、寻求国际共识 |
| 第三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一、《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二、加拿大在《马斯科卡倡议》中的领导作用 |
| 第四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与跟进 |
| 一、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 |
| 二、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跟进 |
| 小结 |
| 第六章 应对卫生危机：加拿大与“非典”和“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加拿大抗击“非典”疫情 |
| 一、加拿大爆发“非典”疫情的应对与教训 |
| 二、“非典”疫情暴露的国内公共卫生问题 |
| 三、加拿大对遏制“非典”疫情的全球贡献 |
| 第二节 国内卫生机制与国内外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一、国内公共卫生机制的改革 |
| 二、国家及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第三节 加拿大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 |
| 一、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原因与危害 |
| 二、加拿大防范“埃博拉”疫情的国内举措 |
| 三、加拿大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作为 |
| 小结 |
| 第七章 理论解释：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理念与行为 |
| 第一节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下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
| 一、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角色 |
| 二、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多边合作路径选择 |
| 三、务实主义哲学与加拿大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的灵活性 |
| 第二节 “推拉力”下的角色调整和路径转变 |
| 一、国际因素 |
| 二、国内政府因素 |
| 三、国内社会因素 |
| 四、医学研究与创新因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肠道病毒A组山东株的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其时空动态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英文缩略词说明 前言 |
| 1 概述 |
| 1.1 肠道病毒概述 |
| 1.2 EV-A致病性 |
| 1.3 EV-A流行概况 |
| 1.4 EV基因变异与重组 |
| 1.5 EV进化遗传学研究 |
| 1.6 EV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1.7 E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
| 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2.1 本研究的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见下图） 材料与方法 |
| 1 实验材料 |
| 1.1 标本来源 |
| 1.2 毒株来源 |
| 1.3 细胞来源 |
| 1.4 资料来源 |
| 1.5 伦理学与知情同意 |
| 2 仪器、试剂与耗材 |
| 2.1 标本处理 |
| 2.1.1 所用试剂 |
| 2.1.2 仪器与耗材 |
| 2.2 细胞培养 |
| 2.2.1 所用试剂 |
| 2.2.2 仪器与耗材 |
| 2.3 病毒核酸提取及RT-PCR |
| 2.3.1 所用试剂 |
| 2.3.2 仪器与耗材 |
| 2.4 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
| 2.4.1 所用试剂 |
| 2.4.2 仪器与耗材 |
| 2.5 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 |
| 3 研究方法 |
| 3.1 细胞培养 |
| 3.2 病毒分离 |
| 3.3 病毒核糖核酸（RNA)提取 |
| 3.4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 |
| 3.5 琼脂糖凝胶反应 |
| 3.6 核苷酸序列测定及序列提交 |
| 3.7 EV血清型别鉴定 |
| 3.8 系统发生学分析 |
| 3.9 进化遗传学分析 |
| 3.10 系统发生生物地理学分析 |
| 4 质量控制 |
| 4.1 课题设计阶段 |
| 4.2 现场调查阶段 |
| 4.3 实验室质量控制 |
| 4.4 数据分析阶段 结果 |
| 1 EV-A山东株分离情况 |
| 2 AFP监测系统EV-A山东株分离情况 |
| 2.1 概况 |
| 2.2 CV-A4山东株分离情况 |
| 2.3 CV-A10山东株分离情况 |
| 2.4 EV-A71山东株分离情况 |
| 2.5 EV-A其他血清型山东株分离情况 |
| 3 暴发病例中EV-A山东株分离情况 |
| 4 EV-A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1 概述 |
| 4.2 CV-A2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3 CV-A4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4 CV-A6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5 CV-A10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6 CV-A16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7 EV-A71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4.8 EV-A其他血清型山东株基因重组分析 |
| 5 EV-A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5.1 CV-A2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5.2 CV-A4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5.3 CV-A6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5.4 CV-A10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5.5 CV-A16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5.6 EV-A71山东株进化起源分析 |
| 6 EV-A优势血清型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6.1 CV-A2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6.2 CV-A4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6.3 CV-A6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6.4 CV-A10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6.5 CV-A16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
| 6.6 EV-A71时空动态传播研究 讨论 |
| 1 EV-A山东株基因型分布情况 |
| 2 EV-A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1 CV-A2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2 CV-A4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3 CV-A6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4 CV-A10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5 CV-A16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6 EV-A71山东株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时空动态传播分析 |
| 2.7 EV-A其他型别山东株基因重组、分子进化分析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 主要创新点 |
| 2 主要不足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外文论文 |
（6）手足口病发病趋势预测及传播动力学模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全文缩写词 摘要 Abstract 前言 技术路线图 第一部分 宜昌市2008～2016年手足口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第二部分 手足口病个体及群体危险因素研究 |
| 第一节 手足口病个体危险因素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节 手足口病群体危险因素研究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第三部分 手足口病的发病趋势预测及模拟 |
