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对毕节地区开发利用农田资源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李玲[2]（2020）在《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水资源对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水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2018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71.8立方米（国际公认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2000立方米为中度缺水）,是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黑龙江、江西、西藏、新疆等10个省份人均水资源量大于2000立方米。13个粮食主产区平均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458.2立方米,逼近重度缺水（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000立方米）,其中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4个冬小麦主产区人均水资源量小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需求不断增加,非农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趋势日趋显着,农业供水量呈下降态势,势必会加剧粮食生产用水安全,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对粮食生产日益增强的硬约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的均衡发展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运用经济学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农户行为理论、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等分析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统计数据梳理了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现状,测算水资源与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匹配度,厘清区域间差异特征,刻画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演变趋势,利用泰尔指数、σ收敛、β收敛方法及空间计量分析等模型测度了中国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态势、空间关联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然后通过个案分析及调查问卷从实证方面研究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最后从效率提升与空间布局优化两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通过Global超效率DEA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测算各省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以及各地节水潜力,识别不同因素对不同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利用GIS软件刻画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的轨迹演变,进而为实现水资源非农化和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从理论上看,水资源非农化体现了效率导向的水资源优化配置目标,对粮食生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具有节水技术替代效应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改进效应,农业水资源利用收益与非农业用水收益的巨大差距可以诱发地方政府部门将稀缺的水资源投放到边际效益更高的工业等领域,实现地方收益最大化,进而提高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和服务水平,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水设施的使用,节约农业水资源,保证粮食生产;劳动力非农化能促进粮食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技术替代,同时有利于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促进节水技术的使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构成潜在风险:通过减少粮食生产用水量造成粮食生产用水短缺,诱发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农户利益最大化目标驱使下通过减少灌溉次数及调整种植结构等行为影响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从而威胁粮食安全。本文通过个案分析及问卷调查从微观层面上印证了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综合因素影响农户节水技术的采纳行为。宏观层面上,根据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区域间差异明显。第二,中国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程度的区域间差异显着。粮食主产区的水土匹配与水粮匹配度均较低,呈现出“粮多水少”的特征。2000-2017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集中度呈持续增长态势,但其水粮匹配系数则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进一步说明中国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持续下降,中国未来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不匹配态势将愈发明显。粮食产量占比与有效灌溉面积呈现正相关,说明灌溉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推动作用,提高有效灌溉率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第三,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区域差异明显,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中部及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与水资源禀赋及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收敛性检验表明,全国层面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态势,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呈现绝对β收敛,说明假设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水平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水资源非农化利用的内部差异会自动消失,也说明不同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利用可以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中国31个省份的水资源非农化程度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现象,表明全国各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存在“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格局,地理空间分布因素应予以重视。选取相关变量考察水资源非农化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各因素在省域范围内的直接效应多呈现正向溢出效应,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方向有正有负,各因素的空间总效应中显着的多为正向,说明地区之间影响水资源非农化的各个因素互相牵制带动,区域之间应加强协同,形成良性竞争状态。第四,在水资源非农化趋势不可逆的情况下,解决粮食生产用水短缺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为粮食生产节流更多的可用水量。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未达到最优前沿,粮食生产还有较大的节水潜力。多数省份的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呈增长态势,粮食主产区的水资源效率相对较高。基于分区域测算的各地区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及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用水冗余量来看,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地区水资源禀赋关系密切,水资源充沛地区的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粮食生产节水潜力巨大。基于全局基准技术框架测算的粮食用水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粮食用水效率增长的驱动作用较大,技术成为制约中国粮食用水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农业灌溉设备更新、技术改进对粮食用水效率的提高起主要作用。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年降水量、地下水占供水总量比例、小麦播种面积比例及农业用水占比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有效灌溉面积的回归系数为正,各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各地区应有的放矢的采取措施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第五,在中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步由南向北、由东部向中部移动的同时,东部、南部地区以及京津地区等非粮食主产地区的水资源非农化水平逐步提高,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演进态势与粮食生产重心演变反向发展,因此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被稀释。水资源非农化是与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一致的必然趋势,但其具有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对不同区域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国家应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速度和“农转非”水资源数量的严格控制,同时也要基于粮食生产重心格局,依据比较优势和空间效率均衡原则进行水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因地制宜做好水资源的“开源”与“节流”工作。
