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腊神话的特点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陈杰[1](2021)在《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哲人,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马尔库塞去世至今已有40多年了。国内关于马尔库塞的研究成果也已汗牛充栋。以往学者对马尔库塞美学理论的研究多以其新感性理论、审美乌托邦理论为研究对象,有些学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立场上,批评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误读。较少有学者将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可以说,马尔库塞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的目的去研究爱欲的,政治是爱欲的目的,爱欲又是政治的根基。“爱欲-政治”既是透视马尔库塞美学的一种视角,又是一个统摄性的概念。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爱欲-政治”相互支撑、相互转化,而又以爱欲为根本。“爱欲-政治”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又彼此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既区别于一般的爱欲理论,也区别于其他的政治理论。马尔库塞强调爱欲,是要以爱欲来改造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异化理性,从而重建关注人存在状态的具体哲学。“爱欲”立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属性,而不是传统哲学所看重的本质属性。“爱欲”的关系属性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关系,并尊重彼此的差别。所以,“爱欲-政治”的立足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状态,这对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巴迪欧、朗西埃等人的美学思想中都可以看到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影子,可以说,“爱欲-政治”思想既顺应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也顺应了新人文主义潮流,是西方现代美学中极其重要的美学思想资源。本文整体上将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探讨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理论背景。古典哲学中的爱欲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近现代哲学中的爱欲和政治则分离了,技术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马尔库塞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批判“技术-政治”,重新倡导“爱欲-政治”,这是他为革除近现代西方社会弊病而做的理论努力。第二章主要解决马尔库塞如何建构其“爱欲-政治”美学思想的问题。他整合了弗洛伊德爱欲理论、古希腊神话和哲学传统以及青年马克思思想,建构了以政治向度为主的爱欲哲学。在这个过程中,马尔库塞悬置了马克思理论中“人”的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而换成了弗洛伊德理论中具有先验性的爱欲本能结构的人的概念。这样,爱欲与政治就在哲学层面上联结在了一起。第三章主要探讨“爱欲-政治”的实现路径及其矛盾性问题。马尔库塞区分了本能结构革命和现象界革命,并认为只有实现了本能结构革命才能实现“爱欲-政治”,因此“爱欲-政治”的实现路径只能通过审美之维。这让马尔库塞的审美救赎面临着无法避免的实践性难题。第四章就主要探讨马尔库塞“爱欲-政治”美学思想的意义与价值问题。我们认为,马尔库塞的这种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美学意义、生态意义和政治意义,并且对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死欲政治、友爱政治等理论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林孝斌[2](2021)在《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文中研究说明《天主实义》作者在文本中设置了“中士”和“西士”作为对话双方,就本原观、灵魂观、为善论和伦理观等论域展开对话。在这场对话中,我们发现西士的宣教立场虽然十分鲜明,但却诉诸于推理-论证;中士,似乎是被设计而生,但在与西士的对话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质疑-自卫。从这个角度上看,如若简单的将中士界定为被着者设计而生的话,显然有失偏颇。但中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时人的立场则是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史实考证和文本辨析。这并非本文的主要旨向。本文仍将此对话双方视为源始于中西不同生存处境、经验和思维方式的主体,并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各自的思想视角和生存秩序,即中士的感通视角及其天命-性-理的生存秩序,以及西士的理性视角及其天主-理性的生存秩序。由于《天主实义》文本内容所涉及的天主、灵魂等论域归属于宗教问题,而对该论域的呈现方式又是在哲学意义上给出的,故对该文本的理解和分析既需要宗教的观察视角也不能忽视哲学的思维方法。从方法上看,宗教更多的是关注生存中的信仰-情感问题,哲学则多注重理性-观念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关注人生存中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面向之间的交织与张力,并着力分析生存中涌现出的各种情感和观念在生存中的意义。