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诗歌：娃娃

一、残酷的诗意:《玩偶》（论文文献综述）

姜宇辉^[1]（2022）在《空剧场里的玩偶戏——数字舞蹈、数字剧场与数字游戏中的控制与自由》文中研究指明剧场性是当代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也颇能够以之来贯穿、概括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但自迈克尔·弗雷德以来,它总是打上了鲜明的贬义,甚至被视作是对艺术之本真的在场性理想的背离和否弃。由此我们试图细致梳理剧场性概念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围绕文学文本,戏剧舞台,电影屏幕和虚拟空间这四个方面和阶段展开论述,聚焦于时空,身体和主体这三个要点,并尤其关注在场性和剧场性这两极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力量转换。从电影到舞蹈再到电子游戏,在场性不仅日渐失势,而且更是面临全面陷入数字空间的剧场性之中的危险。如何在被操控的境地之中重获自由,如何在数字空间之中重新激活灵魂,或许重新深思玩偶戏这个古老的灵肉交织的剧场形式亦会是一个启示性的思路。

王景阳^[2]（2021）在《冷峻的现实诗人 ——是枝裕和电影风格研究》文中提出日本文化生根于恶劣的自然环境,经历同属于东亚农耕文明的儒家佛教文化浸染,后又经全面西化改造,现今东西方文化以各种艺术形式,形成了日本本土化文化局面。在战后,日本受到美国电影启发,将日本文化元素融入电影,以现实主义为基调通过描绘家族生活映射社会样态的影片类型逐渐成熟,最终家族电影成为了日本独树一帜的文化标杆。同时期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蓬勃发展,木下惠介、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人为代表的电影大师逐渐崛起,日本家族电影模式越加成熟。虽然日本影坛持续诞生众多电影大师,但随着日本经济几次起落,电影行业也随着几度起伏。在1990年代初,经济萧条的阴影逐渐退散,日本电影新浪潮运动再次涌起。是枝裕和便是90年代日本电影新浪潮末端加入电影人行列之中。本研究通过对比研究确认其影片的现实主义特征与日本现实社会的映照关系,深入探寻其现实批判性的主题选择与非革命式的表现方式,追溯他对于日本社会问题的意识与态度。通过归类影片角色塑造的群体特征,以男、女、老、少四类角色个人描写,体察不同人群所面对的个体困境和群体问题。是枝裕和的电影注重叙事技巧和视听语言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拟真特征。影片在主题上选择边缘群体描写,对社会问题进入深入描写形成其深刻的现实批判,他通过对于生活细节和局部的高度拟真并投射于影片之中,从而形成了影片的局部真实,进而使得影片整体具有了真实性,使得其现实批判依托于真实性具备了十足的说服力与真实感。在塑造真实的影片氛围同时,他影片叙事风格以极度克制作者自身情感,以保持距离的方式对电影主体进行客观描绘。当电影主体的悲惨遭遇接连发生而不改变叙事距离与叙事视角,冷静客观的镜头语言与克制的主观情感的叙事视角形成了其冷峻的叙事态度。冷峻的叙事态度和现实主义基调是是枝裕和的诗意表达的基础,将自身试图表达的藏存于画面之中,借由极度自我抑制的表达方式将一丝丝温良的诗意投放于冷峻的现实批判之中,在巨大的反差之下突出了其电影的诗意。日本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残缺不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存在着矛盾与对抗。是枝裕和将传统文化审美态度与传统文化内核继承并发展,对于高度现代化空虚的精神样态持有质疑并追问。他的影片以日本传统文化内核与现代化的物质框架融汇贯通,借由电影综合艺术形式构建日本新文化样态。综上,文章主旨是对枝裕和电影研究、归纳、总结出其影片特点。通过其影片现实主义特征研究,分析叙事角度和视听语言技巧,研究影片的日本传统审美态度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三个部分。他的影片基于现实主义具有日本独特审美态度与其尖锐的现实批判相结合,将寄情于景东方浪漫和现实批判的冷峻客观感受二者的矛盾寻找到平衡点,从而形成了属于他自身的电影风格。

