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健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回顾

一、“纪念张謇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张静^[1]（2021）在《张庚年谱简编》文中研究指明例言一、本谱的家族史部分,资料来源主要为家谱、官报及家族史着作等;个人史部分,资料来源主要为个人日记、论着及相关档案等。因谱主交游甚广,且与其交往的不少为文艺界、戏剧界知名人士,所以也从相关者的年谱、日记、回忆文章中采取可用之线索。

石磊^[2]（2021）在《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民众教育馆,是在民众教育运动中转型或改组生成的综合性地方社会教育机构,1949年以前承担着尚未建立博物馆的省、市、县文物考古、艺术品征集保护、美术展览、研究教育工作。其博物馆美育事业萌芽于社会式美术教育崛起和博物馆兴建的热潮中,在当时以民众教育馆为中心机关的社会教育体系中,其艺术品展示、收藏、说明以及传授艺术知识提高民众审美觉悟的责任由政府以立法形式赋予,服务国民性改造和社会艺术化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往在美术史、博物馆的通史或个案研究中,关于民众教育馆美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记录较少,且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文章选取1927年—1949年的民众教育馆的实物收藏、展览、讲演、出版、培训等美育举措为考察对象,研究其实践过程、理念、特点和历史价值。首先,在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史的视域中,分析博物馆美育产生的思想根源,梳理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体系形成的社会背景和过程,阐明民众教育馆跻身社会美育领域的必然性。然后,在美术、博物馆领域的交叉带,全面考察非战时状态下江浙、云南、山东等地建制较完善的民众教育馆在行使美术馆应有的社会美育职能时,运用的手段、奉行的原则、施教的内容,把握民众教育馆开展艺术、博物馆类工作实践的落脚点、总体态势和成果业绩。紧接着,解读以往疏于研究的全面抗战时期后方民众教育馆抓住国难当头之际艺术教育与文化保护工作地位提升的机遇,依托教育政策和文化区位条件优势,协助、承办的民族艺术文化保护、公共美术宣教等工作,肯定其在统一艺术家思想、加快美术大众化进程、平衡社会艺术教育资源分配、扞卫及重塑国家文化等方面的意义。在此基础上,针对美术馆普遍规律与民众教育馆的文化个性、民众教育馆通用规程与各馆艺术教育实际情况两对矛盾,归纳出本质相似的民众教育馆和专业美术馆在公共美术教育工作中表现出的共性,剖析民众教育馆相比专业美术馆更突出的平民性、实利性、多元性、指导性特点及其成因,发掘出民众教育馆地域特色鲜明、协同性强、全民覆盖率高等优势。最后,总结民众教育馆在社会动荡和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对中国社会美术教育现代转型以及对博物馆本体发展所起的作用,辩证看待民众教育馆在艺术教育和博物馆事业本土化建设中的前瞻性和存在问题的成因。希望通过整理、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史料、案例,客观揭示民众教育馆对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美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明晰其在博物馆史与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更完整地呈现早期博物馆美育发展的全貌,并弥补社会美术教育历史版图的缺失。

李佳娟^[3]（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李岚^[4]（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武晓珊^[5]（2020）在《唐文治慈善公益事业研究》文中认为唐文治是近代着名教育家,国学大师,积极从事教育活动。除此之外,唐文治还是慈善家,一度参与各种慈善活动,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在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唐氏家族行善传统、江南乐善好施风气、严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唐文治萌生救济帮助他人的慈善思想,并贯穿其一生。他曾多次组织或参与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包括救济灾荒、捐款捐物、成立救济组织等。赈济地区除太仓老家和无锡、崇明、常熟外,还涉及湖南、河南等地。唐文治主张“正人心,救民命”,即在从事扶贫济困活动的同时,亦注重教育方面的慈善公益活动。唐文治筹集钱款建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图书馆,面向广大民众开放。他还曾创办太仓艺徒学堂,帮助贫苦子弟接受教育,在主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及无锡国学专修馆时,受其恩惠的贫困学生颇多。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唐文治重视改善社会风气,劝人为善,他写下若干文章,如《劝施衣施米施粥文》、《劝惜字文》、《劝善救民篇》等,大力倡行慈善,规劝人们行善事、得善果。唐文治的社会影响力,也对其慈善公益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他的慈善公益活动具备筹资手段灵活,慈善事业性质传统与现代并存等特点。其慈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所从事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乔昳玥^[6]（2019）在《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文中指出本文借助个案分析,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环节等方面展开对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历史考察,以期形成规律性认识,进而为当下新工科背景下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优化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第一,通过发掘与解读相关史料,梳理民国以前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演进过程。洋务时期应国家军用工业需要,中国初步建立了以模仿英、法工程职业教育模式为发展起点的工程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形成了“学用一体化”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清末新政时期,随着大学教育系统的建立,工程教育层次提升,扭转了偏重于国防军事的倾向,开始转向为经济建设的各领域培养各种类型的“通达时务”的高级专门人才。学科和专业设置扩展到工、矿、交通等备行业的诸多工程领域,课程建设与教学活动也开始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第二,以茅以升主持领导的国立东南大学工科为研究案例,分析民国前期的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东大工科在茅以升的主持下,通过吸纳美国高等工程教育理念,形成了“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了“培植工程上之有为人才”的培养目标;构建了以主辅修制为基础,全面综合工程、科学、人文、经济教育的工科课程设置;形成了以考先生教学法、课外研究辅导制度为特色的教学方式;在教学环节中,重视实验、实习、实地考察;在课外活动中,强调学生自主,教师指导,发展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依托专业化的专职教师队伍与完备的图书资料、实验器材,构筑起培养高级工程人才的硬环境,为工科师生学术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第三,总结民国前期大学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特征及其启示。研究以为:民国前期高等工程教育以规训化建制为内容,以人才培养作为发展的中心,形成了这一时期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1）以“通专结合”为培养理念,重视工程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2）实施主辅修制,全面综合工程、科学、人文、经济教育;（3）重视实践训练,强调学生工程实干能力的培养、训练和形成;（4）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注重学生自力能力的培养。其对我国当前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启示:（1）树立“大工程”的教育观念,强化工程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2）优化课程结构,推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3）突出工程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使工程教育真正面向“工程实际”;（4）引研入学,以学辅研,加强学生创新思维与自主能力的训练。

