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专刊要向深处做文章（论文文献综述）
答光明[1]（2020）在《蔡亮绘画及其历史语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蔡亮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的优秀代表之一,作为油画家,蔡亮创作了《延安火炬》、《我要当红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等经典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作为美术教育家蔡亮以其自身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念影响了国内油画的发展,尤其是在革命历史画创作领域。作为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蔡亮以及同时代艺术家共塑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美术视觉系统。在以事件所标记的历史时空来看,这一代画家经历过建国前的战火;接受了社会主义教育;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的“特殊时期”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文化的表征,这一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作为“经典图像”的输出者,时代的政治文化塑造了这一代人集体的意识形态与艺术思想,同时,他们以其艺术图像又引导了时代的文化走向。对于蔡亮的个案研究,首先在于其自身不同于同时代画家的独特艺术价值的剥离以及艺术线索的梳理;其次,通过蔡亮的个案研究得以“照见”那个时代的画家群体,以作品的转向追溯社会的文化导向,进而投射出时代的美术史叙事,乃至历史叙事的逻辑,而将作品、作者、时代三者关联下的整体性分析是本文对于蔡亮以及其所处特定时空下的历史语境研究的初衷。本文的章节设置是基于研究对象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三段划分:中央美术学院时期、陕西时期以及浙江美术学院时期,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结构将以艺术社会学“场域”存在铺垫之上的作品分析同时涉及这三个场景先后转换的逻辑连续。第一部分“中央美院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蔡亮自身艺术语言体系以及创作思想的脉络承袭,同时,对于建国初期中央美院的学术体系组成以及这种存在对于蔡亮自身的影响将作为观察对象所存在的“场”而展开;第二部分重点在于“陕西时期”蔡亮的个人化造型语言以及历史画创作的风格形成研究,这一部分将作为论文重点展开,涉及蔡亮代表作的深入分析。其次,对于陕西美协生态的构成研究作为蔡亮艺术语言及自身存在的具体历史情境,这种关联还涉及到蔡亮对于陕西美术发展的影响;第三部分,“浙江美院时期”重点关注于蔡亮艺术转型的现实因素和时代背景,这其中同样存在着艺术体系的场景转换。这三个章节均以作品本身及变化为线索和切入点,同时关联各时期具体“艺术场”内力量构成与存在,这种平行结构基本构成了文章的主体。此外,对于蔡亮自身或者说蔡亮的艺术成就来说,美术史叙事对其某种程度上的“低估”或者蔡亮不同历史时期所处各自体系构建的现实遭遇同样将在蔡亮所处不同时期具体“场”的研究中加以解释。最后一章将以国家叙事的视角进一步阐释前文所涉及到的蔡亮作品及部分同时代艺术家创作中图像文本和艺术特征的观念存在,这一部分研究构筑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下的历史语境,并将个案的研究归置于一个大的“权力视角”以及“信仰空间”来观察,权力视角下的叙事逻辑以及具体的历史叙事逻辑将是蔡亮以及同时代艺术家所具备的时代特征的基本把握和事实存在,同时这也是以个案照见时代艺术家群体的具体反映。
张承志[2]（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指出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秦洁[3]（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陈龙[4]（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认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辰立[5]（2019）在《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文中指出明清以来东南疆域,特别是福建地区,激化的人地矛盾导致了沿海居民不得不去海上谋求生计。在这其中,出洋采捕和海外贸易是为两条主要的途径。而就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人群来看,他们所追逐的目标不外乎数量庞大且颇具市场的带鱼、石首类鱼以及墨鱼等经济鱼类。由于远洋作业需要根据所谓“渔汛”开展活动,而“渔汛”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寒流、风信等因素的影响。故而他们在积累了大量海上作业经验之后,逐渐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形成了季节性的流动采捕习惯。同时,为了能够与不同海域的渔民群体竞争,福建籍渔民发明并掌握了独特的航行、捕捞技艺,曾一度垄断了某些鱼获的专属捕捞能力,在大东海渔区的各主要渔场都占有一席之地。此外,笔者着重考察了分布在海上的岛屿对于渔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及意义,发现其除了能够提供合适的避风场所之外,亦是海上作业者们身体和心灵补给的关键所在。再者,一些渔民还能够利用海岛的独特构造开展生产活动,令这些“海中陆地”发挥出别样的经济价值。明初虽然厉行海禁,然而对于近海的渔业却相对宽容,这在官方文本和私人着述中都有所体现,同时由于当时“河泊所”制度的存在,使得渔业贡赋成为沿海基层重要的财政来源,也激发了明朝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随着明中叶以来海上禁令的逐步放开,以及海防体系的衰败,沿海渔民的海上生产活动更为频繁,采捕范围也由近海走向远洋。彼时全球正进入大航海时代,活跃于东亚海域的外来西人（包括葡萄牙、荷兰等）逐渐增多,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诉求,渴望与东方国家开展长期贸易,另一方面也着力开发并占领海洋亚洲的大中型海岛作为其殖民地,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国沿海渔民进入澎湖、北港等海域进行采捕。到了晚明时期,大东海渔区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此外,我们不可以忽视的还有倭寇和海盗问题,自明王朝鼎立以来,它便一直困扰着帝国的统治者们。随着海洋渔业的发展,自由渔民数量激增,让他们成为海寇的攻击目标以及海上潜在的不安定因子,故一些基层官员和地方士人便提出武装渔民,以进行海疆卫戍的想法,并且一度收到奇效。