鲁嘉茜^[3]（2021）在《台湾“文人电影”的内涵、风格、价值及困境》文中研究表明

梁静雯^[4]（2021）在《张楚小说中的死亡书写》文中研究说明死亡,是古今中外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很多人讨论和希望突破的,它在哲学与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充当着问题的制造者或者问题的解决者。通过对死亡的描绘,我们既可以看到人类内心深处对死亡最真切的恐惧,也能看到在死亡之后,它所带来的影响与焦虑。张楚是中国青年一代作家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国七零后作家中的佼佼者,曾获鲁迅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批评家施战军曾根据其显着的艺术特色称张楚为“男版张爱玲”。张楚文笔生动细腻,有较高的辨识度,以书写生活在北方小县城中的小人物以及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件为核心,关照小城镇中小人物的精神生活与生存状态。在他的此类小说中,同时也暗含着一种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死亡”是张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题,频率较其他小说家似乎要高,它往往会和小人物的“生命生活”构成关联、对照和反差。因此,分析死亡在其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原因和意义可以更好地把握张楚的小说,也可以看到其小说更深层次的内核。张楚是中国七零后的重要作家之一,作为一位具有研究价值、极有特色的青年作家,对张楚的文本研究相对而言也较为丰富,几乎每年的文情报告中都会提及他的写作。然而对他的研究与阐释并不十分全面,大多数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他获奖的几篇作品或者对他的小城镇写作以及小人物塑造上。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然而这一“过度集中”也使张楚小说的丰富性受到了限制。本文希望跳出常规的研究角度,从他的文本中挖掘新的讨论点从而更全面地看待张楚的作品。死亡作为主流文化中一直避讳的主题,却在张楚的小城镇叙事中却多次出现,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参与谋杀事件、自杀、发生意外或者病逝,总是逃不出死亡的阴影。死亡在张楚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原因和背后深层次的意义是值得探究的话题。在现阶段对张楚的作品研究中,关于他的死亡书写的关注较少,探究其小说中出现的带有诗性的死亡书写对于弥补张楚小说的研究空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主要探讨张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死亡现象和其背后的意蕴,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展开。绪论部分整体把握张楚小说的特点和死亡书写的概念,整理近年来对张楚作品的评价与研究,指出研究的空白点并引入论文的切入点。第一章:作为表象的死亡,从作为表象的死亡描写:地震、凶案、自杀、意外事故和病逝这五种张楚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死亡方式入手,探究张楚笔下的小人物之死是怎样发生的。第二章:被强化的死亡诗学,主要从写法和思想意蕴两个方面来探究死亡诗学的强化。诗学的写法是从死亡的表达方式上来述说,诗学的思想主要从死亡背后的深意来探讨,最终从死亡被赋予的诗性角度强化文本的死亡诗学。第三章:以死问生,从死亡的对应与反射两个方面探究人物死亡的原因和应该如何生存的问题。结语部分总结张楚小说中的死亡书写的意义和死亡书写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论文从张楚小说的文本出发,以“死亡”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张楚小说中的死亡书写。通过对小说中出现的不同的死亡的梳理,层层深入,进一步探究死亡发生背后的原因,以及死亡的出现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最终解决在理解死亡的发生之后,又该如何生存的问题。死亡问题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个人经历和性格特质的缘故,同样有外部环境和时代风潮的催化。从小城镇中的死亡书写出发,更多的是想对个人命运和时代环境的追问。

