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世纪初的会计改革

一、新世纪初始年谈会计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胡双依^[1]（2021）在《吉利汽车并购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

万宁娜^[2]（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指出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白勇华^[3]（2016）在《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十七年“戏改”无疑是影响面极大,改革极为深入的一次文化实践。本论文将十七年“戏改”的焦点放在民间与国家的关系上面,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力图把研究拓展到“戏改”中的人、剧团组织形式乃至戏曲的地方市场建设等方面。通过研究十七年“戏改”过程中各种话语资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试图从中剖析革命国家在介入传统戏曲过程的种种犹豫徘徊、前后冲突甚至走向彻底激进化的原因。国家话语进入民间,完成人民性对民间性的置换,但在历史戏、家庭戏和“鬼戏”的整理改编中展现出国家话语的裂痕,革命话语、启蒙个人话语、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在十七年“戏改”期间,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革命文艺理论不只是把传统的戏曲现代化、革命化,同时还应看作是把它独立化,变成一个现代的独立的艺术门类——戏剧艺术,从前者到后者,不只是在传统戏曲里面加入某些现代元素问题,而是艺术理念、艺术文本、艺术中人与人的关系都进行了结构性重组。而且,十七年“戏改”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合博弈的过程,也不能看作国家话语力量对民间元素的单向规训,其中本土民间的要素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寻求到自身的存在形态,福建地方戏剧种的复杂多样导致传统戏曲中的民间社会文化元素的强力自我维护动能显得尤为突出。十七年“戏改”中“人的改造”是系统工程,并总是在国家与民间之间不断地左右摇摆,民间的因素或代表国家意志的因素在其中不断磨合,而逐步找到自己的位置,革命国家与民间力量的博弈存在诸多妥协,民间力量作为隐性的在场一直影响着戏曲的机构和生态。革命意识形态在重建戏曲市场与戏曲市场主体的过程中遭遇诸多困难,为了确保自身社会和文化理想能够有机地贯彻到戏曲当中去,强力的行政手段和革命样板戏的出现其实是改造精英话语如何在民间社会当中成功立足的一次逻辑延伸,是追求现代的民族国家大叙事合乎逻辑的产物,不能仅仅看作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特例。

苏阳^[4]（2014）在《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其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经营条件在收支结构方面的综合反映，也是决定其盈利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的前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体现出组织内部资本积累的成效和水平，较好的盈利能力，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保障银行资产安全，降低流动性风险，进而维持信用体系稳定。实际上，受制于政策、市场、客户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目前该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因此，运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盈利模式转型升级的角度探索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为“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要业务形式、以分业监管为主要监管模式”。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尚未建立，但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将“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仅意味着银行业市场化机制建设提速，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利差时代也将终结。同时，以余额宝、活期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也将加快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促使商业银行重新审视自身的金融创新能力、调整业务发展战略。此外，我们看到，自2010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发布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III）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为严苛的资本监管约束①，亟需调整战略，应对全新监管要求。金融环境的变化启示我们，我国商业银行当前信贷业务主导的盈利模式必须转型。长期以来，宏观层面受到高储蓄和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中观层面受到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结构制约；政策层面受到利率管制及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限制，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盈利模式存在“两个主体”的现状：一是利差收入占主营业务的主体，二是批发业务占利差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中间业务发展滞后，呈现三方面特点：第一，中间业务品种较少、附加值低、创新力不足；第二，重规模、轻效益、缺乏统一规范，中间业务创收能力低；第三，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低，服务手段科技化水平有待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盈利模式的转型。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问题的理论框架，构建了用于综合评价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现状进行分析，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特点、成因、转型的障碍及驱动因素等维度展开研究。之后，以美国、德国、瑞士和香港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为研究对象，对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我国的启示。