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随意思考

一、关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随想录（论文文献综述）

颜俊慧^[1]（2020）在《巴克里希纳·多西空间建构本真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建筑师中,2018年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巴克里希纳·多西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游离于时尚先锋的建筑潮流之外,更多的关注地域情势,突出个性差异,表达人文关怀,实现社会责任,聚集“天地人神”,追求整体表达,具有明显的本真性倾向。鉴于此,本文以巴克里希纳·多西空间建构本真性研究为研究对象。首先分别从形体的自由生成性、技术的地域原生性、空间的整体聚集性三方面全面解析蕴含在多西作品中的本真性特点;其次从空间建构本真性设计这一课题出发,以“南京艺术学院校外临时展亭设计”为主题,对概念确立、设计准备、生成过程、成果表达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最后从理论探索与设计实验两个层面对巴克里希纳·多西空间建构本真性研究的感悟与启示、价值与意义、反思与展望进行系统总结。通过以上探索与实验,把握多西本真性理念的核心所在,对巴克里希纳·多西的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进而为当今中国的建筑创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郑姣姣^[2]（2020）在《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回忆录”出版概况考察 ——以广东人民出版社“文学回忆录”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的文学与出版历史上,有关“文学回忆录”的写作与出版出现过两次高潮,分别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家自传的写作与出版高峰,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家回忆录的写作、发表与出版浪潮。这两次高潮的掀起与当时我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文学界与出版界的发展都密切相关: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传统出版业的转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人们个性的解放,这两者所发生的“化学反应”促进了现代文学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各出版机构策划出版了大量的作家自传,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经过了十年的灰暗时期后,随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苏,一批老作家开始以书写回忆录的方式“纪念”这种回归;同时,《新文学史料》杂志创刊,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乃至当今都意义重大的杂志之一;当时所创作和出版的一些作家回忆录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再版与重印,这些作品已经不止是一部作家回忆录作品,更是一部部文学经典。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回忆录写作与出版的热度虽不及这两次高潮,但其在文学史与出版史上的意义依旧不容小觑。本文考察了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回忆录”的出版类型,并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策划出版的《文学回忆录》系列书籍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系列图书的策划、内容、装帧、营销方式以及销售情况;并通过考察来分析我国文化类出版物所面临的市场现状,以及文学回忆录类图书出版的意义与价值。

