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桂林市1995～2000年疟疾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许秋利[1]（202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病之一,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3大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orld Malaria Report 2020》显示,2015-2019年全球在减少疟疾负担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疟疾发病率基本停滞在57例/1000高危人口,疟疾死亡率的下降也在放缓。2019年全球估计有2.29亿疟疾病例和40.9万相关死亡病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于2010年启动了《全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从2017-2020年,中国已连续4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如期实现了行动计划的目标。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入境人数日益增多,输入性疟疾已成为我国巩固消除疟疾成果的主要威胁。2010-2019年,全国共报告疟疾病例37 04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占比高达78.95%（29248/37047）。尽管当前开展了一些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输入性疟疾给患者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如何评价和降低输入性疟疾带来的经济负担,是我国消除疟疾后期亟需考虑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位于中国南疆,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四大疟疾高度流行区之一。2010-2019年广西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占同时期全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总数的10.70%（3 130/29 248）,且病例以恶性疟（72.88%,2 281/3 130）为主。以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为样本开展经济负担评价,对于控制和降低疟疾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的:1.分析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的监测和响应提供决策依据。2.评价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情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降低病例的经济负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收集整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基本资料,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2.收集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广西各级卫生机构诊断并上报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对经镜检确诊的病例通过医院病案调取、现场走访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开展疟疾治疗相关的经济负担调查。对输入性疟疾患者产生的经济负担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索疟疾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第一部分获取的广西输入疟疾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推算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的总体经济负担。结果:（1）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2012-2019年广西共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3 011例,其中确诊病例3 005例（99.80%）,临床诊断病例6例（0.20%）。确诊病例中,恶性疟有2234例（74.34%）,间日疟有274例（9.12%）,卵形疟有406例（13.51%）,三日疟有38例（1.26%）,混合感染有55例（1.83%）;病例的感染地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96.84%,2 788/2879）,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2012-2019年广西所有确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男性有2 956人（98.17%,2956/3 011）,女性有55人（1.83%,55/3 011）;病例年龄主要集中在30-49岁,占病例总数的66.76%（2010/3011）;职业以在境外务工为主,占比高达92.61%（2671/2884）;除2013年6月上林县发生一起聚集性输入性疟疾事件外,其余各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报告的月份没有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市分别是南宁市、河池市和桂林市,占全自治区病例总数的87.61%（2638/3011）;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县分别是上林县、全州县和大化瑶族自治县,占全区病例总数的 76.56%（2 308/3 011）。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诊断机构中,县级机构占比最高（83.66%,2 519/3 011）,其次是地市级机构、省级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等;2013年广西疟疾病例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最少（2d）;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病例的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均为3d;2017-2019年广西重度（住院）病例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占比最高（75.91%,624/822）,轻度（门诊）病例次之（22.75%,187/822）,危重病例最少（1.34%,11/822）。（2）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本次经济负担研究共收集202例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信息,其中门诊病例28人,住院病例171人,危重病例3人。门诊病例的直接经济负担较低,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0.00元;住院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 032.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60.00元;危重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5 000.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600.00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院病例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疟疾种类之间的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地市级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县级医院;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高于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P<0.01）,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分析显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化验费（52.47%,1 515.75/2 888.81）、药物费（21.68%,626.31/2 888.81）和检查费（10.68%,308.50/2 888.81）,而诊查费（2.08%,60.00/2 888.81）、注射费（1.58%,45.65/2 888.81）、护理费（1.31%,38.00/2 888.81）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中的占比很小。门诊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353.13元;住院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706.26元;危重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10 123.02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院天数（P<0.01）、发病-确诊天数（P<0.01）、医院等级（P<0.01）之间的住院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年龄、疟疾种类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广义可加模型结果表明,住院天数（P<0.01）与发病-确诊天数（P<0.01）对经济负担有影响。