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莫尼自控系统有限公司成立（论文文献综述）
段涛[1]（2019）在《战略对接理论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2015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逐步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理念。其中,“战略对接”的表述也逐步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普遍认同的重要途径。但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对接”的理论阐释和概念化建构。无论是权力核心的现实主义、制度崇拜的自由主义还是观念认同的建构主义,均专注于对国际社会以及国家间行为关系的阐释与解释,却忽视了国家间互动和国际关系“应然”的发展目标之共识,以及实现该共识和目标的原则与方法。对于当代全球化危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应停留在理论分析工具层面,更应从目标和路径方面,提供能形成共识和实现共赢的解决方案。本论文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在国家主权管辖权涉及区域合作领域,国家相互间通过主动磨合和主动调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形成互利和稳定状态的一种“高阶”合作。从阶段过程方面,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可划分为战略评估与决策、战略实施与反馈、战略互动与调适等不同的三个阶段,以及主动型、联动型和关联型等三类战略对接阶段的不同类别。提出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动力因素,要在考量保障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以国家间利益合作并创造增量为主要目标,兼顾国家文化交流与规则合作,形成互利共赢和可持续战略对接动力体系。在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机理模型方面,分类分析硬资源和软资源不同对接机理,进而归纳战略对接高和低的两层次模型,提出竞争、中性、合作与共生四类基本关系,总结出战略对接中利益合作竞争的实质就是资源整合,核心是通过对接与合作,克服国际秩序无政府状态导致的“零和博弈”趋势,克服国际市场资源配置失灵的影响,并由资源整合产生战略对接的增量收益,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从合作形式的“高阶性”、合作行为的主动性、合作原则的共商共建共享、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对接过程的磨合调适性、对接实质的利益创造和分配性等方面,对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理论内涵进行梳理建构。本论文初步提出了“战略对接”理论分析框架体系,但理论支撑度、逻辑严密性、考量覆盖面以及运用操作性等方面均有待完善:形成国际关系“对接”理论的渊源支撑;论证“战略对接”理论单列发展可行性;基于“战略对接”理论体系,提出新型国际规范、机制、制度和体系等国际关系协调新工具。
Rita Zhao（赵丽塔）[2]（2018）在《“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中国体育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最早的“体育外交”体现在奥林匹亚吹响的“奥林匹克运动”号角的那一刻。当时的“体育外交”主要为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和平和有利于繁衍生机的环境。第二,统一思想和价值观。中国唐代,上自天子朝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打马球（击鞠）,参与同外族吐蕃的马球赛,以此促进友邦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显示了盛唐的软实力。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的69年里,中国政府和人民成功地利用“体育外交”,在一个又一个国际大型赛事上担当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使其做为国家软实力,为实现政治外交、文化沟通、经济合作、弘扬中华传统、宣传中国形象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当今全球化、科技化、世界新秩序逐步形成的时代,人与人的沟通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而世界范围内的讯息传递已经迅速地发展为以分秒为单位的互动,世界公众之间的交流沟通日趋频繁。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在“一带一路”的中国国家政策背景下,以克罗地亚做为研究的个案,分析中国“体育外交”的具体特色、发挥的与其他外交模式有所不同的作用、以及其实际应用中应当采取的原则。“体育外交”已经成为了一种与政治紧密相连但却又与政治外交不同、传播极为迅速而广泛的大众外交工具。中国“体育外交”的特色是:1)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潜在实力;2)是摆脱了过去几十年落后、贫穷的包袱而发展成的彰显中国最新的社会发展状况的软实力外交;3)是比以往更具有说服力、自信力的外交;4)是从显性向隐性转型的外交。中国“体育外交”在新时期能够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于:1)搭建桥梁,促进友好;2)表示政治立场和意向;3)直观展示国家形象;4)普及国际化、现代化教育;5)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6)提升全民参与意识;7)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本研究以“体育外交”这一“软实力”为核心概念,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16+1合作”伙伴克罗地亚共和国与中国的体育赛事、培训和交流互访为研究范围,通过追溯中外历史上的体育外交源头、梳理中国与克罗地亚之间体育方面的友好交往等历史事实,剖析体育外交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和历史价值,进而将中国体育外交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中进行审视。本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体育外交”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并结合理论概念进行综合后,得出了九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促进发展中国“体育外交”的建议:1)加强中国“体育外交”智库建设;2)制定一系列“体育外交实践指导手册”;3)设立“体育外交”专项机构;4)建立“体育外交”专业培训;5)培养高品质志愿者;6)在主流媒体开办“体育外交栏目”;7)提高英语等外语口语水平;8)引导教育草根群众;9)提倡以身作则,以参与体育运动为人生态度。本研究的创新在于:突破传统概念上的由国家外交机构和政府权威机构执行的“体育外交”,结合现代科技与信息系统,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克罗地亚的观察和分析,结合大量访谈信息,归纳推理出“中国体育外交三项原则”,即:共识、共创、共赢。这个原则的实用性是:借助国际大趋势,将国际体育活动与外交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在一起,更准确、有效地推动与体育相关的政府决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增强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传媒和国际教育合作,促进环保,发展保健、医疗和药物检测,优化提升社区与公共服务,促进旅游、商务会展和会议、体育产业等等。本研究将采用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和推理演绎法,侧重在调查法的访谈和历史研究法。
米彩虹[3]（2018）在《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文中提出学术出版整体上经历了自然载体出版、纸媒出版、数字化出版三段大里程,每一段里程的变化都对学术出版交流产生巨大影响。宏观上,学术出版正式交流模式与非正式交流模式的选择使用在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彼此互补的直观景象;微观上,学术出版交流类型的变化也折射出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探讨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有必要了解不同时期学术出版发展的整体情况。本文首先以学术出版的信息载体演进历程为基础将学术出版划分为自然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纸媒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信息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并根据这三个阶段所各自对应的学术背景即学术起源、学术地缘、学术国际化梳理不同背景下学术出版所采用的主要交流方式,以及不同阶段学术出版交流所显现出的主要功能。从学术出版发展的脉络来看,自然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交流方式主要是口语交流和自然载体交流,这一阶段学术出版交流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的需要;纸媒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正式交流模式使用频次较高,作用显着,非正式交流模式整体上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一阶段学术出版交流功能主要是满足公共价值的需要;信息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非正式交流模式复兴,正式交流呈现弱化趋势,这一阶段的学术出版交流功能既可以满足个人兴趣的需要,也可以满足个人私益与公共价值的需要。在明晰不同阶段学术出版发展背景、学术出版交流方式、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基础上,接下来,本文以对比的形式探讨不同阶段学术出版交流功能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变迁,并以图示的方式展示满足个人兴趣的需要、满足公共价值的需要、满足个人私益的需要三大主要功能的变化。最后,以三大主要学术出版交流功能为基础,从完善学术出版交流体系、调整学术评价体系、净化学术生态环境三方面对当下学术出版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郭学松[4]（2018）在《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江阵是闽台乡土社会武术组织,是闽台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事项,凝聚了闽台民众数百年的历史记忆,是闽台同源文化的特殊例证。运用文献调研、参与式观察、访谈、口述历史、个案探讨等研究方法,以闽台宋江阵武术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追本溯源伊始,对宋江阵的发展历程、仪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基于此而阐释隐含在宋江阵仪式文化中的象征内涵,从而解构隐藏在广大民众内心的历史心性,透析这种仪式文化中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建构逻辑。研究结果得出:一、考证了宋江阵之源起,挖掘整理了宋江阵仪式文化。通过文献考究和实践调查得知,闽台明确标记“宋江阵”印迹的相关文献与实物出现于清朝末年。在宋江阵源起的种种传说之中,论证了宋江阵成型于抗倭中的“鸳鸯阵”,提出了宋江阵源自水浒传的质疑,解构了郑成功“寓兵于农”、南少林反清复明、民团自卫等历史事件对宋江阵发展的推动作用。