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共同提高经济能力

一、欧洲要联合提高经济能力（论文文献综述）

丁红岩^[1]（2021）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开创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恒久发展的源头所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基本经验。在异常艰辛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其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体图景,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意义的认知,澄清一些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误差和偏颇。与此同时,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能为我们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思路启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上生成的。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下,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充分暴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心东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两制并存的复杂局势下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萌生了“相结合”的思想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渊源、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实践理性等多方面的融通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能够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准中国化、正式开启、艰辛推进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日益强大,工人阶级逐渐觉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组织主体、思想主体、阶级基础逐渐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使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国共合作后,在不断总结国民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但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关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对象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相对青涩,理论阐述尚待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总体看来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举什么旗”和“建什么党”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汲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强化问题意识、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筑梦伟业。

张冯^[2]（2021）在《马克思革命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革命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依托其科学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与国际革命发展实际情况相适应产生的学说（革命理论）。革命思想一经形成便在各国产生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竖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旗帜,开启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统治的时代,并在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继承和实践中逐步完善,时至今日仍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学说。马克思对于革命概念的认识继承了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所形成的现代革命学说,并伴随着其思想的成熟而超越了黑格尔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革命认识,形成了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研究基础上的革命范畴,其革命并不仅指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而是在人类社会形态实现跃升的意义上讨论的,具有历史性、整体性、阶级性的理论特质,站在无产阶级或者整个人类的立场上形成了独有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1841-1848年是其思想的形成时期,发现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巨大历史作用,建立了一条研究并实践革命的正确思路,即从现实世界以唯物主义的视角寻找答案。1848-1864年是其思想的成熟时期,系统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性、暴力夺取政权以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等理论,提出并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原则和策略。1864-1883年是其思想丰富时期,针对当时在革命性质、策略等重大问题上,所产生的以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从根源入手对其进行批驳,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革命思想包括革命动力、革命主体、革命策略、革命目标四个方面的内容:革命动力说即研究革命发生发展的动因,其中革命发生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因,科学进步、民族矛盾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都构成革命爆发的因素。革命主体说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承担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突出的领导地位,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也是一股无法完全摒弃的潜在革命力量。革命策略说既包括短期进行政治革命的策略,也包括在长期尤其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继续进行革命的策略。革命目标说则划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一步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力量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共产主义革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革命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马克思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相继完成了暴力推翻三座大山、社会主义和平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革命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发扬,也充分显示了革命在今天中国仍旧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马克思的革命思想对深入推进新时代的“两个伟大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曹莹^[3]（2020）在《恩格斯晚年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期间对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群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开始研究农民问题的解决。马克思离世后,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飞速发展引发的种种矛盾,以及法德两国社会主义政党为获取政权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实,深刻认识到重新阐明解决农民问题的社会主义原则、纠正工人党内部机会主义观点的必要性,带病完成其晚年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的标志性着作即《法德农民问题》。这篇文献不仅在当时有助于指导西欧社会中农民问题的处理,并且对东方社会中突出的农民问题也具有现实启发。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民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因素导致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当有限,而现实中不重视农民群体、忽视其各方面利益的现象又时有发生,这都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现阶段,我国已经把妥善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在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对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同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当前在农村全面覆盖的脱贫攻坚相辅相成。由此可见,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当然,在我国处理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农民学说,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时期对农民问题的深入思考,既继承了马克思的农民思想,又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思想,使其更具有普适性和实用性。因此,恩格斯晚年的农民思想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对问题的提出原因、研究意义、当前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方法等作出阐述;第一章针对恩格斯晚年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的提出,分别从经济背景、政治背景和理论基础的角度进行探究;第二章论述了恩格斯晚年农民思想的主要内容,并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角度肯定了其理论贡献;第三章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三农问题的实际和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措施。

