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感的起源与天人合一的思想

一、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的由来（论文文献综述）

张允升^[1]（2020）在《纳甲法的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纳甲法是将八卦配以十天干并继而研究易学乃至传统中国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发源于先秦,而后由汉代易学家京房将其发扬并加以拓展到六爻纳支。纳甲法的哲学思想在其宇宙论与天人感应两个方面最为出彩。首先,东汉魏伯阳真人将纳甲法通过月体变化与卦象的相似性提出了月体纳甲法,用以解释纳甲法的原理,这一原理为汉末易学家虞翻所继承并继而用于解读周易经传的原文,而且虞翻还通过月体纳甲法大胆地提出八卦本为天垂象,在伏羲画卦之前,天已经通过月体变化垂示出八卦卦象的理论,则将纳甲法的地位提升至与八卦同源的高度。这一理论为清代易学家胡煦所继承,并最终以纳甲法解决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宇宙论中太极本体的动静问题,构建起了更为完善并在易理中一以贯之的宇宙论。其次,通过分析纳甲法的时空观,并结合纳甲法在后世的发展中的两大实践体系,即纳甲筮法与纳甲针灸。可以看到,纳甲法实际上是对传统哲学中天人感应学说的发展与落实。通过牟宗三先生对天人感应三要素的分析,纳甲法从理论到应用完全符合天人感应的三大要素,即宇宙条理、天人同情、天人合一。而且纳甲法所落实的天人感应学说理论上更加完备,现实上完全可以通过实践落实其理论,其中尤其以子午流注纳甲法、灵龟八法等针灸方法最具有实践性,而且从古至今有大量的医案与论文证明其可行性与有效性。所以纳甲法是天人感应学说最完善、最有力的继承体系。

张书侨^[2]（2020）在《《五行大义》引纬书研究》文中指出《五行大义》是隋朝萧吉所撰的一部数术专着,该书以全面总结、阐释前代的“五行”说为宗。全书分为五卷,并以二十四节气为标准又细分为二十四小节,其中包含了对“五行”相关概念的说明、“五行”与天文算数、星占卜筮、卦气医理等众方术之学的密切联系,“五行”思想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及其在天地万物的运转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等内容。该书对“五行”理论阐述之广泛与剖析之深刻成为了我国古代数术之学研究的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五行大义》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明“五行”之义理,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萧吉旁征博引,整理搜集前代不同种类的文献。据统计,这些文献共计100余种,具体多达600余条。而在这些文献中,谶纬类文献占据了重大比例,多达30余种,110余条。谶纬文献与“阴阳五行”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谶纬类文献成为了作者全面解读“五行”学说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撑,同时亦凸显了浓厚的学术价值。而谶纬文献正式形成于两汉之际,东汉光武帝统共厘定八十一篇纬文以示天下,这是谶纬文献最全面的文本形态。但自东汉以后,尤其是三国六朝时期因历代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毁图籍,又受战乱或政治斗争等因素的破坏干预,使得谶纬文献在此时期散佚得十分严重,以致到明末已然处于亡佚的边缘。故《五行大义》大量征引谶纬文献着实为明清时期的辑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一些纬文的辑佚学着作产生了直接启发。鉴于此,文章将从六个方面对《五行大义》所引的纬文作出阐释。第一章主要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的基本情况、体例特征以及其文献价值,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大义》所引具体的种类及其条目,并具体指出其中郑玄、宋均所注的纬文条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萧吉大量引用纬文的学术背景。同时,鉴于其所引的“春秋纬”数量居多的情况,该节亦要对其中的缘由作出分析;第二节论述《大义》引纬的体例特征,并分析其文献价值。第二章主要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的纬文以及该书所引的经书类、子书类文献连续引用的情况,分析三者之间在文本方面的相互关系,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分析《大义》所引纬文与纬文之间的文本关系,据此概括出递进式、后补式、顺承式与并列式四种关系,对其分别进行阐释;第二节分析《大义》所引的纬文与经书类文献在文本内容上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纬文在文本内容上对经书类文献作出了阐发,分别体现在对古文经与今文经两类文献有阐发作用;第三节分析《大义》所引纬文与子书类文献在文本内容上的关系,包括纬释子书、纬文与子书互证、子书释纬三个方面。第三章主要探究《五行大义》所引纬文的语言文字训诂价值,共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大义》所引纬文体现出来的“描写说明”的义训方式及其价值;第二节论述《大义》所引纬文体现出来的“标明义界”的义训方式及其价值;第三节论述该书所引的纬文体现出来的“直训”的义训方式及其价值。