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强国民经济意识

一、论强化民族经济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潘宝^[1]（2020）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困境》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作为经济研究的对象和经济发展的现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行为。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需要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如何利用自身文化参与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是否能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联系,决定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在文化产品生产与文化产品消费之间建立起适合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于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努力融入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进而提高中国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

张学敏,姚姿臣^[2]（2020）在《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学术前瞻》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现实形态历经多重演变。为推进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和经济协同发展谋求理论基点,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应运而生。历经兴起、快速发展和逐步拓展三大发展阶段,民族教育经济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视野涵盖民族教育与经济协同发展、民族教育经济效益计量、民族教育资源投入和配置、民族教育经济发展的时代机遇和挑战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实现了从早期倾向于理论思辨和经验描述,向思辨与实证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转变,为解决民族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现实形态下的教育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但纵观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视野缺乏前瞻性、研究结论与现实契合不够、研究成果相对孤立、缺乏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着眼于2020年后我国巩固全面脱贫成果,民族教育经济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新时代的民族教育发展、探索自身话语体系建设、善用民族文化的张力,更加实效性地指导我国面向2035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

高进^[3]（2020）在《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中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需要,是促进国家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需要。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努力营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努力打造各民族经济利益共同体,深入推进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要持续开展好"民族团结一家亲"和民族团结联谊活动。

唐丕跃^[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文中研究指明少数民族统战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并同党外的少数民族代表性人士,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人群的一个称谓,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中的当权者、民族头领,以及少数民族宗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在厘定少数民族统战的概念、区分民族工作与少数民族统战工作异同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时代背景作了分析,主要是民族地区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严重,党在民族地区的执政基础薄弱,民族地区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同时,由于民族宗教上层在本民族和宗教信仰中有特殊权威,以及解放民族地区、推进民主改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开展统战的重要时代背景。本文还深入挖掘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统战的思想,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提供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从历时态的角度,重点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的历史进程与内容。总结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主建政、通过特殊人物、结合民族政策检查和组织访问慰问参观等活动开展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各种途径,并对不同途径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概括归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的方法,主要包括和平协商、区别对待、政治争取与军事准备相结合、“请上来”“派下去”以及教育改造等方法,并对不同方法的具体运用和效果作理性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增进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新政权的感情,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壮大了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形成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共同繁荣发展、坚持协商民主等宝贵经验。但也有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加强政治团结合作、必须充分照顾同盟者利益、必须尊重民族宗教感情、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启示在于:要突出抓好干部人才的选派、培养和引进,强化人才支撑;要务实推进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要坚持民生优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增强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各民族团结进步;要更加注重文化统战,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扎实做好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樊军军^[5]（2020）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以甘肃省积石山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立场出发,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命题,从此,掀起了一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热潮,并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行动指南,为今后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明确路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新时代民族工作新思路,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情,确定了处理民族工作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举措。华夏大地,各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共同特征,民族成分复杂,少数民族多,宗教信仰现象普遍而且信教群众多,教育相对其他地区落后,在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下,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薄弱。青少年一代有理想、有干劲,敢想敢做,是民族地区的希望和未来,是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奋斗,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一位中华儿女都不能缺席,少数民族青少年更应如此。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民族复兴筑牢心理基础,也是青少年成人长才的客观需要,有利于使青少年成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生力军,这是党和人民对青少年的期望和要求。同时,加强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凝聚力、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团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也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输入新生力量的客观要求。因此,培育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迫在眉睫。本文以甘肃省积石山县少数民族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以培育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通过对积石山县少数民族青少年实地调查,采用发放问卷、访谈和实际观察的方法,调查积石山县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系统分析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困境,最后提出有效培育路径,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理论概述。对青少年、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个概念进行界定,在界定清楚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比较细致地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要素和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价值,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是甘肃省积石山县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状调查。对本次调查的样本概况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述,并从调查问卷、访谈数据和观察所得中分析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第三章是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困境的分析。通过对调查问卷、访谈数据和观察所得的样本进行分析,对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凝练,主要从青少年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有效路径。主要从甘肃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加强青少年学习和认识能力、增强家庭教育作用、完善学校教育方式并丰富教育内容、强化社会培育功能等方面提出有效可行的培育路径。