李国亮^[4]（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侯梁萍^[5]（2020）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示范和五四运动的胜利中,看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出来的真理与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需求是一致的。因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勾结的罪恶,并深入实践、广泛传播与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唤醒了中国的劳动阶级,为五四时期革命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辩中确立了中国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理论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改造中国社会。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辩驳中,深刻的表明了中国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发动劳动阶级。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指明了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初步发展。围绕着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理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以党的建设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统一战线理论来进行革命的方法体系,深入的剖析了中国的国情,指出了中国此时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外话语体系的形成离不开早期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塑造、传播能力的扩展与增强革命话语以及群众对理论的掌握。在这个过程中充分的体现了革命与话语的契合性、与传统表达的一致性以及与权利的内在统一性特征。虽然这些话语在现在看来存在一定的局限与偏差,但对当时来说意义巨大,第一次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全新面貌,指导了中国的前进的方向,体现出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并对今天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弱化的危机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与启示。

闫磊^[6]（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周琳^[7]（2020）在《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普列汉诺夫（1856—1918）,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工人运动领袖。从1876年开始,他公开反对沙皇封建制度,寻求俄国社会出路,加入民粹派,走上革命道路。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深入考察欧洲工人运动,逐步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翻译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发表了众多理论文章,成为俄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批判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第一人。他在西欧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组织会议,与欧洲各国工人党领袖频繁交往,学习借鉴欧洲无产阶级建党经验,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发表文章鼓励工人阶级接受马克思主义,培养各地的通讯员以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统一各地革命小组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行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逐步形成。普列汉诺夫的一生不仅经历复杂,而且思想多变,对其评价很难进行盖棺定论。他的理论成果丰富,研究思想涉猎范围广泛,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促进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但又存在复杂性、矛盾性。这也是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以期深化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以普列汉诺夫40余年政治生涯期间撰写的文章着作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发展过程,系统研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采取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归纳总结法、逻辑比较法等多种方法,围绕文献梳理——内容建构——实践论证——理性评价——现实启示展开。全文共分为五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形成,包括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观条件和形成阶段。19世纪70、80年代,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建立。这一时期,俄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努力探寻革命道路,需要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人运动,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来指导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从事民粹派革命活动中受到沙皇统治当局的迫害流亡西欧,开始系统研究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西方工人运动和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经验,初步形成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1903年,他积极筹备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俄国第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党纲和党章,统一党的思想认识,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在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做出贡献,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基本确立。但会议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围绕党章、党纲的具体内容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又开始产生变化,经历了孟什维克立场、反对取消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合作立场和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三大阶段,晚年走向了令人惋惜的机会主义路线。第二章主要研究1903年前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四大方面。首先,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高度重视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阐明马克思主义是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要实现“革命的代数学”,鼓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主张对工人阶级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鼓动,注重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他认为无产阶级在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坚定阶级立场,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抵制宗教思想的冲击,学会“用精神武器去阻止信教的同志”,争取其中的进步青年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主张要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明确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独立性;明确党的组成成分,确保“无产者的阶级是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地位;他坚定党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突出获取政治自由是俄国工人阶级追求的第一个政治目标,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建设最基本的要求;他主张落实党的斗争任务,将党的当前任务与最终目标相结合。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尽快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强调党的纲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体现党的革命目标,无产阶级一定要密切落实;明确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性,加强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促进党组织的团结,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他论证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他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突出实现政治自由、党内民主和权利平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主张落实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策略,最终“一切策略有利于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在革命活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策略。