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金融市场的理性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倩若[1]（2021）在《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质量得到巨大改善。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手头宽裕的居民开始借助存款等金融产品进行家庭理财。居民理财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理财需求的多样化又推动着人们寻求银行存款之外的金融产品。在此背景下,要想满足居民理财需求,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产品品类,调查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金融素养作为反映居民金融能力和参加金融活动的重要指标,对我们了解国民整体金融水平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我国为背景,从居民家庭这一金融活动的微观参与主体出发,研究金融素养是否是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并探索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量文献研究表明,金融素养差异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差异,对投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借助微观调查数据对金融素养进行了定义与度量,并从数理推导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论证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家庭金融素养,并从家庭是否持有风险资产、风险资产占比和金融资产总额三个维度来测度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情况。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了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状况的关系,并选用调查问卷中关于风险态度的问题构造了家庭的风险态度变量,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影响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金融素养水平越高的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可能性越大,风险资产占比越大,金融资产总额越大。金融素养通过影响家庭财富管理者的风险态度间接地影响着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也就是说,金融素养的提高能够增加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概率,并加深家庭在金融市场的参与深度。明晰金融素养的功用,有助于在全国推进金融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的金融市场参与能力,引导他们做出理性的投资选择,有效打理私人资产,从而提高生活幸福感。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行为金融学不完全理性人的前提下拓展了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将个体金融素养的差异当作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差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在金融素养指标的构建上,创新性的使用了因子分析法,为后续研究中对金融素养的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除此之外,本文引入风险态度作为中介变量,试图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最后,本文依据实证结果提出建议:政府应重视国民金融素养提高的重要性,将金融教育的普及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从宏观层面推进我国金融教育事业的发展。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完善金融服务,建立资源共享和沟通平台,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深入群众开展多样化的金融技能培训活动。作为个人,积极参与各项金融教育活动,提高自身金融素养水平,形成健康理性的风险态度,克服错误的投资心理。同时,重点关注信息闭塞的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鼓励组建志愿者队伍,帮助基层群众提高金融素质,增强防诈骗能力。
王彦东[2]（2021）在《基于融资约束的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业机械化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业现代化重要的技术支撑,农业机械对于提升农牧业生产率非常重要。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近年来众多因素造成我国的农业机械化面临发展瓶颈,农机行业供给侧改革结构性调整是一个方面,而农机购置的有效需求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农业机械购置投资相对来说是农户最大额的生产性投资,农户自身积累的内源性融资往往难以满足购机资金需求,而不成熟的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贷配给情况,信贷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那么农户农机购置是否面临融资约束?不同类型的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农户农机购置行为?近年发展起来的融资租赁业务政府将其视为解决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多样化需求的重要金融创新服务,农机融资租赁作为一项有效缓解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金融创新服务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提倡。但是一项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除了基于供给侧的考虑以外更应该基于需求者的视角进行设计,承租者农户作为参与主体是否愿意参与以及倾向于什么样的融资租赁合约方案是值得探讨的。鉴于此,本文选取通过对内蒙古部分盟市的农牧区进行调研获得一手实地调研数据,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对农户的农机购置行为以及农机融资租赁选择偏好进行研究,总结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特征以及农机融资租赁的选择意愿及偏好,并提出进一步优化农机融资租赁业务,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1）尽管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结构性调整期,但是农机购置需求依然旺盛,农户的自有财力无法满足购买大型农机具的资金需求。农村普遍存在“小型农机无需融资,大型农机无处融资”现象。现有融资的金融机构渠道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农机融资困难在于贷款额度小、利率高、到账时间长和周期不灵活,农户在购买农机时存在结构性融资约束问题。（2）基于农户农机购置的融资需求的调研数据,应用直接识别法识别在农农户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农户是否受融资约束是影响农户农机购置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其中需求型融资约束并不会影响农户农机购置意愿和购置规模,而供给型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意愿和购置规模均有显着影响。除了本文重点探讨的融资约束因素以外,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等因素的研究结论基本和以往的研究文献一致。（3）基于承租人视角探讨农户对农机融资租赁的认知及参与意愿,分析影响农户参与农机融资租赁的主要因素。农机购置过程中受到融资约束是选择参与农机融资租赁的前提。农户除了基于自身条件的考虑,更关注农机融资租赁业务的费率水平、融资期限、抵押担保、增值服务等方面的属性,其中抵押担保影响最大、其次是融资周期、最后是增值服务。而不同特征的农户对于这些属性的偏好也存在一定异质性,农户对不同属性的支付意愿也不同。所以要想推广农机融资租赁业务,必须从农户的需求出发设计合约,创新模式。（4）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加大政府支农政策力度,破解农户农机购置需求的融资约束;加强新型金融模式宣传,提高农户农机融资租赁认知水平;加快模式和服务方式创新,增强农机融资租赁的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维护农机融资租赁各参与主体利益;营造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引导农机融资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等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1）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农户农机购置行为。从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特征的角度为农户个人农机投资不足提供新的解释,以期为国家下一步出台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借鉴;（2）从承租方的微观视角研究农户农机融资租赁的参与意愿,结合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分析基于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目的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这方面的文献做一点有益补充;（3）应用选择实验法分析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属性的选择偏好。应用选择实验法探究农户对于农机融资租赁属性的偏好及其支付意愿,以期为承租方在设计农机融资租赁合同方案或者国家出台鼓励农机融资租赁发展政策建议的时候提供现实参考。
刘春紫[3]（2021）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金融全球化与一体化使跨境金融市场联动与溢出增强,这使得逐渐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更易遭受外部金融冲击与外部风险传染。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开放程度加强。具体表现为政策制度的放宽,与国际债券市场的对接,外部投资需求的增加。Rey（2013）首次提出全球金融周期的概念:美国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风险承担渠道等多种方式溢出于其他国家,使全球风险资产价格、资本流动、信贷增长、杠杆率存在高度共动。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金融市场存在重要影响,而它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却鲜有研究。选择中国债券市场的微观角度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可以更深入了解在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债券市场的波动特征与规律,为开放进程中的风险防范与化解提供政策依据。第二,债券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中介,也是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重要中介。债券市场的研究视角可以更直接快速地反映金融市场间的联动与溢出机制。第三,利率变量包含丰富信息,两国利率对利率的实证检验,可以更精确地度量货币政策的信息溢出效应。第四,全球金融周期的提出是对建立在非抛补利率平价之上的三元悖论的挑战,检验中国利率对美国利率的追随程度,可以判断金融全球化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问题。为中国货币当局采取适当的国内政策,以保持货币独立性,平滑外国政策的溢出效应,以维持金融稳定提供参考。也为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理性投资提供决策参考。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在信号渠道与期限溢价渠道下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以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为信息来源,将声明包含信息分为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分别检验二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使用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实证检验并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最终为本国央行与债券投资者应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冲击提供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对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以及预期理论进行概念界定与简要分析,明确本文研究的货币政策信息包括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二者都来源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其次,从美联储信息集,中国债券交易者决策信息集两方面对模型进行基本设定;再次,对Hansen（2020）的研究进行扩充,构建信号渠道下,中国债券交易者对美国货币政策信息反应的理论模型;再次,基于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建期限溢价渠道下,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为后文各章的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基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比较视角,研究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验证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进一步通过溢出渠道分析,探究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信息与政策文本情绪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从整体上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存在信息溢出效应。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在国内与国际金融风险增大时,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更显着,金融传染程度更强。并且,美联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强。（2）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的单个货币政策声明显着影响超短期内中国国债累计异常收益率;四家央行中,仅美联储疫情期间多个货币政策声明对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收益率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影响,美国溢出效应远超其他发达国家;美联储疫情量宽负向溢出效应小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轮量宽溢出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即使在实际经济溢出渠道受阻的新冠疫情时期,微观金融市场对政策信息的反应,依然使美联储具有较强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影响。（3）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文本语调与语调清晰度对中短期中国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语调精确度、文本相似性则不存在溢出影响;文本积极语调与消极语调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仅消极语调对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存在显着负向溢出效应;文本情绪的国际溢出在新冠疫情时期有所减小,中美两国金融联动在一定程度上下降;消极语调包含美国经济周期信息,美联储情绪向国际投资者传递美国经济状况的信号,通过其交易行为产生国际溢出效应。