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调整农业结构——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记录第1号

一、为了农业结构调整——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1号议案办理纪实（论文文献综述）

唐湘雨^[1]（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指出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钟声^[2]（2014）在《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1919年-1928年）十年间的文本梳理,分析透视当时中国与南洋华社的互动及相互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是中国并没有就此进入宪政,更没有进入和平、稳定与发展。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各大军阀拥兵自重,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纷纷投靠帝国主义,中国大地军阀混战连年。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派也未曾停歇,在军阀斗争中,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断努力。革命派与军阀、革命派内部、各大军阀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就实力而言,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来说,最弱的都是孙派革命党人。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再一次将目光放在了近代革命的传统后方——南洋。在南洋,革命党人首先做的是进行革命的宣传,《新国民日报》便是其在南洋进行革命宣传的机关喉舌。本文正是要通过这份华文报对当时中国与南洋之间的关系,相互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本文第一章对新加坡华文报的发展史进行了简单介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华文报的兴起、发展及滥觞。新加坡华文报经历了宗教性报纸、政治性报纸、商业性报纸的转变。政治性报纸的创办,正是近代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南洋角逐的产物,它们淋漓尽致地呈现了中国近代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政治性报纸转为商业性报纸,是应时代所趋,既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也是新加坡华社社会变迁的反映。到了现代,华文报发展一度示弱（这也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有关）,但是到了当代,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声音需要更多的平台传递,新加坡华文报进入大发展期。第二章对《新国民日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第一节介绍该报的前身后续。版面形式的介绍使我们对这份报纸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然后深入了解它的创办宗旨,发行范围、发行量及经营状况。第二节详细介绍了该报的同仁。一份报的思想通过该报的报人来体现、传递,所以要想了解一份报纸必须深刻了解活跃在它上面的报人。《新国民日报》的经理、主编、主要撰稿群体基本向我们传递了该报的思想倾向。第三节整体评价了该报的新闻与评论内容和特征,同时介绍了该报代表性的副刊《新国民杂志》及广告。第三章阐述《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早在19世纪末已经在南洋播种并生根发芽,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的革命思潮不断发展演进,通过《新国民日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革命思想在南洋华社的发展。第四章阐述《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强。首先介绍了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概况,对南洋华侨民族主义进行了界定,梳理了它的发展,探究了它的成因。然后总结归纳了该报对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加强所作的工作与努力。最后阐述了在民族主义强化下,南洋华社对祖国的认同。第五章阐述《新国民日报》与南洋华社女性解放运动的勃兴。该报对中国及南洋女性问题极为关注,女性问题成为在该报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问题。女性解放一直伴随中国的政治社会革命,南洋女性解放运动其实也是中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一个反映与延伸。通过《新国民日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南洋华社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轨迹,女性解放运动的理论演进,实际行动与成效。通过对《新国民日报》内容形式上的梳理,我们对新加坡这份近代华文报能有一个直观的了解,第三、四、五章具体问题的详细阐述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与南洋华社之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报纸是活的历史资料库,历史远去,但是我们通过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尽量客观的还原历史,藉以指导今天的社会发展。