最后,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普列汉诺夫坚持从事实出发分析革命形势的思想作风,阐明工人阶级的现状、发展趋势和进步作用;坚持理论研究指导革命实践的作风,客观分析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态度的正确认识;他坚持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强调了在革命中要团结一切具有革命愿望的进步力量,不要受统治者的蛊惑排斥外来民族或国家进行的革命斗争,正确看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行为;他坚持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战斗作风,指明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危害,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第三章主要研究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转变,主要从组织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及无产阶级革命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后他对会上通过的党章、党纲产生动摇,将妥协退让看成一种在组织策略方面的灵活方式,在组织原则方面对政治自由与民主集中制理解出现偏差,在组织机构成员调整方面存在个人私心,偏袒孟什维克中的革命老战友。他希望通过各派之间的妥协能够换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形式上的统一,避免两派的争论导致组织上的分裂。其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他承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认为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应配合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思想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对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关系理解出现偏颇,弱化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对俄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缺乏正确认知。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导致其放弃无产阶级的政治权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再次,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认为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至关重要,主张采取政治协商、议会斗争等和平方式,一方面可以争取无产阶级应有的政治权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不要急于发动武装革命,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更为重要和迫切。最后,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他将暴力革命只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方式之一,认为20世纪初的俄国不具备发动暴力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不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他认为目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资产阶级自然为革命的主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提出“分开走,一起打”的革命策略,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后期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紧紧相连,与欧洲革命局势和西欧各国工人党领导思想的渗透不无关系,更与其自身思想僵化、性格孤傲、脱离实际影响重大。他的思想转变加剧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导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思想动荡、组织涣散,助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气焰。第四章重点对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争论进行了比较研究。1895年,在苏黎世的首次会晤开启二人全方位合作,在思想领域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非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领域支持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组织领域以《火星报》为平台培养党的领导后备力量,共同草拟纲领和党章。1903年党的二大之后,两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首先,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目标发生争论。列宁主张抓住革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普列汉诺夫主张先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觉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不具备。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之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比较消极,教条地认为发动革命就是冒进、不符合俄国革命发展规律,实则丧失革命的主导权。其次,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发生争论。列宁在入党条件方面要求严苛,认为党员必须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入党,坚持民主集中制;而普列汉诺夫认为入党条件可以放宽要求,忽略党组织的严密性和纯洁性,主张党组织实行民主就要拒绝集中,忽视党组织的实际运行需求,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原则缺乏正确认识。第三,二人围绕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发生争论。面对1905年革命,列宁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主张实行工农联盟;而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场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进行领导,农民阶级思想落后,不提倡建立工农联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侵略战争,无产阶级应抓住机遇,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一战中俄国属于防御方,无产阶级应协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扞卫俄国国家利益,然后集中精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面对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看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快速成长,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较低,主张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召开立宪会议。二人之所以发生争执,与二人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及结合俄国实际的程度不同,对俄国革命形势和党内形势把握存在差距,与二人的革命经历和性格不同都有重大关系。二人的争论造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愈加激烈,导致无产阶级政党重新洗牌,影响两人的政治生涯走向不同的道路。第五章对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思想发展过程较为复杂,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从思想内容上来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实地研究;从思想的实践意义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深入分析俄国历史和西欧革命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研究有机契合起来,与民粹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经济派、马赫主义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争论,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地位,促进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从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来分析,普列汉诺夫一直在西欧从事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其思想有力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在第二国际组织中率先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东欧和欧美等国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具有一定作用,对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具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在思想内容上不够系统完善,思想表达不够清晰易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够,其思想在后期发生转变给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普列汉诺夫从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名机会主义者,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在思想建设方面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建设方面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在作风建设方面要加强个人修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全面落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建设,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长远发展。

