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格

一、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貌（论文文献综述）

高露露^[1]（2021）在《延安时期丁玲散文中的西北书写研究》文中提出

霍虹^[2]（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戴珍玲^[3]（2021）在《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丁玲和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将自身丰富的女性体验与对女性群体的密切关注融为一体,以文本创作的形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解放问题进行探索。结合丁玲和萧红的女性经历,将之作为解读其作品的互文性背景,从两性、家庭和社会三个关系维度来分析她们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可以发现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思考:丁玲认为通过政治权力争取两性平等是实现女性解放的根本之途。对政治的追求与强调不仅表现在丁玲自身的人生选择中,也影响着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而萧红的创作则关注两性差异,强调男权文化对女性走向社会的阻碍。这种创作差异正是丁玲、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创作中的直观体现。女性解放难以一蹴而就,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她们的创作所体现的对女性群体的关怀以及对女性解放话题所进行的思考,对推动女性解放运动有着重要作用。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界定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梳理该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肯定丁玲和萧红的创作价值,点明她们的创作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个部分通过分析丁玲和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两性、家庭和社会三重维度遭遇的不同困境来解读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第三个部分主要比较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的异同,分析造成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差异的原因,并探讨丁玲、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女性解放话题的启发。

何明霞^[4]（2021）在《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革命伦理即为革命思想的政治规定化,它彰显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时期的革命伦理价值观倡导对革命理想的坚持与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要求对民族、阶级革命实践的全力投入与无私奉献,强调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群体与革命利益,革命伦理价值观为革命实践的最终胜利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文艺是创作主体进行伦理思想实践的一种形式,文艺观的形成就是创作主体以文艺为中介与客观现实世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过程。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于延安时期的特殊历史语境之下,对具体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活动进行指导实践而生发出的意识形态产物。本论文旨在考察革命伦理观与延安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文艺是如何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出对政治革命的配合与宣传功能,这将为如何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文艺伦理观提供参考与反思。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以及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概念梳理,如对延安文艺和革命伦理做出的概念界定和阐述,最后对所涉及的延安文艺的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其中文献包括延安文艺史料类、延安文艺革命伦理研究成果类以及针对延安文艺本身的研究成果类。在对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找到研究目标,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总述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第二、三、四章则是革命伦理观在延安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呈现出的总体特征,分别为:延安文艺的大众性、延安文艺的阶级性与延安文艺的民族性;第五章深入政治、历史语境维度,理解延安文艺时期对革命伦理价值观做出历史选择的原因。结语部分针对延安文艺革命伦理对于个体伦理的相对忽视做出了分析,总结了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的不足所在,但究其缘由也是历史现实所致。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延安文艺中革命伦理观的生成。中国启蒙思想兴起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颠覆了传统文艺中的伦理思想,在这场文艺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强调以个人为主体的个体主义伦理观,祈望以文艺作品与文艺运动唤醒个体之我。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战争的升级,个体主义伦理观开始逐渐向集体主义伦理归依,此时的文艺革命伦理观体现出重视集体与倡导奉献的特点,这标志着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初步确立。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提出标志着人民本位的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形成与确立。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在文艺作品与活动的具体实践中表现出对无产阶级的认同与对革命目标的强调。第二章着重探讨在革命伦理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文艺形成的大众化发展方向对个体主义伦理思想的冲击,以及个体主义向革命大众的迎合与归并。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与阶级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延安社会中的落后者成为了被大众改造与团结的对象,女性走出阶级压迫走入革命群体成为了革命力量,个体主义成为了集体主义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在革命实践中被重新定义与改造。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下,追求个体自由与价值的个人主义伦理观被追求社会救亡与阶级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伦理观所覆盖,延安文艺因此呈现出大众性的革命伦理思想特征。第三章考察革命伦理思想影响下的延安文艺中的阶级认同意识,分别选取了家庭、文艺社团、民间文艺三个延安文艺的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和分析,考察它们如何在革命伦理思想的引导与规训下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从原本松散的状态下一跃成为延安文艺革命伦理思想的创造者和宣传者。