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省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一)（论文文献综述）
卢昌彩[1]（2021）在《浙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实践,是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的必然要求,是落实海洋强省高质量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根本要求,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的重要贡献。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着成效,但也存在着海洋立法滞后难执行、联动治理不力难到位、治理基础薄弱难奏效等问题短板。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国家和地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经验,提出生态治理机制、污染联动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生态数字治理、生态法治保障等5方面对策路径,并从加强领导、空间规划、生态投入、改革试点、科技创新、公民参与等6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汪舒静[2]（2021）在《W市O区乡土要素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文化礼堂（简称文化礼堂）是浙江省自2013年起,为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基层文化繁荣兴盛,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建设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乡村,是文化礼堂的出发点和落脚地;乡土要素,是文化礼堂建设中必然运用和体现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建设中,W市O区文化礼堂对乡土要素的融入还存在运用难保障、融入不深入、群众密切度待提高等问题。本文旨在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考察法、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理论等,对W市O区将乡土要素融入文化礼堂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重点探究进一步发掘当地乡土要素内涵与作用、改进文化礼堂这一基层宣传思想文化主阵地建设、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的对策建议。具体而言:正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乡土要素”“农村文化礼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概念以及相关理论支撑。第二部分,根据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实际,归纳分析该区将乡土要素融入文化礼堂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公共设施一体化建设、打造地域主题文化礼堂、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核心进行文化礼堂供给和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礼堂建设。第三部分,分析乡土要素融入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中存在的公共设施融入文化礼堂建设受条件制约、部分文化礼堂地域特色文化融入流于形式、不同人群文化礼堂建设参与不平衡等问题。第四部分,重点结合乡土要素融入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究文化礼堂建设实际条件与建设要求存在矛盾、人们对乡土要素的内涵作用和应用实践认识不足、当地人群要素特征与文化礼堂建设不完全匹配等导致问题的主要成因。第五部分,在前文问题研究和原因分析基础上,从打破文化礼堂传统建设形式、政府牵头开展乡土要素研究运用、发挥群众在文化礼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提出推动问题解决和优化的对策建议。
宋晓娟[3]（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指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肖雄[4]（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周彤[5]（2021）在《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为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满足纳税人日益增长的互联网需求,印发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该计划从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智能应用五个方面提出我国“互联网+税务”重点行动方向。并致力于打造一支专业知识扎实、服务技能过硬的税务人员队伍,打造一个技术先进、服务精准的网上纳税服务平台,从而提高纳税人满意度,提升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进而推动税收现代化建设。基于该行动计划,各省市自治区税务部门将电子税务局搭建提上日程,积极组建专业队伍。2018年初,各省网上税务局纷纷上线,非接触式办税逐渐步入正轨。网上纳税服务作为纳税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纳税的便捷性、先进性以及重要性,尤其在2020年初疫情冲击的情况下,电子税务局成为保障税收征管的重要途径,为我国税收征管有序进行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网上纳税的重要地位日趋凸显。随着网上纳税日益重要,网上纳税服务的评估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纳税人越来越注重网上纳税服务的体验,提升网上纳税服务能力可进一步提升纳税满意度、税收遵从,促进我国税收体系现代化建设。基于此,对网上纳税服务能力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在电子税务局建设方面早于我国,国外学者针对用户对各自国家的电子报税系统接受程度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对于我国评估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在指标构建环节借鉴了国内外网上纳税服务评价内容。同时,网上纳税服务是电子政务服务中的重要一环,两者虽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在整体目标、评价结构方面具有相似性,且我国电子政务研究较为成熟,因此本文也借鉴了国内电子政务服务评价体系。