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批评与理论 读《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论文文献综述）
李凌峰[1]（2021）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批评教材是与文学批评课程配套使用的专业教科书,是文学批评理论知识的载体。不同于文学理论教材的百年建设历史,中国的文学批评教材是改革开放背景下西方文艺思潮及批评理论方法大量引进的结果。文学批评教材建设与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文学批评课程的设置、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关。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教材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创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成长阶段、21世纪以来的成熟阶段。除了时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之外,其发展线索主要与文学批评观念的不断更新及文学批评教学理念的变革有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教材在框架体例上主要体现出三种模式:第一是借鉴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经验,构建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板块的“四大论”模式;第二是以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为两大块内容的文学批评“理论-方法”模式;第三是以批评方法及批评实践指导为主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践”模式。文学批评本体论、主体论、文体论、方法论是新时期以来大部分文学批评教材的主要内容,各种教材在这些主要内容的阐述上呈现出异同,对“文学批评性质”“文学批评功能”“文学批评对象”等相关问题的理解也见仁见智。面对大量的批评理论资源,各种教材从史的逻辑、类比的逻辑等对其进行了整合。在西方批评理论占据大量教材篇幅的情况下,如何整合好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资源是文学批评教材建设的重要工作。王先霈提出的“圆形批评论”是一种颇具本土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从这一批评思想出发,王先霈主编了《文学评论教程》《文学批评原理》《文学批评导引》一系列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文学批评教材。对这一系列教材进行个案研究可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教材在知识体系的构建、概念的使用、批评方法及模式的编排上有较大改变;在实践性和教学性上不断增强;与现实的关系日趋紧密;教材编写与理论研究的双向促进也不断强化。尽管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建设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应看到文学批评教材自身特点仍然不够明显,体系性、实践性、创新性仍有待提高。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教材进行研究,应探索其规律和特点,总结其编写经验,发现其不足,查找原因并寻找对策,在不断的反思中探索新时代文学批评教材建设的新路径。同时,也应从教材编写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批评教学的可能性。文学批评教材建设的发展趋向应着眼于丰富和完善批评理论、加强教材编写与理论研究的互动、鼓励教材的改革与创新、促进文学批评教材的多元化发展,构建批评理论资源贯通、民族性凸显的新时代文学批评教材。
刘爱华[2]（2020）在《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基于文本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教材是课程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教材建设也一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我国有着历久弥新的教育发展史,也有着独具匠心的教材建设史。中国古代学校教材是新时代教材改革与创新不可替代的文化源流,遗憾的是,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开展了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研究,但对明清时期学校教材（以下简称‘明清教材’）缺乏专门的探讨,有待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明清教材在宋元教材体系的基础上予以改版,并新编了一批经典教材,是中国古代学校教材集大成者,倾注了明清统治者与精英知识分子的教育理想,折射出了中国近五百年的教育发展轨迹,是明清历史时期教育生态的高度总结和生动反映,深度隐含着关于中国教育的永恒思考。根据教材研究的特点,本研究采取了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理论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梳理明清教材体系的基础上,直接面向一本本教材的文本,用多元的视角考察分析了明清教材的发展背景、影响因素、知识体系、文本特征与实践价值,共分成七个章节予以论述。在本研究中,第一章阐述了明清教材研究的意义,整理了明清教材专门研究、当代教材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以及与本研究有关的其他文献,并确定了研究思路:在收集与整理明清教材史料的基础上,从社会和文化视角分析其嬗变与发展,从知识视角梳理其知识类型与框架,从教育价值视角分析其文本特征,从实践视角归纳与总结对当代教材建设的启示,各阶段研究层层递进,朝向现实的借鉴价值归拢。第二章解析了明清教材体系的嬗变与发展。一是明清文化思想的流变与传播。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了以理学为宗的教材体系的形成与续接,陆王心学的崛起使教材增加了更多注释之本,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经义之学的民间传播;颜元实学的涌现使明清教材呈现了专科式发展的萌芽,丰富了明清教材的知识体系;二是明清专制的文教政策与八股选材。政教合一不仅使诸多律法类、文体类文本成为官方教材,而且导致部分教材成为科举的附庸,强化了部分教材的功利性和保守性;书院讲学形成了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性或应用性的着作式教材,书院藏书更是极大丰富了明清教材的版本与存量,并带动了蒙学教材的学科式发展。第三章对明清（公元1368年-1840年）时期官学教材、着名书院教材和蒙学教材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教材的作者、产生背景、主要内容、社会影响等内容进行了介绍,共整理明清教材80余本。第四章对明清教材的知识指向与存量进行了解读,将明清教材的历史与人文、思想与义理、法制与礼仪、诗词与文体、科学与技术等知识进行了分类呈现,并结合具体的文本进行了解读与分析。第五章分析明清教材文本特征,从“存量”、“呈现”、“表达”三个层面解析了明清教材文本的教育性。明清教材文本存量是“丰富”的,是基于生活应用的百科读物,并凭借丰富帮助学习者走向整全的生活、生动的实践及价值意义的生成;明清教材文本是基于百家之言的启蒙与建构,错落有致的内容布局和言之有理的历史论证显现了朴素的说理风格;明清教材文本是基于诗词歌赋的文化隐喻,韵律与诗词、典故与神话能给予学习者广泛的想象与思考空间。