王星月^[5]（2021）在《“造型戏剧”在李·布鲁尔版《欲望号街车》中的舞台功效——兼论其先锋派演绎方式》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在《玻璃动物园》的"演出提示"中提出了"造型戏剧"观念。此观念在戏剧技巧和演出效果上都与美国先锋派导演李·布鲁尔的戏剧观念如出一辙,并在布鲁尔执导的巴黎版《欲望号街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该版演出中,布鲁尔以先锋派演绎方式探索了"造型戏剧"的三种舞台功效:创造叙事修辞、增强戏剧动作、探索空间诗学。由此可见,布鲁尔版《欲望号街车》不仅是对"造型戏剧"的实践,更是对其舞台表达的探索和舞台功效的开发。同时,"造型戏剧"观念只有在不断的演绎过程中才能更具活力,并且收获丰富多彩的演绎方式。

王津京^[6]（2021）在《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文中研究表明话剧剧本是一个语篇,它带着编剧与观众交流的愿望。话剧演出是一场约定好的聚会,演出过程是观演之间的交流。演出之后,一些观众会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演出的理解,这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整个语篇或个别语句的理解。一个艺术生命力长久的作品将在历史中被几代人做出不同的解读。话剧语言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历时漫长且复杂多变的过程。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对剧本意义做出大致判断,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因演员的表演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创作者阐释、演出广告、评论文章、同题材的其他艺术文本,以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观剧心情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的再阐释。本文试图借鉴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观察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在话剧史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重要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具体的语言形式选择上,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第一章论述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过程。话剧是以写实的样式进入中国的,并且很快就与传统戏剧形成对峙。一种以写实戏剧观、脱离剧情的演讲、信息的分散和剧情的集中等为特点的新型戏剧话语模式在新剧时期已逐渐形成。五四新剧和爱美剧时期,大量作者开始以易卜生的作品为范本进行创作,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剧本创作和导演方面促进了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成熟,话剧语言具备了更符合戏剧表达的功能。第二章论述话剧语言成熟期重要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第一节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品在叙事结构、话语冲突、信息的层次及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结。第二节主要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为例对诗意的话语模式的含蓄、抒情、象征三个特点进行论述。第三节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龙须沟》为例对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进行论述,指出再现生活的四种基本功能。第四节以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为例对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组成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新时期话剧语言在话语模式上的发展变化。第一节主要论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主要论述实验戏剧在语言方面进行的种种实验和成果。第三节主要论述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表演工作坊的主要作品在话语模式上的一些特点。第四章从表演的角度说明语言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一节对话剧腔问题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和辨析,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第二节讨论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三节以不同版本的《雷雨》《茶馆》和《恋爱的犀牛》为例讨论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导演和演员表现产生的意义变化。第五章从接受的角度讨论话剧语言意义生成的影响因素、标准和时代性,以及当下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主要方向。