（4）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包含影响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信息;细分货币政策类型发现,只有常规型货币政策声明对中国国债利率期限结构存在显着且稳健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信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政策文本情绪使中国国债交易者预期中国政策利率与美国利率同向变动;在期限溢价渠道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改变中国国债交易者对中美两国资产的投资偏好,使中国国债期限溢价与美国政策利率反向变动,这在一定程度造成中国利率期限结构扁平化。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央行应重视货币政策的信息传导渠道。对于本国央行沟通,可以提高沟通政策透明度,将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纳入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的调控范畴,根据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整体与部分趋势判断政策指引方向。针对外国央行沟通,本国央行可以发挥信息优势,采用多种媒体手段,及时且详细地解读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声明的多维度信息,引导公众对本国货币政策未来路径及通货膨胀形成合理预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美国货币政策公告,包括货币政策声明、央行领导人讲话、货币政策会议纪要等信息。不仅要关注公告文本中政策调整、指标变动等“硬信息”还应重点关注文本语调等“软信息”,并将其作为决策制定依据。当美联储政策文本消极语调频繁出现时,交易者需重新审视投资决策,避免资产受损。研究者可以将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纳入到货币政策的相关研究中来,以丰富指标的信息含量和维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信息溢出的微观角度,扩展货币政策国际溢出效应与全球金融周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以及政策声明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美联储不同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交易行为的影响。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的非结构化文本转化为结构化文本特征指标,检验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探究美联储声明的叙述性信息溢出渠道;三是在研究内容上,结合新冠疫情防控,经济停摆,美国意图与中国脱钩的现实背景,比较研究不同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同时,也比较了美国疫情时期货币政策与非疫情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信息溢出差异。
管志豪[4]（2021）在《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CHFS2017的实证》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家庭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资产不断增加,金融市场发展越来越完善,家庭越来越重视通过配置金融资产获得更多收益。然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较为单一,无风险资产占比较高,资产组合的有效性不高。因此,如何有效配置家庭金融资产变得十分重要。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金融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户主金融素养视角为切入点,研究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尝试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新思路。本文利用2017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全国性中国金融调查（CHFS）项目数据,在梳理了金融素养及金融资产配置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家庭金融资产分为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构建出户主金融素养指数,并重点对风险资产进行分析。建立Probit、Tobit及OLS三种模型研究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用Probit和Tobit模型研究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及金融理财产品市场情况和在这些市场配置的相应资产占比的影响,使用OLS模型分析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持有股票支数及持有风险资产种类数的影响,借鉴合成金融包容指数的公理化方法重新构建了户主金融素养指数作为代理变量,对模型回归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选用与受访家庭户主同一性别、同一年龄段并在同一区县居住的其他所有家庭户主金融素养的平均值作为金融素养指标的工具变量,对模型回归的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最后对不同年龄段、城乡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金融素养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家庭户主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较低,户主金融素养显着促进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及风险资产中的基金资产,对家庭是否参与股票及基金市场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对家庭持有股票及基金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着。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在股票市场盈利和持有股票支数影响不显着,但与风险资产种类数有显着的正向关系。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年龄角度来看,户主金融素养显着促进所有年龄段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而只对户主为60岁以下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占比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户主为60岁以上的家庭促进作用不明显。从城乡地区来看,户主金融素养可以明显促进城乡地区家庭参与风险市场的概率,但是只能对城镇地区家庭参与风险资产占比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户主金融素养对所有地区家庭是否参与风险市场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只对东部地区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依据研究结果分析原因,分别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家庭三大主体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刘伟[5]（2020）在《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由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及其衍生品的崩塌为起始,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经济持续衰退,至今复苏缓慢。2008年美国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长率环比下降0.5%和6.3%,失业率也上升到自1990年来的最高水平,成为美国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与此同时,2009年欧元区第一季度GDP下降2.5%,成为自1999年欧元区年成立以来的季度最大降幅。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对本次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算,统计包括为救济而对银行提供的借款、危机之后经济衰退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即刻损失以及失业、企业破产等造成的永久性损失等,全球因此次危机所遭受的损失在60万亿到200万亿美元之间。危机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房价和贷款需求的相互促进创造出大规模的次级贷款,而大量的次级贷款又通过证券化过程,派生出巨额的衍生品,最终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整张。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金融衍生品链条过度延伸所造成的,金融产品过度创新所带来的资产泡沫被认为是危机的元凶。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度繁荣是其自1999年彻底推翻《1993年银行法（Glass-Steagall Act）》之后允许金融业开展全能型业务,实现金融体制全面市场化的所埋下的恶果。金融创新是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一类变种（Reinhart and Rogoff,2009）。自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频繁而持续的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系统的种种风险因素,深入研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可以发现金融自由化进程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和改变,因而全面系统地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指导作用。基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相关性的重要研究价值,本文按照逻辑关系探究了金融自由化与系统稳定性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首先从金融自由化对银行危机发生频率和股票市场波动强度两个方面讨论金融自由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冲击与影响,然后又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影响系统稳定性和风险的渠道,其中重点考察了银行市场竞争与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最后为解决金融自由化改革背景下金融机构与官方监督之间的根本分离特质,重新设计了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有效机制。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遵循观察现象-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的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基于既有金融史事件与数据,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兴起和改革的实践、转折、高潮与反思历程进行梳理,对金融市场波动和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指出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负面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金融史中的事件研究和宏观数据,探究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规律特征,提出本研究的四个核心问题。第二章重要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从四个方面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第一,金融稳定性的概念与定义和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因素;第二,金融自由化相关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第三,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其中又分为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第四,分析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着重从“竞争-稳定论”和“竞争-脆弱论”两个角度进行归纳。最后总结相关研究仍存在的不足之处:视角单一,仅局限于一个金融部门或部分金融市场,未能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视角;制度质量描述指标的使用缺乏体系,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在使用指标对金融自由化进行描述时,要么选择综合性指标,要么选择单一分类下的指标,影响结论的准确有效等。在上述基础上,本文也提出相应的创新点。第三章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从“频率”的角度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选取系统性银行危机作为金融危机的指标,同时使用金融改革指标的综合和子维度两个层面的指标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代理变量,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金融自由化与银行危机发生频率之间的关系,并对自由化改革对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进行量化。然后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变量,探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等因素在自由化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对上述的模型估计进行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四章,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从“强度”的角度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首先通过对仿真数据和实际数据的对比,拒绝了“股票价格服从随即游走”的原假设。其次,在识别和量化股票市场的“繁荣-萧条”波动的基础上,进行股票市场波动事件研究,得到金融自由化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直观的结论。然后构建回归模型,分别检验金融自由化开启后短期内和长期内对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的影响;最后,还考虑了金融部门开放的数量和开放次序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及制度变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五章,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从银行业角度切入研究金融自由化增加系统风险与不稳定的路径。首先,回顾了“竞争-稳定论”和“竞争-脆弱论”两种关于金融机构竞争与金融稳定的理论。其次,构建银行业竞争和银行风险的联立方程,使用两阶段system-GMM的方法来探究金融自由化可能影响金融风险的不同渠道。然后,讨论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质量等因素的差异,是否会导致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风险的渠道的不同。最后,对上述的回归模型进行四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第六章,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构建理论模型解决自由化改革背景下创新与监管典型的分离特征。首先从合作共赢角度提出金融创新与监管的结构化改革设计思路——金融体系协同融合机制,并从方法论角度概述其化解矛盾原理;其次构建纳什非合作与协同合作微分博弈模型,从数理角度论证该机制的优越性;然后利用演化博弈理论推演金融体系协同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在理论上明确了演化周期内激励与监管的现阶段引导意义。第七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对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归纳,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进行初步规划。结合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发现金融体系整体和局部的自由化改革对银行危机频率的冲击存在差异性。其中,金融自由化综合指标和资本账户开放指标均显着增加了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但是证券市场开放指标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冲击并不显着。