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为3 250 375.22元,且总体经济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结论:1.广西输入性疟疾主要来自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病例多为恶性疟（74.34%,2 234/3 005）,且以 30-49 岁（66.76%,2 010/3 011）、男性（98.17%,2956/3 011）为主;病例职业以在境外务工（92.61%,2 671/2 884）为主;卵形疟病例在逐年增加,当前已超过间日疟占比;输入性疟疾病例初诊机构主要集中在县级机构,其次是地市级和省级机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重度（住院）病例占比最高,轻度（门诊）病例次之,危重病例最少。2.输入性疟疾门诊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低,住院病例和危重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重,其中危重病例的经济负担超过2019年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住院费用中占比较重的分别是化验费、药物费和检查费,而诊查费、注射费、护理费等在住院费用中的占比较低。住院天数、发病-确诊天数是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即住院天数越长、发病-确诊天数越长,患者的经济负担就越重。3.2017-2019年广西全区随着输入性疟疾病例的逐年减少,总体经济负担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为降低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要尽早发现和确诊病例,科学合理地缩短住院时长,同时还要巩固当前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性疟疾疫情暴发及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地再传播。
李保平[2]（2020）在《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3年12月正式生效,是全球最重要的多边环境公约之一。《公约》确立了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名古屋议定书》是专门针对实现第三个目标而缔结的具体协议。《议定书》规定了利用方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应得到提供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并在“共同商定条件”下与提供方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此等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惠益可包括适当转让技术或提供资金等形式,亦应顾及遗传资源和生物技术的所有权问题。《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后,各缔约方通过立法、行政或政策等措施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由于国情和体制的差异性,中国在履行《议定书》时遇到较多的“水土不服”问题,至今尚未建成有效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议定书》条款,结合中国实际,识别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1）法律术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和应用。（2）如何实施不同权属类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3）中国如何协调与《议定书》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解决好上述关键问题有利于我国的履约工作。本研究选取了湖南、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民族生态学田野调查,运用多学科交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等方法,比较研究了壮族、瑶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社区与“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异同,构建了“土着和地方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湖南保靖黄金茶、广西桂林罗汉果等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和专利审查,探讨了不同权属类型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通过对广西参与式玉米品种选育、瑶族传统医药知识等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在履行《议定书》过程中如何协调与其他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法律用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与应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提出了“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名古屋议定书》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很多核心条款都涉及到“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别规定了使用方在获取“土着与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时,要征得“土着与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并与“土着与地方社区”公平分享惠益。因此,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必须首先要解决“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及在中国的适用范围。本文在词源和法律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取了国际“土着和地方社区”的基本特征,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与“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异同,建立了“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资源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世居性、自我认同、自治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11个二级评价指标及15个辅助量化指标。利用此评价体系与我国广西壮族（马山和那坡县）、瑶族（金秀县）和毛南族（环江县）的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由于广西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差异较大,壮族除黑衣壮支系和地方社区,总体上已不具有“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瑶族在地方社区水平上保持了“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毛南族在社区水平上保持了“土着与地方社区”的基本特征。由此得出: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而辨别少数民族是否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时,不能对整个民族而论,而应以具体的地方社区作为评估单元。这将为我国在履约过程中应对由“土着和地方社区”概念带来的难题,有效实施公约重要条款提供技术支撑。2、不同权属类型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规定了适用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遗传资源应是此种资源的原产国或已履行公约而合法获取此种资源的国家,具体如何实施取决于原产国的法律规定。因此,需要进一步追溯和明确遗传资源的原始提供方,以确定遗传资源的权属主体,进而确保遗传资源的原产地提供方能够分享惠益。本研究在分析公约规定和我国相关法律文本的基础上,探讨了遗传资源的权属理论和实际权益应用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三种遗传资源的原产地类型,探讨了各类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应用模式:（1）原产地社区明确。在原产地社区可认定的情况下,可由该遗传资源的原产地社区代表直接与利用方进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谈判。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该类型的遗传资源时,应事先征得社区及其代表的知情同意,然后双方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共同商定条件,通过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分享因开发利用此种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2）原产地社区不能明确。在原产地范围较大（如超出乡域或县域）而不能确定遗传资源具体地方社区的情况下,可由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当地政府指定遗传资源主管部门（环保、农业、林业、中医药等）作为具体的权属主体代表履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程序。