朱福芳^[3]（2020）在《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文中指出关于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一般印象是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海上惊险小说《金银岛》的作者,而不会想到他同时也是英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斯蒂文森的创作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探索文学创作表现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一直为其所钟爱。在44年的短暂生命中,斯蒂文森共创作了12部小说、4部短篇故事集、4部诗集、5部旅行文集、6部杂集和2部非小说集,其内容涉及冒险、航海、海盗、阴谋、道德、人格、儿童、旅行等多种主题。斯蒂文森作为英国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其劳绩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以之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对他的作品进行探讨,可以挖掘斯蒂文森的文学价值以及正确认识他对英国文学和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乃纳入英国新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语境下斯蒂文森文学思想与创作文本的专题研究。论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对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品读与诠释。以斯蒂文森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在继承发展早期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主张及其特征。斯蒂文森的文学创作可谓忠实地实践其文学理论,他认为浪漫的文学要讲好故事,文学创作要重视想象的作用,并提出小说之于成人就是“游戏”等观点。通过对斯蒂文森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新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于“新”和“奇”两个方面。本乎此,以他的创作尤其小说作品为基础,着重从“游戏”和“冒险”两个审美维度来分析其创作的新与奇,挖掘存乎其中的文学张力与阅读魅力,达到对该文学个案的解读,是论文的目标。在这一前提下,进一步梳理、分析斯蒂文森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对英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之于“新浪漫主义”的建构意义。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论述了新浪漫主义概念、内涵的界定与释义;斯蒂文森与新浪漫主义的关系;研究综述;论文的思路、方法与创新点。该部分首先重点辨析新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异同,并着重探讨新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次,此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对斯蒂文森与浪漫主义的研究情况,从而明确本课题的研究方向与价值。再次是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论述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的诞生和创作特征。此部分内容首先探讨新浪漫主义的兴起。研究作家作品,离不开对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分析,即文学创作和它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新浪漫主义的诞生也与19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阐释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古已有之,而且一直与现实主义同生共在,随着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的形式。探究新浪漫主义既具有早期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更有所创新,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早期浪漫主义进行继承与发展。其次论述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主要分析新浪漫主义与早期浪漫主义之异同。新浪漫主义大胆、有意地把“幻想”当作艺术创作的主要对象。这些幻想往往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历险,其创作追求“新”与“奇”。具体来说大抵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精神追求上,自由、民主、正义的社会理想淡化,很少或不再抒发对政治的狂热,而更加渴求于未知世界的冒险。在生存意识上,不再热衷于塑造精神高大上的孤身奋战的自我主义英雄,而是刻画具有积极进取意识的强者。从审美特征上看,主观的、激情的、理想的、哀婉的意识逐渐消褪,强烈的艺术效果追求被冷峻但特异的写实风格所代替。此外,作家对于大自然的态度,也不再是单纯地描绘或着意突出诗情的田园风光,更多则是对异域风情的痴迷或刻意表达。第二章梳理斯蒂文森的生平与创作,探讨其创作的新浪漫主义特征。首先概述作家生平事略与写作生涯,究索他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继而观照他的文艺思想与小说观。19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坛带有所谓“世纪末”色彩。