本章之中所论及的革命伦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因阶级认同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这种伦理思想对延安文艺所产生的影响有效的聚集了革命力量、推进了革命进程。在延安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身份认同意识成为了革命伦理的组成部分,阶级身份的认同替代了原有的价值观判断。第四章论述了民族主义伦理思想作为延安文艺一贯的价值标尺,在延安文艺中的变化、运用与发展。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延安地区的历史语境与革命任务发生了转变,在抗战时期,革命伦理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延安文艺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目标的转变,延安文艺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合谋的状态继续作用于革命伦理思想之中,成为构建延安革命伦理思想的道德评判标准,这种合谋关系主要体现在“民族性与阶级性”和“民族性与现代性”之中。首先,在民族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中,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民族主义是具有阶级立场的,不同的阶级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但民族主义也存在着国民所共有的属性,在具体情况中可做出具体的分析。延安文艺中的民族性是与阶级性互为条件且可实现互相转化的。其次,在延安革命伦理思想中,民族性与现代性并不是互为悖反的关系,将“现代性”蕴含于“民族性”之中建构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新型革命伦理思想,是延安文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第五章主要以政治现实与历史语境为视角,理解延安文艺对革命伦理价值观的选择原因。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本就受到政治形态的影响,政治伦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会成为影响文艺实践的价值标尺,文艺革命伦理观的价值指向就是通过文艺实践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建立良善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在社会中的自我修德。延安时期在特定的革命历史语境之下,文艺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媒介,通过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得文艺作品与文艺活动承担着革命文化的宣传与发展义务,呈现出大众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的特点,革命伦理思想对文艺的介入使得文艺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革命伦理思想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使得政治伦理的正义关切表现为对革命的过度关注,忽略了文艺本身的建设与发展,损害了文艺的独立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今天我们以革命伦理为角度对延安文艺进行重新审视,就是要回到历史的现场之中客观的思考革命伦理的价值所在,可以说,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将文艺看作是人民大众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伦理活动。结语部分对延安文艺革命伦理观中个体主义的缺失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在历史特殊时期,对革命伦理思想的强调彰显了崇高的民族信仰与革命信念。革命伦理思想通过对延安文艺的介入参与到了革命事业的实践中,对现代化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对集体主义与革命伦理过于关注的同时,却造成了对个体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相对忽略,致使个体生命与个人价值在革命语境之下的被漠视与被削弱,这一现象的发生使得延安文艺在整体上呈现出对革命理想的单一化追求,与人类情感本应该丰富的审美感受有所悖离,但放置于大的时代之中,文艺作为能动于革命实践的意识形态,做出顺应时代的历史选择也是使命使然。

张挺玺^[5]（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杨洪承^[6]（2021）在《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文中指出现代作家丁玲思想—创作的生成及演变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文学发生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和阶段有着密切关联。作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典型现象,丁玲与现代中国文学彼此同构又抵牾的不断自我调适所揭示的作家个性特色和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内在思想文化要素,对于重新审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精神传统有着特殊意义:首先,丁玲起笔创作就写小我也写大众,写熟悉的女性也写陌生的难民,写生活也写革命,写人生的片断也写时代历史的大事件,写现实所见也写个人感受和体验。她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进入面向生活的重要发展的历史阶段;其次,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知识女性随性而独立的姿态与时代同行共进,她的创作总是能够爆发出自己的生命强力,赋予了革命与文学多声部的变奏和独具个性特质的精神风貌;再次,丁玲用鲜明的性别意识谱写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将革命文学单一思想代码和政治隐喻,转向人的解放的自觉反思和其文化思想的纵深推进,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个性化的案例和丰富的思想资源。

刘金^[7]（2020）在《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朝鲜族作家、民族抗战斗士金学铁（本名洪性杰,1916-2001）,经历过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的洗礼,目睹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冷战格局下的对立斗争,他是东亚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和平年代,他追忆往昔并以在场者的视角、纪实的描述,忠实地记录了这段惊心动魄的东亚近代史。金学铁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作品,是建立在其亲身抗战体验基础上的记忆书写,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高度耦合,还原了朝鲜革命者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辛过程,描绘了中韩革命者联合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壮丽史实,被反复描写的朝鲜义勇队抗战叙事也成为金学铁抗日文学的独特印记。金学铁于1946年在韩国首尔登上文坛,1952年定居中国延边,一生坚持用朝鲜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抗日文学书写在中国朝鲜族文坛和韩国文坛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这些文字填补了中国朝鲜族抗日文学的空白,也是韩国最早的游击队文学。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韩国的出版发行,引起了韩国学界对海外同胞文学和抗日文学的讨论和关注,为中韩文学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金学铁的抗日书写再现了朝鲜革命青年的抗战历程,而他个人及其所属的朝鲜义勇队的抗战活动也以纪录片的形式被搬上银幕,流亡海外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家的革命事迹继而被更多的韩国民众知悉。