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此类遗传资源时,应与地方主管部门在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原则下公平惠益分享,惠益可用于辖区内该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遗传资源具有多个原产地。对于一种遗传资源在多个省份拥有原产地的情况,可由原产地的省级政府作为权属主体代表。涉及国外客体时可由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作为权属主体,直接履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程序,惠益可作为生物多样性基金用于促进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不同权属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规定了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应为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土着和地方社区”。《名古屋议定书》要求土着与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并确保“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原则的实施。我国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类型众多,权属复杂,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时将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旨在梳理传统知识的不同类型,在相应权属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传统知识的获取与益分享模式:（1）来自于土着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当获取的传统知识来自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少数民族地方社区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社区应作为该类型传统知识的权属主体,对该类型的传统知识享有共同产权。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此类型的传统知识时,须在当地少数民族社区的有效参与下,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和程序,与当地社区签订“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合同。（2）来自非土着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这类传统知识来自不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地方社区,或者来自个人和家族,或者来自其他收集、保存和使用单位,其权属主体可以是个人、集体社区、单位机构或者国家。对于权属主体为个人、家族和地方社区的,可参照“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模式,与传统知识的实际持有人进行惠益分享;对于权属主体为单位机构、国家或者权属主体不能确定的,应由国家指定相应的权属组织代表行使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权利。（3）文献化的传统知识。这类传统知识在历史上由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如《本草纲目》等经典药方知识,多数已无法追溯来源及权属,成为国家瑰宝。当国外利用方获取并利用此类传统知识时,国家可指定相关主管部门（如中医药管理局等）作为权属主体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条款,并对国外使用的情况进行追踪和监管,将应得惠益用于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等的保护和传承。4、协调相关公约之间的关系除了《名古屋议定书》,其他一些国际文书也涉及到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在这些公约或协定中,有些与《议定书》的原则相一致,有些与《议定书》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是这些公约和协定的缔约方（少量为观察员）,并由国内不同的政府部门牵头履行。然而,在各自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时,部门政策和相关行动可能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这将影响国际义务的履行,并有损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本研究梳理了主要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目标和要点内容,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冲突及协同增效途径。如以广西参与式玉米育种为案例,探讨了新品种保护制度中产权主体分配存在的弊端,针对植物新品种制度中的社区主体产权失衡,提出了产权主体重构的建议;以广西瑶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为例,分析了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局限性,提出构建传统知识的特殊保护制度等建议。并以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时出现的问题,提出履约的协同增效模式和建议。综上,本文运用生态学、民族学及法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针对中国在履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首次构建了适合国际概念和中国国情的“土着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以少数民族具体社区作为“土着与地方社区”的评估单元,有效避免了以单一民族作为评估单元造成的履约困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能够全面有效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本文提出的遗传资源信息权、实物财产权等遗传资源权属理论,不同类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可为国家和地方生物多样性立法、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黎军,林康明,韦树娇,张伟尉,冯向阳,燕慧[3]（2020）在《广西壮族自治区70年疟疾防治成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疟疾曾经在广西严重流行,1950年之前年疟疾患者数不少于500万。目前我国处于消除疟疾阶段,面临日益增长输入疟疾防控压力。本文对广西1950-2020年疟疾在流行阶段和控制阶段所采取的防控措施进行回顾性描述,对消除阶段疫情概况和防控策略措施进行总结,完整呈现广西消除疟疾进程,同时为消除后阶段防止输入性疟疾再传播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
涂洪润[4]（2020）在《桂林市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组成及其区系特征》文中研究指明分析桂林市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组成及其区系特征,不仅可以了解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及利用情况,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该区域药用植物资源提供参考。同时通过研究叠彩区野生药用植物区系,丰富了本地区植物区系资料,揭示了同邻近地区药用植物区系的关系,探讨了该区药用植物区系的性质及起源,对于寻找新的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中药区划和深化对有关区系地理问题的认识等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基于实地踏查,通过文献查阅、市场及访问调查、标本采集与鉴定等工作,对叠彩区药用植物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叠彩区药用植物的组成特点,分析了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生长型和生活型、特有种和珍稀濒危物种、外来种和栽培种、药用特征等内容,并研究了该地区野生维管植物区系的数量组成、地理成分以及与相邻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最后讨论了叠彩区药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管理中的问题,以期为叠彩区药用植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促进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与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的依据。本文研究结果如下:1.叠彩区药用植物是广西药用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药用植物640种,隶属于154科467属。野生药用植物则是本区域内药用植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占药用植物总种数的72.34%。本地区共有野生药用植物463种,隶属于131科340属。野生药用植物科的组成以单种科（含1种）和寡种科（含2-5种）为主;属的组成以单种属（含1种）和寡种属（含2-4种）为主。科内种和属内种的数量结构表明野生药用植物有明显的优势科和优势属现象。2.根据叠彩区药用植物生长型和生活型的划分结果可知:本地区药用植物生长型以一、二年生和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为主,共有313种,占总种数的48.91%,最少的为藤本植物有69种。