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以离奇的故事、悬念的情节、多彩的异域风情吸引大批读者。斯蒂文森的文艺观,既是兹观念系统的艺术实践,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创作产品的某种注脚,体现着其文学追求与审美标准。文学观与文学创作水乳交融,灌注了作家对文学、人生、社会等各方面的思考,浸润着生命感悟、价值理想以及独具个性的真知灼见。他执念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因此作家必须会讲故事;小说创作就像布局游艺并深入游戏之中,让人愉悦;作家应充分释放智力,极端重视想象的作用。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石,作家试图建立起一种适合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新观念。斯氏文艺观,具有实实在在的、独成体系的理论价值:既包括对小说本质的思考,也包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他的创作实践着他的文艺观,体现在一系列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品之中;而集中表现于不遗余力地突出“新”与“奇”的特点。第三、四章为作品论。在斯蒂文森文艺观的基础上,研究其主要代表作品,探讨其创作的新浪漫主义特征。小说（兼顾散文与诗歌）作为证例,重点究析“游戏”与“冒险”两个审美特征,具体选择四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和一部诗集进行解读与论析。第三章探讨斯蒂文森创作中的“游戏”特征,这是其小说美学理论的核心观念。斯蒂文森认为人与世界和解的最佳方式在于应该像孩子一样游戏,在游戏中建立亲和关系。他设计了一个个游戏,置小说人物于荒岛、高地、旷野等可以刺激人丰富想象力的地理空间,与能够和当前拉开一定距离的历史时间的立体之维里尽情嬉戏。此章选择《诱拐》和《黑箭》两部长篇小说作例释,透析斯蒂文森在苏格兰、英格兰之历史时空故事语境中的“游戏”运作。作家把读者拉进游戏世界,在虚构与真实、严肃与娱乐、历史与现实中感受新浪漫主义释放出的艺术魅力。第四章探讨“冒险”特征,这是其小说美学理论的另一个核心观念。斯蒂文森似乎是驾轻就熟地把冒险故事以传统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并把遥远的异域、奇异的人物、荒凉的孤岛、浩渺的海洋融进故事机理,展示出新浪漫主义的脱凡之美。人物不断地冒险、探奇、寻觅,把冒险作为一门艺术,一个理想目标。参与者或者获得一笔财富,或者窥见一个理想王国,或者进行一次道德救赎之旅。像所有的艺术追求一样,冒险即便没有达到终极目标,其乐趣也往往以充分展示的方式获得最大化,换言之,冒险的价值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此章以长篇小说《金银岛》《化身博士》和散文、诗歌作例释,揭示斯蒂文森创作的这一新浪漫主义重要特征。第五章论析斯蒂文森的价值意义和启示影响。斯蒂文森用新浪漫主义小说征服了英国民众,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位深具内涵极有价值的伟大作家,所以其作品长期流传不衰,并且对英国乃至世界文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斯蒂文森拓展了英国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赋予浪漫主义以新的内容和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所有叙事作品不仅富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壮丽景色和奇风异俗,包括原野森林、荒山峭壁、洋滩海浪、盗群习约、切口黑话之类,也很多迷信传说、贪欲恶习、双重人格等等。这些作品尽管不是毫无瑕疵、完美无缺,但无不洋溢着清新、奇特,自然、突兀,亲切、惊悚的浪漫格调,具有毋庸置疑的审美价值与启发借鉴意义。他开辟的新浪漫主义传统,被稍后的知名作家赖德·哈格德所继承。斯蒂文森还直接启发了19世纪后期名噪一时的唯美主义大师奥斯卡·王尔德,其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就烫烙着《化身博士》的深刻印痕;还有赫伯特·威尔斯的幻想小说《隐身人》、约瑟夫·康拉德的《秘密分享者》等作品,灵感显然也都来自《化身博士》。此外,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斯蒂文森文学传统的英国作家罗德亚德·吉卜林（也包括康拉德）于多个层面上步斯氏后尘,尤其是冒险小说的创作,而其中显而易见的殖民扩张色彩亦与之不无关系。及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现代主义勃兴,其实斯蒂文森的新浪漫主义文学创新包含一些现代主义元素,这些因子就不同程度地为现代派作家所吸收,尤其涉及关于人格、精神、异化、道德、存在与生存等问题时,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一个源泉,这方面《化身博士》比较典型,同时还包含着对冒险小说和科幻小说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都是超越国界而广及世界文学范畴的。最后第六部分是结语,乃是对全文的收束与总结。着重思考历史上的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与斯蒂文森在当下高科技信息霸权时代,图文斑斓、碎片阅读、娱乐至上语境下的命运或前途。斯蒂文森倒似乎更像一个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遗留下的新浪漫主义文学范典,经过变异仿佛演化而为一个不乏自觉意识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丰富和拓展了文学表现的能量和空间,它既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特有景观,更是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文学的一条风景线。试看《哈利·波特》风靡全球以来的几十年,充满冒险传奇的小说、卡通、影视、游戏等等,除去其中用以吸引眼球的魔幻因素,受众似乎能够隐约发现斯蒂文森的思维逻辑与格局。也许,作家与新浪漫主义文学遗产的活力依旧,像所有文学史上那些曾经焕发异彩的文学遗产一样,仍在不断地给予作家以灵感。