进一步对上述影响进行量化,测算了99次在自由化改革之后出现的银行危机的概率。若假设金融自由化并未发生模型原本成功预测到的67次危机中仅有34次可被预测到。另外,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变量（人均GDP、官僚体制质量、腐败程度以及法律法规指标）与金融自由化构成交叉项,其系数均显着为负,说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提升会削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对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冲击起到了缓冲作用。第二,研究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强度的影响时,本文发现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短期内,自由化确实增加了股票市场的波动,但该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在金融自由化之后短期内表现更剧烈的繁荣和萧条波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只出现了更强烈的繁荣波动;长期内,股票市场的繁荣-衰退波动的幅度并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进一步分析金融部门开放的数量,发现首个金融部门开启自由化的短期内股票市场萧条的波动幅度相较于金融抑制时期却有所减弱。而新兴市场中,萧条周期的波动幅度在进行第二个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改革后又有所增加。不同金融部门开放的先后顺序对股票市场波动影响的差异并不显着,当发展中国家首先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时,其股票市场萧条时期波动的幅度显着增强,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强度更大。对制度质量的作用进行探究,发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制度质量提升,而制度质量的提升促进了股票市场的稳定。第三,研究金融自由化影响系统稳定性的渠道时,发现:金融自由化指标的提升,将引起银行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进而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符合“竞争-脆弱论”。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质量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金融自由化引起的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下降程度,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有所削弱。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对银行业市场支配力并没有显着的改变,金融自由化只在发达国家中引起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下降。自由化改革所带来的银行业支配力的下降将削弱发达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在发达国家中其他金融自由化影响银行业稳定系的渠道作用并不显着,金融自由化改变银行市场支配力的渠道影响最为显着。分析资本监管的作用发现,更为严格的资本管制将有效地削弱自由化改革通过不同渠道带来的风险和对系统稳定性的冲击。官方监督方面,更为严格的政府监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通过不同的渠道有效地削弱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财务报表的透明度方面,在发达国家中并不能通过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来削弱金融自由化通过改变银行业市场支配力的渠道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方法是可行。第四,构建基于自由化改革的金融体系协同融合机制,先分析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部门在纳什非合作博弈及协同合作博弈场景下均衡状态,结果表明:为了提高金融体系协同发展成熟度,两者应研究有效举措降低协同开销,降低协同水平衰减值,提高协同能力和边际协同努力贡献,切实深化协同合作影响。在有效“共谋、共建、共管”基础上,构建协同融合的金融体系无论对金融监管机构还是金融机构都是最佳发展方案。为保证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在体系收益最优的情况下实现双方的帕累托最优解,本文对分配收益系数提出合理范围参考。然后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金融体系协同融合的动态演化,可知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如果不能构建协同发展的金融体系时必然走向解体独立的状态。在协同融合机制中,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投入的协同开销ω越低,预估协同合作努力程度（规模）Γ越大,协同收益率κ越高,机会主义收益△ζ越低协同收益划分比例ω最优时,金融体系在动态演化博弈过程中趋向于协同发展的稳定策略的概率越高。为实现以公平为导向的协同体系,需要双方提前以契约形式明确在协同合作中各自应该享有的权利及需要承担的义务;此外,收益转移支付也会巩固合作双方继续选择合作策略。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为理论创新、研究内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三个方面。第一,尝试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金融最优化背景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相统一的、新型的、有效的纳什均衡模型。第二,推进和深化了金融自由化及其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的相关研究。一是从整体和局部两个维度描述“金融自由化”变量,整体上使用金融改革指数综合值,涵盖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七个子分类,局部选择资本账户开放、证券市场开放两个子分类进行描述。本文在实证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影响时,既避免了对金融自由化刻画过于笼统的传统问题,也可以修正简单使用局部自由化数据带来的偏差,从而有效地丰富和完善了实证结果:二是分析后发现自由化改革导致银行危机出现频率增加和股票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并且从“频率”和“幅度”（或“强度”）两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三是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渠道时,引入制度质量,着重考察制度质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将全样本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对制度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表现出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已有文献对制度质量在金融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多集中在部分金融部门中,较少涉及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综合指标下中对制度质量所发挥作用的进行探究。第三,在研究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时,采取了事件研究与模型估计相结合的方法。事件研究结果更直观,模型估计结果更准确,两者互为补充,得到的实证结果更立体更完善。
唐士亚[6]（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祝雅柠[7]（2020）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的“灰犀牛”,几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与其密切相关,如何解决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监管领域的重要命题。2008年金融危机使学术界与金融监管部门意识到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已经不足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故提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以进一步完善与强化金融监管。2019年,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等四位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金融体系终于稳健了吗?近十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回顾与评估》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金融监管改革尚未有效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并未遏制其过度风险经营倾向。实际上,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法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形成与运作产生重要影响。实践中,金融监管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缺乏自足性,通过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解决其道德风险问题是后危机时代金融法与公司法交互与融合的重要命题,须针对金融机构的特殊公司治理改革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从而改变其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进一步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尽管,我国金融系统并未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但我国特殊金融市场体制存在极为突出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我国金融市场化正进入提速期,民营资本不断进入银行业,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可兑换的推进使金融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更宽领域开放,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与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意味着更高的制度要求与更国际化的视野。本文以我国金融市场为研究背景,结合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本土问题,借鉴域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理论成果与制度改革经验,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具有前瞻性的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突破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从而为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转型、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本文对以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改革规制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道德风险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却被广泛适用于法学领域研究。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道德风险并非风险而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产生或扩大风险的行为机制。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是激励相容理论,即对代理人的奖惩与其行为相关信息相联系,从而将委托人的成本与收益内部化为代理人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通过激励机制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利益行事。法律作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之一,其通过要求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使相关社会成本与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与收益,从而通过个体行为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状态。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是多元的,包括金融安全网的设立、金融市场的创新等,其法律制度根源则是权利义务的失衡。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金融机构是法律抽象的结果,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人意志的影响,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等行为法维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在组织法层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失衡亦不容忽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既有传统的命令与控制型监管,也逐步确立了金融机构后设型监管,前者包括金融机构资本监管与结构性监管等措施,后者则是围绕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展开的董事会构成、董事、高管薪酬奖励等公司治理监管措施。但是,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与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错位、现代公司法激励机制缺失体系化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权利义务失衡,使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激励相容作用极为有限。并且,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与规制上存在本土化问题,即金融市场存在突出的政府隐性担保,且其正处于市场化提速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进一步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但目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规制仍依赖于金融监管的强化,对我国金融机构隐性道德风险的规制效果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特点,改革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重塑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相关权力配置、行为规则与权利义务安排,以填补金融监管空隙,调整金融机构行为动机与风险偏好,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政府隐性担保与金融市场化交织为主要发生机制的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二、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的确立当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公司的时代”,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为公司治理的所有问题提供全部答案。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基于其与传统公司治理实践的客观差异,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要理论上的演进指导制度上的改革。股东利益至上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英美等国在后危机时代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监管与立法上的改革,仍深受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的影响,聚焦于股东与经营者代理利益冲突,通过股东赋权强化监督经营者行为,实现股东与经营者利益的统一,实质上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利益以何为准的问题上给出与股东利益至上理论截然相反的答案。