本地区药用植物的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为主,有264种,占总种数的41.25%,最少的为地面芽植物有50种。3.叠彩区内属于我国特有和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分布较少。属我国特有药用植物33种,隶属于24科28属,其中,广西的特有种3种,隶属于3科3属。珍稀濒危药用植物13种,隶属于12科12属。本地区药用植物中属于外来和栽的程度并结合相关文献将其划分为6个入侵等级。药用植物中属栽培类有117种,隶属于60科107属。4.叠彩区640种药用植物按入药部位的不同可划分为11类,其中以全草类入药的最多,共有215种,占总种数33.59%;其次是根类,有203种,占总种数31.72%。以全草类、根类为主要的药用部位,对药用植物有较大损害甚至具有毁灭性。按药用部位的药性可划分为5类,其中平性类的药用植物种类最多,有209种,占总种数32.66%,所占比例最少的是热性类药用植物。一个药用部位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药味,按药用部位药味的不同,叠彩区药用植物药味可划分为7种类型,其中以苦味药最多,有318种,占总种数49.69%,所占比例最少的是咸味药。叠彩区药用植物功效类型多样,可分为21类,其中以清热药最多,有265种,占总种数41.41%。5.叠彩区野生药用植物区系成分复杂,表现为热带分布为主且呈现向温带过渡的趋势。从科的区系类型看,叠彩区药用植物131科共有9个分布区类型及6个变型。其中热带科69科,占非世界性科总数的81.17%,在本地区分布的科内占绝对优势。从属的区系类型看,叠彩区药用植物340个属可划分为12种分布区类型及16个变型,其中热带性质的属有180属,占非世界性属总数的63.38%。从科和属级水平看,热带成分占有明显的优势,表明本研究区的药用植物区系具有明显的热带、亚热带性质,这也符合叠彩区药用植物区系处于华南植物区系所呈现出的典型中亚热带气候。其中,热带分布以泛热带广布为主,表明本地区缺少典型的热带分布类型,而温带分布中北温带典型分布有36属,占总属数的12.67%,表明温带分布的属在本地区分布分化良好,如松属（Pinus）的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在本地区大面积自然分布,所以本地区植物区系主要为热带性向温带性过渡的类型。6.本地区药用植物的单种属（含1个种）较多,但特有程度低,植物区系有一定的古老性和独特性。药用植物属的组成以单种属为主,单种属内的很多属都是起源于温带和中国特有分布的原始类群,说明了本地区地理区系起源具有一定的古老性,这也符合叠彩区所属的桂林热带岩溶发育历史和地质地貌的特点。这些单种属和特有属在本地区分布广泛,一些属内种甚至成为本地区植被演替过程中的建群种或关键种,它们经过长时间的发育进化已经完全适应了岩溶石山地区的亚热带气候,并向热带气候过渡,最终演变为热带性分布。本地区药用植物区系的特有程度低,没有特有科的分布,特有种中中国特有分布仅有两种,但东亚及中国特有分布属共28属,这表明本地区的药用植物区系具有一定的独特性。7.叠彩区与邻近地区植物区系特征的比较表明,其与临桂区、恭城瑶族自明显的纬向地带性,随纬度的升高,药用植物区系的热带性质逐渐减弱。根据R/T值的大小结合植物区系谱分析可知:从全局来看,影响某一地区药用植物区系分布类型的主要因素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地貌变迁;从局部地区来看,纬向地带性、异质性生境、地形地貌特征等因素导致了水热条件的差异从而影响了地区药用植物的分布类型。
马玉贞[5]（2020）在《2008-2017年同心县主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法定传染病流行情况,分析影响该县居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和空间聚集性,为该县制定传染病防治策略和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08-2017年同心县法定传染病数据来源于同心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口资料来源于同心县公安局,行政区划电子地图来源于同心县政府。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采用一般描述性分析该县法定传染病流行概况及5种主要传染病的时间、性别、年龄、职业、地区分布特征。（2）采用Moran’s I、LiSA值分析主要传染病的全局自相关性和局部区域发病率的分布模式。（3）采用回顾性离散型Poisson时空扫描统计量探测主要传染病聚集区域、范围和聚集时间,并对聚集区域的危险度进行定量评价。结果:2008-2017年间,同心县累计报告法定传染病21种10015例,年均发病率为259.59/10万。其中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累计报告14种5701例,年均发病率为147.77/10万;丙类传染病累计报告7种4314例,年均发病率为111.82/10万。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其他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年均发病率居前5位,是影响该县居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1）病毒性肝炎:2008-2017年间,该县累计报告病毒性肝炎病例1792例,年均发病率为47.02/10万。无明显季节性特征。患者中男性占比50.08%,男女性别比为1.15:1。15-34岁年龄段人群发病最多（48.28%）。农民患者最多（84.04%）。10年间,兴隆乡（80.37/10万）、河西镇（66.30/10万）和丁塘镇（63.20/10万）年均发病率位居全县前三。2011年、2014-2016年发病率存在正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在0.4612-0.5884之间,P<0.05）。High-High分布模式主要位于该县西部,涉及兴隆乡、丁塘镇、河西镇、豫海镇和石狮管委会。Low-Low分布模式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下马关镇和中部的预旺镇。时空扫描探测到3个聚类区域,一级聚集区（LLR=159.236761,RR=3.73）以河西镇为中心,半径为13.85Km,聚集时间为2015-2016年,涉及乡镇包括丁塘镇,部分地区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吻合。（2）肺结核: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1479例,年均发病率38.37/10万,12月至次年2月发病较多。男性年均发病率（42.84/10万）明显高于女性（33.74/10万）,患者男女性别比为1.15:1。发病人群以60-79岁年龄段最多。农民群体发病最多,占比86.69%。10年间,田老庄无病例报告,窑山管委会（150.70/10万）年均报告率最高。2012-2016年该县肺结核发病率存在负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的绝对值在0.4251-0.7251之间,P<0.05）,呈分散性分布。High-Low分布模式区域主要位于窑山管委会。Low-High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田老庄乡、河西镇和韦州镇。时空扫描探测到2个聚类区域,其中一级聚集区位于窑山管委会（LLR=19.3652811,RR=2.87）,聚集时间为2012-2016年,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基本吻合。（3）流行性腮腺炎: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1486例,年均发病率为37.92/10万。5-7月高发。报告病例中男性占比63.32%,男女性别比为1.70:1,男性年均发病率（47.15/10万）明显高于女性（28.34/10万）;0-14岁年龄段高发,占比94.95%;学生和散居儿童群体患者居多,累计占比88.10%。10年间,豫海镇（190.00/10万）、兴隆乡（81.10/10万）和马高庄乡（70.84/10万）年均发病率位于前三位,下马关镇最低（9.82/10万）。2017年该县流行性腮腺炎发病率存在正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0.3444,P<0.05）,在全县范围内呈聚集性分布。其余年度空间相关不明显,呈随机分布。High-High分布模式区域主要位于兴隆乡、丁塘镇和河西镇。Low-Low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下马关镇和窑山管委会。时空扫描探测到4个聚类区域,一级聚集区（LLR=159.236761,RR=3.73）以兴隆乡为中心,半径为13.85Km,聚集时间为2015-2016年,涉及乡镇包括豫海镇,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吻合。（4）其他感染性腹泻: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1059例,年均发病率为27.50/10万。6-9月发病最多;男性患者占比60.84%,性别比为1.55:1,男性年均发病率（32.76/10万）明显高于女性（22.03/10万）;0-4岁年龄段高发,占比52.12%;学生和散居儿童群体患者居多,累计占比88.49%。10年间,河西镇（48.31/10万）、王团镇（42.17/10万）、窑山管委会（41.96/10万）和兴隆乡（38.14/10万）年均发病率较高,韦州镇最低（1.18/10万）。2008-2017年发病率全局空间相关不明显,为随机分布。High-High-聚集区主要位于该县西部丁塘镇、石狮管委会和豫海镇。Low-Low聚集区主要集中在下马关镇。时空扫描探测到4个聚类区,涉及该县一半以上乡镇,且聚集时间不一致,与空间自相关结果一致。（5）布鲁氏菌病:2008-2017年间,累计报告946例,年均发病率为25.07/10万。男性患者年均发病率（35.23/10万）明显高于女性（14.49/10万）,男女性别比为2.54:1。4-7月发病最多,占比50.26%。以青壮年居多,25-54岁年龄段患者占比63.01%。报告病例中农民占比90.52%。10年间,田老庄乡（58.13/10万）、张家垣乡（33.34/10万）和王团镇（32.30/10万）年均报告率位居全县前三位。2008年、2012年和2015年报告发病率存在正向全局自相关性（全局Moran’s I>0,P<0.05）。High-High聚集区位于窑山管委会、预旺镇和下马关镇。Low-Low聚集区主要集中在该县西部的兴隆乡、河西镇。时空扫描探测到2个聚类区,一级聚集区（LLR=110.77452,RR=2.12）以窑山管委会为中心,半径为19.89Km,聚集时间为2015-2016年,涉及乡镇包括丁塘镇、田老庄乡和石狮管委会,部分地区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的热点区域吻合。结论:2008-2017年间,该县法定传染病发病较以往有所改善,传染病防控效果良好。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其他感染性腹泻和布鲁氏菌病是危害该县居民健康的主要法定传染病。（1）流行趋势:除布鲁氏菌病、流行性腮腺炎外的三种主要传染病年均发病率均低于同期其他省市水平。（2）流行特征:时间、人群分布特征与国内相关结果基本一致,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应因地因病精准施策,分区分类重点防治。