在内容上,本研究围绕“中西士间思想出发点与生存秩序之争”的问题展开。为此,本文从双方在本原论,及其他目前研究者鲜有系统进入文本的灵魂论、为善论和伦理观这四方面,基于详实的文本研究,呈现中西士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交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呈现文本主体内容的时候,更侧重于呈现中西双方在相关问题中“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以试图推进探索中西间思想性对话如何能进深到更具有实质性的程度。文章将认识论问题贯穿文本分析的始终,在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呈现出中西士间认识论路径的差异和所呈现对象在不同意义上的实在性问题。在强调认识论的同时,也突显了中西士间的思想性对话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和价值。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文并不是在简单意义上勾勒中西思维方式的迥异,而是借助文本的梳理,呈现双方在思想起点上的差异,并以此贯穿全文。致力于呈现双方对话的关键不是观念之争,乃是生存出发点之争。只有回到这个原始争论的起点,才能更好廓清中西士双方的对话究竟是在怎样的层面上以及所可能进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努力跳出以往从“调适论”、“策略说”和“矛盾论”等研究视角的同时,努力补益以往研究中对中士认识论问题探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士“感通认识论”的认识论维度。同时亦对当下世界频发关于“主体间”对话中存在的生存张力和困境予以关注,在反思中西士间这一原始性对话文本的基础上,结合当下观照,试图给出这样的答案:对话不能仅停留在观念性的对决或辩争上,更需要有意识的去觉察和推进双方在情感维度上所呈现对象的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关注,如此或许能有助于中西间的对话进入到“实质性”层面。
马百亮[3](2021)在《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文中认为英国的古希腊史学家乔治·格罗特是希腊史学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在史学领域的代表,他在政治、教育、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在希腊史研究方面。12卷本的《希腊史》以实证主义的科学和严谨,在批判式地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希腊史上的几乎每一个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新的阐释,一举确立了雅典在希腊政治、文化和社会史上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系统而彻底地洗刷了长期以来对雅典民主的污名,为后世的希腊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树立了新的标准、注入了新的动力。直至今天,人们对希腊史的研究依然绕不过他的作品。本文主要聚焦于格罗特为雅典民主所做的辩护,将其研究置于他所处的政治、历史和思想传统之中,从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他和古代以及近代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以此阐明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写作思路和史料基础。正文分为四章,摘要如下:第一章介绍了格罗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社会背景,重点阐述了格罗特的人生经历和交游,展示了他在不同人生阶段在各个领域富有成效的作为,主要体现在教育、政治和学术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贡献。第二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入手,介绍了前格罗特时期希腊史的书写和对雅典民主制度的考察,包括米特福德、瑟尔沃尔和布尔沃-利顿的希腊史研究,尤其着眼于他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和考察,同时介绍了格罗特《希腊史》的主要内容和编纂思想,既将其置于希腊史学传统之内,也为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做了铺垫。第三章通过分析陶片放逐法、米太亚德的命运、对阿吉纽西战役将领和苏格拉底的审判,为雅典民主正名。在传统的希腊史中,这些都是雅典民主最显着也最严重的罪证,格罗特像一位高明的律师,利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渊博的学识积累,在充分尊重并重新解读各方面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对陶片放逐法和雅典民主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或案件的分析,逐一驳斥了对雅典民主的各项指控,表明了陶片放逐法在维护新生的雅典民主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表明雅典民众并非传统上所诟病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政。第四章探讨的是精英与民主的关系,摘掉了分别贴在民众领袖和智术师身上的“蛊惑家”和“诡辩家”的标签,还原了他们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真实角色。