第六章是在分析明清教材文本的教育性的基础上,揭示了理想教材的文本模型。理想的教材文本作为本土文化的基因应是“活性”的知识,具有知识体系、表达呈现、接收逻辑三个基因链;教材文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应实现价值超越,作为客体与他者的关系价值是教材文本的功能指向。教学生态是教材价值超越的藩篱,个体的认知建构是如何实现价值超越的心理逻辑;教材文本要来源于本土文化,并作为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予以表达和呈现,“文以载道”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模式应予以回归,“由博返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有益经验应予以推广,教材文本以“厚”为导向是“最经济”的教材本土化原理。作为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的典型代表,明清教材警示了部分当代教材文本的粗放性与空乏性、文本表达的抽象性与直接性、文本选材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性与固化性。在第七章结论部分,全面总结分析了明清教材的成就与局限。明清教材是在明清时代产生和流传的,其被浸润的封建糟粕应予以批判和摈弃;明清教材属于明清时代,不能施以“拿来主义”,要予以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之,未来教育的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教和学的关系都在发生革命性变化,未来的教材也正面临新一轮的改革创新与发展诉求,明清教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瑰宝,为新时代教材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创新视角和文化关照,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蒋述卓[3]（2020）在《论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文中认为本文论述了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领域的多方面贡献。他为古代文论研究的科班出身,百余岁人生中八十多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他怀着报国之心,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树立了敢闯学术禁区、勇于创新、实事求是的学术典范;他有宏阔开放的学术视野、兼收并蓄的学术方法,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在古代文艺规律和创作经验、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与表达方式、古代文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以及重视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功夫诸方面都取得杰出的成绩,积累下丰富深厚的学术经验。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组织与管理方面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指导、提携年轻学人上所花的精力与心血也是有口皆碑的。
张然[4]（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认为《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刘静[5]（2020）在《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英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家,他的文化政治批评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国内外的伊格尔顿研究因此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政治批评方面。然而进入21世纪,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经历了大幅度的转向,特别是转向了神学和形而上学。曾经的马克思主义斗士缘何大谈特谈上帝和撒旦?这令其学术声誉一度遭遇质疑。21世纪伊格尔顿并不仅仅展现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他同时还表现出文学转向和身体转向等倾向。伊格尔顿的各种理论转向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60年代伊格尔顿以天主教左派业余神学家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参与创办并主编了天主教左派阵地刊物《斜向》,探索教会和牧师制在阐释和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疆界。天主教左派政治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潮,紧接着就随着左派政治的失败而陷入低潮。21世纪伊始,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叙事和恐怖主义的兴起,伊格尔顿大胆探索“理论之后”的理论,呼吁回到理论本身,以更好地应对愈加严峻的激进政治斗争形势。他一方面抨击文化理论政治感的缺失,一方面积极地提出了神学、哲学、文学、身体唯物主义等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20世纪70年代文化政治话题的延续和扩展,同时也体现了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政治危机的普遍反应形式。“理论之后”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始终把握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脉搏,针对资本主义“改头换面”这个事实,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准则,跨学科地进行反思和追问,试图重组理性、感觉和经验,恢复主体的物质实在性来对抗主体的过度物化和美学化。伊格尔顿的转向或回归的内涵是对人类解放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向往,从这一角度出发,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总体上基于激进政治理想,以文化作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方式,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伊格尔顿研究对其文化理论政治动因的阐释并不十分充分,对伊格尔顿如何继承和发扬天主教左派政治的挖掘也不够充足。这些局限使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评述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利于把握其精神实质。为了深入探索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解读伊格尔顿文化理论中神学、哲学、文学和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的促进作用,本文围绕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描述其发展轨迹,主要以伊格尔顿对文化的批判、神学和文学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文学哲学的思考、文学批评的加强、身体唯物主义的提出等理论建构为主体,追溯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来源和发展,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分析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发展的贡献,评价其意义和局限性。