倪胜[6]（2018）在《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时空趋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目的】对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了解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居民法定传染病死亡情况、发展趋势和病种死因顺位,为相关部门制定传染病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线索。【方法】主要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对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兴宁区、宾阳县、柳北区、秀峰区、合浦县、凌云县、罗城县）居民的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乙丙类39种法定传染病进行病种划分,依据根本死因的ICD-10编码进行筛选;应用Microsoft Excel 2013、SPSS 16.0软件计算性别、城乡别、年龄别、民族别等不同层次的传染病死亡率、标化死亡率、死因顺位、构成比等指标,对两个或以上的死亡率采用卡方、列联表卡方检验,对时间序列死亡率采用趋势卡方检验,并对指标趋势和检验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和讨论。【结果】（1）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的平均死亡率为9.58/10万,标化死亡率为7.93/10万。8年间传染病死亡率呈现先升后降,总体下降的趋势,2009年达到最高点（14.03/10万）,2015年达到最低点（6.46/10万）。（2）8年间广西居民传染病死因顺位的前5位依次为:肺结核（4.24/10万）、病毒性肝炎（3.53/10万）、艾滋病（0.80/10万）、狂犬病（0.30/10万）、流感（0.23/10万）。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占到总死亡的89.38%,是居民传染病的主要死因。（3）性别层次上,8年来男性传染病平均死亡率为14.13/10万,标化死亡率为12.32/10万,女性传染病平均死亡率为4.61/10万,标化死亡率为3.58/10万,男性传染病死亡率显着高于女性（χ2=1012.941,P<0.001）;每一年男性的传染病死亡率都明显高于女性,数值差异约达3倍。8年来男性和女性传染病死亡率的总趋势均为先升后降,总体下降。除流感、手足口病和感染性腹泻外,其余病种的死亡率男性都显着高于女性。（4）城乡别层次上,8年来城市居民传染病平均死亡率为5.39/10万,农村传染病平均死亡率为11.50/10万,城市显着低于农村（χ2=700.385,P<0.001）。2008-2013年城市居民传染病死亡率均显着低于农村,但2014-2015年的城乡传染病死亡率差异并无显着性。艾滋病在城市地区的死亡率（1.04/10万）高于农村地区（0.68/10万）;除了艾滋病和感染性腹泻以外的其余病种在城市地区的死亡率均显着低于农村地区,数值差距约达到2倍以上。8年来农村传染病死亡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走向,总体趋势是逐年下降;城市传染病死亡率则在同一数值水平附近反复波动。（5）年龄别层次上,8年间0岁组居民传染病平均死亡率为9.50/10万,1-4岁组为3.78/10万,5-14岁组为0.33/10万,15-44岁组为3.22/10万,45-64岁组为12.22/10万,65岁及以上组为51.15/10万。每个年龄组之间的8年传染病平均死亡率和每一年内的死亡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传染病总死亡率随着年龄增大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0岁呈现第一个小高峰,在5-14岁达到低谷,之后随着年龄增大而不断增大,在65岁及以上组急剧增大;具体到各病种时,传染病死亡率随年龄增长呈现3种不同的发展趋势。除5-14岁组外,各年龄组年份别传染病死亡率总体呈先升后降,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总人口的死亡率变化趋势一致。手足口病是0岁组（32.35%,3.07/10万）和1-4岁组（73.21%,2.76/10万）居民的首要死因,狂犬病是5-14岁组（50%,0.16/10万）居民的首要死因,病毒性肝炎是15-44岁组（38.86%,1.25/10万）和45-64岁组（47.03%,5.75/10万）居民的首要死因,肺结核是65岁及以上组（55.82%,25.55/10万）居民的首要死因。艾滋病的构成比在15-44岁组（22.54%）居民达到最高,之后随年龄组的升高不断降低。（6）病种年份别层次上,除了2009年和2010年,8年间居民传染病死因顺位的前3位均为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这3个病种每年的构成比合计均超过86%,但是不同年份顺位有所变化。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死亡率的年份别总趋势都是先上升再下降,在2009-2010年达到高峰,后逐年降低或波动式降低。流感死亡率在2009年达到高峰（0.87/10万,6.22%）,在其余年份都稳定在低水平波动。手足口病死亡率在2010年（0.90/10万,6.60%）达到高峰后下降,并有两次回升。艾滋病死亡率先缓慢上升再波动下降,在2012年达到高峰（1.13/10万,13.64%）。（7）监测点别层次上,肺结核是合浦县（61.14%,5.92/10万）和兴宁区（56.98%,4.53/10万）居民的首要死因;病毒性肝炎是宾阳县（45.06%,5.91/10万）、凌云县（49.59%,4.00/10万）、柳北区（36.08%,1.01%）、罗城县（42.09%,6.18/10万）和秀峰区（40.54%,2.39/10万）居民的首要死因。狂犬病和流感的死亡率在罗城县较为突出;罗城县（14.69/10万）和宾阳县（13.13/10万）居民的传染病死亡率明显高于其他县区。艾滋病传染病死亡率在宾阳县、柳北区、兴宁区和秀峰区较为突出。（8）民族别层次上,主要民族的各年度总传染病死亡率和8年间平均传染病死亡率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肺结核是汉族居民的首要死因（47.29%,4.56/10万）,病毒性肝炎是壮族（43.18%,4.14/10万）、瑶族和仫佬族居民的首要死因。流感的死亡水平在瑶族（11.76%,0.80/10万）和仫佬族（15.15%,1.77/10万）居民中要明显高于汉族和壮族。肺结核的死亡水平在汉族中要显着高于其余民族。感染性腹泻的死亡水平在汉族中要显着低于其余民族。【结论】（1）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传染病流行趋势总体呈现主体规律性,即在主体民族（汉族和壮族）、主体年龄组（15岁及以上）、主要病种（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和主要城乡占比（农村）上呈现相似的变化趋势,并同时呈现在男性、女性和总人口的死亡率变化趋势上,即传染病死亡率随时间推移先升高,在2009-2010年达到高峰后波动下降。说明以往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卓有成效,防控效果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应该继续保持和不断完善。（2）肺结核、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是8年间广西居民传染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提示对这3种疾病应重点加大宣传和干预的力度,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3）男性传染病总死亡率和主要病种死亡率都显着高于女性,提示应从整体上更加重视男性居民的传染病宣传和防控工作。（4）城市地区居民主要传染病死亡率均显着低于农村地区,但艾滋病死亡率显着高于农村地区,说明应该关注城市化中心区域高聚集性和高流动性人群的传染病状况,尤其是艾滋病。提示我们要注意完善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户籍外出至城市地区常住务工人员的艾滋病宣教、筛查和报告机制,提高上报的完整率。（5）不同年龄时期传染病的流行和死亡表现出鲜明的病种特征。提示应该针对各年龄组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传染病病种宣传与防治措施。（6）手足口病可能存在跨年流行的趋势,有可能是导致1-4岁组传染病死亡率跨年波动的原因之一。2009年在罗城县及邻近区域可能发生了一次一定程度的流感流行。（7）民族间的总传染病死亡水平差异很小,但主要病种的传染病死亡水平有差异。仫佬族的传染病流行情况具有单独的特征,提示可以关注民族聚居区的特殊人文与自然环境。第二章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时空趋势研究【目的】运用GIS技术,以行政村（居委会）为尺度,对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居民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了解法定传染病死亡空间分布趋势,并对空间分布趋势进行研究对比和综合分析,为制定科学的传染病防控策略提供依据和线索。【方法】收集整理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兴宁区、宾阳县、柳北区、秀峰区、合浦县、凌云县、罗城县）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地理信息数据,运用Arc GIS 10.0软件绘制监测点数字地图,对传染病死亡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计算和检验。绘制传染病死亡率地区分布图、反距离加权插值分析（IDW）图,进行LISA分析、缓冲区分析,可视化反映传染病死亡率的空间分布状况、空间聚集特性、空间聚集半径、空间关联模式、空间因素相关性和死亡风险。