通过梳理金学铁在东亚的活动轨迹和文学创作经历,不难发现其坎坷的生命体验与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出生便带着“亡国奴”枷锁的金学铁,成长在殖民地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速了金学铁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以及反抗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坚定了他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心。其次,在中国的抗战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少年金学铁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和信心,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也为其文学作品增添了高洁傲岸的精神色彩。另外,抗战时期的战地文艺创作也为其正式走上文学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解放后,回到韩国的金学铁以残缺的身躯进行文艺创作,正式从一名抗战军人转变为小说家、作家。但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让金学铁被迫从韩国逃离到朝鲜,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整个青春的他,无法对自己的国民身份实现认同。最终,他再次来到中国,离散生活的苦闷只能借助抗日记忆的书写进行排解。而金学铁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幽默和诙谐的源头,即千锤百炼中淬炼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精神。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主题鲜明、体裁多样,普遍呈现出自传体叙事特点,作者以自我言说的叙事方式流露出对身份的思索和追认。例如,抗战回忆录《抗战别曲》记录了朝鲜义勇队成员“金学武”、“文正一”、“康秉学”等人的革命经历,金学铁以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诸多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义勇队群像,是一部关于朝鲜义勇队的群体传记。而金学铁作为群像中的一员,对群体的肯定也的对自我的肯定,对他人的描写从侧面对自我形象进行弥补,也可以看作是“他传化的自传”。自传《最后的分队长》则是金学铁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总结性回顾,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完整的展示了一个殖民地少年成长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再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自我成长历程。自传体长篇小说《激情时代》以金学铁的成长经历为蓝本,是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的结合,通过对镜像自我“徐船长”的描写,重新审视和反思自我。同时,小说浓郁的民族色彩,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自传到自传体小说不仅丰富了自我形象,也表现出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需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当离散成为生活常态之后,金学铁思念故土的苦闷也只能在文字中得以消解。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在内容、主题、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主题互涉,其文学叙事也与其他历史文本也呈现出广义的互文关系。具体来说,在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散文之间以及不同文体的作品之间,通过作者的“自我改写”、“自我引用”等方式,实现了文本的交织和相互印证,产生了文本的互动和交叉,即,“内互文”关系。金学铁频繁引用自己之前发表过的作品,这种自我引用和重复并非自我抄袭,而是以自省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文本,从而进一步强调在海外进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艰苦奋斗历程,以期引起东亚各国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金学铁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记录历史、传递真相永远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小说与同时代其他文本乃至与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大文本之间也存在主题互涉,即“外互文”关系。小说的文学叙事与新闻报道的历史叙事在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互相回应,交织出文学化的历史现场。总之,“互文性”叙事贯穿于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的始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和书写,多种文体的综合运用也使结构上呈现和谐的形式美感。金学铁抗日文学书写是对来华抗战的朝鲜革命者抗战经历的历史记录,以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实的叙事内容,在东亚抗日叙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和重大历史文献价值。当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文字便成为保存记忆的最好方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史和韩国的民族解放史上,朝鲜义勇队的名字因金学铁的抗日书写而开始变得清晰。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和发言人,金学铁实现了记录真实历史、展示朝鲜革命青年战斗面貌的承诺。他这一篇篇或短或长的文学作品承载着东亚人民的集体记忆和他的独特个体记忆,这些“证词”既是金学铁为自己也是为已故的战友发声,一方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另一方面是避免海外革命者的功绩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为朝鲜革命者竖起了一座座文字的丰碑,也由此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传递民族价值观、构建民族同一性的“记忆之场”。金学铁的抗日文学是东亚近代史的缩影并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反殖民斗争史。