明清鼎革,大东海渔业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掣肘期,由于清王朝延续了在后金时代就开展的的迁海政策,令当时东南地区的海洋空间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大东海渔业生产的发展也由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兴盛转向衰败。展界之后,清廷一度解除了对于东南沿海的禁令,在这过程中虽然有所反复,但无论是其破坏力还是延续时间,都远不及“迁界”时期。数年之后,大东海渔区便迅速恢复了晚明时期的生产规模。随着海洋渔业经济的勃兴,清廷曾试图对大东海渔区的核心渔场进行类似“巡洋会哨”式的管理政策,继而推行“督护（巡）渔汛”制度。通过对有清以来宫廷奏疏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实施长达百余年“督护（巡）渔汛”制度的上奏内容竟然大同小异,可见面对蓬勃发展的渔业社会,封疆大吏们似乎只是在虚应故事。而清代最高的统治者们也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但苦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与此同时,就基层的维度来看,各地方官员为了适应大东海渔区生产的发展,根据彼时的实际问题,持续出台各种省级“条例”,以作规制。自雍乾时代以来,东南沿海形成了官民海洋社会权力博弈的格局,随着两者争夺的日益激烈,在历史文本记述的背后,又是另外一番海上图景。
赵乐[6]（2018）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既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倡导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以思想文化的觉醒、理论创造的成果、文化建设的成就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较之任何一段党的历史,延安时期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兼具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决战时期,也是一个确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全党达到空前团结与统一的时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犹如一面旗帜,引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中国共产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犹如一座灯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方向。纵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艰难卓绝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理论成果,取得了全党思想空前统一,统一战线凝聚广泛力量,文化影响辐射全国的辉煌成就。因此,从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开始,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具体内容,探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论文第一章主要阐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建立陕甘宁边区,不单作为政党再获局部执政地位,更以合法执政者身份被承认,从而由单一的、割据一方的军事组织向全面的、稳固的执政组织过渡。因此,既要在边区实现社会的统合以及政治权利的集中,又要将地盘做大、实力做强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中共就必须将打造文化力量放在与加强军事力量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毛泽东所言“一手握笔,一手握枪”。论文第二章着重论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所处的外部文化环境,以及陕甘宁边区内的文化情况。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令延安的文化面貌发生巨变。这种空前繁荣又活跃的文化局面,感染着身处延安的社会各群体,也势必会促使中共的领导群体在提高自身文化和理论素养的同时,集中思考和回应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论文第三章主要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具体探索。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离不开理论的科学指导,也离不开方法上的深入布局。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对于中国自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并不可能做出具体地准确地回答,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阐释。一方面抓住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和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努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结合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适应中国革命不断变化的实际。另一方面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功效,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总结和积累的文化经验从政治战略高度形成规范,确立文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为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论文第四章论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思想保障。文化事业要获得大的发展,要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方针,就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团结全党如同钢铁一样。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竞相争取和吸引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共文化建设中的主要力量,还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助推中共“干成大事业”的革命力量。