【结果】（1）以1年或2年时间跨度进行IDW绘图和LISA分析,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传染病死亡在大部分区域呈现散发趋势,无明显空间聚集特性;将时间跨度扩大到4年,有4个监测点存在可以探测到的死亡率高发聚集区和稳定的低发聚集区,死亡率以高发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状下降。（2）以4年时间跨度进行IDW绘图和LISA分析,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3个主要病种的传染病死亡在大部分区域无明显空间聚集特性。（3）凌云县传染病死亡率分布呈现东北、西南和西北三个高发带,中心强度为3/10万以上,呈现H-H关联模式;在中部邻近数个村附近呈现稳定的低发现象。随时间推移高发带内部的高发中心有所转移,但仍沿县道及县道与省道的交汇点沿线分布。（4）柳北区具有以砂糖街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中部传染病死亡高发聚集区,中心强度10/10万以上,呈现H-L关联模式;在东部、南部和西北部都呈现稳定的低发现象。高发中心明显受到国道县道交汇点的影响。（5）罗城县传染病死亡率呈现东部高发聚集中心、东北部高发带和西部高发聚集区三个高发聚集区域,最高中心强度10/10万以上,呈现H-H关联模式;在西北部存在比较稳定的低发区域。随时间推移,除东部高发聚集区外的高发区域强度和辐射半径都有减弱的趋势。东部聚集区明显受到省道县道交汇点的影响。（6）兴宁区传染病死亡率呈现中西部高发带和东部高发聚集区,中心强度5/10万以上,呈现H-H关联模式;在中部偏东地区和西部存在两个比较稳定的低发区域。随时间推移中西部高发带朝南沿县道及国道县道交汇点方向转移;东部高发中心强度和辐射半径明显减弱。（7）秀峰区传染病死亡率没有探测到明显的高发聚集现象,但其高值区域分布有可能受到国道沿线的影响。【结论】（1）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中的4个监测点的法定传染病死亡在较大的时间跨度（比如4年）上具有空间聚集特性,提示这4个地区存在某些具有一定规律空间分布特征的传染病死亡危险因素。（2）IDW空间插值和LISA分析在目标节点值的数量、节点分布和多边形对象形状上有一定的要求,对例数分布过少的对象分析局限性较大,需要辅助其他分析方法。（3）传染病的某些死亡危险因素具有流动性,首要高发聚集区中心位置比次高发聚集区随时间变化呈现更为稳定的状态;病源人群和易感人群的流动性、城市化、地区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变等因素值得注意。（4）交通网络中的国道、省道和县道沿线对传染病死亡率的高发中心位置有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国道、省道和县道交汇处500米辐射半径对传染病死亡率高聚集性中心位置有影响;乡道沿线与传染病死亡率高发区的分布之间没有发现明显关联。（5）人群流动趋势与主要传染病传播具有明显的联系,应该注意完善传染病死亡高发中心,尤其是位置和强度都持续稳定的高发区域及相邻区域的监控和干预措施,对疫源人群宣传公共卫生知识和规范,培养健康的公共行为。
田孟[7]（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指出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熊昊,潘定权,唐国荣,李革莉,潘海,贺力平,张灵通,蒲宏清,林康明,韦树姣,黎军,黄亚铭[8]（2017）在《1950～2015年广西桂林市疟疾防制效果分析》文中提出目的分析桂林市65年疟疾防制效果,为今后疟疾防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整理该市下辖的12个县19502015年历年疟疾防治资料,采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图表制作。结果 20世纪70年代以前该地区疟疾在当地居民中呈自然流行状况,感染的疟原虫种类有3种,有3种主要传疟按蚊种群存在。疟疾发病率最高的1955年和1961年分别为3513.46/10万和3354.91/10万,50年代和60年代疟疾死亡病例数分别为810例和252例。70年代恶性疟流行被有效控制。21世纪以来当地居民未发现疟疾病例。80年代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均在国内疟疾流行区感染,90年代有4.87%的疟疾病例在东南亚国家感染,近五年有97.47%疟疾病例在国外感染,在非洲感染的占72.73%,恶性疟占62.34%,每年均有重症疟疾病例出现。结论目前该市各县区均已达到国家消除疟疾标准,但仍然受到输入性疟疾威胁,需继续加强监测和控制。
黎军,杨益超,张伟尉,韦树娇,林康明[9]（2016）在《广西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中期评估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西曾是我国历史上四大高疟区之一,也曾是恶性疟和间日疟严重流行区。建国前部分地区居民脾肿率3%58%,疟原虫阳性率7.1%84.9%,年病例数在500万以上。1952—1958年全广西发病人数12.5万54万,发病率68.08/万103.88/万。1954年成立广西自治区卫生防疫站,1958年成立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各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设置寄生虫病防治科（组）,疟疾防治得以全面开展。1980年起发热病人血检成为发现传染源主要技术手段,血检覆盖至村屯,覆盖率不低于95%,当年全广西发病率降至4.76/万。1990年至1999年,广西报告病例11 557例,本地病例5 735例,发病率降至不足万分之一（1999年,0.95/万）;2000年广西继续实施基本消灭疟疾及巩固成果策略,至2008年109个市县均达到部颁基本消灭疟疾标准,2000—2009报告病例2 122例,本地病例289例,病例数较上个10年下降81.64%,内源性病例下降94.96%。2010年《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实施以来,在自治区各级党政及卫生计生等有关部门领导下,防治工作得以加强。针对以输入性病例为主且逐年快速增长特点,主要加强了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广泛开展涉疟临床医生诊疗培训,同时巩固市、县、乡疟原虫镜检能力;二是开展全民健康教育,侧重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地区,提高民众对疟疾了解,改善就医依从性;三是对返乡人员全员筛查,掌握一人,筛查一人,随访一人,早发现早治疗。2010—2015年,除2012年出现1例内源性病例外,其余2 068例为输入性,发病率继续控制在1/10万以下,期间在2013年广西上林县出现输入性聚集性疫情暴发,经精心组织,科学防治,实现了无二代和死亡病例发生。至2016年1月,全广西所有县均已通过消除考核。
李锦辉,黎军,毛玮,林康明,韦海艳[10]（2014）在《2009-2011年粤桂琼联防区广西八市县疟疾流行特征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粤桂琼联防区广西8市县2009-2011年疟疾监测结果和流行特征,为调整疟疾监测和控制疟疾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收集8市县2009-2011年疟疾疫情资料和监测数据,分析评价疟疾流行和防治效果。结果 2009-2011年,8市县疟疾发病率分别为0.01/10万、0.04/10万和0.23/10万,2010年发病率比2009年上升300%,2011年发病率比2010年上升475%,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常住人口发热患者血检40 379人次,未检出本地感染疟原虫阳性;流动人口发热患者血检19 992人,疟原虫阳性率0.08%。结论广西本地传播疟疾流行得到有效控制,流动人口输入疟疾导致发病率上升。落实流动人口疟疾监测和管理措施,防止输入性疟疾传播,才能巩固防治成果。
二、桂林市1995～2000年疟疾监测结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桂林市1995～2000年疟疾监测结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我国疟疾流行概况 |
| 1.2 广西疟疾流行概况 |
| 1.3 疟疾经济负担研究 |
| 2 研究目标 |
| 3 技术路线 |
| 4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例分类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总体情况 |
| 2.2 感染来源 |
| 2.3 三间分布 |
| 2.4 就诊机构 |
| 2.5 发病-确诊天数 |
| 2.6 病情程度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5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基本信息 |
| 2.2 直接经济负担 |
| 2.3 间接经济负担 |
| 2.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 |
| 2.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3 讨论 |
| 3.1 基本情况分析 |
| 3.2 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3 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分析 |
| 4 结论 |
| 4.1 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 |
| 4.2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5 参考文献 |
| 研究小结 |
| 1 结果与建议 |
| 2 研究的创新点 |
| 3 研究局限性与建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2）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概念术语及适用范围 |
| 1.2.2 有关产权理论的评析 |
| 1.2.3 《名古屋议定书》与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 |
| 1.2.4 尚未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 |
| 1.3 选题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梳理 |