LEE W00NG^[7]（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牛艳莉^[8]（2020）在《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坛被誉为女性诗歌的“领头羊”。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她始终保持旺盛的诗歌创造力,在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重要的诗歌作品。论文以翟永明近40年的诗歌为研究对象,对其诗歌文本、诗学衍变轨迹、独异的诗学主题与艺术探索,进行了全面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她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进程的深层关系。论文共四章。绪论从本论文的研究缘起、问题意识入手,进而对已有的翟永明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及相关研究发现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已有研究尚存的不足及研究盲点,并就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学术预期进行了说明。第一章聚焦翟永明的人生道路与诗歌写作。翟永明的诗歌创作可分为:诗歌写作“喷涌期”（1984-1990）,诗歌写作“裂变期”（1991-1999）,诗歌写作“整合期”（2000-2020）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童年强烈的“创伤经验”的喷涌。在青少年时期的文学积累和19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诱发下,翟永明以独具个性的“黑夜”、“死亡”意识、以结构精致完整的组诗形式出现在诗坛。这一时期她的写作具有明显的“独白呓语”的特点,其女性视角主要集中在女性个体的生命体验及其在男权世界中的苦闷与抗争。第二个阶段贯穿整个1990年代。在时代的急剧转型中,翟永明不断寻求诗歌写作的新变,她告别了相对单一的自我经验,而扩展至与现实、世界的对话与交流。翟永明这一阶段的诗歌有明显的“向外转”的倾向,在广泛涉猎“公共经验”的同时,对其进行“个人化”的经验甄别与提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与复杂现实对话的新方式。这一阶段为翟永明诗歌写作的“裂变期”,在“无用”而“沉潜”中不断调整诗歌的书写策略,重新释放出诗歌的活力。第三个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从“白夜”开始,翟永明的写作开始变得更为自由和开阔,不断地与现实、传统进行对话,甚至与艺术作品进行互动式批评,体现了诗人此时期交流诗学的特色。可以说这一时期,翟永明进入到更自如、更综合的诗歌写作时期,回应现实、回归传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书写内容;此时期她的诗歌形式也变化多端,诗歌语言趋于质朴,更加注重诗歌的节奏和语感。翟永明这三个阶段的诗歌既与时代语境的转型密切相关,更是其遵循内心、不断追求诗歌艺术精进的体现。第二章对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群像进行解读,研究其诗歌对女性经验的挖掘与书写。第一节首先从身体、生育等女性的性别经验入手,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女性身体经验。在此基础上,考察她在诗歌中与西方女性（以普拉斯、弗里达·卡洛为主）的对话,这是其精神症候的典型体现。最后,翟永明在诗歌中从“倾听和注视”出发,在对世界的体认中建构起女性主体形象。第二节分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母亲形象,以及抒情主体与“母亲”的精神交流。与母亲的对话和交流,是翟永明诗歌女性经验书写的贯穿性主题,这在从《母亲》到《十四首素歌》的诗歌文本中有所体现。翟永明对母亲的书写,经历了情感表达上的从独白到对话的方式演变,通过母女之间女性经验的重合与冲突,彰显女性生存的共同悲剧。第三节分析翟永明诗歌对中国古代女性的书写。通过时空并置、灵魂对话和文化透视的多元艺术形式,翟永明对鱼玄机、李清照、杨玉环、虞姬等展开书写,由此敞开了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并由历史返观当下的女性诗歌。翟永明对女性的书写由自我隐秘经验出发,题材范围逐渐扩展,写作手法也不断调整,建构了时间跨度大、空间涉猎广的女性群像。她的女性经验不仅在其女性群像中得以表达,而且她也籍此建构了自身独特的女性观、诗歌观。第三章通过色彩诗学、空间诗学、时间诗学、戏剧性诗学等关键词对翟永明的诗歌及诗学特征进行解读,借此发掘翟永明诗歌的内在肌理和文本建构方式,这也是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关键入口。第一节为翟永明的“色彩诗学”,以《女人》为例,对翟永明诗歌中的色彩运用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黑色、白色、红色在其诗歌中的意蕴。翟永明的诗歌书写有效调动了颜色的暗示功能与隐喻意味,在诗歌中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色彩诗学”。第二节为翟永明的“空间诗学”,以法国思想家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为参照,解读翟永明诗歌的多重空间书写。从早期的幽闭空间如“黑房间”、“静安庄”,到消费时代的开放空间如“咖啡馆”、“酒吧”,翟永明的诗歌空间书写有明显的转向。而对“建筑”的兴趣与书写,则使得翟永明以“纸上建筑”的视野重铸诗歌观,深刻地影响了她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第三节为翟永明的“时间诗学”,通过对作为时间意识的“黑夜”的考察,辨析翟永明诗歌中的时间观念。翟永明对时间的感知与书写经历了由紧张而至舒展的过程,由“性别化”的时间感知到“超性别”的时间感知方式,建构了基于自身经验而又极具包容性的“时间诗学”。第四节为“戏剧性诗学”,旨在考察翟永明诗歌的文体探索与结构意识。对其诗歌内部的“用典”、“复调”等进行解读与分析,考察翟永明组诗、长诗的结构技巧。翟永明自幼喜爱戏剧,她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将之发展、改造,并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创造性地运用,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戏剧性诗学”。第四章为“当代诗歌史中的翟永明”,尝试阐释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位置与价值。第一节分析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参与及贡献。自“黑夜意识”提出以来,翟永明一直是女性诗歌的理论支撑者和反思者,她对女性诗歌的真知灼见,影响了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除此之外,翟永明对中国传统女性颇有研究,她有多本散文集涉及古代女诗人,这其实是在对女性诗歌的历史进行溯源,对女性诗学的建构有着不言而喻的价值和意义。第二节考察翟永明与当代诗歌场的关系。40年来,翟永明一直随时代而变,不断矫正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并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价值立场和审美立场。与此同时,翟永明对绘画、建筑、电影等艺术领域多有研究,她也一直致力于诗歌与其他艺术的跨界融合,这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翟永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她既融入了特定的地域（四川）与代际（第三代诗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游离而出。翟永明相对于特定代际和地域的“溢出”与“飞翔”,使其成为一个难以被标签化的诗人。结语部分对整篇论文,也是对诗人翟永明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特殊地位与价值进行了总结。翟永明开启了当代诗歌的女性写作源头,之后以不同时期、不同特色的作品持续参与女性写作,在新世纪又将其引向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超越女性自身,实现诗意升华,为女性写作在新诗史留下浓墨重彩。诗歌创作之外,翟永明对女性诗歌理论、批评的高度参与和重大贡献,对当代女性诗学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翟永明艺术涉猎广泛,其诗歌中其他艺术元素的渗透与融合,及其在戏剧、绘画、建筑、电影等诸多领域的跨界建构在媒介融合的当今时代具有相当意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翟永明都一直秉持个人化的独立审美和价值立场,以女人的细腻感知和女诗人的独特视角,用诗歌反映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其诗歌创建了文学史意义!“完成之后又怎样”?让我们期待翟永明在未来的语境中为我们呈现更多的欣喜与奇迹!

