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艺术教育的发展与实践

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美术教育的发展与实践（论文文献综述）

赵倩^[1]（2021）在《西双版纳傣族竹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双版纳傣族竹器是当地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器具之一。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器具,竹器以其取材的便利性、实用的功能性流传至今,随着城镇化的建设进程,竹器从兴盛开始走向衰落,如何适应于当代生活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不仅是竹器,也是传统手工艺共同面对的问题。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竹器为对象,拟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以设计学的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对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竹器的产品分类、工艺流程、艺术特征、生产现状、使用主体、风俗文化、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研究竹器背后的设计语言并挖掘其内在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从而探讨傣族竹器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和可能性。优越的自然资源为器具的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从现有的功能来看竹器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傣族竹器工艺具有就地取材的造物特点,技艺主体通过前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定的造物规律,并且在功能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感受。因此傣族竹器造物中表达出强烈的文化内涵,造物背后是傣族群体对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文化的表征,以此形成适用于当地文化的地方知识,这也是手工技艺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于竹器的保护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保护,更是物质背后精神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对竹器现实境遇进行思考,竹器本身在生产方面的局限性也显现出来,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才能构建起良好的发展系统。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认识:傣族竹器手工艺当代适应性的实现,首先要向前发展,学习手工艺良好发展案例,寻找出路不能停滞。其次是要保留其内在元素,发扬背后的文化价值,最后是要适应于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不断创新,才能可持续性的传承下去。

李博阳^[2]（2020）在《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文中提出权力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针对权力现象开展了系列研究,其中大多将权力视为一种支配性的能力,也因此导出权力运作的结果往往是对抗与冲突,鲜有将权力放在结构性、互动性中进行结合考察。本文基于传统时期傣族村寨治理的典型案例调查与分析,从结构主义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在传统时期权力之间何以实现共生的命题,并在分析过程中研究出超越无支配性权力的共生型权力产生的一般性条件与机制。本研究以权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权力结构为主线,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了分析西双版纳傣族村庄中的权力现象:首先,对傣族村寨的权力结构的诞生背景与自然条件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央皇权的羁縻统治、周边小国的骚扰侵略、山地民族的潜在威胁形塑了“共生的政治”的外部环境因素,使得傣王政权更为重视本民族对其统治地位的影响作用,只能发展“生存政治”;其次,分别对政权、村寨以及教权的权力内容以及行使策略进行了详细阐述。此三者分别掌握着安全型结构权力、生产型结构权力以及知识型结构权力,而三种权力的使用场域以及策略都存在差异;再次,将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支持、协作以及制约三层面,具体剖析了互动关系对于权力行使产生的影响;最后,对村寨的权力结构在现代化中发生的嬗变历程以及共生权力形态的形成原因予以了总结。“共生的政治”关键是实现了权力的共生。“共生”实则是一种权力运作后的结果展现,是在结构性条件下形成的各主体相互依赖、和谐互补、共生发展的形态,其具有三点主要特征:一是无明显绝对的支配性;二是权力策略并不单纯以强制性的暴力或隐蔽性的规训为唯一手段;三是权力不以控制或压迫为宗旨,而是以秩序与稳定为根本目的。影响权力结构及其共生形态的要素有两点:权力结构型要素及其互动性要素。根据两种要素组合情况,可划分为多种理论上的共生权力结构,但是各种结构都具有其相对性特征,稳定三角型的权力结构则相对更易于实现并维系共生关系。本文在提出“共生的政治”的概念的同时,也与现有权力理论进行了对话探讨。首先,分散的权力网络也存在相对中心与相对核心主体。在认同权力本身具有分散性的同时,也将权力进行了相对中心化。在权力的关系网络论中,虽然社会权力可视为分散的网状结构,但是在网状结构中也并非不存在核心联结处与枢纽节。对于这些节点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权力及其支配性;第二,权力间的互动性影响着权力的支配性。权力的互动关系存在多种类型,可简单分为互动的维度以及面向。维度单一,将使得互动关系容易因资源不对等或断裂或产生支配;而面向单一则易使得互动所形成的依赖关系转变为支配力,使得共生关系异化为偏利、寄生等形态;第三,共生政治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对于缺少儒家传统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并非呈现出强冲突与强对抗的局面。主要在于宗教起到了缓冲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冲突的“隔层”作用,从而促使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了一定的分离。最后,在共生政治的理论下,笔者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傣族村寨政治系统变迁路径以及共生关系予以了分析,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的结构型权力与权力主体的增多,村寨政治逐渐缺乏稳定的权力结构与合理的权力关系网络,农村社会也呈现了试图找回原有传统时期的权力结构关系的趋势。因此,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当下傣族地区的村庄政治:为避免简单的回归传统与粗暴地走向现代,傣族地区的村庄治理不仅需要在传统中汲取经验,找准相对合理与稳定的结构与主体,也需要探索如何找到主体间合作的纳什均衡点,合理规范与约束各类主体行动,形成良好的权力共生关系。