李永娜^[6]（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廖钰^[7]（2020）在《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上,所采用的的主要方略和手段就是民族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因民族关系的特点不同而制定各有侧重的民族政策,以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调整我国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民族政策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国家认同意识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中国民族政策发展的新帷幕。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制定了具有不同侧重点的民族政策。7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政策体系,这对解决民族问题、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强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族政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状况以及社会发展特点,体现出对国家认同侧重点的价值偏向性。在民族政策深入实施过程中,也让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关系在不同阶段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国家认同在民族政策影响下有了进一步发展,也呈现出新要求和新特点。这也间接要求民族政策适时调整,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认同的发展与变化。论文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显着特征的不同历史阶段,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根据不同时期民族政策价值侧重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类考察了我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的影响。文章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历史阶段分成了五个基本阶段,在这五个基本是阶段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比较显着的变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在这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明显地显示出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点,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构成了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的历史轨迹。首先,1949年至1956年之间是新中国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开始产生影响的起点;其次,1957年至1965年之间,是民族政策提升国家认同的曲折发展时期;再次,1966年至1976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复次,1977年至1991年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恢复和发展时期;最后,1992年至今,是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深入发展时期。文章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在于论述本研究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方面的研究以及关于国家认同研究的现状。对主要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并分析本研究基本内容、主要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章节,分为六章来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国家认同视阈下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进行概述。阐述关于国家认同的普遍特征、生成规律以及基础性要素。根据“五个认同”的经典论述,梳理了我国学者关于国家认同的四种路径,进而指出我国国家认同中所内含的基本维度,探讨其所指向的现实意义,并初步分析影响国家认同的主要因素。对我国民族政策的特征、功能、目标、分类、形式构成以及理论来源进行了阐述。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详细介绍了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在不断发展深化过程中,分为民族政治政策、民族经济政策和民族宗教文化政策等方面,初步确立了民族政策体系。这也为国家认同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强调了从1957-1965年间中国各项政策的“左”倾化影响和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使得民族政治政策引发政治认同混乱,民族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认同阻隔,民族文化政策诱发了文化认同间隙,国家认同的正常发展也被干扰甚至破坏。1960年后,我国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在爆发“文革”前夕,这一时期民族政策体系的实施取得了诸多成就,并在纠正前期“左”倾扩大化过程中,各项民族政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使国家认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和发展。第四章,“文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对1966-1976年间的民族政策受到的各方面破坏的介绍,分析了这一时期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矛盾突出、经济认同关系紧张、文化认同背离发展等情况下的倒退状况。虽然后期有坚持正确民族政策的各种努力,国家认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民族政策和国家认同遭受了破坏性打击。第五章,“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本章主要介绍了1977-1991年拨乱反正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等具有时代意义的举措,使政治认同不断出现向好新局面,民主间经济交往推动经济认同,民族文化繁荣也促进了文化认同。第六章,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通过梳理1992年至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可以发现我国的民族政治政策丰富多元、民族经济政策深入发展、民族文化政策兼容并蓄,这些民族政策的特点对国家认同有积极作用。从中可知,这一时期的民族政治认同呈现出多元化新特点,民族经济认同与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推进,民族文化认同适应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新要求等。新时期民族政策举措和发展,国家认同也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第三部分结语。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影响的反思与前瞻。通过对我国各阶段民族政策不同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具有较强的影响和作用,值得我们反思并引以为鉴。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调整不仅有其必要性、特殊性,也有其规律性。这些特性有助于我们分析新时期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完善民族政策,强化国家认同。

蓝晓飞^[8]（2018）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野生葡萄是桂西岩溶石漠化山区珍贵的特色资源,而特色资源是构成商业需求的重要因素,市场互补性强,在经济合作中具有难以替代性,发展特色资源成为该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农村的发展是西部乃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各民族交往也渐趋活跃,但由于桂西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加之受恶劣自然环境如石漠化灾害等影响,桂西山区人民一直处于贫困和半贫困状态,治理石漠化、改善生产环境与发展生产势在必行。边疆开发涉及社会发展,国家稳定需靠经济实边。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开发事业,为加快桂西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结合山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借助政府有力的臂膀,大规模推广野生葡萄特色资源的种植,由“输血式”扶贫变“造血式”扶贫,逐渐摆脱贫穷桎梏的枷锁,经济实边。80年代后,野生葡萄在桂西地区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升,机器加工水平逐步提高,野生葡萄酒亦发展成为当地远销海内外的特色产品,是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民族经济融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学术界大多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且成果颇丰,而把野生葡萄作为一种特色资源放在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角度和民族经济融合视域进行探讨的很少。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如何在现代化视角下探讨开发和利用特色自然资源,对边疆地区建设规划、经济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深远。基于此,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方志、档案、民间文献、报纸和政府文件等资料,综合传统史学方法、实证法、个案分析法,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立足目前国家扶贫战略,以桂西贫困山区野生葡萄这一特色资源为出发点,在现代化视角下对其种植、加工与销售情况进行一个历史时段的考察,从中探析政府力量、民间力量与市场力量在地方产业培育中的作用,寻求地方特色资源与民族经济融合的轨迹与规律,为当今地方产业未来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开发提供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证明,诠释民族经济融合作为历史发展重要动力的重要意义,为当前精准扶贫服务。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此次选题的缘由、目的及意义,基本概念界定以及当前学术界对野生葡萄特色资源扶贫与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历史现状,从而发现问题与趋向,并提出文章的创新之处及存在的困难等。第二部分简要描述野生葡萄的特色所在及新中国成立以前野生葡萄资源的开发情况,加强正反论证,为从整体上把握野生葡萄资源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依据。第三部分通过表格、图表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葡萄的种植情况及发生新变化的原因和特征,从中论述野生葡萄种植产业对民族经济融合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通过个体手工加工和企业机器加工的过程,详细展现了民族经济融合的过程。第五部分通过政府力量、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透析野生葡萄酒贸易与民族经济融合之间的推力互动关系。第六部分对野生葡萄资源在桂西地区扶贫开发的积极作用、存在问题进行因素分析。第七部分对野生葡萄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对应的建议。最后总结,揭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