但是,以德国为代表,适用利益相关者保护公司治理目标的公司法国家,其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同样差强人意,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制于难以界定利益相关者范围的固有问题,不仅存在较高的制度成本,还易引发金融机构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诸多学者围绕利益相关者理念提出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思路,即以董事信义义务制度为依托,引入债权治理。但是,与非金融业公司债权人风险厌恶不同,金融监管与金融安全网机制形成了债权人的风险中立,其缺乏激励与能力参与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已然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安德烈亚斯·科基尼斯（Andreas Kokkinis）基于安德鲁·凯伊（Andrew Keay）提出的实体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EMS）公司治理理论,针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提出金融可持续发展（Financial Sustainability）理论,以规制道德风险,遏制金融机构过度风险经营,从而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该理论对以公司治理为路径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具有重大的理论启发: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终极目标,立足于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体系化地重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制度,克服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制度内生因素,从而为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对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股东有限责任是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根源,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缺乏预测性与可操作性、法官对否认公司独立人格的审慎态度、非自愿债权人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使其在实践中适用范围极为有限,难以解决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背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为场域,影子银行的产生与扩张以及机构投资者的兴起表明,金融机构特殊性实质上改变了股东有限责任的理性预设,从而加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负外部性问题产生的社会成本高于其带来的制度收益。实际上,相较于非金融业公司股东有限责任,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立法确认较晚,但其发展迅速,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积聚金融系统性风险,现有商事风险分配与控制机制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问题,故通过考察与梳理金融法与公司法学者提出的股东有限责任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股东双倍责任、股东比例责任、选择性股东责任、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比例责任以及股东加重责任,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阶段、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相关立法现状,以类型化金融机构为前提,以“事实状态预设、权利与义务规则以及法律后果”为逻辑结构,重构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即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股东加重责任,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适用金融系统性风险基金与股东比例责任。四、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对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直接规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市场实践为研究场域,现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造成董事治理职责与激励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形成了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与理念的偏差,从而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内,通过检视与反思金融机构内部公司治理改革实践,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强化对道德风险的规制作用极为有限,有必要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重塑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进一步改革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考察并分析既有董事信义义务制度改革建议与方案,包括直接扩张董事勤勉义务适用范围、引入董事诚信义务与董事公共治理义务;在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结合金融立法现状,在不完备法律理论指导下,重置“强监管、弱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以渐进主义法律改革模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嵌入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构建董事信义义务三元结构体系。以区分银行业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前提,前者应引入董事公共治理义务以解决我国银行依赖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后者则通过引入董事诚信义务,纳入债权人利益,构建董事信义义务的三元结构,以实现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目标,从而起到规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反思与重构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制度,使其成为实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目标,规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重要制度依托。五、金融机构监事会职能完善对道德风险的间接规制相较于其他行业公司的监事会制度,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的运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具有重要作用,应在“强化监事会实质性监督权力、优化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会监督权限配置以及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制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与德国等国一样,我国监事会制度固有缺陷使其面临严重的公司治理困境,造成监事信义义务制度虚置,且我国公司监事会还存在独立性缺失、公司法激励与约束制度的结构性扭曲等本土化问题。以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结合我国公司内部特殊的监事会——独立董事复合监督结构,借鉴德日等国监事制度相关立法经验,通过构建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监督职责赋予其实质性的监督权力;构建针对监事会监督职能特点的薪酬制度与信义义务制度,确保监事会独立性的同时,激励其充分行使监督职权,从而在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问题上发挥金融机构监事会内生的、间接的规制作用。
康文茹[8]（2020）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汇率是经济基础指标,保持汇率稳定是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三期叠加”时期,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转型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增强。汇率大幅波动不仅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在金融一体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超出经济基本面。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机会,交易规模、交易速度、交易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离岸金融自由化和宽松的金融监管制度使国际金融风险通过离岸市场对人民币在岸市场影响增大。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关系着我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浮动和固定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同观点,浮动或固定汇率形成机制都不必然产生金融稳定或者不稳定,结果的产生都需要一定条件。由于人民币汇率长期的升值趋势和低弹性浮动,使市场和央行对大幅贬值存在一定程度的“浮动恐惧症”。2015年“8.11”汇改后,市场在非理性预期自我强化下,人民币大幅单边贬值,外汇储备大幅下跌,资本大量外流,2017年5月贬值才真正被遏制;2018年6月开始,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再次陷入单边贬值。只有对汇率变动影响金融稳定进行系统评估,才能克服“浮动恐惧症”,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文首先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金融稳定理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并对论文的技术路线、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进行总结。然后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和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并根据我国国情,度量出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然后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机制进行理论梳理,为实证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测算出我国外汇市场失衡程度,并考察其影响因素,发现2015年汇改后,我国外汇市场失衡较严重,但总体可控。在影响因素中,中美利差在外汇市场压力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利率和汇率之间传导机制不畅,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外汇市场压力有反向拉动作用,离岸人民币汇率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在中、长期作用并不明显,在短期有重要影响,GDP增长和EMP在短、中、长期保持一致关系,经济基本面是人民币汇率的重要支撑,美中通货膨胀差对外汇市场压力的作用并不明显,通货膨胀和外汇市场压力传导不畅。再次,考察“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EMP）以及人民币离岸预期和在岸即期汇率的“汇差”对我国金融稳定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显示,外汇市场压力虽然很大,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影响不显着;我国的三元政策组合变动对金融稳定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在岸和离岸预期“汇差”对金融稳定和外汇市场压力只在某个特殊时间段有一定影响,不具可持续性。因此,汇率变动对我国金融稳定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国是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我国外债在安全范围内,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资产价格受影响程度有限,而且央行在管理人民币贬值风险时,没有采取提高利率方式,也降低了对金融体系的影响。然后,对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外汇风险暴露进行实证研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支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率对制造业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受股市状态影响,且行业差距比较大,竞争力大的行业风险暴露水平较小,国际贸易定价权低的行业外汇风险暴露水平较高。最后,考察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指数（CRI）对金融稳定在中短期有较大影响,但在长期,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显着,表明人民币跨境交易和资本的流动在中短期对金融稳定有一定影响。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且影响在逐渐降低。在2016年之前,在短期对金融稳定影响比较大,升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助于金融稳定,在贬值期间,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有负面冲击,但自2016年之后,人民币离岸指数（ORI）对金融稳定,不管短期,还是中长期,影响都不太显着。这表明,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跨境交易和资本流动上。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稳定基础指标构建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突出了有关金融开放的风险指标,如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率、短期外债、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其次,本文对汇率形成机制理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存的问题和特征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汇率影响金融稳定机制理论和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从“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以及在岸即期汇率与离岸人民币预期“汇差”、实体经济外汇风险暴露、人民币国际化五个方面,考察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动态影响。然后,本文选择了具有门限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LT-TVP-VAR）作为实证研究模型。该模型不仅具有时变特征,而且门限设置适合我国不断转型的结构性变化,可以克服结构方程或者马尔科夫模型等的跳跃特征,且10000次蒙特卡罗模拟（MCMC）可以弥补样本量小的缺点。经过验证,本文中经济变量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因此该模型的选择有助于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闫泓汀[9]（2020）在《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6年4月12日为了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而带来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至此,“穿透式监管”正式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政策概念被确定下来。2017年,为了响应国家对金融行业“监管从严”的监管政策调整,“穿透式监管”成为“热门概念”被频繁的运用到保险监管机构规则的修订中。保险“监管从严”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成为当前我国保险监管的改革趋势。