余聿莹^[3]（2020）在《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延续非遗文化生命力的动力源泉,对凸显宝贵的人类智慧和精神血脉,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使之在当代社会中得以保存,实现价值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采用了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主要借鉴文化地理学、空间计量学等理论,运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空间分布格局、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做了整体的宏观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利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指数、核密度、变异系数等ArcGIS空间计量学研究方法,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全国33个行政区为研究区域,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整体空间分布和不同类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分布特征为研究内容,通过对传承人空间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非遗传承人整体在空间分布上属于集聚分布。分布均匀度较低,区域分布差异明显,表现出较强分布不均衡。形成2个高密度圈,4个次高密度圈和多个小核心圈。东西中部空间分布格局中东部地区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少。从类型分布来看,各类型非遗传承人都为典型的聚集型分布,同时在集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从空间分布差异来看,各类型非遗传承人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属性和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程度上的空间差异。从空间分布密度来看,各类项目传承人分布集中在京津唐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省际间文化碰撞融合交界等地区。影响我国非遗传承人分布的主要因素有:一是与中国人口分布的数量和质量的有关,二是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密切关系,三是与民族性地域性密切关联,四是具有相同文化属性和文化风格的文化地理区的影响,五是受到评选和认定传承人的过程与政策因素的影响。针对非遗传承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建议:要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加强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加大对中部、西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扶持力度;让生活性保护成为一种常态,实现非遗传承的活力和生命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政策法规体系;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曾宇龙^[4]（2020）在《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问题治理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镇与农村、内地与边疆、中心与边缘在投入与发展的差距,生活的便利度、获得感、公共服务保障的差别,以及历史地理自然条件的原因,云南边境农村地区部分村寨的边民以个体和群体方式,以接受教育、外出务工等为途径实现个体和家庭发展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迁离原生村寨。同时,周边邻国外籍边民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地缘政治和生存发展需求等因素影响下,不断流入我国边境地区,数量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在推拉力量和虹吸效应下,云南边境农村出现了与内地农村“空心化”不同的“虚空化”现象,在人口数量、产业发展等方面呈现“看似实,实则虚”的状态。其现象的产生有着历史性、长期性,但更有着隐蔽性,应从边民个体、区域和国家目标实现的协同性角度,以边民产业内生为基,区域发展保障为要,开发开放大格局为目,构建云南边境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文化多元可持续之实,与城镇、与周边国家相邻地区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和谐空间。本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内外关于农村地区衰败、“空心化”、“虚空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对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云南边境农村地区、研究对象边民、研究问题“虚空化”进行了概念界定,并提出采用推拉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的现状、表现特征、发展态势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以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第二部分以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人口与民族、经济发展的情况为基础,结合官方公布数据和调研收集材料,对云南边境农村地区人口“虚空化”、产业“虚空化”、文化“虚空化”、公共服务“虚空化”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据此总结出“虚空化”具有复杂性、变动性、扩散性的特征及对比性由弱到强、可观测性由隐至显、时效性由短变长的发展态势,并从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三方面深入剖析“虚空化”形成的原因。第三部分从国家安全、区域发展、社会稳定三个层面论述了“虚空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其导致国家安全呈现出传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重重隐患,区域发展面临着基础十分薄弱、“硬件”有待加强、“软件”亟需补充的重重困境,社会稳定暴露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难、留守妇女坚守家庭难、空巢老人无忧养老难、返乡边民适应生活难、跨境婚姻家庭发展难、入境务工人员管理难的重重难题。第四部分从保障国家边境地区领土主权安全、维护云南边境地区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健康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设计了“虚空化”治理目标,对政府、社会组织、边民主体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要求,最后提出由防范“虚空化”危机到削弱“虚空化”影响再到消除“虚空化”现象的治理路径。