黄元军[4](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提出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李晓燕[5](2020)在《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当今社会,艺术与传播的关系日趋密切,建设艺术传播学已成现实之需,这就意味着寻找与艺术传播研究相关的思想资源将成为必然之需。杜威论着当中包含大量关于艺术传播问题方面的真知灼见。美国社会“庞大”物质基础与“贫乏”精神建筑之间的“分裂”,人类交流的“阻滞”,社会发展当中共同体的消失是杜威思考艺术传播问题,孕育艺术传播思想的逻辑前提。杜威以克服上述问题为基点展开理论思考,从而发展出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学界很少注意到杜威是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核心人物这样一个传播学史实。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第一重内涵表现为运用传播思维理念解决艺术难题的理论探索。杜威以传播的视域来考察艺术,提出艺术的社会传播本质论。在对几种代表性的艺术起源学说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杜威提出艺术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交流之中的观点。杜威认为艺术发展离不开其所处传播环境的影响,良好的交流环境可以为优秀艺术作品的出现提供契机,为艺术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杜威以传播学的思维模式与逻辑框架来审视艺术的范围、功能等问题,运用传播场域的范畴为艺术范围的厘定提供出一个理论参照系。杜威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艺术作品被远距离地移置到其他传播场域已成常态,这会进一步弱化艺术的功能。杜威还揭示出艺术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它是经验发展为圆满经验的过程,究其实质而言是艺术家与受众关于审美经验的共享性互动。社会因传播而存在并且就存在于传播之中是杜威提出的重要传播观点。杜威认为传播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共享性的社会互动,传播建构起人类的社会联系。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另一重内涵在于,以媒介视域进行的艺术考察。杜威对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艺术媒介的特性、艺术媒介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杜威认为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不可分割,艺术生产是艺术家利用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所做的一种创造性探究。杜威对艺术媒介进行了跨视域的审视,认为艺术媒介要比新闻媒介更为自由,因为艺术家是有着“自由”精神的个体,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艺术作品可以为受众提供更深层次的社会真实。基于此,杜威提出艺术是现实社会语境中唯一的、人类可以进行自由交流媒介的观点。杜威还考察了艺术与文明传承之间的关系,认为艺术媒介在文明传承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是传承文明的理想媒介。杜威认为人类以艺术为媒介不仅可以建构起良好的纵向性社会联系,还能够有效克服日常交流的“阻滞”,增进理解,艺术传播可以有效地起到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明遗产的作用。杜威认为现代媒介技术条件下所生产、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对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创造力造成了不良影响,大众文化不可能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优秀艺术作品的传播可以促进人类思维水平与创造力的提升,推动共同体发展,使人类社会向着“伟大的共同体”方向迈进。杜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系列独特的艺术传播思想是与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范式以及视域密不可分的,这些方法、范式与视域也一并构成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重要遗产。它为我们今后开展艺术传播研究,建设艺术传播学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与思想镜鉴。杜威艺术传播思想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当中要对其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瑕不掩瑜,杜威艺术传播思想虽不完美,但是它却可以为艺术学难题的破解与艺术传播学发展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与丰富“想象力”。
孙域钦[6](2020)在《论日神精神在希腊雕塑中的具象显现》文中研究表明日神和酒神是希腊神话中的重要人物,由其衍生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也在不断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学艺术创作。通过解读尼采的美学作品《悲剧的诞生》,在分析尼采美学中日神和酒神这对核心概念基础上,探讨日神与酒神、日神精神的起源及发展;日神和酒神的概念在不同层次上所产生的冲突是不一样的,在艺术创作层次上,造型艺术是日神艺术,音乐则是酒神艺术;日神精神对古希腊雕塑的影响深远,希腊雕塑通过三维的艺术手段对日神精神展现非常充分,其中日神雕像是日神精神最具体、最形象的体现。