王仓仓^[7]（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以降,自然灾害频仍,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及内乱从生,使得导淮事业停滞不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鉴于淮河流域灾情日益严重,一方面也为了发展该地区的经济,特与1929年7月在南京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该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对淮河流域进行水利勘测,并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确立了“以全局论,先去害,继兴利”,“以局部论,害先去其重者,利先兴其大者”的导淮原则。自1931年开始,导淮委员会根据以上计划,开展了排洪、灌溉和航运等工程的建设。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该会随中央政府西迁,导淮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导淮委员会由于经费拮据,虽未能完全按照导淮计划实施导淮工程,但是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完成了航运工程包括邵伯船闸等7处、排洪工程包括杨庄活动坝等6处、灌溉工程包括安丰塘灌溉区等4处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办的水利工程包括整理六塘河等6处。西迁以后,导淮委员会根据中央政府“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的要求整理了綦江、乌江和赤水河三条重要水道,以求开发西南交通,便利抗战物资的运输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为了更为方便整理以上水道,导淮委员会先后成立有綦江水道工程局、乌江水道工程局和赤水河水道工程局。至1945年因抗战胜利回迁南京止,相继开展有綦江初步整理工程与渠化工程、乌江水道龚滩至涪陵初步整理工程和赤水河航道第一期治标工程等多项水利工程。这些工程的建设,较好的改善了西南水利交通状况,有利支援了抗战。自1945年9月起,导淮委员会开始进行人员与机构回迁,此项工作至1946年8月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该会亦开始对淮河流域的水利工程进行复建,以恢复其灌溉、航运与排洪功能。而为了顺利开展复建工程,导淮委员会特制定了《淮域善后救济工程实施计划》,并与苏、皖两省府暨救济分署等机构召开了淮域复堤工程会议,以明确各方导淮职责和合作办法。复建工程主要包括淮河流域和运河流域两大部分,分别由淮域复堤工程局和运域复堤工程局负责实施。其后经过一年多左右的工作,淮域复堤工程总规划1122.1公里,修复1079.8公里,基本按计划完成,而其他如疏浚工程也都按照先前规划得以顺利完成。运域复堤工程中的苏北运河工程、运河闸坝工程和鲁南运河堤防工程也取得较大进展。至1947年7月,导淮委员会改组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余下淮河复堤工程由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继续办理。另外由于当时中国教育尤其是水利教育落后,导致水利相关人才极度缺乏。导淮委员会为了加快导淮进程,提高工程质量,一方面自办有导淮工程训练班与护闸闸警训练班、导淮讲习会和导淮委员会附设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等水利教育机构,一方面派遣水利人员赴欧美等国考察相关水利。通过以上教育措施,导淮委员会培养了一批中高级水利人才,较好的推动了导淮工程的开展。此外,导淮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中央政府财政紧张,该会不得不从各方筹集工程建设经费。1927年至1937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以及向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1937年至1945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经济部和盐务总局等机构拨款。1945年至1947年间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拨发的工粮。另外,导淮委员会还通过整理土地和征收船只过闸费亦获得一部分经费。总体而言,导淮委员会从1929年成立至1947年改组成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历时18载,辗转于多省,在财政紧张和战乱的状况下,为完善建淮河流域和西南水利防洪体系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使得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等各项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水利专业人才。同时,导淮委员会的治淮工作与同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的治黄与治江工作共同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全国水利的建设版图。大大推动了全国水利网的建设,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不过,导淮委员会在导淮的工作中也出现了给工人发放劣质粮食等恶劣现象,严重影响了工人的身心健康和导淮事业的进程。

张家豪^[8]（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李强^[9]（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郭景川^[10]（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二、“纪念张謇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张謇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张庚年谱简编（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5）唐文治慈善公益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10）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纪念张謇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张庚年谱简编[J]. 张静. 艺海, 2021(10)
• [2]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美育工作研究（1927-1949）[D]. 石磊.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3]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4]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唐文治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 武晓珊. 苏州大学, 2020(03)
• [6]民国前期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D]. 乔昳玥. 南京邮电大学, 2019(02)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导淮委员会研究[D]. 王仓仓.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10]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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