第四章主要陈述《五行大义》所引的纬文对后世辑佚谶纬文献的影响,共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对赵在翰《七纬》辑佚的影响;第二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对黄奭所主编的《黄氏逸书考》辑佚的影响;第三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对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辑佚的影响,旨在搜罗《大义》中的纬文在上述三部辑佚学着作的记载情况。第五章主要探究《五行大义》的引纬体现出来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共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体现出的董子“天人感应”说的相关内容,其中涉及到“人副天数”论与“同类相动”论,并予以分说;第二节主要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体现出的董子“君权神授”论,其中包括了“三统三正”说与“五德终始说”,并予以分析。第六章主要探究《五行大义》所引纬文对“五行”说体系相关内容的阐发,共分为三节。第一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对相关数学知识的阐释,包括生成数、老数、数位进制法则以及数学原理对一些领域的影响;第二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蕴含的众多“五行”概念,包括“五味”、“五色”、“五常”等内容;第三节论述《五行大义》所引纬文对“五行”蕴含的“方技”之学相关内容的阐释,并将讨论对象集中到中医领域。因此,综合来看,《五行大义》所引的纬文具有文献、语言文字训诂以及哲学数术等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价值,同时保留了谶纬产生年代前后的一些社会文化、上古神话传说以及人文地理等宝贵内容,与其它文献一起成为了萧吉阐释该书主旨的重要依据。更值得深思的是,《五行大义》中这些包罗万象的纬文恰恰体现了谶纬本身蕴藏了多种领域概念知识的特性,对当下人们进一步研究谶纬亦具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启发我们从整体的角度为谶纬文献构建体系。

常钰^[3]（2021）在《纬书天子观探研》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先秦乃奠基时期,伴随着秦汉大一统,结束百家争鸣定一尊,尤以汉为代表。汉代儒家以经学为体系,与各派交杂,发展出一套具有时代特色的天人之学。谶纬作为一种迷信的社会思潮,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曾被王莽、刘秀所青睐。谶纬的作用有二,一方面被用来巩固统治,挽救危机,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当然,这个作用发挥的远没有后者强烈。另一方面被用来当做谋位篡权的工具,体现了其反抗思潮特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谶纬表面充斥着神话与神秘性,实质却是以政治为中心,以天子观为工具,维护封建统治。纬书中存在着对天子全方位的论述,从天子的降生和到谁身上以及如何行使手中特权,因而天子观的问题也就论证了统治的合法性,谶纬正是要掌握这个统治的话语权。正是由于此纬书中充斥着大量编造的政治神话,将神、自然、天、人合为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对君主的美化也处于圣化和神化并存阶段。谶纬作为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将迷信与政治信仰顺畅的融为一体。先是加强了人们对天的崇拜,再一次的将天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借助天威和天人感应来宣扬帝王的神圣。推天及人是惯用手法。天论与天人关系是纬书政治神话的理论基础,谶纬体系的搭建离不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是百神之首,天通过阴阳之气与人相感应,同时将天道德化、人格化,天亦有喜怒哀乐,人与之同感。但是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与天沟通,这个关系中的核心就是“天子”,也就是人间的君主。天会受命有德之君,往往以符瑞作为征兆,天赐生命予万民,万民皆由天子养育。天赋予天子治理万民的特权,天子因此成为可以沟通神与人的特殊中介。万民蒙昧无知,所以是天子来实行礼乐教化,从而才有的天下太平,如果君主失德,那么就会出现天谴作为报应。编撰谶纬的经师们以王权专制制度的核心,也就是皇帝,来展开比附,围绕经义,通过授命、符瑞、星象五行灾异说等体现出来,对天子的降生、权力的来源、内容和权力的制约加以描述,同时寄托了这些儒家经师们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把他们期望实现的清平政治都糅进了谶纬之中,所有的美好都是施教化行礼乐的结果,都是有德的结果,对于当时两汉之际频繁的变动,所有的异象都是天在发威,警告君主,否则天命就会发生转移,另择其人。也就是从这个环节开始,谶纬的灵活性由此展现,恰好是夺权者需要之处,这种天命道德观是纬书政治神话中的基本要素,是说明政权转移的核心所在,王莽篡汉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思潮中完成的。