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此后制定的监管规则是否经过对“穿透式监管”的广泛的论证无从得知,但仅从保险监管部门当前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立法数量上来看,似乎已经明显违背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初衷——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对于“穿透式监管”出现了扩张解释和概念滥用的现象,在实践中明显已经对我国既有的保险行业治理模式形成了冲击。因此本文对于穿透式监管的规制研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保险公司监管与有效治理之间的边界,并基于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章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中,主要归纳总结了政府对于保险行业进行监管的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说、部门利益论与俘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主要梳理了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和违法行为决策论作为本文保险监管行为与被监管行为分析的基础;在保险监管威慑理论中,对保险监管威慑进行了概述,并理顺了监管威慑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了金钱处罚的威慑。由于金钱处罚存在边际效应,因此对于金钱处罚的最优强度进行了分析。并对保险威慑理论中非金钱处罚适用其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具体是指对于劳动权、财产权和营业自由的限制;第二节中对于穿透式监管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第三节中,首先对行为监管的理论进行梳理,主要有“有限理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行为监管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介绍。由于行为监管的依据不同,目前实践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主体导向的澳大利亚模式、目标导向的英国模式和数据导向的美国模式。依据目前行为监管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FCA金融监管局的对行为监管的相关立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对功能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主要金融功能理论和监管套利理论。第四节中对于功能监管理论发展到实践进行了梳理。对于功能监管的框架,依据目前国际上的实践,其框架为分工重构、政策协同、监管协调、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支持、架构调整、信息共享、业界共治。在第五节中,对穿透式监管的实质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了说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治理我国目前保险市场中的乱象。第二章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中,通过对于我国保险监管机构的一系列立法及监管活动进行梳理,分为对于资本端的穿透、对于资产端的穿透和对于负债端的穿透。在资本端穿透一节中,对于公司股权的穿透包括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对于入股资金的穿透包括对保险公司股东入股资金的穿透和对于自我注资、循环注资的穿透。对于投资项目的穿透包括对于保险资金流向的穿透和对资管产品的穿透。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穿透方法包括严格规定保险公司披露办法、对于关联交易向上的严格排查,并且将关联交易的主体扩大到自然人。对于负债端的穿透主要分为对保险产品的穿透监管和对误导销售的穿透监管。第三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包括对于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的冲突以及穿透式监管对于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保险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主要表现为我国保险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突击式”治理和为监管而监管的弊病,并分析了突击式监管在我国一直以来的历史沿革,并分析了我国保险行业突击式治理的根本原因以及此种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危害。在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冲突中,笔者以正德人寿和天策公司股权代持案为例,揭示了我国保险监管对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干涉,并揭示了该种行政执法介入司法裁判领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在穿透式监管对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中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的根源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以及适用穿透式监管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以及采用穿透式监管与保险产品的创新以及市场金融交易效率之间的矛盾。第四章中论述了保险行业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与路径,主要包括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构建保险监管的长效机制、保险监管兼顾成本的方法以及发挥市场对于保险行业的约束作用。对于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应避免价值判断、在合同内部关系硬遵循司法自治已经防止穿透式监管的滥用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于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的长效机制中明确首先应当理性保险监管机构的治理能力和有效监管的边界,并建议将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引入对保险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中,主要包括目的合法性、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保险监管的立法应当遵循事前评估、事后评估以及构建公众评议的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市场协同约束机制主要包含了首先、应担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包括分离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以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发挥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首先应当加强自愿信息披露管理,并厘清强制披露信息与资源披露信息边界,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完善保险公司退出机制。并发展我国商业信用评级制度,并强化运用商业信用评级结果至我国保险公司。
高锐[10]（2020）在《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以来,随着一系列“严监管”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各类金融风险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中国金融杠杆率得到了有效控制,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显出来。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项举措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又出现政策持续放宽导致的局部领域杠杆率快速回升的问题。为什么“防风险”政策和行动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的难度?而随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和举措会再度引发风险?从公共治理学科的视角看,“防风险”与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不能实现平衡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解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涵,给出推动“防风险”背景下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答案。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防控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间的矛盾,其本质上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政府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要求。二者的协调本质上涉及金融体制结构改革、政府经济金融职能重新定位、政府金融管理权力分配等问题。因此,本文从金融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给出如何促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经济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答案。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各类金融活动主体在国家治理框架下维护金融稳定、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相互关系,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途径、过程和能力。本文认为,“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更加适用于解释和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事务管理活动和金融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其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蕴意是健全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塑造现代金融治理能力,即实现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本文所探讨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就是金融风险可控,包括实现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银行同业业务等的良好治理,同时,把握好改革、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避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就是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优化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而为金融体系注入源源活力、为金融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此推论,构建现代化金融治理框架,对缓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出现的突出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平衡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金融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旨向是要求政府履行现代金融治理职能,一是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明确政府干预边界、推进金融市场化程度,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要通过建立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积极有为地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从而实现“金融监管”到“金融治理”的转变、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实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即如何处理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总体上,文章基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实践状态,通过建构现代金融治理分析框架,考察其中存在的金融治理偏差和失灵问题,继而寻求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具体而言,首先,研究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可以进一步防止金融“脱实向虚”的倾向,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的意愿和能力,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促使银行收紧信贷政策、减少民营企业贷款份额,从而加剧了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其次,文章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就是要实现金融治理现代化,推动传统的金融监管范式向金融治理转变。金融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金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制度、金融治理体制的现代化,是金融治理主体、金融治理工具的多元化,是政策供给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金融服务能力、通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金融治理中的部门整合和多元融合。再次,文章认为从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实践情况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表现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前后民营企业融资难度的变化,不同企业由于规模、类型、信用甚至隐性社会地位的差异而金融风险与融资水平不同,以及抑制金融业发展造成的金融资源配置和实体经济发展在结构上出现不协调、不适应。其原因在于金融治理制度、体制、政策、协调能力、动员能力等出现问题与偏差,以及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的固有矛盾引发的治理失灵。本文从金融治理偏差与失灵两个理论分析维度出发,通过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归因分析结构,系统地揭示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一般规律。最后,本文认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实现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优化需要完善金融治理偏差与矫正金融治理失灵。其一,采用多元化治理工具,继续推进金融治理手段科技化,丰富已有治理理念。其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推动建立更加有序、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其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建立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优化的长效机制。其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进程,为金融治理得以实现提供各种制度机制支持。其五,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其六,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等金融治理各项体系,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与开放,增强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二、关于金融市场的理性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金融市场的理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关于金融素养的文献研究 |