基于以上两点,本文从四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评价指标,包括网上信息公开能力、网上纳税服务供给能力、网上纳税服务响应能力以及网站建设,除构建四个一级指标之外,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7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并选用网络爬虫、赋权法、灰色关联法三种方法收集数据并进行评估。从整体的评估结果发现,东部发达省份总体来说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较好,西部欠发达地区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有所欠缺,尤其在网上纳税服务响应能力方面差距较大。其中网上信息公开能力各省的总体差距较大,但无明显的地域分布趋势;网上纳税服务供给能力方面各省差距不大,比较均衡,仅部分省份在功能分类上有所欠缺;网上纳税服务响应能力省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基本都能回应纳税人,然而在回应速度方面,部分省份存在回应不及时的问题,从回应质量来说多数省份皆能够较好的回应纳税人的问题;网站建设方面地域差距较大,东部发达地区网站建设较好。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本文基于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做得好的省份,从加强信息公开能力、增强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纳税咨询响应能力、加大网站建设力度以及数字税务人才培养五个方面分别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王见凤[6]（2020）在《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我国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无法充分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明建设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地区的建设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乡风文明建设推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浙江省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是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新方法、新模式、新理论的沃土。从浙江乡风文明建设先行探索的实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为理论依据,从物质基础、政治保障、文化资源等方面分析浙江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浙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风文明建设的措施,在提高农民素养培育乡村产业生力军,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实现文化惠民,实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创新理念,重视城乡共融文明机制的建立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浙江乡风文明建设在实践过程中避免不了发展的瓶颈,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投入不均衡导致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大,部分民间陋俗仍然存在,民间文化传承缓慢,乡风文明建设管理缺位等阻碍了乡风文明建设进一步发展。我们需要从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农民综合素养,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和提升基层管理水平等方面找到对应的适合浙江乡风文明发展的提升策略,从而促使浙江乡风文明建设良性持续发展。
王瑶华[7]（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研究指明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吴雨秋[8]（2020）在《基层社会犯罪治理模式变迁研究（1949-2019） ——以诸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模式经历了诸多变化,其变迁的模式和规律值得进行研究分析。本文以浙江省诸暨市在犯罪治理问题上的实践为研究范本,按照治理模式的形成背景、在诸暨的实践样态和其内涵的理论分析的框架探索我国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犯罪治理情况。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阶段,犯罪治理模式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治理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间的综合治理时期以及1997年之后逐渐迈向多元治理时期。尽管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存在着治理手段和治理情况的重合,但采取阶段划分的方式能更便于考察各个时期的犯罪治理的模式和特征。从整体上看,每个阶段的犯罪治理模式都受到当时时代背景、历史环境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与各个时期的治理资源的总量和国家与社会在犯罪治理问题上的力量对比有很大关系。从治理主体角度看,变迁主要是从以国家为绝对主导力量的一元的犯罪治理模式发展为国家主导社会辅助的治理模式,进一步走向国家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犯罪治理模式。从治理方式的角度分析,基层社会的治理方式从总体治理的运动式治理向多元治理的制度化发展,从“管理”到“治理”再到“法治”,治理理念也转变为以良法善治为核心的现代化治理理念。要实现良法善治的现代化治理,就要以多元治理模式作为我国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加强多元治理模式的建设,这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制度,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同时,加大社会的培育力度,提升社会的自治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犯罪治理。