加之官学吸纳大量太学生,太学生量多则生患,为了参与政权谋求政治仕途,利用统治者迷信的特点,与方士相结合,引经论世,批判社会,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这个过程又是极为复杂的,由原来自发的一种文化形式转变成一种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形式,成为政权夺利的工具,蒙骗民众,达成野心,谶纬的伪造性也由此可见一斑。总而言之,不同于正统的革命论,谶纬的天子观显然是一个极端表现,是维护和夺取政权的有利舆论工具,对于君主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解释图示,让统治者对它既需要又不得不远离,它的难以控制也最终使得它遭受了禁绝的命运。但同时谶纬又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厚的思想宝库,虽最终因难以控制而被禁绝,但仍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魏晋玄学、理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习惯和政治信仰。

曹阳^[4]（2019）在《汉画天象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站在宏观的视域下,以汉画天象图为研究对象,旨在从纵向即汉画天象图的流变,以及横向即汉画天象图的思想文化及图式系统这两个角度为研究思路,通过考古与文献、图像与符号、神话与历史等多维方法,在构建整体的图像志的基础上,进而解读汉画天象图的发展流变、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天象图由来已久,其雏形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后经公元前30世纪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至战国时期曾侯乙墓衣箱漆画上的二十八星宿图,在三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天象图虽然并未形成固定模式和体系,但在原始宇宙观念、观象授人时的实践经验,以及主体造型能力等方面都作好了准备。作为一种承载思想观念的文化载体,天象图最终形成固定模式,是在汉代完成的。汉代统治者的推崇、科学技术的进步,乃至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都对汉画天象图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使得天象图在两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中不断演变,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图像体系。汉画天象图包含图像丰富,分布也极为广泛。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共359幅天象图各自分布的重点区域并不一致,各区域、各种类图像内容都有差异。但是,只要抓住了其中的基础符号和次要符号,那么,便能梳理出这些图像的共通之处。所谓主要符号,即包含日、月、星辰或其中之一的图像·,配有次要符号的天象图,即包括风伯、雨师、雷神等气象神,和初显道教思想的西王母、太一神,这些都是与天相关的神祗。还有一种经常作为背景出现次要符号,便是代表星占和气的云。文中从训诂学、神话学、图像学角度对主要符号和次要符号都予以解读。日、月、星三种天象图母题元素在汉画天象图中组合为五种模式:一是含有日轮、日神与阳乌;二是含有月轮、月神与相关图像;三是日月双悬图像,包含乌、蟾、兔、桂;四是日、月、星宿并现的图像,星宿常与四神配置出现,具有特定的含义;五是仅有星宿,不含日、月的图像,这时的星宿或作为装饰,或与其他天象神祗同现。这些不同的配置组合,使得天象图造型复杂多变,虽然图像内容多样,但基本都是布局有序,构成得当,包含着变化统一、饱满均衡、对称呼应等特征,形成了多种艺术风格。在其中,作为创作主体的工匠通过创作体验与创作构思,在不同艺术门类的天象图中,运用共通的表现手法,即以线塑形,或为雕刻,或为彩绘,使汉画天象图体现了极高的美学价值,代表着汉代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此外,汉画天象图与汉代人们对天的观念密不可分,在棺椁、室墓这种三维空间内,都能表达出这种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化风气的影响,汉画天象图还集中体现着人们的升仙愿望和星占思想。总之,汉画天象图综合了艺术学、考古学、天文学、神话学、社会学、符号学等多种学科因素,通过逐层分析,可以得到六种论点:一是汉画天象图在发展中含义不断明确并产生分化;二是四神常与天象图组合出现,被视为带有星占含义的神话图像,融客观天象与主观思想与一体;三是天象图与神灵瑞兽的组合,使得这类图像普遍带有升仙含义;四是汉画天象图的精致与否与墓主身份没有直接关系;五是汉画天象图富于造型之美,是创作主体（工匠）意志思想物态化的表达;六是天象图被广泛应用在墓顶、棺顶和四周,在天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象征的同一结构,把自然、宇宙和社会融合进多样统一的结构图式之中。由于汉代文化源远流长,使得汉画天象图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汉画天象图不但在艺术上被视作典范,而且对道教神灵图像的出现起了导向作用,并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代之后,天象图并未消失,而是在升仙、星占、天体运行的表现等三个方面继续深化发展,从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风貌。