AYE AYE KHAING^[8]（2020）在《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分别是20世纪活跃于缅甸、中国两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虽然生活于缅甸、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综合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探究,她们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命进程、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揭示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追求、发展与进步,以及女性本身为各自国家的人民解放、平等自由、民族独立与国家进步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小说创作中,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都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像,透过女性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反映、表达女性面临的时代困境、环境困难、人生困惑与生存问题,并通过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与典型环境的描写,以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的建构来表达女性群体对于解放的渴望、平等的追求与自身发展的努力。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通过解读两位作家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及自我解放意识等问题,并比较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意识、创作手法、审美艺术及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异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首先理清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等理论概念与范畴;其次,探讨分析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并论述其在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艺术形象与审美叙事的表现;第三,分析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通过丁玲前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探讨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并分析丁玲独特的女性意识的根源及形成因素。第二章比较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首先通过两者的生长环境与她们在小说中的表现,论述女性意识对两者的影响,其次进行分析论证两者早期创作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第三章比较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一节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第二节主要分析研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展示的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第三节为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表现的反讽叙事手法,第四节为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第四章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节为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论述两者在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异同点;第二节为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论述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不同国家与社会环境下两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论述因作家自身思想的接受与作家自身的经历的不同因素,两者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作为缅中两国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接受新的文明、文化的洗礼过程中,她们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与过程,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技艺方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的描写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建构的同形、表达的同质与审美的差异的现象。加尼觉玛玛礼更倾向于塑造继承传统文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而丁玲则更加注重与传统决裂而追求现代意识、解放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缅中两国的女性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从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审美等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民族与时代的关系。运用跨文化、跨国别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创作由于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抗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境遇,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个人见解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关注女性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大多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与婚姻上的困境,其女性都较有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而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点是:加尼觉玛玛礼的小说侧重反映艰苦的传统妇女生活,她们的悲剧性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人道主义思想;而丁玲的作品更多反映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精神痛苦,其中的女性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个性的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

黄菲蒂^[9]（2020）在《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文中指出报告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以来,始终以现实和历史的在场者身份参与着百年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示着独特而重要的文体价值。报告文学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文学参照,不但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而且在一些重要历史时期成为时代文学主潮之一。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却相对缓慢和单薄,未能给如此丰厚的创作提供足够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支撑,这不仅使这一特殊文学样式难以获得应有的文学史认同,还使文体在合法性上遭遇危机。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话语建构在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之上,报告文学因其纪实性特征与小说等虚构文学在文化立场、价值取向、话语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就相对处在这一理论评价体系的边缘。因而,建构起从报告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符号自身创作规律的理论话语就显得尤为重要。报告文学的纪实性、社会性、公共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与虚构文学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尽相同。