李小刚^[9]（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阿瑚德^[10]（2020）在《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文中认为中埃友好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前202年-8年）期间,由中国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这也成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使“丝绸之路”成为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特别是在文化上交融与互动的古中国和古埃及,成为这条路上最耀眼的明星。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的中国和埃及,都同属于东方文化圈的文明古国,其文化是璀璨的、历史是悠久的。进入二十世纪,虽然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历史挑战,各自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但是在文化发展以及文学艺术方面,也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话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洲是话剧的摇篮。据历史记载,西方戏剧起源于古希腊,至今约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西方出现了成熟的悲剧和喜剧,也经历了从中世纪的封建专制时期、文艺复兴、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一直到19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发展与演变。这长期多变的过程,使西方在出现多种戏剧思潮与丰富多彩的戏剧风格与流派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戏剧理论与研究,还拥有了诸多着名的戏剧作品与剧作家,他们发挥并起到了引领世界戏剧思潮的意义和作用。中国与埃及作为两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埃及的影子艺术等就类似于西方戏剧,但是以对话为主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接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前后,中埃两国在借鉴西方戏剧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借鉴、模仿、筛选、融合的过程,最后创作出了具有丰富民族化的剧作。因此,本文以二十世纪中国与埃及话剧作为分析对象,旨在通过分析西方戏剧对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的影响,梳理两国话剧发展进程中的特点以及比照它们的异同,着重于探讨它们相同之处;再进一步探究两国话剧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与其代表剧作的相同之处,以便促进中埃两国民族在新时代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实现促进两国文明与文化交流的现实意义。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共分为三节:第一节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第二节主要是梳理中国对埃及话剧的研究之现状与埃及对中国话剧的研究现状。第三节论述了本研究方法、难点以及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两国历史与国情视角,对二十世纪话剧在中国和埃及的引入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探讨哪些内外因素有助于两国话剧的发展;二、西方戏剧如何影响到两国话剧创作的发展与成熟。相似的历史与国情背景,使中埃话剧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似的生存境遇与经历。因此,本章将中埃话剧发展过程分为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埃话剧初期,追溯话剧作为“舶来品”在两国新土壤的产生途径与生存境遇。第二阶段,是中埃话剧发展期,重点论述推动中国和埃及话剧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介绍此时期所涌现的优秀的剧作家与剧作。第三阶段,是中埃话剧成熟期,主要介绍中国与埃及历史与社会变革给话剧事业与研究等方面带来的新生命力。第二章:主要论述四种不同西方戏剧流派思潮对二十世纪中埃话剧创作的影响。重点探讨中埃话剧创作采用西方戏剧的象征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和荒诞派的表现。本章在回顾流派思潮的来历与主要特点后,介绍借鉴该流派的两国话剧代表性的作品。第三章,为进一步探讨西方戏剧对中埃话剧的影响,本章则以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为例,分析他们生平与代表作作为本论文的核心部分。曹禺与哈基姆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埃及话剧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他们对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的发展与成熟所做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他们作为20世纪中国和埃及现代话剧大师,其剧作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具有思考性、社会意义,并一直启迪人们对生命、生活、生存的思考与感悟,滋养读者的心灵。第三章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介绍曹禺和陶菲格·哈基姆的生活背景与成长过程,所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与了解社会真实面目;教育背景所给予他们接触与钻研西方戏剧的机会等方面,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及创作来源与内涵;第二节:以曹禺的《雷雨》与哈基姆的《洞中人》两部话剧剧本为例,试图通过对两部剧本的人物形象与多种类型冲突的详细解读,指出两不剧本的相同之处,并指出两位剧作家通过他们的剧作所表达对人生、命运、社会和感情等方面的独特思考与观念,他们从不同视角挖掘了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的生存困境。第四章分为两节。主要探究《雷雨》与《洞中人》在借鉴西方戏剧的两共同点。第一节重点分析西方古希腊戏剧的悲剧意识在曹禺的作品《雷雨》与哈基姆的作品《洞中人》中体现出来,揭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人与命运冲突与悲剧命运对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的影响,揭示三部剧本所展示的命运的残酷与不可违的主要观念与表达的“人”活着就被某种超越人的能力所支配与压抑着,而不管人怎挣扎、反抗,最终的结果却付之东流的思想。第二节主要分析象征主义在两部剧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将两部相同的象征意象分为剧名、地点与人物三种,并阐述它们所蕴藏的象征意义与对深化剧本意义所起到的作用。最终,结语部分主要总结本研究意义与目的,也探讨曹禺在《雷雨》与陶菲格·哈基姆在《洞中人》中,在借鉴了西方戏剧的基础上,所表现的独特特点与超越之处,介绍两位剧作家如何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有机揉进两部剧本之中。