“理论之后”伊格尔顿从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批判与补救、文化的自大到神学、哲学等替代性话语的介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辩护以及对文化理论走向的探索。通过对神学话语的借用,伊格尔顿延续并拓展了对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左派时期的神学思考,“重新”发掘并利用上帝与耶稣、恐怖与邪恶、悲剧与爱等激进神学概念,塑造神学对于激进政治的现代价值,通过神学与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解放理想,传播革命的预言,加强团结和共识。在面对文学批评危机时,伊格尔顿则从文学哲学的视角对文学本质进行追问,坚守文学批评的修辞传统,号召兼顾“内容的政治”与“形式的政治”,并突出“形式的政治”以强化文化左派的政治敏感性。伊格尔顿高度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责任意识使其始终以理论的普及化作为使命,对危机的阐释和应对构成了其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伊格尔顿反复论述文化的危机,以“作为社会无意识文化”为切入点,追溯了唯物主义传统并提出身体唯物主义,指出“理论之后”彰显身体唯物主义对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离散空间的意义和作用以及身体作为一种语言对政治批评的有效性。论文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从辩证性、策略性、话语性等方面对伊格尔顿文化理论进行结构性剖析,描绘了伊格尔顿文化理论的表征,通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对文化、神学、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和话语运用,指出伊格尔顿作为激进左派文化理论家,其政治批评体现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
果玉[6]（2020）在《格尔茨“深描”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是阐释人类学理论的创立者。他的阐释人类学理论结合跨学科的宏观视野和个案细读的微观方法,旨在发掘文化的深层意义与表达方式,实现对文化的解释和意义交流。作为一种极具启发性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理念,阐释人类学对当代人文和社会学科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深描”是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的核心概念,而一直以来,学界大多是将其作为一种现成的概念加以借用,并未对其理论背景、理论内涵和理论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阐发。事实上,“深描”处于历史进程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相互交织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网中,我们不仅需要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把握其存在方式,而且需要将“深描”同与其相关的理论,诸如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考察中,诠释其理论背景、理论内涵和理论价值。可以说,对“深描”这一概念的深入探究,不仅是把握格尔茨阐释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也有助于理解这一概念的独立性、自足性及其丰富内涵,并为文艺学、美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理论更新提供借鉴。本论文主要以格尔茨“深描”理论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重读、细读和精读文本,在厘清相关时代背景和思想理论的前提下,力图呈现“深描”的理论内涵、理论定位、理论启示,展现格尔茨文化解释理论的基本状貌,探讨“深描”理论以及格尔茨文化解释理论的广泛深远的理论启发。第一章介绍格尔茨“深描”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渊源。首先,新理论的提出不能不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影响与制约,摆脱社会历史内容来建立理论是空洞的。其次,社会的变迁为学术转向提供了机遇,使学术理论得以更新与突破。最后,阐释人类学既是对传统人类学的超越,也是对哲学阐释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合理因素的承接与吸取,对阐释人类学的论述意味着从理论源头掌握“深描”理论。第二章阐述格尔茨“深描”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内涵。“深描”是基于对赖尔的概念所做的修正与拓展,立足于“深描”的革新,“深描”的内容,深描的特点,深描的研究范例以期建构格尔茨的“深描”理论。第三章梳理格尔茨“深描”的理论定位。首先,深描理论的目的是建构文化体系,明确文化概念,理论迈出的第一步则是析解与阐释文化。其次,以格尔茨《论着与生活一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为中心讨论了格尔茨对文学批评的应用,探讨了“深描”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内在联系。最后,民族志写作作为“深描”理论的中心环节,叙述其演进来丰富“深描”的理论构架。第四章探索格尔茨“深描”理论的影响及启发。“深描”理论所蕴含的观点深化并细化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丰富并拓展了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空间。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深描”理论中存在的不足,以期对之进行补充和完善。最后,概括和总结全文,再次强调格尔茨“深描”理论所蕴含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方法论启示,与此同时,“深描”理论存在着更多的价值亟待挖掘。