只有完成关于立场、情感及世界观的专门改造,瓦解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观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军队的先锋作用。论文第五章主要研究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化机构建设、文化主体建设、文化阵地建设。创办一批以干部教育为主,兼顾国民教育的院校,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与边区建设需求培养各类人才。强化报刊等宣传媒体,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语境在文字上的融合。建立文化团体和社会性文化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领文艺战线,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知识分子坚定文化自觉,积极生产表现人民劳动生活风貌,反映民族的、阶级的斗争现实的文艺作品。论文第六章讨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对于解放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巨大作用在于:在国家层面为赢得武装斗争胜利提供了文化保障;在社会层面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组织层面用科学理论武装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为建立新中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队伍,奠定了基础。立足当下,随着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更加紧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更为错综复杂的挑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探寻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刘启涛[7]（2017）在《“《知音》现象”与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文中研究表明《知音》是一份富有特色的文化生活杂志,它沿着通俗的办刊路线,打造出了一种介于文学与新闻之间的亚文学文体,从而营建起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层出不穷的争议。《知音》的生产和消费,是当代文化生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着重从文化生产与读者接受的互动关系来分析"《知音》现象",从中了解当前社会一部分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及"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特征。《知音》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那别具一格的文体形式,也就是所谓的"知音体"。其实,"知音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任何一种文体,它是由一套商业化的生产机制运作而成,带有着大众文化商品那种典型的"混合主义"倾向。它一方面紧紧贴近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充分运用文学修辞和情节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纪实+传奇"的制作模式。藉着这种生产模式,《知音》杂志成功地游走于新闻与文学的边缘地带,它的内容既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富有鲜明的猎奇色彩。同时,它又把那套"人情美、人性美"的办刊理念注入其中,从而不但适应了普通读者的接受特点,而且也迎合了普遍的文化心理。正是通过这种内容模式,《知音》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也在普通读者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本文也正是通过对《知音》》的策划制作流程的深入考察,为了解"亚文学"的生产特征提供一个样本。我们认识到"《知音》现象"的发生不仅和它那独特的内容模式有关,也与其读者群的构成密不可分。为此,我们以《知音》读者群的结构特征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包括这个群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分布、文化水平、经济条件等等。并结合了相关理论,对这一群体的阅读趣味、阅读行为、阅读心理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我们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知音》的读者群也在发生相应的扩张和收缩,并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反过来,这种差异不但造成了《知音》在制作模式上的变化,而且也造成了它在社会认同上的尴尬境地。本文有意跳出以往研究那种从理论到文本的一般模式,重点参照了这几年在山东大学尝试开展的"文学生活"调查的思路与方法,重视田野调查,用一些数据和案例来说明题旨,同时又借用了文化传播研究以及后工业理论等视角,对"《知音》现象"进行"文学/新闻社会学"的分析。本文的结构大致如下:第一章是对"《知音》现象"的呈现。"《知音》现象"的形成与《知音》杂志的办刊思路、走向分不开,文中对这份杂志的办刊理念、栏目设置和内容特色等等,都做了统计分析。在这些方面,《知音》既表现出了与其同类杂志的相似性,也有着其同类杂志无可比拟的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的特色,才得以形成了它那数目庞大的受众群体,并获得了普通读者的认同。同时,它也引来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群体的质疑,甚至是贬斥之声。文章借助于读者问卷调查,并结合散见于各种报刊、网站上的相关议论,力图对这种矛盾的文化现象做出一些阐释。我们对"《知音》现象"的探讨,希望能够有助于理解转型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解当代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某些侧面。第二章探讨《知音》的内容生产和运作模式。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知音》的办刊模式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但它最终还是从一家普通的杂志设扩充为一个有相当经济规模和实力的传媒集团。本章重点探讨了《知音》在生产运作上是如何一步步适应文化市场,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作工序。