报告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主要表现为对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的真实书写上,时代主题和现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报告文学的写作主题。这充分说明报告文学的主题话语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而把握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则是抵达文体本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报告文学与时代紧密互动,其主题话语必然随时代语境变迁而嬗变。因而,本文试图从时代语境与百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考察以主题话语嬗变为问题意识的报告文学核心价值,同时为认识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提供一个报告文学的参照系,并尝试为报告文学自身理论话语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于以上观点,除绪论和结语,本文主体部分设置五章内容。第一章论述近现代语境与发生期报告文学的启蒙主题书写。论文将从文体孕育的前提条件、阶级属性、时代语境、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来考察报告文学的发生。重点论述发生期报告文学以实录和写实文学观为宗旨的创作特征,并以梁启超等代表性作家作品为中心着重考察启蒙主题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有力表达。第二章阐释1930-1940年代报告文学对民族救亡主题的深入书写。第一节重点考察“左联”对报告文学的倡导和推动,着力分析1930年代救亡主题在报告文学中写作中的多维表现;并以《包身工》等经典文本为重点阐释对象探讨这一主题在报告文学书写中达到的高度。第二节论述1940年代报告文学的救亡书写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结合抗战背景、文艺政策分别考察解放区与国统区、沦陷区救亡书写的不同情形。另外还要专门论述这一时期大规模群众性写作活动及“一日”体报告文学现象。第三章重点论述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时期报告文学以新中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的主题书写。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和时代英雄人物,形成了以祖国建设和时代人物为中心的第一个主题话语。其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数以千计的报告文学作品中被记录和传唱,形成一个重要写作主题,《谁是最可爱的人》正是这一主题书写的经典文本,值得深入解读。此外,报告文学随时代政治风浪起伏,一方面在“双百”方针短暂的宽松氛围下出现了一些“干预生活”的写作,一方面在紧张压抑的氛围中走向文体异化,对这两种主题书写的变奏我们也将单独进行阐释。第四章论述新时期以新启蒙和史志录为主题话语的报告文学创作。第一节重在阐释新时期启蒙语境与报告文学自觉之间的重要关系。文革结束后,一场重新发现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到来。作家重新对现实发声,“文学主体性”观念确立。《哥德巴赫猜想》与伤痕小说、朦胧诗一道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声,也是报告文学复兴的标志。报告文学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开始回归。接下来重点阐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对新时期启蒙主题的宏观呈现。在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将启蒙主题推向高潮,一时间成为文学主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在对问题的写作中体现出对民众启蒙的强烈愿望,以启蒙为目的的问题意识正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问题意识的核心。赵瑜是这一写作的代表作家,不论从创作时间跨度、作品成就、思想深度还是文体探索上,他的写作都已具备某种经典的意义。第三节论述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历史主题书写。1990年代启蒙落潮,“人文精神的危机”出现,报告文学一方面陷入沉寂,一方面仍有少数作家坚守现实书写的品格。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书写为主题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出现,一批有历史意识,又有当代价值的文本产生。第五章论述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国是和民生主题书写。2014年,新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以此为节点本章分为前后两个部进行论述。第一节重在阐释新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国是主题写作。一方面,以讲好中国故事、书写中国梦的主题被集中表达;一方面,报告文学对社会问题给出谏言,“为人生”的文体自觉在创作中显现。我们还将探讨国是主题书写上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并重点分析何建明国是主题书写的代表性意义。第二节阐释2014年以来报告文学的民生主题书写。习近平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论述最终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事关民生的主题书写集中涌现,形成民生文学的报告文学写作现象。

付甜甜^[10]（2020）在《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20年代初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召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从稚嫩到成熟,从理论模仿、照搬到结合中国实际最终实现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外源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离不开每个参与其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更离不开各种文艺组织、刊物等的推动。座谈会前,以组织形态为划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团时期（1921年至1930年,主要以文学社团为平台的传播时期）、“左联”时期（1930年至1936年,主要以“左联”为依托传播与发展的时期）、延安文艺前期（1937年至1942年,依托多种类型组织的发展时期）。不同时期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包含优点也有局限性。不同阶段的组织形态之间也有内在的关联,下一阶段的组织方式既有对上一阶段的继承也有发展,它们在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问题。但无论是发展还是问题,又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起点。在这种组织形态的更替与演进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都或多或少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成为组织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社团时期,共产党人主要以个体身份有限地参与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一过程;“左联”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主导下的群众性文学组织——“左联”参与到这一进程,但受到客观条件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在“左联”后期,党组织与“左联”一度失去联系;延安文艺前期,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领导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但此前党与文艺组织间松散的联结关系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客观历史条件限制,介入与领导不够;二是因缺乏经验及党内的错误思想,造成了一些失误。