刘宇杰[3]（2020）在《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饥荒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倒退,甚至导致王朝的兴替和政权的更迭。探究饥荒的原因和如何避免饥荒悲剧重演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饥荒的发生是天灾还是人祸?什么样的天灾和人祸导致了饥荒?我们如何才能最终告别饥荒?本文将通过对农业生产与分配、饥荒概念的辨析、饥荒类型的划分、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告别饥荒的对策等内容的研究来回答上述一系列的问题,对未来从根本上消除产生饥荒的土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理论探究和史料分析,本文首先对马尔萨斯、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进行了概括和阐述,对我国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为饥荒类型的划分提供逻辑的起点和分析的起点。其次,依据农业生产与分配、两极世界理论把饥荒划分为传统农业时期的饥荒、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以及现代农业时期的饥荒,并从实证或案例的角度对上述三个类型的饥荒分别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再者,对现代社会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概括,提出应急和形成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拨开附加在饥荒概念上的重重迷雾,影响饥荒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或地区以及个人粮食的极度短缺,至于饥饿乃至死亡,则是粮食极度短缺的影响和严重后果。（2）饥荒实质是农业生产与分配的危机,这种危机直接或间接造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粮食供应的短缺以及微观上个人或家庭的粮食极度短缺。（3）对影响饥荒主要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水旱等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等农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分配不公带来的极端贫困使下层人民很容易陷入饥荒;战争或武装冲突严重破坏农业的生产与分配,制造难民,使民众陷入缺粮的境地。（4）二战后,自然灾害、极端贫困、战争或武装冲突等因素对饥荒的影响或者在下降或者在削弱,随着科技的进步,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超过人口的增长,今后更多要考虑全球粮食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应对饥荒既要考虑早期预警、平抑粮价、赈济灾民等应急措施,也要考虑形成确保粮食安全、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惩治饥荒制造者等长效机制,使人类彻底告别饥荒。
亓军红[4]（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陈茜[5]（2018）在《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文中提出几十年来,中国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2011年国务院公布中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说明现阶段中国仍然存在较大面积、“久扶难脱贫”的经济洼地。值得强调的是,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竟有10个为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意味着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少数民族的贫困现象在贫困范围、贫困规模、贫困程度、脱贫难度等多方面可能存在相对更为艰巨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中国贫困地区范围与生态脆弱区范围的面积大部分重合,以往扶贫工作中重经济、轻生态等扶贫问题也屡见不鲜,而不少曾经生态环境优良的少数民族地区竟也出现生态衰退或生态灾变伴生的生态贫困现象。着眼于中国民族地区扶贫的特殊难题和生态扶贫的长远目标,对于以自身传统文化作为关键区别的各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对本民族的全面发展是否产生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尤其对本民族当前经济增长和生态维护是否产生阻碍作用,在以往扶贫攻坚过程中是否成为脱贫阻力或生态制约,又或者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原因使得民族文化无法发挥出原本具有的经济与生态正效应,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和不少学者深入研究少数民族贫困问题,提出生态扶贫或者绿色扶贫理念,积极探寻兼顾经济与生态双重效益的扶贫新路径。在上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中,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苗族贫困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特定民族文化与相应民族的贫困关联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哪怕仅着眼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也是一个无法短期完成的艰巨任务。那么,不如聚焦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苗族村寨,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梳理和验证相关的扶贫理论与观点,分析当地苗族传统文化资源对其生态扶贫实践的价值,以期达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目的。与此想法最契合的,正是民族学常用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指明了由点及面的思路。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麻雀”,逐步逐层、认真细致地解剖,了解“器官”组成、位置、关联及功能等方方面面,然后分析总结出鸟类的共性,从而为认识其他鸟类提供理论指导或者有益参考。遵循民族学这一成熟可靠的方法,就可以让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在子腊村这只“麻雀”的认真解剖下成为可能。要想做好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当代价值研究这一问题,基本遵循如下思路:苗族文化资源在田野点的生态扶贫中是否存在价值?如果存在价值,那么具体有哪些文化资源,分别具有哪些价值?这些苗族文化资源中,哪些内容可以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以及如何应用来解决当地生态贫困等问题?上述思路可以通过在田野点调研和分析来逐层理清:一是全面了解田野点概况,尤其是当地苗族文化现状,当地生境情况,苗族文化与当地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关联,以及苗族文化中与生态扶贫关联紧密或者值得关注的资源要素等内容;二是深入调查田野点整体贫困的根源,尤其需要关注当地是否存在与苗族文化及其变迁而导致的贫困原因,如果存在则需要找出具体内容、作用途径、以及影响后果;三是从田野点现有苗族文化资源中认真遴选出有利于自然环境维护和整体脱贫致富的文化资源和要素,探讨将这些苗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现实路径,或者提出这些文化要素如何参与、推动生态扶贫的方法或构想;四是研究田野点苗族文化在生态扶贫实践中的博弈,分析国家权力、市场资本、民间力量等多方博弈之中的苗族文化,了解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现实作用、可借助力、以及可能阻力,探讨苗族文化资源如何参与其中才能更有利于推动生态扶贫进程。在众多符合要求的苗族村寨中,花垣县子腊村是与该课题比较契合,调研条件相对成熟的田野点。通过文献查询、访谈调查、参与观察等得知,子腊村作为一个苗族文化底蕴深厚、传承较好的纯苗族村寨,其生产与生计仍然大多依循着当地苗族传统,但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历史上,子腊村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普遍比较富裕,并拥有“子腊贡米”等众多的苗族文化珍品。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文化的变迁,子腊村的生态环境大不如前,成为影响该村整体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时至今日,在花垣县这一国家级贫困县的众多贫困村中,子腊村属于位置偏远、经济落后、贫困程度较深、脱贫难度较大的类型。不论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还是从杨庭硕、罗康隆等学者的生境或“文化生态共同体”视角分析,都可以发现该田野点的长期贫困、难断“穷根”的现象,不仅是经济和生态双重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整体状况下行的问题,而且还有苗族文化等因素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排斥或阻碍作用,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国家权力的在场与民族文化的无序以及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该贫困村而言,苗族文化在生态衰退、经济困顿等生态贫困要素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地现有的众多苗族文化资源中,相对成熟、可资利用、适合应用于生态扶贫的资源或要素,主要包括“子腊贡米”、苗族刺绣、苗族歌舞和苗族宗教等。机缘巧合下,“湖南花垣子腊贡米复合种养系统”于2017年6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子腊村不再是当地众多贫困村中毫不起眼的一员。而是凭借“子腊贡米”等苗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苗族文化资本的开发,终于跃入相关扶贫部门、资本市场和公众的视野聚焦区,并有望获得更多扶贫资源汇聚的扶贫重点村。在“子腊贡米”生态产业的带动下,其余苗族文化资源和要素也可能成为丰富当地生态扶贫思路和推动整体发展的有益助力。然而,苗族文化资源应用于生态扶贫实践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子腊村多年来扶贫攻坚的实践,以及当前生态扶贫探索中发生的众多博弈案例,就是较好的证明。幸而,在错综复杂的多方博弈中,苗族文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在子腊村的田野调查和扶贫实践中,传统苗族文化对子腊村的生态修复、经济增长、整体发展等方面的良好作用从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和体现,那么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的当代价值也就可见一斑。通过对子腊村开展田野调查,再借助相关理论的指导和分析,可知苗族文化作为指导当地苗族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既是经过长期检验的、认可度高的、行之有效的、并能兼顾当地生态与经济双重目标的调和剂,又是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潜力巨大的宝贵文化资源。大力发展蕴含苗族生态文化精髓的苗族生态文化产业,是目前当地修复生态环境、整体增收脱贫、保持生态扶贫实效和长效的良好途径。最终,在获得苗族文化资源对生态扶贫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肯定答案的同时,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挖掘和应用于生态扶贫的经验、教训、案例分析及理论总结,对其他苗族贫困群体而言,甚至对其它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有可能成为其发展生态经济、提高贫困群体长久收益、推动生态扶贫进程的有益参考和借鉴。