杨绍军^[4]（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指出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刘成才^[5]（2019）在《论坂井洋史的巴金研究》文中指出坂井洋史面对巴金缺席的现代文学史,剔抉出知识分子在忏悔和丧失两难中被现代控制的排斥机制,勾勒出巴金以批判态度从文学无力观念中救拔出来实现追求丰富生命的一生;他用人文性解读指认中国知识分子源于强烈人文传统对巴金的过度解读,这种对现代性片面理解带来的思维偏颇,阻碍着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及自身的反思;他用文学性阅读直面巴金文本,在五四文学传统中定位巴金文学,思考文学如何在不丧失主体性基础上开放自己以连接世界文学。坂井洋史的巴金研究以岗位与自觉意识对研究中的技术化与游戏化保持警醒,从旁观者视角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不易对象化的共同性,在对中日学者本质性差异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奠定共享的研究立场与方法论,并以此作为中日学者对话之开端。

钟佳艺^[6]（2019）在《巴金与新时期文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巴金与新时期文学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关联。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发展和建构是学界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人们可以从文艺方针、文学制度、文学期刊、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等多种维度来对此进行分析。如果从文学主体的层面讲,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实践和过程。新时期以来巴金曾经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其文坛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分析和论述:首先通过回叙巴金的新时期政治、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实践历程,还原巴金深入参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史实,揭示巴金作为新时期文坛标杆和旗帜的历史意义;其次,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阐述巴金的《随想录》真诚呼唤新时期文坛进行现代性反思,推动新时期文学的思想解放;最后,从刊物主编、作家交往、文学评奖、文化交流等主要文学活动的角度,综合阐述了巴金不遗余力地坚持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尽责担纲。毫无疑问,作为文学大师、文坛前辈和作协主席的巴金,充当的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担纲者角色,他在1976-2005这最后的三十年里,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为了积极回应和促进解决新时期文学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课题。巴金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和意义不仅从其文学和社会行动来寻找,更需要从其思想和精神气质去理解。

浅野泰之^[7]（2019）在《民国时期中日书法交流》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中日书法交流的专题研究,共有六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第一章,中日两国受到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背景下,梳理分析西学东渐下近代中日书法的状态,并论及中日书法交流的历史背景和特征。第二、三章,民国时期来过中国、去过日本的中日学者们的主要交流目的,笔者拟分为:“以与中国书画家交流为目的的赴华活动”;“以古迹考察为目的的赴华活动”;“逃亡日本期间的交友及学术研究”;“特殊情况下的赴日活动”四个部分。并通过论证后指出,民国时期已经由历史上自古至今日本单方面研究学习中国书法的状态,逐步进入中日学者之间对等交流、互相借鉴学习的状态,书法交流互动频繁。第四章,近现代在中日成立的书画社团数量逐渐增多,同时出现中日两国书画家一起创立的书画社团。以当时的中日刊物报纸材料为基准,叙述民国时期中日两国协同创立书画社团的情况。通过资料面调查分析后指出,这些社团虽然受到当时社会的不良影响等诸问题,但是为了推动中日书画家友好交流关系,中日两国书画家还是不断地努力创立社团。最后,伴随战争爆发,也成为艺术界的一场灾难,社团最终都消失了。第五章,以齐白石（1864-1957）、桥本关雪（1883-1945）为例,论述他们二人的书画作品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及其影响。齐白石的主要特点是,虽然没去过日本,但是书画篆刻作品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日本友人作为齐白石的中间人帮助订印章、绘画等,功不可没。因此,齐白石对日本友人怀有强烈的感情情怀。桥本关雪的主要特点是,从《申报》可知中国方面对关雪是有所关注的,可以说关雪是民国时期日本方面与中国艺术家交流最为频繁的一位。同时,关雪在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髓的同时,也反过来对中国同时代傅抱石（1904-1965）等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第六章,通过民国时期“西学东渐”下的中日书法理论着作来详细比较和探讨同时期不同两国间接受西学的方式,以及日本书学对中国书学的影响。主要特点是中日书法界都受到了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书法。同时,民国时期在中日书坛上比较着名的书法家仍然处在“闭关锁国”状态,尽管心理学研究者、美学研究者等煞费苦心地开拓出用西方“科学”方法去研究书法的新途径,但对于书法家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推进作用的。通过研究论证,详细揭示出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下中日书法交流的状态、发展、书法概念等特征。除此之外,对民国时期的相关中日书法交流材料进行收集整理与分类研究,梳理近代中日书法交流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活动等,制成《近代中日书法交流大事年表》。