| 2.1.1 金融素养的定义 |
| 2.1.2 金融素养的度量 |
| 2.2 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文献研究 |
| 2.3 关于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关系的文献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探析 |
| 3.1 资产配置相关理论 |
| 3.1.1 家庭金融资产 |
| 3.1.2 行为金融学理论 |
| 3.1.3 有限参与和有限理性 |
| 3.1.4 人力资本与金融素养 |
| 3.2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数理机制 |
| 3.2.1 模型假设 |
| 3.2.2 模型介绍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素养影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状 |
| 4.1 金融素养的度量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金融素养的度量方法 |
| 4.1.3 金融素养相关问题回答统计 |
| 4.1.4 金融素养指标的构建 |
| 4.2 金融素养的统计分布 |
| 4.2.1 金融素养与年龄 |
| 4.2.2 金融素养与家庭年收入 |
| 4.2.3 金融素养与受教育年限 |
| 4.3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统计分布 |
| 4.3.1 家庭年收入与金融资产配置 |
| 4.3.2 风险偏好与金融资产配置 |
| 4.4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统计分布 |
| 4.4.1 金融素养与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
| 4.4.2 控制家庭年收入后的金融素养与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
| 4.4.3 控制风险态度后的金融素养与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主要变量及模型说明 |
| 5.1.1 变量选取和构建 |
| 5.1.2 实证模型设定 |
| 5.2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回归分析 |
| 5.2.1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2.2 家庭风险资产占比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2.3 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3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推进金融教育普及建立实践交流平台 |
| 6.2.2 提高居民投资风险意识树立健康投资观 |
| 6.2.3 开展从业道德培训组建志愿者队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2）基于融资约束的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机械 |
| 2.1.2 农机购置行为 |
| 2.1.3 融资租赁 |
| 2.1.4 农机融资租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理论 |
| 2.2.3 融资租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融资租赁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机理分析 |
| 3.1.1 融资租赁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内在动因 |
| 3.1.2 农机融资租赁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
| 3.1.3 融资租赁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效应分析 |
| 3.2 农户融资约束识别机制分析 |
| 3.2.1 融资约束的类型识别 |
| 3.2.2 农户融资约束直接识别法基本步骤 |
| 3.2.3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测算理论分析 |
| 3.3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3.1 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理论分析 |
| 3.3.2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影响分析 |
| 3.4 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及选择偏好理论分析 |
| 3.4.1 农户融资行为理论分析 |
| 3.4.2 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及选择偏好的理论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业机械化及农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 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农业机械化整体水平稳步提升 |
| 4.1.2 农业机械保有量下降,农机投资后劲不足 |
| 4.1.3 农机行业交易遇冷,在竞争中进行结构性调整 |
| 4.2 农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2.1 农机融资租赁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 |
| 4.2.2 农机融资租赁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
| 4.2.3 农业机械融资租赁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5 调研样本特征及农户农机购置金融服务供求分析 |
| 5.1 调研情况简介 |
| 5.2 样本特征描述 |
| 5.2.1 受访户主基本特征分析 |
| 5.2.2 家庭基本情况分析 |
| 5.2.3 生产经营状况分析 |
| 5.3 农机保有情况及购置需求分析 |
| 5.3.1 农户农机保有状况分析 |
| 5.3.2 农户农机需求情况分析 |
| 5.4 调研样本金融服务供求特征分析 |
| 5.4.1 金融服务需求特征分析 |
| 5.4.2 金融服务供给特征分析 |
| 5.5 农机购置金融服务状况分析 |
| 5.5.1 农机购置融资金融服务需求分析 |
| 5.5.2 农机购置融资金融供给情况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农户融资约束识别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农户融资约束的识别过程分析 |
| 6.1.1 需求型融资约束 |
| 6.1.2 供给型融资约束 |
| 6.1.3 农户融资约束识别结果 |
| 6.2 农户融资约束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农户融资约束程度测算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融资约束程度估算 |
| 6.4 本章小结 |
| 7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的影响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
| 7.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2 模型设定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投资意愿影响 |
| 7.3.2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投资规模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及选择偏好研究——基于缓解融资约束视角 |
| 8.1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
| 8.1.1 理论分析 |
| 8.1.2 模型设定 |
| 8.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选取及描述 |
| 8.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 |
| 8.3.2 农机融资租赁选择偏好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 |
（3）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带通滤波法 |
| 1.4.2 高频数据事件研究法 |
| 1.4.3 文本分析法 |
| 1.4.4 高斯仿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跨境金融市场联动 |
| 2.1.1 同一金融市场联动 |
| 2.1.2 不同金融市场联动 |
| 2.1.3 全球金融周期 |
| 2.2 基于宏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2.1 理论研究 |
| 2.2.2 实证研究 |
| 2.3 基于微观视角的货币政策国际溢出研究 |
| 2.3.1 货币政策公告的国际溢出效应 |
| 2.3.2 货币政策公告对国际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2.3.3 货币政策公告的文本信息提取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溢出的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货币政策信息与理性预期 |
| 3.2.1 信息的定义 |
| 3.2.2 信息类别 |
| 3.2.3 货币政策信息 |
| 3.2.4 预期理论 |
| 3.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信号渠道 |
| 3.3.3 期限溢价渠道 |
| 第四章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研究设计 |
| 4.3.3 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比较视角下美国量宽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2.1 新冠疫情期间货币政策外部环境及特点 |
| 5.2.2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 |
| 5.3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实证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单个货币政策声明的溢出效应检验 |
| 5.4.3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比较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货币政策文本情绪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美联储货币政策文本情绪指数的构建 |
| 6.2.1 美联储货币政策声明爬取 |
| 6.2.2 文本预处理 |
| 6.2.3 词典法构建文本情绪指数 |
| 6.3 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实证模型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效应检验 |
| 6.4.3 美联储政策文本情绪的溢出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溢出渠道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美国货币政策信息的溢出渠道 |
| 7.2.1 渠道定义 |
| 7.2.2 溢出机制分析 |
| 7.3 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
| 7.3.1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
| 7.3.2 利率期限结构模型 |
| 7.3.3 实证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模型参数估计 |
| 7.4.2 信息溢出效应的分渠道检验 |
| 7.4.3 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溢出渠道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两及答辩情况表 |
（4）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CHFS2017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金融素养的内涵及度量 |
| 1.3.2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
| 1.3.3 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金融素养 |
| 2.1.2 家庭金融资产 |
| 2.1.3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投资组合理论 |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行为金融学理论 |
| 第3章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机制分析 |
| 3.1 金融素养各个维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机制分析 |
| 3.2 金融素养通过改变家庭风险态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3 金融素养通过生命周期理论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3.4 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闭环系统机制分析 |
| 3.5 分析框架 |
| 3.6 研究假说 |
| 第4章 户主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 |
| 4.1 数据来源 |
| 4.2 我国家庭户主金融素养现状 |
| 4.2.1 户主金融素养问题回答情况 |
| 4.2.2 户主金融素养指标构建与分析 |
| 4.3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 |
| 4.3.1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分析 |
| 4.3.2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
| 4.3.3 我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分析 |
| 4.3.4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种类分析 |
| 4.4 我国异质性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 |
| 4.4.1 我国不同年龄段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 |
| 4.4.2 我国城乡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 |
| 4.4.3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模型设定 |
| 5.3 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3.1 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3.2 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股票资产配置及股票市场盈利的影响 |
| 5.3.3 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基金及金融理财产品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3.4 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的影响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3.6 内生性检验 |
| 5.4 户主金融素养对异质性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4.1 户主金融素养对不同年龄段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4.2 户主金融素养对城乡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4.3 户主金融素养对东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简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对政府部门的建议 |
| 6.2.2 对金融机构的建议 |
| 6.2.3 对家庭的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3 创新点和特色 |
| 1.4 局限和不足 |
| 第二章 重要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2.1 金融稳定 |
| 2.1.1 金融稳定的定义 |
| 2.1.2 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 |
| 2.2 金融自由化 |
| 2.2.1 金融自由化的理论起源和发展 |
| 2.2.2 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 |
| 2.3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稳定 |