二、残酷的诗意:《玩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残酷的诗意:《玩偶》（论文提纲范文）

（1）空剧场里的玩偶戏——数字舞蹈、数字剧场与数字游戏中的控制与自由（论文提纲范文）

（2）冷峻的现实诗人 ——是枝裕和电影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楚小说中的死亡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造型戏剧”在李·布鲁尔版《欲望号街车》中的舞台功效——兼论其先锋派演绎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6）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残酷的诗意:《玩偶》（论文参考文献）

• [1]空剧场里的玩偶戏——数字舞蹈、数字剧场与数字游戏中的控制与自由[J]. 姜宇辉. 电影新作, 2022(01)
• [2]冷峻的现实诗人 ——是枝裕和电影风格研究[D]. 王景阳.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台湾“文人电影”的内涵、风格、价值及困境[D]. 鲁嘉茜.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张楚小说中的死亡书写[D]. 梁静雯.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5]“造型戏剧”在李·布鲁尔版《欲望号街车》中的舞台功效——兼论其先锋派演绎方式[J]. 王星月. 戏剧艺术, 2021(02)
• [6]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D]. 王津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7]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8]女性书写与诗学形态 ——翟永明诗歌研究[D]. 牛艳莉. 山东大学, 2020(04)
• [9]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10]西方戏剧影响下的中埃话剧比较研究 ——以曹禺《雷雨》与哈基姆《洞中人》为例[D]. 阿瑚德. 山东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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