谭迪^[5]（2019）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天人感应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它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对于民间文化以及俗文学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明代小说的作者大多是地位较为低下的平民,深受民间感应故事,灾异传说的影响。而明代历史演义作家又需要借鉴史书,敷衍故事。史书往往会从天人相感的角度对帝王将相进行一定的神化,这些内容很多都被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家几乎原封不动写进小说中。所以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相比于明代其他类型的小说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更深。无论是小说的指导思想,还是小说中写人叙事的情节都明显能看出这些文字背后体现的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无论是明代前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天命观思想,还是明代中后期时事小说中的善恶报应思想,其实都是天人感应思想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体现。因此研究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于帮助我们分析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文本内涵以及作者创作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学术界对于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天人感应思想的研究较为薄弱,并且没有整体的、专题性的研究,所以笔者希望从天人感应思想的角度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审视,并且对于天人感应思想的在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立意、叙事、批评中的作用,笔者也有一些自己的新的看法和拙见,也希望通过对该选题的研究,吸引一些学者的目光,让更多人参与其中,集合众人的力量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天人感应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单虹泽^[6]（2019）在《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文中研究说明通常理解的神秘主义,指的是能够使修习者获得较高层次精神力量的各种教义和巫术仪式。而我们将神秘主义界定为精神本体对理性和现实性的超越。通过直觉反思,精神领悟到本体就是一种否定了全部经验表象并超越理性的绝对原理。阳明心学即展现出这样一种神秘主义向度。阳明心学是继程朱道学之后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阳明对具有绝对超越性的良知本体的领悟,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绝对反思与内在超越的统一,标志着儒家心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心学神秘主义将本心理解为超理性、超现实的神秘精神,并通过直觉反思的工夫否定外在现实对本心的约束和桎梏。古代的巫史传统遗留下了“天人合一”、“直觉内省”、“万物一体”等神秘主义观念,它们对后世儒家神秘主义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意味着个体通过内心的道德直觉,主动参与到宇宙生命的创造与转化之中。“直觉内省”表明个体以内在精神为对象,通过证悟自我与超越者的冥契,最终达到超现实的境界。“万物一体”指的是个体与万物在感应中建立起的一种神秘的共存关系。秦汉以来,包括孔子、孟子和董仲舒在内的很多思想家的学说都包含了神秘主义的观念,它们是后世心学神秘主义发生的思想资源。宋明时期,禅佛教的神秘主义对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禅佛教的本体论和修道论的神秘主义逐渐被儒家吸收和改造,最终形成了宋明儒学的神秘主义。而在儒家传统中,最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正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既继承了传统儒学中的部分神秘主义观念,又在禅佛教的影响下使儒家的神秘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阳明心学的兴起,一方面形成以超越性和反思性为特征的精神本体论,另一方面对超理性本体的追求和体认也成为心学在实践层面的特征。因此,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包含了本体论与工夫论的两个向度。首先,阳明心学包含了一种本体论的神秘主义。阳明心学将良知领会为否定了一切自然、现实存在甚至概念与理性的超越实体。这种实体就是一种恒常、无形式、无差别的纯粹澄明,它超越了思维、理性,因而是神秘的精神。儒家传统的“心”的概念始终处在一个不断精神化、本体化的过程之中。阳明心学既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心”的概念,又在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对本心有着新的理解。