我们认为《知音》是一种新生的典型的文化工业的产物,它的生产制作带有"不断拷贝"和"流水作业"的特征。在这个生产流程中,作者、编辑、主编和总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既分工明确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种运作模式下,《知音》也就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传播媒介,而是一个以牟利为指向的个性鲜明的文化生产机构。它的"内容生产"也不再是个体性的精神独创的成果,而是依照社会文化心理来"定制"的文化商品,弥漫了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这时,文学也就被当作一种商业元素,用于这些文化产品的包装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亚文学"形态。第三章深入剖析"知音体"。所谓"知音体"也就是《知音》在多年的内容生产中而形成的一种特有文体,从题材选择、叙事模式到语言风格,它都是以尽可能地吸引普通读者为目标,带有着较为稳固的模式化特征。文章采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揭示了"知音体"在标题设计上是如何运用特有的修辞技巧达到了夺人眼球的效果,如何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文学性策划调动了读者的胃口,如何根据普通读者的阅读心理来调整叙事策略,又如何将那套"人情美、人性美"的文化理念融入到了这些不无离奇的故事情节之中。藉着这种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故事,来传达一种带有浓重世俗意味的人生或生活哲理,这也正是"知音体"在普通读者中间的魅力所在。我们通过对"知音体"的分析,显现出对当代通俗文化生产得失的某些思考。第四章探讨《知音》的读者群。调查表明,《知音》的读者群以18岁到45岁之间的人群的为主,他们的学历则主要集中于高中（中专）、专科和本科学历之间,并有着较为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来源。虽然这一群体有着不同程度的阅读需求,但是却很容易受到社会阅读风尚的左右。在传播的过程中,《知音》是通过相应的话题制作,把那些处在游离状态下的普通读者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不过,在不同时期,《知音》的读者群也有极为显着的变化。反过来,这种变化也影响了《知音》的话题制作模式。早期《知音》读者群的形成,与八十年代的阅读风气密不可分,也形成了此时它略带精英品味的内容特点。而九十年代的《知音》则迎合了当时功利性、闲适性的阅读风尚,其读者群也获得了飞速膨胀。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整个社会的阅读风尚也是今非昔比。对于《知音》等传统杂志来说,所遭遇的冲击也就在所难免。自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始,《知音》的读者群就开始了大幅萎缩。可以说,《知音》读者群的这种流变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阅读风气的转型。第五章结合前面对"《知音》现象"的分析,我们对当代"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做一总体性把握。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它表现出了鲜明的理性特征,它是以生产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普通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为基础。通过相应的亚文学消费,读者不仅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也获得了情思的宣泄。另一方面,亚文学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商品,它的生产和消费天然地带有着娱乐天性。它在生产上注重感官效果和单一的符号逻辑,并以此制作出大量日常性的文化想象。因此,亚文学作品非但不能带给人们以真正的精神提升,反而会销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深度理解。其实,亚文学的这种两面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在社会认同上的尴尬处境。
刘莹[8]（2015）在《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新世纪文学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将新世纪文学期刊置于新世纪文学场域中,通过对重要的期刊行为、期刊事件和期刊现象的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形态、文学思潮、文学体制的分析,以达到对新世纪文学整体面貌和走向的把握。进入新世纪后,文学期刊格局逐渐发生重大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综合类文学杂志的兴起;通俗文学期刊的复兴以及青春杂志的遍地开花。而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泛文学”路径的实践,文学期刊的类型化生产,青春作家办刊现象以及文学期刊的跨媒介互动,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趋向对文学生产和审美风尚形成反制作用,推动了文学审美的泛化、类型文学的盛行、青春文学的崛起。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则意味着对新世纪文学期刊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文学期刊研究方法,在把握文学本体的基础上,对影响文学期刊多种因素进行综合鉴别和考量。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阐释了文学期刊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关键意义,对论文将要涉及的“新世纪文学”这一关键概念的来源、特质以及时间范围进行梳理并予以界定。此外,整理了学术界对此论题的相关研究现状。第一章着重描述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从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三个方面把握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展示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整体风貌,并以此观察新世纪文学环境、格局、潮流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新世纪的大部分文学期刊放弃了激进的形式实验,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摹,现实主义成为创作主潮。