刘晓永[6]（2018）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何治民[7]（2018）在《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进行扶贫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其后,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各地扶贫攻坚举措从原来的“吃大锅饭”转向“精准到户”模式,扶贫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S村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通过一系列措施,保证了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扶贫举措,增加贫困农民的经济收入。如开展“异地产业扶贫”,在外村租地发展猕猴桃种植业;在村内发展黄桃和冬桃的种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引入S村山泉水产业等。通过3年多的扶贫攻坚,S村在2017年实现了整村脱贫。S村的扶贫举措中,有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同时在基层落实过程中的一些扶贫措施,值得认真讨论。从总体上来看,S村在这一阶段的扶贫攻坚中,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然而,虽然S村已经实现整体脱贫,但如何将脱贫成效持续下去,在接下来的扶贫实践和乡村振兴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将是学者们和扶贫工作者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当前,S村的脱贫工作,主要聚焦于贫困个体,扶贫的措施针对的是贫困户。要实现整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这显然是不够的,需要从贫困群体的整体角度,分析出造成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以便针对致贫主因,制定相应的扶贫措施。而致贫主因,往往是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长期的政策效应积累等众多非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结合当代民族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发现,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在历史上并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相反地,在某些历史时期内,当地经济处于很高的水平。对比当代的贫困现状,不难发现,造成当地由富转贫的主要原因,是当地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S村所在的武陵山区,拥有丰富的林地资源,桐油、油茶、生漆、杉木等众多林产品丰富,当地少数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知识,能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本地优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时期,当地就处于富裕状态,而一旦优势资源被闲置或者被人为干预不允许利用,就会落到贫困的地步。因此,要想实现S村的可持续脱贫和乡村振兴目标,如何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的资源,变得至关重要。S村是我国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的典型代表,既是传统的第一产业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更是生态资源丰富的区域。这些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往往和S村一样,拥有着丰富的资源,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资源的闲置,才造成当地的贫困。因此,通过对S村的扶贫实践进行反思,能对我国其他贫困地区的扶贫措施的制定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意义。
聂英[8]（2015）在《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区域效应及其综合效益评价》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第一要素,土地的有效供给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保证。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非农建设与农争地的矛盾日益凸显,科学合理的开发整理耕地后备资源,是拓宽我国农业后续发展空间,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途径。而土地开发整理是一项重新配置土地资源的过程,项目实施会对土地开发整理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各种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因此,深入分析土地开发整理的区域效应,客观评价土地开发整理产生的预期效益,是土地开发整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本论文以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为研究背景,选取大安、松原、镇赉三个项目区为研究对象,在对项目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土地开发整理现状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对项目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区域效应,并运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土地开发整理的综合效益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评价。本论文是关于土地开发整理区域效应与综合效益评价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1）对土地开发整理区域的效应及效益评价的相关理论、成果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形成了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2）系统分析了土地开发整理的区域效应生态效应方面:在分析土地开发整理引起的土壤、植被、农田、水利等生态因子动态变化的基础上,采用生态经济法估算出大安、松原、镇赉三个项目区土地开发整理后的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水域、荒漠等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总价值分别为34.7×104元/hm2·a、119.07×104元/hm2·a和20.16×104元/hm2·a,其中,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最大,三个项目区的增加比例分别为:30.70%、70.29%和11.55%,其次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比例分别为1.36%、-2.20%和3.05%。计算的土地开发整理后的单项服务价值变化比较大的是废物处理、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各项目区这三个指标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幅度均在3%以上。三个项目区食物生产功能价值增加幅度分别为0.24×104元/hm2·a、0.13×104元/hm2·a和0.32×104元/hm2·a,除大安项目区增加幅度1.71%外,其余两个项目区均未达到0.5%。整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地类单一性和单项服务功能的食物生产能力变化不大,说明生态效应方面,项目的单一“增地”目标明显,土地开发整理的综合整治力度不够。经济效应方面:对比分析了土地开发整理前后农业产业结构、农户收入结构以及县域GDP的变化特征,运用灰色关联和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土地开发整理后农业产业结构的协调状态,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整理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增强农牧互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效应方面:对比分析了土地开发整理前后区域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特征,表明土地开发整理改善了区域农业生产条件,机械作业水平和灌溉面积比例不断提高;运用耕地压力模型对区域土地开发整理引发的人口—耕地—粮食系统变化进行了测算,开发整理后三个项目区的耕地压力系数K值均小于1,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土地开发整理提高了区域粮食安全的贡献能力;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流域环境保护与农业面源污染、湿地和草地保护、生态建设等方面,对土地开发整理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公众满意度调查,项目区12个乡镇48个村386户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满意度为95.6%。表明土地开发整理得到了公众的支持。（3）客观评价了土地开发整理的综合效益进行在考察分析土地开发整理区域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重大项目效益评价体指标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其综合效益进行了量化评价。结果显示,大安、松原、镇赉项目区土地开发整理后综合效益评价分值分别为85.2分、91.16分、87.26分,项目达到了优等级别,但综合效益评价分值与单项效益评价分值排序不一致,说明综合效益评价对于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具有重要作用。（4）综合以上研究结果,从工程管护、利益主体、科学治碱、生产结构调整、生态保护等方面提出了土地开发整理效益提升的政策建议。
车将[9]（2015）在《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对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理论体系进行了创新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区域生态农业建设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西北生态农业具体的建设,形成了的实用性宏观生态农业模式体系,由于具体区域的具体实用性微观模式的建立是建立在具体区域的自然、社会等方面的条件基础之上的,所以本研究围绕西北县域生态农业的实用性微观模式的建立,采用了统计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在西北地区各省选取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县为例,深入的探讨了县域生态农业的实用性生态农业模式的建立方法,从而总结出了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建立的分类特点和规律,为西北生态农业的建设提供实用性方法。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国内外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西北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是走有西北特色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在西北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宏观模式体系。并以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建设,对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区域模式的建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研究采取统计资料分析、典型调查与大范围考察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证相结合,理论创新、实例分析与前人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西北生态农业创新发展这一核心,开展相关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西北生态农业理论体系的建立。