郑今燕[7]（2020）在《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的中韩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人毕业翻译项目选取的是张隆溪所着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200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韩文译作为《（?）》。该实践报告主要由五大章节构成。第一章引言中,论述了本选题的目的及意义;第二章翻译项目简介中,总结性地概述了本论着的作者及内容;第三章节中,概述了译前分析与相应的准备工作;第四章案例分析中,通过细化的分析,总结了在翻译本项目过程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以及本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的思考过程和所运用的方法;第五章中,则谈及了本人在翻译过程中的感悟、对自身翻译能力的认识,以及需要尽快弥补的不足。基于该文本文体的属性和目标读者群的特性,如何以相对客观、弱化自身主观倾向的态度,使译文从信息内容、句间结构与文章风格等侧面尽可能全面地、写实地反映出原文的面貌是本人所要注重的重点与难点。因而,在第四章中,本人分别从文章的主要构成要素——词语与句子入手,在竭力保证原文原意的基础下,进一步实现译文内容的完整与简洁。众所周知中韩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韩语深受汉语的影响,因此汉字词在韩语的语言体系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这种比例不仅体现在日常口语中,在书面表达上也同样适用。因此,就文章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词语而言,中韩双语中存在较大部分的内容可以互译,且无需过多的变形或修改。如本人在处理成语翻译与学术用语时,因自古流传至今的多数成语或学术用语在中韩双语中存在相互对应的部分,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多采用直译、或稍加增添定语的处理方式,在尽力保持句子结构均衡的前提下,较为简洁而明了地完成了该部分内容的翻译;而与此同时,又因中韩双语间存在的既有差异——即汉语属表意文字,而韩语属表音文字,同时本论着中涉及的众多学者也多为同样属于表音文字——英语国家的文学家,因此在外文翻译的处理中,本人多采用音译的处理方式进行翻译。其原因在于,英语同韩语均由字母构成,符合一定的拼写规则,运用音译法,按照相关音节的划分,可以帮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阅读与理解。而在处理句子翻译时,因汉语属独立语,而韩语属黏着语,多通过词本身形式的变化来表达各种语法关系,尤其是多使用助词和连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本人对原文中的长句多采用分译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相对划分”,从原句中抽出主干内容,遵循目的语的习惯,同时充分发挥译入语中连词的独特属性,通过分句间的相互连接,将原文的内容以层次清晰、内容透彻的形式呈现出来。此外,本人认为翻译最终所希望达到的境界是译文的内容符合“信、达、雅”的标准,因为翻译并不是单纯地一对一,而是整体间的相互配合,因此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本人运用了增译和减译的处理方法,以填补可能出现的语义空缺或短欠,或消除内容上的累赘与重复,以使译文语义更加明确,合乎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最终达到和原文相似的某种效果。
陈莉[8]（2020）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文中提出考察中国百余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界一方面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一方面建构和创作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和作品,在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过程中,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儿童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本论文主要采用比较文学“接受——影响”的研究方法,探讨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实证性地描述这一过程,具体呈现译介的成果及其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构和作品创作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中值得重视的历史经验。本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说明选题的理由和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并对五四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史作一简述。第一章:评述“十七年”及“文革十年”时期在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十七年”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及传播的概述。二是以儿童文学评论家兼作家陈伯吹为例,讨论“十七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结合当时的儿童文学作品,具体呈现外来影响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并以这一时期有较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天翼、严文井和孙幼军的创作为例作深入探讨。四是以几部儿童小说为样本,探究揭示“文革十年”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的基本特征。第二章:评述1976年至1980年期间,“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1976至1980年期间,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二是“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三是以科幻文学作家郑文光、叶永烈为例,讨论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在挣脱历史惯性时发生的变化。第三章:评述改革开放初期（1981-1989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八十年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概述。二是以鲁兵、胡从经、洪汛涛、王泉根两代学者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周锐、冰波、柯岩和沈石溪等人的作品为例,讨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进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0-1999年）期间时,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和传播情况的概述。二是以汤锐、孙建江、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刘绪源、彭懿等七位青年学者为例,讨论1990-1999年期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受到的外来影响。三是以孙幼军、秦文君、曹文轩、梅子涵、汤素兰、陈丹燕、彭懿和杨红樱两代儿童文学作家为例,讨论这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受到的外来影响。第五章:本章以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为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日本图画书理论家、编辑和出版人松居直先生的图画书理论为例,简要阐述这一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传播过程。二是从学者接受、儿童文学教材中的体现、原创图画书月刊的发展等方面着手,探究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的现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结语:在回顾70年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探究这一译介和影响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出展望。