对闽台宋江阵的兵器、乐器、衣物等器物文化进行了系统挖掘与整理,其中呈现出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些文物保存的完整性;并从宋江阵整个仪式的“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三个阶段,重点探讨了闽台两岸宋江阵仪式的身体展演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在仪式内容、仪式过程等方面与福建地区体现了较大差异,唯有武术技术体系和演练风格相似。二、梳理了闽台宋江阵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在近代,福建宋江阵的社会记忆主要与鸦片战争、抗法斗争、抗日斗争等历史事件关系密切;在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宋江阵的主要功用是参与日据前期的抗日斗争以及日据中后期的庙会建醮仪式。该历史阶段,两地宋江阵在保持彰显尚武特质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较多已转型到乡土宗教、宗族、节庆等场域。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江阵逐渐在各种庆典中参与展演,而文革初期宋江阵只能以“隐文化”的形式存续;在台湾三十多年的戒严期间,宋江阵文化并未中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和支持,呈现出两地宋江阵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共同特性,以及福建宋江阵传承的曲折性与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发展的顺畅性之差异。在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宋江阵文化展演出现在节庆、祭祀、庆典活动等场域之中;在台湾解严之后,宋江阵不仅在庙会等场域中继续保持生命力,同时又融入到大中小学教育之中,而且还成为休闲观光赛事的内容;多元化传承及功能彰显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远胜福建地区。三、阐释了蕴藏在宋江阵仪式中仪式内容、仪式过程、器物、展演场域、身体模仿等方面的象征内涵。在宋江阵仪式的展演中,“前闽限”过程中的保护神祭拜仪式表征了对农耕文化集体记忆与象征。在“阈限”过程中,宋江阵文化是对早期战场搏斗历史场景的记忆、再现与象征。在“后阈限”过程中,宋江阵仪式展演文化体现了圆满的象征文化内涵,这种象征文化唯有我国台湾地区存续,福建地区已基本消失。宋江阵中的兵器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延续的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锣、鼓、钹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象征;香炉、符篆等象征了乡土宗教文化;传统武术服装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识别与记忆,其中草鞋是生活化象征;宋江阵中脚巾是中国传统武术门派的象征;打面的色泽和线条是梁山好汉等英雄主义崇拜的文化象征。在传统武术门派识别、打面文化等方面所体现的象征寓意,更多的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文化之中。在乡土宗教祭祀仪式场域中,宋江阵被视为勇武本质的象征;在村落宗族或族群祭祀场域中,表征了族人对英雄祖先的尊崇;在节日活动中,宋江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展演与象征。四、解构了隐藏在宋江阵仪式文化中广大民众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心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建构逻辑。在宋江阵仪式展演场域中,个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源自于个体需求而产生,并在族群内部以及族际之间形成社会影响;而我国台湾同胞的自我认同还包括对自我中华民族子民身份认同成分。宋江阵仪式文化中的族群认同有根基性的,主要源自本族群先人所参与宋江阵展演的历史文化;也有情境性的,将宋江阵文化建构成为本族群的文化组成部分,这种情境性以我国台湾同胞的移民特质得以彰显;在某种场域中,这种“原生性”和“情境性”所形成的族群认同是交替互补的格局。在中华民族这种场域中,宋江阵作为一种“惯习”,往往通过其特殊的历史记忆来烘托这种场域,并勾勒乡土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思绪。当自我认同得以实现时,才有可能凝聚成族群认同,最后思考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反过来影响族群认同的形成或自我认同的形塑;以自我认同为中心,可直接上升到族群认同,或者上升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层面;然而,中华民族认同同样也直接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型构。
徐园媛[5]（2017）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中华民族最崇高的理想和最深远的追求,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高举立德树人的伟大旗帜,教育和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等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点是要引导大学生把理论自在变为行为自觉,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级各类学校课程,引导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等教育教育阶段更好地融入课程,如何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由理论形态形态走向实践形态,是当前高校德育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技术性很强的前沿问题。本研究针对高校德育工作“价值认识模糊、目标和内容设置不合理、教育方法落后、形式单一”的问题,秉承习总书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的新判断,运用了文献研究法、理论演绎法、调查研究法和实验法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研究。首先站在本体论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进行意蕴解读,接下来运用理论演绎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德心共育”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态度形成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交互作用论等方面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运用调查研究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课程情况进行现状考察,并从思路、目标、内容、特征、保障等维度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的构建。最后在实践操作层面,通过实验法验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效果。本研究按“问题缘起→理论框架→现状透析→课程实施路径的构建→课程实施路径的运行”的线路开展研究工作,在充分考虑大学生心理接受规律、价值观形成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的构建与运行。通过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三个分析单元和六个逻辑层进行研究,揭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三种状态。第一分析单元,通过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内在逻辑层和外在逻辑层的分析,阐释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应然状态”。第二分析单元,通过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现状考察逻辑层和困顿反思逻辑层的分析,揭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实然状态”。第三分析单元,通过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构建”逻辑层和“运行”逻辑层的分析,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必然状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探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机理,解决课程现状与大学生内在心理接受这一矛盾是本研究的第一个重点,也是难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学科知识传授,其课程特点与专业性学科知识课程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在人的心灵上开展教育,更强调解决“价值选择问题”。如何从从理念、目标、内容、特征、保障等方面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这是本研究的第二个重点也是难点。本研究除导论和结束语外,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首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本体论分析。主要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理论创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机理。主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的三个子系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规律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描述。第二章分析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德心共育”原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理论支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思想基础;其他教育理论如态度形成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交互作用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第三章通过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现状进行考察,揭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实然状态”。本研究围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认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效果的认同进行调研。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了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的认同。对课程效果,主要从课内教学效果、课外活动效果、文化熏陶效果、课程实施策略四个方面进行了现状分析。本次研究对象为在校大学生,问卷调研涉及四川、贵州、重庆三省的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2000余名学生,在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校开展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认同度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渠道课程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支撑点;教育回归生活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心理接受点;实践课程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突破点;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整合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第四章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困顿进行了反思,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面临的危机。