李耀鹏^[8]（2018）在《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思想轴心已然成为了我们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许多人的内心中都缔结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五四情结”,“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同样无可争议地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跃迁产生着深刻的制导作用。伴随着时间的累积,“五四”已经逐渐地被凝固成一个伟大的“时间神话”和“思想图腾”,甚至有的论者指出,“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总是自觉地透过对“五四”的重新阐释来为自身的思想言说寻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点,因此,“五四”的阐释史也就形成了“五四”不断被历史化和寓言化的过程。本文主要以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话语”作为研究对象,以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论述中心,意在通过阐明80年代回归“五四”的历史和思想诱因,以及80年代以何种内在方式回归了“五四”等思想和文化命题,进而相对清晰完整地呈现出80年代对“五四”进行重新阐释的历史状况。本文需要具体阐释的问题是:80年代重回“五四”的历史语境和缘由——80年代征用和重构“五四”的历史方式——80年代究竟建构了怎样的“五四”——揭示出其深层的时代及历史意义。之所以择取80年代的“五四话语”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其主要缘由在于80年代这一同时兼具着历史终结和开启意义的时间范畴中,无论是对50—70年代历史的反思亦或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考量80年代的历史和文化变革,80年代都鲜明地表征出“又一个五四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80年代成功地借助了“五四”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现代性起源”的神话地位为自身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找到了合法性依据。当然,强调和突显80年代历史意识的建构和文化变革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并不意味着将二者之间建立均质和透明的同构关系,及其作出表面化的覆盖式理解而忽略和遮蔽了差异性的存在。因此,本文作者以“征用和重构”作为叙述核心意在表明80年代与“五四”在思想和精神谱系上存在着历史“共振”,但又承认80年代历史语境中的“五四”与原初意义上的“五四”之间存在的历史距离和错位关系。论文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界说以及对80年代以来的“五四”研究现状进行历史性和宏观性的描述,从而阐释和确立了80年代“五四话语”研究的缘由和方法。论文第一章主要立足于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谈及80年代回归“五四”的思想动因和历史缘由。应该说,历史“祛魅”的时代契机促使人们产生整合“五四”与80年代之间内在历史联系的冲动和激情。一方面,“五四”的魂兮归来成为80年代反思历史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源,正是“五四”的精神感召使人们暂时淡忘了历史的创伤而重新进入到“现代化”的历史秩序中;另一方面,80年代又在“五四”的价值参照下有效地建构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意识。论文第二章以80年代的文化论争作为思想聚焦点,通过对“五四”时期就纷争迭起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两个历史“元问题”的重新审视来看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五四”持有的思想和文化立场。在80年代“文化热”的激烈论争中,“五四”时期形成的关于“传统”和“西化”的历史意识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解构,而这种新的价值判断无疑包蕴和彰显着新的“五四观”。论文第三章至第六章则主要以启蒙、人道主义、国民性和科学主义四个“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文化命题作为切入点,以此透视出80年代如何借由“五四”的力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建构和思想嬗变过程。其一,80年代在整体意义上是一个“启蒙时代”,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变革的重要精神资源,“新启蒙”知识分子重新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但是却并未在80年代完成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本文作者以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视野考证了“新启蒙”在80年代的发展图式,既强调了“潜在写作”中的启蒙思想对“新启蒙”形成的历史铺垫作用,同时又充分地意识到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在90年代的分化和瓦解。其二,对“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了80年代文学最恒定的思想主旨,对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情呼唤使80年代自觉地回归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传统。本文从8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两个层面谈及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实践的历史过程,在思想和审美的共融中解析人道主义话语构成的独特景观。在文化方面,通过对“异化”论、“主体性”以及美学中关于“人”的自由想象等问题的剖析读解80年代的文化论者对于“人”的历史姿态;在文学方面,通过对张贤亮和巴金等创作中“人性”修辞的建构审视80年代文学对“五四精神”的修复和重建。其三,历史的反思和“人”的再发现使80年代的文学叙事再次重提了“五四”时期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题,“人”的现代化与国民灵魂的改造成为了80年代文化论者无法规避的现实难题。通过对韩少功、高晓声以及柏杨的文学创作中国民性主题的历史分析,既看到80年代对“五四”国民性批判传统的历史继承,又呈现出80年代文学叙事中国民性的独特面相。其四,80年代的历史转型和思想启蒙的现实需求使“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科学不仅为80年代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同时也对80年代的知识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结语指出,“五四”在不断被征用和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其意义也在不断地衍生和增殖,“五四”并未真正地远离我们,当下时代仍旧需要“五四精神”。最后,需要指出和明确的是,面对80年代的“五四话语”这样厚重而极具历史感的研究对象,本文作者虽然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历史,但却无意于对其做出任何主观性的臆断和诗意化的阐述,而是试图打破那种在预设的秩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场域中去解释历史的研究方法。尊重历史是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让历史自己呈现出自身的效果是论文作者渴求达到的目的。