总之,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全方位译介及其影响,导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由此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在风貌。改革开放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影响,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都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绚烂的世界儿童文学地图中展示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因此,探究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特征及意义,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进而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廖芮[9]（2020）在《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文中提出罗根泽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与陈钟凡、郭绍虞等学者一起创建了这门现代学科。本文通过对罗根泽的古代文论成果进行研究分析,以期还原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从而分析指出罗根泽对于这门现代学科的建立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另外,本文在分析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个人特点与固有缺陷的同时,还指出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所具有的独特启示意义。绪论部分论述了罗根泽学术研究的个人背景,以及当前国内的罗根泽研究状况,并指出了本文以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为目标的意义所在。第一章主要论述了罗根泽是如何参与建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现代学科的。本章首先分析了现代文学观念在中国的确立,文学由此获得了独立地位,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胡适倡导和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更新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更是直接吸引了罗根泽、顾颉刚等学者主动投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当中,也在此期间诞生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学术成果。最后,罗根泽作为大学教授,他是最早在大学课堂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之一,他与陈钟凡、郭绍虞等学者在讲授课程之余,将讲义进行修改并出版成为着作,成为优秀的文学批评史着作垂范后世。第二章具体分析了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成果的特点与方法。本章首先论述了罗根泽独特的折中义文学观和广义文学批评观,其次分析了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着作所具有的材料丰富和体例独特的等特点,最后解析了罗根泽文学批评史的选叙标准以及叙解方法,以期从这些方面来揭示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独特之处。第三章论述了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固有缺陷,以及其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独特启示作用。罗根泽的“求历史之真”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思路,为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此意义上,进行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也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另外,罗根泽的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囿于个人以及时代背景的限制,自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也进行了剖析。
王静[10]（2020）在《张隆溪的跨文化理论研究 ——以《道与逻各斯》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张隆溪是当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也是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以及跨文化研究。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跨文化研究的整体视野下,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和文化分析等方法,以张隆溪的跨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聚焦《道与逻各斯》这个中心文本,尝试概括阐释张隆溪跨文化理论的主要内涵、方法论特征及学术史意义。文章首先从张隆溪在“求同”基础上的比较文学构想入手,探讨张隆溪“求同”策略形成的学术背景。其次,具体讨论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这本书中对东西方文学阐释学的研究,探析张隆溪对东西方文学中主题的比较研究,以及他所提倡的走向阐释多元化的主张。最后,通过对《道与逻各斯》蕴含的比较诗学理论的阐释,并参照学术界其他学者的观点,探讨道与逻各斯（Tao and logos）的可比性问题,深入思考当下中国比较文学应当如何更好地适应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态势,以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当代批评与理论 读《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批评与理论 读《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其意义 |
| 一、文学批评教材定位 |
| (一)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教材 |
| (二)文学批评学与文学批评教材 |
| (三)文学批评课程与文学批评教材 |
| 二、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发展的线索与脉络 |
| (一)20 世纪80 年代:文学批评教材发展的初创期 |
| (二)20 世纪90 年代:文学批评教材发展的成长期 |
| (三)21 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教材发展的成熟期 |
| 三、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专题研究 |
| (一)文学批评教材框架体例的三大模式 |
| 1.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四大论”模式 |