本研究认为:宏观层面的危机表现为政策的过于宏观导致课程的执行力下降;中观层面的危机表现为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课程结构的分离;微观层面的危机表现为课程目标的泛政治化、课程内容的知识化以及课程实施方法的反生理倾向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虚化。同时,本研究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的矛盾、知性教育背景下教育与生活的分离是我们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第五章构建了“内外协同”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四位”是指:课内教学、课外活动、文化熏陶、自我修为,“一体”是指:课内教学、课外活动、文化熏陶、自我修为这四者形成合力,共同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课内教学属于学科课程;课外活动包括团学活动和社会实践,属于活动课程;文化熏陶指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属于隐性课程。自我修为是课程实施中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种课程实施技术。“四位一体”包含了学科课程、活动课程、隐性课程和课程实施技术,这四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逻辑关系是:课内教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的主要形式,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渠道,为课外活动和文化熏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课外活动指明方向、明确目的,深化其功能。课外活动拓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的领域,巩固了从课内教学中获得的理论知识,促进了理论的内化。文化熏陶对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从情感方面增强效果。课内教学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在课外活动和文化熏陶中拓展和加深,课外活动和文化熏陶中所发现的问题可以在课内教学中化解与升华。课内教学、课外活动、文化熏陶三者形成合力,自我修为贯穿于三者之间——课内教学中,渗透着自我修为,通过课内教学,大学生的认知得到提高;课外活动中,渗透着自我修为,通过参与活动,大学生的行为习惯得到矫正;文化熏陶中,渗透着自我修为,通过文化熏陶,大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课内教学、课外活动、文化熏陶、自我修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此外,为了使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成效显着,还应该建立大学生心理互助成长联盟,为课程实施提供主体支撑;建设校园心理环境,为课程实施提供基础保障。第六章论述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运行。首先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接受活动进行了解析,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运行的要素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认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运行包括三个系统元素,即接受主体（受教育者）、接受中介（课程内容）和接受客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系统循环,即方案实施、信息反馈、方案调整、效果评价;七个渐进过程,即注意信息、保持信息、接受信息、心理内化、改变认知、转变态度、影响行为。由此助推教育由物理过程向心理过程转化,进而表现出相应的外化行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理论自在变为行为自觉。进一步,本研究选取了重庆市某高校部分学生作为代表,设置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用实验的方法论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的效果。通过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本研究认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效明显。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站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运用课程论的基本原理来探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问题,首次将“德心共育”的理念运用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中,构建了包括理念、目标、内容、特征、保障等在内的“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要素转变成实验干预条件运用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中,研究其对大学生的影响,分析实验班和对照班的相关统计数据,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经过四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探索,虽然相关研究成果荣获了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主要包括:（1）研究样本不够丰富;（2）研究工具尚需优化。这是在后续进一步研究中努力的方向。
郭岩[6]（2017）在《网络舆情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处在网络时代,就要有网络思维,这是逻辑的起点。所谓网络思维,就是充分认识网络的巨大作用,真切理解网络正在深度改变世界,改变中国。换言之,当今世界已经网络化,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进入网络,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远离网络。特别是中国已有7亿网民,主流或主体人群已经处于网络空间,人在上网,民意就上网,社会情绪也上网,舆论场随之也转移到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网络舆论工作当做长期任务,改进和创新网上宣传工作,掌握网络传播规律,做到激发正能量,弘扬主旋律,认真把握网上舆论引导的时、效、度,营造一个晴朗的网络空间。总书记还在2016年4月19日确立了新舆论观,指出必须要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角度出发,依法对网络空间进行治理用,用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和社会,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大学生正处在自我意识的突变期和价值体系形成以及调整的关键阶段,网络舆情强大的思想牵引力会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发展、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网络舆情的影响,有效强化网络舆情的积极影响,减少网络舆情的消极影响,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网络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分析网络舆情及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络舆情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策略。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对网络舆情的及大学生价值观进行概述,分别从网络舆情的概念、特点、演变规律,大学生价值观的内涵、特点及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意义进行论述。第三部分研究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首先分析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影响的主要舆情类别,在此基础上阐述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双重影响。第四部分就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归因分析,包括网络原因、社会原因、学校原因、家庭原因和大学生自身原因。第五部分提出针对性的引导策略,指出要构建和谐的网络舆情社会环境;利用网络舆情优化高校价值观教育;营造价值观教育的良好价值观氛围;促进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化与外化。希望通过五个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上为网络舆情和大学生价值观的相关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在实践方面提供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新途径。
赵癸萍[7]（2017）在《大学生学风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风是学习、治学和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风气和氛围,包括学习风气、治学风气和学术风气。学风的内核是蕴藏在学习中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学风的外显是人们学习的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群体氛围。学风弥漫于大学生学习全过程,对大学生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方式、思想认识和精神面貌都有重要作用。开展大学生学风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增强大学德育实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优化当前社会风气的共同需要,具有丰富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学风产生于学习过程之中,与教师的教风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组成学校校风的两大核心构成。大学生学风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学风建设的交叉与融合,与学风建设在思维取向、实施主体和衡量方法方面存在差异,可适度区分。探究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本质,须沿着学习、大学生学风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维脉络,层层深入、多维探查。学习的本质观呈现知识习得、意义建构、社会融入和全面发展四个方面。大学生学风的本质,从不同角度归结为学习的氛围、学术的文化和学习的价值三层本质。从不同视角看,大学生学风教育在行为层面是学习行为的规范,在环境层面是学习氛围的营造,在学术层面是学术文化的传承,在精神层面是学习价值的引领,呈现出多维本质,具有导向性、建构性、自主性、互动性、养成性、潜隐性和群体性特征。大学生学风教育具备深厚的思想资源。