消费市场的沉重压力致使部分文学期刊丧失审美自主性,造成创作的萎缩和重复。与此同时,一些文体意识鲜明的文学期刊定位准确,迅速崛起,促进多种文体发展,平衡了文学创作力量。第三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面对严峻危机,新世纪部分期刊打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板块的限制,通过日记、书信、采访、调查、回忆录等多种文本形式,向综合化文学杂志发展。同时,文化类杂志书、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的悄然兴起都意味着新世纪文学的转型和新变。文学创作群体随之扩张,文学审美则从精英化转向民间化,单一性转向多元性。第四章主要考察文学期刊和类型文学之间的关系。类型文学的盛行对于文学期刊的内容、定位、格局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文学期刊的类型写作倾向愈加明显,通俗文学期刊和青春文学期刊则借此迅速抢占新世纪期刊市场份额。新世纪文学从中汲取创作养分,弥补自身缺陷,却又极易陷入类型化生产的泥沼中。第五章主要考察新世纪青春文学的发展和青春写手办刊现象。以《萌芽》《最小说》两本青春文学刊物为中心,通过对期刊作者群、文学赛事、经营方针等不同内容的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青春文学期刊的发展方式,它们孕育了青春作家,推动了青春文学创作,改写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甚至影响了当代文化产业的消费形态、产品构成及衍生途径。第六章主要考察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跨媒介行为。一方面,文学期刊呈现出图像化趋势,注重视觉包装,增加图像类栏目,促进文字和影像艺术的融合。同时,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视化、动漫化趋势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期刊和网络媒介互动频繁。文学期刊借助新媒体挖掘文学资源、扩大刊物影响。新世纪文学的题材、体裁、风格、传播也由此发生变化。结语部分从三个方面对全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即新世纪文学期刊格局的变动,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向。纯文学期刊、通俗文学期刊、青春文学期刊在文学题材、文学类型、文学资源上逐步走向分享和共生。介入文学生产的元素愈来愈多,政治、市场、资本、媒介等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致使新世纪文学生产关系愈加复杂,这必将深刻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和走向。
徐文耀[9]（2013）在《受众心理视域下增强贴近性的路径——以军报《生活与修养》专版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媒体的报道内容能否被受众所选择所接受,是检验传播效果优劣的重要标准。新闻传播要增强贴近性,强化传播效果,就必须注重研究受众心理、把握受众心理规律,从受众心理需求出发去策划选题、创新形式、采编稿件,使新闻产品更好地被受众所接受。报刊思想理论宣传同样如此,它要为受众所注意、理解和记忆,也要在增强贴近性上下功夫,在研究受众心理特征、适应受众心理活动规律上做文章。《生活与修养》专版作为《解放军报》的一个传统思想理论专刊,
佘爱春[10]（2011）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表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专刊要向深处做文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专刊要向深处做文章（论文提纲范文）
（1）蔡亮绘画及其历史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框架 |
| (一)、蔡亮造型语言研究 |
| (二)、创作理念分析 |
| (三)、历史语境的建构 |
| (四)、历史叙事的逻辑 |
| 四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图像学结合风格学分析 |
| (二)、文化社会学概念对于“场域”的构建 |
| 第一章 历史画的前言(1932-1949) |
| 第一节 “美育”的历史情境 |
| 第二节 西画东渐 |
| 第三节 抗战美术 |
| 第四节 蔡亮绘画蒙学 |
| 第二章 学派与体系(1950-1955) |
| 第一节 学派与体系 |
| 第二节 写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素描教学改革 |
| 第四节 由《人民空军》看“艺术”与“技术” |
| 第五节 从“天才”谈起 |
| 第三章 自我的构建(1955-1981) |
| 第一节 “年连宣”的现实职能 |
| 第二节 《延安火炬》及“变体” |
| 第三节 蔡亮素描 |
| 第四节 “特殊时期”时期的陕西美术 |
| 第五节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及草图遗存 |
| 第四章 观念和风格的转向(1981-1995) |
| 第一节 “新时期”的艺术处境 |
| 第二节 “江南”与“西北”的距离 |
| 第三节 再次面对历史 |
| 第五章 历史的维度 |
| 第一节 在场与缺席 |
| 第二节 语言的惯习与遮蔽 |
| 第三节 革命美术中的观念 |
| 第四节 艺术与政治的共同历史化 |
| 第五节 国家叙事与历史重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译着 |
| 二,专着 |
| 三,期刊文章 |
| 四,报纸文章 |
| 附录1 :蔡亮信件 |
| 附录2 :蔡亮手稿 |
| 附录3 :“文革”材料 |
| 附录4 :蔡亮复查结论 |
| 附录5 :蔡亮年表 |
| 致谢 |
（2）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确立与缘起 |
|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三、文献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才子到闯将:跳出“鸳蝴派”与骂倒王敬轩们的双簧信 |
| 第一节 刘半农与“鸳鸯蝴蝶派”的距离 |
| 第二节 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理念的改良 |
| 第三节 平民的启示与“平民文学”的生成 |
| 第四节 文学革命中的无畏斗士:从《双簧信》说起 |
| 第二章 新诗之开拓 |
| 第一节 “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刘半农的新诗理念与创新 |
| 第二节 《瓦釜集》、《扬鞭集》的实践 |
| 第三节 “误读”下的散文诗 |
| 第四节 浮出历史地表的“她”与“它” |