赵津津[9]（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者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城乡生态环境的设想,为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城乡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城乡生态关系理论逐步完善、实践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为我国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工作在短短几年时间迈上新台阶,取得了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积累了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以及促进城乡利益协调。美丽中国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谋划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统筹生态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政策创新,施行最严密的法治,是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自上而下层层推动、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压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则是有效推动顶层设计落地实施的关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城乡利益协调采取的重要举措有:第一,统筹城乡空间规划。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科学划定“三区三线”,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第二,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多年来,流域生态补偿与森林生态补偿在政策制定、法律保障和地方实践各层面都做出丰富的探索。第三,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我国重视利用城市资金、技术、人才优势,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通过补齐农村环境短板,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持。但也应看到,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依然面临现实挑战,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为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李毅[10]（2020）在《减量规划导向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和提升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文中认为工业用地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工业用地等生产要素规模扩张驱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工业用地闲置、浪费等现象日渐严峻,工业用地低效利用问题逐渐凸显,土地资源紧缺与低效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建设用地资源紧张对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约束逐步显现,增量规划逐渐向存量和减量规划转变,在减量规划导向下提高城市工业用地效率势在必行。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既符合全球发展大势,也是我国发展的内生需要,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升,引领其他城市群区域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本文在工业用地减量规划导向下,以长三角区域为例,测算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水平,研究影响工业用地效率的主要因素,试图为破解减量规划时代工业用地供给趋紧造成的资源约束难题,实现长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考,并为我国其他城市群区域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与启示。本文选择20062015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共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从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角度构建工业用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出各地区工业用地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总体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通过工业用地技术效率DEA有效前提下的工业用地投入冗余量剥离出工业用地效率。同时选择Tobit模型对工业用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回归结果构建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机制,为减量规划导向下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研究期内各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明显好转。工业用地效率均值自2006年的0.51上升至2015年的0.61,上升幅度达23.52%。但是工业用地投入冗余情况依然严重,截至2015年仍有近40%的工业用地投入冗余。（二）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区域环境和行业特征均会影响城市工业用地效率提升,具体来说土地市场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用地利用强度会对用地效率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工业行业对外开放度、地区产业结构则对用地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为此,应完善工业用地管理,规避地方政府盲目引资竞争;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优化工业用地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工业用地利用强度,发挥工业产业集聚效应。（三）实施区域工业用地差别化减量增长策略,提升整体用地效率。减量规划导向下,提高工业用地效率是必然选择;工业用地效率测算结果则为减量规划提供依据和支撑,推动用地效率低的地区落实工业用地减量化,以破解城市土地资源约束难题。
二、浙江省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浙江省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一)（论文提纲范文）