| 2.3.1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
| 2.3.2 金融自由化与股票市场波动 |
| 2.4 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性的渠道 |
| 2.5 总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金融自由化对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 |
| 3.1 概述 |
| 3.2 理论模型 |
| 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3.3.1 样本选取 |
| 3.3.2 金融危机变量 |
| 3.3.3 金融自由化变量 |
| 3.3.4 制度质量变量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基本模型 |
| 3.4.2 引入制度质量变量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关于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样本处理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3.5.2 关于金融危机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
| 3.5.3 对固定效应与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自由化对股票市场波动幅度的影响 |
| 4.1 概述 |
| 4.2 理论背景 |
| 4.3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
| 4.3.1 股票市场波动的识别与量化 |
| 4.3.2 股票价格指数 |
| 4.3.3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及来源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股票市场繁荣-萧条波动特征值分析 |
| 4.4.2 对股票市场波动的事件研究 |
| 4.4.3 回归模型 |
| 4.4.4 金融部门开放数量的影响 |
| 4.4.5 金融部门开放次序的影响 |
| 4.4.6 制度质量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自由化影响金融稳定的渠道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变量解释和数据描述 |
| 5.4.1 金融稳定性变量 |
| 5.4.2 银行业竞争变量 |
| 5.4.3 制度质量变量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竞争与金融稳定 |
| 5.5.2 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 |
| 5.5.3 金融自由化、制度质量与金融稳定 |
| 5.5.4 资本管制、政府监管、信息透明度与金融自由化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自由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 |
| 6.1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
| 6.2 微分博弈模型 |
| 6.2.1 纳什非合作博弈模型 |
| 6.2.2 协同合作博弈模型 |
| 6.2.3 博弈结论分析 |
| 6.3 演化博弈模型 |
| 6.3.1 演化模型建立 |
| 6.3.2 演化模型求解 |
| 6.3.3 动态演化要素分析 |
| 6.3.4 动态演化博弈中协同稳定策略的引导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坚持循序渐进的主动开放 |
| 7.2.2 坚持金融自由有序化发展路线 |
| 7.2.3 积极寻求多边合作 |
| 7.2.4 发展协同融合模式 |
| 7.2.5 健设协同发展格局 |
| 7.2.6 “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信息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信息概念的基本理论 |
| 一、信息概念的词源 |
| 二、信息的法学意蕴 |
| 三、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信息的关联性 |
|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化 |
|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生成与扩散 |
|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中的信息约束 |
| 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应对:信息工具的综合应用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网络分析 |
| 一、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 |
| 二、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金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溯源 |
| 一、互联网金融规制面临的新挑战 |
| 二、公权主导型互联网金融规制及其局限性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引入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具体方法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金融法“三足定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比较 |
| 一、实施成本单项比较 |
| 二、两种规制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若干概念的澄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与规范体系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与信息披露 |
| 二、现实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框架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与结构优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的声誉机制 |
| 一、声誉机制的作用原理与比较优势 |
| 二、声誉机制的生效要件 |
| 三、互联网金融声誉机制的实例研究: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评级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制度定位 |
|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功能审视与反思 |
| 三、P2P网贷平台评级功能的重塑 |
| 第五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一、风险信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行为偏差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双重面向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实践展开 |
| 第六节 互联网金融的悬赏举报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逻辑 |
| 二、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中的法律关系 |
| 三、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构造及其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作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匹配性 |
|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场景 |
| 二、信息工具的强度 |
| 三、信息规制的成本和收益 |
| 四、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行框架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组合运用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方法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实际运作的考察:以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反思为例 |
| 一、案例扫描: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回顾与效果评估 |
| 二、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运行逻辑 |
| 三、信息规制进路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补充与修正 |
| 四、结语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为何需要合作模式 |
| 一、规制优势互补性 |
| 二、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以改善规制体系 |
| 三、试验性治理给予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 |
| 第二节 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与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一、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 |
| 二、合作模式中的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第三节 合作模式的解释路径 |
| 一、合作规制模式的基本原理 |
| 二、合作规制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具体解释 |
| 第四节 合作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采用智慧型合作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 |
| 二、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一个包容性的规制空间 |
| 三、“行政指引”+“自律规制”+“自愿合规”的多元协同路径 |
| 四、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信息规制可能走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变迁 |
|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概念 |
|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界分 |
| 三、金融科技对创新理论的拓展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中的科技元素嵌入 |
| 一、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路径 |
| 二、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优势 |
| 三、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风险及其化解 |
| 第三节 金融科技信息规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征形式 |
|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的前提问题:廓清规制道德风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基本认识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内涵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表现 |
| 三、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危害性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理论探析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信息经济学解释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形成的法理解释:权利义务失衡 |
| 三、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发生机制的本土化问题 |
|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检视与反思 |
| 一、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基本原理:激励相容 |
| 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监管实践的困境与局限 |
| 三、金融机构特殊公司治理及其法律意义 |
| 四、我国金融机构道德风险规制的公司治理路径 |
| 第二章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的理论演进与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股东利益至上理论 |
| 一、股东利益至上的理性基础与理论范式 |
| 二、股东利益至上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实践 |
| 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股东利益至上的价值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一、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的基本原理 |
| 二、利益相关者利益保护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实践 |
| 三、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视阈下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适用迷局 |
| 第三节 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基本原则 |
| 一、原则一: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应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
| 二、原则二:以金融可持续发展为公司治理目标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
| 三、原则三:金融可持续发展下改革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
| 第三章 直接规制股东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股东责任制度重构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股东道德风险的形成:有限责任 |
| 一、股东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 |
| 二、股东道德风险的公司法规制:公司人格否认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检视与改革 |
| 一、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沿革 |
| 二、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异化与规制虚空 |
| 三、金融机构股东有限责任限度突破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反思与重构 |
| 一、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路径选择与立法模式 |
| 二、金融机构股东责任规则的建构思路 |
| 三、金融机构股东责任的规则设计 |
| 第四章 直接规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 |
| 第一节 传统公司治理中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诱发金融机构道德风险 |
|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金融实践视阈下董事激励与约束的法律考察 |
| 二、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之检视 |
| 三、后危机时代金融机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之反思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 |
| 一、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必要性 |
| 二、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路径 |
| 三、我国金融机构董事信义义务重塑方案 |
| 第三节 金融机构董事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强化 |
| 一、我国金融领域监管与司法的权力配置格局重置 |