| 2.2.2 “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理解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2.3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与“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2.2.4 相关国际文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研究 |
| 2.3.2 专家咨询 |
| 2.3.3 实证研究 |
| 2.3.4 数理统计分析 |
| 2.4 研究选点和时间安排 |
| 2.4.1 研究区域 |
| 2.4.2 选点原因 |
| 2.4.3 时间安排 |
| 2.5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中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梳理 |
| 3.1 《名古屋议定书》的产生背景及谈判的焦点问题 |
| 3.1.1 《名古屋议定书》的产生背景 |
| 3.1.2 《名古屋议定书》谈判的焦点 |
| 3.2 《名古屋议定书》主要条款的梳理 |
| 3.3 中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
| 3.3.1 法律术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和应用 |
| 3.3.2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3.3.3 相关国际文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第四章 “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理解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土着和地方社区”概念的理解 |
| 4.2.1 “土着和地方社区”的词源分析 |
| 4.2.2 国际组织和不同公约对“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理解 |
| 4.2.3 中国对“土着”和“少数民族”的理解 |
| 4.2.4 研究假设 |
| 4.3 “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指标的筛选与评价 |
| 4.3.2 “少数民族社区”与“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比较研究 |
| 4.3.3 “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4 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验证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及“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5.1 要点概述 |
| 5.1.1 《公约》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权属的规定 |
| 5.1.2 中国实施公约有关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权属理论问题研究 |
| 5.2.1 遗传资源的“信息权”和“实物财产权” |
| 5.2.2 不同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划分 |
| 5.3 不同权属类型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研究 |
| 5.3.1 原产地社区可确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2 原产地社区不确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3 多个原产地情况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4 小结 |
| 5.4 不同权属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1 “土着和地方社区”持有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2 非“土着和地方社区”持有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3 文献化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4 小结 |
| 第六章 相关国际协定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6.1 《名古屋议定书》与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 |
| 6.1.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6.1.2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关系 |
| 6.1.3 TRIPS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冲突关系及其协调 |
| 6.1.4 WIPO及相关公约对传统知识的保护 |
| 6.2 中国履行相关公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
| 6.2.1 社区在传统品种保育和新品种选育中的权利 |
| 6.2.2 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对我国传统知识的保护 |
| 6.3 不同国际规则下我国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几点建议 |
| 6.3.1 协调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相关公约的关系 |
| 6.3.2 制衡新品种产权保护制度中的农民权 |
| 6.3.3 构建特殊保护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社区的权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的识别 |
| 7.1.2 “土着与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3 关于我国遗传资源的权属理论的提出 |
| 7.1.4 遗传资源不同原始提供方类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7.1.5 协调不同公约关系,促进《名古屋议定书》在中国的实施 |
| 7.2 主要建议 |
| 7.2.1 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构建 |
| 7.2.2 发挥民族地区制度先行的试点示范作用 |
| 7.2.3 加强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惠益分享的宣传教育 |
| 7.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理论概念 |
| 7.3.3 研究成果应用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ABS相关英文缩略词 |
| 附录2 少数民族社区自我认同的问卷设计 |
| 附录3 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民族生态学调查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广西壮族自治区70年疟疾防治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 1 地理位置和防控机构历史沿革 |
| 2 疟疾历史流行情况 |
| 3 疟疾历史防治策略措施 |
| 4 消除阶段疟疾疫情概况 |
| 5 最后一例本地原发病例 |
| 6 消除阶段主要干预措施 |
| 7 消除疟疾实施性研究 |
| 8 结语 |
（4）桂林市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组成及其区系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研究背景 |
| 1.1 药用植物的研究 |
| 1.1.1 药用植物的概念 |
| 1.1.2 药用植物的分类 |
| 1.1.3 药用植物资源研究现状 |
| 1.2 药用植物区系的研究 |
| 1.2.1 区系概念 |
| 1.2.2 区系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2.3 国外研究进展 |
| 1.2.4 国内研究进展 |
| 1.2.5 广西地区研究概况 |
| 1.2.6 药用植物资源及其区系研究概况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和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4.1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2 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 |
| 2.1 自然环境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质地貌 |
| 2.1.3 气候 |
| 2.1.4 水文 |
| 2.1.5 土壤 |
| 2.1.6 植物资源 |
| 2.2 社会概况 |
| 2.2.1 人文概况 |
| 2.2.2 社会经济概况 |
| 第3章 研究方法 |
| 3.1 调查方法 |
| 3.1.1 文献查阅 |
| 3.1.2 野外调查 |
| 3.1.3 访问调查 |
| 3.1.4 室内整理 |
| 3.2 数据统计及分析方法 |
| 3.2.1 种类组成特征 |
| 3.2.2 药用植物区系特征 |
| 第4章 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组成特征 |
| 4.1 种类组成 |
| 4.1.1 野生药用植物科的组成 |
| 4.1.2 野生药用植物属的组成 |
| 4.2 药用植物种的生长型和生活型 |
| 4.2.1 药用植物种的生长型 |
| 4.2.2 药用植物种的生活型 |
| 4.3 特有药用植物和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
| 4.3.1 特有药用植物 |
| 4.3.2 珍稀濒危药用植物 |