刘海兵^[9]（2016）在《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 ——基于S县、J县、L县6乡镇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不同于一般地区乡镇政府,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承担着更加丰富的职能,它是民族政治关系的重要变量,其治理能力强弱影响到民族自治地方农牧民对现有民族政治体系的满意度大小,进而他们将这种满意度通过一定方式向民族政治秩序反馈,形成或认同维护、或抵触对抗的民族心理情绪,最终凝结为特定的民族关系。这一逻辑充分说明,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是和谐民族关系、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最直接公共资源供给者,也是各个民族调适民族政治关系的理想舞台。而其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建设。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对维护当地民族关系、发展乡镇经济、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治理生态、治理职能、治理权力和治理人员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的核心要素。本文以甘肃民族自治地方S县、J县、L县的6个乡镇为研究个案,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在从治理场域、治理特征、治理演进和治理面向分析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生态的基础上,深入田野,运用访谈、调查问卷等民族学方法深入分析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过程中的职能、权力、人员的运作逻辑,剖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而运用治理的范式探讨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权力、人员的调适策略,并整合性地提出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建设路径。治理生态决定治理职能,治理权力和治理人员是治理职能实现的基础,治理生态、治理职能、治理权力和治理人员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政府的分析框架。沿着这样的逻辑,论文共安排七个部分:绪论对本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作了说明。对“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治理型政府”等本文的核心概念作了界定。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发展”、“民族地区乡镇政府管理”以及“治理型政府”的角度对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族群冲突理论、族际整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治理理论。介绍了本文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内容和研究的资料。第一章强调治理生态是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政府建设的依据,即是治理职能选择、治理权力调适、治理人员发展的依据。本章首先介绍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S县、L县、J县乡镇政府治理场域,并分析了治理基质,进而以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空间和新中国建国以来乡镇政府治理演进为基础,深入剖析甘肃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治理生态与乡镇演进的互动规律,从而揭示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治理面向。第二章重点阐述了职能是政府运行的目标,也是权力配置和人员优化的基础。本章对职能、乡镇政府职能、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核心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运用民族学方法梳理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职能结构。进而从民族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少数民族经济、宗教组织管理、族际关系、民族基层社会秩序、民族基层社会村政服务、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对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履行给予了回应。第三章首先分析了权力相关理论,进而在一个包括县、乡、村、宗教组织的空间格局中,以相互之间权力博弈的视角分析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的权力结构。第四章首先阐释了人员厘定依据,进而深入考察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治理人员的规模、能力和职业发展,以及族群对少数民族干部晋升、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族际关系、基层群众的辐射。第五章以职能、权力、人员三要素存在的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了治理的语境中如何实现甘肃民族自治地方乡镇政府职能、权力和人员更加有序、规范地运行,从而推动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促进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建设。结语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族群冲突理论、族际整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治理理论进行了再探讨,在与服务型政府相区别的基础上,阐释了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的实质和运作逻辑。

马淮^[10]（2011）在《论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经济体制的研究重视其一般性,忽视其特殊性;关于民族性对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研究甚少。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可从4个方面予以论证:民族性是制约民族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民族性制约着民族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民族性越突出,民族经济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越显着;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是动态的。

二、论强化民族经济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强化民族经济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学术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3）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论文提纲范文）

（5）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以甘肃省积石山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 ——基于S县、J县、L县6乡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强化民族经济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困境[J]. 潘宝. 广西民族研究, 2020(06)
• [2]我国民族教育经济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学术前瞻[J]. 张学敏,姚姿臣. 教育与经济, 2020(05)
• [3]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高进. 新疆社科论坛, 2020(04)
• [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1949-1959）[D]. 唐丕跃.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5]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 ——以甘肃省积石山县为例[D]. 樊军军.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7]新中国70年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研究[D]. 廖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5)
• [8]新中国成立以来桂西地区特色资源扶贫开发与民族经济融合 ——以野生葡萄开发为视角[D]. 蓝晓飞.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9]甘肃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型乡镇政府建设研究 ——基于S县、J县、L县6乡镇的个案研究[D]. 刘海兵. 兰州大学, 2016(06)
• [10]论民族性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制约作用[J]. 马淮.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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