中国古代学风教育思想讲求自强不息、勤勉治学、学思结合、诚信笃实和学以致用风气,从传统文化脉络框定了学风教育的部分核心内容,也铸就了我国古代崇尚学习者勤奋刻苦、克服一切困难的主导旨趣,对学习兴趣的启发、学习热情的培养关注不太多。现代西方的学风教育理论中,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以学生为中心,讲求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推动学习者的自我实现;社会学习教育理论秉持交互决定论思想,高度强调观察学习和自我效能感培养,并探讨学习道德的自我开脱;终身学习教育理论将学习作为生存的基本手段,倡导终身学习思想和建设学习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关注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提倡协作式学习、情境化学习,都极大扩充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弥补了我国古代学风教育思想的部分缺陷。马克思主义学风教育理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和注重解放思想,奠定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原则,构成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支柱性理论。从本研究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大学生学风呈现主流积极向上,但局部问题较为严重的现状。从积极方面看,大学生群体确立了较高远的学习目标,具备较正确的学习认知,对学习诚信遵守较好,具有较端正的学习态度,总体状况积极良好。从消极方面看,部分大学生学习目的功利性明显,学习价值观尚存在偏差,对学习诚信的立场偏轨,学习行为的自律匮乏。总体而言,大学生学风呈现自发性、分化性、失范性和从众性的特征。针对大学生学风的现实状况,各高校积极开展学风教育活动,呈现积极成果与消极问题共存局面。高校不同教育主体高度重视学风教育,但学工队伍、教务管理队伍、教师队伍等不同系统间力量缺乏整合。各高校的大学生学风教育体制机制在逐步建立,但长效机制建设严重不足,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学风教育的活动较为丰富,学生总体感受与评价中等偏上,但缺乏对大学生学习内在价值的引领,教育方法难脱呆板陈旧的嫌疑。从内容构成角度看,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依据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现实状况和全国131所高校学风内容的语义归纳,本研究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培养大学生的进取之风、诚信之风、严谨之风和创新之风。理想信念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科学发展教育和竞争态势教育是进取学风的主要教育内容。诚信价值教育、诚信品质教育、诚信法制教育和诚信实践教育是诚信学风的主要内容。求是精神教育、科学态度教育和严谨风格教育构成了严谨学风的主要内容。开拓意识教育、创造精神教育和质疑精神教育构成了创新学风的主要内容。大学生进取之风、诚信之风、严谨之风和创新之风的广阔思想内涵,凸显了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有效推进,主要解决五个方面的问题。从途径拓展看,发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和教学相长的主体互动,实现对大学生学习价值的外在启发与内在反思;发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的协同一致,实现教育者的力量整合,改善教育力量分散的不良教育现状;通过文化育人、制度育人和实践育人的结合,扩展教育形式和覆盖面;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避免学校孤军作战的不良局面。从机制创新看,要建立和健全学业指导机制、学业评价机制、学业激励机制、学业预警机制和学业淘汰机制,建立大学生学风教育的长效机制,增强教育制度的执行力。从教育方法看,可以采用启迪法、示范法、规范法、竞争法和渗透法等多种方法,削弱大学生的抗拒心理,丰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方法运用。从环境优化看,大学生学风教育要重点优化宿舍、班级、校园和社会四大区域,提升学风教育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和融入度,阻断不良学习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构建良性的学习外部环境。
曾一璇[8]（2017）在《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 ——形态学的路径（1880-1914）》文中提出这项研究源于本文作者对19世纪80年代至一战前英国最重要的两个福利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兴趣。二者是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所产生的种种政治、社会和伦理危机的积极回应,是那个时代的英国进步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两个政治意识形态。在19世纪末英国所有政治意识形态当中,它们是最积极处理像赤贫、失业、疾病和教育等社会问题的两个意识形态,是支持英国社会改革和福利国家的最重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学术界的一个公认的、但较为初步的论断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共享了大量政治概念（或者说政治价值）,并且,二者针对英国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亦有颇多相似之处,以至于一同被置于"英国左派"的标签之下。然而,二者之间的重叠与差异尚未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共识与分歧的性质也尚未得到恰当的理解。在过去的福利意识形态研究中,无论是单维还是二维的分析和比较,都过度简化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复杂性,因此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阐释模式。本文尝试借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来对上述论断进行重新检视。从功能的角度来看,政治意识形态被视作一套观念、信念、看法和价值,它们在公共政策方案的提供与控制等方面展开竞争,其目的是证成、抗议或改变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社会政治安排和进程。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是政治概念以一种可持续的模式构成的复杂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的特征是通过核心概念、邻近概念和外缘概念构成独特的意识形态场域。意识形态的内容广泛的内部结构安排为相互定义的政治概念确定了含义,消除了含义中的争议性。借助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路径,本文可以把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功能视作为世纪之交英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并为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本文试图通过对作为新自由主义代表的霍布豪斯与霍布森、以及作为费边社会主义代表的萧伯纳与韦伯夫妇进行细致的分本分析,并结合其他较为次要的思想家,来辨识这两个意识形态所涵盖的政治概念在各自的意识形态场域中所占据不同的位置、形成的不同排列组合和布局、以及由此生成的不同含义,来界定这两个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交叠并阐明二者之间的分疏。本文作者主张,在意识形态布局的核心区域中,新自由主义吸纳了共同体和福祉这两个要素,因此与费边社会主义产生了局部的交叠;在邻近区域中,民主和国家是这两个意识形态共同拥有的概念。然而,新自由主义者把"个性的自由发展"视作核心信念,但费边社会主义者往往把个性概念边缘化了;平等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邻近概念,但在费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中却处于核心地位,而且这两个意识形态还通过相当不同的邻近概念来确定平等的不同意义场域。在外缘区域中,这两个意识形态都支持福利国家政策,其中包括最低生活工资、养老金、工作权、社会保险等;但二者在福利措施的设计和制定上存在大量分歧,而这些分歧是核心和邻近区域的分歧在外缘区域的结果。因此,无论是在意识形态布局的核心结构、邻近概念还是周边地带,二者都既存在局部重叠又保留一定范围的差异。本文的上述论断对于政治思想研究和政治思考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修正和完善了过去关于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因此这项工作促进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次,这项案例研究呈现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融合,而这意味着这两大政治思想传统在历史中的关系是变动不居而非固定僵化的。这促使我们思考如下可能性:在当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似乎水火不容的历史情境下,二者是否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以便在公共政策和议程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最后,这项案例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中期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反思,该理论误以为对福利国家的共同支持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趋同甚至消亡。本项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可能在核心、邻近或外缘区域产生局部融合,但这个事实本身并不会导致意识形态的同一化甚至衰亡;那些支持相同的公共政策和议程的意识形态,在政治观念的层面上往往保留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提供了竞争性的阐释。