西北生态农业是在全球替代农业类型发展影响下,结和中国具体国情,以生态学、农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工程学等学科理论与技术为指导,全面、协调、循环、持续为特征,具有区域特色,与时俱进,以实现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一致为目标的新型农业产业体系。2)根据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总结了9个主要类型区的主要生态农业模式,为西北生态农业建设提供思路。西北农业的地域性非常明显,自然条件的纬度、经度、垂直地带差异很大,农村社会经济基础差异明显,这种地域性差异对农业生产、农村市场和农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西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要尊重地域性差异,从区域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特点、人文特色和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需求出发,构建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模式。3)国外生态农业建设对中国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的启示。研究发现,国外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模式选择是同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国外生态农业理论虽然不是很成熟,实践规模也很小,但影响却非常深远,它充分体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由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自然环境与国外沙、埃、澳等国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它们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经验,并从中得到启发。西北地区受荒漠化严重,粮食安全、贫困问题,以及环境脆弱等压力的困扰,其生态农业发展的复杂性更大。所以,在生态农业模式的选择上就不能机械地照搬发达国家,应该寻求适宜西北地区的发展模式。4)依据西北的自然和经济特征划分了不同的生态区,西北地区可分为:西北内陆生态农业区和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区（不包括山西和河南部分）。在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发展集水型生态农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集水型生态农业是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可分为高山、山地及山前坡地和平原、盆地（绿洲）,在高山、山前坡地和平原区,适合的生态农业模式主要是立体开发利用型模式,在盆地（绿洲）区,通过与农户的结合,发展在农户的水平上的小规模食物链型生态农业或者商品规模化生产型生态农业。5)在西北地区县域基础上,就西北地区生态农业县域具体发展模式展开研究。通过对中国西北15个县的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利用聚类分析模型的方法来分析西北具体的建设模式,得出了六种类型,明确不同区域主攻方向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现总结了其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为区域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方法。6)建设优势产业是建设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西北地区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和气候资源,遵循“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出自己的特色”的原则,围绕棉花、糖料、烟叶、水果、肉类、奶类、花卉、中药材等优势资源,积极发展了诸多特色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并建立了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逐渐形成以特色农业产业为重点的区域布局。7)为推进西北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以陕西省为例,探索了西北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发展模式。设计了关中平原、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盆地的不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模式,陕北地区处在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条件贫困的双重困境中,该分区应当主要采用生态恢复和治理模式。陕南地区经济情况、区位条件相对一般、资源状况较好,适合以生态标志型产品（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为主的开发模式。关中地区经济情况发达、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相对紧缺,适合通过加快农业及农村结构模式调整,以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等组织结构方式,构建具有农业生产、加工、示范、研发、培训、休闲观光等多功能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前述西北不同地区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好可以作为产业化模式建设发展的蓝本,在此基础上能够有效地设计产业化系统发展模式。8)建立了西北生态农业的对策建议和政策保障体系。发展西北生态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必须针对西北具体地情况,按照农业循环经济的要求,通过构建生态理念、生态制度、生态科技、生态主体、生态生产等多种途径,推进西北生态农业的稳定发展。
张晖[10]（2014）在《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模式与示范》文中认为石漠化综合治理具有固碳增汇作用，在当前气候变暖威胁全球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研究石漠化综合治理减源增汇技术对喀斯特地区生态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农业活动在喀斯特石漠化的形成和综合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石漠化过程造成的碳排放及其综合治理的固碳增汇都与农业种植和养殖有着密切关系。研究石漠化综合治理中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不仅能够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减源增汇技术的研发，还能使喀斯特地区以种植和养殖为主的农业经济实现低碳发展。结合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选择毕节撒拉溪示范区、关岭-贞丰花江示范区两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贵州喀斯特生态治理区作为研究区。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喀斯特过程碳循环的基础上构建喀斯特地区的碳循环模式，分析喀斯特地区的碳排放和碳吸收途径。在此基础上以低碳农业和碳足迹理论为基础，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相关数据，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研究区的种植和养殖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行估算和分析。通过分析石漠化地区的碳排放特征，结合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和低碳农业中的减源増汇技术，构建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的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的模式与技术体系，并在研究区进行试验示范。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得出以下结论：（1）石漠化地区种植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施肥和秸秆焚烧，养殖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养殖耗能和畜禽粪污管理。本文在利用碳排放系数法估算毕节撒拉溪示范区2011年农业碳排放量和贞丰-关岭示范区2010年农业排放量的基础上，对两个研究区的农业碳排放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石漠化地区种植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施肥和秸秆焚烧，养殖业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养殖耗能和畜禽粪污管理。这从减源的角度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措施提供了指导。但文章中缺乏对石漠化地区农业碳汇量的估算和碳源结构的分析，无法从汇的角度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增汇措施提供定量分析的依据，亟需对石漠化地区的碳汇结构进行调查，清算碳汇量，从增汇角度为石漠化综合治理措施增汇技术的发展提供依据。（2）石漠化综合治理能够通过对石漠化地区农业结构、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区域的农业碳排放。本文分别依据单位种植面积种植业碳排放量和研究区单位面积养殖业碳排放量对毕节撒拉溪示范区和贞丰-关岭花江示范区的种植业碳排放和养殖业碳排放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花江示范区在单位种植面积种植业碳排放量和单位面积养殖碳排放量都低于撒拉溪示范区。结合对两个研究区的实地调研进行分析发现，这主要是由于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改变农业结构、种植业发展方式以及能源结构降低了花江示范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碳排放。这肯定了石漠化治理的在石漠化地区农业减排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要全面分析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减源增汇效应，亟需构建包括了减排、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以及喀斯特碳汇三个方面的减源增汇评估体系。（3）基于低碳农业技术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措施的优化，构建了石漠化综合治理的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体系。本文通过低碳农业增汇种植技术和低碳养殖技术的提炼，结合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措施，从物种选育、立体种植、农地管理、养殖耗能、养殖饲料和畜禽粪便管理六个方面对石漠化综合治理减源增汇技术进行筛选和优化配置，构建了石漠化综合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体系。由于在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进行筛选和优化的过程中，只能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的减源增汇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缺乏阻碍了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更具针对性的优化和筛选。要对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进行定量化分析，还需构建更为可行和具有针对性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碳排放量和碳汇量的估算方法体系。（4）构建了6种石漠化综合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模式。基于对两个研究区的实地调查，以及对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和目标的分析，文章构建了生态修复主导型增汇种植模式、产业主导型经济林草复合经营增汇种植模式、粮食主产型增汇种植模式、清洁能源主导型低碳养殖模式、基于草食畜牧业的低碳型种养结合模式和庭院经济主导型低碳种养模式6种石漠化综合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模式。以上模式的构建还缺乏实证和定量研究，各模式的减源增汇效益缺乏定量评估方法，需依靠石漠化综合治理减源增汇评估指标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实现对模式减源增汇效益的定量评估和对比，更好的指导石漠化综合治理减源增汇模式的示范和推广。