| 第三章 “跑入与落伍”:以散文创作和理论为中心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界说:启蒙、批判与审美 |
| 第二节 投入《新青年》的阵营与散文“杂感”的凸显 |
| 第三节 “斗士的重现”:《语丝》时期批判的再延续 |
| 第四节 《论语》时期的“潜隐与疏离” |
| 第五节 从传统到现代:刘半农散文“体制”的建构 |
| 第四章 启蒙视域下的着译小说文本 |
| 第一节 文学、历史与荒诞的启蒙建构 |
| 第二节 穷人命运的思考与国民性批判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 |
| 第四节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
| 第五章 新文化视野中的历史考察与定位 |
| 第一节 刚劲操守者的批判与呐喊 |
| 第二节 “我手写我口”:矢志不移的“真”与“诚” |
| 第三节 博才多艺的学教生涯 |
| 第四节 叫我如何不想“他”:30年代以来的毁誉褒贬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刘半农研究和纪念文献辑要 |
| 附录二 :刘半农的发表在《世界日报·副刊》(1926-1933 年)及其相关栏目上的小说、杂文、译诗、民歌 |
| 附录三 :刘半农发表在《人间世》(1934 年)上的杂文、诗歌 |
| 附录四 :刘半农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月刊》(1918-1925 年)上的信函、杂文及其他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 (一)党管党报 |
| (二)全党办报 |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 余论 |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历时及空域 |
| 第三节 研究成果回溯 |
| 第四节 资料与框架 |
| 第二章 大东海渔区开发的内在需求与外部条件 |
| 第一节 明清以降的粮食危机与捕捞种类选择 |
| 第二节 寒流、汛季推动下的大东海渔区与渔民 |
| 第三节 从器具到技艺——渔业活动的生计所系 |
| 第四节 大东海渔业活动对岛屿的利用 |
| 第三章 大东海渔区逐步形成下的明朝与海洋 |
| 第一节 明初“不彻底”的海禁政策 |
| 第二节 海防体系的衰败与渔业活动的频繁 |
| 第三节 闽籍渔民的海上驿站——澎湖与北港 |
| 第四节 东南海疆卫戍中的渔民武装尝试 |
| 第四章 清初渔业社区发展的阻碍与限制 |
| 第一节 “迁海”政令对海洋空间的挤压 |
| 第二节 大东海渔区社会经济的受挫和断续 |
| 第五章 大东海渔区视域下清朝官民海洋权力的博弈 |
| 第一节 大东海渔业的再度勃兴与王朝渔政 |
| 第二节 清代大东海渔区之督护(巡)渔汛制度 |
| 第三节 闽浙跨界采捕与海洋权力僭越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史视角下的海洋移民活动 |
| 第二节 从“海域”到“渔区”的社会经济共同体 |
| 第三节 王朝掌控下海洋社会权力的斗争和妥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导论 |
| 0.1 问题的缘起与研究价值 |
| 0.1.1 问题的缘起 |
| 0.1.2 问题研究的价值 |
| 0.2 研究现状述评 |
| 0.2.1 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历程、特点及经验的研究 |
| 0.2.2 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研究 |
| 0.2.3 当前学界研究的进展与薄弱之处 |
| 0.3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0.3.1 研究方法 |
| 0.3.2 研究思路 |
| 0.3.3 研究创新点 |
| 1.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要求 |
| 1.1 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 |
| 1.1.1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化思想 |
| 1.1.2 列宁的文化建设思想 |
| 1.1.3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文化建设观点 |
| 1.2 中国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必须进行文化建设 |
| 1.2.1 在中国引领无产阶级先进文化 |
| 1.2.2 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夺取文化的领导权 |
| 1.2.3 在根据地建设中统领各种文化力量 |
| 2.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面临的文化环境 |
| 2.1 外部文化环境 |
| 2.1.1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
| 2.1.2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进展与矛盾 |
| 2.1.3 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到底向何处去”的集体困惑 |
| 2.2 内部文化生态 |
| 2.2.1 中国共产党有了时间与空间着重文化建设 |
| 2.2.2 文化政策从“盲目关门”到“敞开大门” |
| 2.2.3 大量知识分子落脚延安 |
| 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理论支持 |
| 3.1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中国化 |
| 3.1.1 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创新 |
| 3.1.2 党内理论工作者群体的哲学理论创新 |
| 3.1.3 现实斗争中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
| 3.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 3.2.1 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
| 3.2.2 解决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 |
| 3.2.3 解决文化“如何为人”的问题 |
| 4.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思想统一 |
| 4.1 统一全党思想 |
| 4.1.1 统一对党内错误思想根源的认识 |
| 4.1.2 统一对实事求是重要原则的认识 |
| 4.1.3 统一对毛泽东思想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的认识 |
| 4.2 改造知识分子思想 |
| 4.2.1 站稳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立场 |