吴励生^[9]（2017）在《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陈丹晨着《巴金全传》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作家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更在于他的人格和精神。一个伟大的作家不仅珍惜文学的公共领域,而且能够创造相应的文学公共领域,即便创造一时失效也能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之中保有可贵的精神独立与批判立场。巴金之所以伟大,首先是他人格的伟大,更是因为他无论在健康抑或不那么健康的文学公共领域里面均发挥出了无可替代影响的伟大。《巴金全传》既着重评述了巴金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也系统再现了其不同时期的文学编辑、文学翻译乃至文学活动与运动的众多文学公共领域里的个体精神发展轨迹以及心灵结构,从而立体彰显出了巴金精神的伟大。

徐静琪^[10]（2017）在《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史料的整理、归纳与分析出发,通过对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发展历程的梳理与回顾,着重探讨、总结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中,书籍设计在设计风格、形式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视觉变迁及其背后设计价值标准的转变;同时,也对出版体制、文化方针对设计师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与阐述;并进而从国外设计理念的本土化、设计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审美标准的充实、更新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书籍艺术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因。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试图呈现出中国当代书籍艺术图景,为重新审视并理解当代书籍设计的本土内涵提供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回顾当代,书籍设计的理念经历了一个由“封面画”向“整体设计”的演进过程,与此相伴随着的,是设计价值的重建和演变。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四章组成。论文第一章主要围绕“新中国”出版体制下的书籍展开讨论。通过体制的保障及设计人员政治身份的确立,延安文艺传统在新中国“十七年”得到了延续,集体创作的模式下建构了书籍视觉图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形成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第二章是对“文革”书籍进行解读,揭示其“样板化”的特征,反思其中所包含的设计价值极度扭曲和倒退。第三章考察了八九十年代书籍面貌,主要围绕“整体设计”理念的深化,从三个方面,即民国书籍美学的传承、国外设计潮流影响下的风格模仿、书籍设计理论的形成,探讨八九十年代书籍所呈现出的“先锋”与“参照”问题。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设计师大多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个体化的表达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设计的手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诚然,本文对书籍视觉语言与设计思维的把握与阐述,实质上是对人、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回顾和反思。它渗透着审美和风格的转换,其根源正是时代背景下产生对社会文化的不同关注、理解与接受。通过以上研究以求勾勒中国书籍设计转变的轨迹,对构筑完善的书籍设计价值体系有所裨益。

二、关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随想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随想录（论文提纲范文）

（1）巴克里希纳·多西空间建构本真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回忆录”出版概况考察 ——以广东人民出版社“文学回忆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4）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坂井洋史的巴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巴金与新时期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7）民国时期中日书法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8）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9）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陈丹晨着《巴金全传》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随想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巴克里希纳·多西空间建构本真性研究[D]. 颜俊慧.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2]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学回忆录”出版概况考察 ——以广东人民出版社“文学回忆录”为例[D]. 郑姣姣.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
• [3]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与英国“新浪漫主义”[D]. 朱福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5]论坂井洋史的巴金研究[J]. 刘成才.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6]巴金与新时期文学[D]. 钟佳艺. 三峡大学, 2019(06)
• [7]民国时期中日书法交流[D]. 浅野泰之. 中国美术学院, 2019(02)
• [8]八十年代“五四话语”的征用与重构[D]. 李耀鹏. 吉林大学, 2018(01)
• [9]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陈丹晨着《巴金全传》解读[J]. 吴励生. 社会科学论坛, 2017(12)
• [10]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D]. 徐静琪.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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