社团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以文学社团为依托。文学社团作为本时期理论发展的主要方式,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集团性的论战方式、激进的论战策略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论赢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文学社团集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于一体,社团内的理论家与当下文坛、文本紧密联系,理论与文学实践互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从开始就带有一种实践性品格;论战过程中各社团为了寻找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武器做了大量的译介工作,为此后他们实现联合、成立“左联”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局限性也客观存在:身处在社团中的理论家难以改变的、基于社团利益的先在立场,使得他们在提倡某种理论时,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甚至误解、扭曲,导致理论的偏狭、偏激;文学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其群体行为在思维以及决策上的特点,助长了“左”的倾向,压抑了左翼文学内部多元化观点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留有封建宗法组织的痕迹,为了标榜自己的观点而导致门户之见,忙于无谓论争与内耗,未认真进行学理辨析,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整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本时期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初步的、稚嫩的且有很大片面性。“左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以群众性文艺组织“左联”为具体依托。“左联”与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相比既有一些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共性在于:在社团生存方式上,他们都采取激进的、对外论战的生存策略;在人事关系上,普通盟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以刊物作为联结的纽带。不同之处在于:从立场上看,“左联”成立的首要因素是政治立场的一致,而社团时期的文学社团基本都是同人社团,更多是以文学观点、趣味的一致作为集合的因素;从组织结构来看,“左联”比普通文学社团结构更为严密,且多了一个机构——党团。“左联”的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它将文坛上的左翼文艺团体以及个人都收入麾下,结束了左翼文坛论争不断的混乱局面,保存并壮大了左翼文艺力量。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初步的中国化。“左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左联”内部有两个领导核心一一党团与鲁迅,这两个核心之间因“左联”后期“联络人”的不确定性以及非面对面的交往模式而导致沟通不畅,不利于“左联”文艺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次,“左联”是一个以社团间联合为主导的新型文学组织,这使得“左联”的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思想分歧并不时论争,造成了内部的分裂与隔阂;最后,“左联”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左的、机械主义的倾向也对“左联”有着直接的影响。延安文艺前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里获得了相对自由多元的发展空间。因此座谈会之前,各种类型的文艺组织蓬勃发展。粗略地划分,这些文艺组织包含两大类型,一类是自由结社的知识分子型文学社团、一类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的文艺团体。前者主要继承了国统区的左翼文艺传统,后者则承继苏区文艺而来。这些蓬勃发展的文艺组织部分地克服了“左联”后期所出现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本时期组织形态上的最大特点是党的高层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指导。但是座谈会之前的文艺组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量大、种类多、层次丰富,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就造成文艺组织各自为政,莫衷一是。各文艺组织虽然明确文艺活动的大方向,但是对具体文艺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第二,《讲话》前文艺活动总体上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内开展,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战时敌我斗争的情况下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一些文艺团体内部过于散漫、缺乏纪律性与集体意识、个人主义严重等。这就影响了文艺活动的深入,甚至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都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讲话》形成的重要背景。结语部分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总结《讲话》前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与传播的组织形态特点及这种特点对理论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其次,梳理了三种组织形态下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子命题的推进。这实际上是对论文主题进行另一个视角的解读;最后,总结了《讲话》形成的背景以及《讲话》作为文艺理论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貌（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丁玲早期小说的独特风貌（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丁玲散文中的西北书写研究[D]. 高露露.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D]. 戴珍玲. 延安大学, 2021(12)
• [4]延安文艺中的革命伦理问题研究[D]. 何明霞. 西北大学, 2021(10)
• [5]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展期的价值调适——以作家丁玲为例[J]. 杨洪承. 齐鲁学刊, 2021(02)
• [7]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D]. 刘金. 山东大学, 2020(05)
• [8]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 AYE AYE KHAING. 湖北大学, 2020(02)
• [9]时代语境与百年中国报告文学主题话语嬗变[D]. 黄菲蒂.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10]延安《讲话》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组织形态及理论推进[D]. 付甜甜. 山东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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