杨赛^[5]（2019）在《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平傣族传统土陶是我国傣族土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类型。新平傣族传统土陶制作工艺延续了数千年前的人类智慧结晶,保留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制陶的特点,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平傣族传统的土陶器具有实用性,至今仍是傣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日用陶器;同时,造型和装饰融入新平县古老的“花腰傣”文化而形成自身特色,兼具古拙与少数民族的审美韵味,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新平傣族土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土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对傣族传统土陶艺术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研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索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历史概况、制陶的基本现状和土陶制作技艺、土陶的分类及艺术特征、新平傣族传统土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首先,在收集和整理与傣族传统土陶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已有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归纳和研究,梳理中国传统土陶、云南傣族土陶及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历史概况;其次,通过对新平县域内两个傣族村寨土陶制作点田野调查,记录和分析新平县土陶发展的基本现状,阐述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制作工序流程及其制陶特点;再次,通过对新平县两个制陶点的土陶制品的收集和赏析,从新平傣族传统土陶的使用功能这一维度对其进行分类介绍,进而对其土陶制品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对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并根据其地方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传承和发展的建议。通过本论文的研究,笔者认为,新平傣族土陶作为傣族传统土陶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制陶方法、装饰技艺、土陶作品的艺术特点、形象表达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其原生态的制陶技艺和审美特征,与当代回归自然和生态的生活美学十分契合,通过当地政府、相关组织、传承人等的不懈努力和经营,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将会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成为云南省民族民间特色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

陈燕^[6]（2019）在《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学不仅关乎过去,亦关联现在。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相承的“多元一统”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历史中国贡献给人类的宝贵遗产。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直接影响到近现代我国民族的形成和人口的地理分布。哈尼族先民历史迁徙是我国民族迁徙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就了哈尼族今天的分布格局和众多支系。本研究以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格局视野,借助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和历史层次分解方法,参照斯科特的“逃避统治”观点,运用历史文献、哈尼族口述史、田野调查等资料,以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关系为切入点,以边缘族群与自然地理关系、边缘族群与其他族群关系为补充,尝试从多维视角分析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历史,探寻其迁徙的动因、特点、影响及内中的各种微妙关系。元代,云南重新回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秩序之内。明代,通过明王朝的锐意经营,云南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结构出现历史性转折,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清代,清王朝基于前朝基础全面推进对云南的开发,从腹地到边疆,云南内地化程度前所未有提高。清末,国际形势巨变,云南边疆危机出现。对哈尼族先民的统治与整合,元明清三朝一代比一代更为深入、强势,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一直处于中央王朝国家构建的“天下”图式之中。经过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迁徙,滇东北、川西南、六诏山地区已无哈尼族属,哈尼族先民的分布空间、分布重心向更低纬度、更暖气候地带倾斜,最终形成少部分散居于滇中北部、滇中、红河以东部分州县的山区,大部分聚居于云南南部,且延伸至境外的近现代宏观分布格局。短时段的“事件”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表层直接动因,中时段的“局势”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中层间接动因,长时段的“结构”——文化,才是哈尼族先民迁徙的深层动因。深层文化动因对表层直接动因、中层间接动因的牵制与影响,体现出哈尼民族在形成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的迁徙具有鲜明特点。第一,总体方向的自北而南与局部的复杂无常。第二,在平坝、山地间游走到最终定居山区。第三,向边地迁徙。第四,向同族聚居区迁徙。第五,大规模举族迁徙与部分零星迁徙并存。第六,长距离迁徙与短距离渐进式、节点状迁徙同在。上述迁徙特点的形成,与地理、气候、民族、国家等自然环境因素、社会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所涉关系复杂,影响深远。迁徙导致哈尼分布空间变化,社会政治制度变迁,支系众多,习俗有异。在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中,有民族迁徙齿轮效应,有矛盾争斗,有相互依赖,但最终演变为和谐共生的垂直民族分布带。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迁徙导致哈尼族先民地理分布、社会文化的国家边缘化。但逃避国家的统治并非其迁徙和边缘化的动机,哈尼传统习惯与国家统治之间的文化冲突才是真正的内在根源。在王朝国家与边缘族群的相互形塑中,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及各民族共生死存亡、共命运荣辱的历史经历中,哈尼族先民的国家认同意识逐渐成形,哈尼族最终成长为中国西南边陲守护国家疆界、抵御外敌入侵的一道坚实屏障。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不仅体现出哈尼族先民对居住空间选择与建构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从边缘族群镜面映照出王朝国家对边缘族群的形塑与凝聚,以及边缘族群对王朝国家的策略与认同,有助于从边缘族群与王朝国家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好地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多元一体”民族关系和“多元一统”民族格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李梦婷^[7]（2019）在《西双版纳傣族女装创新设计研究 ——以玉坎亮、张继美为个案》文中指出服饰是一个民族的活质标本和代表名片,傣族服饰作为傣族民间极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傣族服饰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传承创新方面存在短板,傣族传统服装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主要表现在服装造型、色彩纹样及面料方面的创新力的不足,服装产业各环节的专业能力有待提高。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傣泐”女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西双版纳傣族女装创意设计实践展开研究,重点探讨了传统民族服饰与时尚文化融合所产生的一系列变迁,研究并总结其转型及创新规律。