王继奎[7](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李小刚[8](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王英娜[9](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孟冬冬[10](2020)在《“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文中认为“诗”是中西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尽管它的形态有所差异,但仍有若干共性因子。本论文以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为研究对象,将中西不同的城邦文明和空间想象作为讨论的起点,并以之为文化基础把握中国和古希腊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学样态,以及在文学样态背后潜存的文学观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诗”及“诗学”概念属于广义用法,抒情传统和叙述传统的差异对诗的类型、诗学内涵、诗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对深入把握轴心时代艺术思想的发生以及美学观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本论文除了绪论之外包括五章内容。绪论部分主要对“轴心时代”和“诗学”的概念进行厘定,认为“轴心时代”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化范畴,也指出在当代背景下“诗”、“诗学”虽被广泛使用,但仍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下界定,因为文学的边界就是它们的边界。第一章主要关于“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就春秋时代而言,“城邦”已经广泛存在,它们的空间布局蕴含着轴心时代最基本的空间想象,因此,城邦空间折射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想象和“以德配天”的惯性思维,它们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产生了持续影响;就古希腊而言,对理性的追求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之外,亦可在城邦结构中寻找答案。古希腊城邦是人本意识和悲剧精神的主要发生场域。所以,城邦不仅是中西社会结构形成的策源地,也是文学艺术产生、定型、发展的主要空间,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学史、艺术史意义。第二章讨论“诗的说唱与演唱形式”。中西文学在发端期都具有“唱”的属性,只不过古希腊文学往往唱中含叙,先秦文学则唱中富情,因此前者表现为“说唱”,后者表现为“演唱”。说唱是西方叙事艺术的源头,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说唱文本中已经含有较为明显的叙事策略和叙事逻辑。演唱是中国抒情艺术的萌芽,“百兽率舞”的记载以及《乐记》对乐舞的强调构成了事实和理论的双重证明,由诗、骚发端的“情兼雅怨”抒情模式对演唱文学产生了持续影响。除此之外,中西对“人性世界”和“神性世界”的不同态度也是促使演唱与说唱传统形成的文化密码。第三章着眼于“风诗与史诗”。风诗是中国诗歌的原型,“风”由自然概念逐渐演变为文学概念,决定了风诗鲜明的民间性或民俗性。“十五国风”是音乐文学的典型代表,在形式层面它是音乐与文学一体性的标准,在内容层面,它体现了中国文学最早的“谲谏”特征。史诗作为西方叙事文学的原型,其叙事形式和英雄主题构成了后世叙事文学的重要借鉴对象,同时,它也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对象化。史诗与戏剧具有相通性,英雄特质与公民精神构成了史诗影响戏剧的深层基础,对模仿和语言的重视更加强化了两者的亲缘关系,20世纪以后,“史诗剧”的出现是这种亲缘关系的回归。除此之外,语言的民族性借助思维的中介,最终作用于文学领域,这是中西诗体风格和审美风格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章说明“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儒家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教化,其“诗教”可以具体化为对“雅正”艺术标准的认同,对“温柔敦厚”艺术形态的肯定,对“成于乐”艺术目标的坚守。相形之下,道家诗学观念则表现出更多的诗性特征。老子的诗性可以通过《老子》一书的韵律化的语言、“以象设喻”的行文方式以及对现实的深沉关怀体现出来。庄子的诗性表现为对自然本体的推崇,以及对自由人性的向往,这使整部《庄子》成了一个整体性意象。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一方面体现出与儒家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文学道德性和政教功能的承认,同时,其“和谐”论亦从音乐切入而衍及社会和谐,这与儒家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尽管其理论带有明显的主客二分模式,但在对美的认知方面,“凝视”与“迷狂”的统一则表现出与道家审美观接近的一面。第五章探讨“《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乐记》与《诗学》是中西轴心时代两部重要美学典籍,两者在艺术发生观、艺术功能论、艺术真实论层面存在彼此会通的可能。就发生观而言,《乐记》将“感物”视作艺术起源的根基,《诗学》则推崇“模仿说”。本质来说,它们都遵循“以类相动”的思维逻辑。就艺术功能论而言,《乐记》从“人性本静”的人性观出发,认为使人性复归道德是艺术的根本作用,与之类似,《诗学》所推崇的“净化”亦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道德“快乐”,所以《乐记》与《诗学》的最终目标都指向了道德。就艺术真实论而言,虽然《乐记》以“着诚去伪”表达了对“情真”的肯定,《诗学》通过对“诗比历史更真实”阐发了“理真”观念,但两者都无一例外地肯定形式的真实,从而形成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艺术真实观念。
二、古希腊神话的特点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希腊神话的特点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二、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理论背景 |
第一节: 古典哲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问题 |
一、早期神话时代:诗性思维下的厄洛斯及其权利表征 |
二、自然哲学时代:诗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下的阿佛洛狄忒形象 |