傅金兰[9]（2016）在《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 ——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各个国家进行政治教育的方法各异,但都会致力于培养其所需要的接班人这一目标。学校也因此成为对儿童进行政治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在中国,每个儿童都要被赋予一种政治身份——少先队员,他们在学校里需要被引导和训练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少先队组织的各种活动也因此占据了儿童的大部分生活。少先队教育通过“队—团—党”这样一个组织衔接,在儿童的日常学习生活植入正规的组织活动进行政治价值和信念的熏染,使儿童由一个自然人转化为社会所需要的政治人。这种以政治认知和情感培养为主要内容的少先队教育,深刻地反映了国家已经广泛地介入到儿童的生活世界。论文把少先队置于一个我们不能熟视无睹的“有血有肉”的学校空间里,选取一所小学,对儿童在这一阶段政治身份的赋予过程进行深度描述,描述儿童对学校政治教育的冲突与妥协,纠结与困惑,并对他们在这一生活场域中的“心路历程”进行德育学层面的剖析,以揭示儿童的政治生活实况。全文分为七个部分。论文以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为主要线索,以儿童政治身份的发生过程为主要内容进行深描。论文从儿童政治身份的准入标准入手,展现入队标准对儿童心态和行为的影响。队前教育是要让所有成员都接受和消化入队的标准、方法、价值和角色,这是儿童社会化的开始,也是学校对儿童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开始。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利用各种少先队仪式对儿童进行政治启蒙与道德教育,这些政治仪式教育让儿童的生活平添了更多的政治色彩。重大政治生活事件在少先队组织生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少先队代表大会、纪念仪式活动、“手拉手”活动等大型活动,这些活动正式开启了儿童政治生活的大门。但现实中儿童在参与这些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却显示出一种被动与无奈。学校中的惯习化检查活动使儿童的生活充满了被动与勉强,这些政治色彩涂抹了儿童的大部分学习和玩耍的时间与空间,使学校生活也增加了更多的规范性与严肃性。少先队组织的活动目标直指政治接班人的培养,这一培养过程必然会产生各种竞争性活动,这些活动也几乎主宰了大多数儿童的学校生活。学生群体本身被受到竞争鼓励的评分制度分割成了许多可以控制的小单元。鼓励先进,鞭策后进也成为少先队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学校的这种培养机制导致了儿童政治身份分层的显性化——他们开始进入一个充满身份符号的世界。学校通过竞争的方式赋予队员身份差别的合理性。儿童被类别化为“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以及“无杠”的学生。学校试图通过少先队干部群体与榜样群体来实现对普通学生的管理,通过角色期待来规约儿童成长的“正确”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告知了儿童在他的行为方式中他所应当遵守的规则及应担负的“责任”。儿童则致力于对教育者所提出要求的服从或内化,以达到教育者的角色期待目标。纵观儿童被赋予政治身份的过程,学校所进行的政治身份教育符合了社会的政治需要,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儿童干部群体参加各种队组织活动逐渐培养起组织能力与政治活动能力,养成参与意识,这对儿童的道德养成也有一定的影响。总体上,尽管儿童会参与各种活动以展示自己,但他们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赋予是“无法选择”的。从访谈和调查的结果来看,儿童对无论是作为“单数的我”还是作为“复数的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终究是处于迷茫的状态。而且不适当的儿童政治身份教育会造成一定的道德损失、儿童政治身份认同的脆弱以及儿童生活的官僚化与利益化等消极影响。因此学校政治教育不能为了把社会体系所确定的政治思想、观念、意识、行为方式等传授给儿童而仅被作为一种教育训练过程进行。学校政治教育也不能仅止于简单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角色安排。儿童在其成长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和建构权利,他会对他所经历的外在事件做出自己的诠释和理解,他会通过自身的价值判断做出认同或拒斥的选择。学校也应有选择地过滤儿童的经验,即在进行政治教育时应考虑儿童成长的特点,应促成有利于儿童道德生活的空间。
王玉环[10]（2015）在《1966年《科尔曼报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机会均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它也逐渐成为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方向,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仍然存在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追求教育公平也是我国教育研究的目标之一。1966年《科尔曼报告》（又名为《教育机会均等》报告）是美国追求教育公平的一个举措,而教育不分国界,从报告对美国教育公平的影响中汲取经验能够为我所用,报告从出台至今深受国内外研究者重视,已被2700多篇学术论文引用,其学术价值值得后人继续探讨。历经两年复杂的调查研究过程出台的《科尔曼报告》,同时面临着外界的欢呼与质疑。《科尔曼报告》的研究结论为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追求教育机会均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教育政策的整体方向。在联邦政府重视下,报告直接推动了联邦取消学校种族隔离政策的完善,促使联邦政府加大对贫困家庭的子女的教育补助,以此作为推进教育机会均等的手段。与此同时,报告结论与现有教育政策之间存在着冲突,由报告结论引起的学术研究热潮引起了人们对于教育机会均等内涵和学校效能问题的重视。本研究通过分析《科尔曼报告》产生缘起、调研和出台过程及其对美国基础教育机会均等的影响,探讨社会科学研究之于教育机会均等的作用,总结《科尔曼报告》在促进美国教育机会均等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为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机会均等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北京莫尼自控系统有限公司成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莫尼自控系统有限公司成立（论文提纲范文）
（1）战略对接理论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与意义 |
| 二、概念辨析 |
| 三、文献评述 |
| 四、研究思路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略对接概念辨析与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战略对接基本内涵 |
| 一、主体是主权国家 |
| 二、客体是国家间的经贸竞争与合作 |
| 三、支撑客体是政治、安全与文化等领域 |
| 四、目标是实现国家发展收益最大化 |
| 五、支撑目标是实现世界发展收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战略对接类型与形式 |
| 一、主要类型 |
| 二、具体形式 |
| 第三节 战略对接基础与条件 |
| 一、合作共赢是重要基础 |
| 二、大国推动是核心关键 |
| 三、早期收获是先期动力 |
| 四、制度机制是保障 |
| 第四节 战略对接相关理论辨析 |
| 一、管理学合作竞争领域中的理论渊源 |
| 二、国际分工中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支撑 |
| 三、全球价值链及生产网络的理论动能 |
| 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拓展 |
| 五、国际关系学中战略竞合应用 |
| 第五节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反思 |
| 一、现实主义理论反思 |
| 二、自由主义理论反思 |
| 三、建构主义理论反思 |
| 四、安全范式理论反思 |
| 小结:国际新秩序需要竞争中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章 战略对接理论框架与模型建构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 |
| 一、对接属于竞争中合作的“高阶“形式 |
| 二、对接是主动合作的行为 |
| 三、对接贯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
| 四、对接属于开放地区主义 |
| 五、对接是磨合调适的动态过程 |
| 六、对接的动力来自于共同利益的创造和合理分配 |
| 第二节 阶段划分 |
| 一、战略评估与决策 |
| 二、战略实施与反馈 |
| 三、战略互动与调适 |
| 第三节 动力因素 |
| 一、国家安全 |
| 二、国家利益 |
| 三、观念文化 |
| 第四节 机理模型 |
| 一、机理分析 |
| 二、两层次模型 |
| 三、推演模型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历史推演 |
| 第一节 历史渊源及地缘捆绑 |
|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战略对接历史沿革 |
| 二、中国与东盟战略对接历史沿革 |
| 三、地缘区域战略对接分析 |
| 四、地缘次区域战略对接分析 |
| 第二节 政治互信 |
| 一、1949-1955年初步奠定基础阶段 |
| 二、1955-1965年快速发展阶段 |
| 三、1965-1980年徘徊发展阶段 |
| 四、1980-1997年反弹突破阶段 |
| 五、1997年-今全方位合作新时期 |
| 第三节 安全合作 |
| 一、军事顾虑担忧与合作意愿并存 |
| 二、非传统安全合作具备广泛共同利益 |
| 第四节 经贸与互联互通 |
| 一、经贸投资合作快速增长 |
| 二、对接机制不断加强 |
| 三、互联互通合作历史悠久且发展迅速 |
| 四、互联互通对接机制与平台不断完善 |
| 第五节 文化观念 |
| 一、文化温和型 |
| 二、文化多样性 |
| 三、文化约束型 |
| 四、文化自然性 |
| 小结:基于竞争合作发展历史与动力体系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实践分析 |
| 第一节 评估与决策分析 |
| 第二节 实施与反馈分析 |
| 一、国家元首引领 |
| 二、国家外交引导 |
| 三、智库技术推进 |
| 四、市场合作实施 |
| 第三节 互动与调适分析 |
| 一、国家间达成开放包容共识与共建共商共享渠道 |
| 二、构建企业间合法务实共赢合作的市场机制 |
| 三、全领域推进形成全面互动支撑保障体系 |
| 四、联合制定并提升可持续的双多边规则体系 |
| 第四节 外部应对分析 |
| 一、政治和安全领域 |
| 二、经济和贸易领域 |
| 三、区域合作领域 |
| 四、文化等其他领域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趋势与政策思考 |
| 第一节 发展趋势 |
| 一、回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
| 二、应对全球普遍危机与挑战的共同努力 |
| 三、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国家互动模式 |
| 四、顺应人类命运更加紧密相互共生共存的必然趋势 |
| 第二节 发展挑战 |
| 一、各国对外开放与内部改革 |
| 二、国家间包容与合作 |
| 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环节 |
| 四、外部介入与影响 |
| 第三节 政策思考 |
| 一、增强战略意图错位协同,提升对接动力因素契合度 |
| 二、增强信息表达传递效率,提升对接互动信息对称度 |
| 三、共商共创收益增量,培育良性和可持续对接主动力 |
| 四、拓展对接利益结合点,提升内部对接动力 |
| 五、有效应对影响因素,降低对接的外部干扰 |
| 六、建立平等互信关系,加强对接高层级稳定性 |
| 七、强化国际规则塑造,构建开放地区主义秩序环境 |
| 八、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向命运共同体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中国体育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理论依据和研究背景 |
| 1.1 选题的理论依据 |
| 1.1.1 中国“体育外交”的概念界定 |
| 1.1.2 本论文理论依据 |
| 1.1.3 本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1.1.4 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
| 1.1.5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及原因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一带一路”国策背景 |
| 1.2.2 “一带一路”国策与中国“体育外交”的相互影响和特征 |
| 1.2.3 “16＋1合作”战略计划和框架 |
| 1.2.4 克罗地亚对中国外交事物的影响 |
| 1.2.5 克罗地亚与中国“体育外交”的经验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体育外交的相关研究 |
| 2.1.1 中国体育外交的历史分期研究 |
| 2.1.2 中国体育外交的总体研究 |
| 2.1.3 有关中国体育外交的分段研究 |
| 2.1.4 有关中国“体育外交”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研究 |
| 2.2 “一带一路”国策下的中国“体育外交”趋势 |
| 2.3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体育外交”的要求 |
| 2.4 中国与克罗地亚在体育上互动的研究分析 |
| 2.5 两点补充 |
| 2.5.1 对于“体育外交”软实力由显性变为隐性的讨论 |
| 2.5.2 从智慧的层次来分析“体育外交” |