（1）浙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意义 |
| （一）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实践 |
| （二）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的必然要求 |
| （三）落实海洋强省高质量建设的主要内容 |
| （四）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根本要求 |
| （五）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的重要贡献 |
| 二、当前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短板 |
| （一）海洋立法滞后难执行 |
| （二）联动治理不力难到位 |
| （三）治理基础薄弱难奏效 |
| 三、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国际经验 |
| （一）建立海洋环境法律制度体系 |
| （二）创新海洋生态治理体制机制 |
| （三）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创新应用 |
| （四）培养公众海洋保护参与机制 |
| （五）加强跨区域海洋共同治理 |
| 四、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路径 |
| （一）健全海洋生态治理机制体系 |
| （二）健全陆海污染联动整治体系 |
| （三）健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体系 |
| （四）健全海洋生态数字治理体系 |
| （五）健全海洋生态法治保障体系 |
| 五、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保障措施 |
| （一）着力加强海洋工作领导 |
| （二）着力强化空间规划管控 |
| （三）着力增加海洋生态投入 |
| （四）着力创建国家公园试点 |
| （五）着力重视海洋科技创新 |
| （六）着力争取公民参与机制 |
（2）W市O区乡土要素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创新和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乡土要素 |
| 2.1.2 农村文化礼堂概念 |
| 2.1.3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概念 |
| 2.2 本研究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建设理论 |
| 3 乡土要素融入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的主要表现形式 |
| 3.1 基于公共设施一体化的文化礼堂建设 |
| 3.1.1 现有建筑改建扩建成文化礼堂 |
| 3.1.2 基层阵地综合建设 |
| 3.2 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主题文化礼堂建设 |
| 3.2.1 以“史”为题展陈村情特色 |
| 3.2.2 以“文”为题融汇地域文化 |
| 3.2.3 以“人”为题彰显人文情怀 |
| 3.3 基于人群要素影响的文化礼堂建设 |
| 3.3.1 以人群需求为核心进行文化礼堂供给 |
| 3.3.2 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礼堂建设 |
| 4 乡土要素融入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 公共设施融入文化礼堂建设受条件制约 |
| 4.1.1 场地硬件制约 |
| 4.1.2 资金条件制约 |
| 4.2 地域特色文化融入运用流于形式 |
| 4.3 人群要素融入不平衡 |
| 4.3.1 活动参与分布不平衡 |
| 4.3.2 运行管理人群“老龄化” |
| 5 乡土要素融入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存在问题的主要成因 |
| 5.1 文化礼堂建设实际条件与建设要求存在矛盾 |
| 5.1.1 个体条件与统一要求存在差距 |
| 5.1.2 资金补助与建设成本存在缺口 |
| 5.2 区域乡土要素认知运用不到位 |
| 5.2.1 地域特色文化认知不足 |
| 5.2.2 区域间乡土要素挖掘运用的学习交流不充分 |
| 5.3 人群要素特征与文化礼堂运行管理不完全匹配 |
| 5.3.1 年轻群体参与意识不强 |
| 5.3.2 人群需求活动覆盖不全面 |
| 5.3.3 常住人口“老龄化” |
| 5.3.4 时间成本制约 |
| 6 推进乡土要素融入W市O区文化礼堂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打破文化礼堂“一村一堂”集中式传统建设形式 |
| 6.1.1 在建设模式上考虑全域式文化礼堂 |
| 6.1.2 在功能设置上探索“主堂+分堂”布局 |
| 6.1.3 在用地选址上鼓励开放式“拆后废地”再利用 |
| 6.1.4 在阵地维度上延伸打造数字化文化礼堂 |
| 6.2 政府牵头成立乡土要素研究运用专项机构 |
| 6.2.1 政府牵头乡土要素研究运用专项工作 |
| 6.2.2 成立W市O区乡土要素研究会 |
| 6.2.3 试点打造乡土要素文化礼堂联盟 |
| 6.3 激发群众在文化礼堂运行管理中的主角作用 |
| 6.3.1 鼓励群众担当活动主角 |
| 6.3.2 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管理 |
| 6.3.3 发挥民间文化人才力量 |
| 6.3.4 激励群众文化“自给自足”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W市 O 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调查问卷 |
| 致谢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5）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 一、 电子政务服务质量评价 |
| （一） 电子政务绩效评估 |
| （二） 电子政务服务能力评估 |
| （三） 电子政务服务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
| 二、 政府网上纳税服务质量评价 |
| （一） 纳税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
| （二） 网上纳税服务满意度评价研究 |
| （三） 网上纳税服务质量影响因素及满意度评价研究 |
| 三、 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纳税服务 |
| 二、 网上纳税服务 |
| 三、 网上纳税服务的特点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二、 税收遵从理论 |
| 三、 组织能力理论 |
| 第三章 网上纳税服务体系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网上纳税服务体系主要内容 |
| 一、 我国纳税服务体系主要内容 |
| 二、 台湾报税系统接受度调查 |
| 三、 我国各省税务官网结构 |
| 第二节 国外网上纳税服务体系评价内容 |
| 一、 马来西亚电子报税系统评价 |
| 二、 菲律宾电子报税系统评价 |
| 三、 爱尔兰税务申报系统调查 |
| 四、 荷兰及南非税收服务质量评价 |