二、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对毕节地区开发利用农田资源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对毕节地区开发利用农田资源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水资源非农化问题的研究 |
| 1.2.2 关于粮食生产与水资源关系问题的研究 |
| 1.2.3 关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的研究 |
| 1.2.4 关于农业用水效率及其空间差异问题的研究 |
| 1.2.5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水资源非农化 |
| 2.1.2 粮食生产用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 |
| 2.2.4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双重效应 |
| 2.3.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诱致效应 |
| 2.3.2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潜在风险 |
| 2.4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关系 |
| 2.4.1 区域水资源禀赋 |
| 2.4.2 区域粮食生产地位 |
| 2.4.3 区域水资源非农化程度 |
| 2.4.4 区域农业节水空间 |
| 2.5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及其匹配度分析 |
| 3.1 中国粮食生产的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1.2 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分析 |
| 3.2 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
| 3.2.1 中国水资源总量与供给现状 |
| 3.2.2 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状况 |
| 3.3 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分析 |
| 3.3.1 水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分析 |
| 3.3.2 水资源利用的区域差异分析 |
| 3.4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匹配度与区域特征 |
| 3.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4.2 水土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 3.4.3 水粮匹配系数计算结果与分析 |
| 3.4.4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水土资源匹配状况分析 |
| 3.4.5 粮食主产区水利设施与粮食生产的匹配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收敛趋势与空间效应分析 |
| 4.1 中国水资源利用结构变化趋势 |
| 4.1.1 中国用水指标变化情况 |
| 4.1.2 中国农业用水变化趋势 |
| 4.1.3 中国用水结构变化趋势 |
| 4.2 水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 |
| 4.2.2 城镇化发展水平 |
| 4.2.3 不同行业水资源利用比较收益变化 |
| 4.2.4 水资源禀赋特征 |
| 4.2.5 生态环境保护 |
| 4.2.6 农业节水技术发展水平 |
| 4.3 水资源非农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 |
| 4.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3.2 水资源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
| 4.3.3 水资源非农化利用总体差异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 4.3.4 水资源非农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 |
| 4.3.5 水资源非农化的收敛趋势检验 |
| 4.4 水资源非农化的空间效应分析 |
| 4.4.1 研究方法 |
| 4.4.2 数据来源与指标设定 |
| 4.4.3 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
| 4.4.4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
| 4.4.5 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
| 4.5 本章小结 |
| 5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个案分析 |
| 5.2 水资源非农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用水行为的影响:基于农户的问卷调查 |
| 5.2.1 理论分析 |
| 5.2.2 研究假设 |
| 5.2.3 变量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5.2.4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5.2.5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基于13 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 |
| 5.3.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分析 |
| 5.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4 水资源非农化与农业节水空间变化趋势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应对策略之一:提升粮食生产用水效率 |
| 6.1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测度 |
| 6.1.1 模型选择与构建 |
| 6.1.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1.3 结果与分析 |
| 6.2 粮食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3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影响因素的地理加权回归分析 |
| 6.3 提高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 应对策略之二: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 |
| 7.1 水资源非农化与粮食生产重心迁移路径分析 |
| 7.2 基于空间视角稳定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 |
| 7.2.1 加强对水资源非农化进程的监控管理 |
| 7.2.2 基于效率原则优化区域间及产业间配水方案 |
| 7.2.3 区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3）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评论 |
| 第一节 古典主义的饥荒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
| 第三节 中国学者的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饥荒的概念及类型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定义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与分配 |
| 第三节 饥荒类型的划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的讨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中国饥荒 |
| 第一节 历代自然灾害对饥荒的影响 |
| 第二节 应急的救荒政策 |
| 第三节 治本的救荒政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农业时期的日本饥荒 |
| 第一节 日本农民沉重的租税负担 |
| 第二节 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成长与贫困问题的加深 |
| 第三节 自然灾害与三大饥荒 |
| 第四节 德川幕府的饥荒对策及其绩效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贡税殖民时期的饥荒 |
| 第一节 英国对爱尔兰和印度的殖民政策 |
| 第二节 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英国殖民政策的区域差异性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农业时期的非洲饥荒 |
| 第一节 战争与饥荒的关系 |
| 第二节 索马里内战和2011年饥荒 |
| 第三节 南苏丹内战和饥荒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影响饥荒的主要因素变化分析 |
| 第一节 导致饥荒的主要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自然灾害与农业防灾减灾 |
| 第三节 粮食安全和脱贫的政策 |
| 第四节 战争或武装冲突受到抑制 |
| 第五节 民间救济和节粮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苗族文化的概念界定 |
| 二、生态贫困的概念界定 |
| 三、生态扶贫的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 |
| 二、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
| 三、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研究 |
| 四、民族文化与生态扶贫的研究 |
| 第二章 子腊村概况 |
| 第一节 选点理由 |
| 第二节 子腊村的生态、生产与生计 |
| 一、子腊村的生态 |
| 二、子腊村的生产 |
| 三、子腊村的生计 |
| 第三节 子腊村的民族与文化 |
| 一、子腊村的民族 |
| 二、子腊村的文化 |
| 第四节 子腊村的“贡米” |
| 一、“子腊贡米”的含义 |
| 二、“子腊贡米”的发现 |
| 三、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脱嵌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系统嵌合关键环节的衰落 |
| 第二节 传统文化价值兑现受阻推动偏离 |
| 第三节 外来不契合文化的偏离影响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变迁与生态环境演替背向 |