本文选取玉坎亮的“傣族服装工作室”、张继美的“继美民族服饰有限公司”为个案进行研究,首先传统民族服饰的创新发展需要满足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乡村农户经济体和城镇民营企业是构成区域经济体系的基本单位,两者应该互存、共生,其次两个个案是西双版纳傣族服装产业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通过现有文献梳理傣族女装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艺术人类学、设计学的方法,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和曼腊村进行田野调查,对玉坎亮、张继美的女装作品从服装造型、色彩、面料进行详细分析,从而归纳出转型创新的设计思路,为传承傣族服饰文化提出建议与措施。综上所述,西双版纳傣族女装的创新设计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民族服饰的创新发展提供设计灵感和素材,有利于传统傣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对推动当地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缪琼芳^[8]（2019）在《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的开发利用研究 ——以西双版纳州A幼儿园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幼儿生活是幼儿园课程整合的基点;生活是一种实践、一种参与、一种体验。幼儿生活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丰富多彩,很多孩子时傣族,孩子生活在傣族水文化大环境中,无论是家庭,还是幼儿园,傣族水文化都在影响着孩子们,如:A幼儿园中通过孩子们的主题活动、区域活动、环境创设、墙面展示来呈现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本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法对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在A幼儿园中开发利用进行现状分析,由观察、访谈、问卷了解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目前在A幼儿园中已被开发利用的部分,再通过文献查询了解国内外对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的相关研究成果。由现状、成果分析经验和建议。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选题源起、研究意义与目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以及界定本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主要是简要概述西双版纳州傣族水文化,探求傣族水文化在幼儿园中的教育价值。依照张岱年先生对水文化的划分依据,从六个方面对西双版纳地区傣族水文化进行阐述;并从幼儿的情感、认知、审美、创造、动作技能发展等方面对傣族水文化的教育价值进行探索。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在A幼儿园中开发利用的现状及分析。从领导层、教师群体对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认识、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领域展示、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影响因素三方面呈现A幼儿园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选用、参照吴刚平教授筛选课程资源的“三把筛子”,从领导层、教师群体、家庭亲子教育、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方面总结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已有经验及存在问题。第四部分是对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在A幼儿园中开发利用的建议及设想。分别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一是注重教师培训,提升教师课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二是完善家庭教育功能,提升家长对傣族水文化的传承成效;三是进一步开发利用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四是完善管理机制,保障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

施静春^[9]（2019）在《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文中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国民总人数的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社会治理中乡村治理是基础和重要环节。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源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一直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规范,也是中国传统道德在农村的基本表现形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的理念、方式、内容等需要不断完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法律规范与村规民约之间的对冲关系逐渐显现了出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知识运用于这一对冲关系是本文写作的立足点。村规民约主要源于农业社会对伦理关系的调整,是以村社整体利益为目标的社会治理手段,是一种自然契约,它以群体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以义务性惩罚性规范为基本特征,规范着村民的日常行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村规民约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现代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以界定个人权利义务为基础,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规范性约束,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现代化进步和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两者在社会基础、经济基础、价值理念、产生程序、执行方式、执行效果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两者在中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相辅相成,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将传统与现代自然衔接,以法律体系为内容和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相结合的法德共治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突出特征。