阳明心学深受禅佛教的影响,将“心”视为一种超绝的精神实体,亦即为自由的本体。阳明认为,作为无善无恶的神秘本体,良知既是全部伦理法则的本质内容,更是超越经验伦理的先验实在。相对于现实层面的“有”,良知呈现为否定全部现实经验、理性的“无”,二者构成精神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良知是神秘的精神实体,所以它难以被日常语言诠解,而往往通过譬喻的方式说明。阳明以光、镜和太虚三种喻体说明本心,分别意谓心体的光明本性、感应明觉及虚无的特质。其次,阳明心学还包含了一种工夫论的神秘主义。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修证的对象是神秘的本体。阳明心学的实践,包含了一种超理性的、持续内向化的直觉反思运动,具体表现为面向精神本体的神秘直觉。在这一过程中,良知不断地否定外在、经验的自我,最终将超理智的神秘澄明作为终极真理。第二,修证的方法是神秘的直觉反思。良知本体的超理性、超现实性的特征决定了对它的认识只能诉诸于某种神秘的直觉。经过“龙场悟道”,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旨,确定了工夫的内向化进路。阳明又提倡默坐澄心之功,藉此获得对心体的证悟。继而渐觉静坐形成的喜静厌动之弊,乃专提“致良知”,注重工夫体证中的动静合一。阳明还提出通过涵养体气来转化身心结构,最终体验到自我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之感。通过这些修养工夫,精神不断否定外在的表象,并领会到本心是超越概念与理性的生命意志。第三,心学的教法是神秘的。心学深受禅宗的影响,故阳明在言教中屡发机锋、险语。然而,一个超理性的本心、灵明,本质上是与作为理性规定的伦理法则相矛盾的。对于它而言,任何伦理法则、教条都是外在的,都违背它的自由,因而本心与现实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将神秘的本心置于全部现实存在之上,势必导致学者过于专注内心的体验而疏略道德实践,从而导致“狂禅”现象的发生。在中晚明时期,儒、释、道的互动与融合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这是促成心学神秘主义成型的主要原因。同时,阳明和部分王门学者把良知作为信仰的对象,而心学的宗教化进路也依此而展开。在王门后学那里,阳明心学的神秘主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王龙溪、王心斋等现成派学者把良知理解为一种内在、无住的自由精神,全部后天的工夫皆为良知本体之外缘。而聂双江、罗念庵等归寂派学者认为,良知本是虚寂的神秘原理,故推崇主静归寂之功以悟入良知。这两派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把良知当作一种超越理性与现实性的存在,并强调排除了全部理性思辨及经验验证的直觉体悟。

关行邈^[7]（2018）在《北宋天人关系思想研究 ——以祥瑞灾异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轴心命题之一。它反映了古人对于天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天的关系,既含有科学合理的成份,也有迷信荒谬的内容。同时,天人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庞杂的、宏观的、内涵深刻、外延广泛的命题,既包含了对自然本体论的认知,又涵盖了对社会秩序的探讨。该命题在时间这个向度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自先秦贯穿明清,历代哲人学者基于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千差万别的思维理念,对该命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析与诠释。而经汉唐的千年积累与沉淀,中国古人理性思考在北宋趋于成熟,继而成为宋元科学高峰的思想基础。对北宋时期的天人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学界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有一些值得开拓的空间。西汉以降,在董仲舒重构儒学的历史背景下,祥瑞灾异现象的受重视程度陡然上升。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本质属性为天人感应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衍生物。因此祥瑞灾异现象这一概念被古人赋予了多重属性,其与天人关系思想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为后者在现实中的反映。正是在彻底厘清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本文从描绘北宋祥瑞灾异现象总体态势入手,通过对相关史料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史料佐证与逻辑分析相统一、宏观图景描绘、中观群体研究与微观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古籍中的与天人关系思想相关的概念、理念、学说、思想和论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综合;并运用政治史、科学史、思想史等学科中既有的、成熟的思想理论对相关文献信息进行考察、对比与评述。本文亦从政治史、制度史、文学和文化史等多维研究向度展现了祥瑞灾异现象对北宋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并剖析天人关系思想在北宋的诸多横断面,力图还原、归纳出北宋学者建构天人思想理论体系的求索过程和主要特点,并对以上相关信息做出尽可能客观的价值评断。