三、理性时代:早期柏拉图哲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 |
第二节: 现代哲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问题 |
一、观念论哲学中的爱欲缺失及其政治批判性的式微 |
二、实证主义及实用主义哲学的超越性的丧失 |
三、具体哲学:马尔库塞与胡塞尔及海德格尔的分歧 |
第三节: 从现代性批判角度看“爱欲-政治”思想问题 |
一、“技术-政治”的单向度性 |
二、“技术-政治”:刺激快感与压抑爱欲 |
三、高雅艺术的俗化趋势与肯定性文化的生成 |
第二章: 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理论路径 |
第一节: 爱欲缺失及其弥补 |
一、前期尝试融合黑格尔、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理论的尝试 |
二、辩证的技术观:“技艺”与“技术” |
三、后期马尔库塞的精神分析和美学转向 |
第二节: 爱欲本能结构: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发现及改造 |
一、将弗洛伊德爱欲理论哲学化 |
二、将弗洛伊德爱欲理论历史化 |
三、爱欲本能结构的发现与马尔库塞的先验转向 |
第三节: 古典爱欲哲学观的现代新解 |
一、对俄尔浦斯和那喀索斯神话的弗洛伊德式的解读 |
二、对早期柏拉图哲学传统的回归 |
三、满足的逻各斯:一种文明辩证法 |
第四节: 爱欲作为审美的政治:对马克思理论的吸收 |
一、操作原则、异化劳动与“技术-政治” |
二、快乐原则、自由消遣与“爱欲-政治” |
三、“爱欲-政治”:一种审美性的政治 |
第三章: 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实践路径及其矛盾性 |
第一节: 本能结构的革命:实现“爱欲-政治”的根本层面 |
一、本能结构革命与现象界革命 |
二、本能结构革命与审美之维 |
三、审美之维的爱欲性质及其双重政治潜能 |
第二节: 超越与否定:高雅艺术的政治革命潜能 |
一、艺术的超越性:对德国古典美学审美形式观的吸收 |
二、艺术的否定性:黑格尔的遗产与对阿多诺思想的吸收 |
三、在超越中介入:艺术即政治实践 |
第三节: 分裂的马尔库塞:“爱欲-政治”的多重矛盾与实践性难题 |
一、两个“人”的概念及其矛盾 |
二、作为理论建构重心的哲学与成对的概念范畴体系 |
三、“爱欲-政治”的实践性难题:一场抽象思辨与政治实践的错位的对话 |
第四章: 马尔库塞“爱欲-政治”思想的理论意义及当代价值 |
第一节: 从爱欲本体论到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 |
一、“爱欲-政治”的哲学、美学史意义 |
二、爱欲本体论与爱的“两”——从马尔库塞到巴迪欧 |
三、艺术自律革命论与审美体制理论——从马尔库塞到朗西埃 |
第二节: 从自然革命到生态马克思主义 |
一、“爱欲-政治”的生态意义 |
二、虚假需求与满足的限度——从马尔库塞到威廉·莱斯 |
三、理性的爱欲化与生态理性——从马尔库塞到安德列·高兹 |
第三节: 从“爱欲-政治”到“死欲-政治”、友爱政治 |
一、“爱欲-政治”的政治意义 |
二、“爱欲-政治”与“死欲-政治”——从马尔库塞到丹尼尔·曹 |
三、“爱欲-政治”与友爱政治——从马尔库塞到德里达 |
结语: “爱欲-政治”思想的具体内涵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选题的由来 |
二、为何以《天主实义》作为分析文本? |
三、宗教哲学的观察视角 |
四、文献综述:国内外对《天主实义》文本的研究及分析 |
(一) 国内学者的研究及分析 |
(1) 晚明时期儒、佛学者对《天主实义》的认同和批判 |
(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天主实义》的研究进路:比较、历史、分析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简析 |
五、主旨论证的思路和篇章布局 |
第一章 《天主实义》中的三重语境 |
第一节 西士所存在的双重语境 |
一、西士的天主教思想背景 |
二、西士对儒学的研究与应用 |
三、西士恩典神学视角的缺失 |
第二节 中士的时代性思想背景及其思想论域 |
一、阳明后学的思想主流 |
二、晚明中士的思想论域 |
三、东林儒学与实学暗兴 |
四、中士言辞背后的“感通”思维 |
第二章 《天主实义》中的本原论争 |
第一节 “位格”性天主:西士对“太极/理”本原论的批判 |
一、理性与“位格”性之天主 |
二、理性对“太极/理”不能为本原的批评 |
第二节 “生成”论之太极/理:中士对西士批判的回应 |
一、“生成论”之太极 |
二、中士的“敬”意识 |
三、感通中的太极/理 |
四、生存秩序中的太极/理 |
第三节 西士式“本原”观对中士生存秩序完善性辨析 |
一、西士式“本原”观中的超越性维度的挑战 |
二、超越性维度对中士“生成”论修身的益处辨析 |
三、超越性维度对补益儒家社会秩序的理论性意义 |
第三章 “独立灵魂”与“万物能否一体”的辩争 |
第一节 独立灵魂论:西士的两世说与万物一体观 |
一、自由意志与“两世”说 |
二、独立灵魂和后世维度的展开 |
三、独立灵魂观对万物一体论的批评 |
第二节 中士对独立灵魂和万物一体观的驳正 |
一、中士道德性的生死观传统 |
二、现世维度中的修身与成德 |
三、中士的“魂魄论”与万物一体观 |
第三节 驳灵魂轮回:中西士间的思想交织 |
一、西士对灵魂轮回论的理性批驳 |
二、中士在人伦秩序观中驳灵魂轮回论 |
第四章 善之论争:为善是否有意? |
第一节 西士的“为善有意”观 |
一、理性界定中的“善”、“意”概念 |
二、善的缺失:西士论“恶”的问题 |
三、天主:“正意”之源 |
四、为善有意与善之困境 |
第二节 中士对“为善无意”思想的辩护 |
一、“为善无意”问题的由来 |
二、中士以“性”解为善无意 |
三、敬天诚性与为善无意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生存意识 |
一、后世的抽象性与现实性问题 |
二、“利”的现实性与完善性问题 |
三、“有意”与“无意”间的张力:“小人—君子”的视角 |
第五章 伦理交锋:修身、治学、行孝 |
第一节 忏悔与自省:天主拯拔与自我完善 |
一、呈现伦理背后认识论问题的必要性 |
二、忏悔与天主旨意 |
三、自省与参赞化育 |
第二节 内外有别:学之为己抑或为天主? |
一、什么是“真学问”? |
二、如何达到真正的学问? |
第三节 内外学问的功夫论 |
一、理性与灵修 |
二、“诚-性”与检慎 |
第四节 不同起点上的行孝观 |
一、有必要专门谈论孝道问题 |
二、西士论孝:以天主之道为目标 |
三、中士尽孝:以造就天命为中心 |