| 2.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并行模式 |
| 3.文学批评“方法-实践”模式 |
| (二)文学批评教材内容的四大理论体系 |
| 1.文学批评本体论 |
| 2.文学批评主体论 |
| 3.文学批评写作论 |
| 4.文学批评方法论 |
| (三)文学批评教材批评理论资源整合研究 |
| 1.批评理论资源整合的四种逻辑 |
| 2.西方批评理论在教材中的应用 |
| 3.古今中外批评理论资源的整合 |
| 四、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教材案例研究 |
| (一)王先霈“圆形批评论”的批评理论基础 |
| 1.“圆形批评论”的思想渊源 |
| 2.“圆形批评论”的思维特征 |
| 3.“圆形批评论”的理论贡献 |
| (二)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教材分析 |
| 1.《文学评论教程》(1986) |
| 2.《文学批评原理》(1999) |
| 3.《文学批评导引》(2005) |
| (三)王先霈主编文学批评教材特点及意义 |
| 五、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建设经验及反思 |
| (一)成效及经验 |
| (二)不足与问题 |
| (三)对策及发展策略 |
| 1.加强批评范畴研究 |
| 2.加强批评方法及运用研究 |
| 3.加强批评的可操作性研究 |
| 4.专着型教材与主编型教材并重 |
| 5.与时俱进的教材改革与发展 |
| (四)对文学批评教学可能性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关于文学批评教材在高校接受情况的调查 |
| 致谢 |
（2）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基于文本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明清教材专门研究 |
| 二、教材(教科书)有关研究 |
| 三、教材文本有关研究 |
| 四、研究评价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教材的嬗变与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思想流变与教材发展 |
| 一、程朱理学为宗与教材 |
| 二、陆王心学崛起与教材 |
| 三、颜元实学涌现与教材 |
| 第二节 明清的文教政策与教材发展 |
| 一、教材体系的界定与增编 |
| 二、官学教材成为知识权威 |
| 三、书院派特色教材的兴起 |
| 四、蒙学教材学科式发展 |
| 五、教材集成与训诂考订 |
| 第三章 明清教材概览 |
| 第一节 明清教材概览(上):官学教材 |
| 一、经义类教材 |
| 二、律政类教材 |
| 三、礼制类教材 |
| 四、告诫类教材 |
| 五、文体类教材 |
| 六、军事类教材 |
| 七、科技类教材 |
| 第二节 明清教材概览(中):书院教材 |
| 一、讲求理学为主书院的特色教材 |
| 二、讲求心学为主书院的特色教材 |
| 三、以实学为主书院的特色教材 |
| 四、考据学派书院的特色教材 |
| 第三节 明清教材概览(下):蒙学教材 |
| 一、基础识字类教材 |
| 二、伦理规范类教材 |
| 三、名物典故类教材 |
| 四、诗歌作文类教材 |
| 五、数理科技类教材 |
| 第四章 明清教材的知识体系 |
| 第一节 关于历史与人文的知识:人物及其事件文本 |
| 一、鲜活的人物:以《三字经》、《千字文》为例 |
| 二、具体的事件: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为例 |
| 三、文化的标识:以《二十四孝图说》、《为善阴骘》、《孝顺事实》为例 |
| 第二节 关于思想与义理的知识:论着与经义文本 |
| 一、直抒义理:以《三字经》、《小儿语》、《续小儿语》为例 |
| 二、官修权威:以《五经大传》为例 |
| 三、名家导读:以《四书大全》为例 |
| 四、博览众家:以《性理大全》为例 |
| 五、经世致用:以《武经七书》、《孝经》、《说苑》为例 |
| 第三节 关于生存与生活的知识:律法与礼制文本 |
| 一、行为样本:以《弟子规》为例 |
| 二、角色规则:以《皇明祖训》为例 |
| 三、生存法则:以《大明律》、《大明会典》、《明大诰》为例 |
| 第四节 关于审美与文体的知识:诗词与文体文本 |
| 一、创作与审美启蒙:以《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增广贤文》为例 |
| 二、诗词大会:以《千家诗》、《神童诗》、《唐诗三百首》为例 |
| 三、能臣作文:以《历代名臣奏议》、《钦定四书文》为例 |
| 四、文豪经典:以《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文章辨体》为例 |
| 第五节 关于科学技术的知识:科技与数理文本 |
| 一、天文地理:以《千字文》、《三字经》、《畴人传》为例 |
| 二、渔林制造:以《幼学琼林》为例 |
| 三、数理科学:以《九章算术》、《数理精蕴》为例 |
| 第五章 明清教材的文本特征 |
| 第一节 丰富展现:基于生活应用的百科读物 |
| 一、凭借丰富走向整全的生活 |
| 二、凭借丰富走向生动的实践 |
| 三、凭借丰富走向意义的生成 |
| 第二节 朴素说理:基于百家之言的启蒙与建构 |
| 一、错落有致——基于个体心理成长的内容布局 |
| 二、言之有理——基于百家之言的历史论证 |
| 第三节 诗性表达:基于诗词歌赋的文化隐喻 |
| 一、律对与诗词:创造的空间 |
| 二、比兴与典故:隐喻的展现 |
| 第六章 透析:来自明清教材文本的启示 |
| 第一节 教材文本“基因”:活性知识 |
| 一、基因链之一:知识存量 |
| 二、基因链之二:表达呈现 |
| 三、基因链之三:接受逻辑 |
| 第二节 教材价值拓展:何以超越 |
| 一、价值超越的核心:客体价值 |
| 二、价值超越的藩篱:教学生态 |
| 三、价值超越的逻辑:认知建构 |
| 第三节 “教育性”落地图景:本土化 |
| 一、语言风格:文以载道 |
| 二、文本扩展:由博返约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 |
| 第一节 主要观点 |
| 一、明清教材是明清时期传统文化的集中表达 |
| 二、明清教材展示了理想教材的基因模型 |
| 三、明清教材文本教育性的现实价值 |
| 四、明清教材的时代局限 |
| 第二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的不足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1：明清官学主要教材目录 |
| 附录2：明清书院主要特色教材目录 |
| 附录3 :明清表蒙学主要教材目录 |
| 读博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3）论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4）“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伊格尔顿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 |
| 二、 国内研究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意义和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后现代文化理论：批判与补救 |
|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的自大 |
| 一、 再论“文化的观念” |
| 二、 “文化”与“文明”的辩证统一 |
| 三、 批判“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危机 |
| 第三节 “理论之后”的理论走向 |
| 第二章 激进神学话语的借用 |
| 第一节 信仰与革命 |
| 一、 天主教左派政治 |
| 二、 激进神学话语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具有政治启发意义的神学概念 |
| 一、 上帝与耶稣 |
| 二、 悲剧与爱 |
| 三、 恐怖、邪恶与牺牲 |