| 4.4 外来种和栽培种 |
| 4.4.1 外来种 |
| 4.4.2 栽培种 |
| 4.5 药用资源的特征 |
| 4.5.1 药用部位分析 |
| 4.5.2 药用植物的性味分析 |
| 4.5.3 药用功效类型多样性分析 |
| 4.6 讨论 |
| 第5章 叠彩区药用植物区系特征 |
| 5.1 科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
| 5.1.1 世界广布型 |
| 5.1.2 热带分布型 |
| 5.1.3 温带分布型 |
| 5.2 属的分布区类型分析 |
| 5.3 区系成分特点 |
| 5.3.1 药用植物科的特点 |
| 5.3.2 药用植物属的特点 |
| 5.4 叠彩区药用植物特有现象 |
| 5.5 与邻近地区药用植物区系特征的比较研究 |
| 5.5.1 R/T值比较 |
| 5.5.2 区系谱比较 |
| 5.6 讨论 |
| 5.6.1 叠彩区药用植物分布区类型特征 |
| 5.6.2 不同比较方法的对比 |
| 5.6.3 与邻近地区药用植物区系的比较 |
| 第6章 叠彩区药用植物开发利用现状与可持续利用策略 |
| 6.1 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
| 6.2 可持续利用策略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1.1 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组成特征 |
| 7.1.2 叠彩区药用植物区系特征 |
| 7.2 不足之处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叠彩区药用植物名录 |
| 附录2:叠彩区部分重点调查药用植物照片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5）2008-2017年同心县主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流行与防控 |
| 1.1.2 地理信息系统与传染病防控 |
| 1.1.3 同心县概况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资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1.1 病例资料 |
| 2.1.2 人口资料 |
| 2.1.3 行政区划资料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描述性分析 |
| 2.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3 时空扫描分析 |
| 2.2.4 软件实现 |
| 2.3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疫情概况 |
| 3.1.1 流行趋势 |
| 3.1.2 病种构成 |
| 3.1.3 发病顺位 |
| 3.2 病毒性肝炎 |
| 3.2.1 流行趋势 |
| 3.2.2 一般流行特征 |
| 3.2.3 空间聚集性 |
| 3.3 肺结核 |
| 3.3.1 流行趋势 |
| 3.3.2 一般流行特征 |
| 3.3.3 空间聚集性 |
| 3.4 流行性腮腺炎 |
| 3.4.1 流行趋势 |
| 3.4.2 一般流行特征 |
| 3.4.3 空间聚集性 |
| 3.5 其他感染性腹泻病 |
| 3.5.1 流行趋势 |
| 3.5.2 一般流行特征 |
| 3.5.3 空间聚集性 |
| 3.6 布鲁氏菌病 |
| 3.6.1 流行趋势 |
| 3.6.2 一般流行特征 |
| 3.6.3 空间聚集性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传染病疫情分析 |
| 4.2 主要传染病 |
| 4.2.1 流行趋势 |
| 4.2.2 流行特征 |
| 4.2.3 空间聚集性 |
| 4.3 对策及建议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六章 不足与展望 |
| 6.1 不足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时空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国内、外传染病死因研究现状 |
| 2.广西传染病死因研究现状 |
| 3.GIS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现状 |
| 4.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1.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质量控制 |
| 2.结果 |
| 2.1 传染病死亡总体情况 |
| 2.2 传染病分病种死因顺位 |
| 3.讨论 |
| 第二章 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时空趋势研究 |
| 1.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质量控制 |
| 2.结果 |
| 2.1 凌云县2008-2015年传染病死亡率的时空趋势分析 |
| 2.2 柳北区2008-2015年传染病死亡率的时空趋势分析 |
| 2.3 罗城县2008-2015年传染病死亡率的时空趋势分析 |
| 2.4 兴宁区2008-2015年传染病死亡率的时空趋势分析 |
| 2.5 秀峰区2008-2015年传染病死亡率的时空趋势分析 |
| 2.6 广西7个监测点传染病死亡率和交通网络时空相关性分析 |
| 3.讨论 |
| 总结 |
| 1.主要研究结论 |
| 2.本研究的创新性 |
| 2.1 材料的创新 |
| 2.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2.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3.本研究的局限性 |
| 4.研究进一步改善的思路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附录 |
（7）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8）1950～2015年广西桂林市疟疾防制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方法 |
| 1.3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疟疾流行概况 |
| 2.2 疟疾病例诊断技术变化 |
| 2.3 当地居民与输入性疟原虫种类变化状况 |
| 2.4 输入性疟疾病例感染地分类 |
| 2.5 当地居民及输入性疟疾病例各市、县分布 |
| 3 讨论 |
（9）广西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中期评估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1 疟疾流行的历史背景 |
| 1.1人群感染率 |
| 1.2 防控的历程 |
| 1.2.1防治初期主要措施 |
| 1.2.2防治中期主要措施 |
| 1.2.3防治后期主要措施 |
| 2 消除疟疾行动计划目标实现情况 |
| 2.1保障措施和疫情控制情况 |
| 2.2消除疟疾考核评估工作完成情况 |
| 3 主要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及措施落实情况 |
| 3.1省级技术培训 |
| 3.2市县级技术培训 |
| 3.3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 |
| 3.4病例报告、治疗和个案调查 |
| 3.5疫点处置 |
| 3.6健康教育 |
| 4 能力建设情况 |
| 4.1人力与技术保障 |
| 4.2经费、物资保障 |
| 5 多部门合作情况 |
| 5.1建立口岸疫情通报机制 |
| 5.2对援非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
| 5.3确定疟疾病人定点收治医疗单位 |
| 6 经验总结 |
| 7 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
（10）2009-2011年粤桂琼联防区广西八市县疟疾流行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病例侦查 |
| 1.3 病例诊疗 |
| 1.4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疟疾监测 |
| 2.1.1 常住人口发热患者血检 |
| 2.1.2 流动人口血检 |
| 2.1.3 病灶点居民带虫调查 |
| 2.2 发病情况 |
| 2.3 流行特征 |
| 2.3.1 病例分类 |
| 2.3.2 人群分布 |
| 2.3.3 地区分布 |
| 2.3.4 季节分布 |
| 2.3.5 职业分布 |
| 2.4 媒介监测 |
| 3 讨论 |
| 3.1 控制本地传播疟疾回升 |
| 3.2 控制输入性疟疾传播 |
| 3.3 病例来源变迁 |
| 3.4 继续加强监测, 巩固防治成果。 |
四、桂林市1995～2000年疟疾监测结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D]. 许秋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D]. 李保平.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3)
- [3]广西壮族自治区70年疟疾防治成就[J]. 黎军,林康明,韦树娇,张伟尉,冯向阳,燕慧. 热带医学杂志, 2020(08)
- [4]桂林市叠彩区药用植物种类组成及其区系特征[D]. 涂洪润.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2)
- [5]2008-2017年同心县主要传染病流行特征及空间聚集性分析[D]. 马玉贞. 兰州大学, 2020(01)
- [6]2008-2015年广西7个疾病监测点法定传染病死因监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时空趋势研究[D]. 倪胜. 广西医科大学, 2018(07)
- [7]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8]1950～2015年广西桂林市疟疾防制效果分析[J]. 熊昊,潘定权,唐国荣,李革莉,潘海,贺力平,张灵通,蒲宏清,林康明,韦树姣,黎军,黄亚铭. 中国医药科学, 2017(12)
- [9]广西消除疟疾行动计划中期评估报告[J]. 黎军,杨益超,张伟尉,韦树娇,林康明. 中国热带医学, 2016(04)
- [10]2009-2011年粤桂琼联防区广西八市县疟疾流行特征分析[J]. 李锦辉,黎军,毛玮,林康明,韦海艳.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