结语 理性与感通:呈现方式与生存秩序 |
一、理性与感通的切磋:一种宗教哲学观察视角 |
二、两种认识论、两种认识对象和两种实在性 |
三、思想交锋中的感通与对话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的研究框架和采用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乔治·格罗特与他所处的时代 |
第一节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 |
第二节 乔治·格罗特其人其事 |
第二章 《希腊史》及雅典民主制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格罗特时代的希腊史书写 |
第二节 格罗特《希腊史》概述 |
第三节 前格罗特时代英国学者的雅典民主观 |
第三章 为雅典民主正名 |
第一节 陶片放逐法 |
第二节 善变而薄情的雅典人? |
第三节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
第四章 精英与雅典民主 |
第一节 是民众领袖还是蛊惑家 |
第二节 是智术师还是诡辩家 |
结语 对乔治·格罗特的再评价 |
附录一:乔治·格罗特与约翰·密尔 |
附录二:格罗特年谱 |
附录三: 文中主要人物肖像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 |
(4)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6.1.2 格律层面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6.3.1 宗教文化 |
6.3.2 习俗文化 |
6.3.3 古希腊文化 |
6.3.4 工业文明 |
第七章 结语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二、选题理论价值、创新性与研究思路 |
(一)、选题理论价值 |
(二)、创新性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生成与发展 |
第一节 杜威学术生涯与其艺术传播思想的生成 |
一、对共同体生活的印象与知识涉猎 |
二、多元的学术实践与成熟的学术研究 |
第二节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形成的学术资源 |
一、对黑格尔学术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
二、对达尔文与实用主义思想的借鉴 |
第三节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发展轨迹 |
一、早期探索 |
二、发展成熟 |
第二章 杜威艺术传播研究的范畴、起点、方法与范式 |
第一节 杜威艺术传播研究的关键范畴与逻辑起点 |
一、关键范畴 |
二、逻辑起点 |
第二节 多元方法与传统的融合:杜威艺术传播的研究方法 |
一、跨学科研究理念与对心理学、哲学方法的借鉴 |
二、“交融互通”的治学思想与对批判传统的吸收 |
第三节 杜威以艺术传播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确立 |
一、人文主义的艺术传播研究精神 |
二、以艺术传播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
第三章 传播视域下的艺术考察:杜威论艺术传播 |
第一节 杜威论传播与艺术的本质、起源、发展 |
一、艺术的社会传播本质 |
二、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 |
第二节 艺术传播活动的内在机制 |
一、经验:艺术传播活动的现实起点 |
二、审美经验共享:艺术传播活动的深层机制 |
第三节 杜威传播论的艺术观念 |
一、传播的思维模式与艺术研究的传播逻辑框架 |
二、传播思维模式与研究框架下的艺术观念探析 |
第四章 媒介视域下的艺术审视:杜威的艺术媒介观念 |
第一节 杜威论艺术生产与媒介技术 |
一、对古希腊轻视“技艺”传统的反思 |
二、媒介技术:艺术生产创造性探究的必要前提 |
第二节 跨媒介审视:杜威论艺术媒介的自由性 |
一、跨媒介视域的比较:艺术家身份的自由性 |
二、艺术媒介的自由性:从内容形式到表现手段 |
第三节 艺术媒介: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
一、对文明与艺术关系的阐释 |
二、艺术:文明传承发展的理想媒介 |
第五章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功能与价值 |
第一节 杜威论艺术传播与人的全面发展 |
一、大众文化对人的不良影响 |
二、蕴含完满经验的艺术对人的提升 |
第二节 杜威论艺术传播与社会发展 |
一、人类自由交流的推进 |
二、社会共同生活的参与 |
第三节 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
一、艺术传播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 |
二、艺术传播思想的指引与启迪 |
结语 |
一、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总体面貌、特征与旨归 |
二、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的缺憾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6)论日神精神在希腊雕塑中的具象显现(论文提纲范文)
一、日神精神的起源及发展 |
二、希腊雕塑中的日神精神 |
(一)希腊雕塑与日神精神 |
(二)日神雕塑中的日神精神 |
(7)《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论语》的研究综述 |
(二)《理想国》的研究综述 |
(三)《论语》与《理想国》的比较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二)论文的基本结构 |
四、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政治思维的取向 |
一、语言对思维的导向作用 |
二、《论语》的政道思维 |
(一)“政”与“道”的起源及其意义 |
(二)“人道政为大”的政道精髓 |
三、《理想国》的政体思维 |
(一)雅典民主制激发的批判性思维 |
(二)城邦政体上下往返的逻辑循环 |
四、政治思维取向的共契与分殊 |
(一)表意与表音的语言载体 |
(二)近譬与远譬的推理方法 |
(三)本末与内外的整体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政治秩序的建构 |