| 第三节 我国网上政务服务体系分析 |
| 第四章 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一、 科学性原则 |
| 二、 可行性原则 |
| 第二节 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指标遴选 |
| 第三节 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指标权重设定 |
| 一、 网上信息公开能力 |
| 二、 网上纳税服务供给能力 |
| 三、 网上纳税服务响应能力 |
| （一） 回应率 |
| （二） 回应速度 |
| （三） 回应质量 |
| 四、 网站建设评价 |
| 第五章 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评价结果 |
| 第一节 网上信息公开能力 |
| 一、 关键词度量 |
| 二、 总体差距较大，无明显地域分布 |
| （一） 文献关键词排名 |
| （二） 网站关键词排名 |
| （三） 税收征管关键词排名 |
| （四） 纳税服务投诉 |
| （五） 税种关键词排名 |
| （六） 纳税功能关键词排名 |
| 第二节 网上纳税服务供给能力 |
| 一、 省际纳税服务供给能力均衡 |
| 二、 优秀案例展示 |
| 第三节 网上纳税服务响应能力 |
| 第四节 网站建设评价 |
| 一、 数据处理 |
| 二、 网站建设地域分布情况明显 |
| 第五节 总体评价结果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总体评估结果 |
| 二、 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提升路径 |
| 第一节 信息公开：引入新方式，加强信息公开广度 |
| 一、 加大信息公开范围，囊括省、市县各级信息 |
| 二、 运用新技术，通过多平台进行信息公开 |
| 第二节 纳税服务供给：增强服务供给能力，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
| 一、 以用带建，提升纳税人使用体验 |
| 二、 以建带评，提升纳税人参与度 |
| 三、 “智”用结合，提升网站智慧服务能力 |
| 第三节 纳税服务响应：提升响应速度，增强回复时效性 |
| 第四节 网站建设：完善网站建设，缩小地域差距 |
| 一、 加大网站建设力度，增强网站可用性 |
| 二、 完善网站服务及管理机制 |
| 第五节 数字税务人才：培养纳税服务意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
| 一、 加强创新能力，提升服务意识 |
| 二、 挖掘税收与信息融合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6）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 乡风文明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依据 |
| 2.1 乡风文明的相关概念 |
| 2.1.1 乡风 |
| 2.1.2 乡风文明 |
| 2.1.3 乡村文化 |
| 2.2 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建设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文明和文化建设的思想 |
| 3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及经验 |
| 3.1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 |
| 3.1.1 经济发展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
| 3.1.2 政府重视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保障 |
| 3.1.3 悠久文化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和文化基础 |
| 3.1.4 人民的精神品质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主观动力 |
| 3.2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 |
| 3.2.1 提升农民素养培育乡村产业生力军 |
| 3.2.2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实现文化惠民 |
| 3.2.3 实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创新理念 |
| 3.2.4 重视城乡共融文明机制的建立 |
| 3.3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的经验启示 |
| 3.3.1 坚持分类施策,走有自身区域特色的道路 |
| 3.3.2 坚持示范村先行,凸显引领带动作用 |
| 3.3.3 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与社会参与有机结合 |
| 4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1.1 乡风文明建设水平不平衡 |
| 4.1.2 部分民间陋俗仍然存在 |
| 4.1.3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缓慢 |
| 4.1.4 乡风文明建设管理缺位 |
| 4.2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2.1 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投入不均衡 |
| 4.2.2 农民综合素质仍需提高 |
| 4.2.3 民间文化传承缺乏有效帮扶 |
| 4.2.4 基层管理水平落后,人才队伍薄弱 |
| 5 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提升 |
| 5.1 加快经济发展,为乡风文明建设夯实物质基础 |
| 5.1.1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
| 5.1.2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
| 5.2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综合素养 |
| 5.2.1 提倡移风易俗,改掉陈规陋习 |
| 5.2.2 加强农民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培训 |
| 5.3 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农民精神生活 |
| 5.3.1 发掘和保护传统文化,创新性继承和发展 |
| 5.3.2 丰富文化活动形式,增加文化服务产品供给 |
| 5.4 提高农村的管理水平和基层治理水平 |
| 5.4.1 重视农村干部人才队伍的选拔和培养 |
| 5.4.2 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致谢 |
（7）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基层社会犯罪治理模式变迁研究（1949-2019） ——以诸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体治理模式(1949-1978) |
| 第一节 犯罪治理模式的形成背景 |