| 第一节 无法成钢的废铁与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工业文化的冲击与生态污染的加剧 |
| 第三节 苗族织绣的衰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弱化 |
| 第四节 苗族歌舞边缘化与相关文化传承隐忧 |
| 第五章 国家权力的误伤与民族文化的无序 |
| 第一节 国家粮食政策变迁与贡米文化混乱 |
| 第二节 国家林业政策实行与传统林、猎文化衰败 |
| 第三节 过往扶贫政策的遗憾与传统文化的错位 |
| 第四节 国家权力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六章 资本市场的牵引与民族文化的错位 |
| 第一节 市场需求锐减与传统文化产品裁汰 |
| 第二节 经济观念影响与传统教育观念改变 |
| 第三节 市场资本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四节 民间力量博弈对生态扶贫的利与弊 |
| 第七章 子腊村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子腊贡米”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贡米”系统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复兴“子腊贡米”系统促进生态扶贫的对策 |
| 第二节 苗族织绣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织绣的生态与经济价值 |
| 二、苗族织绣助推生态扶贫潜力的挖掘 |
| 第三节 苗族歌舞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歌舞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开发苗族歌舞产业推进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四节 苗族宗教与子腊村的生态扶贫 |
| 一、子腊村苗族宗教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
| 二、苗族宗教参与生态扶贫的思路 |
| 第五节 生态扶贫的文化资本 |
| 一、文化资本与生态扶贫 |
| 二、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原则 |
| 三、生态扶贫中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 |
| 第八章 生态扶贫中的文化博弈 |
| 第一节 生态扶贫中的国家权力机构 |
| 一、各级国家权力机构的角色定位、权力及职能 |
| 二、国家权力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借助国家权力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二节 生态扶贫中的市场资本 |
| 一、市场资本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市场资本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市场资本参与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第三节 生态扶贫中的民间力量 |
| 一、民间力量博弈的立场分析 |
| 二、民间力量在生态扶贫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
| 三、苗族文化借助民间力量推进生态扶贫的建议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花垣县森林年末实有面积表 |
（6）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
| 1.2 农田养分平衡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农田养分平衡研究方法与参数选择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参数选择 |
| 1.4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1.5 研究契机 |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秸秆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估算方法 |
| 2.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2.1.3 数据处理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秸秆及其养分资源时空分布 |
| 2.2.2 秸秆还田 |
| 2.3 讨论 |
| 2.3.1 秸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时空分布 |
| 2.3.2 估算方法和结果与其他研究比较 |
| 2.3.3 秸秆养分的有效性 |
| 2.3.4 对策和建议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估算方法 |
| 3.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资源量 |
| 3.2.2 畜禽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3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 |
| 3.2.4 畜禽粪尿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3.2.5 1980 —2016年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2.6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3.3 讨论 |
| 3.3.1 畜禽粪尿及其养分量 |
| 3.3.2 畜禽粪尿养分还田量 |
| 3.3.3 问题及建议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人粪尿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估算方法 |
| 4.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1980 —2016年人粪尿及其养分资源量 |
| 4.2.2 人粪尿资源量时空分布 |
| 4.2.3 人粪尿养分量时空分布 |
| 4.2.4 1980 —2016年人粪尿养分还田量 |
| 4.2.5 人粪尿养分还田量时空分布 |
| 4.3 讨论 |
| 4.3.1 中国人粪尿、粪尿养分及其还田量时空变化 |
| 4.3.2 问题及建议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有机肥养分资源及其还田利用 |
| 5.1 材料与方法 |
| 5.1.1 估算方法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1980 —2016年有机肥养分资源量 |
| 5.2.2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2.3 1980 —2016年有机肥还田量 |
| 5.2.4 有机肥养分资源量时空分布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化肥消费量分析 |
| 6.1 材料与方法 |
| 6.1.1 估算方法 |
| 6.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6.1.3 数据处理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1980 —2016年化肥消费量 |
| 6.2.2 化肥消费量时空分布 |
| 6.3 讨论 |
| 6.3.1 化肥消费量中复合肥的氮、磷、钾估算方法 |
| 6.3.2 1980 —2016年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3.3 2016 年不同省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养分偏生产力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1 材料与方法 |
| 7.1.1 估算方法 |
| 7.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7.1.3 数据处理 |
| 7.2 结果与分析 |
| 7.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移走量 |
| 7.2.2 农田养分移走量时空分布 |
| 7.3 讨论 |
| 7.3.1 农作物经济产量养分吸收量时空分布 |
| 7.3.2 对策建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 |
| 8.1 材料与方法 |
| 8.1.1 估算方法 |
| 8.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8.1.3 数据处理 |
| 8.2 结果与分析 |
| 8.2.1 1980 —2016年农田养分表观平衡及偏平衡 |
| 8.2.2 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2.3 养分偏平衡时空分布 |
| 8.3 讨论 |
| 8.3.1 中国农田养分平衡时空分布 |
| 8.3.2 2016 年农田养分平衡 |
| 8.3.3 对策建议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农业生产中的养分需求 |
| 9.1 材料与方法 |
| 9.1.1 估算方法 |
| 9.1.2 数据来源和参数确定 |
| 9.1.3 数据处理 |
| 9.2 结果与分析 |
| 9.2.1 养分需求 |
| 9.2.2 化肥消费及分布状况 |
| 9.2.3 有机肥养分还田量 |
| 9.2.4 化肥消费与需求差异分析 |
| 9.3 讨论 |
| 9.3.1 养分需求量估算 |
| 9.3.2 有机肥在化肥零增长中的地位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全文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创新点 |
| 10.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不同地区各种作物的草谷比 |
| 附录2 不同作物秸秆氮磷钾养分含量 |
| 附录3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4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5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6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率 |
| 附录7 198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8 199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9 200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0 2010S各省份主要作物秸秆燃烧还田率 |
| 附录11 主要作物秸秆养分当季释放率 |
| 附录12 不同畜禽的粪、尿日排泄系数及其粪、尿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3 199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4 200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5 2010S各省份畜禽粪尿还田率 |
| 附录16 人粪、尿日排泄量及其氮磷钾养分含量(鲜基) |
| 附录17 各种作物单位经济产量所需吸收氮、磷、钾养分的数量 |
| 附录18 各种作物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19 经济林、草地和水产养殖的养分推荐施用量 |
| 附录20 畜禽粪肥养分的当季释放率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
| 二、贫困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 |
| 三、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四、国内外有关精准扶贫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五、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与精准扶贫的研究 |