一、人是秩序的建构主体 |
二、《论语》的礼乐秩序 |
(一)礼乐的起源及其意义 |
(二)以仁释礼的损益 |
(三)礼崩乐坏导致天下无道 |
(四)克己复礼的救世主张 |
三、《理想国》的理念秩序 |
(一)理念的来源及其作用 |
(二)善是最高的理念 |
(三)灵魂堕落瓦解了城邦秩序 |
(四)共产公有的救世主张 |
四、政治秩序重建的共契与分殊 |
(一)理想秩序的建构起点:家 |
(二)理想秩序的评价标准:和 |
(三)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分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治人格的塑造 |
一、道德对人格的引领作用 |
二、《论语》的道德人格预设 |
(一)内圣外王的价值取向 |
(二)道德人格的层次 |
二、《理想国》的等级化知识人格 |
(一)理想人格的本质 |
(二)现实人格的类型 |
四、政治人格重塑的共契与分殊 |
(一)政治人格的塑造原则 |
(二)理想国家的最高主政者 |
(三)现实国家的最佳辅政者 |
(四)意识形态把被统治者属民质询为子民和公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8)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三、选题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时空的超越者——尤金·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 |
第一节 奥尼尔其人其作 |
一、美国戏剧之父的斑斓人生 |
(一)不幸的幸运儿 |
(二)严肃剧作家奥尼尔 |
二、奥尼尔的戏剧创作历程 |
(一)早期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悲剧(1913-1920) |
(二)中期探索性的表现主义悲剧(1920-1933) |
(三)后期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悲剧(1939-1943) |
第二节 奥尼尔的传承与创新 |
一、对西方传统与现代精神文化成果的汲取与传承 |
(一)对西方非理性哲学的接受 |
(二)对西方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的学习借鉴 |
(三)对西方传统与现代戏剧创作经验的传承与吸收 |
二、在戏剧思想、艺术方面的创新与开拓 |
(一)对现代人精神与心理的表现 |
(二)在戏剧艺术上的实验与探索 |
第二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 |
第一节 译介及其文学性与舞台性之争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译介的中国之旅 |
一、肇始期及第一次译介高潮 |
(一)序幕(20年代):春雷乍现、蓄势待发 |
(二)第一次译介热潮(30年代):借势而起、蓬勃发展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一)缺席期(40年代):战争年代、译者缺位 |
(二)停滞期(“十七年”间及“文革”时期):译源受批、译介空白 |
三、第二次译介高潮及回落阶段(新时期至今) |
(一)第二次译介浪潮(80年代):译介集中、硕果迭出 |
(二)奥剧译介的回落阶段(90年代至今):文集问世、译介赓续 |
第三节 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中译版本 |
一、“译”随境变:《天边外》四大译本 |
(一)四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风格迥异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二、“译”无止境:《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七大译本 |
(一)七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异彩纷呈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三、“译”彩纷呈:《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三大译本 |
(一)三大译本的不同特色 |
(二)不同译本译者之情感倾向 |
(三)各有千秋的创造性叛逆 |
(四)对文化缺省现象的处理 |
第三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研究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一、发轫期及第一次研究热潮 |
(一)发轫期(20年代):蹒跚起步、简要评介 |
(二)第一次研究热潮(30年代):翻译助力、争锋激烈 |
二、低谷期(20世纪40–70年代) |
(一)沉寂期(40年代):偏离主流、遭受冷遇 |
(二)空白期(“十七年”间和“文革”时期):无人问津、研究停滞 |
三、第二次研究热潮及多元发展阶段(新时期至今) |
(一)1978—1990年:思想解放、研究复兴 |
(二)1991—2020年:视角多元、研究深化 |
(三)关于奥尼尔戏剧的博士论文研究 |
第二节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一、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整体情况 |
二、近四十年国内研究热点 |
(一)作家作品研究 |
(二)创作特点及美学风格研究 |
(三)与其他剧作家的比较研究 |
(四)社会思想和宗教主张研究 |
(五)跨文化、跨学科视角下的研究 |
三、近四十年国内研究流变 |
(一)永恒的经典、永远的热点 |
(二)永不过时的研究话题 |
(三)永远在路上的奥剧研究 |
第四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搬演 |
第一节 永无止境的《榆树下的欲望》 |
一、同株异葩、并蒂绚烂:《榆树下的欲望》话剧改编演出 |
(一)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沈亮版《榆树下的欲望》 |
(二)欲望的激情宣誓:任鸣版《榆树下的欲望》 |
二、一剧两戏、“戏”说欲望:《榆树下的欲望》戏曲移植搬演 |
(一)川剧移植搬演:徐棻的《欲海狂潮》 |
(二)曲剧移植搬演:孟华的《榆树孤宅》 |
第二节 一胞“两娣”的《安娜·克里斯蒂》 |
一、中西合璧的戏剧盛宴:乔治·怀特版《安娣》 |