| 四、 信仰与希望 |
| 第三节 神学话语的现代价值 |
| 第三章 文学批评危机的应对 |
| 第一节 文学的哲学思考 |
| 一、 维特根斯坦的启示 |
| 二、 再问文学的本质 |
| 第二节 坚守文学批评 |
| 一、 文本作为策略 |
| 二、 文本形式的政治 |
| 三、 细读——重新上路 |
| 第三节 当代的文学批评家 |
| 第四章 激进的文化理论：文化与身体 |
| 第一节 作为社会无意识的文化 |
| 第二节 身体唯物主义 |
| 一、 各种版本的唯物主义 |
| 二、 身体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的离散空间 |
| 第五章 反思伊格尔顿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整体关照下的辩证批评 |
| 第二节 策略立场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追求超语言和对批评的批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6）格尔茨“深描”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思路及理论价值 |
| 第一章 “深描”理论背景概述 |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学术背景 |
| 第三节 阐释人类学的建立 |
| 第二章 “深描”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深描”的提出及更新 |
| 第二节 “深描”的四要素 |
| 第三节 “深描”的研究范例 |
| 第三章 “深描”的理论坐标 |
| 第一节 “深描”与文化阐释 |
| 第二节 “深描”与文学批评 |
| 第三节 “深描”与民族志写作 |
| 第四章 “深描”的影响及反思 |
| 第一节 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知识重建 |
| 第二节 美学研究的“语境化”和“文化批评”之维 |
| 第三节 “深描”理论的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的中韩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翻译项目简介 |
| 2.1 作者简介 |
| 2.2 作品简介 |
| 第三章 译前分析和译前准备 |
| 3.1 译前分析 |
| 3.2 译前准备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 4.1 词语翻译 |
| 4.1.1 成语翻译 |
| 4.1.2 学术用语的处理 |
| 4.1.3 外文翻译的处理 |
| 4.2 句子翻译 |
| 4.2.1 分译处理 |
| 4.2.2 增译处理 |
| 4.2.3 减译处理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附录: 原文译文对照 |
（8）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理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回顾 |
| 四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1章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1.1 “十七年”时期译介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 |
| 1.1.1 苏联儿童文学理论译介概述 |
| 1.1.2 有影响的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 |
| 1.2 “苏式文论”强势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1 “全盘译介”模式中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1.2.2 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1.3 “十七年”时期“苏式文论”烛照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1 受“苏式文论”规约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1.3.2 不敢逾矩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 |
| 1.4 “文革”期间处于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 |
| 1.4.1 “文革”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创作概述 |
| 1.4.2 “文革”期间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2章 “后苏式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
| 2.1 在历史的惯性中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
| 2.1.1 “文革”结束初期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和传播 |
| 2.1.2 走出泥沼时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2.2 “后苏式文论”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 |
| 2.2.1 走出闭环式发展状态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2.2.2 蒋风儿童文学理论思想述评 |
| 2.3 挣脱历史惯性的一次尝试:中国科幻儿童文学创作发生的变化 |
| 2.3.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2.3.2 郑文光和叶永烈的科学文艺思想及代表作品 |
| 第3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Ⅰ |
| 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影响 |
| 3.1.1 以开放的姿态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作品 |
| 3.1.2 以上笙一郎为代表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理论思想内涵 |
| 3.1.3 这一时期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3.2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改变中寻求建设之路 |
| 3.2.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3.2.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述评 |
| 3.3 向文学性与儿童性回归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3.3.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概述 |
| 3.3.2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创作 |
| 第4章 改革开放视域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及影响Ⅱ |
| 4.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译介的外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1.1 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走向多元化 |