| 一、总体性社会的形成 |
| 二、集体主义观念盛行 |
| 第二节 总体治理模式的运行样态 |
| 一、组建国家专门化政法机构 |
| 二、日常管理机制的建设 |
| 三、群众运动的开展 |
| 第三节 总体治理模式的特征分析 |
| 一、总体治理模式的特质 |
| 二、总体治理模式实现的静态稳定和压制性秩序 |
| 三、总体治理模式中运动式治理的局限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治理模式(1978-1997) |
| 第一节 犯罪治理模式的形成背景 |
| 一、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犯罪结构变化 |
| 二、城乡人员流动加快 |
| 三、人本主义发展对国家本位主义造成冲击 |
| 第二节 综合治理模式的实践样态 |
| 一、政法机关的恢复、重建 |
| 二、社会力量辅助参与国家犯罪治理 |
| 三、建立健全综合治理组织网络 |
| 第三节 综合治理模式的特征分析 |
| 一、综合治理模式的实质特征 |
| 二、综合治理模式的局限性 |
| 第三章 新时期迈向多元犯罪治理模式(1997至今) |
| 第一节 犯罪治理模式的形成背景 |
| 一、社会快速发展导致刑事案件数量激增 |
| 二、市场社会的形成促使社会主体自主性增强 |
| 第二节 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样态 |
| 一、国家司法机关的职业化建设 |
| 二、犯罪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参与 |
| 第三节 多元治理模式的发展 |
| 一、多元治理模式的特征 |
| 二、多元治理模式的理论内涵 |
| 三、多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 |
| 第四章 犯罪治理模式变迁总结 |
| 第一节 犯罪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总结 |
| 一、犯罪治理主体由国家单一主导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 |
| 二、犯罪治理理念从行政管理理念转变为法治化理念 |
| 三、犯罪治理目标由维持静态的稳定转变为维持动态稳定 |
| 四、犯罪治理模式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
| 第二节 犯罪治理模式变迁的内在原因 |
| 一、犯罪治理能力、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 |
| 二、社会发育程度 |
| 三、刑事政策的变化 |
| 四、人的权利意识的发展 |
| 第三节 犯罪治理模式的未来发展 |
| 一、推进刑事司法改革 |
| 二、加强犯罪治理的信息化建设 |
| 三、坚持法治、自治和德治三治结合,完善社会共治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城乡生态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
|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萌芽 |
| 一、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生态关系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乡生态问题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城乡生态关系的设想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二、改革开放后至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生态关系的探讨 |
| 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
| 第一节 国土空间面貌发生深刻改变 |
| 一、国土空间布局表现出较为合理的趋向 |
| 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大趋势得以扭转 |
| 第二节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 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显现 |
| 二、农业面源污染扩大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
| 第三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
| 一、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实现程度大幅提高 |
| 二、生态补偿取得明显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一:注重顶层设计及其推动落实 |
| 第一节 高屋建瓴制定发展战略 |
| 一、美丽中国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城乡生态一体化导向 |
| 第二节 推动政策制定和法制化进程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密集出台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加速推进 |
| 第三节 推动顶层设计的落地实施 |
| 一、自上而下层层推动 |
| 二、先行试点与经验推广 |
| 三、以生态环保责任制强化落实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之二:促进城乡利益协调 |
| 第一节 城乡利益协调的理论阐释 |
| 一、城乡利益分配不均的困境 |
| 二、以城市利益让渡调整利益格局 |
| 三、城乡互利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 |
| 第二节 统筹城乡空间规划 |
| 一、坚持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导向 |
| 二、科学划定“三区三线” |
| 三、推动城乡空间规划的协调统筹 |
| 四、促进城乡“三生空间”合理布局 |
| 第三节 推动生态补偿创新发展 |
| 一、推动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二、推动森林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 |
| 第四节 城乡优势互补共建生态文明 |
| 一、以城带乡助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
| 二、补齐农村环境短板锚固城市生态本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突出 |
| 一、城乡空间规划仍不平衡不协调 |
| 二、城乡生活垃圾治理能力不平衡 |
| 三、生态农业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 |
| 第二节 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有待完善 |
|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二、要素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统筹推进机制不完善 |