| 4.2.2 破除与工农兵的情感壁垒 |
| 4.2.3 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
| 5.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5.1 文化机构建设 |
| 5.1.1 学校建设 |
| 5.1.2 媒体建设 |
| 5.1.3 团体和组织建设 |
| 5.2 文化主体建设 |
| 5.2.1 培育党员干部 |
| 5.2.2 锻炼知识分子 |
| 5.2.3 启迪广大民众 |
| 5.3 文化阵地建设 |
| 5.3.1 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占领文艺阵地 |
| 5.3.2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领教育阵地 |
| 5.3.3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扞卫理论阵地 |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6.1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评价 |
| 6.1.1 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整体并行 |
| 6.1.2 紧紧围绕党和人民的核心利益 |
| 6.1.3 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
| 6.2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经验 |
| 6.2.1 引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先进文化 |
| 6.2.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 |
| 6.2.3 重视建设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
| 6.3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
| 6.3.1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
| 6.3.2 以作品与作家为中心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
| 6.3.3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知音》现象”与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和范围 |
| 二 现有成果和材料的梳理 |
| 三 本文的难点、创新点以及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知音》现象"概述 |
| 第一节 浅谈《知音》的办刊特色 |
| 第二节 《知音》接受上的尴尬境况 |
| 第三节 "《知音》现象"的形成 |
| 第二章 《知音》的内容生产与运作模式 |
| 第一节 《知音》的"托拉斯之路" |
| 第二节 《知音》"流水线式"的生产机制 |
| 第三节 《知音》内容生产的后工业逻辑 |
| 第三章 《知音》的文体剖析 |
| 第一节 《知音》标题的修辞技巧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纪实+传奇"的叙事模式 |
| 第三节 《知音》的核心理念及其表述策略 |
| 第四章 《知音》的读者群观察 |
| 第一节 影响阅读趣味的几个主要因素 |
| 第二节 早期《知音》的话题制作和读者群特点 |
| 第三节 功利化风尚与《知音》读者群的膨胀 |
| 第四节 语境的刷新与传统读者群的离散 |
| 第五章 由《知音》看亚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特征 |
| 第一节 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理性机制 |
| 第二节 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娱乐天性 |
| 结语 |
| 附录一 《知音》的内容特点及其生产特征(摘录) |
| 附录二 《知音》编辑的一次约稿(摘录) |
| 附录三 初访湖北知音集团研究室(摘录) |
| 附录四 有关《知音》办刊历程的访谈(摘录) |
| 参考文献 |
| 参考着作 |
| 参考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新风貌和新走向 |
| 第一节 新时期以来文学期刊的演变 |
| 一、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勃兴 |
| 二、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产业化改革 |
| 三、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新变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生产要素的变动 |
| 一、走向市场:作家心态和代群的裂变 |
| 二、掌握主动:编者角色的强化 |
| 三、趋于中心:读者位置的转移 |
| 第三节 新世纪文学期刊动向 |
| 一、文学期刊经营策略的调整 |
| 二、文学期刊与文学潮流的嬗变 |
| 第二章 文学期刊审美理想的摇摆 |
| 第一节 “现实”兴盛与“先锋”式微 |
| 一、现实书写的“全面胜利” |
| 二、审美困境 |
| 第二节 文体风尚 |
| 一、选刊趣味的倾斜 |
| 二、创作的重复与萎缩——长篇小说的繁荣和短篇小说的衰落 |
| 第三节 文体细分——市场和读者的双重认可 |
| 一、新世纪小小说类文学期刊的繁荣 |
| 二、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泛文学”路径的探索 |
| 第一节 新世纪纯文学突围 |
| 一、世纪末的生存焦虑——“跨文体写作” |
| 二、填补市场空白——“大文学”策略的确立 |
| 第二节 “泛文学”路径的探索 |
| 一、《天涯》:一种文学期刊新模式 |
| 二、文化类杂志书的悄然兴起 |
| 三、报告文学的衰落和纪实文学的崛起 |
| 四、成长之中的“非虚构写作” |
| 第三节 从“泛文学”期刊看新世纪文学的演进 |
| 一、纯文学审美经验的泛化 |
| 二、文学创作力量的多元化 |
| 第四章 文学期刊与类型写作的盛行 |
| 第一节 日益消弭的距离——纯文学与类型文学 |
| 一、消费语境中的传统文学和类型文学 |
| 二、《当代》与类型小说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的精神传播策略 |
| 一、一刊多版的通俗文学期刊 |
| 二、年龄细分的类型优势 |
| 第三节 从文学期刊类型化生产看新世纪文学 |
| 一、丰富整体文学布局 |
| 二、市场主导的文本复制 |
| 第五章 青春路线的文化狂欢 |
| 第一节 青春文学刊物的自救之路——以《萌芽》为中心 |
| 一、“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春文学”的流水线 |
| 二、产业化经营的初步尝试 |
| 第二节 青春偶像办刊热潮——以《最小说》为中心 |