二、甬剧《安娣》遇见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之甬剧移植搬演 |
第三节 其它经典剧作在中国的演出 |
一、斯坦尼模式之奥剧呈现:张彤版《早餐之前》 |
二、奥尼尔的中国风景:王斑版《天边外》 |
第五章 尤金·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第一节 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整体性影响 |
一、奥尼尔的影响与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 |
二、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 |
第二节 奥尼尔与李龙云 |
一、李龙云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二、奥尼尔对李龙云的影响 |
(一)表现主义式氛围 |
(二)自然象征的运用 |
(三)强烈的内心独白 |
(四)梦幻化的效应 |
(五)爱欲的悲剧性 |
三、李龙云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二)对希望的坚持 |
(三)抒情性与诗性 |
第三节 奥尼尔与李杰 |
一、李杰的奥尼尔接受之因 |
二、奥尼尔对李杰的影响 |
(一)物象的象征性 |
(二)梦幻性段落 |
(三)内心独白的介入 |
(四)生命的悲剧性 |
三、李杰戏剧创作对奥尼尔的超越及独创 |
(一)悲剧的历史性深度 |
(二)多角色命运 |
(三)物象的文化象征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奥尼尔生平年表 |
附录 B 奥尼尔剧作年表 |
附录 C 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资料汇编(1929—2019) |
附录 D 中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三、《庄子》的文体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六、其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轴心时代”的概念及意义 |
二、“诗学”的含义及范围 |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
第一章 “轴心时代”与城邦文明 |
一、春秋时代的城邦结构与空间想象 |
(一)春秋时代城邦的基本空间结构 |
(二)城邦想象与“天人合一”的关系 |
(三)宇宙的道德化与“以德配天” |
二、古希腊城邦文明与理性传统的形成 |
(一)禁锢的生存条件与求知欲 |
(二)悲剧意识:从神话到艺术 |
(三)民主精神与人本意识 |
三、城邦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形成 |
(一)西周春秋时代的宗法制度 |
(二)古希腊公民的德性与正义 |
(三)城邦社会的文学史意义:以先秦诗歌为对象 |
第二章 诗的说唱和演唱形式 |
一、说唱与叙事艺术的形成 |
(一)古希腊的说唱形态及种类 |
(二)说唱艺术的叙事策略 |
(三)《荷马史诗》的叙事逻辑 |
二、演唱与抒情文学的形成 |
(一)“百兽率舞”与抒情艺术的萌动 |
(二)《乐记》对乐舞的强调 |
(三)诗、骚“情兼雅怨”的共性抒情内涵 |
三、人性世界与神性世界:“唱”的不同指向 |
(一)先秦演唱文学中的人性基因及表现 |
(二)神人二元性在古希腊说唱文学中的表现 |
第三章 风诗与史诗 |
一、风诗:中国诗歌原型 |
(一)“风”的自然属性与文学含义 |
(二)“十五国风”的音乐文学属性 |
(三)风诗的“谲谏”属性 |
二、史诗:西方叙事文学原型 |
(一)史诗的文化身份 |
(二)《荷马史诗》的人性观念及文学史意义 |
(三)史诗与戏剧的会通 |
三、民族性与诗体的形成 |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语言与思维问题 |
(二)语言与诗体风格的形成 |
(三)审美差异与诗体的关系 |
第四章 轴心时代思想家的诗学观念 |
一、儒家“诗教”的内涵 |
(一)“雅”与诗教 |
(二)“温柔敦厚”与诗教 |
(三)“成于乐”与诗教 |
二、老庄哲学的诗性特征 |
(一)《老子》的诗性内涵 |
(二)《庄子》的诗性智慧:自然与自由 |
三、柏拉图的诗学观念与中西暗合 |
(一)柏拉图的“诗教”思想 |
(二)柏拉图对“美”的理性认知 |
(三)柏拉图的“和谐”论:由音乐形式上升到城邦正义 |
第五章 《乐记》与《诗学》的比较与会通 |
一、两种艺术发生观的会通 |
(一)《乐记》的“感物说” |
(二)“模仿说”的沿革及构成 |
(三)“以类相动”:感物说与模仿说的会通 |
二、两种艺术功能论的会通 |
(一)《乐记》独特的人性观 |
(二)《乐记》从人性出发的道德指向 |
(三)《诗学》的道德目标:“快感”与“净化” |
三、两种艺术真实论的会通 |
(一)“情真”:《乐记》“着诚去伪”观的提出 |
(二)“理真”:《诗学》对“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诠释 |
(三)形式之真:《乐记》与《诗学》艺术真实观的共性基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四、古希腊神话的特点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尔库塞美学中的“爱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杰. 山东大学, 2021(02)
- [2]理性与感通:《天主实义》里中西士间的思想交锋[D]. 林孝斌. 山东大学, 2021(11)
- [3]乔治·格罗特雅典民主观研究[D]. 马百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5]杜威艺术传播思想研究[D]. 李晓燕. 东南大学, 2020(02)
- [6]论日神精神在希腊雕塑中的具象显现[J]. 孙域钦. 江汉学术, 2020(06)
- [7]《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8]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9]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10]“轴心时代”的中西诗学形态与诗学观念[D]. 孟冬冬.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