本文的主干内容包括:1、全面梳理、考察北宋之前祥瑞灾异现象与天人感应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源流变迁。指出从先秦到西汉时期,在宗教神灵崇拜、天命哲学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天人感应论逐渐被固化为古代封建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从两汉到唐五代,其虽然多次遭遇不同程度的批判,但一直是儒术治国的核心思想与主干理念。2、全面梳理了主要史籍中所载之北宋祥瑞事物及现象。在描述、整理该朝多种祥瑞的同时,也结合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进行了相关分析与诠释。总结了北宋时期祥瑞现象的三大特点。并指出北宋政府大兴祥瑞对政治、经济、军务与外交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北宋皇帝与权臣们是如何认知灾异的,并着重强调了灾异的政治工具属性——其既可为北宋皇帝用以驾驭官员、调理朝政,亦可被人臣群体用来制约皇权、攻伐政敌。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因为传统天人感应论与灾异谴告说在北宋一朝的强大影响力,北宋政府应对灾害的措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4、选取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邵雍、张载、“二程”等为典型案例,考察了北宋政治家群体如何运用通经注疏之法探究天人关系思想、并在政治运作之中灵活运用天人关系思想等学理内容;分析了北宋学者群体的天人关系思想之精髓与特质;指出了在儒学复兴并重构、理学诞生并发展的过程中,天人关系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5、全面分析、归纳了北宋祥瑞现象与灾异观念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总结了北宋士人天人关系思想的三大特点:其一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儒士学者们在对灾异进行诠释时会出现巨大分歧,甚至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并着重分析了该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其二为天人感应之说与北宋政治纠缠在一起,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没有被分离与消除;其三是在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和研习过程中,涌现了以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等为代表的诸多儒士学者,他们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宋明理学的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孟庆岩^[8]（2018）在《《内经》运气学说的发生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运气学说的发生,将运气学说回置于其发生的特定背景下,加以综合动态考察,结合与运气学相关的知识群,以揭示其对运气学说体系构建的作用与影响,深层次理解运气学说的理论内涵,阐释运气学说发生的客观性,纠正现阶段运气学说的误解,从而为正确理解运气学说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方法:本课题运用发生学中文献分析和理论研究的方法,以《内经》七篇大论为基础,梳理古代文化和古代自然科学背景等相关内容,探讨运气学说形成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研究和阐释运气学说的发生背景、形成因素、存在问题及后世应用。成果:阐明了运气学说形成背景,揭示了运气学说发生的客观性及古代文化、科学基础,界定了运气起始时间的天文背景,梳理了运气学说天气地气内涵及天干化运,地支化气等理论问题,总结了运气学说在后世的应用。结论:运气学说是在时代、哲学、天文、历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运气学说发生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其发生于西汉中后期到东汉中前期,得益于汉代注重民生的政治助力和对先秦百家言论的凝练总结,与当时重土崇阳思想、黄老谶纬之学的盛行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直接相关。运气学说采用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观,其分类原则受“天六地五”思想的影响。运气学说的时空观则是道、气、象的结合,阴阳五行学说贯穿运气学说始末。此外卦爻思辨方法、主客思想、常变思想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融入其中。干支循环是一种整体的、辩证的时空观,经过纪日、纪月、岁星纪年、太岁纪年的演变,在术数思潮的影响下与运气学说相结合。运气历是一种特殊的历法,有别于后汉四分历,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纪年而是推测气候变化,且更注重气化现象和周期规律。古代贤哲以先进的天文历法为基础,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观察,运用哲学思辨方法,进行归纳、提升、总结,构建了运气学说理论框架。运气学说研究与应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进一步丰富着运气学说。当代运气学说的研究趋向于多元化,但侧重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对运气学说进行发生学研究可以增进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理解、深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纠正现阶段运气理论研究中的错误,深化运气理论研究深度,是具备实际意义的。