| 第一节 时间序列与神经网络组合模型应用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节 马尔科夫模型应用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节 传播动力学模型模拟暴发疫情走势 |
| 1 资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小结 研究结论 创新点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综述 |
| 参考文献 附录1 附录2 附录3 致谢 |
（7）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界定及其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二、论文框架与研究意义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一章 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一、联邦保障局的成立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 二、战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的形成 |
| 第二节 冷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一、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成立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调整 |
| 二、海外援助行动与美国海外国家利益的实现 |
| 第二章 克林顿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特点 |
| 二、麻疹的爆发与《儿童免疫计划》对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影响 |
| 三、口蹄疫、疯牛病的爆发与《2001年动物疫病风险评估、预防和控制法》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面临的生物恐怖主义挑战 |
| 二、《公共卫生威胁与紧急状态法》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 |
| 第三章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第一节 西尼罗河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变化 |
| 二、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公告—美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政策 |
| 三、《灭蚊健康安全法》与CDC防范生物恐怖主义作用的加强 |
| 四、《2002年公共卫生安全和恐怖主义防范、应对法》的出台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转向 |
| 一、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
| 二、战胜春天的恐惧——布什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四、SARS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 五、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治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转变 |
|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二、《联邦大流感战略》与美国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四、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 第四节 天花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剧变 |
| 一、天花与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关系 |
| 二、美国政府对天花的监测与《21世纪生物防御战略》的出台 |
| 三、《天花应急人员保护法》与天花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 |
| 四、“黑暗的冬天”——由虚拟到现实的反生物恐怖主义演习 |
| 结语 |
| 一、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 |
| 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种类 |
| 三、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实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中国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研究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全国范围的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情况 |
| 2 各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情况 |
| 2.1河北省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2天津市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3北京市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4山西省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5内蒙古自治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6华东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7东北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8华中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9华南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10西南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 2.11西北地区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 |
（9）广州地区登革热自然疫源地及传播流行演变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二、国内外登革热自然疫源地研究现状 三、问题提出、目的、意义和主要研究内容 四、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
| 广州地区登革热流行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 1.1 |
| 引言 1.2 |
| 材料与方法 1.3 |
| 结果 1.4 |
| 讨论 1.5 |
| 小结 1.6 |
|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
| 广州地区人群登革热血清抗体水平调查研究 2.1 |
| 引言 2.2 |
| 材料与方法 2.3 |
| 结果 2.4 |
| 讨论 2.5 |
| 小结 2.6 |
| 参考文献 第三部分 |
| 广州地区登革热分子流行病学及溯源调查研究 3.1 |
| 引言 3.2 |
| 材料与方法 3.3 |
| 结果 3.4 |
| 讨论 3.5 |
| 小结 3.6 |
| 参考文献 第四部分 |
| 广州地区登革热传播媒介病毒携带调查研究 4.1 |
| 引言 4.2 |
| 材料与方法 4.3 |
| 结果 4.4 |
| 讨论 4.5 |
| 小结 4.6 |
| 参考文献 第五部分 |
| 自然环境中主要宿主动物调查研究 5.1 |
| 引言 5.2 |
| 材料与方法 5.3 |
| 结果 5.4 |
| 讨论 5.5 |
| 小结 5.6 |
| 参考文献 结论 创新性及特色 存在问题 附录 英文缩写词表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成果 登革热研究进展综述 致谢 统计学证明 |
（10）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和历史简述 |
| 1.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 |
| 2.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缘起与简史 |
| 3. 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
| 三) 我国对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 |
| 1. 经贸发展视角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
| 2. 法律制度视角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
| 3. 政策规划视角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
| 4. 国际关系视角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