| 3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访谈法 |
| 3.2.2 文献资料法 |
| 3.2.3 历史研究法 |
| 3.2.4 推理演绎法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体育外交”概说 |
| 4.1.1 体育与外交 |
| 4.1.2 “体育外交”的工具性 |
| 4.1.3 “体育外交”是一种软实力 |
| 4.2 “体育外交”的历史溯源 |
| 4.2.1 “体育外交”的欧洲溯源 |
| 4.2.2 中国“体育外交”的溯源 |
| 4.2.3 “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
| 4.2.4 “一带一路”国策下“体育外交”的实践 |
| 4.3 “体育外交”的特色 |
| 4.3.1 “体育外交”的共同性 |
| 4.3.2 “体育外交”的亲善性 |
| 4.3.3 “体育外交”的民众性 |
| 4.3.4 “体育外交”的灵活性 |
| 4.3.5 “体育外交”的娱乐性和浪漫性 |
| 4.3.6 “体育外交”的政治性 |
| 4.4 “一带一路”国策指引下中国“体育外交”的特色 |
| 4.4.1 中国“体育外交”具有巨大影响力 |
| 4.4.2 中国“体育外交”是软实力外交 |
| 4.4.3 中国“体育外交”是自信的外交 |
| 4.4.4 中国“体育外交”在由显性向隐性的转型 |
| 4.5 发挥“体育外交”的特殊作用 |
| 4.5.1 搭建桥梁,促进友好 |
| 4.5.2 表示政治立场和意向 |
| 4.5.3 直观展示国家形象 |
| 4.5.4 普及国际化、现代化教育 |
| 4.5.5 扩大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
| 4.5.6 提升全民参与意识 |
| 4.5.7 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 |
| 4.6 中国“体育外交”与中国软实力一起走向世界 |
| 4.6.1 中国“体育外交”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 |
| 4.6.2 中国“体育外交”与国际传媒 |
| 4.6.3 中国“体育外交”与国际教育合作 |
| 4.6.4 中国“体育外交”与环保 |
| 4.6.5 中国“体育外交”与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 |
| 4.6.6 中国“体育外交”与保健、医疗和药物检测 |
| 4.6.7 中国“体育外交”与社区与公共服务 |
| 4.6.8 中国“体育外交”与旅游、商务会展和会议 |
| 4.6.9 中国“体育外交”与体育产业 |
| 4.7 中国与克罗地亚在“体育外交”方面的实证分析 |
| 4.7.1 克罗地亚与中国在“体育外交”方面过去的经验 |
| 4.7.2 克罗地亚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下的“体育外交”潜力 |
| 4.7.3 克罗地亚与中国在“体育外交”领域的未来预测 |
| 5 结论与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5.2.1 加强中国“体育外交”智库建设 |
| 5.2.2 制定一系列“体育外交实践指导手册” |
| 5.2.3 设立“体育外交”专项机构 |
| 5.2.4 建立“体育外交”专业培训 |
| 5.2.5 培训高品质志愿者 |
| 5.2.6 在主流媒体开办“体育外交栏目” |
| 5.2.7 提高英语等外语口语水平 |
| 5.2.8 引导教育草根群众 |
| 5.2.9 提倡以身作则 |
| 6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6.1 研究的创新点 |
| 6.1.1 “体育外交三项原则”之一：共识 |
| 6.1.2 “体育外交三项原则”之二：共创 |
| 6.1.3 “体育外交三项原则”之三：共赢 |
| 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现有研究不足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 |
| (六)创新之处 |
| (七)相关概念 |
| 一、自然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 |
| (一)学术起源 |
| 1、国外学术起源 |
| 2、国内学术起源 |
| (二)学术出版交流方式 |
| 1、口语交流 |
| 2、自然载体 |
| 3、学术图书 |
| (三)学术出版交流功能：以满足个人兴趣的需要为主 |
| 二、纸媒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 |
| (一)学术地缘 |
| 1、欧洲学术 |
| 2、美国学术 |
| 3、苏联学术 |
| 4、我国学术 |
| (二)学术出版交流方式的变化 |
| 1、非正式交流的弱化 |
| 2、正式交流的繁荣 |
| (三)学术出版交流功能：以满足公共价值的需要为主 |
| 三、信息交流为主阶段的学术出版 |
| (一)学术国际化 |
| (二)学术出版交流方式的变化 |
| 1、非正式交流的复兴 |
| 2、正式交流的转变 |
| (三)学术出版交流功能多样化 |
| 1、满足公共价值的需要 |
| 2、满足个人私益的需要 |
| 3、满足个人兴趣的需要 |
| 四、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分析 |
| (一)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 |
| 1、学术出版交流模式的变迁 |
| 2、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 |
| (二)影响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因素分析 |
| 1、技术 |
| 2、市场 |
| 3、制度 |
| 五、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研究的应用价值 |
| (一)完善学术出版交流体系 |
| 1、微出版模式 |
| 2、原文出版模式 |
| 3、增强出版模式 |
| (二)调整学术评价体系 |
| (三)净化学术生态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闽台乡土体育研究 |
| 二、闽台乡土体育研究现状的反思 |
| 三、闽台乡土体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四节 理论背景 |
| 一、族群理论 |
| 二、移民理论 |
| 三、仪式理论 |
| 四、模仿理论 |
| 第一章 钩沉索隐:闽台宋江阵仪式文化 |
| 第一节 闽台宋江阵源起记忆 |
| 一、“宋江阵”之词的呈现 |
| 二、宋江阵的记忆与解构 |
| 第二节 闽台宋江阵器物与信仰文化 |
| 一、福建宋江阵的器物与信仰文化 |
| 二、台湾宋江阵的器物与信仰文化 |
| 第三节 闽台宋江阵仪式过程 |
| 一、福建宋江阵仪式 |
| 二、台湾宋江阵仪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发展历程:闽台宋江阵的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福建宋江阵 |
| 一、近代福建宋江阵(1840-1949)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期间的福建宋江阵(1949-1976) |
| 三、改革开放后的福建宋江阵(1978至今) |
| 第二节 台湾宋江阵 |
| 一、日据时期的台湾宋江阵(1895-1945) |
| 二、戒严时期的台湾宋江阵(1949-1987) |
| 三、解严后的台湾宋江阵(1987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象征之林:闽台宋江阵的文化表达 |
| 第一节 宋江阵仪式的象征文化 |
| 一、仪式内容象征 |
| 二、仪式过程象征 |
| 第二节 宋江阵仪式中器物的象征寓意 |
| 一、兵器文化象征 |
| 二、道具文化象征 |
| 第三节 宋江阵仪式展演场域中的象征 |
| 一、宗教仪式中的象征 |
| 二、宗族仪式中的象征 |
| 三、节日庆典中的象征 |
| 第四节 人物模仿中的身体文化象征 |
| 一、人物模仿的象征 |
| 二、肢体展演模仿的象征 |
| 三、模仿欲望的解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勾勒认同:闽台宋江阵的历史心性 |
| 第一节 自我认同:身体运动的工具基础 |
| 一、自我认同的历史心性 |
| 二、仪式中自我认同的身体表征 |
| 三、仪式前后自我认同的结构与反结构 |
| 第二节 族群认同:仪式展演的本源回归 |
| 一、根基论:族群认同的逻辑起点 |
| 二、情境论:族群认同的工具理性 |
| 三、根基论与情境论互融:族群认同的移转 |
| 第三节 中华民族:仪式中想象的共同体 |
| 一、从仪式中审视想象的共同体 |
| 二、从族群的血缘认知中华民族认同 |
| 三、从文化的同源表达中华民族认同 |
| 第四节 自我、族群、国家互构:仪式展演的隐喻 |
| 一、从自我认同到族群认同 |
| 二、从自我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 |
| 三、从族群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 |
| 四、中华民族、族群、自我认同的互动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应然所趋：时代发展和社会转型对高等教育工作提出的要求 |
| （二）实然所迫：高校德育工作的“轻德”现象 |
| （三）必然所向：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 |
| （二）四位一体 |
| （三）课程实施路径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
| （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研究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的研究 |
| 四、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 |
| （四）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 |
| 第一章 彰显与明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意蕴解读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体论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机理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构的三个子系统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规律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特征描述 |
| （一）主导性与主动性 |
| （二）情感性与情境性 |
| （三）实践性与实效性 |
| （四）人本性与人文性 |
| 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功能解析 |
| （一）发展功能 |
| （二）稳定功能 |
| （三）和谐功能 |
| （四）育人功能 |
| （五）审美功能 |
| 第二章 寻根与探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指明了体验途径 |
| （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确立了根本方法 |
| 二、“德心共育”原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理论支点 |
| （一）德育与心育 |
| （二）“德心共育”的涵义、目标与特性 |
| （三）“德心共育”的注意事项 |
| （四）“德心共育”原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启示 |
|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的思想基础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 |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教育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实施路径构建的重要基石 |
| 四、其它教育理论的借鉴 |
| （一）态度形成理论及其启示 |
|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其启示 |
| （三）交互作用论及其启示 |
| 第三章 调研与探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现状的实然考察 |