然后，本文以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2005年-2012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利用Stata11.0作为分析工具，运用面板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来看，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间存在较为显着的相关性，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衡量标准的多元化盈利模式与商业银行综合盈利能力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来看，比起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对综合盈利能力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大，因而今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战略调整上可向非利息收入业务倾斜；第三，与传统存贷业务相比，开展中间业务为代表的非利息业务对营业利润的提升更为有效，且这种趋势在加剧，这也为我们倡导的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业务主导向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协调发展的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数据支撑。第四，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税前人均利润、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贷存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九个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提取及合成，该合成指标可以测查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资金流动性管理、未来成长能力、资产质量管理、股本扩张能力、成本管理水平、资本获利水平等若干方面的能力，通过运用此指标体系对15家样本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的排名，可以发现国有商业银行落后于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此指标体系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跟踪监测自身的综合盈利能力，从而及时调整业务重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在转型过程中，应当重点把握“一个目标，四个维度”。一个目标即：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增长的粗放型高风险模式向利差模式与中间业务均衡发展的多元化集约型盈利模式转型。而四个维度即：以维持当前净利息水平为基础，以拓展非利息收入为着力点，以增强创新研发水平为驱动，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为保障。以期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战略发展和盈利模式转型提供一定的角度和思路。

黄雪群^[5]（2013）在《生产性林木资产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林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森林资源是林业企业最主要的经营对象,而生产性林木资产是森林资源资产中最具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长期以来有关生产性林木资产的信息却未能在会计主体的会计账面上得到体现,直至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之后,该项资产才具备了得以反映在正式会计账面上的制度依据。然而,虽然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为规范我国生物资产的会计核算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但由于生产性林木资产是一类特殊的资产,其具体会计核算与其他资产相比更加复杂,且由于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目的在于向有关的信息需求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真实可靠的信息有利于投资者、债权人等相关的信息需求者对生产性林木资产领域的理解,这就要求企业披露更加相关、可靠的会计信息,从而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充分地了解该领域并得以做出正确的生产经营决策。可见,对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进行探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描述性分析法对我国生产性林木资产的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文章首先阐述了生产性林木资产的涵义、特征和信息披露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以及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和内容;然后,基于14家上市公司2011年的年报和专家调查问卷的分析,指出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随后,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决策有用观理论、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充分披露理论是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理论基础,并对上述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从而奠定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指出会计报表表内披露和表外披露是当前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方式,并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披露方式中应重点披露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2011年披露的年报进行筛选,选取拥有或控制生产性林木资产这一类资产的所有14家上市公司年报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公司存在着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可比性较差和不够充分,以及缺乏对经营风险必要提示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基于问卷调查,据以了解专家学者对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的看法,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的现状及问题,还可以根据专家提供的信息为后续研究做准备。