王元成^[3]（2013）在《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是当代中国各项民主制度建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体现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发展水平。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环节。本项研究主要以政治角色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者本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若干履职行为和相关亲身经历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行为描述为研究进路,通过展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产生和角色扮演的全过程,分析全国人大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及其与相应角色规范和角色期望之间的联系,从而描述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情况,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其运转情况,为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功能、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项研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产生的基础,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和动力。作为个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对代表角色期望的领悟以及代表再社会化过程对代表个体履职能力的影响使不同的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呈现出一定个性特点。代表角色所担当的其他角色,特别是代表所担当的其他政治角色对代表的角色扮演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行为与角色期望的一致性程度、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角色行为特征既与代表个体特征有内在联系,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其行为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欠缺。要使人大代表角色行为与角色期望实现更高程度的一致,解决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体制。本文内容安排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导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本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的主要分析概念进行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相关政治主体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可以分为社会期望和角色自我期望。社会期望包括制度性期望和道德性期望。制度性期望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在履职过程中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道德性期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规范要求,主要靠社会舆论以及角色扮演者本人的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角色自我期望是角色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设想。角色期望最终要通过角色承担者本人对角色的领悟发挥作用,人大代表对角色期望的领悟是代表角色扮演的动力和主观前提。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挑选和确定过程,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人大代表角色扮演可能产生的影响。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是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角色期望具体化为一个个代表的过程,当选代表是政治角色的具体承担者和扮演者。第三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总结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第四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分析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行为模式的特点。第五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再社会化的内容、主要途径、特点及其对代表角色扮演行为的影响等。本文最后概括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易仲芳^[4]（2013）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贺蕾^[5]（2012）在《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两会”越来越为媒介所关注,每年三月,国内外新闻记者聚焦人民大会堂,激烈的新闻争夺战成为每年春天北京的一道风景线。从历史来看,“两会”曾有秘密召开,待会议结束才发布公告的情形。从会后发布新闻公报到媒体全程同步报道,“两会”报道总量从十几条到十几版,采访“两会”的记者从二三百到二三千,这些不过十余年、二十余年、三十余年的事情。三十余年间,媒介“两会”报道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本文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开展研究,运用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78年至2011年“两会”报道进行考察,结果显示：首先,《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点。将这一特点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之下,会发现但凡大背景比较宽松,《人民日报》“两会”报道就会比较放得开,能传递更多更丰富更全面的信息；反之则显得比较沉闷。与之同时,每一阶段“两会”报道中关注比较多的新闻事件要素必然是当时社会公众关注较多的方面。其次,《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轨迹表明,不同时期的“两会”报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反映了社会情境的变迁,同时也反映了《人民日报》对社会情境的理解和应对。也就是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既报道了“两会”新闻,也展示了整个社会场景,同时又反映了媒介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的作为与困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媒介只能受限于社会情境的影响。其三,从微观构造和修辞构造两个层面进行的分析,可以看到1978-2011年《人民日报》“两会”报道这两个层面都有变化。这些变化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各个阶段的变化各有不同。而从宏观构造层面来看,从民主的视角来报道和解读“两会”是《人民日报》“两会”报道从未发生变化的主题框架,不断演变的只是在这一框架下民主的程度与表现。1978-2011年的《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正是通过“两会”这一窗口呈现了1978-2011年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讲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故事。

陈世伟^[6]（2011）在《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文中指出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村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的基础。现存的农民与集体、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农村土地权属关系建立起来的。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导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化。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乡村社区为对象,考察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的关联,认为土地流转对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农村社会由相对单一、封闭走向多元、开放,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经济边界、组织边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在土地集体产权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运行环境逐步瓦解,居民对村委会等传统组织的认同感下降,关系纽带日益松弛,所有这些都对村社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型。第一章对土地流转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土地政策主要围绕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允许土地流转展开。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以后,进一步强调保障并扩大土地流转,农地流转更加迅速和普遍。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土地流转的政策演变和实践历程,概括并评析几种土地流转的代表性模式,然后重点考察不同时期镇海的土地流转情况,最后对几个重点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二章考察土地流转与社区经济结构变迁。重点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的影响,认为土地流转促进了土地的规模经营,提升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三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社会结构转型进行考察。土地流转和人员流动使传统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走向城乡一体化。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推动下,农村社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就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子结构都有了较大的改善。第四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组织体系进行分析。适应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的需要,镇海把构建具有农村社区化特色的组织网络作为重点和切入点,在传统的“三驾马车”之外建立了新兴的融合性社会组织。新兴组织的出现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主政给村社治理增添了新的变量,改变了社区的权力结构。第五章对土地流转与社区服务体系进行考察。镇海推行的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在社区这个平台,国家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服务、国家管理与农民自我管理实现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划定社区规模、搭建服务平台、建设社工队伍、构建服务机制,建立了政府公共服务、社区自助互助服务和自愿者服务、市场商业化服务“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实现了农村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在实践运作中,镇海创造性的形成了“81890”服务模式和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初步形成了政府支持、社区运作、社会参与、需求导向的基层合作治理社会公共服务的新模式。第六章考察土地流转对社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发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冲突加剧,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对社会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究其因,主要是因为土地规则是不确定的,或者说规则是被不断“选择性执行”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各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第七章对土地流转与村社治理变迁的机制机理进行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解释土地制度、产权流动与村治变迁的机制机理；二是认为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使村庄的地域边界、人口边界、产权边界、组织边界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存在冲突与共生的关系；三是从共产党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变化和调整来考察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揭示乡村土地政治的本质。最后是结论和展望,认为随着人地流动的加剧,建立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基础上的村民自治无法满足居民的民主诉求和民生需要,为此,需要建构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村社治理模式。作为未来可能的新型乡村治理形式,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是新时期村民自治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国家政权整合乡村社会的平台和载体。要推动村社治理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顺利转型,就要在尊重居民自身需求和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着力在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实行村民委员会与村经济合作社分离上下功夫。