研究村规民约的合规范性调适,在从道德上升为法律的历史脉络中,分析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研究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方法、路径及目标,有利于促进法治与德治共生共治,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依法治国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协调统一,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论文选择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田野调查研究的案例,主要基于西双版纳集边疆、多民族、山区于一身,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化发展并存,农耕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织,村寨的相对封闭与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各具特色等多种特点。以该地区行政村、村民小组为对象,通过座谈会、入户访谈、电话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分别对傣、哈尼、瑶、拉祜、基诺、布朗等少数民族村寨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内容及实施情况实地调研,结合傣族、基诺族的历史文化,分析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功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表现及根源,提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必须从实际出发,发挥村规民约明村情、识村貌、解民忧的功能,利用村规民约弥补法律的空白,把村规民约的柔性与法律的刚性相结合,以法律规范指导村规民约,引导村规民约发展的方向,探讨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与法律调适的有效路径,将村规民约进行合规范性调适,促进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境安宁,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本文除导论和结论部分,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治理与治理现代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国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对治理的概念、时代价值与意义等做了阐述,进一步阐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难点,对乡村治理中的理论及实践问题做了简要分析,引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是村规民约,该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村规民约概述。主要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存在条件、功能作用进行一般考察,界定本文讨论的核心概念。村规民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础,产生于村民的自然生活中,根据行政村、村民小组现实的生活环境,本着村民自愿的原则,由村民共同制定并遵守的契约规范。村规民约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整合力,体现着乡土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村规民约的形成受制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以村民自治作为基础。发挥了政治参与功能、司法辅助功能和基层管理功能。村规民约在基层的治理作用不应当受到忽视,其在维护乡村秩序,净化风气,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本质上,乡村民约与法律之间是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第三部分,以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为样本,探讨村规民约的形成过程。西双版纳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地处边疆、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经济较落后等特点。习惯法长期对各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规范、道德教化、风俗习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为村规民约的形成提供了特殊的生存土壤。随着经济发展,征地拆迁,山林土地纠纷,违法犯罪等问题在西双版纳逐渐凸显出来,而落后的经济基础和薄弱的基层治理力量难以应对边境管理的复杂态势,因此发端于村民自治的乡规民约具有了用武之地。目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市两县32个乡镇（街道办）的222个村（居）委会、2212个自然村98%都有了自己的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在维护农业经济,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化解农村矛盾,预防犯罪,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法律规范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社会治理的作用。第四部分,从分析论的角度介绍了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冲突,揭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实证考察,指出西双版纳村规民约存在与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相冲突的规定,这些冲突性的规定得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替代法律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并干扰了基层组织的法治化进程。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当地薄弱的经济基础形成落后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监管上的不力和基层自治组织的不当管理使得村规民约与法律的对立关系受到激化。第五部分,从对策论的角度分析了西双版纳村规民约与法律的调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实现重心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案件的感受,这就意味着法治的实现也必须建立在基层治理的基础之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法治和德治的理念需要在基层治理中相互融合,村规民约的基层治理手段需要通过规范化调适来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本着这一理论基础,村规民约的调适需要做到形式理性与实质规范性的双重调适,以实现村规民约的合法性、实用性、通俗性、动态性与参与性。具体而言,应当规范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建立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并畅通村民获得申诉与救济的渠道,以基层党员干部作为村规民约制定与执行的主体,通过村规民约引导人民、启发人民,教育人民。论文的几个主要观点:一是村规民约是自然契约,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行为规范,具有更多的道德元素。