同时,本文主要从六个角度对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现存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并从五个方面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经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生产性林木资产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上市公司普遍选用历史成本这一计量属性对生产性林木资产进行会计核算;三是,生产性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的最佳方式是正表披露与附注披露相结合;四是,林木资产会计信息披露最主要的内容有林木资产现有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林木资产的类别以及实物量与价值量的增减变化情况;五是,导致拥有或控制生产性林木资产这一类资产的14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六个方面,包括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相关财务人员素质不高且缺乏相对独立性、成本和效益的不对称、会计法律法规不完善、会计准则对生产性林木资产披露要求规范性较差、证监会和社会审计机构监管不力;六是,可以从五个方面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相关财务人员的素质及相对独立性、完善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善《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相关规定、加强证监会和社会审计机构监管职能。

童军^[6]（2012）在《EVA在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电网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电网企业将更加重视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的经济性,需要对输变电工程进行经济评价以便科学决策。本文首先从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方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入手,对现有的经济评价方法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事前评价和事后评价采用指标不一致以及经济效益测算方法使项目之间没有可比性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应用新的方法对输变电工程进行经济评价。接着,介绍了EVA的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及应用,对EVA在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论证了将EVA方法应用到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中的可行性和优势。同时,提出了区域内新建输变电工程这类项目财务效益的简化计算方法,使得输变电工程EVA的计算简单且便于操作。本文采用实例分析法,应用EVA方法对110千伏安华输变电工程进行经济评价,将EVA方法与传统的NPV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的重点在于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将抽象的方法和指标运用到实践中,并对将EVA指标运用到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认识。

王再兴^[7]（2012）在《从单干到社员：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解放”想象及其困境（1949-1966）》文中指出农民的“解放”，可能既是一个历史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问题。原因在于，在“革命”中国，即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时期，与通常所称的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大社会压迫的说法相适应，农民的“解放”被很自然地理解成（或者说想象成）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翻身”问题。这在民主革命年代曾经被简洁地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表现为1920年代后期直到1950年代初中共的各种土地法令等。但是，上述对于农民“解放”问题的理解，应该说同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的时间性。以“十七年”为例，前述中国农民的“土地还家”和穷人“翻身”的愿望，在新的人民国家的时代，均已经在事实上逐一得到了实现。这些正是农民的“解放”问题在后续历史实践方面的呈现。但是，在新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解放”问题也可能悄然诞生了某些新的、纠结的理解或者想象，它们形成了对于当年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诸多理解差异，从而使得问题趋于一定的复杂化了。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新的理解/想象的层面上，农民“解放”的涵义重新成为今天我们可能仍然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依循着1949－1966年间原始的历史材料、小说文本、以及主体想象等彼此交织的层面，努力促成“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述展示出它自身的复调特性。——或许，这是对于“舆论一律”时代社会主义农村小说进行再阐释的可能条件，虽然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当然，这也意味着本文的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讨论方式，这包括以“故事”作为场域、将“叙述”区分为不同层次、视“叙述”为矛盾闭合点、信赖历史编纂学事实的“真实”观、以及“永远历史化”等途径，尽管它们可能算不上是最好的方式。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单干农民：乡村政治及土改叙述下的处境化问题”。本章将1940年代以后的农民小说看作后续十七年农民小说的“前史”，主角就是单干时代的农民。本章试图发现影响到后来1949-1966年农民小说的几个大的话题，如封建性空间、个人、欲望、以及历史化等。本章争取呈现传统、现代、革命等复数话语下的中国农村的复杂面貌，并将农民的“解放”重新上升为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互助组农民：革命话语下被压抑的欲望形式化”。