王昇^[9]（2018）在《清代害虫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了防治农业害虫,自古以来人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防虫治虫方面积累丰富的技术经验。治虫防灾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帝王关注的大事,是官员必须承担的任务。同时,中国古人将虫作为生活、生产中合理存在的部分,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只要其不伤害庄稼,不影响人的日常生活即可。不过,这一观念在现代的农药技术大行其道后便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近现代,中国大量采用杀虫剂,杀虫剂的撒布固然简便且效果良好,但对人体、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很严重,人类滥用杀虫剂的后果,刺激我们去思考环境伦理问题。清朝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害虫观念得到总结并发展到最高水平,清代对害虫的防治措施更为完备,《清实录》中有大量关于害虫的记载,治蝗专书与相关地方志也最为丰富。清人具有独特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昆虫（包括害虫）,与万物都存在于一气之中,都是自然界气运动的结果。因此,虫与万物都有在自然界存在的同等权利。作为这种观念的反映,在害虫发生的时候,清人虽然也主张捕杀害虫,但他们首先做的是,反省自身,反省自己是否违反了“天”的意志。这里的“天”既有大自然的含义,更有命运主宰者的意蕴。害虫的发生首先是违反“天意”的结果。因此,清人敬畏大自然,敬畏“天”这个主宰者,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害虫观念来自于人的见闻与生产、生活实践,面对虫害问题,不同的主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清代的害虫观念大体上来源于三个主体,一是,清朝皇帝的害虫观念,上至皇太极,下至溥仪,包括慈禧等特殊时期实际统治者的害虫观念;二是,农书作者的害虫观念,清代农书数量丰富,能集中反映农书作者们对于害虫的看法;三是,地方官与民众的害虫观念,他们是如何看待、治理害虫的,这些内容会反映在地方志记载中,本文将通过对方志的查阅与整理进行梳理。三个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能够较清楚地反映出清代整个社会对于害虫的认识。清代皇帝认为昆虫是合理存在的,昆虫草木与人与其他生物并育于太和,相信天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信仰虫神,也相信鱼虾卵可以变为蝗蝻的说法。害虫发生后,皇帝以祈祷、祭祀的方式祈求消除天灾,并自我修省,希望官民与皇帝一体一心,和气致祥则不会有灾害降临。但专事祈祷,放弃治理也是不可取的,害虫并非神虫,有损田禾,危害生产时必须进行捕杀,为防止害虫的发生,需重视预防,实力尽心治理,对于捕虫不力的官员严加惩治。清代治蝗农书众多,其中包含了农书作者们的害虫观念。他们认为,帝王的行为直接关乎虫灾,有好官则蝗虫不入境,或入境即死,地方官侵渔百姓就会有虫害,百姓的孝行也会影响到害虫的发生。并从气的角度解释害虫发生的原因,同时也相信鱼虾的卵可以变为蝗虫。农书作者们主张诚心修省、祈祷、祭祀,上天必然明鉴,民众为之所感,天灾虫害自然消除。还需消除戾气,以迎祥和。他们对害虫的习性与生长规律都有相对科学的认识,提倡害虫可捕、可食,主张消除百姓害虫不可捕的顾忌,并早加预防,治早治小。清代方志中的记载反映的多为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的观念,关于害虫的来源,他们的基本看法是,害虫由天派遣而来,不论灾年、丰年,收成如何都是由天感召,天的运动有其自身规律,并非人的意志可以决定。掌管昆虫的神由上天统一管理,神对虫的行动、地方的丰歉负责,赏罚分明。阴阳失调也会导致害虫的发生,且鱼虾的卵可变化为蝗虫。对害虫究竟因何而来的认识影响到对害虫的治理,地方官与民众将害虫看成是神派遣而来,主要通过祭祀、祈祷天与诸神的方式消除虫灾。由于担心惹怒神灵,即使捕虫,也会向上天祷告其并非主观故意,而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修德对于害虫的治理很重要,因为虫患发生与否与人的感召有关,遇到虫灾必须自省才能消除。清代地方志中还有诸多对害虫的名称、生长规律、习性等的描述接近于现代科学认识,当地民众据以捕杀害虫,效率较高。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违背自然规律会导致害虫的发生。皇帝、农书作者、地方官吏与民众对于祭祀、祈祷的看法和害虫是否可捕的认识都存在差异。