| 六、文章中“关键词”的界定与解读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三、研究价值、研究意义和研究创新 |
| 四、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田野点介绍 |
| 第一节 S村概况 |
| 一、花垣县概况及历史沿革 |
| 二、S村概况 |
| 第二节 富饶的资源与贫困的经济 |
| 一、富饶的资源 |
| 二、贫困的经济 |
| 第三章 S村的贫困对象识别 |
| 第一节 贫困对象识别问题 |
| 一、贫困对象识别标准 |
| 二、贫困对象精准识别与建档立卡 |
| 三、贫困对象瞄准偏差 |
| 四、贫困对象瞄准偏差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S村贫困对象识别与社会争议 |
| 一、“光棍”SLJ与贫困对象精准识别 |
| 二、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偏差 |
| 第四章 S村的民族生境与产业扶贫策略 |
| 第一节 S村土地“稀缺”与“飞地”扶贫 |
| 一、S村的土地“稀缺” |
| 二、异地扶贫的理论依据 |
| 三、S村“飞地”扶贫的实施 |
| 第二节 “飞地”扶贫成效与问题分析 |
| 一、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二、企业在扶贫中的作用 |
| 三、扶贫对象在扶贫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S村的在地扶贫产业 |
| 一、S山泉水项目 |
| 二、“11.3”工程和“418”项目 |
| 三、S村蔬菜产业 |
| 第五章 S村的习俗特点与旅游产业开发策略 |
| 第一节 S村乡村旅游的发展 |
| 一、S村乡村旅游资源 |
| 二、S村的乡村旅游开发 |
| 第二节 旅游开发与苗族传统习俗 |
| 一、S村苗族传统习俗 |
| 二、旅游开发过程中苗族传统习俗的缓慢调适 |
| 第三节 S村乡村旅游扶贫的思考 |
| 一、S村乡村旅游开发带来的扶贫成效 |
| 二、S村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关注的问题 |
| 第六章 S村传统生计的生态原理 |
|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的实质 |
| 第二节 传统养蜂业的复兴与脱贫成效 |
| 一、孤儿LXL |
| 二、LXL的养蜂脱贫之路 |
| 第三节 S村林副产业与生态扶贫问题 |
| 一、S村林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二、S村桐油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三、S村油茶产业衰退与当地贫困 |
| 第七章 S村的生态脱贫之路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一、生态民族学的理论源流 |
| 二、文化生态与贫困问题 |
| 第二节 S村的可持续脱贫 |
| 一、生态环境是可持续脱贫的根基 |
| 二、民族文化是可持续脱贫的工具 |
| 三、历史记忆是提高可持续脱贫的路径选择的指南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类 |
| 二、着作类 |
| 三、论文类 |
| 四、网络文献类 |
| 五、外文文献类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1:六盘山区等11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分县名单 |
| 附录2: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分县名单 |
| 附录3:生态扶贫工作方案 |
| 附录4: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细则 |
| 附录5:湖南关于推进立业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 |
| 附录6: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
| 附录7:花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
| 附录8:S村精准识别的贫困户 |
（8）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区域效应及其综合效益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二章 土地开发整理效应及效益评价研究基础 |
| 2.1 土地开发整理区域效应 |
| 2.2 土地开发整理效益评价 |
| 2.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第三章 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现状 |
| 3.1 自然环境条件 |
| 3.2 社会经济条件 |
| 3.3 土地利用现状 |
| 3.4 吉林省西部土地开发历史研究 |
| 3.5 土地开发整理现状 |
| 第四章 土地开发整理的区域生态效应 |
| 4.1 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分析 |
| 4.2 土地开发整理对主要地类的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
| 4.3 土壤次生盐渍化影响分析 |
| 4.4 土地开发整理生态承载力分析 |
| 4.5 土地开发整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开发整理的区域经济效应 |
| 5.1 土地开发整理对区域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
| 5.2 土地开发整理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 |
| 5.3 土地开发整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响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开发整理的区域社会效应 |
| 6.1 土地开发整理对区域农业生产条件的影响 |
| 6.2 土地开发整理对县域粮食安全的影响 |
| 6.3 农户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满意度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开发整理综合效益评价 |
| 7.1 评价方法选取及评价原理 |
| 7.2 土地开发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7.3 效益评价指标的定量计算及定性分析 |
| 7.4 综合效益测算 |
| 7.5 评价结果分析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主要创新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农业发展遇到的严峻问题 |
| 1.1.2 西北生态环境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l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 1.3.1 国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 1.3.2 国内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探析 |
| 2.1 生态农业基本概念 |
| 2.1.1 生态农业概念的缘起 |
| 2.1.2 中国生态农业的概念 |
| 2.1.3 生态农业模式的概念 |
| 2.1.4 生态农业产业化概念的源起 |
| 2.1.5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
| 2.2 生态农业理论 |
| 2.2.1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2 中国生态农业基本特征 |
| 2.3 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3.1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基础 |
| 2.3.2 生态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
| 2.3.3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阶段性分析 |
| 2.4 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关系与功能优势 |
| 2.4.1 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关系 |
| 2.4.2 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优势 |
| 2.5 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理论 |
| 2.5.1 生态农业的区域差异性 |
| 2.5.2 区域生态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及机遇 |
| 2.5.3 区域生态农业模式构建 |
| 2.5.4 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模式概述 |
| 2.5.5 区域生态农业推进战略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对西北的借鉴 |
| 3.1 国外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 |
| 3.1.1 国外生态农业的概况 |
| 3.1.2 沙特，埃及，澳大利亚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的经验 |
| 3.1.3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对沙特，埃及，澳大利亚经验的借鉴 |
| 3.1.4 以色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的经验 |
| 3.1.5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对以色列经验的借鉴 |
| 3.1.6 国外发达国家生态农业的借鉴 |
| 3.1.7 国外生态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建构及其对西北的借鉴 |
| 3.2 国内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 |
| 3.2.1 国内生态农业的概况 |
| 3.2.2 国内生态农业存在的问题 |
| 3.2.3 国内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 |
| 3.2.4 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类型 |
| 3.2.5 国内生态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
| 3.2.6 国内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 |
| 3.2.7 国内生态农业政策的借鉴 |
| 第四章 西北生态农业的现状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
| 4.1 西北的自然与经济建设特征 |
| 4.1.1 西北内陆生态农业区 |
| 4.1.2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 |
| 4.2 西北生态农业现存主要问题 |
| 4.2.1 自然条件 |
| 4.2.2 社会经济条件 |
| 4.3 西北地区生态农业模式分析 |
| 4.3.1 国内外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概况 |
| 4.3.2 西北建设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 |
| 4.4 西北生态农业微观模式与技术 |
| 4.4.1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 |
| 4.4.2 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 |
| 4.5 西北生态农业宏观主导模式模型 |
| 4.5.1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模型 |
| 4.5.2 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模型 |
| 第五章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选择及其地域分异规律 |