| 5. 中国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评析 |
| 四) 论文的结构与逻辑 |
| 1. 论文的内容与结构 |
| 2. 论文的逻辑与方法 |
|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
| 一) 合作的进程 |
| 1.1.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进程 |
| 1.1.2. 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
| 二) 合作领域的拓展 |
| 1.2.1. 经贸、交通、能源、旅游等经济领域的合作 |
| 1.2.2. 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卫生防疫等非经济领域的合作 |
| 1.2.3. 禁毒与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
| 三) 合作地域的扩大 |
| 1.3.1.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从下湄公河流域到全部东盟国家的参与 |
| 1.3.2.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中国从云南到广西的扩展 |
| 1.3.3. 从"大湄公河"到"泛北部湾"的发展布局 |
| 四) 合作机制的形成 |
| 1.4.1. 主要的合作机制 |
| 1.4.2. 主要的制度安排 |
| 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发生的内部条件 |
| 一) 地缘优势的存在 |
| 2.1.1. 地缘便利 |
| 2.1.2. 资源互补 |
| 二) 跨境民族与跨境流动 |
| 2.2.1. 次区域的跨境民族 |
| 2.2.2. 跨境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 |
| 2.2.3. 跨境民族流动推动增长的出现 |
| 三) 边界中介与企业集聚 |
| 2.3.1. 边界由"屏蔽"转向"中介" |
| 2.3.2. 从"边贸"到企业集聚 |
| 2.3.3. 跨境经济增长的实现 |
| 四) 合作各方的政策选择 |
| 2.4.1. 中国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
| 2.4.2. 泰、越、老、缅、柬等国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
|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外部动力 |
| 一) 区域合作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示范效应 |
| 3.1.1. 域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
| 3.1.2. 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示范 |
| 二) 国际组织的倡议 |
| 3.2.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前期动议与支持 |
| 3.2.2. 亚洲开发银行的发起、倡议 |
| 3.2.3. 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推动 |
| 三) 次区域外国家地缘竞争的推动 |
| 3.3.1. 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 |
| 3.3.2. 日本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 3.3.3. 美国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 3.3.4. 印度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 3.3.5. 地缘政治竞争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
| 四)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企业的推动 |
| 3.4.1. 经济全球化、"雁阵模式"与东南亚区域的经济发展 |
| 3.4.2. 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与次区域地区的发展 |
| 3.4.3. 次区域内的跨国经营 |
| 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评估:绩效与困难 |
| 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绩效评估 |
| 4.1.1. 经济效益:贸易的改善与经济增长 |
| 4.1.2. 政治效果:次区域地区国际地位的提升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
| 4.1.3. 安全效用:区域稳定与非传统安全的改善 |
| 4.1.4. 文化与社会效应:人文社会发展与制度转型 |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困难 |
| 4.2.1. 次区域内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经济矛盾 |
| 4.2.2. 外部地缘政治经济竞争 |
| 4.2.3. 次区域经济合作自身的发展之谜 |
| 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展望 |
| 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 |
| 5.2.1. 次区域合作的扩展与深化 |
| 5.2.2.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 |
| 二) 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路径 |
| 5.2.1. 路径选择的意义 |
| 5.2.2. 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地位的提升 |
| 5.2.3. 利益共享:大战略下的利益分配 |
| 5.2.4. 主动倡议与资金技术支持:次区域经济合作路径的选择 |
| 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经验与理论思考 |
| 一)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经验 |
| 6.1.1. 发展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初始出发点 |
| 6.1.2. 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共同发展的政策取向是次区域经济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 |
| 6.1.3. 地区认同与共同获益是次区域经济合作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 |
| 6.1.4. 中国的积极参与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推动力 |
| 二)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思考 |
| 6.2.1.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行为主体 |
| 6.2.2. 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互动层次 |
| 6.2.3. 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框架的思考 |
| 结语:共同发展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1991年～2001年疾病监测回顾与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湖区与老挝湄公河流域血吸虫病消除策略比较研究[D]. 单翔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美国生物防御科研项目梳理与分析[D]. 王盼盼. 军事科学院, 2021
- [3]我国西部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员核心能力建设研究[D]. 梁胜翔.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1)
- [4]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D].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5]肠道病毒A组山东株的基因重组、进化起源及其时空动态传播研究[D]. 陈鹏. 山东大学, 2018(11)
- [6]手足口病发病趋势预测及传播动力学模拟研究[D]. 刘建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7]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D]. 赵丽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2)
- [8]中国胃癌发病率及死亡率研究进展[J]. 邹文斌,李兆申.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4(04)
- [9]广州地区登革热自然疫源地及传播流行演变模式研究[D]. 罗雷. 南方医科大学, 2012(04)
- [10]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吴世韶.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