清代皇帝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较为突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重视历史经验。由于清代前后历经267年,前后期皇帝的治理也有所差别,从前期的积极治理渐渐转向后期的消极治理。而地方官与民众前期认为害虫是人力可战胜的,到后期则更倾向于以祭祀、祈祷的方式祈求天、神的帮助。地方志中还反映了害虫观念的地区差异,总体来说,北方地区重视害虫的捕杀,南方地区重视祭祀、祈祷,陕西、山西与湖南、湖北例外,单独讨论,另外,不同地区对于害虫是否可食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与当今彻底杀灭害虫的观念不同,清人认为,昆虫与万物并育于太和,它们有在自然界存在的权利。因此,清代人关于害虫问题的基本观念是,在尊重自然,遵守“天意”的前提下,承认害虫存在的生态合理性,如果害虫不会对农业生产生活构成威胁,人类就不应也不能去消灭这些所谓的害虫。另外,在虫害发生严重的时候,人们除了反省自身的行为之外,也不应听天由命,放任虫害蔓延,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这种独特的害虫观念,或许能对当今的害虫防治工作有一些启迪。

汪高鑫^[10]（2016）在《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文中指出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标志着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从理论渊源来讲,《周易》的天人合一思维,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维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司马迁之后传统史学的发展,也一直延续了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特点,从汉代宣扬天人感应论,到魏晋重视名教与自然之辨,再到宋明强调天理与人欲之分,反映了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演变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从两汉重神意、魏晋法自然到宋明哲理化的演变轨迹。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体现了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维和二重性思维特点。

二、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的由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的由来（论文提纲范文）

（1）纳甲法的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五行大义》引纬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纬书天子观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4）汉画天象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7）北宋天人关系思想研究 ——以祥瑞灾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内经》运气学说的发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代害虫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四、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思想的由来（论文参考文献）

• [1]纳甲法的哲学思想研究[D]. 张允升.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2]《五行大义》引纬书研究[D]. 张书侨.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纬书天子观探研[D]. 常钰.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4]汉画天象图研究[D]. 曹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5]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与批评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研究[D]. 谭迪.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阳明心学与神秘主义[D]. 单虹泽. 南开大学, 2019(05)
• [7]北宋天人关系思想研究 ——以祥瑞灾异为中心[D]. 关行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08)
• [8]《内经》运气学说的发生学研究[D]. 孟庆岩.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8(01)
• [9]清代害虫观念研究[D]. 王昇.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J]. 汪高鑫. 史学史研究,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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