其出发点是从群体的整体利益来设立,忽视个体的利益诉求,并缺少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法律是法治契约,是以界定并尊重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实现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二是两种不同的契约精神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村规民约产生于农业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宗亲关系;法律是随着社会交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产生利益冲突和对立的阶级社会,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其实施。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两者的制定程序、适用范围、执行手段、社会影响不同,既有矛盾与冲突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能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三是在正视村规民约与法律存在冲突与矛盾的基础上,对村规民约进行合规范性调适,使其符合依法治理、法治社会的要求,在乡村基层治理中以法律为指导,发挥村规民约灵活性、丰富性和针对性强的作用,用村规民约的柔性弥补法律的刚性,两者互相协调、共生共治,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重要的作用是论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四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以法律体系为内容和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相结合的法德共治局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促进边疆和谐、繁荣、稳定,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也是论文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

张烨娃^[10]（2019）在《西双版纳傣族文身艺术的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身体文身自古以来就是原始信仰的象征,是原始人类对祖先和大自然力量的一种尊重。在中国已经被识别的少数民族中,有18个都有文身的习俗。从古代美学的角度看,传统文身有着丰富多彩的图案,文身的纹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并由此产生了许多与文身相关的习俗和仪式场景。在“文身民族”中,傣族是文身传统最为根深蒂固的民族之一,也在中国占有相对而言最庞大的人口比例（126万）。傣族文身代表着傣族族人对于男、女性别的观念和区分,代表着傣族人的自我宣言,展现了傣族人的生活环境,表达着了傣族人民的信仰和追求。然而,城市化的影响和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改变少数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对身体的态度。傣族文身本身有三重属性,作为原始身体艺术的艺术属性,作为傣族传统文身习俗的社会属性,以及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本论文的主要调研部分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橄榄坝傣族园中五个傣族原始村落进行的田野调查。其余部分是民族志的回顾和观察。从傣族文身的三重身份属性出发,通过实地调研,全面地对傣族文身进行记录与研究:1、从艺术人类学角度出发,通过田野收集并记录傣族文身的图样,对其进行图案学研究,并结合功能主义理论探讨文身的宗教和民族文化内涵。论文第四章中记录并分析了文身的仪式、材料和工具、文身师傅的背景、文身图案的设计与偏好、以及文身艺术的审美性与功能性。2、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文身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访谈,了解傣族文身的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结合社会变迁理论与热门社会议题进而探讨傣族社会变迁对傣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论文中第五章中罗列了各种资料中寻找的西双版纳傣族文身的资料,记录了云南民族博物馆、西双版纳州图书馆以及州首府景洪市文化馆的资料。分析了对景洪市橄榄坝傣族园的傣族村民进行的文身习俗的口述史采访,对傣族文身的起源与发展、衰落与现状进行了总结。同时,结合了社会变迁中的身份认同议题、社会控制与宗教变迁议题以及性别平等与城市化议题对傣族文身变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3、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对傣族文身进行民间文化传承议题的探讨,通过对傣族艺术传承的比较研究讨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在第六章中,本文对傣族文身与当地其他傣族文化的传承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傣族文身文化的变迁进行了原因分析,对傣族文身文化的传承前景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建议。

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美术教育的发展与实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美术教育的发展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1）西双版纳傣族竹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问题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双版纳傣族女装创新设计研究 ——以玉坎亮、张继美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8）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的开发利用研究 ——以西双版纳州A幼儿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西双版纳傣族文身艺术的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美术教育的发展与实践（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双版纳傣族竹器研究[D]. 赵倩. 云南艺术学院, 2021(02)
• [2]共生的政治：傣族传统村寨的权力与结构 ——基于传统时期西双版纳景洪傣寨的调查[D]. 李博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空间分布研究[D]. 余聿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云南边境农村地区“虚空化”问题治理研究[D]. 曾宇龙.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新平傣族传统土陶艺术及传承研究[D]. 杨赛.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2)
• [6]元明清时期哈尼族先民迁徙史研究[D]. 陈燕. 云南大学, 2019(09)
• [7]西双版纳傣族女装创新设计研究 ——以玉坎亮、张继美为个案[D]. 李梦婷. 云南大学, 2019(03)
• [8]傣族水文化课程资源在幼儿园中的开发利用研究 ——以西双版纳州A幼儿园为例[D]. 缪琼芳.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社会治理视域下村规民约的作用与合规性调适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D]. 施静春. 云南大学, 2019(09)
• [10]西双版纳傣族文身艺术的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D]. 张烨娃.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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