李晓凤^[8]（2020）在《列宁的群众观及当代价值》文中认为列宁的群众观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群众观的基础上,结合俄国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列宁群众观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列宁的群众观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容,而且为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本文尝试在对列宁群众观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列宁群众观的整体认识,较为系统的阐述列宁群众观的主要内容,并进一步分析列宁群众观的理论价值和当代启示,希望能够借助文本分析深化对列宁群众观的研究。本文的框架主要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列宁群众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列宁群众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理论来源。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论述列宁群众观的主要内容,这一部分将重点论述列宁对群众的认识,以及列宁群众观的实践形式和价值导向。第四部分是列宁群众观的当代价值,主要从列宁群众观的理论意义和当代启示两方面论述。列宁群众观在俄国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下产生,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吴丹^[9]（2020）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发展环境,国家政治安全遇到严峻挑战。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和平演变”策略加快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国内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各种思想意识相互激荡,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对复杂形势,要取得伟大斗争的胜利、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由此,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理论研究和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党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本色、提高全社会政治觉悟和政治意志、筑牢共同思想基础。本文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国际各种力量较量与国内建设面临的各种挑战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阐明本文研究的必要性,梳理和分析国内外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阐明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二是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划分为孕育、确立、完善、发展四个阶段,以文本解读的方式,纵向考察四个阶段的时代背景,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发展变化的主要线索和脉络。三是凝练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高度概括、提炼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政治思想,梳理、形成并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国家政权是政治的核心、政党是政治的中枢、阶级斗争是政治的主题、民主是政治解放的主旨、法制是政治统治的保障、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四是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三个理论问题,目的在于深化理解该理论。首先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建构逻辑,阐明了其建构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人、依靠的力量是无产阶级、追求的最终状态是全人类的解放;其次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实现路径,提炼出提升生产力水平、注重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注重社会民主法制建设等五个基本路径;最后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对以往人类政治观的历史突破,包括研究视域、方法论、实践性和终极目标四个方面。五是形成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的策略,在阐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的价值基础上,建构了包括“两个领域”的教育目标、“四个相结合”的教育原则、“三位一体”的教育内容和“六法协同”的教育方法与途径的教育策略,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使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与时代共频。

高茂森^[10]（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人民民主革命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本身是民主与革命的合流,它既是一个革命的历史政治过程,又是一个争取民主的历史政治过程。在学理上从民主建构的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既是一部革命史,同时也是一部民主性不断发生和建构的历史,革命行动始终处于民主建构行动的历史进程中。因此,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民主观念的建构还是民主行为的建构,民主作为革命目标的同时也作为具体历史时段中达成革命目的的手段,其从未在历史政治过程中缺席。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处于民主建构的历史性政治实践行动过程之中。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毛泽东那里之所以能够形成人民民主革命的观念在于他本人坚信人民主体的历史观,并且他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体,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维护（即民主）作为革命的信仰,在坚守信仰中寻求国家的真正统一。民主建设与革命行动辩证统一,人民民主国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追求,民主观念的建构是民主势力革命行动的前提,革命行动为民主现实的获得提供保障。进入历史的具体场景,毛泽东分析了所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存在的专制主义现象,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进行了民主建设及革命实践。全面的民主危机引发了全面革命,革命不再单纯是传统以暴制暴的秩序建构过程,革命需要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之中获得人民的认同,只有人民成为革命的主体,革命才能获得真正成功。革命过程是民主秩序建构的过程,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革命的革命过程,也是其最大的特点。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对专制形势进行分析、认识、再认识,不断对民主观念及行为进行建构再建构,革命最终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势力不断强大的基础上获得了实质性变化和发展。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人民的民主质量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准。民主既是目标又是手段。革命动力因民主的不断建构而变得充足,民主势力因革命不断前行而壮大。以民主促进革命,革命与民主同发展的历史政治过程凸显了人类事业变化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其为新时代的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镜鉴。不忘革命初心,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值得传承。

二、欧洲要联合提高经济能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洲要联合提高经济能力（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革命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恩格斯晚年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4）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7）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列宁的群众观及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欧洲要联合提高经济能力（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丁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克思革命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张冯. 兰州大学, 2021(12)
• [3]恩格斯晚年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曹莹.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4]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5]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研究[D]. 侯梁萍.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6]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7]普列汉诺夫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D]. 周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列宁的群众观及当代价值[D]. 李晓凤. 兰州大学, 2020(10)
• [9]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其教育研究[D]. 吴丹.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10]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人民民主革命观研究[D]. 高茂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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