| 一、以偶像引领市场 |
| 二、打造专属作者群 |
| 三、跨界经营:培育完整的产业链条 |
| 第三节 从青春文学观察新世纪文学动向 |
| 一、作家明星化和读者粉丝化 |
| 二、分化与融合 |
| 第六章 媒介互动中的新世纪文学期刊 |
| 第一节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影像化趋势 |
| 一、文学期刊的视觉形象设计 |
| 二、文学文本的影视化书写 |
| 三、文学文本的动漫化书写 |
| 第二节 网络资源的开辟与整合 |
| 一、传统文学期刊的网络试水 |
| 二、媒介激活——以文学期刊的新媒体平台为中心 |
| 第三节 从文学期刊媒介交融现象看新世纪文学走势 |
| 一、视觉文化语境中的文本美学 |
| 二、孕育文学新兴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受众心理视域下增强贴近性的路径——以军报《生活与修养》专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把握受众的求真心理, 寓贴近性于解疑释惑之中 |
| 把握受众的求新心理, 寓贴近性于不断创新之中 |
| 把握受众的求近心理, 寓贴近性于平实文风之中 |
| 把握受众的求知心理, 寓贴近性于差异化信息之中 |
（10）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传媒视阈与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 |
| 第一章 桂林：大后方抗战文坛重镇 |
| 第一节 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历史语境 |
| 一 特殊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 |
| 二 桂系相对开明、自由、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三 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精神 |
| 四 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和多方引导 |
| 第二节 多元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场 |
| 一 政治场：中央、桂系、中共权力的博弈 |
| 二 文化统制与市场控制下的言论空间 |
| 三 流寓、多变、杂合：桂林抗战文学场的特征 |
| 第三节 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
| 一 报纸副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二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生产 |
| 三 文学图书出版与抗战文学生产 |
| 第二章 报纸副刊与公共舆论空间 |
| 第一节 桂林《救亡日报》：中共文化统战的舆论阵地 |
| 一 救亡呼号与舆论压制：创刊、复刊与停刊 |
| 二 救亡与统战：办报思想和文化使命 |
| 三 《文化岗位》与抗战文艺运动的舆论导向 |
| 第二节 桂林《大公报》：抗战时期“文人论政”的言论空间 |
| 一 中间姿态和文人论政：桂林《大公报》的文化品格 |
| 二 《文艺》副刊与抗战语境下文学的多元取向 |
| 第三节 《广西日报》：桂系团结抗战的舆论空间 |
| 一 桂系抗战言论空间的多变性 |
| 二 艾青与《南方》文艺副刊 |
| 三 《漓水》：在变与不变中积极推进文艺抗战 |
| 第三章 文学期刊与抗战文学的言说空间 |
| 第一节 《文艺杂志》：“文人办刊”与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
| 一 用生命培育的刊物：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
| 二 救亡与启蒙：《文艺杂志》的文化诉求 |
| 三 《文艺杂志》与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 |
| 第二节 《野草》月刊与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勃兴 |
| 一 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阐扬 |
| 二 秦似与《野草》月刊 |
| 三 直面现实与叩问历史：《野草》上的杂文 |
| 第三节 《诗创作》与抗战诗歌的多元化 |
| 一 刊物的经营策略和编辑风格 |
| 二 抗战诗歌的多元呈现 |
| 三 长诗：抗战诗歌的新发展 |
| 四 抗战诗学理论的探索 |
| 第四节 《戏剧春秋》杂志与抗战戏剧运动 |
| 一 刊物的刊行和文化使命 |
| 二 抗战戏剧理论的探索与构建 |
| 三 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杂志上的戏剧文学 |
| 四 “戏剧兵”的情感与信息空间 |
| 第四章 文学出版与桂林抗战文学实绩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 |
| 一 推进大众文化：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理想 |
| 二 文化供应社的文学图书出版 |
| 三 《文化杂志》月刊与抗战文化建设 |
| 第二节 桂林开明书店：文化启蒙与文学“经典化” |
| 一 逆境中复兴：桂林开明书店及其出版概况 |
| 二 启蒙与经典化：桂林开明书店的文学出版 |
| 三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知识的传输与文艺青年的培养 |
| 余论 桂林文化城与抗战时期文学生态 |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专刊要向深处做文章（论文参考文献）
- [1]蔡亮绘画及其历史语境研究[D]. 答光明.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1)
- [2]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D]. 张承志. 吉林大学, 2020(08)
- [3]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4]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5]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D]. 陈辰立. 厦门大学, 2019(08)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D]. 赵乐.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7]“《知音》现象”与亚文学的生产和消费[D]. 刘启涛. 山东大学, 2017(08)
- [8]文学期刊与新世纪文学趋向[D]. 刘莹. 南京大学, 2015(01)
- [9]受众心理视域下增强贴近性的路径——以军报《生活与修养》专版为例[J]. 徐文耀. 军事记者, 2013(01)
- [10]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