管义伟^[7]（2010）在《供给、认同与社会融合：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变迁及其后果 ——对河南省息县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一个县域农村社区服务体制为个案,讨论了建国以来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变迁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本文认为公共服务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它对社会关系,诸如农民认同、社会融合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服务方式,对社区认同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各不相同。本文从三个历史时段分析农村社区服务体制对认同与社会融合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首先,考察了集体背景下农村的社区服务及其对农民认同与社会融合的影响。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区服务体制逐渐形成。这是一种在国家支持下、以村集体自我供给服务为特征的运行机制。这个时期,以集体为主、国家为辅的二元主体是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投入者；集体税收、提留与一平二调是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主要筹资渠道；通过采用强制下的非自主合作原则持续地向农民供给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实质上,这些服务是一种农村范围内的封闭的服务,在五十年代曾一度满足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因而得到了农民的一致认同。但是,由于农村社区服务供给存在强制性和非自主合作性的因素,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加剧了资源紧张之势,削弱了社区服务的供给能力,并因此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固定下来。这种运行后果客观上增加了社区服务供给与实际承受能力之间的张力,加之操作层面无法避免的失误,使得农民同质性认同逐步出现分离,形成整体性社会认同。农民有了改变社区服务体制的内在需要。其次,考察了农村改革之后社区服务对农民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的影响。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期,社区服务产品过去由村集体作为投入主体供给,现在部分地甚至大部分地转到农户家庭供给,国家主要通过政策对农村社区服务进行调控,有时也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到了后期,还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农村社区服务体制得到了完善。这个时期的筹资渠道既有制度内的渠道,也有制度外的渠道,主要通过集体收入、“三提五统”与集资摊派的形式筹集资金。过去那种强制性供给原则现在开始松动,呈现为政府倡导下的准强制性合作。此时,在农村社区服务体制上的改革,对农民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并创造了八十年代前半期农业生产的黄金发展期。但是,这些改革仍然是在城乡二元格局下进行的,仅是满足农民对土地实施家庭承包的需要。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公共服务的二元体制及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政策,直接造成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严重失衡。在农村,这些本该由国家供给的公共服务大多经由农村社区供给,分税制的实行进一步弱化了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制度外筹资方式加重了农民负担,引发了“三农”问题。农民对此有所不满,一些年轻人便自发外出打工。农民工的流动使农民的职业和身份出现分化,认同发生裂变,农民认同出现危机。再次,考察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改革及其对农民认同与社会融合将要产生的影响。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建设工程,农村社区服务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将基本公共服务引入农村,从而对社区重建产生了推进作用,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传统供给模式被初步打破,国家开始逐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化供给体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农民认同重建与社会融合的切入点。国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来满足农民共同的需求,农民就将会产生一致的认同。以土地流转作为农民认同重建的载体,使农民手中的土地转化为资本,为迈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从而加快了社会融合的进程。最后,笔者作出了这样的基本判断：以服务重建认同,从而实现社会融合。首先,认为服务是认同与合法性的基础,这是本文的逻辑起点。由于认同与合法性具有心理内化的特性,只要是认同的,政权的合法性就一定强。从认同到合法性,都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度,利益得到实现和维护,就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和尊重。这一切都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服务是认同与合法性的基础。其次,服务是社会联系和组织的纽带,这是基于个人与社会以及国家的中介的识别。现阶段农村社区建设所走的服务之路,实质上是以服务为中介,将分散的人们重新联系和组织起来,增强农民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建立起“个人——社区——国家”之间的联系。再次,通过社区服务增强农民的社区认同,这是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融合。社区服务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需要,由此产生的认同便是最稳定的认同。这就是社区作为微观社会组织的价值所在。重建社区,就要以服务来增强人们的社区认同,使之与现代市场经济所体现的独立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相适应,打破传统认同所具有的等级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最后,通过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团结与融合,这是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融合。通过公共服务建构整个社会一致的认同,逐步把社区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联系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社会走向融合。

周奎文,陈雄,周建明^[8]（2001）在《为了农业结构调整——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1号议案办理纪实》文中提出 建瓯市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自从国务院、省政府相继对粮食购销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即早籼稻退出保护价,取消粮食销区的对口调拨,取消价外补贴等,全市上上下下感到,如何在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大幅度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二、为了农业结构调整——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1号议案办理纪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农业结构调整——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1号议案办理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2）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年）（论文提纲范文）

（3）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5）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论文提纲范文）

（6）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供给、认同与社会融合：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变迁及其后果 ——对河南省息县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为了农业结构调整——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1号议案办理纪实（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2]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1928年）[D]. 钟声.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6)
• [3]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D]. 王元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4]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D]. 易仲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5]从独白到对话：《人民日报》“两会”报道演变研究（1978-2011）[D]. 贺蕾. 复旦大学, 2012(02)
• [6]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社治理研究 ——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D]. 陈世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1(05)
• [7]供给、认同与社会融合：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制的变迁及其后果 ——对河南省息县的实证研究[D]. 管义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
• [8]为了农业结构调整——建瓯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1号议案办理纪实[J]. 周奎文,陈雄,周建明. 人民政坛, 2001(01)

标签：十二届全国人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全国人大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