本章涉及了以下主要话题：当年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劳动”和“尊严”的观念如何被凸现出来，同一过程中“欲望”又是怎样悄悄地遭逢了全面的抑制；如何出现了农民解放的“形式”想象——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引发了什么样的文学问题等等。本章尝试说明，革命话语下欲望的形式化通道的被压抑，可能留给了整个社会主义文学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动荡不宁。第三章，“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集体的想象与困厄的个人”。本章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中“个人”怎样历史性地进入了与“集体”的纠葛当中，“个人”与“集体”两者的关系及其困境等问题。本章试图说明，“集体”仍然是中国农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农民的“个人”在集体之内没有被赋予应然的承认，反过来也会对于原本就由他们所构成的“集体”产生根本性的损害，从而使得农民“个人”与“集体”的间性关系可能面临着全面溃散的危险。第四章，“人民公社农民：‘解放’的景象及其讲述的再历史化”。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虽然遭遇了挫折，但是这一浪漫主义运动却在文学上激发了诸多热烈的想象。这些想象指向了超越当时现实困境的某些反思性和可能性。本章希望能够重现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前期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并从中钓沉某些被淹没的积极的想象。本章试图说明，这些想象恰恰是今天我们已经淡忘掉的，从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另一种意义的历史“真实”。结束语，“重新期待‘人民性’文学”。农民隶属于“人民”。也因为如此，“人民”/“人民性”文学似乎值得我们期待：让农村小说中农民及其生活的想象与叙述重返尊严和平等的维度，让“解放”的讨论返归实在界，使“问题”得到命名，这或者是农村小说以后的可能出路之一。无论如何，我们总会想象未来。对于20世纪中国农民的“解放”故事及其故事的讲述，尽管很难说有哪种阐释方式是最终更为有效的，但是我们的文学与批评，却业已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艰难的任务：经由怎样的路径，我们方能恢复（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建构”）那个失落的主体间的“承认/认同”关系呢？本文也谨此希望，通过相关的讨论，能够绵薄地有助于让农民成为新时代“解放”意义上的“人民”，让农村生活，也纳入到通常意谓的“好生活”的场域中去，使“平等”、“正义”和“尊严”等曾经温暖我们的原则，在我们的想象和叙述里被重新镀亮起来。

刘迪香^[8]（2011）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区军政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洋军阀政治研究在史学界已有丰硕成果。但该领域依然存在很大研究空间。本课题拟从省区军政制度的视角,探讨军阀政治运行的制度基础,进而探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移植于中国后所发生制度蜕变的原因。督军制与巡阅使制度是中国军阀政治形态的生存基础,也是军阀实现其政治统治的最主要途径和工具。但是,在政治体制方面,军阀时期在省区一级三权分立政治结构始终存在。在中央一级,三权分立政治结构直到1924年北京政变之前也一直存在。因此,军阀政治从制度上而言,它是一种法外干政的变态政治体制。它自始至终都无法完全解决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也无法解决中央政府权威及国家层面政治整合的问题。这也是北洋军阀政治仅仅十多年便被国民党党政体制取代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问题的提出,学术界已有研究现状,中外军人政治相关理论对本课题的指导和启发,研究计划和研究范围方法等进行介绍。正文五章分别初步探讨了民国北京政府军阀时期的督军制、巡阅使制,都统和护军使制的基本情况。在研究省区主要军制的同时对省区军政制度的常态与逸轨运行,督军巡阅使对中央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初步探讨。具体言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本文围绕军政关系或军民分治问题,探讨了军阀时期省区（本课题“区”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特区,二是指民国军阀时期逐步形成的超省级的巡阅使区即准大军区。后文中具体指哪一种含义视语境而定,后文不再一一说明。）军政关系的制度规定及实际运行状态。本课题探讨研究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区制度的基本史实。辛亥革命初期一度出现的军政合一的省区体制,袁世凯时代恢复重建省区“军民分治”制度的努力：法定省区制度为省级行政机构与军政机构独立设置,文武职官分轨运行。这种制度设置终北京政府时期没有改变。虽然各省行政长官或由军政长官兼任,或听命于本省军政长官,但是,行政公署并没有沦为军政机构的附庸,军政机构也没有将处理民政的行政公署取而代之。第二,本课题探讨研究了北洋军阀政治运行的制度基础即省区军政制度督军制及超省级巡阅使制。督军制与巡阅使制在所辖省域的共同军制制度基础是道与县域重要军事要地设置的镇守使及其镇守使制。督军制是普遍设立的经常制度,巡阅使是临时设置的非常机构。督军与巡阅使制度的运行都是以督军制为基础不断扩张法外权能而实现的。督军与巡阅使制度既是是中国军阀政治形态的基本方式,也是军阀实现其政治统治的最主要途径和工具。第三,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实施的则是军政合一的都统政治体制。都统体制也与巡阅使制和镇守使制互为犄角,共生共存。从省区军政制度对军阀政治整体影响来看,本课题通过对督军巡阅使横向干预省政,纵向干预国政过程的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军阀政治是一种制度外干政的变态政治。军阀政治出现的远因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国内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加剧的间接结果。北洋军事集团将领走向近代中国政治前台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后日益尖锐复杂激烈的国内外社会矛盾。具体而言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推翻后各个政治实力派的国体与政体之争以及第一世界大战参战与战争善后事务的处理都使军事将领及其所辖军队的政治筹码作用凸显。第二,督军巡阅使对中央政治的干预有诸多途径与方法。军阀前期和后期也有所不同。军阀前期主要是以“督军团”集体联合干政形式为主。军阀后期以军事派系干政形式为主。期间也有督军巡阅使之间纵横捭阖的分化组合,但均以派系利益为依归。督军巡阅使干政具体途径之一就是操纵国会或立法机构。包括总统副总统选举等。干政方法之二,就是操纵政府内阁人事和内阁政策。最终,实力派军阀直接建立军政府,彻底废弃国会机构及民主政体。军阀时期军阀对司法的干预可分为制度性干预模式与非制度性干预行为。制度性干预模式体现在军事司法对普通司法的侵越和干预,将凡与军事活动相涉的普通公民犯罪行为置于特殊军法制裁之下。非制度性干预行为具体体现在军阀意志左右个别重大司法案例。第三,军阀时期,督军巡阅使对省区政治干预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有几个。一是督军兼任省长,以督军身份军事立场管理省长事务,以军事侵越民政事务。二是督军巡阅使干预省议会事务,包括省议会议长人选或省议会议案,主要是控制该省区财政预算决算大权。三是督军巡阅使依靠军政权力优势通过对所辖区域重要人士任免权的干预,间接控制省区道县财政经济大权。第四,军阀时期,军政关系或文武关系中军队与军将对于文官系统及文官的优势地位和作用源自早于行政系统的军制改革及其制度化成果。民初“文武关系”逆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文武科举制度除后,军事科层制优先于文官制度建立发展的结果。军事科层制的优先发展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自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我国将军事近代化改革置于其他制度近代化改革之前。