| 一、调研设计 |
| （一）调研意图 |
| （二）调研思路 |
| （三）调研内容 |
| （四）问卷调查法的运用 |
| （五）访谈法的运用 |
| 二、问卷调查法的运用 |
| （一）问卷设计 |
| （二）问卷测试与筛选 |
| （三）信度检验 |
| （四）效度检验 |
| （五）正式问卷调查 |
| （六）调研结果分析 |
| 三、研究发现 |
| （一）主渠道课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支撑点 |
| （二）实践课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突破点 |
| （三）教育回归生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心理接受点 |
| （四）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整合：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着力点 |
| 第四章 危机与反思：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现状的时代困顿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的危机 |
| （一）宏观：政策的过于宏观，导致课程的执行力下降 |
| （二）中观：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课程结构的分离 |
| （三）微观：课程目标的泛政治化、课程内容的知识化以及课程实施的反生理倾向化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虚化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程现状的反思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离的矛盾 |
| （二）知性教育背景下教育与生活的分离 |
| 第五章 建构与生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构建 |
| 一、“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构建的基本思路 |
| （一）贯穿一种理念：“德心共育”理念 |
| （二）融合两种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
| （三）掌握三种逻辑：学科逻辑、心理逻辑、生活逻辑 |
| （四）打通四个世界:符号世界、价值世界、生活世界、意义世界 |
| 二、“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目标 |
| 三、“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内容 |
| （一）课内教学——利用学科课程夯实理论基础 |
| （二）课外活动——利用活动课程促进知行合一 |
| （三）文化熏陶——利用隐性课程激发价值情感 |
| （四）自我修为——主体自我建构，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升华 |
| 四、“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特色 |
| （一）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和谐互动 |
| （二）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价值互补 |
| 五、“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基本保障 |
| （一）建立大学生心理互助成长联盟，为课程实施提供主体支撑 |
| （二）建设心理环境，为课程实施提供基础保障 |
| 第六章 实践与运行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的运行 |
| 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接受活动解析 |
| （一）几个基本概念 |
| （二）接受的要素分析 |
| （三）新时期大学生接受心理的新特点 |
|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运行的因素分析 |
| （一）三个系统元素 |
| （二）四个系统循环 |
| （三）七个渐进过程 |
| （四）运行过程 |
|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运行的实验验证 |
| （一）实验目的 |
| （二）被试选取 |
| （三）实验方法 |
| （四）实验实施 |
| （五）实验结果 |
| （六）结论 |
| 结语 进步与升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反思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6）网络舆情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网络舆情和大学生价值观相关概述 |
| 2.1 网络舆情概述 |
| 2.1.1 网络舆情的概念 |
| 2.1.2 网络舆情的特点 |
| 2.1.3 网络舆情的演变 |
| 2.2 大学生价值观概述 |
| 2.2.1 大学生价值观的内涵 |
| 2.2.2 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 |
| 2.2.3 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
| 第三章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
| 3.1 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主要网络舆情类别 |
| 3.1.1 政治性网络舆情 |
| 3.1.2 经济性网络舆情 |
| 3.1.3 文化性网络舆情 |
| 3.1.4 社会性网络舆情 |
| 3.2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
| 3.2.1 网络舆情是信息的“助听器”，丰富大学生价值选择 |
| 3.2.2 网络舆情是监督的“千里眼”，明确大学生价值判断 |
| 3.2.3 网络舆情是道德的“风向标”，端正大学生价值取向 |
| 3.3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
| 3.3.1 网络舆情是谣言的“放大镜”，致使大学生价值判断失误 |
| 3.3.2 网络舆情是凝聚力的“离心机”，导致大学生价值取向扭曲 |
| 3.3.3 网络舆情是情绪的“导火索”，引发大学生价值行为失范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 |
| 4.1 网络原因 |
| 4.1.1 网络舆情主体广泛 |
| 4.1.2 网络舆情客体复杂 |
| 4.1.3 网络舆情载体难控 |
| 4.2 社会原因 |
| 4.2.1 网络法规建设滞后 |
| 4.2.2 网络监管技术欠缺 |
| 4.3 学校的原因 |
| 4.3.1 价值观教育吸引力不足 |
| 4.3.2 校园网络平台搭建滞后 |
| 4.4 家庭原因 |
| 4.5 大学生自身原因 |
| 4.5.1 自我意识强烈 |
| 4.5.2 认知水平有限 |
| 4.5.3 理想信念缺失 |
| 第五章 网络舆情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策略 |
| 5.1 构建和谐的网络舆情社会环境 |
| 5.1.1 加强网络舆情法治化管理 |
| 5.1.2 健全网络舆情联动系统 |
| 5.1.3 组建网络舆情引导队伍 |
| 5.2 利用网络舆情优化高校价值观教育 |
| 5.2.1 搭建舆情平台，传递文明价值理念 |
| 5.2.2 定位舆情主题，提升价值判断能力 |
| 5.2.3 把控舆情发展，引领主流价值观 |
| 5.3 营造价值观教育的良好家庭氛围 |
| 5.3.1 家长提升网络素养，强化正面示范作用 |
| 5.3.2 重视网络舆情影响，与子女建立良好沟通 |
| 5.4 促进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内化与外化 |
| 5.4.1 提高辨别能力，抵制负面网络舆情 |
| 5.4.2 加强网络自律，自我约束网络言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大学生学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研究意义 |
| (一)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 |
| (二) 增强大学德育实效的内在需要 |
| (三)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 |
| (四) 优化当前社会风气的客观需要 |
| 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重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本质特征 |
| 一、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概念体系 |
| (一) 学习与学风 |
| (二) 学风与教风 |
| (三) 学风与校风 |
| (四) 大学生学风教育 |
| 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本质体系 |
| (一) 学习的本质 |
| (二) 大学生学风的本质 |
| (三)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本质 |
| 三、大学生学风教育的基本特征 |
| (一) 导向性 |
| (二) 建构性 |
| (三) 自主性 |
| (四) 互动性 |
| (五) 养成性 |
| (六) 潜隐性 |
| (七) 群体性 |
| 第二章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古代学风教育思想 |
| (一) 自强不息 |
| (二) 勤勉治学 |
| (三) 学思结合 |
| (四) 诚信笃实 |
| (五) 学以致用 |
| 二、现代西方学风教育理论 |
| (一)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
| (二) 社会学习教育理论 |
| (三) 终身学习教育理论 |
| (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学风教育理论 |
| (一) 理论联系实际 |
| (二) 坚持实事求是 |
| (三) 注重解放思想 |
| 第三章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现状分析 |
| 一、大学生学风教育的实证调查 |
| (一)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问卷设计 |
| (二)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调查实施 |
| 二、大学生学风的现状和特点 |
| (一) 大学生学风的现状 |
| (二) 大学生学风的特点 |
| 三、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现状和成因 |
| (一)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实施现状 |
| (二)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问题成因 |
| 第四章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进取之风教育 |
| (一) 理想信念教育 |
| (二) 社会责任教育 |
| (三) 科学发展教育 |
| (四) 竞争态势教育 |
| 二、诚信之风教育 |
| (一) 诚信价值教育 |
| (二) 诚信品质教育 |
| (三) 诚信法制教育 |
| (四) 诚信实践教育 |
| 三、严谨之风教育 |
| (一) 求是精神教育 |
| (二) 科学态度教育 |
| (三) 严谨风格教育 |
| 四、创新之风教育 |
| (一) 开拓意识教育 |
| (二) 创造精神教育 |
| (三) 质疑精神教育 |
| 第五章 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有效推进 |
| 一、大学生学风教育的途径拓展 |
| (一) 教师教育、自我教育和互动教育相结合 |
| (二) 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相结合 |
| (三) 文化育人、制度育人和实践育人相结合 |
| (四) 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 |
| 二、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机制创新 |