| 三、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不健全 |
| 第三节 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不完善及治理效能不彰显 |
| 一、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有待完善 |
| 二、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
| 三、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不彰显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统筹推进的应对策略 |
| 第一节 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乡融合发展 |
| 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领城乡空间发展 |
| 二、坚持“生态价值论”和“两山论”理念引领生态补偿 |
| 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引领生态保护修复 |
| 第二节 推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平衡充分发展 |
| 一、平衡协调城乡空间规划 |
| 二、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
| 三、挖掘生态农业发展潜力 |
| 第三节 完善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机制 |
| 一、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机制 |
| 二、以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城乡统筹推进机制 |
| 三、健全生态补偿的城乡协同机制 |
| 第四节 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制度完善及治理效能提升 |
| 一、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政策制定 |
| 二、完善城乡统筹的生态文明法律法规 |
| 三、促进城乡统筹的生态治理效能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减量规划导向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和提升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工业用地效率研究 |
| 1.2.2 减量规划研究 |
| 1.2.3 小结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1.4.2 土地区位理论 |
| 1.4.3 生产要素组合理论 |
| 1.4.4 小结 |
| 2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工业用地 |
| 2.1.2 效率 |
| 2.1.3 工业用地效率 |
| 2.2 效率评价方法选择 |
| 2.2.1 工业用地特点 |
| 2.2.2 常用效率评价方法 |
| 2.2.3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效率的可行性 |
| 2.3 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现状 |
| 2.3.1 研究区概况 |
| 2.3.2 研究区工业用地利用现状 |
| 3 基于DEA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 |
| 3.1 DEA模型构建 |
| 3.1.1 传统DEA模型 |
| 3.1.2 构建适于评价工业用地效率的DEA模型 |
| 3.1.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评价体系建立原则 |
| 3.2.2 投入指标选择 |
| 3.2.3 产出指标选择 |
| 3.2.4 数据处理与说明 |
| 3.3 区域工业用地效率测算结果 |
| 3.3.1 区域工业用地技术效率值分析 |
| 3.3.2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 |
| 3.3.3 区域工业用地效率分析 |
| 4 工业用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Tobit回归模型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3 区域工业用地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3.1 模型建立 |
| 4.3.2 回归结果 |
| 4.3.3 影响因素分析 |
| 5 工业用地效率提升的机制构建与政策建议 |
| 5.1 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机制构建 |
| 5.2 工业用地效率提升政策建议 |
| 5.2.1 完善工业用地管理,规避地方政府盲目引资行为 |
| 5.2.2 提升土地市场化水平,优化工业用地资源配置 |
| 5.2.3 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2.4 提高工业用地利用强度,发挥工业产业集聚效应 |
| 5.2.5 推动区域工业用地差别化减量增长,提升整体用地效率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主要结论 |
| 6.2 可能的创新点 |
| 6.3 研究展望 |
| 7 参考文献 |
| 8 附录 |
| 8.1 长三角区域各市2006~2015年效率值 |
| 8.2 长三角区域各市2006~2015年投入产出冗余情况 |
| 8.3 长三角区域各市2006~2015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
四、浙江省现代化建设的主要任务(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J]. 卢昌彩. 决策咨询, 2021(06)
- [2]W市O区乡土要素融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汪舒静.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5]我国网上纳税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周彤.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浙江乡风文明建设研究[D]. 王见凤. 浙江农林大学, 2020(02)
- [7]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8]基层社会犯罪治理模式变迁研究（1949-2019） ——以诸暨为例[D]. 吴雨秋. 江苏大学, 2020(06)
- [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研究[D]. 赵津津.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10]减量规划导向的工业用地效率测度和提升机制研究 ——以长三角区域为例[D]. 李毅. 浙江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