王双云^[9]（2011）在《会计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席卷,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失控现象的频繁发生,经济世界错综复杂的财务关系中所暴露出来的会计信息失真和会计基本道德原则丧失等问题使得会计伦理日益成为学界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经济人”、“道德人”的人性论为逻辑起点,结合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采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方法,使用分析与描述的手段,站在本土和全球的视角对我国社会主义会计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对我国会计领域伦理问题的表征及其成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吸收国内外会计伦理治理经验的基础上,从宏观上建构了会计伦理问题治理的理论框架,并进一步从会计道德风险控制、会计道德行为选择、会计道德教育创新和会计制度伦理建设等几个微观维度探讨了会计伦理问题的治理,以期对我国会计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论述了会计伦理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研究的意义。第二章论述了会计伦理的理论基础,认为：会计人是“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会计人的塑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会计的本质是人的活动,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看,会计是一种伦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现象、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集合。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涉及伦理,会计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也有其伦理层面。会计和伦理道德密不可分。从经济学上看,会计伦理是一种产权制度,会计伦理这种产权制度的建立、实施、修订是要花费成本的。会计伦理是一种经济制度,我们制定会计伦理时,一定要认真地考量制定或修订会计伦理是否推动或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其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会计伦理也是一种有效的信息机制,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的出现。会计伦理规范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重复博弈的结果,从博弈论来看,只有经过多次博弈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从而达到一个理想的“纳什均衡”状态。第三章梳理了我国会计领域的伦理问题及成因。现实中我国会计领域的失信败德现象愈演愈烈：在观念层面上,极端个人主义已危险地渗入中国社会,而会计领域也不可避免,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本位主义甚嚣尘上；在规范层面,职业道德缺失,“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被打破,会计职业道德被突破、僭越的现象十分突出；在行为层面上,道德行为失范,会计不当行为、会计较恶行为、会计极恶行为不断上演,一部分会计人员失去理性,从行为失范直到触犯刑律。人性扭曲与利益诱惑、制度缺失与监督无力、成本低廉与执行乏力、教育薄弱与历史影响四者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会计伦理问题沉重的不道德状况。种种会计领域道德问题的产生,究其表面原因,是社会经济环境不佳,法律不全,执法不严,惩处不力,无法约束人们的各种不良行为；根本原因则是人们的道德标准下滑,真假、善恶、美丑、好坏、是非、忠奸等界限模糊,无法约束人们的不良心灵,进而导致会计不道德现象和行为。第四章总结了会计伦理问题治理的历史选择并提出了新的会计伦理问题治理理论框架。这是全文的重点。会计官吏犯罪的立法与惩治、会计伦理思想的重视与弘扬、会计道德规范的践行与信守是我国古代会计道德建设的突出特点,也是我国会计道德建设的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综观西方对会计道德问题的治理,就是会计法制不断完善、会计制度不断创新、会计道德不断进步的过程。在经历会计道德危机带来惨痛教训的同时,西方一直在探索治理会计道德危机之路。从会计准则的颁布到会计法制的推行,从加强监管到重视道德教育,我们看到了西方各国为治理会计危机,重建投资者的信心所作的种种努力。其实,会计伦理问题不能依靠单一的治理方法,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必须依赖理性法制的力量,但不能过分迷信法制；不要过分崇拜市场的力量,民间自律不见得是最佳选择；不能只重视制度安排,而忽视全方位的道德教育。我国会计领域伦理问题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会计伦理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注重治本,注重预防,注重制度建设,多措并举,综合治理,着力完善治本之策。从社会伦理的宏观视野看,会计伦理问题治理的基本框架需要强化源头治理,加强教育,完善制度,深化改革,有步骤推进。具体而言,必须从会计伦理规范的层次化、会计伦理规范的法规化、会计伦理活动的制度化、会计伦理教育的专门化和会计伦理监督的社会化等方面进行构建。第五章探讨了会计制度伦理的建设。会计伦理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迫切需要会计制度伦理建设。会计制度伦理的创新,包括会计制度的伦理化和会计伦理的制度化两个方面。