| 5.1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设计方法概论 |
| 5.1.1 模式设计的基本概念 |
| 5.1.2 模式设计基本指导思想与原则 |
| 5.1.3 模式设计分类层次如下 |
| 5.1.4 模式设计的因素分析 |
| 5.1.5 模式设计程序 |
| 5.1.6 模式设计的文字表述 |
| 5.2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分析 |
| 5.2.1 西北主要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区域分布 |
| 5.2.2 生态农业模式类型的比重和覆盖度分析 |
| 5.2.3 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相似性聚类 |
| 5.2.4 结果 |
| 5.3 实例：陕西省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借鉴 |
| 5.3.1 陕西省主要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区域分布 |
| 5.3.2 生态农业模式类型的比重和覆盖度分析 |
| 5.3.3 模式建设的相似性聚类及其区域分布特点 |
| 5.3.4 结果 |
| 第六章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
| 6.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
| 6.1.1 建设优势产业是建设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 |
| 6.1.2 建设优势产业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
| 6.1.3 西北优势产业的建设对于民族和睦具有重大意义 |
| 6.1.4 国家主体功能区政策对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影响 |
| 6.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
| 6.2.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指导思想 |
| 6.2.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指导原则 |
| 6.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条件分析 |
| 6.3.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优势分析 |
| 6.3.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劣势分析 |
| 6.4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辨析 |
| 6.4.1 生态农业产业化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区别 |
| 6.4.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分区设计对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意义 |
| 6.4.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设计 |
| 第七章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案例 |
| 7.1 案例：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探析 |
| 7.2 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模式选择 |
| 7.2.1 关中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 7.2.2 陕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 7.2.3 陕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 第八章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与政策保障 |
| 8.1 西北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1.1 树立科学的生态农业理念 |
| 8.1.2 树立生态建设与富民增收并举的经济发展观 |
| 8.1.3 创新先进的生态农业科技 |
| 8.1.4 构建以节水为核心的生态农业模式 |
| 8.1.5 健全生态农业人才、技术、资金的保障机制 |
| 8.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2.1 建立生态发展观 |
| 8.2.2 理清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建设基本思路 |
| 8.2.3 加强生态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 |
| 8.2.4 发展合理的生态农业产业 |
| 8.2.5 完善生态农业产业化制度 |
| 8.2.6 做强绿色龙头企业 |
| 8.2.7 绿色产品品牌化 |
| 8.2.8 建设生态农业基地，实现农业生态产业化标准化管理 |
| 8.2.9 提升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 |
| 8.2.10西北优势产业的选择 |
| 8.3 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保障 |
| 8.3.1 国家在项目建设政策上支持西北 |
| 8.3.2 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
| 8.3.3 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政策，建立西北开发专项资金 |
| 8.3.4 加大优化西北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政策 |
| 8.3.5 建立支持西北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政策 |
| 8.3.6 产业政策 |
| 8.3.7 建立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政策 |
| 8.3.8 建立培育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政策 |
| 8.3.9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 |
| 8.3.10乡镇企业参与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 |
| 8.3.11重视农业立法，推进农业法律体系政策建立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创新设计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与西北生态农业模式的必要性 |
| 9.1.2 西北生态农业模式 |
| 9.1.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 |
| 9.1.4 西北生态农业发展的保障 |
| 9.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模式与示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现状 |
| 1.1 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 |
| 1.2 喀斯特地区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 |
| 1.3 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低碳农业研究进展 |
| 1.3.1 文献获取与论证 |
| 1.3.2 研究阶段划分 |
| 1.3.3 主要进展和标志性成果 |
| 1.3.4 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与展望 |
| 2.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2.1.1 研究目标 |
| 2.1.2 研究内容 |
| 2.1.3 研究特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2 技术路线和方法 |
| 2.2.1 技术路线 |
| 2.2.2 实验方案 |
| 2.3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2.3.1 研究区选择的原则与依据 |
| 2.3.2 研究区基本特征 |
| 2.4 材料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 3. 石漠化地区碳循环与农业碳排放分析 |
| 3.1 石漠化地区碳循环 |
| 3.1.1 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 |
| 3.1.2 喀斯特作用碳循环 |
| 3.1.3 喀斯特地区碳循环过程 |
| 3.2 喀斯特地区农业活动碳排放分析 |
| 3.2.1 喀斯特地区碳排放途径分析 |
| 3.2.2 研究区种植和养殖活动碳排放估算 |
| 3.2.3 研究区农业碳排放分析 |
| 4. 石漠化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构建 |
| 4.1 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 |
| 4.1.1 增汇型种植技术 |
| 4.1.2 低碳养殖技术 |
| 4.2 石漠化综合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体系构建 |
| 4.2.1 石漠化综合治理中增汇种植技术筛选优化 |
| 4.2.2 石漠化综合治理中低碳养殖技术筛选优化 |
| 4.2.3 石漠化综合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技术体系构建 |
| 5. 石漠化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模式与示范 |
| 5.1 石漠化综合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模式 |
| 5.1.1 模式构建的原则 |
| 5.1.2 主要模式构建 |
| 5.2 研究区石漠化治理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示范 |
| 5.2.1 毕节撒拉溪示范区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示范 |
| 5.2.2 花江示范区增汇种植与低碳养殖示范 |
| 6. 结论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确保粮食高产稳产——对毕节地区开发利用农田资源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水资源非农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 李玲.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8)
- [3]告别饥荒 ——饥荒成因与应对的历史考察[D]. 刘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5]苗族文化资源在生态扶贫中的价值研究 ——以花垣县子腊村为例[D]. 陈茜. 吉首大学, 2018(02)
- [6]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12)
- [7]文化要素对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影响 ——基于S村扶贫实践的反思[D]. 何治民. 吉首大学, 2018(02)
- [8]吉林省西部地区土地开发整理区域效应及其综合效益评价[D]. 聂英. 吉林农业大学, 2015(04)
- [9]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D]. 车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09)
- [10]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增汇型种植与低碳型养殖模式与示范[D]. 张晖. 贵州师范大学, 201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