| 4.1.2 多元、系统地译介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
| 4.2 多层次、多渠道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 |
| 4.2.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概述 |
| 4.2.2 这一时期主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及其理论思想内涵 |
| 4.3 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 |
| 4.3.1 生机盎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 |
| 4.3.2 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创作 |
| 第5章 新世纪以来外国图画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 |
| 5.1 外国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以日本松居直先生为例 |
| 5.1.1 松居直其人和他倡导的图画书理论 |
| 5.1.2 松居直图画书理论的译介及传播过程 |
| 5.1.3 松居直推崇的图画书在国内的译介情况简述 |
| 5.2 以松居直先生为代表的日本图画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
| 5.2.1 关注图画书阅读及图画书创作 |
| 5.2.2 多途并举阐释松居直的图画书理论 |
| 5.3 中国原创图画书扫描:以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获奖作品为例 |
| 5.3.1 星星点灯: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图画书创作 |
| 5.3.2 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缘起及发展 |
| 5.3.3 图画书中的童年书写:以《团圆》、《荷花镇的早市》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文章 |
| 致谢 |
（9）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罗根泽的学术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一章 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
| 第二节 “整理国故”运动的号召 |
| 第三节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立 |
| 第二章 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立场与方法 |
| 第一节 折中义文学观与广义文学批评观 |
| 一、折中义文学观 |
| 二、广义文学批评观 |
| 第二节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着特点 |
| 一、材料丰富 |
| 二、综合体的编写方法 |
| 第三节 叙述和解释的方法 |
| 一、述要和述创 |
| 二、释义、释因、释果 |
| 第三章 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判断与启示 |
| 第一节 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与启示 |
| 一、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 |
| 二、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提供的启示 |
| 第二节 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的局限 |
| 一、潜在的“载道”与“缘情”的文学批评史编写线索 |
| 二、没有处理好“求历史之真”与“求当代之用”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张隆溪的跨文化理论研究 ——以《道与逻各斯》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论文选题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2.论文的学术贡献与创新之处 |
| 3.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4.基本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张隆溪在求同基础上的比较文学构想 |
| 1.1 求同或辨异——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两种不同取向 |
| 1.1.1 求同 |
| 1.1.2 辨异 |
| 1.2 张隆溪关于文化对立的批评 |
| 1.2.1 对后学的批判 |
| 1.2.2 对文化不相通论的批判 |
| 1.3 求同策略形成的原因 |
| 1.3.1 钱锺书思想的影响 |
| 1.3.2 跨文化阅读的启示 |
| 第二章 张隆溪的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思想 |
| 2.1 文学阐释学观念的建构 |
| 2.1.1 阐释学的理论视域 |
| 2.1.2 跨文化的文学阐释学观念 |
| 2.2 阐释学视野下的主题研究 |
| 2.2.1 言说与思想的二重性 |
| 2.2.2 对语言的怀疑 |
| 2.2.3 对语言的肯定 |
| 2.3 走向阐释的多元化 |
| 2.3.1 作者、文本、读者的维度 |
| 2.3.2 文学阐释的多元化 |
| 第三章 对话与反思:对道与逻各斯的比较诗学阐释 |
| 3.1 “说西—道东”的讨论 |
| 3.1.1 “说西——道东”的由来 |
| 3.1.2 中国有逻各斯中心主义吗 |
| 3.2 道与逻各斯的比较视域 |
| 3.2.1 道与逻各斯的视域融合 |
| 3.2.2 道与逻各斯互为他者视域 |
| 3.3 对《道与逻各斯》的重新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当代批评与理论 读《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教材研究[D]. 李凌峰.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明清时期学校教材研究 ——基于文本的考察[D]. 刘爱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论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J]. 蒋述卓. 文艺理论研究, 2020(05)
- [4]“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5]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D]. 刘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格尔茨“深描”理论研究[D]. 果玉. 山东大学, 2020(12)
- [7]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入门》的中韩翻译实践报告[D]. 郑今燕. 延边大学, 2020(05)
- [8]1949年以来外国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D]. 陈莉. 新疆大学, 2020(06)
- [9]罗根泽古代文论研究[D]. 廖芮. 四川师范大学, 2020(08)
- [10]张隆溪的跨文化理论研究 ——以《道与逻各斯》为中心[D]. 王静. 新疆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