| 二、我国金融机构董事责任强化的立法路径 |
| 三、我国金融机构董事责任强化的司法路径 |
| 第五章 间接规制道德风险:金融机构监事职能完善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原理与现实困境 |
| 一、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基本原理 |
| 二、金融机构监事规制道德风险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监事会监督职能之完善 |
| 一、金融机构监事会信息权制度 |
| 二、金融机构监事会同意保留权与风险管理职责 |
| 三、金融机构监事会激励与约束机制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监事会本土化问题与制度改革 |
| 一、金融机构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供给现状 |
| 二、金融机构监事会法律制度评估 |
| 三、金融机构监事会制度改革建议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的研究 |
| 1.2.2 关于金融稳定的研究 |
| 1.2.3 关于汇率形成机制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 |
| 1.2.4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技术路线与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分析 |
| 2.1 汇率形成机制理论分析 |
| 2.1.1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 |
| 2.1.2 现代汇率形成理论 |
| 2.2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演变历程 |
| 2.2.1 1949年至1993年:汇率并轨前 |
| 2.2.2 1994年至200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 |
| 2.2.3 2005年“7.21”汇改至今:汇率市场化阶段 |
| 2.3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现状 |
| 2.3.1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征 |
| 2.3.2 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分析 |
| 第3章 金融稳定理论与我国金融稳定度量 |
| 3.1 金融稳定的理论分析 |
| 3.1.1 金融稳定的内涵 |
| 3.1.2 金融稳定的相关理论分析 |
| 3.1.3 现代金融不稳定因素分析 |
| 3.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分析 |
| 3.2.1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选择 |
| 3.2.2 金融稳定度量方法对比分析 |
| 3.3 我国金融稳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度量 |
| 3.3.1 基础指标选择 |
| 3.3.2 基础指标说明 |
| 3.3.3 我国金融稳定指数的度量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理论分析 |
| 4.1 人民币汇率溢出效应理论分析 |
| 4.1.1 汇率溢出效应理论 |
| 4.1.2 人民币汇率溢出效应影响金融稳定机制分析 |
| 4.2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理论分析 |
| 4.2.1 “三元悖论”理论及实践 |
| 4.2.2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宏观经济政策路径分析 |
| 4.3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路径分析 |
| 4.4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分析 |
| 4.4.1 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分析 |
| 4.4.2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理论分析 |
| 4.4.3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机制分析 |
| 第5章 人民币外汇市场失衡的实证分析 |
| 5.1 外汇市场压力(EMP)及其理论分析 |
| 5.2 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2.1 外汇市场压力(EMP)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2.2 LT-TVP-VAR模型和数据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1 外汇市场压力(EMP)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2 LT-TVP-VAR模型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指标构建 |
| 6.1.1 “三元悖论”框架背离指数 |
| 6.1.2 外汇市场压力(EMP)指数 |
| 6.1.3 在岸和离岸预期(NDF)的“汇差”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LT-TVP-VAR参数检验 |
| 6.2.2 LT-TVP-VAR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金融稳定的实体经济路径实证分析 |
| 7.1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
| 7.1.1 数据说明 |
| 7.1.2 模型构建和说明 |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1 外汇风险暴露实证分析 |
| 7.2.2 公司特征对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人民币国际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数据说明 |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 8.2.1 参数检验结果 |
| 8.2.2 LT-TVP-VAR脉冲响应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和政策建议 |
| 9.1 总结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
| 9.2.2 完善外汇宏观审慎管理 |
| 9.2.3 降低实体经济外汇风险 |
| 9.2.4 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监管保险行业的理论基础 |
| 二、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 |
| 三、保险监管威慑理论 |
| 第二节 穿透式监管溯源 |
| 一、“穿透式监管”的语素分析 |
| 二、“穿透式监管”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 |
| 三、“穿透式监管”的理论来源—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 |
| 第三节 行为监管 |
| 一、行为监管理论 |
| 二、行为监管的实践 |
| 三、行为监管的目标 |
| 四、行为监管的对象 |
| 第四节 功能监管 |
| 一、功能监管理论 |
| 二、功能监管的实践 |
| 三、功能监管的框架 |
| 第二章 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资本端的穿透 |
| 一、保险公司股权的穿透 |
| 二、股东资金的穿透—“安邦保险”为例 |
| 第二节 资产端的穿透 |
| 一、穿透投资项目 |
| 二、穿透关联交易 |
| 三、穿透股票短期炒作 |
| 第三节 负债端的穿透 |
| 一、穿透信用保证保险—以“侨兴私募债”为例 |
| 二、穿透至合格投保人 |
| 第三章 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 一、监管权扩张的内因 |
| 二、监管者缺憾 |
| 三、监管两难悖论 |
| 第二节 突击式监管悖论 |
| 一、“突击式”的穿透监管 |
| 二、“突击式”监管的根本原因 |
| 三、“突击式”监管的危害 |
| 第三节 “穿透式”监管对商事外观主义的阻碍 |
| 一、对私法领域的穿透—正德人寿股权代持案为例 |
| 二、行政规章介入私法自治的争议 |
| 三、冲突根源:对“公共利益”的盲目扩大解释 |
| 第四节 造成监管成本的浪费 |
| 一、“穿透监管”的执行成本 |
| 二、“穿透监管”的机构成本 |
| 三、“穿透监管”的机会成本 |
| 第四章 对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 |
| 一、穿透监管与私法领域的区隔 |
| 二、“穿透”应遵循客观原则 |
| 三、穿透后应综合进行认定 |
| 第二节 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机制 |
| 一、穿透监管有效治理的边界 |
| 二、穿透监管权力的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穿透监管兼顾成本收益 |
| 一、成本收益分析的立法要求 |
| 二、监管措施的事前评估 |
| 三、监管政策的事后评估 |
| 四、社会公众的评议机制 |
| 第四节 完善市场协同约束机制 |
| 一、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 |
| 二、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
| 三、完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 |
| 四、发展保险公司信用评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10）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政府经济金融职能的理论演进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 |
| (三)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研究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相关概念 |
| (二)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相关概念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关系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的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理论 |
| (二)现代金融治理理论 |
| 第二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背景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概述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代背景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举措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行动机制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 |
| (二)负面影响 |
| 三、实践层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平衡 |
| (一)调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重点 |
| (二)平衡“防风险”和“促发展”的关系 |
| (三)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
| 第三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理论意旨:金融治理现代化 |
| 一、金融治理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
| (一)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 |
| (二)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三)金融治理模式现代化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意涵 |
| (一)“防风险”与“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
| (二)政府治理行为制度性约束的同步加强 |
| (三)中央和地方金融治理权力的合理配置 |
| (四)政府、市场和自组织治理机制的协调 |
| (五)金融治理“公共理性”水平显着提升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下的现代金融治理理论框架建构 |
| (一)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构面 |
| (二)现代金融治理能力构面 |
| (三)现代金融治理模式构面 |
| 第四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探析:金融治理的偏差与失灵 |
| 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陷入失衡的实践景观 |
| (一)总体性失衡表现 |
| (二)阶段性失衡表现 |
| (三)结构性失衡表现 |
| (四)冲突性失衡表现 |
| 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偏差 |
| (一)治理制度偏差 |
| (二)治理体制偏差 |
| (三)治理主体偏差 |
| (四)治理工具偏差 |
| (五)金融政策偏差 |
| (六)协调能力偏差 |
| (七)动员能力偏差 |
| (八)服务能力偏差 |
| (九)通用能力偏差 |
| (十)治理模式偏差 |
| 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下金融治理失灵 |
| (一)金融体系公平竞争机制长期缺位 |
| (二)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潜在矛盾 |
| (三)金融治理机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
| 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归因的二维结构 |
| (一)基本假设 |
| (二)二维结构 |
| (三)结构矩阵 |
| 第五章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实现平衡的路径选择:金融治理的矫正与完善 |
| 一、提升金融治理工具的运用水平 |
| (一)实现治理工具多元化 |
| (二)推进治理手段科技化 |
| 二、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
| 三、建立综合型治理政策调控架构 |
| (一)加强各项政策紧密配合 |
| (二)坚持结构性去杠杆政策 |
| (三)落实民企长效发展政策 |
| 四、推进现代金融治理的“元治理” |
| 五、理顺金融治理之中的各种关系 |
| (一)明晰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边界 |
| (二)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和问责机制 |
| (三)建立治理主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
| 六、改革完善金融治理体制与体系 |
| (一)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健全金融监管体系 |
| (四)建立金融法人治理体系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关于金融市场的理性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D]. 王倩若.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基于融资约束的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D]. 王彦东.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3]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研究[D]. 刘春紫. 山东大学, 2021(11)
- [4]户主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CHFS2017的实证[D]. 管志豪. 扬州大学, 2021(09)
- [5]金融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D]. 刘伟. 山东大学, 2020(01)
- [6]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7]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研究 ——以规制道德风险为核心[D]. 祝雅柠. 吉林大学, 2020(08)
- [8]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金融稳定影响研究[D]. 康文茹.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9]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D]. 闫泓汀. 吉林大学, 2020(08)
- [10]现代金融治理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平衡研究[D]. 高锐.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