制度设计伦理是在设计和建立制度时对伦理的考虑,既包含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基础,又包含其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制度运行伦理则是在制度运行或者实现时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会计伦理制度化是一种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威机构与将道德良心明文化、外部化、制度化相结合而构成的“制度化规范力量”。会计伦理制度化、规范化、明文化、法律化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会计伦理制度化是当今特殊经济体制下的必然选择。第六章深入分析了会计道德风险控制和会计道德选择。从会计危机治理的角度看,会计道德风险的控制也是一种高层次的会计行业自律和内部控制策略。会计道德风险的管理包括道德风险识别、道德风险动因分析、道德风险管理对策等。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个会计从业人员都负有选择的使命和责任,放弃这种使命和责任,就是放弃作为人的资格,把自己降低到一般动物的水平。影响会计行为选择的因素有社会道德体系、会计道德体系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会计道德选择的心理机制,是会计道德选择得以进行并发挥作用的意识结构和心理基础。它是一种自觉、自主、自控的联结方式或运行方式。会计道德选择的实现是一个在一定自由的基础上,依据正确的选择尺度,选择正确的手段,达到选择的目的并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的过程。选择的前提、选择尺度和选择目的与手段,是会计道德选择具体实现中三个重要的环节。第七章探索了会计道德教育问题。从会计伦理问题治理的角度看,会计道德教育是会计治理理论框架中最为基础而目前又最为薄弱和被人忽视的环节和方面。充分发挥会计道德教育的作用,必须更新观念,在会计道德教育制度、会计道德教育环节、会计道德教育内容、会计道德教育方法等方面实现创新。同时,加强会计道德建设,防范和治理会计失信败德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立足于会计从业人员这一主体,通过唤醒和培育会计人员的道德良心。企业的会计良心和会计师的职业良心构成了会计良心的双重性结构。会计良心具有二重性结构模式,与此相适应,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培养和建设会计良心。从会计道德教育的目的看,他律式的组织道德教育和自律式的自我道德教育的效果实现,是会计高尚道德人格的形成重要途径。自律与他律相补充,才能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会计道德境界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雇佣型”境界、“尽职型”境界、“献身型”境界。用教育凝聚人心,用文化激励人心,只有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有效的会计道德教育,才能使“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作假账”这一思想深入人心。

刘喜民^[10]（2010）在《金融海啸下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文中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给整个金融市场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衍生品的神秘性和挑战性,对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同时,也对现行会计理论和制度造成冲击并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概括了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现状;并根据衍生金融工具的特征,从对会计要素的定义、确认、计量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分析了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对传统会计理论和准则的冲击和挑战,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的的原则和方法,以推动我国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发展和完善。

二、新世纪初始年谈会计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初始年谈会计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2）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生产性林木资产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EVA在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7）从单干到社员：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解放”想象及其困境（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区军政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会计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金融海啸下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世纪初始年谈会计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吉利汽车并购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胡双依. 华东交通大学, 2021
• [2]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十七年“戏改”过程中的民间与国家 ——以福建地方戏为考察中心[D]. 白勇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4]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型研究[D]. 苏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5]生产性林木资产的会计信息披露研究[D]. 黄雪群. 福建农林大学, 2013(04)
• [6]EVA在输变电工程经济评价中的应用[D]. 童军. 浙江大学, 2012(06)
• [7]从单干到社员：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解放”想象及其困境（1949-1966）[D]. 王再兴. 上海大学, 2012(11)
•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省区军政体制研究[D]. 刘迪香. 湖南师范大学, 2011(07)
• [9]会计伦理问题研究[D]. 王双云.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1)
• [10]金融海啸下我国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制度[J]. 刘喜民. 财会通讯, 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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