| (一) 建立学业指导机制 |
| (二) 完善学业评价机制 |
| (三) 改进学业激励机制 |
| (四) 运用学业预警机制 |
| (五) 引进学业淘汰机制 |
| 三、大学生学风教育的方法探索 |
| (一) 启迪法 |
| (二) 示范法 |
| (三) 规范法 |
| (四) 竞争法 |
| (五) 渗透法 |
| 四、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环境优化 |
| (一) 优化宿舍环境 |
| (二) 优化班级环境 |
| (三) 优化校园环境 |
| (四) 优化社会环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写作的故事 |
| 攻博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附录一: 全国高校学风汇总 |
| 附录二: 大学生学风教育调查问卷 |
（8）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 ——形态学的路径（1880-191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意识形态研究的形态学路径 |
| 第四节 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霍布豪斯的新自由主义 |
| 第一节 核心结构的延续与拓展 |
| 一、自由概念的传承与更新 |
| 二、社会性与共同体观念的浮现 |
| 三、福祉:核心结构的新成员 |
| 四、社会进步:必然进化vs.社会自决 |
| 第二节 邻近区域的新成员 |
| 一、平等诸要素 |
| 二、国家观:在"最小国家"与"绝对精神"之间 |
| 第三节 外缘概念 |
| 一、基本生活工资:"最低"的理念 |
| 二、母亲津贴、养老金和免费教育 |
| 第三章 霍布森的新自由主义 |
| 第一节 核心场域的布局 |
| 一、社会性 |
| 二、"个人主义":个性的自由发展 |
| 三、有机福祉 |
| 第二节 邻近区域:既有概念的激进化 |
| 一、公平:人文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
| 二、机会平等的拓展 |
| 第三节 外缘概念 |
| 一、养老金:对风险的预防 |
| 二、基本生活工资:从"最低"到"最优" |
| 三、作为公共就业权利的工作权 |
| 第四章 萧伯纳的费边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核心结构的安排 |
| 一、收入的绝对平均分配 |
| 二、工作与闲暇的相互补充 |
| 三、福祉最大化与共同体观念 |
| 第二节 邻近概念 |
| 一、自由的重新界定与调整 |
| 二、"社会主义条款":共同所有权 |
| 三、民主化国家:国家社会主义vs.无政府主义 |
| 第三节 外缘概念 |
| 一、国有化:对平等的促进 |
| 二、收入再分配、最低工资以及民主制度改革 |
| 第五章 韦伯夫妇的费边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构成 |
| 一、平等的邻近者 |
| 二、走向以共同体为单位的思考方式 |
| 三、渐进的历史观 |
| 第二节 邻近概念 |
| 一、共同所有权与三种伪集体主义 |
| 二、从政治民主到社会民主 |
| 第三节 外缘概念的多样性 |
| 一、国民最低生活标准 |
| 第六章 意识形态的交叠与分疏 |
| 第一节 人的社会性与共同体的性质 |
| 第二节 个性的自由发展 |
| 第三节 福祉的核心重要性 |
| 第四节 公平与平等 |
| 第五节 工作权 |
| 第六节 国民保险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后记 |
（9）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 ——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儿童政治身份的引介 |
| 一、政治身份准入标准 |
| (一) “星级评价”的实施 |
| (二) 对“星级评价”的审视 |
| 二、政治意识启蒙:队前教育 |
| (一) 队前教育的“上层指导思想” |
| (二) 轰轰烈烈的队前教育活动 |
| (三) 政治身份之钥:入队申请书 |
| 小结: 政治身份授予的“前奏” |
| 第二章 仪式与儿童政治身份的塑造 |
| 一、入队仪式:政治身份的正式赋予 |
| (一) 仪式参与者 |
| (二) 旗帜的传递 |
| (三) 佩戴红领巾 |
| (四) 宣誓与呼号 |
| (五) 新老队员代表发言 |
| (六) 学生心目中的入队仪式 |
| 二、升旗仪式:政治身份教育的日常化 |
| (一) 升旗仪式的时间与空间 |
| (二) 谁能成为升旗手与护旗手? |
| (三) 国旗下的讲话:政治话语的表达 |
| (四) 每周之星:追求卓越 |
| (五) 学生心目中的升旗仪式 |
| 三、日常惯习化仪式 |
| (一) 作为惯习的仪规 |
| (二) 少先队仪式活动训练 |
| 小结: 少先队仪式与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 |
| 第三章 儿童政治身份的展演——参与政治活动 |
| 一、少先队代表大会 |
| (一) 少代会提案 |
| (二) 大队长工作报告 |
| (三) “身份面纱”:我是少代会代表 |
| 二、少先队常规政治活动 |
| (一) 纪念活动:烈士陵园扫墓 |
| (二) 主题活动:我为“核心价值观”代言 |
| (三) 惯例活动:跨校“手拉手”互动 |
| 三、大队部建制化的政治培训 |
| 四、少先队小干部“常规政治任务”:检查工作的开展 |
| (一) 常规检查内容 |
| (二) 规约与惩罚 |
| (三) 检查中的“斗智斗勇” |
| (四) 少先队干部:检查者的身份 |
| 五、一个诱人的话题:少先队员“民主参政” |
| 小结: 儿童参与政治活动有多大的自主性? |
| 第四章 少先队小干部的选拔与培养 |
| 一、队干部竞选:政治身份的分层 |
| (一) 竞选流程 |
| (二) 投票 |
| (三) 竞选词 |
| 二、少先队员评优:优秀队员身份的遴选 |
| 三、少先队干部的直接培养者——大队辅导员 |
| 小结: 从群体活动到个别培养 |
| 第五章 儿童政治身份的符号标志 |
| 一、少先队员符号标志:红领巾 |
| (一) 红领巾的象征意义 |
| (二) “神圣”的红领巾 |
| (三) “被遗忘”的红领巾 |
| 二、“杠”:政治身份符号标志 |
| (一) 政治身份的类别化、典型化 |
| (二) 被遗忘的“一道杠”——身份的“遮蔽” |
| (三) 作为角色模型的孩子——“在其位,担其责” |
| 三、符号的变异——符号教育功能的式微 |
| 小结: 榜样符码:角色期待与政治教育 |
| 第六章 儿童对自身政治身份的迷茫 |
| 一、我是谁:少先队员的自我表达 |
| 二、真的认同吗:他者眼中的“我” |
| 三、“好少先队员”自画像:理想中的“我” |
| 四、“复数的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
| 五、归属与游离:组织生活中队员的变化 |
| (一) “敬业”的儿童积极分子 |
| (二) 沉默的大多数 |
| 小结: 身份认同——政治教育治理术 |
| 第七章 儿童政治身份赋予的得失成败 |
| 一、党务活动的预演 |
| 二、学校政治身份教育的“成与败” |
| (一) “成 |
| (二) “败 |
| 三、政治教育的理想选择与限度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1966年《科尔曼报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1966年《科尔曼报告》产生的缘起 |
| 第一节 战后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改革精神的奠基 |
| 一、战后经济相对繁荣为教育机会均等奠定物质基础 |
| 二、自由主义改革精神为教育机会均等提供精神支持 |
| 第二节60年代主要以教育来疗救社会不公运动的推动 |
| 一、以教育来斩断贫困链条的“反贫困之战” |
| 二、重视弱势群体教育地位平等的系列民权运动 |
| 第三节 科尔曼自身的经历和研究兴趣 |
| 第二章 《科尔曼报告》的出台过程及研究结论 |
| 第一节《科尔曼报告》的出台过程 |
| 一、调查团队的组建和研究目的确立 |
| 二、研究计划的确立和抽样设计 |
| 三、调查数据的收集和处理 |
| 四、仓促递交报告 |
| 第二节 《科尔曼报告》的主要研究结论 |
| 一、公立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 |
| 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主因 |
| 三、不同出身和种族的交互作用对弱势群体学生学业成就影响显着 |
| 第三章《科尔曼报告》出台后的影响 |
| 第一节 引发政界争议并进一步推动美国基础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的完善 |
| 一、引发政界争议 |
| 二、采取进一步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措施——“校车计划” |
| 三、修改《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改善“补偿计划” |
| 第二节 激发了学界讨论及相关领域研究热情 |
| 一、学界对研究结论的支持与质疑 |
| 二、学校效能的研究成为潮流 |
| 三、为“教育机会均等”增加了新的内涵 |
| 第四章 《科尔曼报告》对我国基础教育机会均等的启示 |
| 第一节 教育机会均等相关政策的形成须立足于广泛的调查研究 |
| 第二节 我国基础教育机会均等目标实现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
| 一、增加教育投入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需要政府宏观把握 |
| 二、消除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与偏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 三、平衡经济差别明显地区的教育资源任务艰巨 |
| 第三节 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机会均等 |
| 一、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是保障基础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 |
| 二、增加基础教育投入是我国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现实需要 |
| 三、建立对弱势群体家庭的教育补助机制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 |
| 四、平衡区域内外教育资源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必须条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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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战略对接理论建构研究 ——基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分析[D]. 段涛. 云南大学, 2019(09)
- [2]“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中国体育外交研究[D]. Rita Zhao（赵丽塔）. 北京体育大学, 2018(01)
- [3]学术出版交流功能的结构性变迁[D]. 米彩虹. 长安大学, 2018(01)
- [4]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D]. 郭学松.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5]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四位一体”课程实施路径研究[D]. 徐园媛. 西南大学, 2017(04)
- [6]网络舆情影响下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策略研究[D]. 郭岩. 太原理工大学, 2017(01)
- [7]大学生学风教育研究[D]. 赵癸萍. 武汉大学, 2017(06)
- [8]英国新自由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 ——形态学的路径（1880-1914）[D]. 曾一璇.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6)
- [9]儿童政治身份的赋予 ——对一所小学少先队的田野考察[D]. 傅金兰.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1)
- [10]1966年《科尔曼报告》研究[D]. 王玉环. 河北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